远程工作：未来预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远程工作：未来预测

　　本章会讨论过去二十年间电子家庭工作者概念的不同涵义，以及这些涵义蕴藏的基本理念。尽管这些理念并不能为我们指出远程工作在未来的发展程度，但可以为我们擦亮眼睛，看清目前形势的核心与困境所在。
　　对未来的预测往往能够最为准确地体现出时代精神，但也往往最为迅速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剌，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科幻小说渗透着悲观情绪，充斥着法西斯/斯大林时代的笨拙建筑和一望无垠的工厂装配线；50年代整洁的核心家庭在世界核大战的阴影下幻想着能够保留体面的美国式中产阶级家庭道德观；到了60年代时出现了轻快的太空科幻作品，女性角色年轻貌美，身着花枝招展的迷你上衣和白色塑料靴，不知被何种能量驱动的大型电子计算器闪烁着色彩斑斓的灯光，在语音设备嗡嗡的噪音下用阴森的机械语言回答着人类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这些画面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未来，而是特定的文化对人类生活、科技进步、具体社会发展方向中那些一成不变的普世价值的（通常是大错特错的）刻画。换句话说，这些作品不会直接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向我们展现出创作人相信、希望或害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他们代表着同辈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类的行动受到信仰、恐惧和希望的驱动，这些行动或由此引起的反应会为后代奠定一个广义的历史背景，让后来人在其中探索、反抗和推延，进而形成他们自己对未来的预测。
　　本章中，我希望就某一类型的预测进行讨论。过去的二十年里，这类预测定期反复出现，成为瞬息万变的领域中始终存在的坚持。我希望通过分析这类预测的内在理念来认清真正的历史，看清预测者希望或惧怕的未来，从而发现那些能够施加行动或反对行动来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利益群体。
　　这类预测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信息技术的使用允许工人远离雇主工作、通常在家中办公的现象。该发展趋势在社会对未来工作的预测中占据了最关键的核心位置，因此很让人怀疑它的崇高象征性地位是否真的与其实际普及性相符。
　　一提到“远程工作”，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美妙的情景。工人可以搬出城市中心由平板玻璃、钢筋水泥构成的高楼大厦，回到乡村小屋办公；可以远离拥挤的办公室中那喧嚣嘈杂的生活，在家中安宁独处；再也不用高峰时间挤上火车与别人近距离肌肤相亲，反而可以使用一种近乎飘渺的抽象虚拟通讯方式，维护人类五感的纯净和灵敏。远程工作融合了两个世界的精华：既能够充分参与国际间的思想与信息沟通，又可以得到家庭这个避风港的保护。工人被包围在安全、舒适、如子宫一般的熟悉环境中，通过脐带与外面的大千世界交流。母体的动脉和静脉就是电信网络，夜以继日地搏动着，维持着信息的通畅流动。冒险与安全、交流与隐私、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宁静这些自古以来的矛盾局面似乎豁然开朗，在未来似乎可以两者兼得。
　　这样的理想沃土往往正是象征符号的摇篮。我认为“电子家庭工人”（electronic homeworker）已经成为一个蕴含着丰富意义的符号，代表着很多人对未来工作的渴望与担忧。不过，它的含义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不仅随着时间慢慢演变，也要取决于当事人与技术、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比如男性还是女性，员工还是雇主，独身生活还是照料他人，住房条件是好是坏，年轻还是年长，乐于使用信息技术还是厌恶新科技等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不对以上不同的含义加以区分，那么虽然远程工作的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象征性，但五花八门的不同态度会相互纠缠，在核心处拧成一股死结，让人始终无法把握它真实的内涵。换个比喻来说，我们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静态杂音，个体的声音在情感的喧嚣中被无情湮没。为了像政客一样从嘈杂的噪音中提取一些理性的东西，我们倾向于粗略地将事物分为“是”和“否”两大阵营，因此很多评论人士在分析远程工作态度时基本上总是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极端化群体，比如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支持者和反对者，认为远程工作是好事的人和认为它是坏事的人。
　　奇怪的是，工作组织的其他方面都没有像远程工作一样引起如此激情高昂（而且通常与道德有关）的辩论，不过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象征符号的强大力量。虽然其他工作组织问题也影响着广大民众，但你从来不会指望有人会以如此绝对化的口吻质问别人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兼职工作、加班、装配线、绩效工资或移民工等问题。
　　因为过分简化的极端分类不但无法揭示事物真相，反而会掩盖现实，我在本章会尽量加以避免。不过我也算评论人士，所以虽然我会尽全力保持客观性，但我的观点会不可避免地在有意或无意间染上我个人环境、生活经验和历史时代的特色。所以最好还是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以供比较参考。
　　近十年来，我一直是一名自营就业的单身母亲，住在伦敦市内一间拥挤不堪的公寓中，工作也是在家中进行。我的工作包括研究、写作、授课，有时也与他人通过远程通讯或面对面方式合作完成项目，我的工作室摆着三台电脑、两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两台打印机、五个档案柜、六个书架、两台书桌。现在房间内还有一名同事协同我一起工作。我的收入水平大起大落，不是一个好现象。每次外出时间超过一个晚上时必须带上自己的手提电脑。
　　自1982年以来（我女儿出生那年），我领导及协助进行了许多与远程工作有关的调査设计与分析工作：一个对“高科技”家庭工人的调査（我个人认为是英国首次）；一个有关“传统”家庭工人的比较调査；一个有关重度残疾的家庭工人和潜在家庭工人的调査；一个针对移动远程工人的调査；某公司曾考虑将中央打字室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处理，因此委托我调査打字员的情况；在欧洲国家进行过针对工人和雇主对远程工作的态度的大规模调査；在14家德国和英国公司对远程工人进行比较调査；在5个欧洲国家进行有关“工作新形式”的调査；最后还经常为远程工作的研究文献进行详尽（但累人）的述评工作。^[1]
　　由此可见，我不但自己开展远程工作，也熟知相关实证研究。不过这不代表我对远程工作了如指掌。正相反，因为这两方面有时候会产生冲突，所以可以说我对其中的复杂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对过分简化的概括描述有了一定的警觉性。我还要指出，因为我的工作主要都是在英国完成，所以读者应该会明显察觉到我在本文选用实例时的英国式偏好。
　　介绍完个人情况后，我们回头看一看电子家庭工人的形象。虽然早在1957年有关自动化的文献中就出现了相关概念，但直到70年代早期电子家庭工人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2]当时正好发生了能源危机，民众突然意识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便宜化石燃料能源时代已经结束了。在家中工作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主要就是为了节省燃料，实现“电信/交通之间的取舍平衡”。
　　截至70年代中期，尼尔斯（Nilles）和哈克尼斯（Harkness）等学者已经详细计算出如果美国劳动力按比例在家中办公，每年会节省多少百万桶石油，“远程上班族”（telecommuter）这个词应运而生。^[3]在这个概念下，家庭工人通过“远程上班”（或通过电信手段进行通讯），取代了实际上班的过程。与雇主的契约关系、工作任务的实质、工人家庭住址等其他因素被视为一成不变的因素，“远程上班族”的形象与传统上班族的形象相差无几。这段历史时期内，大众一提到“上班族”，头脑中就会想到一位男性形象，他身为公司经理或专业人士，遵纪守法，住在郊区。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另一类覆盖面更广的观点，起源自推崇自由的60年代，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追溯到50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这类观点对工商社会做出了激进的批判，将信息科技视为破坏非人道公司制度、绿化城市的手段。这些人的口头禅有“后工业化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共生技术”（convivial technology）、“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和“越小越好”（small is beautiful），对去集中化的小型工作场所持乐观态度，使用先进技术相互交流。^[4]他们如嬉皮士一般对官僚制度和大型机构抱有敌意，他们眼中的敌人既包括跨国公司、政府部门，也包括工会组织。
　　也许是由于同类型流行作品中最具影响力书籍的作者都是男性，去集中化工作的主角不言而喻也是一位男性，但已经不再是“上班族”的形象，而拥有了“创意工作者”的特征。与远程上班族相比，创意远程工人个性更加鲜明，受传统的束缚较少，通常为自营就业。我们可以想象他一般穿着仔裤而非西服，住在乡村而不是郊区。
　　以上两种形象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主角都是中产阶级男性，前提都是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工作和是否工作（并假设是全职工作），科技是进步的动力，可以为个体使用者所控制。到了70年代末，这两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融合汇集，形成了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笔下的“电子化住宅”（electronic cottage）概念。^[5]
　　不过，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技术的态度正发生着飞速变化。到了1978年，西方世界已经大举进入主要工业重组阶段，造成大面积失业现象，而信息技术正好就是重组的核心手段，被社会称作“硅芯片”。一夜之间，至少在英国的报纸上到处充斥着诸如“硅片无处不在”等大标题，电视屏幕上闪动着宣扬“新工业革命”的电视剧，那口吻听起来既像预测末日来临的先知，又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异常。
　　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着重关注失业现象〔1978年9月《卫报》一篇典型新闻标题为《科技或导致五百万人失业》（“Technology Could Put 5M Out of Work”）〕；而兴奋的是，在此之前社会上就曾因微处理器要比电子管或晶体管便宜得多、微小得多而欣喜若狂，在这里主要强调可以“在你自己起居室里”从事一系列神奇的活动。当时通常的做法是在摄影棚里搭建一个“未来之家”：男性家长（有时候毕恭毕敬的妻子和孩子也陪在身边）舒舒服服地坐在起居室中，手中拿着游戏杆，操纵着面前的大屏幕，惊喜地发现可以用家庭电脑来搜索股票价格、订购旅游服务、支付账单、査找最新的板球比赛分数。观众也被告知，家庭银行、家庭购物、甚至“工作”都可以通过此类方式进行。这里的技术在本质上是经理人士的玩具，技术的使用者仍然是中产阶级男性形象。
　　公众曾经对技术的良好共识在对技术潜在后果针锋相对的观点冲突中土崩瓦解。大多数行业内，如果有人质疑技术进步的必然性，他仍然会被视为反对机械化的卢德派（Luddite），不过现在人们有正当的理由询问技术究竟是“威胁还是希望”。在当时的社会辩论中，在家中办公的可能性仍然被视为“希望”，虽然社会还没有将其看做威胁，但恐怕很快就会了。
　　与此同时，廉价的个人电脑和文字处理机大规模出现在英国各地的办公室里，使用者并不是传统形象中的男性经理和职业人士，而是传统上从事安全但地位低下的文秘工作的女性，电脑的使用随之也披上了新的外衣。过去一提到电脑使用者，都会想到白领技工或高层经理，“驾驭”、控制着电脑，而现在的电脑则被定位成工具，反过来控制被动的女性用户。文字处理机的广告总是说当秘书的又蠢又不可靠（但很性感），强调科技可以提高准确率和生产力，让经理监管文秘更容易。计算程序那些深奥难懂的编程术语带来的神秘感也已经烟消云散。电脑现在更易于上手，广告暗示观众连傻乎乎的金发女郎都会用。
　　起初这些理念并没有涉及家庭工作，但确实开始吸引女性主义者的注意力，特别是当时恰逢白领女工迅速工会化，社会对信息技术影响的分析在女工自身电脑工作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的媒体形象大相径庭。新的分析也借鉴了对工业社会的早期批评，特别引用了布雷弗曼的研究，采纳了他“技能剥夺”的概念（过程比较困难，因为在大多数行业中“技能”传统上都和“男性”工作密切相关）来解释零散化、常规化和低级白领工作电脑化逐渐带来的压力。^[6]工人只有通过组织工会，为争取更人性化的工作条件集体议价，才能保证自己摆脱办公室自动化产生的剥削式、工厂式工作条件。因此，任何将工人分隔开来的举措都必须加以反对，而家庭工作虽然仍然只是在理论上成立，现实中尚未实现，但也严格属于这个范畴。
　　家庭工作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借鉴了之前二十多年来的广泛研究，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被称为“被困家庭主妇综合症”（trapped housewife syndrome）。自弗里丹（Friedan）分析了“无名问题”（problem which has no name）后，女性隔离在家中的现象已经成为女性主义者针对女性受压迫的中心议题，包括集体住房安排、保育设施等70年代的很多工程都试图推翻女性身上的社会压迫。^[7]进入80年代后，虽然没有人真正从女性角度出发研究远程工作问题，但很多女性对远程工作的未来心怀疑虑。
　　当时普遍认为家庭对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女性来说却是压迫的象征。在女性主义文献中，女性要在家中一天24小时为丈夫、孩子、病人、老人任劳任怨工作，不计任何报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已婚女性还有可能受丈夫强暴但无法受法律保护。无法逃离煎熬的女性很有可能染上抑郁症，丧失自信，陷入自卑情结。正因为如此，家庭才经常被比作监牢。^[8]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众对新技术的影响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时的工党议员（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议员）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就指出：“微电子技术可以让家庭团圆和睦。”^[9]虽然女性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对新的认识表示认同，但这类话他们通常是不会说的，反而经常可以从坚决反对女性主义的人士口中听到，比如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信息科技大臣肯尼斯·贝克（Kenneth Baker）、主教、实业家等等。
　　乍一看上去，家庭和微电子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关联，但迈克·阿尔德里奇（Mike Aldrich）在他的一本书中挑明了两者关系。阿尔德里奇是ROCC电脑［ROCC Computers，前身为丽的呼声电脑（Rediffusion Computers）］董事总经理，曾主要负责英国政府失败的电缆政策，他之前曾主笔编写过英国政府信息科技委员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Panel, ITAP）一份重要报告《电缆系统》（Cable Systems），是电缆政策的理论基础。他这本书请肯尼斯·贝克（Kenneth Baker）撰序，主要目的就是推销自己公司的产品。ROCC是英国数据输人系统领先制造商，当时正全力投入开发生产视图数据（或可视图文，videotex）系统。下面摘自书中的几个段落很发人深思：

　　受（工业社会发展）打击最大的就是婚姻制度，从传统的基督教婚姻宣誓“至死不渝”到1981年英国37%的婚姻在头5年以离婚告终，我们亲眼目睹了婚姻这块人类文明基石日渐风化的过程。
　　短命婚姻和单亲家庭现象的扩大恰好对应了大家庭的衰落，照料老人孩子、病患残疾的家庭责任感也逐渐丧失，正是因为以家为中心的家庭社会无法应付困难，照料弱者的责任全都压在了国家的肩上。
　　如果说过去的经济潜在趋势是反家庭的，也许在未来因为工作生活的发展，家庭这个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可能日子会更好过一些。1981年，美国劳动支出的60%发到了办公室工人的手中。物流、文书工作者队伍日益庞大……我们必须要看清，社会已经从蓝领经济转变为白领经济。这也许会改变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我们自然不可能每天给每个工人家庭发送一座钢厂，但可以每天给每个工人家庭发送电子文件。今天的市场上涌现出五花八门的电信产品和服务，绝对成本越来越低，改革必须摆脱在市镇中心办公的传统方式，向着以家庭为中心的工作生活前进。
　　……家庭的地位愈发重要，但家庭保护下的婚姻却土崩瓦解，这似乎有些自相矛质。也许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问题。^[10]

　　和其他众多类似观点一样，上面引用的部分也避开了女性这个字眼。家庭和文书工作在这里被当成抽象概念，影响着每一个公民，而不仅仅是具体的女性。当然，作者在这里是指女性不断变化的角色问题。他非常怀念过去的女性在家里照顾老幼病患的时代，叹息女性越来越独立于男人，不但在家庭外从事经济活动，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甚至选择自行抚养孩子。他在潜意识中也承认女性需要多从事白领工作。社会一方面需要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劳动，又希望女性在家内盛行无偿工作，正是为了满足这看似矛盾的社会需求，信息技术才如此受人推崇：因为女性一旦成为家庭工人，就会兼得鱼和熊掌。
　　远程工作的角色因此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利用远程工作来解决上班奔波问题或逃避繁文缛节的官僚体系，而是用它来补救家庭的瓦解。随着功能的转变，远程工人的形象在性别和地位方面也产生了转型，远程工人再也不是一个男性上班族或独立艺术家的形象，而是一名“家庭优先”的女性，自己的工作相比而言不那么重要，只能在给奶奶端尿盆、给婴儿洗尿布的空隙间办公。
　　只有在这段时期内人们也才开始关注远程工作的实际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软件行业一直在大规模雇佣在家办公的程序员，其中大多数是离开办公室回家生孩子的女性。多亏了F国际（F International,后来改名为FI集团，FI Group）创始人史蒂夫·雪利（Steve Shirley）的人格魅力和公关经理罗斯玛丽·西蒙兹（Rosemary Symonds）的不懈努力，这个百分百雇佣在家办公女性的软件公司频频出现在报刊文章、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知名度与日俱增。
　　然而，通过采访或让个体家庭工人自我填写调査问卷，我们发现了更加模棱两可的结果。仅有少数家庭工作者是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数都只为一名雇主服务，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独、不安、没有自信，虽然她们认为毕竟比完全失业要好，但总是觉得这些情感上的负面因素是和家人在一起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被当做自营就业者的人工资低得可怜，丧失了正常上班办公附带的福利。^[11]实际上，虽然大多数都属于中产阶级，但这些工人与传统的手工缝纫、包装等行业的家庭工人存在着一些共同点。^[12]对大多数此类女工来讲，远程工作并不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是当她们夹在赚钱养家和抚养孩子这两个水火不容的选择之间所面临的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而已。她们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产生了针对远程工作经验的五花八门的理论诠释。
　　有些人担心远程工作会成为破坏工会组织的武器，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铁证，因此有一些工会和办公室工人代表组织（如美国的朝九晚五组织，U.S.-based 9 to 5）呼吁对电子家庭工作加以控制或干脆禁止，德国金属业工会（IG Metall）在此方面就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其他人也同样热情洋溢地宣称远程工作是解放女性的手段。^[13]
　　远程工作就这样成为争议话题，到了80年代中期，在重大政策讨论文件、技术评估、国际研究和各种会议中成为了辩论的一个主要焦点。^[14]虽然研究文献倾向于在道德框架下分析远程工作（在针锋相对的意见中试图寻找一条中庸之道），但与此同时另一套社会观点也在形成，远程工作在其中的角色更偏向工具手段，辩论双方也没有那么激愤，只是将它看做工作组织的一种可能形式而已。
　　这套新观点的关键词是灵活性，主要研究组织的重组与精简，使其能更加迅速地适应市场变化，尤其要与日本公司竞争。新的人气词汇包括工作场所组织的“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及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和“核心一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等。^[15]这个阶段提出的新点子其实都有历史渊源，比如利用自动化过程来个性化大规模生产产品的理念早在1957到1958年由琼斯（Jones）在《设计》杂志发表的一系列自动化前瞻文章中就已经提出。^[16]同心圆式组织结构图的概念在过去至少二十年间也一直在有关运营透明度的管理研究中加以讨论。之所以说它们是新概念，是因为它们并不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推出，对组织形式的广义研究起到补充作用，而是以规定性的方式推出应用方案，解决直接、具体的问题。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利润危机和劳动力大重组等动荡中存活下来的制造公司现在正在进行再投资，努力在不形成大规模固定工人群体的前提下扩张业务。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在重组，使用自动化销售点技术，对市场变化更加敏感，而其他行业正在削减固定成本。因此，灵活性就成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的手段，而灵活性在这里指的是雇主的灵活性：灵活改变工作时间，调整工人任务，根据需求雇佣或抛弃员工等。经理们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选择来提高公司灵活度：新的轮班制，每年工作时间合同，多任务处理协议，临时或固定合同，兼职工作，下包（在国营经济中通过鼓励私有化和强制竞标来实现），提高兼职工使用频率，雇佣家庭工人等。远程工作只是以上诸多选项中的一项而已。
　　从表面上讲，如果这样看待远程工作，那它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情感要素和性别差异。其实，大多数研究工作场所灵活性的文献不管是在直接或间接下指的都是女性希望能在工作时间安排中个人灵活处理家庭事务，但文献忽略了这两种大相径庭、水火不容的需求，坚持认为两者其实是一码事：雇主的灵活性就是工人的灵活性。似乎普遍认为，“核心”工人是男性，而“边缘”工人是女性，但在现实中几乎完全不是这样。^[17]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远程工人仍然有可能是女性，但远距离形式办公再也不被视为解决家庭瓦解问题的良药，而仅仅是公司削减管理成本、提高组织适应能力的一种手段。
　　还有另一套观点与以上观点有关系，也涉及到了远程工作现象：这就是企业经济理论。在这里，远程工作被视为通向创业道路的一个中间阶段。这个理念首先是由兰克施乐公司（Rank Xerox）推出的。80年代早期兰克施乐实施了一项重大“网络”项目。^[18]该项目规定，高级管理层和专业员工要接受有关自行创业的培训，然后独立于公司从事远程工作，兰克施乐保证在独立后第一年之内为他们提供最低工作量。
　　自此，远程工作的定义也包括了在家劳动、使用电脑的自营就业者。实际上很难在家庭小生意和其他形式的远程工作间划清界限（或给任何类型的远程工作下一个完美的定义）。^[19]因此任何希望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的人都可以将日益增多的自营就业者视为蒸蒸日上的企业家群体，其中很多人会走出家门做起自己的小生意。
　　在以上观点中，远程工人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化。他们最常见的形象又是自由自在的男性（兰克施乐的“网络工人”几乎全部都是男人），不会被家务活绊住手脚，每天可以持续工作很长时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他们解决了“依赖文化”的问题，振兴经济、缩减福利开支、为自力更生的传统价值与自由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我在本章中仅仅提及了远程工作可以解决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还存在着其他问题，如残疾人就业，偏远地区经济改革，为创意产业提供安静环境问题等。希望能让读者看到，这些“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大相径庭的远程工人形象，对远程工作的善恶也莫衷一是，结果到最后我们只能问：哪种形象最贴近现实？
　　恐怕我的回答会很平淡：远程工作概念模糊不清，无法以清晰、定量的方式衡量；它作为意识形态构建要比作为现实存在更有力度；证据显示，我上面列出的种种大相径庭、表面上水火不容的观点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但在每一个具体观点上都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它可以跨出自己狭小的领域，影响到社会大众。的确有人为了避免上班奔波与雇主协商在家工作（但人数不多）；的确有人极端厌恶大公司环境，为自己搭建起“电子化住宅”（但人数不多）；的确有女性因为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儿童护理服务心甘情愿在家里用电脑工作（但人数不多）；的确有其他类似的工人觉得自己被经济剥削，工资太低（但人数不多）；的确有一些国营、私营单位正在系统化地研究将部分员工转移到家中工作（但人数不多）；的确有许多家庭工作者因为工作需要碰巧使用电脑，比如水管工、农民和建筑师；也的确有很多人在外上班，但偶尔要使用家庭电脑完成额外工作。更复杂的是，移动电话、传真、手提电脑等高科技产品允许越来越多的人在路上办公，工作地点随时都在变化，无法具体归类。^[20]因为人类不能只靠信息过活，认为大多数人口都会成为远程工人的想法有些过于牵强。不过以上列出的人群正在不断扩大，很有可能会一直发展下去。
　　在我看来，远程工作的不同形象最有趣的一点并不是我们能从中定量观察到现实变化，而是能让我们看到这些形象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汤姆·福瑞斯特（Tom Forester）的文章《电子化住宅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Electronic Cottage）中的一个例子来结束本章。^[21]福瑞斯特认为远程工作不太可能以70年代预计的速度增长，这个观点其他很多人也提过了，但他得出结论的方法却非常新颖。他的论述几乎完全发自于他个人和几个朋友在家工作的经验。他的确也借鉴了一些文献，但非常零散，比如他认为大量有关性别问题的实证和分析研究都只是“提出了经济剥削、就业条件、工会代表缺失等具体问题”。他的核心论点是，在他眼中，“最开始两三年是蜜月期，工作高高兴兴，效率极高，但接下来几年差强人意，感到孤独、疏离，渴望逃离‘—成不变的四壁’”。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自动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将自己看做“远程上班族”，接受与之相关的“电子化住宅”概念，所以他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任何一名女性都熟知的“被困家庭主妇综合症”，如果他提前仔细阅读了女性主义文献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了，将个人的体验扩展到全人类实在是有些过于危险。不过正是这样的个人体验及个人的一系列决策才构成社会运动的基石。如果我们加以忽视，那后果自负，因为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产生新的态度，新的态度又为行动奠定基础。电子化住宅的实施程度和具体形态取决于诸多社会角色做出的决策，这其中包括大型公司、企业家、创意工作者、养家糊口的女性、决策制定者等等。这些决策的方向不会整齐划一，也不必永远一成不变。不同决策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出乎意料的新规律；新的矛盾会随之出现，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新的社会形态会得到讨论。谁也不清楚远程工作在未来是否还能有效地描述社会形态，不过在今天，它的概念仍然是开放式的，尽情发挥你的智慧为远程工作下一个定义吧。

^[1] 见 Ursula Huwst, The New Homeworker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Reloc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 London: Low Pay Unit, 1984; “Remote Possibilities: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Analysis and Quantification of Telework in the UK”, in Telework: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New Form of Work, (ed.) W. B. Korte, S. Robinson, and W. J. Steinle,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8; “Uprooting the Office”, Practical Computing, September 1989 等文献。

^[2] J. C. Jones, “Automation and Design (1-5)“, Design 103, 104, 106, 108, 110, 1957—1958.

^[3] 见 J. Nilles et al., The Telecommunications-Transportation Trade-off, New York: John Wiley, 1976; R. C. Harkness,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Transportation Interactions, Menlo Park, Calif.: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1977.

^[4] 见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I. D. Illich, Tools for Convivi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Charles A. Reich,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和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5]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

^[6] 见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1974; 9 to 5, Race Against Time: Automation of the Office, Bost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Office Workers, 1980; J. Barker and H. Downing, “Word Proces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riarchal Relations of Control in the Office”, Capital and Class, Octeber 1980.

^[7]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3.

^[8] 见 L. Comer, Wedlocked Women, Leeds, England: Feminist Books, 1974; 和 Ann Oakley, Woman‘s Work: The Housewif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9] 见 S. Williams, Politics Is for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 见 M. Aldrich, Videotex: Key to the Wired City, London: Quiller Press, 1982.

^[11] 见 M. H. Olson, Remote Office Work: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81; J. H. Pratt, “Home Teleworkingt A Study of Its Pioneers”, i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NO. 25 2000; S. S. Kawakami, Electronic Homework :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rom a Human Resources Perspective, Urbana-Champaign, Ill.: Institute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1983; Huws, The New Homeworkers; G. Vedel, Just Pick Up a Telephone!: Remote Office Work in Sweden, Copenhagen, Denmark: Copenhag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84; and M. Lie, Is Remote Work the Way to the Good Life for Women as Well as Men?, Trondheim, Norway: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Industry, 1985.

^[12] 见 Bisset and U. Huws, Sweated Labour: Homeworking in Britain Today, London: Low Pay Unit, 1984.

^[13] 见 B. A, Gutekt, “Women’s Work in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 in The Technological Woman: Interfacing with Tomorrow (ed.), J. Zimmerman, New York: Praeger, 1983.

^[14] 见 U. 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utomation of America’s Office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elework: Impact on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Dublin: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198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fice Workstations in the Hom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5; Housing Associations Charitable Trust, Planning for Homework, London: Housing Associations Charitable Trust, 1984.

^[15] 见 J. Atkinson, Flexibility, Uncertainty and Manpower Manage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Manpower Studies, 1984 和 C. Curson, (ed.) Flexible Patterns of Work, Wellington, N. Z.: Institut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1986.

^[16] Jones, “Automation and Design (1-5)”.

^[17] 见 U. Huws, J. Hurstfield and R. Holtmaat, What Price Flexibility? The Casualisation of Women Employment, London: Low Pay Unit, 1989.

^[18] 见 P. Judkins, D. West, and J. Drew, Networking in Organisations: The Rank Xerox Experiment, Hampshire, England: Gower Publishingy Ltd., 1985.

^[19] 见Huws, “Remote Possibilities”.

^[20] 见 Huws, “Uprooting the Office”.

^[21] Tom Forester, “The Myth of the Electronic Cottage”, Futures, June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