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 肆、对日抗战 一、伸张民族大义 通州反正杀敌冀东方面，自殷汝耕叛国，在日军卵翼之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甘心为虎作伥，殊堪痛恨；同时，他是第一个敢于公然沭猴而冠的中国人。（伪满洲国的溥仪，原为逊清宣统皇帝，性质和殷逆不同）为了伸张国法大义，戴先生曾经几次派人接近其左右，准备为国除奸；都因为殷逆防范严密而功败垂成。于是，再从策动他用以维持伪政权的武力「冀东保安总队」着手。 「冀东保安总队」有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总共约一万五千人；第一纵队张庆余的实力，比第二纵队张砚田部强大。民国廿五年九月，戴先生的河南站副站长尚振声，以戚谊关系，透过该一、二、纵队的督察长方诚泽，与张庆余、张砚田取得联络，彼等欣然应允效顺中央。戴先生即据以密呈军委会，奉准予以卅一军番号，以张庆余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砚田为第二师师长，方诚泽为军参谋长，正在待命反正，抟殷献俘之中；旋因西安事变而暂停进行。（委任令尚未颁发），但因方的行动过于积极，引起殷逆怀疑，于民国廿六年，将方撤职；以致线索中断。 戴先生再接再厉，另行物色适合人选，重起炉灶。首先，由王抚洲邀同二张从前的直接长官，前任师长陈贯群赴天津，约张庆余晤谈，晓以大义；张已表示誓服中央命令，待命反正。另一方面吴安之（前黑龙江省督办兼省长吴俊升的旧属）也积极进行。由于张庆余曾任于学忠部团长，「冀东保安队」的干部和士兵，很多是吴的旧部、同乡。他找到张庆余的同学傅丹墀，和张等接洽。在吴的介绍和保证之下，张庆余和张砚田亲由通州到北平，和戴先生的北平区区长李果谌见面，当面表示绝对弃暗投明，拥护中央；并且派沈恩波（一总队副总队长）为代表，赴南京谒见戴先生；表示张等一切准备就绪，专候戴先生命令发动。 戴先生顾虑到「冀东保安队」的捉殷反正行动，如发动过早，将会被日军引为藉口，另起纠纷；所以一直保持联系，未下令行动。七七抗战既起，此种顾虑消失；马上下令张等随时相机发动，并令北平区就近拨一部无线电台前去。可是，由于战事的急转直下，北平情势紧张，城门关闭，内外交通断绝，电台无法出发；以致张等与吴安之失去联络。 张庆余与张砚田得到指示，衡量战局，于七月廿九日上午开始行动，宣布起义反正，先捉拿殷逆汝耕，再焚烧火药库、仓库等军事设施；杀死日本顾问和特务人员等二百余人，离开通州，准备到北平，与宋哲元的廿九军会师。讵料，廿九军已于当天清晨撤离北平，向南撤退。张等向北平进发，但城门已关闭；而敌军第四混成旅团第二联队闻变来袭，并有飞机助战；张队进退维谷之下，只好改变计划，且战且走，却又在海甸附近遭遇日军袭击。敌军挟恨而来，锐不可当；张等奋勇冲突，颇有伤亡，复经数度猛冲，始突围由西山小径经门头沟南下，殷逆乘乱逃匿，被敌军救走。（抗战胜利后，殷仍然被捕，按汉奸治罪，明正典刑） 张庆余和张砚田找不到吴安之，与戴先生的保定站取得联系，改由王抚州与他们联络；将残部交给万福麟部收编，发表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二师师长。王并陪同他们赴上海和戴先生见面，慰勉有加。 吴安之回到天津，进行一项更重大更有意义的工作；陪同他的老友吴秉勋（字幼权、吴俊升之子）应戴先生的邀请，由天津赴上海，在法租界会面，密商前往东北发动群众，从事抗日游击的活动。 原来，戴先生为了开展东北的敌后游击工作，有一套远大的计划，已经安排好李杜将军（首任镇守使的东北名人）先赴吉林，建立组织，扩大活动；此为第一批。等到李杜立足稳固以后，来信联络；再由吴幼权与吴安之赴黑龙江，号召乃父旧部与地方关系，建立组织，发展工作，此为第二批。内定李杜为东北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吴幼权为副总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李果谌为总部参谋兼第一军军长，吴安之为第二军军长。此项计划，已呈奉蒋委员长批准，李杜正在南京接洽出发手续之中。 吴幼权席丰履厚，但爱国不甘后人，与戴先生相见之下，又听到他的计划，非常感动；当场表示愿意弃安逸务劳苦，冒危难酬知己。于是与李果谌、吴安之等同赴南京，在戴先生的办公室鸡鹅巷和李杜相见。 李杜出国，原计划先赴莫斯科，再沿西伯利亚转赴吉林。虽说当时中苏邦交已恢复，苏俄正表示支持我国对日抗战；但史大林阴谋叵测，仍不愿我在东北预为部署，掌握力量。竟然藉种种理由，不让李杜与其同僚假道，第一批既然受阻，第二批也就无法成行；以致大好计划，胎死腹中，非常可惜。 二、协助空军，发挥防空情报效能先是，因为戴先生的电讯工作，有良好规模和新颖技术；所以民国廿四年九月，中央航空学校即正式商请他代为规划建立防空情报电台，用以协助拱卫首都和杭州空军基地。戴先生以此事关系国家安全及敌我作战，欣然同意，当派王允吉、王惠民负责筹备，在杭州梅东高桥成立防空情报训练班；抽调戴先生的干部学生卅人，接受航空气象、防空情报、防空监视等新知识。十一月，建立中央航校防空总台，以王允吉为总台长，陈邦彦为主任报务员；并派王惠民等携带三部电台分赴杭州湾外的花鸟山、陈钱山、小洋山等地建防空监视分台。 民国廿五年，中央航校防空总台扩大业务范围，改组为航空委员会情报总台，设在南京小营，戴先生派陈一白为总台长，杭州改为支台，仍由王允吉负责；另在东南沿海增设黄星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温州、大洋山各地防空监视分台，经常与总台、支台联系，报告情报。 民国廿六年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上海日军向我闸北作试探性攻击，我上海市政府抗议无效；下午我军反攻，沪战开始。十四日，战况激烈，敌军陆海空军全体出动，我军奋勇前进，在江湾路和北四川路一带均获胜利；虹口方面，我军曾进入公共租界，挺进至汇山码头，几乎使敌军无从退避。我空军也参加作战，并在浏河炸沉敌舰一艘，伤四艘。 敌军鉴于我军进攻的英勇锐利，除以其停泊在黄浦江的廿余艘军舰大炮，轰击我军，以为牵制外；并由台湾机场，派出著名的「木更津」轰炸机队，沿闽浙海面北飞，奇袭我空军基地杭州笕桥机场，企图一举毁灭我空军，取得绝对制空权。当时，敌军不知我已在防空情报上有严密的部署；十八架轰炸机，在没有驱逐机的掩护之下，旁若无人的沿海飞来，被我设在温州和花鸟山的防空侦察分台发现踪迹，急电杭州戒备。我空军得此情报，乃由高志航率队升空迎战，因得先制之利，所以能出其不意的一举击落敌机六架，伤七架；十五日，敌机十六架再袭南京，我空军也因为情报的灵通，从容准备；再击落他六架，伤一架。 八月十四日杭州的空战，一举击溃敌军骠悍著名的「木更津」轰炸队，造成我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捷；对当时屈抑已久的民心士气，给予莫大的欢欣鼓舞。后来政府即将八月十四订为空军节，用为纪念。 其后，民国廿八、九年之间，敌机一再狂炸重庆，甚至实施疲劳轰炸，使我蒙受巨大损失。我空军的机种的数量与质量，均较敌军为差，拦截为难。戴先生乃欲以情报活动的灵通，掌握机先，来挽救此种逆势。除派员潜伏汉口敌军事机场附近，建立秘密电台，密报敌机动态外；并由冉一鹤、钟逢甲等破译敌机与基地间所使用的密语讯号。一方面提供我防空单位，作为施放警报的根据，尽量有备无患的减少损失；同时也供我空军作迎头痛击的参考。成效大著。敌机曾经不止一次的受到重创，才放弃了想以空袭打击我抗战精神的策略。 英国人士，对我重庆防空警报的准确周密，颇为钦佩，特地邀请戴先生派员赴香港，协力建立防空情报系统。戴先生乃派陈一白率领部分人员，以军令部第四处工作人员名义赴香港，建立第八工作队，担任香港航空情报工作；对广州、三灶岛、海南岛等地敌军机动态，均能掌握确实。英香港总督曾致电蒋委员长道谢。 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敌军进攻香港，晨五时，第八工作队首先发现敌广州机场的军机，向香港行动，乃即通知香港政府施放警报，英机也升空迎接。此后，香港的防空警报，即归该队负责指挥，香港沦陷，该队乃撤回桂林。 民国卅一年五月，担任防空侦测的工作与人员，与航空情报总台合并，改组为空军监察总队，以陈一白为总队长，下设工作队七，分布于重庆、成都、西安、洛阳、昆明、印度、桂林（胜利后印度队合并于重庆队）分由沈燕笙、邱沈钧、王惠民、刘宝岩、冉一鹤、倪耐冰、梁伯仑主其事。 戴先生协助空军建立防空情报体系，完全出自一种义不容辞的革命的热诚和爱国的责任；除了人员的薪津待遇由空军负责支付外，其余人员的供求训练，器材的筹拨购置，乃至电讯业务上的指导联系，都由他负责统筹调度支应，从来不斤斤计较权利，不分你我界限；所以才能因合作无间而杀敌致果，产生极优异的绩效。 三、发动民众抗敌、创组忠义救国军（一）江南方面「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我军抵抗极为英勇；敌军一面一再增加兵力，猛烈攻击；一面出巨资，收买大批汉奸流棍，刺探我军情，甚至与来袭的敌机联络，提供我炮兵阵地和高级司令部等轰炸目标。我军在敌军陆海空猛烈炮火之下，忙于作战；防谍措施，限于人地生疏，殊难严密；而上海社会复杂，各种组织纷歧，权责不一。更何况上海战争，密迩首都；对国际视听和时间的争取，都有很大关系。如何能有效的发动地方人力物力，有组织的协助国军抗战，防止汉奸流棍的间谍活动，实为当务之急。但以当时的所有军政机构来说，在时间、人力、职权、经费的种种限制之下，都无法肩负这项艰难而迫切的任务。 戴先生有鉴于此，当仁不让的负起重担，立即分头进行。先从京沪一带交通方便的地方，尽量抽调工作同志赴上海，临时担任情报和防谍工作。当时，由于情势紧急，只讲任务和工作，不谈职位和待遇；委派任职招商局护航总队长的喻耀离，带了四百人，组成巡查大队，听京沪警备司令指挥；专门担任侦捕汉奸，保护电话线和桥梁安全，防空监视，向导新来部队进入阵地，救护伤患和协助民众疏散等工作。已经担任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的张炎元，也被征召由南京到上海，以京沪警备总司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担任高级情报工作，每天以脚踏车代步，出没于日军枪林弹雨之下。戴先生和他每天必加联络，为了迅捷确实保密；特别派王鲁翘、刘戈青，以机器摩托车代步，和他接头。 作战需要物资，戴先生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尽可能抢运自己的物资，免资敌用外；并且还要冒险破坏敌人的物资。当即下令喻耀离、王兆槐和许建业等，将我设在浦东仓库的武器物资与汽油库所存储的油料，尽可能抢运沪西，并对敌军仓储，加以破坏。当时敌舰六艘停泊黄浦江中，不时向浦东开炮，渡江抢运大量物资，目标显著，相当危险，而顺利成功的公算也不大。喻、王、许等奉令，义无反顾的于八月十六日，率同干部沈醉、陈步云、钟铸人、刘耀等十余人，士兵数十人，发动码头工人五百人；向招商局拨到驳船三艘，开始行动；并持戴先生的亲笔书信，商请浦东炮兵团发炮掩护，派兵接应，将有关军事物资，大部抢运沪西，交军事当局，转运南京；汽油抢运不及的，则予焚烧。所有日敌的三井、三菱、太古等仓库，均同时予以延烧破坏，使其蒙受巨大损失。等到敌军发觉，派飞机追击；也只有四人受伤，而终于冒险完成任务。 发动地方人力物力，有组织的协助抗战；戴先生和上海的官绅工商各界人士联络，得到各方面的赞助，呈准军委会，组成「苏浙行动委员会」，为计划督导单位；「别动队」，为行动单位；担任对敌军突击破坏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为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贝祖贻、钱新之、刘志陆、吉章简、蔡劲军、俞作伯和戴先生；由戴先生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别动队有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二、三支队由上海爱国志士和劳工组成，第四支队和特务大队由京沪一带的情报工作人员组成，第五支队由上海曾受国民军事训练的青年，以及高中学生军训总队组成；共官兵一万零八百余人，由刘志陆任指挥，陆京士、张业、陶一珊等任支队长；分布于沪西、浦东，与苏州河一带，经常以突击破坏手段，袭击敌人，协助国军作战。又为集中官兵思想，灌输官兵情报、作战、行动破坏的知识，养成其从事实际工作的技能；特在青浦和松江两地成立训练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轮流调训官兵。 戴先生为了切实而有效的发挥别动队的力量，尽量打击敌人，亲留上海，付出了大部分精力。为了加强参谋作业和训练效果，调集许多优秀干部同志，参与其事；由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伯、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组组长。原任浙江警校书记长兼省会警察局总政治指导员的汪祖华，也被调往上海，担任松江训练班副主任兼政训组长。汪奉调之下，兼程赶赴上海，在一家医院和正在发高烧的戴先生见面。百事蝟集，劳力费神，戴先生病势未退，呼吸急促；一眼看到汪的西装革履；立即从枕边拿了六十多元给他，叫他快去做套中山服（当时物价二元可做一套）。并且告诉他训练的要旨： 「现在抗战，要同敌人拼命。我们训练干部的目的，就是训练他们不怕死，只有不怕死三个字可以打倒敌人，可以获得胜利」。
戴先生说完以后，挣扎着由病床上起来，走到桌边，亲自写下「不怕死」三个字，交给江祖华。江到松江以后，将此「不怕死」三字，用镜框挂起，当为班训。戴失生赋予别动队的战斗原则是㈠向最危险的方向行动，㈡国军前进时，别动队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负掩护破坏，和潜伏搜集情报的任务，以减少撤退的困难与损失：㈢只讲战果，不顾牺牲。当时，别动队新成立，时间短暂，份子复杂，训练不精；而所使用的为短枪和手榴弹、炸药等轻便武器。遽负重任，遽当大敌，危难困苦，为当然之事；戴先生为了激发士气，躬亲督阵。在南京的徐亮，曾经去电婉劝他应以自身所负重大责任为重，不必为此一隅的战斗，长此滞留前方，亲冒矢石，戴先生慨然回电答复： 「别动队起自民间义从，草创伊始，而遽当大敌；无薪饷之奉、官爵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忠义精神也。当以身先为倡，庶乎能稳固根基，发扬光大，岂可临危他去？」
不但没有接受徐的建议，并且叫他也赶到上海同患难。（徐遵令辞去警察厅的职务，赶到上海，上海已快沦陷）十月廿六日，上海保卫战第二阶段结束，国军转进苏州河南岸，继续抵抗时；别动队第四支部张业部，奉命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掩护国军撤退；敌前强渡，奋勇杀敌，全部壮烈成仁。 十一月五日，敌军在杭州湾登陆，包抄上海后路；九日国军决定弃守上海，以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在南市为掩护撤退部队；戴先生召集部属会议，决定协助国军完成任务，并且勉力苦守；争取时间，好使南市同胞的生命财产，多向法租界转移。当命第五支队全部和第二、三支队的各一部参加固守南市，以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为右翼指挥官。原计划在十六铺与法租界相连的大仓库内，筑一条秘密通行的地道，与敌周旋；但因为法租界不同意，只好作罢。苦守三日，有相近十万人在他们的掩护下进入法租界。第四日，奉命撤退。戴先生召见陶一珊，一面嘉勉他的冒险撑持到最后一日，一面发了笔特别费给他，叫他赶快离开上海，到汉口报到；因为戴先生得到情报，敌军的特务人员，已经准备捉拿陶一珊了。 陶走后，第五支队化整为零，潜伏京沪地区，继续从事抗敌活动。第一支队，则在浦东国军撤去后，建立游击基地，袭扰敌人。其余特务大队，以及青浦、松江训练班、佘山教导团等全体官生约一千七百人，由俞作伯率领，退往安徽的祁门县的历口镇，从事整训。 戴先生自上海弃守后，先赴香港。由于他已经侦获到敌军进攻南京的计划，不是片面的沿铁路交通线一站一站的打过去，而是采分头并进的迂回大包围；将主力放在苏南方面，一面经由皖南进攻芜湖，截断我长江运输，一面越太湖，经宜兴、溧水，由南向北阻我归路。除了将此情报密报委员长参考外，他知道南京无法长期固守。所以他对所主持第二处情报机构，作一个妥善的安排；下令将首脑部门直接由水路和铁路，西迁武汉、长沙，而以长沙为重心。一面布置长期潜伏南京的秘密组织，一面遴选干员徐人骥、胡子萍、郑修元、刘醒吾、萧曼留、郭履洲等六人，成立随节组，专门随侍蒋委员长左右，供驱策，联络各方。 戴先生由香港回国，经过南昌，处理紧急事项，随即与毛人凤等三人转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杭州。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已决定十一月廿四日放弃杭州，并准备将杭州市（包括闸口、南星桥湖墅拱宸桥一带）所有民房，全部燬毁，以实行「焦土抗战」，命令已经下达了，等待当夜实施。戴先生下车伊始，得到此一消息，立即急电蒋委员长，请求下令黄绍竑，制止这项关系八十万居民生命财产而无补抗敌的行动。杭州人民，才得幸免浩劫。 民国廿七年一月，原来在浦东的别动队第一支队的雷忠大队，经奉化撤至遂安；另外戴先生的部属，在江山办了一所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的巍山，组成一支「浙东支队」的游击队。戴先生为了整顿训练统一步调，呈准军委会，将安徽历口和浙江遂安、东阳、江山的所有游击部队和干部同志，统一编成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历口的为第一团，浙江的合编为第二团。戴先生兼任总团长，俞作伯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同年三月十三日，戴先生奉到军委会命令，叫他「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于是，他指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后，配合留置敌后的别动队，积极活动。在阮清源、鲍步超、和管容德等人的策划号召之下，迄四月底，已编成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一、二两团（后来改为第一、二两支队），总人数已达一万余人。戴先生鉴于京沪杭等通都大邑相继失守，整个战况，仍处于不利状态；惟恐陷区人民，昧于民族大义，长此以往，或不免被敌伪所利用；因特揭橥「忠义救国」四字，用以激励人民，鼓舞士气；且为加强统御，切实指挥：乃于是年五月，呈准军委会，撤销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另颁赋「忠义救国军」番号。当成立总指挥部于汉口，最先由戴先生本人兼任总指挥（后来由俞作伯继任）；徐光英任参谋长（后由尚望继任），并将总指挥部推进到浙江的孝丰。 （二）华北方面在北方，戴先生也曾下令天津站长陈恭澍，在敌军进犯平津之初，即已号召发动爱国志士和民间武力，组成便衣队，袭扰敌军后方。民国廿六年八月，有二千余人，长短枪七百余支；改编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分由陈维潘、史岳山等统率，经过数月的流转袭击，如拆毁丰台车站路轨，倾覆敌军车，袭击伪满清安军等，颇有成效。自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成立后，并入别动队为北方支队；忠义救国军成立后，仍相沿为其北方支队。以王天木、陈恭澍为正副司令，王抚洲为政治部主任，由曾澈从「抗日杀奸团」（事迹详后章）选拔十六人，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讲习，派往冀鲁交界的德州、南宫等处，与事前取得联络的地方武力联系，协助组军。当计划以距离津浦铁路线较远的南宫县为基地，以原由警察队千人扩编的支队为基干，以鲁北拥有五千余众的张栋臣部为主力。 四月中旬，王抚洲偕卢孝侯等前往鲁北，以代行总指挥名义赴德州，平原、陵县一带，检阅张栋臣李兰亭（李娃娃）部，遭遇敌军袭击。方准备冒险前往南宫，却遭共军嫉忌。五月初旬，共军贺龙率部，自太行山东出，星夜急行军驰往南宫，将该基干部队包围缴械，支队长王某被俘。此为抗战期中，中共第一次违悖共御外侮的诺言，袭击友军的事实，王抚州急赴武汉报告，并与中共交涉，毫无结果。华北扩军计划，遂被破坏。惟张栋臣部，仍以忠义救国军番号，活动于鲁北一带，直至抗战胜利前一年，张病没军中，此一游击力量，始行解体。 滦榆方面，因为地方基础不太巩固，在敌军不断袭击下，孤立无援；而奉令编并于国军部队。 四、维持法纪、诱捕韩复榘华北战场。敌军攻占平津以后，一面向绥远和平汉线进犯，分进合击，以图山西；一面沿津浦线南下，以为策应。中央以山东、河北一带，大都系冯玉祥的旧部；为了指挥方便，任命冯为津浦线的统帅。冯因拥有重兵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原系他一手提拔，所以对出任方面，抵抗强敌，极具信心。不料他到了济南，韩却对他十分冷淡。当敌军沿津浦南下，直指山东时，冯下令调动韩军坚持抵抗；韩却抗不遵令，反而不战而退。坐视敌军于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在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廿四日，韩撤离济南，将其主力移往鲁西南的单县、曹县、城武等地，对敌军根本避而不战；以致津浦线两侧门户洞开，敌军因得长驱直入，连下济南、泰安、潍县、博山、大汶口等地，如入无人之境。 冯以统帅之任，兵不听调，坐视要地相继失守，一筹莫展，只好离职返武汉，路经河南郑州时，地方父老，关心战事，纷纷慰问。冯愤然感慨，表示「瞎了眼睛，认错人」。地方父老也对韩痛恨已极，大有「皆曰可杀」的气氛。 韩复榘抗命不战，保存实力；严重的影响了整个国军的士气，和北方的战局。何况，他一向与日谍有勾结；土肥原曾怂恿他不要抵抗；日军占据山东后，将扶持他为「鲁中国」的国王，像「满洲国」样的，称孤道寡。韩头脑简单，利令智昏；居然信以为真，中敌分化毒计。如不及早正以国法，则他人观望效尤，各保实力，势将全局瓦解。蒋委员长乃于民国廿七年一月十一日，下令革除韩的本兼各职，拿交军法执行总监依法惩治。当时，韩拥重兵，既敢公然抗命，当然有所挟持；如何能顺利拿解送办，大成问题；这个关系抗战前途的千斤重任，由戴先生承担。 先是，当抗战开始之初，戴先主即向中央保荐一位优秀的干部杨蔚为郑州警察局长，布置那一方面的安全维护和掩护秘密情报的工作，为蒋委员长可能坐镇郑州，指挥北方军事时，预作准备。 戴先生奉到拿解韩复榘的密令后，带了梁干乔、毛人凤、王兆槐几位精干同志，到达陇海线。戴先生本人特地在郑州逗留，找到杨蔚，吃饭洗澡。谈起韩复榘抗命不战之事，戴先生却正色斥责杨说：「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韩主席是蒋委员长的干部，怎可以如此说他坏话？蒋委员长将要来河南开军事会议，韩主席也在被请之列，你应当布置几处招待的地方。」杨听到他的话，莫测高深，只好唯唯听命。 不久，韩复榘接到让他到开封开军事会议的命令，并且准他携带卫队一营人；同时韩也接到他派在郑州密探的报告；「郑州警察局的杨局长，被中央派来的要人骂了一顿；说中央对韩主席很器重，骂他不该讲韩主席坏话；现在杨局长已经准备中央有关人员赴开封开会的过境招待了」。韩不疑有他，带了他最心腹最精锐的手枪旅一团人，挂专车由陇海路西上开封。 当韩的专车到达开封，戴先生已经在警备司令罗奇的协助下，布下了网罗，由干员王兆槐负责指挥，正当准备开会时，突然拉起紧急警报，车站人员，动了手脚，以躲警报为由，将韩的手枪旅卫队所乘坐的列车，加速度开到事先埋伏好的地方停下，在四面机枪围绕下，缴了手枪旅的械。韩的随身侍卫廿人，由宪兵带头，跑步避往指定的防空洞，一律缴械。韩自己则在休息室内被王兆槐逮捕，押上事先准备好的专车，直开汉口，解送军法审判，于一月廿四日被判处死刑。 由于韩复榘的明正典刑，他留在山东的部队，由孙桐萱负责，才振作起士气，认真抗战，累建功勋；同时，也足以昭示天下，军令如山，国法尊严，而收到警戒顽愚，坚定信念的实效。因此，才启导后来的鲁南大捷。 五、检讨战局，提出十项对策自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抗战开始，至次年二月，华北战场一再失利，敌军有一种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的利便。推究其原因，除了敌军的武器火力较我强大外；我们本身，也有很多的缺点。地方行政方面，机构的组织松懈，行动迟缓，动员群众不够彻底；以致不能在战时的非常需要上与军事行动配合一致，也是最重要而应当迅谋补救改进的大事。 戴先生有鉴于此，于当年三月，向蒋委员长提出十项对策，加重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责，并包含陷区情报和敌后工作，以作改造补救的准据。十策概略如下： 1.各地督察专员县长，在未沦陷前，应切实而有效的动员民众，协助军事，发动抗敌工作。 2.各地督察专员县长，守土有责；在沦陷前应普遍编组地方武力，切实训练掌握，保卫地方。 3.各地督察专员县长，于县城沦陷以后，仍应留在县境之内，领导地方武力与广大民众，与敌周旋，或地下活动，不得擅离职守。 4.各地地方首长，应于平时就境内险要或偏远地区，预置根据地，构筑工事，储备战时物资；沦陷后应进入根据地，领导地方，号召民众，对抗敌伪，争取民心。 5.各级行政首长，已因地方沦陷而离开该管区者，应即重行进入管区，重建行政组织，展开活动；违则重惩，并就地遴选他人接替。 6.各级警察组织，于沦陷后，应改编为战时警察体制，随同各级政府、负责情报、侦查、间谍、警卫等抗敌工作。 7.对敌后游击武力有建树的，应予纳入正式建制，给予番号，和奖励接济，派员指导；藉以造成风起云涌的抗敌力量。 8.应在陷区发动破坏敌伪交通的行动。着重与军事有关的道路、桥梁、车站、仓储、电线等，迟滞敌伪活动，以收牵制之效。 9.应发动陷区武力，暗杀敌伪首领，破坏敌伪行政，以对抗其「以华制华」的策略。 10.应在沦陷区，展开争取青年运动，以对抗敌伪的麻醉与利用。 蒋委员长接纳他的建议，交由军委会，分别命令各地照办。从此，各地行政机构，各有所归，大都能在所管辖地区，维持组织，继续而有效的执行施政，切实掌握民众，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纵然城池失陷，敌军只能控制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线（也就是点和线）；而广大的县镇乡村（也就是「面」），都在我政府控制之中。正因为如此，也才使在敌军卵翼下的汉奸伪政权，「政令不出城门」，无法发生分化和削弱我国家潜力的作用；此种情势，对我国抗战的能长期支持，愈挫愈奋，关系极大。 六、配合保卫武汉、加强情报活动自抗战开始至我军撤离首都南京，中华民族五个月的坚强抵抗，尤其在江南战场使敌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惊醒了敌军速战速决一举鲸吞的迷梦；于是日本政府挽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政府提出和平条件：㈠承认满洲国㈡在必要地区成立不设防地带，成立特殊政权㈢中日满三国缔结经济协议，修改关税税则㈣支付赔偿费。并且声明谈判时不停战，由中国派员到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委员长当即严正拒绝此一城下之盟的屈辱条件：同时在汉口发布文告，昭告全国同胞，阐明： 「日本侵略中国，实乃侵略世界的开始；中国抗战，是为民族独立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目前情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但使世界正义不终灭亡，则吾人目的必有达成之一日，敌人武力虽然强大，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日本政府既无法以胜利者的姿态迫我就范而结束战争；乃于民国廿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即从事对徐州和武汉的攻略。事态的发展，已经很明白的显示；这一次中日之战，将是一场持久性的生死大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应付持久的战争，当然需要部署严密的情报网。蒋委员长对此特别重视，特于民国廿七年三月三日手令戴先生迅速在浦口至信阳、郑州至信阳、南阳至许昌等地的沿铁路公路的重要城市乡村，以及各飞机场附近，建立情报网，多设无线电台。 戴先生接到命令，一面派李叶去河南，接替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加强部署河南方面的情报组织与秘密电台；一面亲自加强部署芜湖以上的长江两岸的情报网， 李叶前往河南，督同电讯督察张我佛和河南站的同志，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沿各交通要道的附近城市乡村；如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商邱、开封、洛阳、陕州、临汝、南阳、周家口、潢川等地，新建十六个情报组和秘密电台。临时欣然应命，甘冒危难，担任组长的魏毅生、于荣岑、秦舞基、阎俊士、金少吾等，大都是被敌人称为「蓝衣社」的热血有为的青年。他们都能在最短时期内，在地方上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地方的抗日武力，有密切联络。 长江方面，戴先生判断敌军继进攻徐州以后的次一步骤，必将攻略武汉；欲攻武汉，必先利用其海空的优势，沿江攻估安庆、九江，然后溯江直上。于是，他紧急的加强长江两岸的情报组织，而以安庆和屯溪为中心。当民国廿七年六月十二日，敌军登陆进攻安庆的前夕，他仍然化装小贩，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之中，与安徽站长蔡慎初见面，密授机宜。因此，安庆的情报中心，并未因城镇沦陷而减少他的功能；而对敌军的军储运输以及海空军动态，颇能掌握确实，随时报告军委会；我驻在南昌的空军轰炸基地，根据此项情报，派机出击，一再予敌重创；间接的迟滞敌军攻略武汉的行动。 敌军自攻占安庆以后，在北方，积极的由合肥西犯六安，日夜沿六安到叶县的公路输送部队；长江方面，也甘冒被我空袭和沿江炮击的危险，尽量增强航运。戴先生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敌军将分四路，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大包围武汉。除了中间的两路，将在其优势的海军支援之下，沿长江南北岸直叩武汉门户；北边的一路，将沿六安西进，犯商城固始，进出信阳，截断平汉铁路，以包围武汉的北面；南边一路，将自九江沿南浔铁路攻南昌，再沿瑞武公路西向咸宁，截断粤汉铁路，以包围武汉的南侧。因此，他权衡轻重，就他在各地原有的情报组织，作严密的调整与加强；而以九江、信阳、岳阳和沙市为中心；武汉为核心，部署周密的情报网。对敌军行动，增援伤亡补充情形，以及一切军事设施等，均能及时查报。国军据以应敌，常得先机之利。 另外，潜伏在上海的行动组织和在敌后活动的忠义救国军，也奉戴先生的指示，组织游击小组，随时袭击敌人，炸毁敌机，焚烧敌军火粮秣，破坏交通电线，用以牵制敌军的行动。其中，尤以「七七」、「八一三」两次抗战纪念日在上海所发动的大暴动，最为轰动。五个行动组和忠义救国军一个大队，同时分五路，攻击上海的敌军和仓储，以及虹口军用机场；火焚、爆炸、袭击一时并举，并且散发宣传传单多份；不但使敌人蒙受巨大损失，最重要的是使敌人风声鹤唳，受到威胁，不能不多留足够的兵力，以资「镇压」，而无形中多少影响到攻略武汉的行动。 南京方面，汉奸梁鸿志、温宗尧和陈群等，在敌军卵翼之下，于民国廿七年三月成立伪「维新政府」，为敌效命，戴先生为了振奋陷区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为了牵制敌人，使其感到他的后方，处处都惶惶不安；下令南京附近的工作同志，对伪组织施以声势浩大的打击。七月廿五日，在南京区的瓜埠组统一指挥计划下，出动八个行动小队，同时袭击南京全区的伪组织机关；在伪「维新政府」、「立法院」、「教育部」、「内政部」等处投掷手榴弹，与担任防守的敌伪宪警巷战；死伤敌伪多人。并且冲入伪「市政督办公署」，击毙伪职员七人，炸毁该署的「秘书处」、「工务科」、「卫生科」等房舍。巨奸任援道也受轻伤，当夜逃往苏州。 七、根绝后患、瓦解「皇协军」（一）严惩王克敏敌军攻占我华北，进展迅速；而我国幅员广阔，城市密布，敌军所占领的城市愈多，兵力愈分散。何况，地方的秩序维护，物资的征发调用，交通的保持畅通，问题很多，不是敌军本身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必需设法取得中国人的合作，才能事半功倍。因此，敌军每攻下一个城市，即扶植一批汉奸，先以「维持会」的名义，「服务桑梓」的话头，组成地方政权，慢慢改变名称；实际上一切仰其鼻息，替敌军办事。同时，尽可能编组华人为武装部队，先以「自卫队」名义，帮他侦缉「奸宄」，对付「特务」；如果「表现良好」，逐渐的予以扩充，替他担任部分防务。 当时，最重要的伪政权组织在北平，由王克敏（曾在北京政府时期任财政总长）负责，搜括民财，供敌利用。戴先生为了严惩奸渠，杀一儆百，下令华北工作组织，设策诛锄。 王逆克敏既屈志从敌，明知自己将成为爱国志士狙击的对象；所以防范相当严密，雇有随身保镖和日籍顾问；进出家门，都随护左右。加以敌军在北平城内，收买狗腿细民，专以搜捕「蓝衣社」人员为急务；对被认为形迹可疑的熟面孔，派人跟踪，甚至常突击检查住所，因此，诛锄工作不易进行。 当时，天津站有一个行动组，组长王文，组员李连福等人，工作成绩非常突出。于是，由北平区和天津站密商，为了避免敌人的耳目；将该组临时密调北平，出敌不意的进行锄奸工作，功成迅返天津；使敌伪防不胜防。 王文等一行五人，于民国廿七年三月由天津赴北平，经过一番布置。当月廿八日，潜伏在王逆返家必需经过的煤渣胡同之内；下午五时廿分，乘大雨如注，胡同内行人绝迹之际，拦阻王逆乘座的汽车，数枪齐发，击中目标后，立即撤退，安返天津。王逆虽被击中，但因其日籍顾问山本荣治紧急俯伏王逆身上，代王受弹；以致山本荣治身中数弹，当场毙命，王逆则仅成重伤。（注一） （二）瓦解「皇协军」部队方面，敌人虽然也组成些「自卫队」，可是，毫无作用；欲想利用过去的华人军队，加以整编，给予名义，供他驱使，又怕靠不住；冀东保安队的变起仓促，突然反正，就是前车之鉴。于是，敌军想起了组织「皇协军」的新花样。 敌军的部队，自称是「皇军」，表示效忠日本帝国；那么由华人组成的军队，也效忠日本帝国的，就叫「皇协军」。这和后来汪精卫伪政权所组织的伪军，意义和性质都不相同。汪的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汪伪政权；「皇协军」虽说也是中国人，但与「中国政府」无关。敌军要组成如此的军队，当然首先要选择彻底奴隶化的「日本通」人物来负责。于是由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介绍一位她认为绝对可靠的李福和，担任「皇协军」的第一军长。敌华北派遣军为了慎重，特别报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训练；让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士道」的精神，把他塑造成一个死心踏地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偶像。李福和由日本受训完毕，回到北平，顿时身价百倍。敌军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联日」为口号，宣传他是亚洲的「反共英雄」、「东方佛朗哥」。当即招兵买马，优给官兵待遇，以效法「皇军」的姿态，于民国廿七年四月十五日开到河南的重镇彰德。真是声势显赫，耸人听闻。敌军的企图，是以第一军为试金石，如果成效卓著，再来第二、第三……等「皇协军」。 戴先生觉得问题严重，如不能设法予李福和以严重打击，而让他成功；那么接二连三的继续下去、就等于由中国人拿敌军的枪弹，帮敌人残杀自己的同胞，打垮自己的国家。这对我长期抗战，非常不利。于是下令安阳情报组和驻在新五军的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尽一切可能，予「皇协第一军」迎头痛击。安阳情报组奉到命令，开始调查策动。很快的发觉「皇协军」的副军长徐靖远、第一师师长黄宇宙等民族意识坚强，并不是真心想做汉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国人而效忠日本帝国；其所以参加伪军，不过想藉此掌握部分武力，好等待机会而已。于是，先派组员师振东渗入「皇协军」，由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再由黄宇宙介绍，与第二师师长吴明翰取得联络。因为工作顺利，再经师振东介绍七位同志参加「皇协军」遍布于该军的各重要部门；严家诰也派人与徐、黄等取得联络。暗中传达戴先生勉励他们杀死李福和，反正效顺。经过三个月的策动，完全成熟，亟待适当时机发动。但表面上伪装服从敌军、精神抖擞，使敌军感到相当满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为是自己留日的镀金招牌和领导有方；在部属的怂恿下，亲在北平，向敌军要求增加重装备，俾能名符其实的向「皇军」看齐，接替彰德一带的防务。敌「华北派遣军」接纳李的要求，决定于八月初派员赴彰德校阅点验，然后予以重新编装。消息传回彰德，徐、黄、吴等决定就点验的时机，发难行动。 民国廿七年八月七日，李福和陪同敌军军官多人，由平汉路南下，抵达「皇协军」的集合地点，彰德的西曲沟村校阅点验；突然徐靖达一声令下，当场击毙李福和与全部敌军军官，通电反正。经戴先生呈奉军委会，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达、黄宇宙为副司令；吴兼第一支队司令，黄兼第二支队司令，隶第一战区，拨归鹿钟磷主席指挥。 「皇协军」第一军的被策动反正，给予敌军的打击很大，同时也惊破了其利用中国人组织军队，向日本帝国效忠的迷梦；从此不敢再组织「皇协军」了，同时，此一事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优美民族文化的大国，毕竟有人才，能够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无法在中国大行其道。 注一：王文等在华北打击敌伪，卓著声威；敌军痛恨之余，竟至公开悬赏捉拿。后来，王文于民国廿八年九月，因公再赴北平，被人告密而失事被捕，熬刑数月，不屈就义，年卅。其父于民国卅三年返里扫墓，竟被共匪以「国特家属」名义遽予加害，一门忠烈，王文，河北清苑人，原十三路军营长、北平军分会特派员；民国廿三年参加戴先生组织。
八、负责主持军统局，加强组训部署（一）时势的需要蒋委员长为了支持长期抗日战争，争取最后胜利；在大的策略上有充份的准备，并且付诸有效的实施。 战略上，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必要时，宁可放弃若干土地，以争取时间；但必需使敌人对所得到的空间，付出重大的代价。打的是「消耗战」。依此战略，将敌人引入内地；使其战线漫长而感到处处薄弱受制，交通运输，时时有被切断的可能；因而由过分自信转为紧张枯竭，以有利于我军的乘势反攻。因此，我军应当主动的选择主要战场与敌军决战，而非被动的孤注一掷，硬拼了事。在此策略之下，长江流域的城市攻防战，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决战战场之一；如不能确保，则后退到大西南的丘陵腹地，与敌军作最后的决战。 政略上，尽量团结全国力量，加强党政的密切配合，以进行全民抗战。于民国廿七年三月，在武汉举行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蒋委员长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确定「抗战建国」方针，为全国在战时所共同遵守的政法依据，和共同追求的任务目标。四月，再组织「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社团代表、社会名流、公民代表等二百人组成；为战时的最高决策机构，性质上如同战时的国家议会。 由于战区日广，战争的性质由军事转变为全民总体战；事实上需要一个规模更大，能策应各方面的强有力的情报机构，因为戴先生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六年以来，无论是工作的效率和成就的贡献，都非常优越。所以，这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不作第二人想」的要他去肩负承担！ （二）任务与组织民国廿七年八月，军委会的调查统计局改组，原来的第一处的业务和人员，转移到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去，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戴先生所主持的第二处，扩大升格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军统局局长的编阶为中将，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任，戴先生以副局长的名义，负实际责任。设秘书主任一人为幕僚长。（首任为郑介民，民国廿九年后，由毛人凤代理）内勤机构，有处、室、科（组）、股等层次：曾经担任处长的，有杨继荣、何芝园、刘培初、魏大铭、赵世瑞、徐业道、王新衡、阮清源、郑修元、郭斌等人，担任主任的，有余乐醒、徐人骥、郭寿华、乔家才等人，担任主委的有刘启瑞、李果谌、谢力公，姜绍谟等人。 当时，为了有效的防御敌军优势军力的进攻，需要灵活而确切的军事情报；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国策，需要不断的在敌后予敌军以实质的打击和牵制；为了巩固抗战阵营的团结坚固，需要揭发汉奸和分歧份子的阴谋活动；为了维护后方秩序和经济的安定，需要检举奸商的私肥误国，监督水陆交通的畅利有效，这些，都是军统局的主要任务。 戴先生根据任务，重新部署外勤工作组织： 在敌军占领地区，以布置周密，消息灵通；保守机密，动作灵便为原则；尽量增加单位数量，而精简每一单位的人数。除上海、平津等大都市，比较容易掩护，仍保留区、站的制度以外；其余各地，都改为小组的形式，每组三至五人，配属无线电台一座。 在作战区域，以精干的小组为原则；特别选择长于军事的干部担任组长，深入战线，搜集确实的军事情报；如有必要，也可以与驻军长官取得联系，一方面便利活动，同时也藉以加强情报的运用，争取时间。但无线电台，必需有秘密掩护；以便万一我军撤退，仍能在当地立足。 在后方地区，以随时准备应付战争环境与非常局面为原则；除现有的有公开名义的单位以外；另行按地区的重要性质，增设一至数个秘密单位，作为该地陷敌后的潜伏组织，照常进行工作。 此外，为了随时袭击敌人，牵制敌人，与敌人争取控制广大的「面」；也在敌地区增设行动爆破队，游击小组；在作战地区增设游击队和铁道破坏队等武装单位。 再者，我国战区广大，交通阻隔；各种组织性质不同，分布各地；为了就近加强督导指挥，也在各要冲地区，成立办事处，各省区成立省站，以为中层单位，肩负指挥、考核、承转督察的责任。 以上各种组织，至民国卅二年极盛时期，总共有七百零九个单位，一百六十九座电台：分布于中国国内各地，南洋各国。 （三）人员的吸收训练抗战以来，戴先生的工作，任务加重了很多，当然需要更多的人才；尤其需要大量的吸收热情有为的青年，增益新的血轮。因此，过去以秘密吸收，经过短期训练的方式，必需改变；而人员的学识基础和籍贯涵盖，甚至各种专长，都应当在慎重考虑之中。此一情形和事实需要，早为戴先生所熟虑；首先他毅然决定改用公开招生的方式，向全国各地招考高中以上学校的毕业学生。乃于民国廿六年九月，呈准军委会，在湖南临澧成立「军委会特别训练班」。 然而，戴先生感觉情报与警察工作，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情报工作人员，也需要具备警察的常识；战时的情报工作人员，也可以在战后转任警察工作，以他们宝贵的经验，对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治安，多所贡献。因为戴先生兼任中央警官学校的主任校务委员，所以他想到用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名义，公开招生；一面培养情报学能，一面灌输警察知识。比较用「军委会特别班」的名义更为妥当，于是，在政府的核准之下，于民国廿七年三月，先将临澧班改称为「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继续分别在湖南的黔阳、贵州的息烽、以及兰州、建瓯、重庆、北平等地举办；迄抗战胜利，共办七期；由戴先生兼任主任，余乐醒、吴玉良、马志超、刘璠、王孔安、廖华平、胡国振、陈宜生、刘忠云、胡靖安，徐亮、金树云、桂运昌、林超、张国梁、刘人奎，乔家才等为副主任。 特警班是戴先生在军统局时期，培训基本干部最主要的训练单位，各地投考参加的相当踊跃，学生的素质也很高；所以戴先生非常重视，最初是由余乐醒担任设在临澧的临训班副主任。后来，为了加强军事管理；多充实他们的军事学识，特地物色一位军事专家吴玉良到临澧班负责军事训练。 民国廿七年十月中句，戴先生亲往临训班主持毕业典礼，（该班先于廿七年三月开课）对班里为了欢迎他所张贴的标语口号，形容戴某如何英明伟大，表示不满，他说： 「本班是为我们未来千万干部所设，一切精神与物质的重点，应以学生为对象；用不到为我本人捧场。更不应把社会上一般机关那一套逢迎吹拍的恶习风尚，带到我们神圣的教育团体来；给革命青年以不良的印象，产生不良的后果。」
随后，他亲自挥毫疾书标语：「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坚定意志，站稳脚跟，不怕劳苦，认真工作」、「本班同学，是无名英雄的急先锋」、「我们是领袖的聪明耳目」、等十余条，交给事务科长张树勋，换下原有的标语。当他巡视环境的时候，发现班址进出的通路很狭小，而且崎岖不平，马上动员千余学生，跑向河边，每人取一面盆碎石，大家一齐动手，很快的把大小通路铺筑成宽敞的康庄大道。然后，他集合全体官生，举行大会餐，很愉快的告诫大家： 「这才是革命教育的基本精神，现在如此，将来大家担负革命工作任务的时候，更要发扬这种同心协力，互助合作的革命精神，那就无往而不利了。」
毕业典礼举行了，总队长陶一珊报告人数后，大家肃立，静听戴先生训话。他对毕业学生多所勉励，并且以闺女出嫁作比喻，由温和而严肃，把「施衿结褵」之气，发挥得淋漓尽致，语重心长，热情洋溢，在场的众人，被感动得流下热泪。戴先生留在临训班，短短的几天之中，昼夜不停的与学生个别谈话，亲切热诚，肝胆照人；学生受他感召，纷纷自动要求立即派往前线杀敌。戴先生除挑选其中六十名爆破技术优秀的，调往武汉，担任一项临时的重要任务以外；其余的也按各地工作的需要，妥为安排。 学生分发完毕，戴先生也离班赴武汉。临行之前，发表吴为该班副主任，并且命令他率领全班西迁黔阳。同时亲笔书赠吴副主任云： 「待人以诚，处事以公，责任尚严」。除了基本干部，还需要各种专业性的人才，无线电通讯方面，原来已在杭州设班训练：抗战后，继续在武汉、长沙、金华、江津、建瓯、息烽、西安、上饶、南平等地设班，训练电讯技术人员（廿八、廿九年曾一度并入特警班为电讯系）其余，都是按工作的需要，随时设班训练；根据戴先生「不派外行人仿内行事」的原则，一面坚定学者的思想信仰，奋发学者的品德精神；一面灌输学者的专业学识，培养学者的特别技能。而切实做到学以致用，赶上时代；适才适所，应付裕如的地步。 特业训练方面，民国廿八年，军委会感于国军各部队的军中谍报工作做得不理想，需要在知识和方法上有所增益革新。乃责成戴先生以其办训练的经验，优良的专家师资，以及切实而革新的作风；开办谍报人员训练班（简称参训班）。由于军中的谍报工作，系由军令部第二厅督导：所以该班在名义上属于军令部。当先就黔阳特警班参谋组改编施训，除特警班原有课程外，加授军事专科、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后方勤务、战术、兵要地理、军制等课程。第二期起迁重庆设班，专向中央军校挑选最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施以训练，课程再加增进，教官阵容，也再加强：大多比照陆军大学，而成为标准的深造教育。班由戴先生兼主任，吴玉良、卓献书、金树云、李伯颜、吴敬群等先后专任副主任。共办理十期，结训一千四百九十九人。毕业学生，由军令部二厅分发各军中充任情报参谋。军统局与军令部之间，由郑介民负责协调。（郑为军统局的秘书主任，兼军令部二厅副厅长）。 除了参训班以外，军统局本身各种特业性的训练，还有先设南京后迁重庆的会计人员训练班和译电人员训练班，用以培养财物人员和翻译研编密码人才；在重庆开设的外事人员训练班、外语班，用以培养外事人员、国境警察干部，以及军事联络翻译、国际情报人才；还有分设在重庆、建瓯的政工人员训练班，用以加强敌后组训工作，提高别动军的政治水准。 以上各种特业训练班，共毕业一千七百九十九人。 特技训练方面，为了培养游击队的爆破技术人才，在巴县开设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为了支援空军总部，培养密码研译人才，在重庆开设空军总部技术人员训练班；为了培养气象通讯测候人才，在重庆开设气象人员训练班；为了培养行动人员的技击专长，在重庆开设技击人员训练班。以上共毕业八百五十八人。 海外工作干部的训练，则在仰光开设特别训练班，在柳州开设越南抗日运动干部训练班，在重庆开设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以上共毕业五百卅人。 民国卅二年，为集中人力，统一训练各种人才；特将卅一年底尚在重庆附近的各训练班，集中于磁器口，设立重庆特别训练班。原有的外语、会计、南洋、高级干部、重庆工作人员等各班改为系，临时性质的训练则编为队。另并增设经济、特技（梅乐斯班）、特警（特别警卫）、管训（科学管理）、特警（刑事警察）、特情（特种情报）、外警（外事警察）与泰国人员训练等系，戴先生兼班主任，各系设一副主任，负责主持，共办各班系次廿二，毕业一千三百十人。 戴先生办训练，最注重师资和精神，经过他训练出来的工作人员，的确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和实干的精神。他曾在重庆训练班勉励同学「苦干苦守，任劳任怨」以及「宁静忍耐，伟大坚强」之道，他说： 「我们在生活方面要做到刻苦耐劳，在精神方面要做到奋斗牺牲。唯有生活能刻苦耐劳的，才能真正做到奋斗牺牲。而能持之有恒，始终不渝；即为『苦干苦守，任劳任怨』。其中苦守尤重于苦干，任怨尤重于任劳。然而，有时因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或出于勉强，或出于无奈；实在也苦不下去，守不下去。因此，还需有『宁静忍耐，伟大坚强』的素养。所谓『宁静』，就是『定静安虑得』的定静工夫，也就是求其『放心』。宁静则内心自能专静纯一，精神自能充实饱满；而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地。所谓『忍耐』，即孟子所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要知今天环境复杂，革命绝非仅凭断然手段，一味走直线所能成功者；必持之以坚忍的毅力，委曲所以求全。如全凭感情冲动，意气用事；一时称快终误大局。所谓『伟大』，并非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要能包容万物，含蕴一切。眼光远大，以孺子可教的态度，和蔼可亲，诚中形外，使人乐于接近与帮助我们，则必得道多助。所谓坚强，即胸怀要宽阔，肩膀要坚硬，以后生可畏的精神，智深沉勇，外圆内方，切实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境地」。
九、涉历难险、实施「反资敌破坏」（一）达成任务，勇渡难关武汉保卫战快结束时；有一项重要任务，等候戴先生来作最后的联系，发号施令；那就是武汉撤守前的「反资敌大破坏」。 这项任务，是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战略需要；工作的目标，是将武昌、汉口、汉阳三地与军事有关的设施，厂矿、物资，用爆炸和焚毁手段，加以彻底的破坏，免资敌用。根据军委会的命令，是由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指挥，军统局负责执行。戴先生为此事与郭总司令会商，决定在总司令部下设武汉爆破大队，由军统局的湖北站长朱若愚兼大队长，陆钟俊同志为副大队长，统辖工程师、技术员若干人，临训班新调来的陆拾名毕业生；以及工兵三连、警卫团一连、宪兵一排等部队。原计划爆破目标卅八处，纵火目标六十七处，总共一百零五处。当时，卫戍总司令部虽然不表示反对，但态度并不热烈，而且很冷淡。朱若愚自揣责任重大，工作也有意义；而指挥单位反应如此，惟恐将来变成虎头蛇尾，不能达成任务，所以不免有点困惑。 戴先生勉励他「必需忍耐，目前的情势，争辩无用，一切靠自己；只要不和他们发生误会，就可以减少工作上的阻力；尽量减少阻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为了不负上级期望，彻底完成任务，戴先生决定亲自留在武汉，督导这项工作，不到最后关头，决不离开；并且立即召集在武汉的军统局重要同志区长李果谌、卫戍总部稽查处长赵世瑞、和朱若愚等开会商讨。组成若干工作小组，每一个小组，派一两位临训班的毕业生参加，携带应用器材，到达分配地区，展开准备工作。廿二日，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戴先生亲自逐一巡视检查。 反资敌大破坏的最后一次会议开会时，敌军的先头部队已过黄陂，距离汉口只有卅华里了。赵世瑞顾虑戴先生的安全，劝他先行离开；大破坏的工作，由大家负责完成。戴先生没有接受赵的意见，并且慨乎言之的向与会者表示： 「我们脚踏实地，奋斗到底，效忠领袖，必需贯彻其主张，决不临危退避，虚伪搪塞；纵然因此粉身碎骨，作一无名英雄，也乐为之。」
当即令赵先走，跟随卫戍部撤退；并且命令他自己的司机张秉午和副官贾金南等，等候钱大钧将军离汉时，开车随钱先走；他自己仅留下郭斌、王鲁翘两同志，供他差遣。十月廿五日的薄暮，国军已全部撤离武汉了，戴先生才接奉开始破坏的命令。由于顾虑到市民的财物损失和若干外侨的可能被波及；原来决定的破坏目标，奉命将汉口的特一，二、三区的破坏部分和武汉三镇的市区内纵火部分，一律取消。当即紧急通知爆破大队，由朱若愚大队长转达每一小组，于当晚七时开始行动，至十二时止，共破坏目标六十九处，全部达成任务。全部工作人员于廿六日在艾家嘴集合，由蔡甸向宜昌撤退。 国军撤离武汉，敌军本可以立即进入；但闻听武汉三镇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看到普遍烈烈的火焰，因而有所迟疑，要想等待探明情由，再行入据。这时市内，秩序已乱，商店关门，长途电话不通；法租界也将与华界相通的道路封锁，紧闭栅门，禁止任何人通行。 郭斌尚未找到交通工具，眼见戴先生困处法租界之内，无法撤离；心急如焚。于是越墙而出四下寻觅，好容易找到一艘汽艇，但又机件不全，缺少汽油。再与盛福生汽车修理厂情商，派出优良技工，漏夜抢修，加满汽油。可是，又无人会驾驶。情急之下，只好央请技工三人，以驾驶汽车的技术，权充水手。「万事具备」之下，又发生了新问题；法租界禁人出入，如何能迎接戴先生、王鲁翘到江边搭乘汽艇？郭斌与该修理厂的盛经理焦虑之下，忽然想出一条妙计；由盛经理亲自驾驶一辆消防车，郭斌和技工穿上救火衣，以抢救火警的姿态，冲入法租界，接出戴、王二人，登上汽艇，急驶周家口。 可是，好事多磨，正当汽艇鼓浪前进之际；又发现有三架敌军的水上飞机，正停泊在江中。敌机见有汽艇经过，立即以机枪扫射；所幸，天色昏暗，未受损害，急忙折回，改沿内河向沔阳进发；又被岸上土匪发现，鸣枪呼停，准备抢劫。当时，事机紧迫，进退两难；郭斌与王鲁翘毅然开枪反击，一面加速马力，急驰通过。廿七日午后，眼见沙市在望，汽艇又发生故障，搁浅了。只好再雇小船两艘，继续前进，等到抵达沙市，已经万家灯火；急电长沙派车来接，方得化险为夷。戴先生到了长沙，立即指示在长沙的军统局办事处，西迁重庆。 （二）长沙大火、险遭诬陷敌军攻占武汉以后，为了巩固外围据点，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攻占岳阳，继续向南进攻新墙河；我住在长沙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误认为敌已攻抵距离长沙不达的新河；仓惶失措准备立即火焚长沙，实施「焦土抗战」。当讨论此事时，戴先生也在座，曾以张治中所获情报不确，加以劝阻，并建议破坏应有限的选挥军事设施目标；张不听。戴先生惟恐张鲁莽从事；乃急电蒋委员长报告。不料，急电刚发出，而张治中已下令火烧长沙，既无详密审慎的计划目标，自己又不能处以镇静，简直如同儿戏。结果玉石俱焚，不但并未收到困扰敌军的效果，反而形成市民的空前浩劫。事后戴先生巡视市区，满目疮痍，无限感慨。随即赶往湘江猴子石渡口，督导滞留该处的军统局的撤运人员与公文物资，迅速渡江。 当时，渡口排满满载人员物资的大卡车；而江中只有两艘摆渡船，每一航次只能载渡大卡车四辆，因而运输进度非常缓慢。戴先生正在对负责押运的吴同志指示改进方法，忽然两架敌机临空盘旋。戴先生眼见敌机有俯冲下降的趋势，连忙机警的卧倒在汽车后面，以车身为屏障，防阻敌机的机枪扫射。俄而敌机果然俯冲扫射、投弹，猛攻五分钟后，才飞离渡口。检查伤害，戴的汽车，左前轮轮胎打坏了，行动不得。戴先生抖掉了满身的尘土，发现自己并未受伤；立即下令临训班同学关清华负责照料已受伤同志，优先渡江，紧急疗伤，再赶送沅陵宏恩医院治疗。 戴先生渡江以后，经过沅陵；但却接奉蒋委员长电令，赶回长沙。 张治中火焚长沙，湘人愤怒难平，蒋委员长亲赴长沙查处此事，张治中竟将全部责任推卸到戴先生身上，诬称系戴先生下令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察局长文仲孚、保安第五团长徐昆纵火的。蒋委员长不相信，认为：「戴笠未奉本人命令，不会乱来」。于是才急电戴先生赶回长沙，对质此事。 戴先生乃将事先劝阻无效，曾将实情上报之事禀明；再经蒋委员长查证属实，才免去一场诬陷之灾。 等到戴先生赶回重庆，又出了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十、明辨顺逆、河内锄奸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身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兼国民参政会议长等数要职的汪精卫，竟然借口赴成都中央军校主持典礼；而由成都搭乘事先秘密准备的飞机，飞往昆明，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接触，诱惑龙和他共同发动一次政变，反对中央政府长期抗战的国策，龙未能立即表明态度，汪乃出走，遁往越南河内，有所诡谋。 提起汪精卫的为人，本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中国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但不够坚定，反覆无常；而且仅凭权术作翻云覆雨的运用，而无真正领导群伦的道德事功。自从民国十五年北伐前后，一直到对日抗战，许多威胁蒋委员长权位的阴谋事变，他都是操纵煽动的要角。蒋委员长为了促进党政团结，安内攘外，对他百般忍让礼重；只要政局许可，总是冰释前嫌，支持他担任党政要职，共同奋斗。当民国廿七年三月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公推蒋委员长为中国国民党总裁以后；蒋委员长当即提名推荐他为副总裁，获得当选。可是，当他在接受推举后所发表的演说词中，即有不自然的情态，现诸形色；而使当时许多忠纯诚挚的要员如陈布雷等，引以为忧。大家都能了解，在汪的心里，总以为他才应该是中国党政的第一领袖；所以，有时，虽说他和蒋委员长合作得很好；但是一有机会，他总会故态复萌的。 由于汪的不坚定特性和「不甘寄人篱下」的微妙心理，所以他对于「长期抗战」的国策，始终没有拥戴的热忱和贯彻的信心。 自从民国廿七年一月，日本政府发表「不以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以后，汪精卫即密派其党羽董道宁（当时为外交部的亚洲司科长）潜往东京，与日军参谋本部的影佐、松井等会谈，以了解日本指导阶层对于和平问题的真正意图。当时，他们议定了一项认为是最佳的可行方案： 「日本如果不以蒋委员长为谈判对手；那么，可以接替蒋的，除汪以外，别无他人。然而，中国的现状，汪在政府内部，也不能直接发生作用；惟一的途径，就是使汪脱离政府，向外面提出和平条件，唤起国民舆论的支持，以期对蒋委员长发生影响而有所改变」。
董返回上海，将详情报告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长），再获得周佛海的谅解（国民党宣传部长）；于是，高遂以代表汪、周「谋和组织」的身份，密赴东京，与日本政府的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部的中坚份子，会商制定一项「中日邦交调整方案」；再经日本陆、海军首领同意后，作为以汪为谈判对象，促进「中日和平」的基础。民国廿七年十月，今井武夫抵达上海，与高宗武、梅思平等会晤；高、梅将一份经过汪、周同意的「中日邦交新案」，提交今井武夫，带返日本研究。 武汉沦陷，广州也于前四日沦陷；日本迫切希望因此获致「和平」，结束战争，然而，蒋委员长并不气馁灰心；而于十月卅一日发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明显的昭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全国的军民同胞，也能竭诚忍耐的支持政府，抵抗到底，并未因武汉、广州的相继失陷而有所动摇。 于是，日本军部遂以与汪精卫的「谅解」，而积极推动「和平运动」。由高、梅代表汪，今井、影佐代表日本，签订一项「中日关系调整方针」；经过日本内阁会议和御前会议通过，成为日本的「帝国的停战外交方针」，催促汪精卫迅速付诸行动。 汪精卫在如此情势与背景之下，经过一个月的秘密准备，才逃出重庆，潜抵越南河内。 汪于十二月廿一日抵河内，廿二日，日本政府即发出一项近卫三原则的声明，提出了所谓「东亚新秩序」。（注一）好让汪用为根据，对国内发动「和平运动」。于是，汪于是月廿九日，在河内发表响应近卫三原则的「和平」通电（即艳电，注二）；主张接受日本条件，结束战争。 民国廿八年一月一日，蒋委员长召集会议，重申抗战到底决心，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一致议决开除汪精卫的中国国民党的党籍，免除其党政职务。同时，国内的舆论与民气，也对汪的甘心为敌人利用，破坏抗战阵营的团结，而大加口诛笔伐。 汪精卫眼见事态的发展，大出其事先的想象；进退失据之下，仍不死心，仍与龙云暗中勾结，并于三月某日致书龙云说； 「志舟先生主席勋鉴：
汪的这封「关系重大」的书信，被戴先生的工作人员侦查到，拍成照片，呈报中央。汪的早与日敌有所勾结，中敌人政治分化毒计而卖国求荣；只图遂其个人权利私欲，而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置百万将士浴血苦战的惨烈牺牲于不恤；已因以无所遁形。何况，一再向龙云煽惑，浸润诡诈，势必不达目的不止。如不迅加诛伐，则姑息足以养奸酿患，模棱将导致分崩解体。于是，戴先生秘密经香港到达河内，部署锄奸工作。从各方面调往河内的有干部陈恭澍、余乐醒、岑家焯、唐英杰、陈步云、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王鲁翘等九人；并有当地华侨四人参与其事。（上略）来书尚询及中日情势，以弟所见，亦与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前之环境，无甚出入。弟曾向日方当局表示两点：㈠盼望速与蒋委员长议和，弟愿以在野资格，从旁协助；㈡艳电主张能否接受。日方当局答覆甚为坚决：其一，艳电主张，如中国政府诚意行之，日本必可接受。其中最困难者，为撤兵问题，依照艳电主张，日本撤兵须普遍而迅速。然苟日本撤兵，而中国军队，尤其共产军队，以收复各地为名，卷土重来；故其所主张，须视中国政府实有诚意，且其军队力量，确能维持地方，执行两国和约，然后撤兵。其撤兵方法，则日本逐渐撤退，中国逐渐进驻，一切依协定行之，原则如此；至于实行技术，则有待双方之协议矣。其二，日本仅能与有诚意之国民政府协谋所以恢复和平，日本绝不能再相信蒋委员长。此非怀疑蒋委员长之人格，但蒋委员长以前之外交方针与态度，及其今日所处环境，日本认为无议和之可能。对于此点，弟尽智能，不能为力。德国曾劝日本，何妨与蒋委员长议和；议和结果，不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自不得不下野；日本对此劝告，依然不肯答应。 兹有一事，欲郑重于先生商之，弟之久居河内，其唯一意义，欲有所裨益与云南，此所以为云南计，为西南大局计，亦所以为中华民国计也。先生心事之光明。环境之困难，弟深知之。惟其知先生心事光明，故前此晤面，敢坦怀以告；惟知先生环境困难，故急遽离去，不留痕迹，以待先生之从容布置，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依然公开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中华民国。弟之愿望，实系于此。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此层切望先生审慎考虑，予以决定答覆。因弟蛰居三个月，日夕引领，其延企不为不久，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下略）」 戴先生亲自察看机场港口地形，明了汪的寓所内情，指派专人侦查汪的行踪，并在与汪有联系的越南公私机关，暗布内线；指定陈恭澍为工作组长，负责执行锄奸任务。部署完毕后，先返重庆。 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仑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待护卫；而汪本人终日均闭门不出；如何下手，颇费踌躇。 三月廿日，陈得到情报，汪只带了两名警察和随身警卫，乘坐一辆（39）号牌照黑色轿车，前往距河内九十公里的丹道镇，将往一家法国旅馆休养。于是，陈等分成三组，分乘三辆轿车，急驰丹道。可是，中途却发现汪车已从丹道返河内；于是急忙回头尾追，已很清楚的看到汪坐在车内。正准备超车拦截，忽然，横跨红河长三公里的大桥，已到眼前。因为修路，车辆只能单行通过。汪车驶抵桥头，为红灯所阻；陈等欣喜之余，纷纷下车，想赶往狙击。但因前面尚停有其他车辆多部，步行超越，需要一段时间。等到他们即将接近汪车之时，汪的警卫人员，已很机警的闯越即将更换的红灯，急驶过桥。陈等赶回车上，开车过桥，已无法追踪下手了。 几次不成功，汪可能已有所警惕；而此事万不能再事延宕；于是，陈等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廿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锁索，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结果，仍有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三人被捕，而被越南当局判处七年徒刑。 第二天。当地报纸大字刊载中华爱国志士谋刺汪精卫的重大新闻，才知道误中副车曾仲鸣（汪的最亲信的秘书）。 汪精卫虽然侥幸未被诛锄，但已贼胆摧寒，不敢再多作逗留；龙云的犹豫态度，也因之变为坚定的拥护中央，汪的回昆明，联合龙云，兴风作浪的企图；遭此致命的一击，成为画饼。于是，在日敌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的协助之下，汪离开河内前往上海；步上建立伪政权，被日敌利用为「以华制华」工具的绝路。 （注一）：近卫声明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系以中日「满」三国为主体；而以「睦邻亲善、共同反共、经济合作」为共同策进的目标。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三国成立反共协议，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区」，为了防共，日军应在华驻军；为了加强经济合作，日人有中国内地居住和贸易的自由权，以及开采富源的便利。
（注二）：汪精卫的艳电，系一公开发表于报端的通电，响应近卫声明，并且明白主张让日军留住内蒙附近。 十一、发动爱国青年，「抗日杀奸」正当武汉、广州沦陷，继而汪精卫出走，河内锄奸误中副车之际；军统局在北方天津的抗日杀奸工作，却做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先是，政府知道中日难免一战，但这一战争，是关系国族生死存亡的长期大战，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准备不及，所以对日军的无理侵凌，百般忍让。可是，共匪却利用人们抗日救国的澎湃热潮为掩护，诋毁政府，争取群众。青年人血气方刚，当然是共匪诱致的好对象。何况华北青年一再感受日军侵凌的屈辱，忍无可忍？为使华北的热血青年，不致被共匪引诱，走上歧途；而导发他们走上真正爱国救国的正道，为多难的国家，多尽一份责任，多作一点贡献。于是，戴先生派遣一位优秀的年青干部曾澈，到天津去，负责联络他们。 曾澈，浙江瑞安人，民国廿一年秋，毕业于上海法学院，言语文章，犀利清新，而盱衡国难，壮怀激烈。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林蔚将军所激赏，介绍戴先生，从事革命实际工作，尽忠报国。 曾澈北上后，就读南开大学，便中常与耀华中学的爱国青年孙大成、孙惠书等接触。建立「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的抗日地下组织，而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工作。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从事实际抗战工作，改组为「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以「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为团训。由发行刊物，宣传抗日；而推广为搜集敌情，破坏敌军仓储，以及制裁汉奸，以伸国法等工作。由于曾澈的清苦负责，义勇双全，遂被公推为「抗团」的团长。曾澈并兼任军统局天津站的书记（廿八年三月升站长），即以军统局的武器物资和技术训练，支援「抗团」进行工作。于是，「抗团」成为军统局的外围运用机构，正因为如此，「抗团」才能在灵活的情报运用，和充实的技术物资支助之下，迭获奇功。 天津沦陷以后，王竹林在日敌卵翼下当上天津市市商会会长，除了专门巴结敌人，压迫商民以外，还跟敌人组设「中日经济提携协会」，替敌人出主意，打击我政府的法币在华北的信用；另外还领头组织「反蒋大会」，担任会长，企图分化我国抗战阵营的团结；实在是丧心病狂，罪大恶极。「抗团」特派孙大成，祝宗梁、孙湘德三人；伺机在法租界兆丰花园将王击毙。消息传出，人心大快。 另外，敌军入侵我国以来，本以为六个月之内，即可获得决定性胜利，结束战争。可是，由于我们的坚强不屈，使敌人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为了应付长期战争的大量物资消耗，敌人策定了「以战养战」策略，在华北一带尽量搜取战略物资。民国廿八年四月，天津市伪市政府的军用堆栈，万国桥旁的三井洋行，和特一区的棉花堆栈，囤积棉花等战略物资；栈房容纳不下，院子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等候船只运回日本。天津同胞眼看这些人民血汗果实，将要被敌人运回去制成武器火药，再来杀害我英勇将士和善良人民，都非常愤慨；但以身处敌伪暴力淫威之下，却又无可奈何。 正在大家扼腕感叹之时，忽然霹雳声声；「抗团」再派出人员，自四月某日起连续三天，将上述三个场所加以彻底破坏，爆炸火焚，数以万计的棉花大包和其他物资，都付之一炬，真是轰轰烈烈，强敌丧胆，国人振奋。 四月十二日，再接再厉，再诛锄经济方面的大汉奸程锡庚。 先是，当我军撤离华北以后，有大批的白银和银元，存放于天津英租界的我国交通银行。当时，我国在金融上是实施银本位，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币」，简称「法币」，流通于社会市场。银元只准持有（有相当限制）不准通用；一律存于银行，以为法币的准备。是以华北虽沦陷，但因为有交通银行的大批白银和银元为准据，所以仍通用法币，而且币值相当稳定。这对我长期抗战的支持，和陷区同胞的生活，都是有益的。 对我有益，当然对敌不利。于是甘为敌人走狗的汉奸程锡庚，为了向敌人献功邀宠，竟然替敌人策划，有步骤的加以破坏。 程锡庚，是英国留学生，当时是华北伪政权的准备银行的总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他自己也创办一所集生钱庄。首先他以准备银行的名义发行伪准备券，以法币的等值，强迫人民使用；再以集生钱庄的存款，套换交通银行的银元。最后，怂恿敌人向英租界当局交涉，勒令交通银行交出政府存放的全部白银和银元。虽然英国虚与委蛇，拖延观望；但由于程的主动催促敌人，向英租界频施压力，情势相当严重。如令其狡谋得逞，我们就要失去了这一大批白银和银元；那么华北陷区的经济金融，势必沦于崩溃混乱，关系实在太大了。 因此，曾澈奉到命令，务必于最短期间，杀掉程锡庚，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可是，程逆住于英租界高级住宅区，席丰履厚，深居简出，并且有保镖警卫，要想杀他，有点措手为难。曾澈运用「抗团」青年的关系，广布线索；终于找出程逆喜爱看电影的特点，利用他于某日在大光明戏院看新上演名片「庚戈丁」的时机，由「抗团」同志祝宗梁、袁汉俊、刘友琛、冯健美、孙惠书等执行国法，将其击毙院内。 由于「抗团」在天津连续破坏敌人仓储物资，杀死重要汉奸；不但使敌人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振奋了陷区的民心士气。敌人既恐慌又愤恨，一面加强对英租界的压力，一面尽全力侦破我地下工作组织。曾澈身兼「抗团」和天津站的重任，经常活跃于华租两界，终于被敌人发现他的秘密。于是，广布线索，必欲活捉曾澈而甘心。正在天津担任视察工作的乔家才，以为曾的处境艰危，劝曾暂离天津。曾向他慷慨表示：「我受命北上，决心以死报国，敌伪不灭，誓不南返，况我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安危原不可计？」仍然加紧工作。后来，戴先生知道曾的身份暴露，电调他速回重庆。他因为正在布置一件行动要案，已到执行阶段；在强烈的责任心的驱使之下，他想完成此一任务以后，再遵令离津赴渝。但不幸就在他准备离开天津的最后一项任务未完成之前，他出事被捕了。（详后书） 「抗团」的工作，并未因曾澈的被捕而销声匿迹：反而由天津扩展到北平，成立北平分团。参加的青年，也由高中学生增加到大学生。从廿九年起，连续杀死甘心为敌伪走狗的伪建设总署总务局长俞大纯等汉奸，以及专门破坏我地下工作组织的敌特人员等多人。其中最壮烈而轰动的，莫如冯运修的拒捕成仁。（冯、北平人、利用其姨父巨奸齐燮元关系，掩护工作，成仁时年二十，未婚） 另一方面，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寄托，一般民气，有逐渐消沉的趋向。青年学生们，大都不甘心为敌伪所用；然而虽具爱国热忱，每有报国无门的苦闷。戴先生有鉴于此，乃派原在天津继任抗日杀奸团团长的孙大成于民国廿九年六月，自重庆到上海，联合上海的有志青年学生，开创「抗团」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民国卅年四月八日，即已成立上海分团，又名「抗战建国特种工作服务团」，展开和华北同样的工作。曾经在虹口日本租界内，发动几次毁伤敌伪人员的爆破行动；获得丰硕的成果，造成轰动的声势。因为改制体型较小的炸弹，孙大成竟然被炸去一只手臂，继续由祝宗梁和袁汉俊负责领导，活跃如初。 由于「抗团」在敌后工作著有成效；民国卅二年，军统局乃在重庆万寿宫成立「抗团」总部，吸收后方青年，予以训练；然后派赴敌后建立新基地。另为与敌后各地「抗团」组织保持联系，便于就近支援指挥，再于卅三年在广德、西安、界首分别成立联络站。在敌后密设联络组，分别以伪军、伪警宪、学生为掩护，从事抗敌杀奸工作，成效亦著。（抗战胜利后，除一部分改以协助军统局办理肃清汉奸为主要任务以外，其余大部分继续求学，或者转入社会各界就业。） 「抗团」同志，极盛时达一千余人；与敌伪作短兵相接的密勿战斗，共失事十九次，被捕八十三人，死难者曾澈、冯运修、李如鹏、纪树仁、纪念华、朱云、陈维霖、袁汉俊、李鑫、黄克忠、缪维等十数人。 青年人热情澎湃，好冲动。在敌后做杀敌惩奸的工作，出生入死，固然需要牺牲奋斗的勇气和决心；但也应当特别遵守革命的道义和纪律。否则的话，杀一无辜，就会引起社会人士的误解与恐惧。何况，军统局一向最着重革命道义与工作纪律呢？因此，「抗团」的同志们，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表现：绝非一般「散漫松弛」、「有头无尾」、「嚣张跋扈」的人物，所可望其项背的。 很多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难免不发生爱情问题；有的或者竟会因忌嫉而妨害了正事，有的甚至情欲超出了理智的控制，发生意外事件，影响了国体的名誉。这方面，「抗团」同志有良好的表现。虽然他们都正在青春年华，但他们所表现的爱，完全是一种纯洁的友爱、同志爱，休戚相关同生共死的仁爱；绝无丝毫男女私情渗杂在内。甚至大家都以堕入男女私情为可耻，而随时加以警惕，互以共勉。 一个革命工作者，当然谈不到追求名利；可是人非圣贤，难免没有向上的冲动心和好名的荣誉心，希望多负责任的领导欲，甚至比较丰富的物质享受。何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古今中外，对冒险犯难，做非常事业的人；给他们物质与荣誉的优遇，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是「抗团」的同志们，他们从不谈到待遇，也从不羡慕别人有地位有名气有待遇！只是凭他们爱国的热忱和革命工作的信心，而默默的埋头干他们的革命工作。 「抗团」同志的家庭，有的是政府的高级长官，已经随政府迁往后方；有的是官僚政客，已经变节投敌，在伪政府之下做了大汉奸。然而他们不论他们的父母，已经是在两个敌对阵营中各负有重大责任；他们仍然像手足弟兄样的，凭着革命情感道义，和爱国救国的赤忱，志同道合的结合在一起。尤其难得的，有些家长是大汉奸的同志，还大义背亲的凭藉家长在伪府的声势地位为掩护，来推展他的「抗日杀奸」地下工作。 戴先生综理抗日救国的密勿工作，经纬万端，机杼百出，策应四方；其所以无远不届，无孔不入的，其所以广受青年爱戴，历久不渝的；是他一片报国的丹心赤忱和忘我的大公至诚。他因势利导，发动青年学生，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敌后工作；完全基于运用所有一切打击敌伪，争取胜利的立场，而毫无广植个人力量的私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戴先生对「抗团」的同志们，特别注意他们的生命安全。如非万不得已，或者事出意外；总是为他们的安全，作万全的准备。凡是身份已经暴露的，或者可能暴露的，大都立即排除万难，调往后方。同时更能顾到他们的志趣和事实，并不勉强他们正式参加军统局的工作，做一个秘密情报人员；大都就其原来学历，负责介绍安插他们继续读书，完成学业，帮助他们继续依照志趣，走他们愿走的道路；而从四面八方为多难的国家，各尽棉力。 十二、情报战场，遭遇严重挑战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原与周佛海等在日敌的卵翼之下，进行其组织伪政权的工作。同时，彼等自知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将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目标；所以，特地利用原在中央党部担任处长的丁默村，以及原系共产党徒，被捕潜逃的李士群为爪牙，在上海组成特务工作总部；（因为总部系设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所以简称七十六号）联络日敌的特务、宪兵等机关；以威胁利诱的手段，专门对付我地下工作人员，尤其是戴先生的军统局人员。由于同为中国人士，有些人过去比较了解熟识；加以奸伪歹徒的百般诡诈，以及日敌的乘机肆虐；因此，自民国廿八年七月以后，军统局在上海的工作组织，受到很大的压力，也有相当的损失；而且牵连影响到南京、青岛、北平、天津、安庆等地；成为戴先生主持特种情报工作以来，在间谍战场上，第一次遭受敌人最严重的挑战。 七月十四日，奉戴先生命令由越南追踪汪精卫到上海，继续执行诛锄任务的王鲁翘；接到军统局的卸任上海区长王天木的邀约，约他到寓所密谈。王鲁翘以为有紧急公务，欣然赴约，孰料在赴约的中途，忽被日敌宪兵队便衣五人预伏拦劫，企图以强行绑架方式，由法租界密解出去。王知情势严重，乃机警应付，尽量避免落入日敌之手。一面以柔道搏击，与敌宪周旋；一面高呼「绑匪架人」。经十数分钟纠缠，为法捕房的华籍警探所发觉，将王鲁翘与敌宪便衣五人，带往法捕房。日敌指证王为重要的重庆恐怖份子，要求立即引渡；但遭法捕房拒绝。（注一） 原来，王天木和上海区办人事的陈第蓉，还有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何天风；已经因为生活糜烂而被诱失节，供敌伪驱策。凭他们的记忆，提供线索给日敌宪兵与特工，对军统局在全国各大都市的秘密工作组织，作全般性的侦搜破捕。 陈第蓉变节后，立即将上海的全部组织名称与住址、人员名单，提供敌宪兵队，会同两租界捕房，搜查军统局的沪区人员住所及办公地址达十三处之多。幸而在法捕房任职的刘俊卿，是戴先生所秘密运用的同志，（与沪区书记郑修元有联系，且有结义兄弟之雅）当他知道逮捕的内情以后，立即于事发之先密告郑防范。郑当即分头秘密转知各有关部门紧急应变，才不致被其一网打尽；而能迁移地址，照常工作。 陈第蓉曾经在军统局的南京区主办过人事，为了向敌人献媚邀功，再将南京一带的内情向敌人密告。八月十二日，安庆站长蔡慎初被捕，在迭经刑讯利诱之下，誓死不屈。曾在监中题有「为国捐躯老益壮，文山气节留侯志」，以及「苦心感清操，励节托幽篁」的诗句以明志。（后来被解送南京，复沿途高唱革命军歌，观者动容；船经芜湖，在军统局同志的巧妙安排之下，获救脱险）安庆站的工作，并未因蔡站长被捕而受影响，仍然很有绩效的继续进行。 香港方面，自上年敌军攻陷武汉与广州以后，英人以我国抗战已无希望。于是，一面公开宣传，促我与日敌谋和；一面受日敌的压力，对军统局在香港的秘密组织，大肆摧残。幸赖香港先后任区长郭寿华和王新衡、书记兼行动组长刘方雄的沉着机警，巧为应付；虽然电台两度遭受破坏，但能保存文件，照常维持工作。其通讯员袁良刍由港因公赴上海，也因为不知王、陈已叛变，而于八月间被诱捕，迭遭敌宪兵非刑拷打。袁已六十以上高龄，也能忠贞不屈，特作血书以明志：「易水空余恨，成仁待断头；丹心为党国，碧血溅洪流。任教横诽谤，精忠不自休；铁窗羁病体，不作洪承畴」。（后来由戴先生派人营救出狱，几成残废） 南京方面，戴先生在王、陈等叛变之初，即电知南京区长钱新民，嘱其一面加以防范。一面设策诛锄叛逆陈逆第蓉。可是，南京区曾于是年六月十日，乘敌伪要员严村中将、梁鸿志（伪南京维新政府负责人）、温宗尧（伪维新政府院长）、高冠吾（伪南京市长）等廿余人，在日敌南京领事馆奉行宴会的机会，派行动人员渗入其厨房，伪充侍役，在食品内下毒；毒死敌华中军山田司令高级参谋三浦大佐，敌领馆书记船山、宫下吉玉等三人。（其余多人中毒较轻，未致无命。）敌军愤怒之余，在南京大肆侦查搜索，务期早日破案。钱区长为了暂避锋头，将区内重要文件及部分人员移往浦镇附近；而留组长谭文质在京负责，搜集情报；所以尚无法诛锄陈逆。而陈逆竟然先发制人，于八月十九日，会同敌驻京宪兵队搜捕京区组织；复胁诱谭质文附逆，于九月十一日将军统局设于南京城内的秘密电台破捕。南京区遭此重大打击，并未畏缩；而由书记兼行动组长尚振声，化装出入于挹江、和平诸门，联络潜伏在城内的同志，努力恢复组织，推进工作。 由于王天木曾在平津工作多年，平津的军统局组织人事，他相当了解；于是由他的旧属斐吉珊和张奉馨二人前往平津一带，为敌宪兵队作鹰犬，专门指捕军统局的工作组织和人员。九月廿七日，在天津河北大经路，将抗日杀奸团团长兼天津区长曾澈当路捕去；廿八日凌晨，再会同英法捕房，在英法租界大举搜捕军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捕去天津站长陈资一、军事组长郑恩普等人。陈资一被捕后，坚贞不屈，曾贿通狱卒密出一函，请人转致戴先生云：「津站工作，速请另派人员负责，本人既入敌手，难获生还，已抱定最大决心，准备牺牲，抗日到底」（民国廿九年五月十三日，陈就义天津，年四十一。陈，湖南邵阳人，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参加军统局工作之前，曾任第二集团军处长职）。 曾澈被捕后，敌人当然希望能从他的口供之中，将军统局在天津的地下工作组织一网打尽；但连经刑讯利诱，毫无效果。曾澈不但未吐一言，而且绝食求速死。慷慨正气，敌人为之心折敬佩；一面为之注射铺针，延其生命，一面温语慰问说：「你是书生，为何毁法乱纪，自罹杀身大祸？」曾澈正色回答：「我杀敌除奸，顺天应人，何谓毁法乱纪？求仁得仁，死何足畏？」声色俱厉，凛然不可冒犯。敌人无奈，特地送往北平敌宪兵队感化院，企图在「感化」的待遇之下，以时间来消磨他的坚强意志。戴先生也曾经派人进入监牢，叫他不妨假装投降，先相机脱险，再图复举，可是，曾澈一念坚贞，无论真假，决不肯向敌人屈膝。（终于廿九年九月九日在北平慷慨就义，年廿七，未婚）。 青岛方面，青岛站的行动组长赵刚义，与王天木等有勾结；以赴上海洽领经费的机会，受王等诱惑投敌，于十一月十五日，自上海引领敌宪兵抵达青岛，出乎意外的破捕青岛站组织，搜去工作人员名册，胁迫代站长傅胜蓝招供所属各组和电台的住地，按图索骥作一网打尽的搜捕，当直属通讯员王志超被捕的时候，傅胜蓝居然在敌军的胁迫下，劝他降顺附逆。王志超凛然正气的痛斥傅贪生无耻，并且对敌军说：「我乃黄埔学生，戴雨农的干部，要杀就杀，决不屈服投降」，慷慨激昂，敌为敬佩，不敢加害。（被判处徒刑十年，于胜利后释出） 十一月廿四日，这场灾难，终于牵连到北平，北平区和所属电台被破获，副区长周世光、台长张树德等多被逮捕。周等也熬刑不屈，于廿九年九月八日在北平南苑同时就义。（周，湖南湘乡人，曾任第三军科长及安徽崇实中学校长；张，浙江天台人，电台台长。） 注㈠：王鲁翘被捕后，誓死不承认系重庆危险份子；但因为越南河内刺汪的案情，被叛逆告密，而于民国廿八年农历除夕，被押送到河内归案。河内法院判王无期徒刑。民国卅四年八月，抗战胜利；王与先已在河内被捕的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同时恢复自由，戴先生曾以专机迎接他们回国。
十三、把握优势、清除内叛本来，军统局在上海对敌军和汉奸的破坏诛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也使敌伪受到巨大的创伤，敌军驻上海的特务组职，早视军统局的地下活动如芒刺目钉，务必斩尽杀绝而后快意。自汪精卫抵沪，组织伪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军统局地下组织以后；狼狈为虐，事态严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干部的叛变。戴先生深深了解，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已经由主动攻击优势而陷于被攻击逆境。如果无法克制反击，不但敌伪嚣张，明暗异势；而且对沦陷区的效顺中央的民心，将会发生不良影响。这一情报战场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因此戴先生除了运用军统局的力量，再接再厉的，愈挫愈奋的，从艰困的工作环境中，诛锄叛逆，压制敌伪，争取胜利外；并且从各方面发动敌后的广大民众，共同裁制敌伪。好像奇兵突起样的，使敌伪防不胜防。同时也用以发舒民气，振奋人心；而在声势上把握优势。 （一）加强情报布置情报组织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坏过的残余组织，加强整顿，变更方式，仍留该地继续工作外；并且积极扩大增建复式布置。上海为通都大邑，更是当时汪精卫与日敌密谋建立伪政权，企图分化我国的接头中心；所以是搜集情报最重要的地区。虽然，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陈等叛变后，仍能立足，继续维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员与工作方法，向为王、陈等所熟习，活动起来，难免多有顾虑，同时也随时有再被破坏的可能。因此，戴先生特地遴选一位与军警两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上海第二区。 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先生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北伐时，即曾任国民革命军东路指挥部少将参议、浙江省党部委员、省立法政专校校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先生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先生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考虑的，一口承诺。 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很明了当时的处境，很注意把握原则。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和与戴先生通讯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他工作，不完全凭藉军统局的渊源，他很少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以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的发展工作，有些人还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的，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财政部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天琛，从伪府搜集各种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任因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掩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自效，率伪军反正。对于日敌军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王某，搜集军事情报；对他的密勿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王同志的关系，敌军特务机关及「登部队」的打字员，译电员，也被姜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就因为姜的预先急电通知，而使军统局得以作有组织的彻底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徒劳无功。 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先生应变的方法，知人的识见，以及用人的时机，的确高人一等，而有独到之处。 （二）仁至义尽加强情报的组织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叛逆的诛锄，戴先生当然有所成算。他以为部分干部所以背叛，七十六号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个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他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敌勾结越来越积极的汪精卫身上。因此，如何设法诱导王、陈等将计就计，诛锄汪精卫，以自赎自效，为国家除去无穷后患，才是上策。必不得已，再行诛锄背叛之事。 当时，有一位曾任上海行动组组长的刘戈青，暂在香港避锋头。原来，刘戈青在淞沪沦陷后的两个月之内，曾经率领他的行动组，在徐家汇火烧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并且一连执行十一次行动案件，一时，上海敌伪，相顾失色；日敌特务机关特别以四万元的巨款为悬赏，企图缉捕刘而甘心，所以刘才奉命离沪暂留香港。 刘戈青正计划如何回到上海，接近王、陈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怂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诱捕？招兵买马？难以揣度；当即转呈戴先生请示。戴先生复电叫他赴渝面商。 刘于民国廿八年八月十日赴渝，戴先生判断王的真意，当为请捕献功，贪图赏金。刘以为正可以乘机混入敌人阵营，接近王、陈，相机行事；或竟进行反间。当然，以敌军对刘痛恨的程度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可是，刘慷慨豪壮的向戴先生报告：「为了维护组织的工作，整饬团体的纪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个人生死问题，请先生不必顾虑」。戴先生见他出于一片至诚，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机智胆量；乃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经过一番安排，一星期后，戴先生命令刘经过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约；明白的交付刘两大任务：㈠策动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担任反间工作；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自可将功折罪。㈡与王天木密商，诛锄汪精卫；如果成功，不但可赎罪，而且可受重赏。并且拿出一封他亲笔写给王天木的书信，命刘到上海后，当面交给王天木。 是年十月四日，刘戈青到了上海，六日，安然和王见面，将戴先生的亲笔书信交给王。当王看到信上所写的： 「余遇君素厚，第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王不觉紧张汗流，几乎瘫痪在沙发上；当面应允听从戴先生的命令，掩护刘接近汪而下手诛戮，以申国法。当时议定乘双十国庆汪成立「新政权」后阅兵的机会，由刘化装汪的卫士，混入阅兵场，相机行事。可是，汪成立「新政权」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阅兵也被取消了。刘以为诛汪的行动，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权」之先，才最具意义；何况，他自己是个被悬赏的「通缉犯」，怎能旷日持久？于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体的事实表现，向戴先生和全国人民作悔过自新的交待。「汝一人投敌，曷为一时失足，容有可谅之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而欲自绝于国人矣。余不欲戈青来沪，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注：汪许以军政部长职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戴先生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许王天木的决心锄奸赎罪；并且还答应他的请求，送他四万元的法币，以为活动工作的费用。可是，王收到钱以后，态度改变，向刘诿称诛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再找陈第蓉加入。刘奉令返沪，本有策动陈反正，带罪图功的任务；当然欣然同意；于是，在王的安排下，刘和陈见面。 讵料陈第蓉居然开出条件，请戴先生释放他在后方被捕的家属，才肯与刘合作。刘急电戴先生报告；并且建议迅派专人将陈的胞妹释送上海，和陈相聚，以安其心。 陈第蓉的胞妹陈第燕，由刘的旧属朱三元送到上海；当面把她父亲的一封信交给他胞兄。陈关切而又紧张的拆开书信，他那位读书明理，精通法律的父亲，却很严厉的书信上训斥他： 「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优待，未及言诛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当思戴罪图功，否则，噬脐莫及矣！」
陈第蓉看到他父亲的书信，尚在犹豫，他妹妹陈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声泪俱下，要求陈不再做汉奸，否则她宁可跪死，也不起来。陈无奈之下，只好表示：「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从此改过，不做汉奸」。陈第燕看到她哥哥应允不再做汉奸了，才起来兄妹相见。刘戈青向陈交待此事以后，问起陈诛汪反正之事；陈约他等待时机，随时联系。谁知，陈劣性不改，借口加强彼此联系，与刘几次酬应以后；竟然亲自开车，将刘诓到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关了起来。显而易见，陈第蓉不但不知悛改，而且也出卖了刘戈青。 当时，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的严刑拷掠，是出了名的「阎王殿」；刘戈青自揣必受摧残。不想第二天，七十六号的要员李士群亲和他晤谈，把刘从监牢内请了出来，待以宾客之礼。几次谈话，甚至对饮小酌；一方面劝刘参加他的特工总部，许以京沪方面的要职，「共图大事」；一方面想以轻松的友谊气氛，套问刘此次奉命来沪，究有几人？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虚实。 刘的意志坚决，而态度严正；除了暗示他已准备随时牺牲，不愿与李等「共图大事」外；还虚虚实实的称赞军统局在上海力量的强大，甚至只要他随便打出去一个电话，就会有同志冒险来看他。 李对刘的话将信将疑，装出一片爱惜英雄好汉的豪气，向刘表示，「电话就在旁边，可以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同志真的能仅凭你一个电话，就不顾一切后果的跑来看你，我可以让你们自由交谈，绝不派人监视」。 刘立即打电话给朱三元，朱三元本来是刘戈青主持上海行动组时最得力的干部，接到电话，毫无后顾的应约赴难；最难得的，还有位不是军统局同志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谊的立场，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约而至，顿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越想尽量利用刘来对付军统局。另外，既然假装慷慨的姿态已经摆了出来，只好「大方」到底。于是当面对刘、朱等恭维他们的肝胆相照，不愧为真正讲意气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不准监视他们，尽量给他们方便；一面很客气的道了「少陪」。 这时，刘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向朱等倾诉，除了对包天擎的见义勇为，特致谢忱外；当即写了张纸条交给朱三元，叫他带回去密呈戴先生；上写： 「受命来沪，原拟乘机系逆首悬于阙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数月来迭遭变故；今更身入樊笼，自问必死。此间处境虽万分恶劣，必要时决心一死，上报知遇之恩；下赎方命之罪，绝不以团体的生命，换取个人的自由，兹乘三元兄之便，谨奉寸柬，以明素志；并托带还赐表，呈于钧前……」
除了这封书信，刘又从手腕上拔褪下一只手表，请他一并交还戴先生。朱三元，看到这封信，再看到手表，不觉感动流泪。原来，当时一只名贵的手表，来之不易；戴先生为了激励工作，常拿来赠送给有功的同志，一则使同志感到光荣和珍贵；同时可以因为时间准确，不致误事。刘的这只手表，就是他在上海诛锄汉奸后，戴先生赠送给他的，现在退还赠表，分明是表明必死的心迹，同时也有一种留为纪念的想法，实在是意义深长。 朱三元安然走出七十六号，回到重庆，报告戴先生。包天擎却以朋友身份，每隔三两天，就跑去探望刘戈青，送衣服饮食，相当殷勤。 自刘戈青被陈第蓉诱捕后，加以青岛、北平的组织，仍然因为王、陈背叛的关系而相继被破坏；戴先生觉得，他对同志的失足，已充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有求必应，真可谓仁至义尽了。既然王、陈等已无悔过反正的可能。于是他派吴安之，进行警诫叛逆工作。 吴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以同乡的情谊和国家大义，组织精神来感动他；并且对他下达戴先生的命令，让他做诛锄叛逆的执法者，马河图虽然受王天木的恩养，但他也素来敬重吴安之的为人正直诚笃，更慑服戴先生的威严气魄。在吴对他开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留芳遗臭，在你一念之间；将功折罪，锄奸自效，才有光明前途」，以及戴先生的严令之下；他憬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吴安之还叫他与戴先生已经安排好的内线行动人员丁宝林和许清江，联络合作，相机行事。 民国廿八年的圣诞夜，正当王天木、陈第蓉、何天风等与几个日敌汉奸辈在舞场行乐之际，马等动手锄奸，当时杀死陈、何二人；王天木刚巧离座上厕所，幸免脱去，但事后，因为马河图是王的亲信保镖，而事发之时，王又离去；敌伪怀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将王逮捕审讯。 马河图一击成功，吴安之立即偕马离沪，同赴河南，许、丁也离开上海，回到后方。不久，奉到戴先生的命令，派马河图为新乡行动队队长。马感奋之余，非常尽力；曾经渗入敌军新开辟的飞机场，炸毁九架敌机，炸弹四千余箱。烧掉汽油仓库两座，汽油七千余桶。 李士群既无法使刘戈青变节，收为己用；也未能从刘的口中套取任何秘密；于是改变态度，对刘严刑虐待。一直拖到民国廿九年五月，刘才找到机会，设计脱逃魔掌，回到重庆。 十四、前仆后继，诛锄罪魁首逆民国廿九年二月廿三日，汪精卫在日敌的支持之下，在青岛与当时南北两个伪政权的首领梁鸿志、王克敏举行会谈，完成了「新统一政权」的协议；三月廿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会议」，决定「新国民政府」的阵容，卅日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四月一日，汪逆的伪「中央」政权，正式成立。于是，汪精卫成了公然叛国的傀儡儿皇帝。因此，戴先生为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汉贼不两立」的精神，擒贼擒王，继续加紧进行诛戮罪魁的活动。好几位慷慨铮锵的勇义之士，为此不惜生命，抛头颅、洒热血。 军统局的衡阳办事处主任湖南长沙人吴赓恕少将，（广州岭南大学毕业，曾任军统局河南站、广州站长）。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入中央党政班受训；与军委会少将参议湘潭人戴静园同学，故友重逢，把酒话旧；谈到汪逆的卖国求荣，根触国事，往往愤慨泣下，而有：「荆轲聂政，而今安在」的感叹。因为戴静园与汪逆的爪牙陈石生有旧，曾经接到陈逆来信，替汪逆「延揽人才」。所以两人相偕请见戴先生。自愿同往南京，肩担诛锄巨奸的任务。而计划由戴静园出面，以应邀参加「新政府」的姿态，经陈逆介绍以见汪逆。吴赓恕则在暗中准备杀奸工作。二人安然前往南京。汪逆与戴静园相见，任命他为「社会部委员」的伪职，戴静园经常与陈逆石生往还，由于探询汪逆生活行动的情况，过于积极，引起陈逆怀疑。同时，戴静园的妻子郑氏与陈妻应酬之时，也言辞失慎。于是吴等事泄被捕。相对之下，以未能完成任务而自责唏嘘，并以死难不屈互勉。敌伪以为他们是少将级高级人员，所知秘密之事，必较一般人为多，乃迫诱百端。戴不屈，厉声痛斥：「我事泄被捕，有死而已，天下岂有怕死的戴静园？速杀我，以遂我志愿！」吴则惟求一死，不发一言；乘间贿诱伪警，送出一函，托人密送王新衡转致戴先生，申叙愧未能报命的情怀。民国廿九年三月廿一日同时就义。吴年卅六，戴年四十九。 江苏吴县人陈三才，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入乌斯脱大学学习电机。学成归国，在上海创办北极电气冰箱公司，规模宏廓。民国廿一年「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之役，他曾经结合爱国志士，以技术协助国军构筑防御工事。自汪逆叛国，他非常激愤，尝对人表示：「救国应当先除败类，不寝汪逆之皮，食汪逆之肉，非大丈夫」。慷慨激昂，往往现诸形色；因与戴先生相结识。在军统局上海区的协同下，他亲自购求线索，以便诛杀汪逆。不幸被所运用的白俄所出卖，向敌伪告密；以致他也失事被捕。监禁三月，备受残害；威迫利诱，凛然不屈。汪逆曾亲自提讯他，自谓与他无冤无仇，何以也要遭暗算？陈三才严正的对答说：「我与你无私怨，但要杀国贼；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何必多问」？遂于民国廿九年十月二日，从容就义。（后来，戴先生曾经在重庆，以清华大学同学会的名义，替他开追悼会，呈请蒋委员长颁发「烈并常山」的挽额，旌表他的忠烈）。 军统局还有一位邵明贤同志，浙江警校毕业，因为曾在江宁县当过警察局长，所以为县长梅思平所器重，对他印象相当深刻。汪逆叛国组伪府，梅逆为替其与日敌穿针引线的「功臣」，也出任伪府要职，特地函邀邵前往襄助。邵当时正在贵阳办理警佐训练，立即报告戴先生，自愿乘机赴约前往为死间，相机诛除汪逆。邵于民国廿八年冬携眷赴沪，在梅逆的安排之下，出任伪「浙江省党部书记长」，次年调南京，任伪警厅督察处处长；伪装附逆，以致被亲友所不齿。邵以任务为重，不稍辨释。然而，百密一疏，仍以操持过急被人告密，以致失事。拷掠毒楚，不吐一言。曾密出一函致妻子：「当此体壮英年，理宜为国尽忠，方不辜负父母之生我育我；而今已矣，夫复何言？自古是非纷纭，并无定论；个人一切，惟有留待国人之评判」。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与另一烈士黄逸光同时就义。年卅六。 黄逸光，广东赤溪人，侨居墨西哥，身强力壮，曾经与老虎肉搏，尤善长击技，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与民航学校。民国廿四年，曾集合好友数人，作步行环游世界的壮举，某次，在巴黎侨胞的欢迎会上，与正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相识；汪对黄的精壮有大志，非常激赏，不时约见，相谈甚欢。民国廿七年春，黄旅次非洲，闻听祖国的首都南京沦陷，敌军沿江西上；不觉义愤投袂，慨然作色说：「大丈夫生逢国难，当效命疆场，犁扫丑虏，还我河山；否则也当殄锄逆贼，如荆轲子房的奋然一击；岂能久留外国，隔岸观火」？遂即解散步行环游世界团体，返国赴汉口，与汪精卫见面，叙说他参加抗敌，以尽国民天职的希望。当时，汪尚未萌叛志，对黄的海外归来，请缨赴难的壮志，大加赞赏；而且因为在巴黎和他有过一段往返；所以特别亲切，留他在私宅小住几天，然后亲函介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再赠送川资二百元。 黄抵达昆明受训，原以为可以作飞将军，御空歼敌。可是，七个月的考验，竟然以不适战斗飞行而改服地勤任务。黄以未能遂其手刃强敌的初衷，常自抑郁感叹。迨汪逆叛国，成立伪府；其妻弟陈耀祖，以为汪对黄有恩，居然函诱他在空军之中，响应「和平运动」。黄不觉切齿愤恨，言行失常。事为王叔铭处长所知，询明原委；特函介他到重庆，投效戴先生。当他晋见戴先生，谈到汪逆；怒不可遏，誓言务必为国除奸。戴先生嘉其壮志，而且也难得有他与汪逆的一段渊源关系，于是给他安排，施以短期训练；密派他肩负锄汪任务。 黄到南京，被任为「中宣部编审」兼「教育部专员」伪职；常与褚逆民谊、林逆柏生等往还，每欲亲见汪逆。言辞情态，过于急迫；无形中启人以「有所为而来」的疑问。于是于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事泄被捕。伪法庭讯问他：「汪主席待你恩德高厚，你为何恩将仇报，要暗杀他？」黄抗声回答：「逸光但知秉春秋大义，诛叛国奸贼；私谊岂可有害公理？」遂于十二月十七日，与邵明贤同时就义；临难前，尚索纸笔题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年廿八。 诛锄汪逆的行动，一再受到挫折。戴先生体验到一种事实；那就是「欲速则不达」。事实说明，诛汪之事，虽然需要冒险犯难；但有的是热血为国，不畏危难的志士；所计划的进行方法与所预备使用的武器，也经过一番训练与考较。而成为问题的，除了汪逆本身的防范严密以外；那就是执行任务的志士，过于操切，过于要求速效。从此以后，戴先生改用多方渗透，长期培养的方式，秘密进行，只要能制其死命，不一定非轰轰烈烈的显诛不可。 其后，民国卅二年四月，终于多方设法，派人渗入汪逆住宅为雇佣，暗通消息，于卅三年一月乘汪逆在南京入医院施行手术之际，由戴先生运用的某医师，将某种慢性毒剂投使汪逆误服，以致汪逆发生骨髓炎的绝症，无法救治，客死日本。 十五、开创战地政务 组织「华北督导团」先是，天津有位雷鸣远神父（原来是比利时人，后来归化中国），以天主教的关系，替社会提供很多服务，得到大众的仰戴。抗战开始，华北首当其冲；他在河北的安国，看到我军因为医药不充，交通不便，军民联系不够而遭受困顿的情况，非常感触。于是他充份发挥「博爱救人」的精神，亲率他事先组织的宗教性团体「耀汉兄弟会」和「德来姊妹会」的教友数百人，组成「公教救护队」，跟随国军第三军服务，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由于他们服务的热忱和表现的优异，得到各方一致的赞扬。第三军曾万钟军长曾向他流泪说：「雷神父，你救了我们的命，你是全军的恩人，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政府为了酬庸他的功劳，也颁发给他一座陆海空军甲种奖章。 民国廿七年四月底，晋东南战事告一段落；敌军撤退，增援津浦线。政府为了与日敌进行长期战斗，命令山西一带的国军，在中条山建立坚强的军事基地，准备以较大规模的游击战，与敌军周旋。但此种长期困敌的战术，必需有效的发动广大民众，军民结合一致，才能事半功倍。而北方交通闭塞，声气难通；如何加强宣传，发动组织，展开工作；由那些人深入敌后，由何人负责领导，才能卓有成效？都是问题。戴先生有鉴于此，深思熟虑之下，觉得惟有以军统局的干部和雷神父的救护队合作，由雷神父负责领导，最为理想。于是，他拟好了一套计划，呈请蒋委员长采纳，于民国廿七年九月四日电邀雷神父赴汉口会商。 雷神父到汉口，在蒋委员长欢宴的席次上，曾经提出（一）组织公教军，参加抗战（二）到国外宣传，请欧美各国援助中国抗战（三）组织全国性救护队等计划。蒋委员长以为组织公教军牵涉太大，有不便之处；到国外宣传，当然也很重要，但可以推荐别人去；目前最迫切需要的还是扩大救护队的组织和工作范围。于是，雷神父推荐于斌主教到国外宣传。辞出以后，戴先生和他畅谈，说出他的构想，雷神父欣然同意，于是计划新的组织，很快的呈奉军委会核准，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简称华北督导团— 「华北督导团」于民国廿七年十月一日在武汉成立，以天主教教友（扩大原来救护队）为基干；军统局也派一部分干部（组成一个直属流动组），参加该团从事政治宣传、心理作战等工作。团的名额为五百人，任命雷神父为团主任，下辖秘书、政训、事业、总务四个处，和六个工作队。军统局的李敦宗同志为团副主任兼政训处长，计划以中条山基地为起点，陆续发展。 当雷神父就任团主任率领卅几名团员离开武汉前往重庆的中途，武汉和广州失守了，后方的民心士气有了逐渐消沉的趋向，汪精卫一派人，正在酝酿「和平运动」。雷神父立即发表他抗战到底的主张，一路大张旗鼓的为民众打气；到重庆以后，马上组织歌咏队、街头剧团，在各公共场所演出；他本人也到广播电台、各学校、工会、商会、机关团体去演讲，甚至私人应酬，所讲所谈，都是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论调。精诚所至，使人精神为之振奋。 离开重庆，经过成都、西安，招收有志青年二百余人，予以短期训练以后，进入中条山区，原来在第三军服务的救援队，也加入青年团。设总团部于大寺坪，旋即移驻窑泉。在河北、山西、河南边区，推展工作。 因为督导团的服务性质，以天主教为基干，所以成为代收代发赈济救助款项的理想机构，经常将收到的各方面的赈款，在中条山、太行山、晋东南、冀南各地战地发放给饱经战祸灾难的民众，受惠的达廿万人之多。同时，为了解决民众失业的痛苦，增加前方物资的供应，还开办小型工厂，以工代赈；所得利益，全部分赠贫苦民众。 战地，山区，缺乏医疗，督导团除了在总部地区开设固定性的医院，收容伤患军民以外；还特设流动性质的医疗队，随时流动的为军民治疗；又自制小型的简易药包，大量赠送民众，教以自疗方法。无论住院、手术、药品，都不收费，完全义务。 山区交通不便，运输全赖人力与兽力，翻山越岭，崎岖费时，而往往百里无人烟，食宿休息，诸多困难。督导团有鉴于此，同时也希望能提高运输的能量；所以特在山区每隔卅到五十华里开设交通站，免费供应茶水草料。结果不但问题解决，军民称便，而且管道畅通，能量激增。 战区教育落后，民众缺乏组织；而战役也影响到地方元气的恢复，和农业生产的耕耘收获。督导团乃在山区举办「村长、村佐训练班」，每期训练一月，授以运输、粮秣、救护伤患的技术，共施训二百余人。又举办「妇女训练班」、「成人识字班」，把他们组织起来。每次战役以后，马上竭力协助各地小学校提早复课，先后达二百余所，学童二万余人。每当农忙之时，为便于妇女有睱下田耕耘收获，特设托儿所数十处，托管幼儿，免费供给饮食娱乐，日落后由父母领回。 为了激发民心士气，增强抗战必胜信心，特别加强政训活动。每日刊印四开的「北原战报」三千份，免费分赠军民阅读，曾得到美国盟邦的赞誉，认为是战地唯一的文化刊物，提出交换的要求。另出刊「华北督导月刊」，以漫画、标语、壁报，以及配合各纪念日设计新颖传单等方式，作普遍的宣传活动。同时也经常演出话剧、魔术、杂耍，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华北督导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雷神父本人也曾亲自说服了相当顽固而迷信的红枪会、大刀会；使他们一反过去中立的色彩，转而支持国军，积极抗战。 民国廿八年六月，云南传出了龙云与中央不和，对抗日战争不热心的谣言。由于雷神父和第三军（大部是云南人）有共患难的情谊，于是应邀远赴昆明与龙云恳谈。 雷神父带着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第三军扩编）的亲笔信，到昆明和龙云恳谈二次，结果非常圆满，龙云明白表示支持中央的抗日政策，谣言自此平息。 雷神父在昆明十天，在很多公共场所演讲长期抗战，鼓舞人心；益世报因为于斌主教和牛若望司铎的支持照顾，在昆明办得蒸蒸日上，也特地为雷神父发动慰劳前方将士的捐款捐药运动，捐到十几万元款项和很多医药物资。 雷神父带了捐款和药物回到中条山，十月九日亲率一部分人员赴河北，准备向平、津、保三角地区挺进，十二月初抵达河北的邢台，总团部也前进到山西的晋城。由于华北督导团是以仁爱济世，益民救国为出发点，所到之处，与民众打成一片，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与中共表面虚伪实质残酷的作风不同。而中共借抗战坐大，所着力着手之处，就是「群众路线」。因此，雷神父和华北督导团的成就愈大，对中共的阴谋发展，愈为不利。于是，中共对雷神父多方压迫阻挠，雷神父为了避免冲突，由邢台退到涉县林县一带，继续工作。 在林县，他和千里来会的雷震远神父相见，烽火杂乱之年，故友重逢，快何如之。雷震远神父却以中共党徒的问题为忧，惟恐他要遭暗算，同时也为他的身体着想，很婉转的劝他可否住院休养一段时期。他却豪壮的回答说：「无论如何，我愿意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愿意成天的在医院里躺着休息」。 民国廿九年三月九日，共军刘伯诚部乘日敌进攻，国军撤退的时机，在姚村包围督导团的团部，并且扣留了雷神父。第五集团军、第一战区长官和中央政府，纷纷设法营救，甚至去电共军总部，结果，刘部根本否认有扣留雷神父之事；同时继续加强对督导团的摧残，竟然在陆川县平安镇附近，一次活埋了十二位团员（大鹏、满，恩礼、迪德、维隆、若石、希道、如愚、希遍、瑞英、希禄等修士） 戴先生知道事态严重，乃将此事详细经过和若干证据，呈报蒋委员长，下令朱德，负责雷神父的安全，限电到四十八小时释放雷神父。廿九年，虽然中共早蓄异志，但还不敢公然违抗蒋委员长命令，只好转令刘伯诚部迅予释放。 四月十三日雷神父脱险，由于回中条山的道路，被敌军切断；而四十天的拘留，粗粝不堪的饮食，川流不息的谈话洗脑，使他成为一个又黄又瘦，疲惫不堪的老病人。于是他赶往洛阳就医。 在洛阳，经过医生诊治，发现他除了风湿和疝气之外，肝胆的机能已经消失了，病势一天天沉重。 六月十四日，戴先生知道雷神父病重，特地呈准蒋委员长派一架专机，将雷神父接到重庆，虽然经过中央医院和中医名家悉心医治，然而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于六月廿四日逝世；戴先生安葬雷神父于歌乐山对面的山坡上。 七月十八日，国府明令发表褒扬令，表彰雷神父的为国勋劳。十一月廿九日，重庆各界为他举办了一次追悼大会，备极哀荣，广留去思！ 华北督导团，自雷神父去世后，先由李敦忠代理主任，卅二年由美籍主教米干继任主任，仍然积极推展服务民众，组训民众工作，至卅三年秋结束，前后历时六载。为国牺牲的达三百余人之多，其中死于共军之手者约二百人。因为华北各地教友，感于国族兴亡的大义和雷神父的热诚感召，随死随补，前仆后继，所以始终保持五百人的名额和高昂的士气。由于团员十九皆为天主教友，所以牺牲的也以教友为多。除了雷神父本人和上节所述在平安镇被共匪活埋的十二位「耀汉兄弟」以外，还有修士多禄，石类三万；职位较高的有副队长李友兰，书记赵奥定，科员张效先、杜若伯、史震伯，副官王培先，还有德来、达兰两位修女。军统局的同志，牺牲的有周庚戍、王公璐、孙景礼、赵北平、王孝先等。 虽然，牺牲的教友，并不是军统局的同志，但是他们出没于敌前敌后枪林弹雨之中，他们爱国御侮的壮志和辛劳特著的绩效，与执干戈卫社稷的国军将士，与出生入死密勿报国的情报人员并无二致。何况华北督导团还是由军统局督导的战时机构？为了不湮没他们的忠烈事迹，为了尊敬他们的报国壮志；戴先生觉得应当对他们的身后负责，所以特地追认他们为军统局的同志，替他们存案立传，永垂久远。 十六、扩建游击部队、推动敌后地区汪逆精卫组成伪府以后，要求日敌准许他成立属于伪府的军队。虽说，这些乌合之众，精神上还有倾向中央的保留；然而，成军伊始，在敌军的监督挟制，和汪逆利诱羁靡之下；对军统局的地下抗敌锄奸工作，却也一时增加了阻碍力量。加以共军的在抗日的口号之下，以合法掩护非法，专以残害爱国志士，（华北督导团的横遭摧残，即为显例）兼并坐大为能事；而我各地游击队也因隶属不同，份子复杂，往往为共匪所离间，互相猜忌。因而使戴先生感觉到情势不利，必需急谋克制之方。 于是他就军统局权力可能涉及的范围，加以积极策进；而特别着重于分布地区的全国性和认真的推进到敌后中心地区，以期能发生实际的作用。民国廿九年三月，他奉蒋委员长之命，草拟一套在各战区普遍组成便衣混城队（又名奋勇队）的计划，由各战区就国军中挑选敢死之士，以为队员，由军统局负责督导指挥运用；以加强沦陷地区的情报工作，配合国军反攻。 该项计划，呈奉核准后，随即开始实施。戴先生遴选长于军事的高级干部赵理君、徐光英、郭履洲、杨继荣、徐志道、朱金骅、汤毅生、高荣、罗国熙、贺元等十人，为编练专员，肩负每一战区的督练统率之责。当与各战区取得协议；分别在洛阳、宜川、上饶、柳州、襄阳、恩施、韶关、五原、长沙、临沂等地成立督练处，开始编训，授以城市暴动，破坏术、行动术、侦察与化装、通讯联络等技术。迄廿九年底，共编训六千人。民国卅年以后，再加扩充，并积极组成各重要铁道沿线的行动破坏队；从事破坏敌军交通仓储等活动，绩效卓著。 忠义救国军方面：先是，自民国廿八年起，为了加强上海附近和浦东部队的掌握与指挥作战，于是年三月一日成立淞沪指挥部于上海。戴先生对此非常重视，特别从河南调出正在担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的杨蔚，担任淞沪指挥部的指挥官，并兼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赋予调整发展的全权；另外调去一位原来当过宪兵团长，后来为他罗致，担任军事参谋的军事专家徐志道，担任淞沪指挥部的参谋长。在他们同心协力，积极整顿之下，发展迅速；（迄廿九年初，整个忠义救国军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廿六个大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达二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分布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一带，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军的交通仓储。 盘据京沪等地的日敌，鉴于忠救军在其腹地的发展神速，声势浩大；以致被迫龟缩到城镇据点之内，行动颇为困难。为了解决此种威胁，乃经常抽调兵力，对忠救军实施扫荡性的攻击。 当时，共党也在江南成立了「新四军」；还有一支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游击队，司令员为陈毅；在江阴、武进等地，假借抗日名义，伺机偷袭忠救军，甚至利用敌军进攻的时机，乘危袭击忠救军，以达到能消灭友军，壮大自己的目的。 忠救军处此两面作战的情况之下，由于全体官兵的英勇奋斗，和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所以能屹立不摇，免于覆灭之危。其间作战多次，对敌军的战斗，以浦东之战最为惨烈，我第八支队长马柏生重伤，所部几全军覆没；高淳之役，区队长向勇阵亡，立尸不倒，最为伟壮；璜塘之役，毙敌百余，战果最大；而最艰苦最复杂的，莫过于被敌军和共军夹击的安镇之役。 此役，忠救军伤亡二百五十人，敌军伤亡卅余人。匪军利用日敌夹攻友军的惯技，至此已明目张胆，暴露无遗；而忠救军在京沪线，多次歼灭日伪军的战术计划，均被「江抗军」所破坏，如非忠救军组织严密，信仰坚定，取得民众拥护，则将难以立足了。 忠救军在敌后苦战，损失虽大，可是由于能与民众打成一片，随时获得补充，所以人数日有增加，但份子也难免复杂。因此，戴先生曾于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在金华召集忠救军干部会议时，就曾决定汰弱留强缩编整训的原则。廿九年三月，忠救军乃将全军，集中孝丰，缩编整训；编为三个支队（又名教导团，按步兵团的编装办理）、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一个淞沪行动总队（总队人数七百人），一个特务大队和一个军官训练队。以周伟龙接任总指挥，王春晖、李穰、阮清源为支队长；编余官兵，全部交由第三战区处理。迁总指挥部于安徽的广德。 十一月，适新的编组大致就绪，正加强训练之时；盘据于长兴的敌军，以密匿行动，偷袭广德，一举陷城。我第一支队长王春晖，骁勇善战；不慌不忙的固守南郊，连夜部署反攻。第二天拂晓，身先士卒，出敌不意的一举登城，敌军受创骇退，损失惨重。王春晖的英勇胆识，被人赞誉为「王老虎」。戴先生知道之后，颇为激赏，保送他到后方的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训；而以郭墨涛接任支队长。 民国卅年一月，整训完毕，分四路重回京沪沦陷区，继续游击日敌。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与淞沪行动总队为骨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挺进；第二路「澄锡虞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九月以后，汪浩然接任）部为骨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挺进；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骨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常州、江阴之间的地区挺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为骨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同时向京沪陷区挺进的四路忠救军，都遭到敌军和共军的拦截攻击，其中以第一路发展较快，但遭受敌军的打击也最大，且被迫与优势敌军决战，延续达廿九天，伤亡甚众，基地全毁。结果除沪杭铁路以南的一部未受影响外，其余皆陆续突围，退入太湖。 第二、第三路则被共军夹击最艰苦，激战亦烈；乃且战且退，北渡长江口，转入靖江、泰兴等地区，继续活动。卅一年春，又在江北与敌军及共军作战，然后再南渡长江，在丹阳、金坛地区从事游击活动。 此阶段，忠救军经过改编，以新锐之师重入敌后，本可迫使敌军顾此失彼，感受威胁，不敢下乡；可惜横遭共军阻挠，以致削减战力，饱受牵制，无法发挥统合战力，几遭全军覆没的危险。幸赖官兵勇敢果决，百折不回，始能维系支撑，继续发展。 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日敌袭击香港，积极南进后，英国与我协商情报合作，戴先生特呈请蒋委员长，准将各地便衣混城队，改编为军委会的别动军，受军统局的指挥运用；以期扩大游击作战，牵制日敌的迅速南下。次年，组成七个纵队；原则上由英国派遣人员来华，加强其训练装备。当调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为别动队总司令（后任为徐志道），尚望为参谋长；翟荣基、成瑜（后为杨遇春）、徐光英、何际元、杨蔚、徐志道、郭履洲为纵队指挥官。为统一指挥敌后游击工作，忠义救国军也拨交别动军指挥。惟因日敌南下迅速，星马相继沦陷，中英情报合作计划，遂告停顿，但便衣混城队经过此次整编，已蔚成游击劲旅。 十七、维张轰动声势、克制敌伪反击为了支持日益艰困的抗日战争，维系沦陷区的民众，因汪伪政权成立后，而仍然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以及对付敌伪特务机构对军统局地下工作的积极摧残。戴先生殚精竭智，督责所属沉着应对，发挥潜力。除了上述清除内叛，诛锄汪逆的工作成效以外，还在全国各地，对日渐猖獗的敌伪间谍活动与敌军的军事目标，加以彻底的侦捕和猛烈的破坏，不但要求在实质上使敌伪受到严重的损失，而显示军统局的反击威力。同时；也用以造成轰动的声势，振奋国家的民心士气。 当然，这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而其成败关键，就在民国廿九年和卅年之间。如不能在此时期克制敌伪，稳处上风，则敌威我衰，前途不堪设想。因此，戴先生于民国廿九年元旦即手令勉励军统局全体同志： 「凡我同志，今年应以最大努力，健强组织，发挥力量，在我惟一革命领袖指挥之下，扩大神圣情报工作之效果，对抗战建国之大业，有更大之贡献。谨本斯旨，敬祝本局全体同志健康进步。」 军统局的同志在戴先生的勉励之下，都能了解时势的严重，而奋勇突前，尽力以赴。因此，民国廿九、卅两年间，南北中原各地，破机关，杀敌酋，毁军实，断交通，歼奸丑，到处呈现丰硕的工作果实，形成轰轰烈烈的声势。而也因此切实的发生了克制敌伪的作用。 上海沦陷后，有一个叫钱人龙的汉奸（外号麻皮），甘心做敌特务机关的走狗，领导一部分爪牙，在英法两租界，专门侦查政府的地下工作，并且随时引导捕房，搜查机关，逮捕人员。自民国廿八年军统局的上海区失事以来，几乎所有被搜逮捕的案件，都与钱麻皮有关，而且凶狠毒辣，手段残忍；此人不除，实乃敌后工作的一大障碍，军统局的上海同志，多方设策诛锄，必得而甘心。民国廿九年二月廿五日，终于找到机会，在上海仙乐舞场前连发三枪，将他击毙。 福建，与当时日敌所占领的台湾仅隔一台湾海峡，所以日人早把它视为势力范围，曾有扶持汉奸，成立「华南国」，脱离我中央政府，以遂其蚕食中国的阴谋活动；因为戴先生有效的防阻揭发，未能实现。抗战开始后，日敌以厦门为我华南主要港口，通往南洋必经的交通枢纽，同时也可用以进一步控制福建，所以首先将金门、厦门予以攻占。军统局的泉州组，因为金厦一带，有很多在海外寄籍，从事工商业的华侨，为了摧抑强敌的骄妄气焰，振奋人心，特于民国廿八年三、四月间，以八十军情报处的名义，招募热血青年四十人，组成行动队，予以训练装备。四月十九日由王明来，陈大元统率，分乘大船四艘，乘大雾袭击金门岛。廿日三时，在青岛湾登陆，出敌不意，捣毁敌设在城角仔的炮台，击毙佐世保第二特别陆战队大西部第二中队士兵多名，夺获轻机枪步枪等多支，安然撤回。行动人员郑良，因破坏电线受伤不及同退，留金门化装乞丐，在金门同胞的掩藏协助下、秘密送回泉州。 民国廿九年二月起，再接再励，两度袭击金门，毙伤敌军数百，破坏敌军事设施，并且活捉伪金门警察署署长郎寿臣，凯旋后在泉州正法示众。由于军统局同志连续三次渡海勇袭金门都获得成功，不但轰动了福建，而且也轰动了海外南洋，纷纷以头条新闻详加报导。对于海内外人心士气的振奋发扬，确实发生很大作用。 日敌在华的特务活动，利用我国户籍登记不周，行动不受限制（当时国人并无户口名薄、身份证等制度，在国内也可以自由通行，一般地方，连住旅馆都很少登记），以及中日人民肤色相同等特点，如水银泻地般的深入我内地。或则贿买汉奸为其爪牙，或竟由日人化装华人，潜伏在我军事交通要冲地区，作搜集情报等特种活动。 民国廿九年，军统局的河南站侦查到开封山货店街，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敌间谍机关，代名为「西山公馆」，系由日敌主管华中一带特务工作的开封特务机关长及川贞作所主持，乃派李宪斌同志渗入该馆内担任工作，探报内情。是年五月七日，河南站的行动组在李宪斌的内应之下，潜入馆内，当场将及川贞作，以及馆内的内勤负责人山本午、宪兵分队长上村四郎等击毙，将敌陆军开封特务机关长高田与华人卫士娄季祺等击成重伤。我行动同志吴汉国与李宪斌被敌捕去。 敌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为了支持汉奸伪组织，摧折我国内外的民心向望，混淆国际视听，公开宣称华北治安业已稳定。民国廿九年十一月，日敌侵华总机构「兴亚院」，特派多田大佐，及高月、乘兼悦郎两中佐来华北「视察军政」。军统局的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敌，河北遵化人，曾任团长，以沉着勇敢为戴先生所赏识，听到传说日敌「特使」当中，有一人为日皇的至亲，极为尊贵。于是揣度计议，表示：「痛惩骄横的敌寇，唤醒日渐麻木苟全的民心；扬正气，报国家，此为最好的时机」。是月廿九日，高月、乘兼双骑并出，在北平街道昂然行走，趾高气扬，旁若无人。麻克敌以为机不可失，乃小心尾随其后，至东城根偏僻之处，突然奋起袭击，双枪俱发，高月伏诛，乘兼重伤，次日也不治毙命。日敌受此打击，由于事情发生在北平城内，不但难以自圆过去夸张之说，而且也无法向日皇交待，只好关城门大加搜索，虽然后来麻克敌被捕，慷慨就义，但北方的民心，经此一击，却也发生些清醒作用。 汪逆伪政权成立后，日敌立予承认，当任命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全权大使，并与汪逆谈判「日汪」之间的基本条约，决定于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卅日在南京正式签字。戴先生从上海得到情报，敌伪高级人员将乘天马号快车，由上海赴南京参加签字典礼，乃下令苏州站中途袭击，以显示中华正义人士的严重抗议，并以实际的打击配合言论的斥责。 苏州站于廿九日派出一个行动组，到达李王庙附近，埋置地雷炸药于外跨塘地段。卅日九时，天马号快车开到，担任按钮的副组长詹宗像和队员薛尧，计算时间班次无讹，立即按钮起爆，快车触雷爆炸倾覆，炸毙日敌军官：陆军省驻沪专员山田松次郎大佐、外务省情报局驻南京专员华岛信夫中佐、上海特务机关玉置义广中佐、驻上海军特别陆战队参谋卜部善代志大佐；炸伤敌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专员岱琦市三、内阁驻上海专员方绪进等人，其他情报人员也死伤多人。詹、薛两同志，眼见任务达成，现场混乱，为了想混进现场察看成果，乃自铁路以北三百公尺隐藏的树林中向外移动，被敌军发现，开枪射击，詹、薛二人奋勇还击，且战及走中弹成仁。（詹，浙江绍兴人，忠义救国军军官队毕业，长于爆破，年廿五。薛，江苏无锡人，忠义救国军军官队毕业，年廿）。 敌军在华中一带的特务活动非常积极，机构体系也采用复线部署，各不相属。除了上述已被破获的「西山公馆」，还有一个「仁义社」，由敌陆军大佐皆川雅雄为主任。他是敌军多田部队的参谋长，并且兼任伪政权河南绥署总顾问；肩负敌华中特务工作的全责。军统局的河南站，侦查他的行踪，常常下榻开封社下基七十九号。乃派出行动员数人，于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渗入开封，将他击毙。我行动人员赵天刚、姚世德被敌军发觉追捕，翻越城墙脱走，跌成重伤。 李逆士群，为南京汪伪组织特工总部的巨头，并兼任伪江苏省长及伪清乡委员会秘书，专以残杀我爱国志士与地下工作人员为能事。平日垄断物资，没收人民财产；密派党徒，散布各地，阻挠我中央在陷区实施的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的，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置无线电台，专门侦查我军事行动与秘密，供给敌军；并派遣情报人员潜赴后方，探取有利敌人的情报，以供敌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的巨奸。 军统局有位韩籍志士崔博学，原在敌海军武官办事处当翻译。民国卅年，军统局为了寻觅一位能接近李逆左右而手刃巨奸的人选，考虑到崔傅学，崔欣然应命，即活动调往伪调查统计部工作，以为掩护。是年五月十六日下午九时，李逆往上海狄思威路日敌海军武官办事处，与敌海军武官藤田会晤，敌高级军官书上与川崎也在座。崔担任翻译，以时机良好，入室后，热血沸腾，立即拔枪对李逆连发六枪，可惜均未命中，而将藤田击伤；川崎出枪还击，崔腰部中弹不支倒地，遂被捕。殉职于江湾敌海军医院中，年卅一。 崔博学的同乡黄永哲，也是军统局同志，当时正在敌上海海军陆战队当参谋，对崔的慷慨殉职，痛悼良深；誓继承崔的遗志，杀巨奸。一周以后，探听李逆将于某日晚八时，赴虹口福民医院探视替他挨枪弹的藤田的伤势；乃前往院门守候。乘李逆离院登车之际，拔枪劲射，仓忙中未能命中，被其保镖与敌兵追上包围。黄奋勇还击，连中五弹，当场成仁，年卅九。 李逆经此两次被击，贼胆摧寒，而戒备也更严密；一时无法再接近他。后来周佛海秘密反正后，军统局终于利用周和李的矛盾，巧为策运，而假借日敌特务人员之手，将李逆士群毒毙。 军统局韩国国籍的志士，为了诛锄敌间汉奸，留下壮烈事迹的，除了上述的崔博学和黄永哲以外，还有尹光国和光复两兄弟。 尹氏兄弟二人，均服役于日敌军事机关；惟以亡国之痛，时怀杀敌报仇的壮志。因为景仰戴先生领导的情报工作，锄奸杀敌，极具成效；乃经友人鲁某的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光国以敌军上海陆战队参谋室大尉为掩护身份，光复则任职南京敌军戒备司令部参谋处。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南京两地从事情报活动。 上海的虹口日本租界某妓院，有日妓贞子，年青貌美，接交多为敌军要人；惟爱光国英俊特假以颜色。光国始能借经常与贞子相处的机会，侦伺敌酋的言行。 民国卅年七月七日，敌海军军事学校校长任一中将，与清水少将，由华中视察返上海，上海敌海军陆战队司令武田少将，在妓院中设宴为彼等洗尘。光国以为杀敌酋报国仇时机难再，于是在酒菜中暗下毒药，殷勤劝酒，为免敌酋怀疑，自己先食不停箸。次晨毒发，毙清水少将伤任一中将及北昌少佐，光国也殉难。当酒宴刚开始之际，武田忽接到军中电话，有事先行离去，所以成了漏网之鱼。 可是，光国的弟弟光复闻讯赴上海，查究内情，以为是武田下的毒手，为了国恨家仇，决心当街狙击武田。于是，他与军统局上海区妥商办法，在武田经过的北四川路附近等候机会。八月廿七日晨，终于将其击中重伤，光复也被捕成仁。 戴先生为了加强发动广州的杀敌锄奸工作，曾在所主办的临澧特警班中挑选胆识兼优的广东佛山人江志强，于民国廿八年底抵达广州，组成行动组，配属广州站指挥。曾经于廿九年五月，爆炸伪广州省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炸伤伪省府人员廿余人；继而，再诛锄伪花县维持会会长曾光汉；予沐猴而冠的奸伪份子以迎头痛击，大快人心。 民国卅年九月十七日，江志强为纪念「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决定在广州全市，以敌军军事机关与伪组织为爆破目标，分区实施大爆破。当日正午十二时，同时发难，此起彼落，毙敌军官四名，兵三名，汉奸六名，伤敌军廿余名；毁机关多处。一时，轰动羊城，居民振奋，敌伪胆寒。江志强等候各路同志安全撤离后，才准备退出市区，路经海珠中路与大新路时，遭遇敌宪兵阻拦盘查，江自揣万难走脱，乃扳动所携带的炸弹，格斗拒捕，与敌宪兵五人同归于尽；江因此壮烈成仁。江志强的妻子陈少华，已怀身孕，也参加了这次大爆炸，已先脱离到安全地带；后来生子，取名烈生，以为纪念。 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敌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敌军也积极向南洋进军，香港首遭攻击；英国要求我军能由陆上向九龙一带对敌军施以压力。敌军为了牵制我军湖南部队的南下，将在湘北有所蠢动。戴先生得到情报，有满载敌军人员及军火的火车一列，将于十二月某日某时通过岳阳，于是急电军统局的湖北破坏队，届时前往埋雷爆炸。结果炸毁车头一车厢九；毙敌官兵一百卅余，伤一百八十；毁汽艇六十余艘，皮筏三百余只，大炮五门，重机枪十五挺，其他枪支弹药极多，敌军遭此意外打击，只好暂停蠢动。 十八、加强军民合作，深入太行山区民国廿九年，国军为了控制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在第一战区的统辖之下，已设有三个主要军区；西边是中条山军区，中间是太岳山军区，东边是太行山军区。中条、太岳接连在一起，南临黄河，渡口控制在我驻军手中，与后方交通非常便利。只有太行山区才是惟一孤悬在敌后的抗战根据地。太行山军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两百多里。北面是共军占领的区域，表面上是一条战线，实际上随时找机会袭击友军，作兼并坐大的打算。东边是平汉铁路，南边是道清铁路，西边是白晋铁路、潞泽公路、晋博公路。这三方面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都驻有敌军，形成对太行山的大包围态势。太行山区又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廿四集团军庞炳勋负责，有四十军（庞兼军长）和新五军（军长孙跃英）；西区为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名义上列入廿四集团军序列，但仍受卅四集团军胡宗南节制。 戴先生对太行山区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早有过安排。当民国廿六年八月，南口战役结束敌军继续西侵的趋向日益显明之际，戴先生即曾下令成立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驰赴太原，就近加强部署，并负责指挥三省的情报工作，其后敌军南犯，太原不保；共军复暗施阻挠破坏，以致国军在山西的行动颇受影响。为牵制敌军，防制共军，势非组织民间武力，建立基地，从事敌后游击不可。戴先生乃与十三军军长汤恩伯讨论此事，在汤的赞助之下，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的番号，当设司令部于太行山，策联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间武力，组成游击队，不仅用以袭击敌伪，且可防制共军兼并坐大。但由于第二战区反对；李果谌只好将部队交给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以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吾收编。 现在，由于「华北督导团」在中条山区优越的表现；同时，军统局在山西的情报组织于民国廿九年五月，遭敌伪破坏，被捕去同志七十余人。因此，戴先生考虑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区，一面组织群众，加强军民合作；一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山西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打击敌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恰巧，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习晋东南情形的干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先生乃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 乔家才于民国廿九年冬，以军统局的晋东南站站长的职位，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机出发，途径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位同志，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看到胡宗南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发表乔家才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发展工作的合法身份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作业。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仍然有待积极策进。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 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谍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智识水平与技能训练不够理想。尤其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那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晋东南站以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当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同志为中心，结合地方党政干部，在各县建立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热烈支持下，短期训练班调训各师的担任情报工作的人员，得到很好的效果。受训的干部回到部队，回到各县，再辗转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逐渐，部队的情报业务，也有了面目一新的改变。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中条山完全授权「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因此，这项工作必需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所着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晋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机来临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处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于是从精确的调查明了真相，以激励的方法，感喻双方息争，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份的尽到了掩护与支援的能事。 民国卅年二月起，敌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说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更要防止共党的渗透分化。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同时也很可能被蓄意坐大的共党军政机构乘虚填补。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任县长，（壶关马成骥、长冶聂士庆、高平姬镇魁、晋城张鸿惠），以建立地方人士为重心的战地政务。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虽以军的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需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效能最大。敌区的民众，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也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先生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推动工作，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晋东南站，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自民国卅年六月起，日益辉煌的工作果实，使敌军受到很大的困扰。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厂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党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的充份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军不应有此行为，希望以后不要再来破坏」。 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
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在民国卅年六月以后的半年当中，就袭击过敌后的据点卅多处，击毙敌军一百十一人。当然难免也有人被敌军击中。晋城的工作队长王熙春，就是在袭击晋城以东十五里的司徒村的一次行动中，当场重伤成仁。军统局在太行山区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而山区生活的刻苦，环境的复杂，却和工作的突出，成为极强烈的反比例对照。戴先生爱护部属，经常关切部属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况，同时也注意到尽量发挥每一重要干部的特长，而适才适所的机动使用到某一项重要工作上，以期事半功倍的顺利达成任务。由于此一旨趣，当乔家才在太行山区的工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可观的规模以后；民国卅一年，他奉到戴先生的命令，到西安去担任财政部缉私署的陕西缉私处处长。 十九、安定后方，维护国防民生（一）未雨绸缪、通畅西南运输抗战以来，由于交通阻隔，生产失调，各地物资缺乏，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以致经济上的流弊丛生，民生凋蔽，人心惶然。民国廿九年四月十四日，戴先生晋见蒋委员长，面陈此种经济上的危机；并且建议加强检举贪污，防止走私，统制运输等挽救的方法。当蒙蒋委员长嘉纳，交由军委会就既有措施，研究改造，积极办理。戴先生也督饬所属对奸宄不法之徒，从事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与走私漏税者，加以扩大侦查，搜集人证物证，送交有关机关法办，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先是，政府为了从国外运进战略物资，支持抗战，曾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在国外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后改称中缅运输总局）总处设广州，第一任主任为曾养甫，后由宋子良接任。宋因此事责任重大，而百务繁琐，乃商请戴先生派几个得力干部，前往协助。于是，戴先生先后介绍张炎元担任该处的警卫、稽查组组长，汪祖华担任该处的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训处长，陈质平担任仰光分处长，潘其武担任腊戍支处副处长。广州沦陷后，总处迁昆明，而以滇缅公路与滇越铁路为主要运输路线。为了加强运输卡车的工作绩效和提高司机人员的素质，办了一所司机人员训练所，由宋自兼所长，张炎元兼任教育长，曾施训司机三千人。 民国廿九年五月，军委会根据戴先生向蒋委员长的建议，为使全国运输力量，得以高度发挥，特将西南运输处改组为运输统制局，赋予统一运输管制与检查的全权，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兼任主任；局下设监察处，负责运输的监督与安全的维护。以曾养甫为处长（次年七月，由戴先生继任），戴先生保荐张炎元为副处长，专主其事。同时，原来在后方负责维护铁路公路交通安全的交通队警五个支队（约十一个团兵力，并兼顾云南机场安全，支持湘西剿匪），也拨归监察处指挥。戴先生特亲函交通队警司令陈绍平，多所勉励： 「现整个队警既受监察处指挥，其责任异常重要，兄对队警应作整个之部署，统盘之筹划；用在铁路及公路者究需若干？而后方能作有计划之补充，以期达统一之目的，方可有进步之希望也」。 戴先生对关系抗战成败的西南运输，除了在大的方策上，向委员长提供建议外；还特地在实际的事务上，作未雨绸缪的巧妙安排。由于敌军已在越南登陆，控制了越南的海口港湾；原来用为对外交通运输的滇越铁路，已失去作用。仅留下一条滇缅公路，为我国对外的惟一交通孔道。戴先生考虑到万一敌军继续向南洋施以压力，英国立场改变时；如何还能顺利的运输战略物资？因此，他早在民国廿九年的春天，即带了毛宗亮、娄剑如等同志前往缅甸，指挥布置全缅的情报网，准备长期潜伏。（详见后节）并且命令驻在腊戍的潘其武扩大雇用商车，透过腊戍孔雀公司总经理张嘉顺，向缅甸海关和路局报领商用大卡车牌照一千张，费用由军统局秘密支付。（此在当时，是又很费钱又很费事的事）。 军统局在缅甸的工作同志，对戴先生的这项命令，莫测高深；可是又不好多问，只好照计行事。究竟用于何时、何事、大家也无从推测。 缅甸是佛教国家，对和尚特别崇敬，和尚的地位很高；当然日敌的间谍，可能利用这种特殊的习俗，作潜伏活动的掩护。戴先生为了确保我西南运输的机密与安全，（遮放仓库，曾发生爆炸事件）特地命令担任警卫监察组长的娄剑如，从这方面侦查日敌的间谍。娄特挑选两位年轻的同志，依照当地的习俗，正式皈依佛门；经常与和尚生活在一起；很快的找出两个日本籍的和尚，搜出他们暗藏的有关我西南运输的图片，包括仓库位置、进出物资品类数字，以及机场位置等情报资料；当即报告长老，剥去僧衣，送腊戍警局，解往仰光，以间谍罪驱逐出境。 民国廿九年七月十六日英国政府派人在东京与日敌签署封锁滇缅公路协议，同时在腊戍海关加派一个警的兵力，加建栏栅岗亭，添架电话专线，如临大敌。十八日，英方正式宣布封锁滇缅公路，规定今后凡是武器弹药机件油料等战争物资，一概不准再北运中国。 戴先生早已获得有关此事的情报，先即于十五日下令潘其武，去找孔雀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张嘉顺，取回已保存三个月的一千张卡车牌照，交给娄剑如，转发给整装待发的运输军用物资大卡车队，换装应用；并以孔雀行商车名义报关，由股长余莫舟押运，顺利过关北运，进入云南畹町再将此照换下，送回运用。如此循环行驶未生枝节。因为潜伏的日谍被清除了，敌军不明内情，无从抗议。等到后来国军云集滇南边境，以及各方面的提出交涉，滇缅公路也就恢复开放了。 （二）增益税收，严密查缉走私在国内，敌我相持区域，奸商勾结地方官吏与游杂军队，走私漏税，影响国家财政；而各地所设的查缉机关，碍于世俗情面与部队实力，多不得力，以致情势越来越严重。蒋委员长乃于民国廿九年六月廿日召见戴先生，命其草拟改革计划。十一月，政府在财政部之下设立缉私署，负责全国查缉走私漏税事宜，即命戴先生兼任署长。戴先生保荐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为副署长。 当杨蔚在重庆海关巷筹备成立工作时，接受了一位中央通讯社记者的访问；杨在对方「不作公开发表」的承诺之下，畅所欲言，不料第二天，这一项「内幕新闻」，居然被报纸抢先登载，公开了出来。这使戴先生不大高兴。因为他平常要求同志做无名英雄，决不做风头人物；尤其是密勿工作，由于性质的机密以及牵涉的广泛，也不宜对外公开。所以他本人以及军统局的人事异动和工作成果，一向保守秘密，从不在报上发表。缉私署虽说是政府的公开机构，但尚在筹办时期，未来的成就如何，犹待排除阻碍艰难；事情未做，先作官式宣传，也与他所提倡的「军统作风」大异其趣。杨蔚在戴先生的责难之下，有点惶愧，于是引咎辞职，戴先生对人，一向光明磊落，就事认事；决不因某一件事牵怒到某一个人的一生，而对他有了成见。杨蔚不该对记者发表谈话，做错了事；副署长不能再干了。可是，他还是长于军事的高级干部，有很多优点；于是戴先生推荐他去兵工署担任警卫总队长的职务。 财政部缉私署，是一个涵盖全国的以国法和武装为后盾的机构，过去一般缉私机构，其所以成效不高，原因很复杂；而缉私人员本身行为不检，私生活过于奢侈，以致被商人引诱，贪污受贿，因而不能坚持其立场，也为重要因素之一。何况，缉私工作，有他的专业性；工作人员必需切实了解政府颁订的缉私法令，一切依法严格执行，才不会有骚扰商旅的弊端。因此，戴先生兼任署长以后，一面着手各省区缉私处的设立和缉私部队的整顿扩充；一面成立查缉人员训练班（简称查干班）训练各地的缉私工作人员。培养他们廉洁的操守，灌输他们工作上的法令常识，训练他们的技能方法。 各省区的缉私处的处长以下高级干部，大都由戴先生就军统局中长于军事的优秀人员出任，基层工作干部，大都接受查训班的训练；加以戴先生个人的谆谆策勉，和「军统精神」的灌注发挥。所以能在各地打开局面，不受人情困扰，不怕地方压力，不虑武力威胁；真正而切实的做事，而有了很好的绩效。 比如广东一地，本来自民国廿五年戴先生介绍张君尧主持缉私工作以后，成绩卓著。（自九月至年底，四个月间，共缉获私货四百五十五件；粤海关税收，较上年同一时间，增收三百三十二万余元），可是自廿八年冬改组张离职以后，税警力量单薄；加以敌伪奸商，勾结地方不肖份子，作有组织的武装走私。以致原有基础，摧毁殆尽。而走私风气之威，真是严重得出乎人想象之外；当廿九年时期，仅仅经由佛山运往三水、清远的进口日货，三、四两个月即价值达七百万元之多。而偷运出口的货物，比进口多出几倍，无法统计；甚至桐油、钨矿等为日敌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也毫无阻拦的私运资敌。自戴先生派曾任军统局广州站长的谢镇南充任广东省缉私处长后，力加整顿；加强部署严密的侦缉网达七十六处据点，扩充缉私武力达四千人，编成两个总队，以黄埔五期的汤毅生为总团长；切实认真查缉，走私之风，才被遏阻。 再如西安方面，担任政府公职的陕西盐务局长于鼎基，竟然勾结渭南的盐商，受收贿赂，卖放私盐，一次就使政府损失四百万元税收。当缉私人员在华阴查获这大批私盐之时，虽然证据确实，但于鼎基却坚决否认是私盐，而主张立刻放行。（按规定缉私处只管查缉，私盐要交由盐务局处理）。后来还是由处长乔家才说服行贿的商人，取得于鼎基受贿的证据；再经过监院派在陕西的监察使署的调查证实，才将他撤职了事。自从此案检举成功以后，不到一年，陕西省各税收机构的收入，都有显著的增加，最高的达到原先的九倍之多。 戴先生和他的部属，为了替国家剔除积弊，增加税收，不畏权贵，不讲情面，当然容易招谤结怨；以致有一段时期，谣言很多。加以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海军部门，正在与我国协商情报工作的合作事宜，戴先生的工作太忙；对于财政部缉私署的职务，无睱兼任。乃于民国卅二年辞去署长兼职，财政部派宣铁吾将军继任。 在西安担任陕西省缉私处长的乔家才，也辞职赴重庆；当他向正在生病住院的晋陕监察使王陆一告别的时候，王陆一不禁感慨系之的对他表示： 「本党的革命精神，一天比一天消失，许多同志都不革命了。像你们军统局这样年轻肯干的同志，实在太少了」。 （三）伐蟊剔蠹，检举贪污枉法由于国家有赖于军统局在检举贪污枉法，妨杜走私漏税，以及加强运输管制方面的努力，日益加重。而军统局的同志人数众多，分布的地区，也很广大。戴先生惟恐各人的见解不同，做事的方法不一，或许激于气愤，疏忽法令手续，以致发生偏差，贻人口实。因此，他于民国廿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手令勉励全体干部「生活要有纪律，工作务求切实」说： 「吾人工作之好坏，全视吾人自身力量如何而定；余以为欲本身有力量，工作有成绩，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即生活有纪律，工作求实在。须知，官者管也。凡为长官者，均应负管理部下之全责。如检查一事，必须合法、合理、合乎人情。因欲检查合法，必须有条文之规定，依法行使。须知越是革命者，越要讲礼貌、讲和平、外圆内方，以求达成任务。革命是讲今天的，亦重现实。今后不论内外勤工作同志，勤勉者定予保障奖励，懒惰者定予惩罚淘汰；务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至能力高下，人各不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总当忍耐劳苦，向前迈进。余不患同志能力之不足，只患同志之招摇撞骗，作奸犯科；或滥用职权，作威作福。真正生活特殊困难，负担较重，不能维持者，当格外设法，予以救济。」
戴先生的部属，在他的如此激励督诫之下，连续的依据合情、合理和合法的标准，侦破检举很多蠹害国计民生的案件！其中以下述三案最为轰动，而其关系与影响也最重大。民国廿九年，四川闹春荒，粮价上涨。政府正在多方面设法疏畅粮源，平抑粮价；而成都的部分大户，却囤积大量食粮，不肯出售。中共以为有机可乘，曾于三月十四日，有计划的发动一次抢米风潮。幸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首先发现；立即商同行营主任贺国光，宣布戒严；召集治安单位筹商对策。 当时，成都行营第三科以及警察局的负责人和重要干部，都是戴先生介派的军统局同志，业务上与军统局经常有密切联系，对共党首要份子在成都秘密活动的情形，早有详细调查。所以能迅速于千百暴民中，搜捕共党首要车耀光、罗世文、梁明轩、卢容杰（即陆容杰）等七人；并且从卢处搜获「暴动计划通知书」，取得确实证据，风潮立平，事后，戴先生奉令赶往成都处理善后，作彻底的讯诘防范。 是年秋收以后，后方的粮价，不但未见平抑，反而飞涨不已，显系有人从事囤积居奇，贪图暴利。当时，前方战事吃紧，而后方的人民生计和社会安宁，受到如此的困扰，形势相当严重；加以是年春天成都抢米风潮的前事殷鉴。因此，如何纠检囤积居奇，绳以国法，为安定后方的当务之急。戴先生特下令所属，积极侦办。是年十二月，军统局的成都站，侦查到确实事证，发现前任成都市长现任大川银行董事长的杨全宇，屡以巨款，交由该行的重庆分行经理欧书元，转托合川万福臻粮栈经理李佐臣囤积小麦。于是会同有关机构，将杨所囤积的小麦七百石查封，连同货单，函件等书面证据，依总动员法，呈准交军法总监部审判。 杨全宇，历任党政要职，在地方上有他的关系力量，大川银行也有他的财团后盾；当然不甘心他出事，要想办法营救他。可是，如果这一案件，不能依法处理；而因为受到人情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落个虎头蛇尾的大事化小的老套。那么，风气所及，群相仿效；必将导致自行崩溃的恶果。为了预防夜长梦多，戴先生命令负责军法的徐业道同志，亲自携带全部案卷，押送全案人犯，于十二月廿二日前往军法总监部；商请审判组连夜组成军法会审，开庭审讯，杨等直认不讳，当即宣判杨全宇死刑，欧、李徒刑。次晨即付执行。 由于此案的迅速侦破、审讯、执行，显示政府优越的办事效率和惩治贪枉的决心；于是，顽劣者知所警戒，纷纷出售物资，不敢再事囤积，一时物价急降，民生以安。 另一件影响重大的案件，是民国卅一年三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在昆明查扣的官商勾结，走私图利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昆明检查所侦知大成企业公司的商人章德武在仰光购买价值三千万元的货物，因为商货不易内运，为了逃避商货监运登记，企图走私图利；乃以一百五十万元贿通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以中信局公交车公货名义办理内运。当经密向中信局驻昆稽查总段查证，此批货物，确非公物。三月四日，昆明检查所乃将上述卅五种卡车货物予以查扣。 林世良看到出事，一面正式以中信局运输处名义出函证明该批货物确系公物，请予放行；一面赶回重庆，勾结中信局购料处经理许性初，补办押汇手续。诿称此批货物，确为大成公司所有，但因其无力运入国内，曾向中信局押汇乙千万元，并由中信局运输处派公交车卅五辆装运来渝。中信局为了收回押汇的本利，所以称他是公物，所以不能扣留，而应交由中信局处理。 因此，当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派员于三月十二日前往中信局购料处洽查时，许性初就是如此说法。可是，照中信局的规定，凡是办理托买与押汇价值在一百万元以上者，均应呈理事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兼）批准；许性初却拿不出此一批准文件来。十三日，林、许再以中信局正式公函给监察处，说明此事，并且声明依照银行惯例，此批货物的抵押权属于中信局，请监察处通知昆明检查所即予放行。 监察处以本案林等所称，自相矛盾，乃就各可疑之点，逐一依法查证，并呈报运输统制局兼主任何参谋总长。虽然林曾经大肆活动，蒙蔽长官，以财政部孔兼部长的名义，代电饬令放行，准其押送来渝，依法查明，交财政部处置。但是，戴先生为了务求水落石出，力挽官商勾结，包庇走私的颓风，仍然不为所动。结果，在中信局本身正直人士的竭诚合作下，查证明白：㈠运输卡车卅五辆均非中信局公物，而分属七个商人私有。㈡押汇一千万元之事，乃系伪造。㈢林世良假公济私，违法渎职，已非一次；伪称押运，系其常用手段。 本案水落石出以后，最后呈准蒋委员长，扣押林世良，全案移送军法执行总监依法究办；于是年十二月廿九日判处林世良死刑，许性初徒刑五年。（章德武系商人，移法院审判）戴先生认真为国的正气，和坚毅沉着的铁腕；对当时日浙玩泄的政风，以及一般奢求暴利的心理；发生了一种警醒和吓阻的作用。 （三）龙云之子贩运毒品案还有一件毒害民生的重大案件，是民国卅一年五月所发生的武装贩运毒品巨案。 鸦片流毒，由来已久。我政府早自民国廿三年，即开始禁烟，进行积极。抗战以来，政府迁渝；以西南为产烟地区，流毒仍炽，所以曾于民国二十八年重申厉行烟禁。可是，若干地方势力，仍以贩卖毒品为幸获暴利的手段；甚至勾结官军，横行无忌。戴先生以为此事关系国本，不可放任不管；于是，密令所属严加纠举。 五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之子，以士兵卅人，押运鸦片烟三卡车，由缅甸边区的麻立坝，公然沿公路行驶，准备运往昆明。军委会设置在昆明黑林埔的检查站，站长娄剑如，是军统局的同志，接获此一情报。当即遵照戴先生的命令，严令停车检查。来车不但拒受检查，而且开枪示威；甚至以龙氏背景，大加恫吓，企图持强闯关。娄不为所动，动员所属，一面还击吓阻，一面包围来车。终于人赃俱获，力挫强覇，维护国法；使中央的威信大增，玩法者知所戒惧。 廿、充裕物资、从事经济作战当民国卅年，抗战己连续进行了四年之时；敌军对我实施经济封锁，尽可能切断我各路对外交通，以待我之坐困。我只有利用滇缅公路漫长的陆运，输入物资。由于运费的高昂，物资的有限；以致大后方物价高涨，货币贬值达十数倍以上，大有民不聊生的苦况。蒋委员长深以为虑，乃有向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挹注后方的经济决策；并且于是年五月指定由戴先生负责，嘱其秉承行政院孔兼财政部部长祥熙之命，切实办理。 因为当时财政部已经设有贸易委员会，用以统制桐油、钨砂、茶叶等物资，并且办理对外易货；设有中央信托局，拥有大量资金与运输工具，办理对外采购事宜。经济部也设有花纱布管理局，用以统制和购销花纱布；设有工矿调整处，用以统制并调配五金器材。所以，孔副院长起先以为各种用以从事对敌经济作战的机构，已经应有尽有；只要加强运用金融力量，支持这些机构就行了；而无再另行设立办理抢运专业机构，遂行经济作战任务的必要。 因此，戴先生虽然已经研拟妥可行方案，一再向财政部接洽，迁延半年之久；但是职权既未确定，经费也无着落。于是，他于民国卅一年四月，签请改由贸易委员会办理，他可以参加协助；也无结果。九月，他再向蒋委员长建议一项出入联锁原则，规定凡是输出我所管制的物资，必需同时输入我所需要的物资；用以限制输出，奖励输入，而达到争取物资的目的。十月，奉批示：「以设局办理为宜，并须从速负责办理」；当报由孔兼部长核定名称为「货运管理局」，直属财政部。于是戴先生命王抚洲负责筹备，提出详细章则、计划、预算；经过行政院会通过，于民国卅二年四月五日正式成立，由戴先生兼任局长，王抚洲专任副局长，并在粤、闽、浙、皖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货运管理局主要的工作为： ㈠管制对沦陷区物资的输出输入，用以增加后方必需物资的供应。 ㈡发动并奖助商民抢购抢运物资，用以配合并推行政府决策。 ㈢自设业务及运输机构，办理商民无力经营的抢购抢运工作。 ㈣破坏敌人的金融与经济。 内勤设五处三室，管制处长赵永新、业务周济文（并兼财务）、运输黄荣华、总务郭斌、秘书室主任楼国威、会计丁兆麟、稽核张冠夫。 外勤则根据工作任务，分成两种分支机构。负责管制任务的，称为某区货运管理处，并于各该区所管辖的重要据点，成立货运管理站。负责自行经营抢购抢运业务的，则沿用我国商业名称，称为某某「庄号」。例如在豫皖交界的界首，称为「兴豫庄」，在柳州的称为「桂泰庄」。处设处长，分科办事；站设站长，分股办事；庄设经理。各庄经理受地区的处长指挥，密切配合，争取物资。 原计划在全国设立八个管理处，八个庄与若干管理站；而实际设置的，为㈠豫皖区管理处，设于豫皖交界的界首，处长王兆槐。㈡湘鄂区管理处，设于三斗坪，处长朱若愚。㈢苏浙区管理处，设于龙泉，处长赵世瑞。㈣福建区管理处，设于南平，处长江秀清。㈤广东区管理处，设于韶关，处长李崇诗。㈥广西区管理处，设于柳州。处长杨继荣。 可是，机构虽已设立，职权方面，仅与关务署获得协议，由货运局于接近沦陷区各据点，设置管制站，代行原由海关办理的进出口货品检查。其余业务，却未能同时顺利进行。因为中央各物资管制机构，如贸易委员会、外汇管理委员会、工矿调整处、花纱布管制局，均为战时新设立的机关，各有一套办法，也视其职权范围为专有；而不容他人越俎代庖；以致他们与货运管理局的职权划分上，一时极难获得协议。而原来拟定的预算法币三亿五千万元资金（经财政部核低为八千万元），也只拨到一千万元。此与戴先生的构想：「以货运管理局为桥梁，与其所有领导指挥的各地统一检查机构，缉私处所的职权，相互配合；而使商民得到便利，各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得以不断增进提高，进而获致解除物资困乏的效益」，相差太远。 是年六月底，戴先生向蒋委员长提出辞呈，并呈明困难原因，以免「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贻误事机，辜负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戴先生亲身经历，而为他人所未能深切了解的为： 「查纱布为军需民用所必需，此次生在东南本可大量抢购；而纱布为花纱布管制局所主管，抢购之纱布，须按该局定价，交其收购。该局定价远低于前方，赔亏之款，则不拨补；生之计划为之停顿。桐油为东南过剩物资，曾拟输出易货；而输出须经贸易委员会核准，并应向外汇管理委员会结汇，手续辗转，费时两月，尚未办竣。现时江浙生丝上市，正可大量抢购；而生丝为复兴公司统购物资，事前须向该公司洽商，始能办理。洽商月余，仅见端倪。此外，五金、机器、化学原料，须向工矿调整处报运，否则不能内运。几乎每一物资，均有一主管机关；每次抢运，均须另办一次手续。重复淆杂，牵制叠架；而使一般商民莫知所从。生洞见时弊，于拟具『对沦陷区输出入实物比例结汇办法』之外，并请求修改『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意在调整权责，集中管制，力求手续简单，便利商民，以期实现卅年五月三日钧座手令统一指挥之政策。无如有关机关，视职权为固有，历时半载，一再审查，尚无结果；公布实施，不知何时？以此而言经济作战，对敌争取物资；虽有智者莫能为力。以生愚鲁，曷克有济？
蒋委员长把此一报告批交孔兼部长核办，但不准戴先生辞职。而反视敌人之对我经济作战，不仅有系统、有计划；而且动作灵敏，运用机动。以大东亚省为指导机关，以中支那为实行机构，调用商人参加军队之经理部及经济班。按照既定政策，因时因地，规定物物交换之比例价值。对此强敌，岂迂缓迟滞，淆杂牵制如我今日之办法所能致胜」？ 孔兼部长看到戴先生的此一报告，才了解各种物资管制机关的办法，竟使商民感到如此的不便，反而阻碍了物资的内流，的确应当赶快调查改善；于是，他批交财政部从速办理，并且指定由资深的参事陈心铭负责主办。财政部的高级人员，也因此对戴先生的忠诚谋国，明察秋毫，寄予同情，深感敬佩。为了切实而迅速的解决问题，戴先生再令王抚洲提出一项「各物资机关权责配合调整改进办法」，对原来提出的「输出入实物比例结算办法」略加修正，一方面仍然尊重各机关的法定职权，一方面使货运管理机构能充份执行任务。其主要项目为： ㈠经各区货运管理处站所办理登记的输出入物资，即凭此登记证通行无阻。并通知每项物资的主管机关，于到达后方时，再依法加以管制或收购。 ㈡货运管理局的业务机构所直接抢购抢运的物资，一律运交各该主管机构洽价收购，而不自行处理。收购价格为实际购运成本，酌加管理杂费，而不加任何利润或其他费用。 王抚洲将此一办法交与陈参事，陈参事约戴先生面谈，也深受感动。于是事情急转直下，由财政部积极推动。除通过了实物比例结算办法，及配合调整职权改进办法，并拨发资金八千万元外；另准货运管理局就业务需要，随时向中央银行借款周转。关于职权与资金两大问题，虽未能尽如原拟的满意解决，但大致已可使争取物资的工作，得以进行。 在八年抗战期中，物价上涨所反映的物资缺乏情形，也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沿海口岸失陷，对外交通断绝初期，最缺乏的物资首为动力燃料的汽油，当时政府喊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其次则为五金器材及西药。到抗战后期，已经能用酒精代替汽油开驶汽车，加上玉门油矿已能生产汽油，美空军来华后，随时供应汽油，汽油问题已不严重。五金、西药虽始终缺乏，也由其空军来华稍为减轻了严重性。惟有纱布衣着，因后方产棉有限，纺织生产不够，外地运来不便，而日趋严重。至于食粮类则后方供应不缺，价格虽也上涨，却远逊于纱布。从民国卅一年以后，阴丹士林布成为囤积、储蓄、保值的对象，几乎具备了货币的功能；但也因此更增加了需求，减少了衣料的供应。货运管理局争取必需物资的对象，虽甚广泛，而在卅二年时的情势，则以纱布和五金器材为重要目标。物资的来源仍为上海、香港、汉口三个大商埠。不过香港的商业在战时一落千丈，仅可能走漏些五金、西药之类到内地来。汉口不过是上海的尾闾，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来源地仍为上海。当时货运管理局的分支机构的布置，即系针对这一形势设立处站、庄号。桂粤两区争取香港内运物资，湘鄂区争取汉口及长江中部的物资，而豫皖区设界首，苏浙区之淳安站则系由北、南两路争取上海内运的物资。 各地货运管理处站设立之后，凡来登记的货物，不仅免去各种管制手续的麻烦，而且得到协助运输的便利。货运机构成为商货内运的保护人，商人称便。而各管制机关则随时接到货物登记通知单，等候货物运到，实施收购或管制，并未削减其法定职权，也感到便利。货运管理局按月汇集各地登记表报，编成统计，报告财经各部，了解沦陷区输进物资情况。由于进口物资数量，月有增加，使孔副院长对于戴先生办理争取物资工作，由怀疑转而信任有加。半年之后，不但货运局的资金周转得到便利，而且财政部进而拨付了相当数量的黄金，交货运局向沦陷区抛售，以加强争取物资的力量和信用。 除了协助商人抢运物资之外，货运机关本身也运用各地庄号，自行购运非普通行商所能为力的大量物资；并且与商民合作，利用特殊关系，争取大量必需物资。各地庄号自行抢购抢运的物资，相当可观；其最堪称道的，为与杜月笙合作，直接向上海购运六千件纱布一事。纱布每件约重四百磅，二千磅为一吨，折合起来，约一千二百吨，由上海经过敌伪占领的沦陷区和三不管地带，运至漫长途程的后方，以当时运输工具的缺乏，运输的艰难，真是惊人的一件大事。只有戴先生和杜月笙合作，才能办到。 先是，自民国卅二年四月货运管理局成立以后，戴先生即与杜月笙晤谈，鼓励他利用上海关系，争取物资内运。杜非常热心，当即与留在上海与敌伪周旋的徐采丞取得联络；由徐设法从上海购到和运出大后方所急需的纱布。是年十月，徐办妥此事，向敌人购到价值八百万美元的棉纱。 关于棉纱内运问题，由上海用火车装运，经京沪、津浦、陇海三条铁路，至一荒僻小站十字河卸货，由沪方负责。从十字河起由我方收货，负责内运。十字河至界首共一百五十五华里，须用架子车装运。架子车每辆只能装运棉纱一件，假定能集合五百辆架子车，日夜一次往返，换人踏驶，经八日时间始能装运完毕。而这一段途程，正是阴阳界或三不管地带，必须取得伪军及地方势力合作；顾虑最大。由界首至洛阳共三百八十五公里，有公路，可用汽车装运，问题不多。由洛阳经陇海路内运，则为坦途。 专为办理棉纱由沪内运，由杜月笙组织一个通济公司，他自任董事长，杨管北任总经理，徐子为任协理。（最初阶段，货运管理局的庄号不直接出面）对于通济公司的报酬，当时言定为照货价加管理，什费，押运费百分之三十。 后来认为界首运送，途程远，费用高而危险多，所以改为以六千件的半数即三千件，先经由界首内运；另一半三千件，改由距沪较近，且可装船水运的浙江淳安交货。为接运十字河交货，经界首内运的棉纱，通济公司派经理杨管北前往办理。他在卅三年春初，正值农历除夕之晨，飞往宝鸡，转赴界首。在新正月半左右，戴先生亲往界首部署。因为当时十字河一带地区系伪军郝鹏举部防地，郝部经军统局策动联络，正在待命反正中，自可尽力维护安全。所以三千件棉纱运抵十字河时，很顺利的经界首运抵洛阳，装车内运。另一半运往淳安的三千件棉纱，也在戴先生亲临部署，以及徐子为的料理之下，由淳安货运管理机构点收后，就近交给东南战区的军需机关应用，不再内运。 货运管理局的工作，由艰难而步入坦途，而且有了很好的绩效；当然，戴先生的魄力和办法，为成功的最大关键，但王抚洲的策划、协调、也有贡献，为当时货运工作不可或缺的要员。 当民国卅三年我军在中原大战失利以后，蒋委员长为了维系地方人心，决定选任一批河南省籍的干部，组织河南省政府，任命刘茂恩将军为省主席。刘邀王抚洲回河南任财政厅长，王以为戴先生不可能同意他离去。可是当刘向戴先生提起此事，戴先生却欣然同意；并且电嘱王推荐继任货运管理局副局长人选。王提出三个人选：第一位是军统局的资深同志，第二位是戴先生的友人，私交很好；而且也参与争取物资的经济作战计划。第三位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正担任物资局副局长的张果为；但他从未与戴先生谋面，也与军统局从无关系。戴先生虽然兼任货运管理局局长，但他工作很忙，除了大的方针计划；一切业务，都依仗副局长全权处理，责任很大。何况，货运工作还牵涉到作风和操守问题。依照一般官场常理习惯，这一人选，一定是为戴先生所熟习，而且比较相知的人。可是，他却以工作为重，而因事择人；请王征求张果为的意见；张为戴先生的热忱所感动，自愿放弃物资局的现职，而以能追随戴先生工作为光荣。 由此一事，可知戴先生的用人，完全以国事为重，廓然大公；尽量的拔擢人才，培养人才，而使每一个人才，都能在国家的全盘需要上，适才适所的充分发挥才能，报效国家；而有助于发展其个人的事业前途。从没有以他自我或者军统局为中心，造成派系，形成壁垒；因而局限了人才的发展外流，或者拒人才于千里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领导无数的奇才异能之士，从各方面为国家靖献戮力；而有抱负有作为的人才，也才能以追随他工作为光荣。 廿一、统筹调度，加强电讯侦译情报无线电讯，可以用为传递情报的工具，但也可以侦抄敌人的电讯，破译其密码，产生情报。 戴先生对此非常重视，自民国廿二年起，即以其所主持的第二处与委员长南昌行营的编电股合作，在上海成立侦察台，侦收以上海为中心的各方无线电讯；以国内反动份子与军阀政客勾结，及列强外交与在华特务活动为侦控范围，曾经侦获福建当局与苏俄勾结的情报，有助于叛乱的迅速敉平。民国廿四年设侦查总台于南京，由谢松元负责；继续在北平、广州、宜昌各地设立分台；侦破的范围，也由华语密码发展到日语密码，每年约侦抄二万五千份至三万份，密译二千七百余件；很多有价值的情报，由此获得。 抗战既起，除了对付敌伪，还要防范中共；电讯侦译工作，更为重要。戴先生乃就军统局所能掌握运用的一切电讯力量，予以统筹调度，创设发展；在统一目标之下，分工合作。由军统局在重庆成立技术研究室、侦测总台，在赣州、西安、重庆成立工作队；专门侦控日敌国际与外交、特务电讯，伪政权军政与特务电讯，及中共的各种电讯。由军令部第二厅（主管电讯的第四处长，由军统局第四处长魏大铭兼任）在重庆成立的侦收总台，及其各外地工作队，专门侦控日敌陆军电讯。由空军监察总队（总队长及所有技术同志，均为军统局所拨派）及其各地工作队，专门侦控日敌海空军电讯。（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改由该所另负侦控）。举凡人员的调配训练，技术工作的协调改进，情报的研判供应；均由军统局总其成。规模大具，绩效宏伟。 自民国卅一年，至抗战胜利，侦控有日敌的外交、特务、国际联络、海军、空军、陆军、气象、商电等系；伪政权的特工、军政、经济等系；中共新四军系；苏俄顾问馆系；以及其他系。总计侦抄电报七十三万七千廿七份，破译密码八百卅九种；因而产生有价值的情报颇多。比如日敌发动珍珠港奇袭；轰炸新加坡英国韦尔斯亲王号战舰；日敌政府见太平洋战争不利，密派重光葵往苏俄密商，一面在京沪等地纵容中共活动，企图陷我国于赤化动乱局面；美军反攻菲律宾雷伊泰大海战（详见后章）以及日本接受菠茨坦宣言，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均能先侦抄其电讯，密译其密玛。 气象方面，民国廿八年即能每日侦抄日敌华中气象总台及其各分台的电报一百份，产生航空气象、敌军气象、敌舰气象及气压中心报告等情报；并以此经验与基础，而有助于后来中美合作气象情报的卓越成就。 廿二、殚精竭虑，主持「中美合作所」（一）「友谊合作计划」的策进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军的海军中有几位熟习中国情形的军官，如舰队训练处督导兼任海军部内管制委员会委员的李威廉上校（CAPTAIN WILLIS A. LEE），海军情报处远东组长麦克伦上校（CAPTAIN MCCOLLUM）和部内管制委员会的纪录官梅乐斯少校（MARY MILES），对中国的情势非常关心，而且当时美国军舰已经实施武装护航。为了能够得到日本军舰在太平洋西岸活动的情报，为了能够迅速接获西太平洋的气象资料；他们以为最好能由海军派些观察员到中国去，和中国人合作由中国人代为搜集，一定能事半功倍。后来他们和中国大使馆的副武官箫勃，（戴先生派在美国的情报组长）结识，大家热烈讨论此一构想，箫勃除了积极赞助以外，并愿负责联系此事。等到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李上校终于将此构想，建议海军军令部长金氏上将（ADMIRAL ERNEST J. RING），遂有派遣梅乐斯来华的事实。 梅乐斯是美海军中的著名电机水雷工程专家，曾在美亚洲舰队服役，游弋远东，遍历我国各大港埠八年之久，对我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地势港湾和民情风俗颇多了解，所以金氏上将遴选他来华。在梅乐斯来华之前，金氏上将，李将军（李上校，已晋升将军）箫勃和梅乐斯，在「华盛顿大饭店」讨论「如果允许美国海军在中国放手去做，将可以做那些工作？将以何种方式合作去有效的打击中美的共同强敌日本？」萧勃当时秉承戴先生的一贯指示，提到包括交换情报，训练游击队，从敌后策应美海军，打击敌人等项目，同时也提出很多中国可以协助美军的方法。于是梅乐斯乃根据会谈的结果，草拟他的「友谊合作计划」，确定由美国供给技术（含人员），器材、械弹、与我国情报机构合作；由我国提供人员，在中国沿海及被日军攻占地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报告站、情报侦察站、电讯情报侦译站及行动爆破站等机构。并先运黄色炸药、手榴弹，快枪、磁雷水电机、各式无线电机、侦测机等器材往印度，以便转运来华运用。该项计划，随奉美海军部批准，代号为机密第〇三〇三六二三号友谊合作计划，提交萧勃请示中国政府先作原则上的同意。几天之后，蒋委员长复电到美，表示欢迎，并指定由戴先生负责合作。梅乐斯终于民国卅一年四月五日离美转巴西、印度来华；当时金氏上将交付他的任务是：「尽你所能，很快建立一些基地，准备接应美海军于三四年之内在中国沿海地方登陆；同时，尽力协助海军，骚扰敌军。」 梅乐斯中校（已晋升）于五月三日飞抵重庆，戴先生为他安排住在神仙洞的豁卢，并且派了两位翻译官，一位潘景翔，专译广东话；一位刘镇芳，译英语。第三天他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麦克胡一同被邀参加军统局的一项高级人员出席的工作会报，使他对戴先生和军统局的观感为之一新。 因为，当梅乐斯离美之前，曾向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的情报署里，寻找戴先生的资料。但所得的答案，都把戴先生形容成为一个声明狼藉的刺客，甚至说他曾经两次杀害自己的母亲；他的军统局组织，被人称为「蓝衣社」，是一个神秘恐怖的「盖世太保型」的组织，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囚禁政敌的「西伯利亚劳改型」的集中营。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当他和戴先生以及军统局的高级干部在一起，由生活的体验和会议的遇程察看，才恍然了悟，戴先生并不是如别人所想象中的坏人，而是一个「精明干练，刚毅果决，轻松诚恳，和蔼可亲的人物；既无一般中国官场的繁文缛节，卑躬屈节的礼数，也无装腔作势故作神秘的傲慢神态，性格上近似西方人」。因而他感觉到与戴先生相处「令人忘倦」。同时他又发现军统局的组织，并不是「盖世太保型」的组织，而是一个实事求是，讲求效力，不尚空谈敷衍的军事情报机构；不但看不出半点专制恐怖的气氛，而且充份显示出民主作风和蓬勃的朝气。他曾经表示他在工作会报的时候的观感说：「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没有一个是唯唯否否的人。」 在这次工作会报中，梅乐斯提议最多也是最急迫的，是气象情报的大量获得，无线电密码侦译的进行，和在中国沿海日军经常使用的水域中布雷。戴先生除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外，并且说明气象台最好是专业性的，并应配备精良的新式器材；可是也可以利用军统局散布各地的秘密组织和电台配合搜集，相互参证。尤其在器材未到，气象台未建立之前；此种配合搜集，当更具价值。当时梅乐斯将信将疑，默然不答。但数日以后，敌后情报相继如雪片飞来；举凡中国敌后沿海各地，甚至越南、缅甸、泰国、台湾、菲律宾、婆罗州各地的敌情和气象报告，都相继转送梅乐斯参考。由此，他才知道戴先生领导的军统局组织，遍及敌后和海外地区，而发动工作的神速，效率的高超，确具有不可轻视的力量。 金氏上将对我国敌后工作的能力，本未置信，所以在「华盛顿大饭店」会谈中，曾和萧勃商定以「敌后工作方面能否安全护送梅乐斯到沿海任何一指定地点遂行任务」，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先决条件。因此梅乐斯来华的最迫切任务，除了上述的气象、破译和布雷外，就是尽快要求戴先生派人护送他到沿海一带去视察。戴先主不但马上答应亲自陪他一行，同时还同意他携带一位早来我国的无线电专家鲁西（AIR. LUSEY）同行。 戴先生和梅乐斯东南沿海之行，由于敌军正发动浙赣会战，分由浙东、南昌进犯浙赣铁路而不得不略作变更。因为戴先生为了督导那一方面的情报作业，和指挥忠义救国军及各地游击部队牵制及打击进犯的日军，必需亲自赶去；所以事先约定梅乐斯由刘镇芳陪同先行出发，绕道湖南、广东和赣州，然后在福建浦城和他会合。 梅乐斯等一行十二人，于五月廿六日由重庆出发，利用卡车、滑竿、轿子等交通工具，紧急时化装平民徒步偷越敌境；但每到一处，均有当地的军统局秘密组织人员接应掩护，所以能顺利畅通，毫无惊险的到达浦城。戴先生则于百忙中，如期赶来相会。由于戴先生到达浦城，许多东南沿海敌后的工作同志，都从敌后赶来报告工作，接受指示，他们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悄然来去。当梅乐斯想就某一地区提出情报性的问题时，戴先生均能毫不犹豫的以他过去的了解和最新的消息，加以精辟的分析，给予满意的答复。这使梅乐斯对戴先生个人的魄力和军统局的组织力量，更加深切敬仰，更增进了合作必然成功的信心；而开始考虑到今后更远大的计划。 敌军获知了戴先生驻留浦城的消息，马上实施连续的轰炸；六月九日，十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又来袭击，当时戴先生正和梅乐斯等人掩避在田埂上的树枝之下，虽然掩避不能安全，难以应付可能爆炸飞来的弹片；但戴先生不但毫未显出恐惧的忧愤神色，反而极镇定从容的考虑另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他终于向梅乐斯提出了训练装备五万游击队去打击敌人的计划。因为东南之行，在梅乐斯亲身目睹之下，已经证实了金氏上将对敌后工作能力的疑虑是多余的，何况他所奉的命令，本有「尽可能建立一些基地，从事任何足以骚扰敌人的事」，于是，他接受了戴先生的建议。刚巧，鲁西在这次长途之中，腿部痛苦难行，必需先返回重庆，不久将回美国；因此梅乐斯将来华以后的情形，附带了一张提供物资的清单，向金氏上将和李将军提出报告，由鲁西转送。 六月十三日，戴先生因紧急公务奉蒋委员长电召先回重庆，改由军统局在东南的一位高级干部赵世瑞继续陪同梅乐斯一行前往沿海各地。他们经过浙江的丽水到达温州海岸，然后再到福州；改由军统局的另一位高级干部陈达元负责引导和接待，转往漳州。勘察厦门湾和金门一带将来设立海岸观察哨、气象观测站和无线电台的场所，用以监视日舰的往来。 梅乐斯返重庆后，当即电报华府，说明戴先生是中国不在报端露面但最有力量的一人，他所领导的军统局在敌后确具威力；如与他推诚合作，必能圆满达成任务，否则，美海军将无法在中国沿海行动一步。同时并请求增派人员来华。一面赶赴印度催查「友谊合作计划」第一批运华物资的下落。 军统局方面，自梅乐斯来华赴东南作实地调查以后，戴先生即命令秘书主任毛人凤召集高级干部何芝园、徐业道、鲍志鸿、谢力公、龚仙舫、魏大铭、董益三、谢灏龄、杜逵等，就「友谊合作计划」加以研究，寻求一个更具体而最佳的方案，俾能配合运用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新式器材，充份发挥军统局和所指挥的游击部队的力量，与美国并肩作战，更有效的打击日本强敌！于是一面成立「中美合作筹备处」于重庆的神仙洞，以潘其武为主任，郭斌、谢力公、易炜、程浚分为总务、情报、行动、电讯科长，开始工作；一面研议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工作草案」和「组织大纲」。 九月初，美国海军，由于梅乐斯的请求，派来了第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七人。月底，梅乐斯由印度返回，也提出了他进一步的「合作纲要」，要求与戴先生作进一步的商讨。于是，戴先生乃将军统局造时（缫丝）场办事处附近的钟家山杨家山一带，开辟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办公处所，并建筑一所比较舒适的外宾招待所，先培植干部，配合工作；派造时场办事处的主任陶一珊筹设「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选调军统局长于通讯技术的优秀人员廿五人，授以爆炸破坏战斗、无线电侦译、摄影、气象等技术。 「合作纲要」和「组织大纲」的问题，当戴先生和梅乐斯在一次晋谒蒋委员长的时候，曾面奉指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需要一个双方同意的书面协议。」于是他们根据这项原则，协议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以为合作的准据。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在美国华盛顿签字，美国系由罗斯福总统授权美利坚合众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战略局长邓诺文，以及梅乐斯代表签署；我国由蒋委员长授权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戴先生和萧勃代表签署。（戴先生于是年七月四日美国国庆节在重庆补签。） （二）组织部署同年七月一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中美合作所」（SACO）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依照协议，蒋委员长派戴先生为主任，美国派梅乐斯上校为副主任，主要任务为（一）搜集交换军事情报和气象情报，支持美国太平洋作战，压制敌军。（二）策应美军在我东南沿海登陆，反攻敌军。（三）展开对敌破坏和心战工作，扰乱敌人，牵制敌人，强化我军态势。（四）作育人才，培植新生力量。 根据协议的原则，训练方面，美国应负责协助我训练游击武力，以及情报工作、气象、爆破等技术；组织方面，美国应协助我建成气象站、电台、和侦测台。以上两项，美国仅派技术和教育人员，但需供给充份的器材装备；中国方面，除了供给人员，还应负责运输，供给在中国境内的基地设施，甚至军统局本已建立的情报设施。 因此，军统局乃以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情报组织，和各铁道破坏队；以及所指挥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和泰国挺进军等单位，与美国合作；接受「中美所」的训练和指挥运用。 「中美合作所」的首脑部门「所本部」，在主任副主任之下，设主任秘书及人事、情报、作战、气象、侦译、特警、通讯、秘密行动、研究分析、心理战争、会计、医务、总务、供应、编译等十五个组。另设总办公室，以主任秘书为幕僚长，当任潘其武为主任秘书。 中美双方，旋即按照编制，派定人员，一律由军委会正式任命，并举行就职宣誓。 民国卅三年七月后，为了策划游击作战和行动破坏工作，再派别动军司令徐志道，兼代中美所的参谋长；为了就近指挥东南工作，再派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兼任中美所参谋长，设前进指挥所于福建建阳，美国也派贝乐利上校为梅乐斯副主任的参谋长，而以历任中美训练第二班的总教官班乃特少校（JOE BENNETL）为副参谋长。 「中美合作所」的外勤组织，为了测报气象，构成散布广阔的气象情报网，设立气象总站一座，分站卅六座；为了搜集情报，设立指挥站八个、联络站组五个、工作组五十四个、电讯侦测总台一座、分台六座；为了展开秘密行动工作，设立行动区四个、工作站七个、工作组廿七个；为了实施心理作战，设立前进工作站四个、工作组十三个、神秘广播电台一座；为了建成灵活而保密的无线电通讯网；设立通讯总台二座、支台十座、分台四十九座。另外还有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分布辽阔的运输单位和部队。 （三）训练「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乃是以美国的技术与器材，配合我国人力，打击共同敌人；技术的精到与器材的使用，均有赖于熟练的训练。所以凡是部署一种新的工作，从事某件战斗行动；均系尽可能的事先选拔优秀的人员，予以短期的技术训练，俾使其具备足够的工作技术，再配赋其新式器材，从事极有效率的特种工作。 为了训练气象人员，在重庆设班，共办四期，毕业一百五十一人。为了训练情报人员，在重庆、东峰、淳安等地设班，共办四期，毕业一百卅八人。为了训练无线电侦译人员，在重庆设班，办一期，毕业廿五人。为了训练无线电通讯人员，在东峰设班，办三期，毕业七十五人。为了训练秘密行动人员，在桂林（后迁贵阳）设班，办三期，毕业卅八人；在修水设班，办四期，毕业一千一百人。为了训练外语译述人员，在重庆设班，办四期，毕业一百四十六人。此外，为了充裕后勤支持，还设班训练运输保管人员与医务人员。 梅乐斯副主任来华之初，最急迫的希望在我国沿海地区建立些观测情报的据点。当他和戴先生在浦城遭受敌机轰炸的时候，又想起通过敌后地区的情况；深知情报工作与游击队配合的重要，所以他接受戴先生的建议，将训练游击武力纳入合作的范围。当时一面开列物资需求清单送往美国，一面即在东南设班准备训练和装备忠义救国军。民国卅二年四月，合作协定正式签订后，乃在全国各地正式设立「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中美班），训练和装备军统局所指挥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及铁道破坏队等。 忠救军为了便于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训练与装备，乃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四个纵队（按正规军步兵师编成），以及南京、淞沪、浙东、浦东、澄锡虞等五个行动总队。五月，马志超任总指挥，阮清源任副总指挥（十月，由王春晖继任），郭墨涛为参谋长（十月，由郭履洲继任），李穰、汪浩然、文德、鲍步超为纵队长（后来因第三纵队伤亡惨重，奉准将四纵队并入三纵队，以鲍步超为纵队长）。 训练的原则，系一面训练一面装备美式的新武器；（按汤姆生轻机枪四、卡宾步枪四、左轮手枪二的比例发结，另每人手榴弹两枚；其他火箭炮、烧夷弹及各种爆破器材，按需要供应。）所以教授的课程，以新的军事技术为主，约占百分之七十五，由美籍教官教授；其他一般军事基本学识典范令，与政治教育为辅，约占百分之廿五，由我国教官教授。使各学员兵，均能善用美方供给的各种新武器，娴熟游击战与行动破坏的新技术；辅以我国的典范令及制式教练，政治思想教育；以充实其学术能力，锻炼成健强的体魄，陶冶其高尚的革命军人品德，发挥报国热忱，振奋牺牲决心，肩负特殊任务。 训练的期限，为争取时间，采速成方式，按各部队的差异而确立时间的多少。最少两个月，最多四个月。 训练的编组，在实施之初，原系由各部队保送现有优秀的人员入班受训，惟毕业后送返原部队时，因该项人员本系由各连个别挑出，归建后力量分散，难收成效；如集中使用，则又牵涉各部队的原有编组。于是由卅三年后，即改为各部队按照番号顺序，整营整连入班受训，在班内以营为单位，部队长随同入营，仍任队职。结业后即予装备，仍以营（队）为单位，按照情势需要与其技能特性，分别派往指定地区执行任务；或由原部队长率领，归还原部队建制。 训练的地点，原来计划，系在忠救军和别动军以及铁道破坏队的驻地附近，寻觅适当地点设班施训，后来因战局变化，多有更动，同时为了配合盟军反攻，也有在原计划之外另行增设的。总共先后在安徽的雄村、湖南的南岳（后迁洪江及贵州的镇远）、河南的临汝（后迁镇平、商县以及西安的牛东）、绥远的陕坝、广西的南宁、福建的华安、东峰、浙江的青田（后迁瑞安的玉壶）、贵州的息烽、安徽的临泉、广东的梅县等地设立十一个「中美班」，（共十三个番号，第九班即重庆特警班，属于军统局主办的特警班系统；第十三班系接承第五班的番号而更改，第十二班番号保留未设班）。 训练的人事，各班均由戴先生兼任班主任，另派副主任一人，负实际教育行政责任（第一班副主任先后为郭履洲、娄剑如，二班为陶一珊、罗毅，三班为文强、杨蔚，四班为高荣、乔家才，五班为徐光英，六班为陈达元、雷镇钟，七班为林超，八班为赵世瑞、郭履洲，十班为郑匡元、何峨芳，十一班为周麟祥，十三班为汤毅生。）美方则派教官，负责技术教授。 十一个「中美班」所训练的部队共四万九千一百八十人。 「中美班」对各「中美班」所训练的部队和人员，在使用上是遂行先遣迂回和敌后骚扰的任务，而其方式为分散时执行破坏工作，集中时担任突击战斗。并经常派遣美籍教官，前往各已受美式装备的部队，巡回督导，考核战斗实施情形，寻求缺点，随时改进。遇有伤亡，随时补充，保存实力。 廿三、筹策深远、训练现代刑警人员戴先生鉴于当时敌军派遣的间谍和汉奸组织人员，遍于内陆各地；如不予以有效的查明揭发，则不但后方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也将失去很多可以侦讯出来的机密情报。而治安情报机构，无论在维持治安和侦查罪证方面，都缺少新的科学和技术。何况，在战后，中国应当是世界上最进步的一等大国，更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现代化警察人员。因此他向梅乐斯副主任提出请求，要求美方协助他训练一批现代化的刑事警察人员：一以应付战时的需要，同时也为战后预打基础。 对此问题，梅乐斯副主任起先有点为难，因为协助戴先生训练游击队，已经有「稻田海军」的雅号，如果再训练警察，似乎越发的「离谱」了。可是，当他了解到戴先生的深谋远虑以后，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戴雨农如此热切希望为他的部属予以现代化训练，加上他经常特别提到要用最进步的方法来缉捕犯人，照料犯人；足以证明他绝不是如别人所想象的那样滥用刑罚，严厉恐怖的人；他实是一个爱国爱民尊重民主法治的标准中国官员」。因此，梅乐斯副主任认为「协助戴雨农训练一批特种警察，授以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学校的教育，是一种对中国非常合理的服务，而且也对情报的搜集和保密安全有所帮助。」 刑事警察的训练，于民国卅二年五月开始筹划，美国联邦警察局选调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约翰逊中校（C. S. JOHNSTON）率领助手密尼根少校（A. J. MENSEGHIN）等五人携带一批警察用的科学器材抵达重庆，设班施训，亦称「特种警察训练班」，（又称中美班的第九班），派乐干为副主任，先从军统局抽调曾受警察训练者四十人，训练一期，结训后，以十一人派任警察工作，余留班任助教。第二期起扩大施训。同年十一月，再补充各种技术专家三十一人，携带化学药品千余种以及大批仪器图表等。选定杨家山附近为班址，增建房屋。戴先生并派军统局高级干部陪同美方教官，前往兰州特训班挑选毕业学员一百十六人，息烽特训班挑选一百四十八人、东峰特训班挑选一百三十三人，同时在重庆、西安两地考选曾受警察训练的工作人员一百二十八人；共为五百二十五人，编成一个大队，下辖七个中队，十四个区队。次年一月八日开训，授以步兵、骑兵、军械、驾驶、体育和精神教育等基本训练三个月。第四个月开始深造教育，授以调查、犯罪、摄影、爆破、政治、法律和无线电侦测。并由军统局所运用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在班内架设侦测电台，共同工作；侦监重庆市区内的敌谍电台活动，借收学用合一的功效。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三日蒋委员长亲临检阅。戴先生和「中美所」的贝乐利、鲍民两上校随侍左右，而由美方庄士顿中校会同乐干负责指挥。出动骑巡队、摩托车和警犬队、信鸽队；并表演各种射击技术，开放各实验室招待来宾。 结训后，敌军已投降，戴先生乃签请蒋委员长将毕业学员分发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各大都市警察局担任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的基层干部工作。给中国的警察界，增加了合乎现代化要求的新血轮，生力军。 廿四、加强情报部署，活跃南洋地区自日敌宣布不惜作持久战争以后，太平洋风云日紧；戴先生根据所获得的情报，观察国际大势的动向，判断敌军可能在南洋掀起对英美的国际战争，以便获取南洋物资。于是自民国廿八年开始，即对越南、泰国、缅甸、星州、菲律宾等南洋各地，密派工作人员，组织并联络侨胞，预作情报工作的布置。除在军统局内第二处增设国际科（先后由谢贻征、汪暄、岑士麟为科长）负责海外组织的人事，和处理国际合作的交涉事宜外，并且罗致国外侨领和第三国人士协力进行。同时，还在国家战略的最高指导之下，以他个人的智慧与魄力，与国际间的政要密商敦睦，寻求与国的联络合作，扶植侨团，促进国民外交；常常密派干员，远赴国外，或举荐人才，出任外交使节，或运用外国人士，直接间接参加工作。海外侨团在戴先生的鼓舞与联系之下，为抗日工作，出钱出力，甚至有毁家纾难者。所以戴先生在南洋方面的展布，对整个战局，也有很大贡献。 ㈠越南越南方面，由于滇越铁路由河内直达昆明，为我西南对外交通运输的要道；所以自民国廿八年一月，戴先生即派方炳西赴河内建立情报组织。自当年九月，敌军进驻越南北部以后，不但我国西南对外通路被截断，而且敌军尚图借武力的压迫，强制的向越南搜括战略物资与粮食运回国内，支持其长期作战。戴先生为了打击敌军此一企图，积极加强越南的工作，先后在海防、西贡、谅山、芒街、东兴、顺化等地，建立情报组、联络组，和秘密电台等组织；同时与中国国民党海外部合作，建立中央各机关的驻越工作团，派军统局的高级干部邢森州（后任为王业鸿）为团长，统一协调，指挥在越所有的各项工作。另调别动军第三纵队的第一、二两个大队，进驻越桂边境的龙州，支持越南工作，设法派人潜入越南，吸收华侨和越南青年来华，分别送入军统局设在柳州的「越南工作干部训练班」和设在重庆的「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接受特种工作训练，然后重回越南，从事秘密工作。 为了策动驻越南的法军和越军的反抗日军，则与「战斗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密取联络。戴高乐派祁业鸿（战后曾任法国外交部长）来重庆，与戴先生会商，共同设法与越南的法国总督府（属于降德的维基政权）取得联系，促使其在日敌的压力之下，对掩蔽我国与自由法国的地下组织活动，作权变运用。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对越南的情报工作，曾和自由法国在北非的军事领袖杰拉尔德将军取得联系，由他介绍一位年青的海军英雄劳勃•梅利亚中校（ROBERL MEYMIER），携带他的夫人（越南混血种，对越南若干政要有亲戚关系）和军官士人，士兵廿人，于民国卅二年八月来华，准备与「中美合作所」合作，进入越南。 梅利亚中校对他的秘密任务是极具信心的，他计划在越南发展情报网，向民众宣传，鼓励抗日。可能时，并从事破坏骚扰日军的运输，有组织的以橡胶和锡等类禁运物资，经由边界地区，运进中国。另一方面，他已经开始安排与越南境内的法国官员、军事领袖、教会取得联络，希望能说服法国海军官兵反正或把兵舰凿沉，破坏西贡海军船坞，进而作盟军反攻时的内应。 由于梅利亚中校信心的坚强和越南工作的急待开展，当是年九月六日「中美所」讨论到越南问题时，决定几项具体办法： 1.在南宁设情报总站，在中越边境设七个分站，与越南境内的法军取得联系。 2.梅利亚中校的人员编成「法越工作组」，应在十日内出发，进入越南，并与南宁方面的军统局组织取得联系，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支援事项。 可是，美国战略局在华的执行官霍夫曼少校，却认为越南工作，必需征询盟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的同意，必需尊重戴高乐将军的意见。因为，当时英法最大的顾虑，是唯恐中美对战后的中南半岛有领土野心，站在美国立场，当然不愿为了越南工作，和英法去争执，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尽管梅利亚中校的工作进入越南的事，受到很多阻碍，但于是年十一月，他还是毅然率领工作人员离开重庆前往越南，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民国卅三年五月，美国战略局的卡福林由印度返回重庆，突然宣称梅利亚的组织，已经改由法国直接指挥，今后与「中美所」只保持非正式的联系，而实际上法国已经将梅利亚调回北非。 由于戴先生对越南工作的积极进行，法国人不与日敌合作，以及越南人民的不甘在日敌的胁迫之下，任其榨取奴役。所以，虽说日敌与越南一再签订协议，但是由越南输运回日本的物资与粮食，不但不能符合日敌的需要，而且反而比战前减少。同时，越南独立运动也日渐壮大蓬勃起来。 ㈡泰国自民国廿八年五月，即在曼谷建立情报组，后来，再派卓献书为泰国军事专员，组织泰国挺进队，以对越南的工作方式，进行泰国工作。 泰国暹逻皇族世系，原与我中华民族有血缘关系，我国侨胞世居泰国，名甲天下。戴先生曾多方与其皇族联络交往，洽商技术合作，当在泰北地区与缅甸交界之处，编组抗日游击队，共御外侮。其时，泰国曾一度推行「大泰运动」，排斥外族，对我留泰华侨非常不利，戴先生乃运用泰国皇族外戚的同志关系，游说泰国政要，予以劝阻化解，协助华侨脱离困境。 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敌军偷袭珍珠港，随即正式以武力进占泰国。泰国政府在日军的卵翼和控制之下，行使其政权，此种情形当然对盟军不利。同时，泰国的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也不甘心其国族沦为傀儡，于是有「自由泰国运动」的产生。「自由泰国运动」的副领袖塞古安率秘书曾谷等来华，与军统局密商合作，要求支持他已准备好的五个单位人员，配属五个电台，进入泰国，推展情报策反等秘密工作。 另有泰国驻美使馆的武官卡宫春中校，曾在英国受高等军事教育，任全泰防空司令等职，反对泰国傀儡政权甚力，也有一个小组织。由于盟军准备反攻缅甸，希望能在泰国造成一种变乱局势，牵制敌军；于是戴先生命令箫勃在美就近和卡宫春以及美战略局谈妥合作事宜，然后决定以卡宫春为泰国工作的负责人，挑选泰国留美学生卅人，率领来华，施以特种训练，参加「中美所」，进入泰国，进行特种工作。该项工作计划，得到我国以及美国联合参谋本部，还有盟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尔的批准。 民国卅二年九月六日，戴先生命令其最得力的助手（兼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会同梅乐斯副主任召集有关人员详细研究进行方法，当决定原则如下： 1.泰国工作，同时支持卡宫春和塞古安两个组织，但以卡宫春为主，分途进行，相互呼应。2.卡宫春的一组，以深入泰国，建立组织，造成动乱局势为主要任务。军统局派卓献书辅助。卡宫春的人员分成五组，每组由「中美所」派旅泰华侨二、三人参加，以为向导，进入泰境，建立组织，展开情报策反和破坏工作。并在普洱设训练班，加强军统局「泰国挺进队」的训练，每期二百至五百人，每期二月，预计一年内完成四至六个突击营的游击武力；加入卡宫春组，进入泰境，展开游击活动。 3.塞古安的一组则以寮国为基地，进行策反和协助盟国登陆等工作。军统局派邢森洲辅助指挥，加强其原有五个组的力量，展开工作。 4.卡宫春与塞古安之间的联络配合，由卓献书和邢森洲负责。 5.通知在重庆的泰国代表阿伦亲王，说明中美已声明尊重泰国的自主主权，请其转告英国政府。此一「普洱进军」计划，得到戴先生的支持，同时也为史迪威尔所赞许，报告美国政府，但自是年十二月起，卡宫春的活动改由美国战略局的驻华代表卡福林指挥，他却表示：「战略局的训练，不能超出卅人，而且限于情报工作，不能编训部队」。于是，此一计划，无形中被搁置。 可是，对泰国的工作自亦不能因此停顿，十二月廿六日，中美双方高级干部会同卡宫春再行会商。戴先生剀切阐明中国对泰国决无任何领土野心，仅希望在合作范围之内，运用全力，以最大力量帮助泰国爱国人士，打击共同敌人。卡宫春也表示当以泰国军事代表的身份，在战略局的领导下，受「中美所」的指挥，带同卅人的团体，进入泰国，发挥力量。于是戴先生乃以卡宫春的卅人，组成「泰国工作组」，偕同卓献书即日启行，先在普洱建立电台，搜集情报，然后深入泰国。后来，因为卡宫春赴美国，而未能再作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塞古安的一组，却在军统局设在泰北的喃邦组协助之下，由塞古安的胞弟开章等率领，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潜入寮、泰，联络反日份子，准备策应盟军反攻。 军统局有一游击队，也在泰国反日志士的掩护之下，挺进到缅北山区，活动敌后，加上戴先生在缅甸的情报布置，对我军反攻缅甸，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很大贡献。 ㈢缅甸缅甸，由仰光到腊戍有铁道，由腊戍到我国云南昆明有公路，为抗战时期我国对外交通运输的主要路线。戴先生非常重视此一方面的工作部署。早在民国廿八年一月，即已建立缅甸组，以郭寿华为组长。后来情势日急，戴先生曾亲自由腊戍率领电讯人员张我佛前往仰光建立仰光站，及秘密电台四座，以曾国南为站长。并建立腊戍组，由潘其武负责。敌军进占缅甸后，军统局再陆续在缅甸的卑缪、东吁、曼德里、八莫、拜弄、眉曲、班弄、干崖、密支邵、畹町等地建立组织与一部分电台，并以干崖为前方联络据点，班弄为下流的根据地。为了配合盟军反攻，再建立缅北游动组，在云南芒街设立联络机构，负责联络接济。 民国卅二年十月，新由印度接受美式训练装备的我国军一个师，进攻缅北敌军之时，被敌军围困在胡康河谷，后勤路线被切断，仅赖美军空投接济，苦战一月。军统局先已由泰北渗入缅北山区的游击队，却即时向胡康河谷外围活动，袭击敌军，阻挠敌军运输，并向我军密报敌军动态情报，加以美军的支援和国军的勇敢反击，终于击败敌军，安全解围，奠定胜基。 在缅北活动的缅北流动组台长王辉武，组员陈漳明，化装夷人，与夷人打成一片，经常听候命令，流动探报敌军情况，以配合盟军反攻作战。民国卅二年十二月，王等发现在野人山狭河地带，敌军从孟光到滑老苏，都有重点部署。滑老苏的丛林中，隐藏一营新型坦克部队，当立即密报戴先生，转知入缅盟军。是月十五日，美军机卅六架前往轰炸，王辉武在他的岳父（滑老苏的头人）苏互迪的帮助之下，在坦克营附近的山地施放烟火，指示轰炸目标。结果，不但敌军的坦克营全部被炸毁灭，而且连带被炸中附近的火药库，死伤敌军达八百人之多。苏互迪也因此被敌军怀疑逮捕，壮烈成仁。 民国卅三年三月，盟军乘胜反攻，我远征军步兵独立第一团（团长林冠雄）担任前锋，卅八师及特种部队随后继进，挺进到八莫伊拉瓦底江北岸，与敌军隔江对峙时；三十八师几次以橡皮艇渡江，均被敌军击退，攻势因而顿挫。 王辉武、陈漳明事先已流动到伊拉瓦底江附近搜集情报，知道某处江底有秘密暗道（铺用很多二尺见方的石块，很规则的铺在水下），可以用步行方法渡江，乃往访林团长，说明原委并且亲加示范。林团长密报上级，因挑选长于游泳的战士一百人，在王等的教导之下，秘密训练十天。五月廿二日半夜，我军对上游猛烈炮击，吸引敌军注意，以为我军将由上游某渡河点发动拂晓攻击。而一百名战士，却利用夜暗，循下游江底秘道秘密渡河，安抵南岸。拂晓绕出敌阵以后，猛施突击，敌军骇溃，美空军也适时大举袭敌。我卅八师，遂能乘势顺利渡江，一鼓成功。 民国卅三年，缅甸还发生一件神秘怪事，敌军征用大批广东台山籍的木工工人去缅泰边界的幕尔鸣的南部深山里去做工，一去不返，究竟做何工程？为何无一人返回？军统局的同志将此情形密报戴先生，戴先生同时也接到泰国方面的类似的报告，于是下令仰光站设法作深入调查。 仰光站先后派曹某去伪装汉奸，深入山区调查，虽有端倪，但不幸身罹疟疾，回仰站后即抱病而亡，于是继续在被征调前往做工的工人当中，吸收十人为情报人员，付予他们搜探内情的任务，并且指示他们事成之后，向泰境逃脱，到曼谷与周秀兰所负责的情报站联络，转呈戴先生。为了避免山区疟疾的严重灾害，特地由家开药铺的蓝就西同志，和太太是当地人的张我佛，组成设计小组。大批搜购奎宁丸，将糖衣敲去，将药粉熬煮到布质裤带上，随身带进山区以避免敌军的搜缴，如果疾发，即口含裤带解毒。结果十人前去，只有二人能够顺利逃脱生还找到周秀兰，说明敌军系在利用英军战俘，中、缅、泰国的工人，秘密建筑铁路和桂河大桥，企图打通泰缅之间的陆上通道。当将详细地址和图样交给周转呈戴先生，戴先生将此情报转知美军，于是出动大批飞机前往作地毯式大轰炸，将桂河大桥和铁路彻底炸毁。 ㈣菲律宾、星马菲律宾方面，侨胞们热爱祖国，当抗战初起之时，即踊跃输将的汇款回国，支持抗日；所有分布菲岛各地的我国侨领，曾谋集合子弟，组织武装，回国报效，但因远隔海外，集体行动为形势所限。于是乃化整为零的返回国内投考军校，俾于学成以后挟技报国。 民国廿九年，戴先生预防敌军南下南洋，即派人在马尼拉建立菲律宾情报组。其后，并作复式布置。同时，并选拔优秀青年侨胞回国，予以特种训练，然后遣返菲岛，储备为组织游击队抵抗日敌的领导干部。 人敌进攻菲岛，这批干部即奋起组织义勇军，协助美军抗日，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同志，也领导一批青年华侨，组成「血干团」，专门从事破坏敌军交通运输，枪杀敌酋和菲岛内奸的行动。等到马尼拉沦陷，美国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撤至巴丹半岛，戴先生的部属仍然有王之和张××的两个组织安然留在菲岛，与美军保持秘密通讯，经常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后来，盟军反攻菲律宾，几次两栖登陆的重要战役，以及扫荡敌残余海空军的行动；潜伏在菲律宾的军统局的地下组织，都能适时搜报重要情报，送请美军参考。而使美军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获得先制之利。战后，美菲两国对戴先生的谋划运筹，无远不届，推崇备至；并以军统局地下工作同志在菲岛英勇而突出的表现，殆为始料不及。 星马方面，戴先生了解当地情势比较复杂，因为苏俄早已在马来亚渗透有成，且已不断在伸张其势力之中。所以，当岑士麟建议运用著名侨领陈嘉庚关系，在星洲发展工作时，戴先生对他表示陈决不可信赖，将来战争结束，俄共在星马继续扩张势力时，陈嘉庚之流，定怀携贰（后来陈果然投附共匪）。而应当另辟路径，建立组织。自民国廿八年十一月起，先后建成星洲组（先由曾广勋负责，后改为站，由岑家焯负责），槟榔屿组（以刘戈青为组长），星洲特别组、荷印组与吉隆坡组。 ㈤印度当滇缅公路尚未被封锁时，戴先生早已在印度布置工作，掩护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印东南地区，与盟方筹建中印公路的开拓。 自中南半岛战争逆转以后，戴先生积极加强在印境的工作部署，曾对岑士麟下达手令，表示他的构想说； 「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家在中东的会师，预为防制。」
随即特派干员陈质平赴加尔各答建立工作站，并在全印度重要城镇，广建公秘据点；一面派员协助我外交部印度专员公署，开展工作；一面以旅馆饭店酒巴等设施，掩护地下工作的进行。当时，军统局在印的组织，遍及阿萨姆穷乡僻壤的小村落、新旧德里与喀喇嗤等大城市，甚至远及锡兰岛和马达加斯加。日苏协议签订后，巴基斯坦北方，随时可能变生肘腋之患。戴先生犹恐印度政局受其影响发生不稳的趋向，乃举荐陈质平为我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并介绍在军统局国际科工作，长于外文的董宗山充任使馆秘书；巡视印度北疆各地纷歧怪诞的土邦王族，多方拢络。 此外，戴先生尚顾虑到中印交通孔道和补给线，可能遭敌封锁，所以再在加尔各答组训一批海员，作万一的准备。东南亚盟军总部也派员与戴先生协商合作，由军统局选调能通英语和印缅语文的同志多人，施以跳伞训练。并派李汉元督率，赴中印边区，空降敌后，从事特种工作，有助于盟军的顺利反攻。 廿五、毁矿裂桥，阻挠敌军行动军统局在敌后各要地设有铁道破坏队和行动队，以行动爆破的手段，经常打击敌军。自「中美所」成立后，除将铁道破坏队拨隶接受训练和指挥运用以外；其余潜伏敌后的行动组织，也由「中美所」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往指导，并支援补充新的工作器材；因此活动更见积极，效果也更卓著。敌军在不断遭受破坏的困扰之下，防范日益严密。凡是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的两端，均增强警戒；铁道两侧，也挖掘外壕，构筑碉堡，驻军日夜防守；夜间使用电网和探照灯。所以，如欲切实有效的达成破坏的任务，必须在方法上有所更新。戴先生考虑「中美所」的优点，在有最新的技术和器材，有受过新式训练的行动人员和游击部队；同时更具有中美双方互相信赖的合作无间精神。于是新的破坏方法，除了在小规模的秘密活动方面，充分利用器材的特性和威力，多创新多变化接敌的方式以外；另外并设计一种强制性的规模较大的联合行动，一面以游击部队以突击方式袭击或围困敌军的防护武力，使其自顾不暇，受到牵制；一面以行动人员或铁道破坏队，远赴目标区施以猛烈破坏。加以美方人员的奋勇参加，和我行动人员同患难共甘苦的并肩作战，士气大振，成果也极辉煌。 敌军自珍珠港偷袭成功，继而顺利攻占南洋，一时称霸海上。可是，自民国卅一年六月以后，中途岛海战，加达康纳尔战役几次失败以后，丧失了在海洋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以澳洲为基地，不断增强机动舰队和陆战师的实力，准备以越岛进攻的策略，反守为攻；使敌军由日本本土经过台湾海峡，通往南洋的海上运输线，受到严重威胁。在中国战场，由于中美空军活动的力量，日渐加强；也使敌军在长江补给线遭受损害和阻碍。于是，敌军于民国卅二年秋，拟具「虎号作战计划」，准备于民国卅三年一月发动平汉铁路战争，先打通由华北到武汉的连络路线，然后再由武汉向南打通粤汉铁路线，以便达成其打通大陆路线的最后目标。同时敌军为加强其军事的攻击力量，拟由东北的关东军抽调部分装甲部队和汽车运输部队，以便驰骋于中原平原地带。 戴先生接获此项情报后，即计划对黄河北岸的焦作煤矿和位于邙山头附近横跨黄河的新铁路大桥加以破坏，以阻挠迟滞敌军的军事行动。 焦作煤矿，位于黄河北岸道清铁路西段，产量极丰，为平汉、陇海铁路火车燃料的重要来源。河北沦陷后，被敌军占据经营利用，影响甚大，军统局屡欲予以破坏，但因敌军戒备森严，无从着手。至是，乃利用「中美所」的技术装备的优点，毅然决定采用威力破坏方法予以强制破坏。当调别动军第五纵队和第一大队配合平汉铁路破坏队负责执行：另向第一战区挺进十三纵队征调四个大队，向武陵征调保安大队协助掩护，均由军统局河南站负责策划统一指挥。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午夜，于风雪中展开行动，由于部署的周密，行动的果敢，加以夜晚风雨的笼罩，完全达到奇袭的效果；敌伪警卫兵力达二千人，惊慌失措中虽欲加以阻挠，不但毫无作用，反被我击毙二百余人，伤五十余人。结果煤矿被炸毁，生产为之停顿，铁道交通也因而受阻。 破坏焦作煤矿既已达成任务，乃继续进行破坏新铁路大挢。新铁路大桥，横跨黄河两岸，长达四华里，计一百十九孔，桥身系枕木架成，为平汉铁路连络黄河南北唯一的要道。桥的周围绕有铁丝网二层，电网一层；南北两端和中央的沙洲上均筑有碉堡，各驻敌军一排，并携有警犬，防守严密。桥东一华里处的公路木桥，也驻有警备队一班；桥南桥北附近廿五华里的据点，均驻有敌军；一旦有警，增援也很方便。 一月廿一日晚十二时，军统局的平汉铁路破坏队再在别动军三百五十四人的掩护下，对该新铁桥加以强制破坏，炸毁桥梁五十孔，其余各孔大都被震塌；同时并将其马庄附近的桥梁也予破坏。 焦作煤矿和黄河新铁桥被我破坏，平汉铁路交通截断，敌军乃调集部队，武装监视，尽力赶修，延至三月廿五日，始行修复；敌军结集于新乡的军队车辆，始得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开封的敌军，于四月十八日发动攻势。行动被迟滞达三个月之久。 廿六、二次东南行、策应盟军登陆计划民国卅三年三月中旬，中美所梅乐斯副主任接获华盛顿联合参谋本部的电令，具体的说明美军登陆的日期大概为是年十二月；并着其迅速将中国沿海自厦门至上海之间的各港口和登陆海岸，各岛屿与突出地带，加以详细调查，制成详尽的实录，拍摄照片，以便美舰队能明确的选择登陆的港湾和地点，顺利的在登陆点建成坚固的前进基地。同时为了登陆后向内陆进军的迅速方便和补给运输的能够适时适切，应当特别注意沿岸各地以及通向内陆的水陆交通情况；一面加强搜集与海军有关的情报，一方面查明「中美所」所指挥的各游击部队，对协同作战可能贡献的力量和所能发生的作用。任务达成后，即率领高级参谋人员，会同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尔的高级参谋人员返回华府，密商登陆反攻的细节问题。 梅乐斯副主任得电后，即报告戴先生，要求再度赴东南沿海勘察，加强北自吴淞口，南至汕头的情报布置；加强运用沿海的伪军和游击队，接济其武器，以为进攻海岛的助力。并希望是项工作于十月底准备完成。 戴先生当即呈准蒋委员长，决定尽力积极协助美海军达成此项愿望，以配合整个反攻决战；而计划分从周密勘察东南沿海情势，加强情报部署；策动海上游击部队，加强训练装备；调整部署，加强运输供应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充分运用「军统局」与「中美所」所指挥的各游击部队和行动破坏队，一面在东南攻占若干沿海岛屿，然后与国军协同作战，进攻某些重要城市，不仅发动全面性的攻击；而且也发动一连串的「小型打打藏藏」攻势，使敌军疲于奔命，失去平衡；一面在全国各地，作呼应性质的突击。 于是戴先生偕同梅乐斯副主任，第二次赴东南沿海，从事更详密的勘察。 戴先生与梅乐斯副主任路过衡阳，举行一项「中美所」的工作检讨会议，决定派人到长江的中流，开展工作，用以加强阻挠敌军的长江运输，破坏敌军的仓储和陆上交通，对敌军发动小型的突击行动。适值原任军统局武汉区长唐新，跟随戴先生，也在衡阳，于是任命唐新为湘鄂赣边区区长。责成他率同中美工作人员，携带若干器材，前往江西的修水一带建立组织，推动工作。 五月，戴先生偕梅乐斯副主任抵达福建省建瓯的东峰。秘密约会海上游击队张逸舟和张为邦的代表。 当时，在华中和华南一带的海上，有三支自卫武力，一是张为邦的「兄弟帮」，有约两千人的基本队伍和一万八千群众，总部设在长江口外的崇明岛，活动控制的地区从上海到温州。另一支是张逸舟，有四千人的实力，总部在马袓岛，活动控制的地区为福州以北温州以南地区。在二张之间，还有蔡公，有五百人实力。二张早已和军统局有联系，经常提供军事情报，负责营救被敌军击落的美飞行员和中美在敌后工作中失事的人员，有过百人以上的记录；张为邦且已接受忠救军的指挥，赋于浦东特别破坏队的番号。张逸舟甚至还从被美国潜艇击沉的日本油轮上捞起两千桶汽油，供应给「中美所」。 当他们的代表与戴先生以及梅乐斯副主任会晤，知道他们将要接受新的任务，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都非常兴奋。戴先生向他们提出了轮流秘密调训部队，予以新式装备计划；一面并商定先加强海岸监视，提供情报的具体方法。当他们用无线电征询二张本人同意后，此项专为策应美军登陆，配合反攻的训练装备和加强情报搜集的工作，即积极展开。 六月，戴先生一行到达建阳，适因设在歙县雄村的中美第一班所调训的「忠救军」人员，亟待装备，出发作战，戴先生亲往主持训勉，密授配合美军登陆机宜。因此，东南沿海勘察，则由军统局的人事室主任龚仙舫，「中美所」的编译组主任刘镇芳等陪同梅乐斯副主任前往。一行十二人，由建阳经南平赴福州，在军统局闽北站长王调勋、财政部货运处长江秀清和福建省水上警察总队长余钟民等接引之下，作密往沿海勘察的准备。 可是，敌军发动长衡战役，前锋已快达长沙，为使梅乐斯副主任能随时明了敌情，有所适应；戴先生乃下令军统局将每日战报，抄送「中美所」随时择要电告参考，并于十六日赴江西铅山，趋晤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祝同，会商战局。梅乐斯副主任也接奉金氏上将电令，无论湘粤赣战局如何变化，仍须于短期内完成对厦门一带的侦察任务，然后再返重庆。 梅乐斯副主任为了把握时机，完成任务，乃于六月十七日晨改着中服，乔装传教士，减少警卫人员，在闽南站长陈达元接引下完成闽南沿海一带的勘察照像任务，于七月一日抵达漳洲。 梅乐斯抵达漳洲后，随即偕同陈达元赶赴赣州，与正在处理要公的戴先生会晤，报告勘察经过。戴先生以西南局势紧急。先着梅乐斯主任飞返重庆；自己亲率陈达元、龚仙舫等由江西经福建的光泽、邵武、建阳、驻东峰，召见浙、闽、赣各单位负责人。指示机宜。有关漳州一带内陆水陆的勘察测量，派由美员柯克少校在陈达元的指引下积极进行。同时更为储训福建青年，配合美军登陆，作为收复金厦台澎的先锋，也与陈商定在华安筹设中美第六班。 当时，接受中美所训练装备和指挥运用的游击队有别动军、「忠救军」、海上游击队、和各中美班的教导营；行动破坏队则有各铁道破坏队和水上破坏队。地区分散，距离重庆的所本部远近不一，指挥运用有待加强。为配合美军登陆和国军反攻，戴先生乃根据各部队的社会和历史关系，以及整个战局的需要作通盘考虑，在活动地区和配赋任务上，加以适当调整。同时增设地区指挥机构，各依性质就地全权指挥所属部队。为达成任务作果敢行动，不必事事请示重庆所本部以争取时效，把握战机。 东南方面，设「中美所」的前进指挥所（即联合指挥部）于建阳，指挥「忠救军」各纵队，沿海各游击队，敌后情报网和沿海监视人员，以及中美第一、六、七、八、十三（广东梅县）等五个班；以「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指挥所主任负责指挥，另一参谋长美员贝乐利上校协助指挥。 「忠救军」设前进指挥所于浙江于潜的方元铺，总指挥马志超坐镇前方，指挥三个纵队和六十四个地方支队，在苏、浙、皖、赣一带作战，控制浙赣路北段，京沪和沪杭两路沿线，以及杭甬路的西段等处铁道交通。下设三个地区指挥部：㈠温台指挥部设于瑞安的玉壶，派「忠救军」参谋长兼中美第八训练班副主任郭履洲兼任指挥官，张为邦为副指挥官；指挥第八训练班所装备的四个教导营以及沿海游击队；在浙东与沿海岛屿以及浦东、崇明等地区作战。㈡淞沪指挥部设于浙江分水的合村（整备时期在孝丰的章村），派前副总指挥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部队作战。㈢鄞杭区指挥部，设于浙江桐卢，派第三纵队（「忠救军」原第三、四两纵队和原第一班训练的别动军第七纵队合编）指挥官鲍步超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和杭洲湾一带作战。 以闽省青年为基干的中美第六班，和在广东梅县训练游击部队十三班，则设立厦汕指挥站于福建华安（第六班址），派陈达元兼任站长，指挥第六班和十三班的教导营和闽南粤东一带的情报网，游击部队，活动于闽南和广东东部地区。 华中华南方面，以别动军为主力，设华中指挥部于湖南的芷江，派别动军副司令陶一珊兼任总指挥，指挥中美第二第五和第十等三班训练装备的别动军第一、二、三、四、七、十、各纵队以及第五、六、两纵队的一部分（第七纵队为第二班的训练的部队新成立番号，和第一班训练后合并于「忠救军」第三纵队的不同；第十纵队系在息烽的第十班所训练的汤恩伯兵团的部分游击部队所改编）在湘、鄂、赣、粤、桂五省作战，控制各重要交通线。其间，第一纵队部署于广九路和粤汉路南段，第三纵队部署于广西南部和西江下游，第二和第四两纵队部署于粤汉路岳阳到衡阳一带，以及株萍沿线，第七纵队部署于湘桂东段，第十纵队部署于桂柳之间，第五和第六两纵队的一部部署于陇海路中段和平汉两段，湘北支队（指挥官徐荣庭）游击长沙以北，湖北纵队游击鄂南。 此外，在华中华南的各行动破坏队，也有适当的部署。 廿七、牵制敌军、配合西南作战㈠长衡之战敌军于民国卅三年五月廿七日发动湘桂作战，进攻长沙衡阳。此次进击，敌军鉴于过去几次进攻长沙的失败，在攻击正面始终局限于洞庭湖以东的铁道线附近，未能充份利用洞庭湖和湘江的水道：以致补给线路易被切断。所以此次攻略，攻击正面较为广阔，除以其十一军的主力的一部自湘江东方地区沿铁路线进攻外，另一部则从洞庭湖水陆进攻，向湘潭进出，对长沙取包围态势。 在湖南，军统局的情报站，所搜集的情报，最为迅速准确。第一次长沙会战，即曾因为适时适切的提报敌情，而有助于会战的大获胜利。戴先生且因此获嘉奖。此次敌军进犯，湖南站长金远询早已侦知敌情，一面上报戴先生，一面报告薛长官。薛长官据以策定周密作战计划，仍以固守长沙，吸引敌军主力，从侧后包围为策略，张网以待。 可惜，防守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却无死守到底的决心，不待侧后夹击即于六月十八日擅自撤退；以至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 敌军攻陷长沙，直指衡阳，飞机空袭，地方疏散，秩序大乱，当时，衡阳存有「中美所」准备转运东南的二百吨械弹器材，有失落资敌可能。 戴先生正在东南会晤顾长官，于是赶往衡阳附近，亲自指挥抢救转运工作。举凡车辆的调度，油料的分配，警卫的派遣，均躬亲主持。以大卡车一百余辆，分两梯次循公路运往赣州，当第二梯次五十三辆正在装运时，适逢敌机临空扫射；「中美所」的人员和装运工人，在戴先生临危镇定的感召下，照常冒险工作，终于迅速而顺利的达成任务，未受损失。 敌军于六月廿八日向衡阳进攻，但攻势一再顿挫，前后三次增兵，延至八月八日，前后四十日之久，我始放弃衡阳。此次作战，曾使位于东京的敌军大本营为之焦虑，益感我国士气的旺盛和战志的不可轻侮。其间守城部队奋勇抵抗，固然为主要因素；而别动队的第二纵队和第四纵队配合大军的游击作战，袭扰和牵制敌军，也有相当贡献。 第二纵队在指挥官杨遇春指挥之下奉命突击甫于六月廿日放弃的株州，予以攻占，切断日军纵路交通；用以争取时间，巩固衡阳的防御，迟滞敌军的行动，消耗敌军的战力。他们在长衡会战的三个月内，曾经作战一百五十三次，毙伤敌军一千九百四十七人。 第四纵队在指挥官何际元指挥之下，奉令穿越到敌军后方袭击敌军和补给线；战果辉煌。虽然纵队司令部三度被敌军意外围困，但多能化险为夷，击退敌军。在整个长衡战役的三个月中，作战卅四次，击毙敌军九百六十七人，伤一百九十五人。 纵队的游击战法，他们利用美式装备的优势火力，常常编组成十人突击小组，配备汤姆枪和卡宾枪各四支，手枪两支，出入敌后；掩蔽确实，不俟敌军进入轻武器的有效射程决不开火，予敌军极大困扰。 ㈡营救方先觉我防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强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戴先生即电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当时，方先觉被敌军关在天主堂，疲惫不堪，加以感染痢疾，已至形容枯槁，行动无力的地步。同时，敌军也尊敬他坚忍不屈的精神，所以对他的监视，比较松驰。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九月五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㈢桂柳之战敌军自攻占衡阳后，继续对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发动攻势，以贯彻他的打通大陆路线的策略。当时国军自衡阳撤守后，部队需要整顿补充，防守桂柳的只有八个军，其中仅有三个军系生力军，其余均由湘粤赣各战场转战而来，实力不足十二万人；而敌军则有十五万人，分东西北三路同时向桂林进攻，其战争目的不仅占领城市，而系企图彻底消灭我军在该区的主力，消除侧被威胁，进而直指贵阳与昆明。我中央洞悉其狡谋，一面从内地飞调汤恩伯兵团南下增援，一面接洽由缅甸远征军中抽调已获美式装备的新编第六军回援广西；在援军未到达之先，必需设法迟滞敌军的行动，以争取时间，戴先生所指挥的中美所别动军和各地情报组织，都肩负有此项协助国军达成目标的任务。 桂林是军事重镇，不但存储很多军需物品，而且还有十四航空队的主要航空基地；为了尽可能的迟滞敌人，最好能坚守桂林一个时期。因此，中美所派遣了一组空战情报官，协助陈纳德将军对敌军发动了全面的空中攻击；以无线电来导引飞机对目标物作准确的轰炸；发生很大作用。 九月初，当敌军向零陵全县进攻时，中美所的空情组曾在一天之内，连续七小时指挥八批空中攻击，卅二架飞机轮番以炸弹机枪攻击敌军，击毙敌军一千名、战马六百匹、和几门加农炮；地面上的别动军第四纵队也乘势进击，攻占敌军一个据点，毙敌三百余人，使一个约三千人的旅团被打击的溃不成军。可是自九月下旬起，连朝豪雨，飞机无法出动，而敌军却反而利用湘江的陡涨，从水路上增强了运输的能量。十月十日，敌军终于攻占桂林，十一日攻占柳州。 敌军攻陷桂柳之后，续于十月廿二日攻占南宁，戴先生下令在南宁的中美第五班代主任陶一珊，率同中美双方人员和别动军的第三纵队徐光英的指挥部，以及受训部队，由南宁移住百色；将第三纵队的主力，配置在南宁附近和广西东南部的敌后地区，从事牵制作战。 南宁的敌军，不予我军喘息机会，随即乘虚分两路进攻百色；我军部署未定，武鸣、田东、隆山相继失守，百色兵力单薄，危殆万分。陶一珊乃电令游击于南宁和宾阳附近的第三纵队的第二支队长李春初，连夜集中兵力突袭敌军后路。乘黑夜以迅雷之势，分途突袭上林和宾阳两县，破坏桥梁，截断敌军后路。敌军受意外损失，惊慌失措，顿时骇遁；次日，攻陷田东和隆山的敌军，也撤返南宁，不敢西进。 第三纵队继续不断的袭扰敌军，破坏桥梁、机场，焚烧油库，截毁敌军补给物资，突击日军巡逻队；大小百余战，于敌军相当损害，使其常自惊扰，不敢活动，百色乃转危为安。 在南宁的北方，桂柳方面的敌军，继续沿湘桂铁路向西进犯，十一月廿七日陷南丹，贵阳震动。戴先生和梅乐斯副主任先后到达贵阳，原已奉调为中美所参谋长的陶一珊也由百色赶来贵阳。因为战局的紧张，需要加强发动敌后的游击作战，以牵制敌军；于是戴先生命令陶一珊以别动军副司令的地位，负责指挥别动军在华中华南地区的各纵队。陶奉命后与梅乐斯副主任，于前进途中，与在湖南芷江的第十四航空队，和驻在桃花坪的别动军第四纵队的第三支队取得联络。 在独山失守后的一天，第四纵队的情报人员，探明敌军运到大批冬季服装，收藏在宝庆附近的库房里，另外还有几百匹运输驮马；但防守颇为严密，即使出动我在桃花坪的现有兵力，也无胜算；但如提供芷江的十四航空大队，将是一个最好的攻击目标。 十四航空大队，原已在宝庆地区对敌军粮食施以炸射；得此情报后，在中美所的两位美员随同引导下，冒恶劣气候，和第四纵队第三支队取得陆空联络，将敌军的冬服和马匹全部炸毁；间接的影响到敌军在贵州的无法深入。独山经过国军的猛烈反攻，于十二月八日克复，敌军退至河池。 在桂柳会战的三个月中，第二纵队作战五十三次，第四纵队作战一百次，毙伤敌军约三千五百人；已尽到牵制敌军的任务。 敌军「打通大陆路线」的攻势，西进部分自退守广西的河池以后，告一段落；随即于民国卅四年一月十九日开始对湖南郴州广东韶关之间铁道的进攻，进而于二月七日前先后袭占遂川、南雄、赣州等地的空军基地。被我第三战区自浙赣边区抽调的生力军赶到拦截，始停止前进。 在此期间，戴先生所指挥的敌后秘密行动组和别动军，仍然继续予以有效的破坏和牵制。 别动军游击于粤汉路南段的第一纵队，在指辉官翟荣基指挥之下，为了牵制广州地区敌军的北上，民国卅三年下半年，曾经袭击敌军五十一次，歼敌一千五百余。民国卅四年一月，配合战局，专攻击粤汉铁道线，一个月中，连续出击十七次；也有丰硕的工作成果。 ㈣袭扰敌长江运输另一方面，自长沙沦陷后，「湘鄂赣边区」人员，由区长唐新和美员钱普率领，从湖南到了江西，在敌后的修水建立了基地，一面训练人员，一面展开对长江中游敌军运输船舰的袭击破坏。当敌军进犯桂柳深入贵州之时，他们牵制的突击行动更为积极；边区组成的行动总队，经常出入陷区，炸毁敌军占领下的铁路、桥梁、仓库和火车，同时也在长江发动闪击，击沉其运输船。加以别动军和破坏队经常在粤汉铁路沿线各处袭击破坏，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不断猛烈轰炸，使敌军修不胜修；从敌军自己的记载中，也证明了当时的运输能量，仅九江到武汉一段，已减低到原先的五分之一以下，而由武汉到湘桂的铁道，更如肝肠寸断，根本无法安全使用。 ㈤粉碎敌军「打通大陆路线」企图敌军为了贯彻其「打通大陆路线」策略，动员了十七个师团，四十万人，马七万匹，汽车一万二千辆，飞机一百五十架，撤除各地支线铁道用于修补主要干线；自民国卅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原会战开始到次年二月七日占领赣州，前后在南北一千五百公里的区域作战十个月。所得的结果，只是攻占了几处重要的机场和城市，（我国在芷江、西安、老河口、恩施等地重新强化了新的空军基地，仍然照常以优势的军力，不断的打击敌军）几条主要但并不能安全使用的铁道线而已；对其原拟用以代替海上运输联络南洋的构想，仍如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而其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中美空军优势空权的压迫，竟至日间不敢行军活动的困境；所遭逢到戴先生的部属普遍而不停的游击破坏，也有不胜纷扰穷于应付的痛苦。 因此，敌军于民国卅三年以及次年初在大陆战场的最大努力，对转变态势解决战局仍然毫无所得；而所兴起的庞大攻势，也如强弩之末。同时戴先生所属各机关的协同努力，以及与国军、第十四航空队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也充份的发挥了高度的潜力，达成牵制和扰乱敌军的任务。 廿八、协助美军，从海上击溃敌军「中美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协助美国海空军确保太平洋战争的优势，从海上击溃敌军；打击敌军的海上运输，使其无法从南洋输入预期的丰富资源，削弱其战力，影响动摇其人心，瓦解其战斗意志。 为完成此项任务，「中美所」积极分从气象的测报、情报的搜集、电讯的侦译和沿海布雷各方面齐头并进。各项工作所得到的成果，除供给美国海军部门作战术上的运用外，并与驻在昆明的美国十四航空队密取联系，俾其与美海军在太平洋的海上攻击呼应配合，东西夹击。 ㈠气象情报气象情报，为海空作战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梅乐斯来华之初，即先进行此项工作的合作。首先把我国当时在测报气象的「中国气象局」、「航空委员会」、「中央航空公司」等三个单位所做的工作，作一协调研究，找到一批极具参考价值的旧记录，将其全部照相，送华盛顿作研究全世界气象预测的参考。 戴先生为了迅速对此项工作有所助力，下令满布全国的各重要地区的秘密电台，利用简单的湿度表、气压计等器材，作目测简报；由于地区涵盖的广阔和电讯的畅通迅速，也能适时判断出某一地区的气象情形来，贡献不小。 迨「中美所」气象站正式成立后，运来各种新式器材八十一种，分别装配各站使用。于是各地气象情报，更见精确。重庆的气象总站，也增设电机多部，和短距离传真设备，绘图设备，气象图书；美方增派二级气象员佛诺尼（M D FLOUONOY）麦克尼（T. G. MC CAU-LEY），我方增聘中央大学气象系主任黄厦千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郑裕宽等参加，会同工作。将每日所得资料，分别记载比较、分析统计，讨论研究，调制成廿四小时至卅六小时的「普通气象预报」和「分区概况预报」，以无线电向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美海军部、美国舰队总司令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以及第十四航空队，第廿航空轰炸总队等单位每日广播四次；另外再给美国舰队每天加送一张预报气象图，一张分区图，以及一份中国沿海海外五百浬以上的气象预报。如有特别重要的情报，则利用昆明的专台，以机密电报，径与「中美所」派驻第十四航空队的联络官考诸拉联络或与华府通报。 各方对「中美所」的气象报告，至为重视，业务也因而蓬勃发展。自民国卅三年四月开始以迄合作结束，总计收到气象情报八万四千三百六十八件。 民国卅三年十月，「中美所」已能应付美国舰队要求，对台湾上空的气象，提出一项特殊作业的预测，以协助配合预定由海陆军在台湾海峡所发动的联合攻击。 此外，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于是年历次轰炸日本长崎和八幡，十月轰炸琉球群岛；海军机动舰队于民国卅四年二月十六日发动一千二百架飞机轰炸日本本岛，均系根据「中美所」可靠的气象情报，预知各该地区上空的云层变化，而使美机能借云层的掩护，潜入目的地上空，然后穿云低飞，实施袭击，陷敌于惊骇无措损失特重的惨境。 ㈡布雷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沿海岸航道或港湾布雷，不但可以轰炸敌军的船舰，杀伤其人员；而且可以威胁其改行其他深水航道，便利于潜艇的攻击。只要能不断的击沉敌军的运输船舰，使其造船的设备和时间，无法补充其损失，那么就可以达到削弱敌军的目的。所以梅乐斯来华时，就曾经携带一种「电磁水雷」来，送交我国仿制，带往战地去布放。另外并从美国运出一批水雷，派出一组布雷人员，先到印度的阿萨姆，以便转用于我国；民国卅二年初，人员已到昆明，接受布雷任务，于是开始与驻在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合作布雷。 总计自民国卅二年开始到停止布雷为止，大约布设了一千枚水雷，经过证实的战果，炸沉了敌军的船舰廿四艘。同时也使其航行路线和港湾进出受到困扰，给予美海军用其他方式予以打击的更多的机会。 ㈢海空军情报从海上打击敌军，最主要的是取得制空优势，和明了敌军船舰的动态。制空方面，自美军从南太平洋展开机动攻势取得主动以来；敌军的空军，无论在素质上，性能上以及数量上都日趋劣势。但他却把反败为胜的希望，寄托在西太平洋的决战上；因为环列西太平洋中的岛屿都在其控制之下，可以凭借陆上的航空兵力，弥补舰队航空战力的不足。可是又惧怕未决战之先，即遭美军歼灭；因而采取掩蔽方策，在飞机场中普遍设置伪装措施，经常移动飞机位置。因此美海军机动舰队和十四航空队不易了解敌机的实力和动态，希望能由「中美所」经常提出有关日机种类、型式、装备、战力、以及动态的情报。 明了敌军舰队动态方面，当然最好能全部侦控敌军的无线电讯；破译其密玛；或者经常派飞机临空侦察。可是由于人力物力和时间空间、气候等因素的限制，无法全部做到：如果能利用中国东南沿海绵长的海岸线，从地面上监视海上的航线，就可以弥补此空隙。 因此，戴先生给予密布在敌后地区的情报组织的任务，即以以上两项为优先；并令所有在沿海地区设立的海上瞭望哨，监视从上海到新嘉坡的每一艘敌军船舰和每一架飞机的活动，成效大著。 自民国卅三年以迄抗战胜利，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即达四千一百四十九件；其中有一部分系敌军各军事要地的兵力部署、军事设施、军事工业等战略情报，也分送有关部队作主动出击的参考。 电讯侦译方面，对于敌海空军电讯的侦测，也控制到最重要的线路，破译密码多种。提供美舰队，袭击敌军，获得丰硕战果；著名的雷伊泰海空大决战，制敌机先，一举歼敌，即为显例。 ㈣雷伊泰战役美军取得绝对制空权以后，于民国卅三年十月十七日登陆菲律宾的雷伊泰岛。敌军为了确保菲律宾，决定与美军作一次总决战。空军方面，于十八日下令将「大东亚」全战域所配置的航空部队，有秩序而迅速的集中菲律宾；至廿二日，各处增援调集的生力军共四百五十架，连同原来的约一千架。另一方面，敌军的海军，也计划和美军作一次总决战。 进攻雷伊泰的美军船团，非常强大，护航的舰只有一百五十艘，（由航舰十八、战舰六、巡洋十一、驱逐四十四、和其他舰只组成），运输船舶约四百廿艘。敌军以残存的劣势海空军，欲与之在海上实行堂堂之阵的大会战，决无胜算：于是设计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希望能有一只战力强大的舰队，突进雷伊泰湾，袭击满载兵员物资，不及卸载的运输船团：达到摧毁美军登陆兵力和运输能力，使其此后无法予短期内再兴两栖登陆攻势的目的。此项决战计划，动员了敌军在东南海域大部分海军舰只，分三条线路，同时并进。第一路小泽部队（辖航舰四、战舰一、驱逐十、飞机一百卅五架）由吕宋岛的东北方向吕宋岛的东方进出，作南下雷伊泰湾状态，企图吸引美机动舰队远离，北上迎战。第二路栗田部队（辖战舰七、巡洋十三、驱逐十九）为突入雷伊泰的主力；再分南北两路经由萨莫尔海峡，和斯利加渥海峡，抵达目标区，合击美登陆船团。第三路志摩部队（辖巡洋三、驱逐七）也是突击部队，为栗田部队后继兵力，也经斯利斯加渥海峡突入雷伊泰。 敌军的总攻击订于廿四日开始，栗田部队系在菲岛之西南的海洋集中，乃于廿二日即先经帛琉岛西方海上北上，预备转向东方穿过海峡；但其行动被「中美所」设在桂林的秘密侦译部门事先侦知，通知十四航空队，派侦察机，终于发现了栗田部队和小泽部队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迅即转告美机动舰队。当廿三口栗田部队正在通过中部菲岛东进之时，美军已集结了第三舰队的快速航空母舰群于萨莫尔海峡，准备迎头痛击日军；第七舰队的掩护炮击船舰，则在雷伊泰湾的南端和斯利加渥海峡展开，配置大量鱼雷快艇。附近的潜水艇也迅速向此海域前进。 小泽部队的吸引舰队，和孤注一掷的航空总攻击，并未能达到牵制美军的目的，美军的损害也颇轻微；但却反被美军击沉其全部航舰四艘，飞机也多被击落。另一面，栗田部队的主力于廿四日晨行经菲岛中部的西普扬海继续向东前进时，即被事先部署的美舰载飞机迎头痛击，击伤巨舰武藏号。栗田部队的主力，因无飞机掩护，乃被迫放弃突入雷伊泰的任务，于午后退去。栗田部队的另一分支向南边迀回的西村部队，也被扼守在斯利加渥海峡的美舰和鱼雷快艇集中攻击，除一艘巡洋舰最上号负伤逃去外，余战舰两艘、驱逐舰四艘全军覆没。 被迫后退的栗田部队，尚有战舰四艘、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十五艘；却于午后六时再度转移攻势，回航通过萨莫尔海峡向雷伊泰湾目标前进。此时，美军邀击舰队因为已获胜仗，又值夜晚，未加戒备；廿五日晨六时，在斯池昂岛北方八十浬处，被栗田部队追及，突以战舰上的十八吋大炮奇袭猛攻，飞机起飞不及，航舰遭受损失，激战两小时。此时栗田部队虽仍可冒险达成任务，但考虑进击雷伊泰后的回程油料不足，加以奇袭企图的暴露，终于知难而退，不敢追击，向北退去。 本战役，敌军的设计不为不周密；而其宁愿牺牲仅存的四艘航舰作为钓铒，企图达到奇袭目的的「玉碎精神」不为不「伟壮」。然而由于情报上的失败，密谋外泄，仍然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而「中美所」侦译情报的获得，关系如此重大，厥功至伟。 ㈤摧毁敌军残存舰队雷伊泰之役，敌海军舰只损失甚大；飞机虽一再补充，但无法弥补每日八十架的损耗，于是改以「特攻机」作自杀性攻击为主要作战方式，此种战法只能对美军发生骚扰作用，无法决定胜负；同时更不能对敌军的残存船舰具有保护的威力。 当时，敌酋丰田副武，将残余船舰集中琉球一带重行整顿，分为第一第二两个舰队；第一舰队以澎湖列岛为基地，第二舰队以琉球群岛为基地，一面再加强琉球和台湾的基地航空兵力。但此情形，又被「中美所」和军统局密布在厦门、台湾等地的情报和侦测单位探知，转达美舰队；当时美军除航舰飞机外，已在雷伊泰岛上基地保有五百架，摩洛太岛上基地保有新式飞机三百架，实力非常强大。乃于民国卅四年一月七日，大举空袭澎湖，琉球两处海空基地。击沉大小船舰八十三艘，击毁飞机二百十架，敌海军从此不能再组成有力的舰队出战，「联合舰队」已名存而实亡了。凡此辉煌战果，对盟军决战，贡献极巨，美国罗斯福总统曾有谢函致我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对我方能适时提供可靠情报，因而在太平洋上获得决定性胜利，表示钦佩与诚挚谢忱。 美国第三舰队司令海尔赛上将（WILLAM F. HALSEY JR）为了继续登陆吕宋岛，完成菲律宾的全部占领，曾在民国卅四年一月初电知梅乐斯副主任，希望能从「中美所」获得有关中南半岛各港口的敌军船舰活动情报，作为攻击的参考。中美所和军统局在南洋的秘密组织，接到指示后，立即提出报告，包括越南西贡附近金兰湾以及其他由敌军控制的各港口船舰的名单，甚至吨位和速度的大小，货运的种类名称数量，都列述详明。一位沿海瞭望哨的情报人员，也报告了他在一月十二日早晨发现一队敌军运输船通过的情报。 海尔赛上将根据报告，命令飞机出击，当在越南海岸的基洛近海，将敌军向北行驶的油轮九艘和护航的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四艘炸沉；另在其他港口炸沉船舶卅艘，达十二万吨，各式军舰七艘。 厦门方面，「中美所」设立了两个观测哨，专门探取厦门港湾敌军船舰进出的情形。当时美军上士史徒华在平海，为了避免敌军的盘查监视，不便经常进入港湾。于是他和军统局所指挥的海上游击队张逸舟部属取得联系，利用他们渔民船户的身份掩护，令其以卖鱼为由，接近敌船，搜取情报。 民国卅四年一月廿三日，史徒华上士发现有敌军的四艘驱逐舰、五艘运兵船、和两艘油轮进入港湾。于是他通知渔户设法探明其动向，乃知此批船只，将于次日上午六时开往台湾的基隆；但因其中有一船发生故障，所以船团的时速只有八浬。 「中美所」接获此项情报，立即交予正在重庆的美军潜艇联络官易伯特上校，迅速转知位于厦门附近的巴布号潜艇，于廿四日凌晨四时潜入港湾，击沉驱逐舰三艘和其他船只四艘。（巴布号因此得获美国高级勋奖） ㈥截断敌军海上运输敌军的运输船团，一再遭受惨重损失，乃放弃一贯使用的大船团集中护航方式，改为小船团分散护航方式，以实施「突破运输作战」。但自美军控制整个吕宋岛整备海空基地以后，此项化整为零的方式，也毫无安全到达的万一之望；因此，三月以后，由敌军出发驶向南方的船团，不得不被迫停航。向北航驶的船团，由于急需物资的运输，仍勉强冒险航行，但被击沉的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三月中旬，遂亦不得不被迫忍痛停航。敌军从南洋运回大量物资的希望，已被破灭。而驻守在南洋一带的敌军，不但各项补给难获正常，甚至调动撤退都成问题；因此，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打通大陆路线」的作战上。可是，万里转运，企图暴露，在无法取得空中优势，无法在情报战场上击败戴先生所领导的「中美所」和军统局的态势之下；此种方策，仍然是画饼充饥而已。 二十九、巧施反间、击破「黄洲国」的迷梦在豫西，敌军自民国卅三年攻占洛阳以后，向西进至灵宝边境。原拟继续开硖石等地的煤矿，但遭遇到当地矿警队坚强抵抗；加以豫西民性强悍，（几乎每户有枪支武器）纷纷响应。因此，敌军只有在硖石西北等地，构筑坚强阵地，死守据点，而放弃了面和线的控制。 硖石煤矿警卫队队长秦润普，因为领头抵抗敌军，保全煤矿，免资敌用，得到群众的拥戴；很快的集结了三万多人；但其中份子复杂，甚至共军也已经派人渗透加入。 共军当时系以新安为根据点，陈赓派韩钧为豫西军分区司今，以大约九万人的兵力，散布在洛阳渑池之间，继续向嵩山、伏牛山等处扩张；当然企图用渗透颠覆的方法，或者乘秦部与敌军交战的时机，兼并秦的力量。 敌军了解到豫西的情势和地形都很复杂，不能仅凭武力。于是在陕州设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叫「亚洲公馆」，还有一个「河南公馆」专作政治阴谋活动，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河南公馆」的机关长小坪一郎，直接受东京指挥，与南京的汪伪政权、北平的王伪政权，都不发生关系；正计划在西北组织一个新的类似南京、北平的伪政权，用以分化我国军民的团结御侮，抵销我为长期抗战所作的努力。 戴先生根据以上的情报，于民国卅三年冬，赶到西安，与胡宗南将军讨论此事；胡也认为情势可虑，必需设法扭转。于是戴先生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文强，约到一向担任公职的河南大中煤碳公司董事长史紫忱同志，商请他以军委会专员的身份，借秦润普上司的关系前往敌后，设法稳固现有武力基础，防堵附近共军；并且派人渗入敌军特务机关「河南公馆」，搜集情报，多方活动，进而达到粉碎敌人阴谋的目的。 史紫忱带了军统局的男女同志卅余人，出潼关，抵达硖石，与秦润普见面，转达了戴先生的计划，随即督同秦润普净化和整训部队。 为了全力对付敌军的「河南公馆」，而深入虎穴的裨益大局；戴先生准许秦部接受敌军所颁给的「剿匪灭共军」名义，秦为司令；以假投靠为掩护，进行瓦解敌军阴谋活动，同时也避免在敌军与共军的夹击下，被兼并消灭。 「河南公馆」的内勤人员约一百人，机关长小坪一郎以下的日籍人员只有卅人，另有韩籍五人，其余华人，大部分都被史紫忱吸收运用，进而利用关系，辗转担保介绍军统局的同志参加；甚至担任陕州县县长兼任「河南公馆」秘书的张显声，也是史的运用同志之一。 民国卅四年一月，小坪一郎特务机关长宣布成立「黄洲建国党」，出版「黄洲日报」，组织「黄洲建国军」，公开的打出了「黄洲国」的口号。史紫忱报告戴先生，奉到指示：「积极分别争取掌握，只要对工作有利，对党国有益，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于是史指导秦部伪装竭力赞助；结果秦润普的「剿匪灭共军」改为「黄洲建国军」；「黄洲日报」的编务，也由秦部负责；在「黄洲建国党」的「中央委员」十一人当中，秦润普和副司令王文斌都占上一席（其余九人为日籍）。 民国卅四年春，敌军开始向西安发动攻势；首先，以七万之众，由豫中向西南进兵，攻略南阳，准备进一步循汉高祖入咸阳的故道，作迂回攻击。另从山西调动三万人，经太阳渡、茅津渡南渡，准备直指潼关，并征调「黄洲建国军」并肩作战。小坪一郎当面鼓励秦润普，只要攻占西安，即扶持秦成立「黄洲国」。秦立即电呈戴先生，并表示「黄洲建国军」已扩充到十万之众，已有力量反正杀敌了。 戴先生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综合分析，呈报蒋委员长，下令老河口与西安严加戒备，准备迎敌，一面下令军统局所指挥运用的别动军与行动破坏队，立即用各种手段，打击敌军，牵制敌军；同时令知秦润普，如敌军攻至潼关，该部立即阵前反正，与国军夹击，消灭敌军。 由于戴先生的情报敏捷正确，由豫中向南阳、老河口进攻的敌军，在我军严密与坚强的抵抗之下，攻估南阳、镇平、内乡后，无力再进。而别动军第五纵队，自四月初开始，以游击战法向敌后反攻突击。三日夜，李得林支队祁炎午大队，啣枚钻隙，出敌不意，一举攻入镇平县城；炸毁敌军碉堡五座，击毙敌军四十余人。（李部少校队长张友仁、中尉组长杨光明、少尉组长员王平山、周志远、李余庆等成仁。）次日夜，再伏兵于镇平城西五里岗，伏击来援的敌军，毁汽车一辆，毙敌军五人，余众骇退。其余各县敌军，也闻风惊惧，不敢轻易行动，敌军深入陕南，迂回夹击西安的企图，成为幻想。 山西方面，由中美第三训练班编训的同蒲铁路破坏队，也在山西南部的同蒲路沿线，持续袭击敌军，迫使该段火车，无法维持正常通行；因而影响了敌军的后勤补给与部队增援。 潼关前线方面，秦润普转达戴先生「敌军如攻至潼关，该部立即反正，夹击敌军」的命令，不够严密，被敌军发觉，不敢再向西进攻，但又无力量一举解决「黄洲建国军」，进退维谷，非常狼狈，急忙从山西调来一个师团，驻于黄河北岸的平陆县，威胁秦的部队，才能掩护原准备进攻西安的部队安然退却。 敌军进攻西安计划失败了，但成立「黄洲国」傀儡组织的腹案并未打消。一面对秦润普百般的恫吓利诱，一面暗中设法削弱秦部的实力，并向山西境内的我军政部门，暗送秋波。 共军发觉敌军与秦军间有了矛盾，于是，韩钧乘机率部西移，准备解决秦部。 戴先生统观全局，觉得事态相当复杂，一方面「黄洲国」阴魂不散，一方面共军叵测难制，于是电令史紫忱前往克难坡去见阎锡山长官。 史腿伤初愈，冒险北渡，与阎长官恳谈一天；阎对戴先生的深谋远虑，为国勤劳，非常赞佩。当即应允如果秦部受到攻击，彼即在晋东南对秦的敌对者作牵制性攻击，以减轻秦部所受的压力，并且保证，如果秦润普公开反正；山西境内的政府游击部队，绝对不会再以「黄洲建国军」的名义出现。 是年五月初，共酋陈赓坐镇新安，纠集土匪八万人，进攻秦润普部，局势危急，史急电戴先生请示。戴先生以为，秦部如打敌军，共军必趁火打劫；秦部如攻共军，敌军必袖手旁观；所以秦部应以破釜沉舟的精神，痛击共军，才是自存之道。于是，秦部与共军奋战一个月，终于将其全部击溃；并即乘胜进入洛阳、新安、渑池等地区，展开宣传工作，组织民众武力，共军的残余部队，无法存留，纷纷渡河北逸。 豫西的共军被肃清了，文强乘军令部高文宪少将到陷区访问史紫忱之便；对史传达了戴先生的意旨：㈠「黄洲建国党」需设法使其解体㈡「黄洲日报」应予停刊㈢「黄洲建国军」必需忍辱负重，不可急于反正。 史遵照戴先生指示，以秦部不能保护党员活动的安全为理由；迫使「党」的活动从此瘫痪；秦部借口经费困难，停止「报」的接济，「报」也被迫停刊。 敌军当然不甘心，派出特务专家专程来豫西，明查暗访的开出秦部的「反日干部」名单；正准备对秦施以压力，加以清除，而日本投降了。 战后，「黄洲建国军」奉军委会命令，改编为陕州先遣军，秦润普司令统率所部，负责维持陕州附近的治安，保护人民；并且拒绝共军的非法窃据骚扰地方。中央往洛阳受降的人员与军队，才得畅行无阻，未生枝节。 卅、西北之行、加强绥察部署民国卅四年三月七日，戴先生偕同中美所的副主任梅乐斯以及军统局的乔家才，乘飞机前往绥远的陕坝。 先是，民国卅二年十月，戴先生有感于我国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已不成问题；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来自西北，而始终诡诈的苏俄，将成为我国更难对付的强敌。外蒙新疆，首当其冲。如何筹谋对策，作未雨绸缪之计，颇为重要。于是，他于是月廿日晚召见了对这方面有斫究的饶铁珊。 饶铁珊以为外蒙虽然实际已被苏俄控制，但大多数蒙胞并不满意；如达喇嘛，札奇斯，巴图喇嘛等，都曾先后反苏。我为确保外蒙领土的完整，宜即考虑选定察绥阴山地区，培养一支精粹劲练而有坚强政治认识的核心机动部队；并运用内蒙各盟旗关系，以发掘曾被苏俄排斥而流散我东北，内蒙，以及青海柴达盆地的外蒙有力人士，随军还乡，抚绥当地蒙胞，策反傀儡组织内的明智份子，改组外蒙地方政府。进而借助于战后国际和平组织，杜绝苏俄再度入侵；俾使我国防第一线，能够向北推移到恰克图，而与东北的图门江，西迄新疆迤南的帕米尔高原，构成防俄的完整的国防体系。 戴先生听到他的意见，沉思良久，默然嘉许，并且勖勉他多锻炼吃苦耐劳的体魄，备为后用。是年，戴先生得到梅乐斯的赞同，决定在绥远西部的陕坝东北十里的大顺成，建立「中美所」的第四训练班，计划以绥远大青山的游击部队刘效贤、鄂友三等四个纵队为基础，并分期调训军统局在冀，晋，绥各地的行动队和平绥铁路破坏队。同时，吸收蒙古各盟旗优秀青年，分期训练，授予美式装备，准备进一步建立西北游击基地，侧击敌军；并用以实现饶铁珊的建议，作抚蒙防俄的准备。另外在天主堂内，建一座气象站，搜集极珍贵的气象情报资料，供「中美所」参考。当任高荣为副主任，饶铁珊为教育长。 高荣和饶铁珊赴绥远设班后，因为绥远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原计划调训的各行动破坏队人员和蒙旗青年，进出很成问题，而时间上也无法统计。于是乃变更计划，改调第八战区的骑兵挺进队以及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察哈尔站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分六期训练，编组为一个别动军纵队，作为北方主要的游击部队。 可是，只办了两期，却发生了问题。坐镇绥远的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呈上蒋委员长一份电报。说「中美所」的第四训练班办得不好，美国人很不满意，要求由他接办，蒋委员长批交给戴先生处理，所以戴先生才于卅四年三月亲偕梅乐斯往陕坝。 陕坝地方风气闭塞，生活物质条件很差，训练设备比较简陋；但这些都不是「办得不好，美国人很不满意」的因素。傅作义所以向蒋委员长作此报告，真正的原因是一套自私的落伍的「整体」观念作祟，陕坝地方之所谓「整体」，实际上就是割据。这就是说，在「头儿」（傅作义的部下对傅的称呼）领导之下的绥西，是一个「整体」，绝对不允许任何一种外来的力量，存在这个地区；否则就是破坏「整体」。因此，「中美所」的第四班存在于陕坝，当然是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也无法不让他存在。于是，只好从挑拨离间中美人员的感情上着手，制造纠纷；然后再据以上告，争取改由「头儿」来接办，那么就大有益于「整体」了。 陕坝的军政「整体」，是采闭关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力量脱离中央而自存，自然也无法阻止中夹大员往来陕坝。于是，他们对中央大员，准备好一套拿手法宝；透过宴会、阅兵、欢迎晚会、赠送礼物等行动，把来人大大恭维一顿，来人回去以后，无形中对陕坝有了好印象，甚至有人替他们宣传。 因此，当戴先生和梅乐斯等一行抵达陕坝之时，陕坝当局又想用宴会、阅兵、晚会、送礼这一套「整体」作风来恭维戴先生，讨好梅乐斯。并且想请他们下榻准备迎宾的「塞上新舍」。 戴先生很婉转的回答傅作义说：「美国人的习惯，到达一个地方，一定要同他们的官兵生活在一起」。傅作义无法强留，只好让他们去大顺成中美第四班。可是当天下午，又派赵秘书带了请帖来大顺成邀请他们去参加欢宴，又被戴先生婉拒了。赵秘书奉命而来，喋喋不休，大有请不到贵客决不回去的神情，一再挽请高荣代为说项，务必请戴先生赏脸。当高替他传话时，却受到戴先生的严厉斥责： 「我看你们越革命越糊涂，中央人员怎能每到一个地方，让地方招待，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无怪要被人家看不起」！ 赵秘书扫兴退去，半夜，傅作义却又派人来大顺成，邀请戴先生与梅乐斯参加第二天上千的阅兵，晚上宴会，以及各界欢迎大会。来人恐怕戴先生再拒绝，先向高荣说明： 「这是副长官的意思，戴先生是自已人，怎么办都没有关系。可是还有美国人，不能太怠慢人家。 昨晚上的宴会没有举行，副长官觉得很不好意思；明天的一切节目，无论如何，也请戴先生不要推辞。」 高荣替他转达了来意，戴先生还是很婉转的叫他回答来人： 「梅乐斯将军在这儿只有二天的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实在分不开身，务请他代为谢谢副长官」。 戴先生再度谢绝了傅作义的邀请，固然是不愿意参与应酬，接受款待打扰地方；同时第二天也真的有事，无法分身。上午举行中美第四班第二期毕业典礼，中午全体中美官兵及师生，在严寒的天气中，集合在院子里，露天聚餐，虽然没有酒的简单而冰冷的饭菜，但是大家却因为戴先生带来的浩然正气，明快作风；以及全体美员对戴先生肃然尊敬；而使他们感到非常的兴奋，同时也对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出路，充满了很大的信心。下午点名，戴先生锐利而坚毅的目光，像一盏明灯样的；使每一位被点名的人，都受到一种光与热的感应。晚上，戴先生欢宴美国教官，却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又是一番杯酒豪情。 第三天上午，戴先生去陕坝。正式拜会副长官傅作义，并且将蒋委员长给傅的亲笔信和五百万元法币，亲自转交给他。转致慰劳之意。下午，回到大顺成，宣布乔家才接替高荣，负责第四训练班；饶铁珊则调往新疆任情报站副站长，赞襄站长胡国振；照既定的抚蒙防俄的决策，积极加强蒙新边境工作的部署。 当晚，戴先生借用「塞上新舍」，以中央大员身份，宴请副长官傅作义以次各重要军政人员；即席表达中央对边区同仁的关怀与慰劳的诚意。彬彬有礼的态度辞色，促使大家务必畅饮尽欢。次晨，与梅乐斯搭乘专机飞离陕坝。 戴先生是第一次到陕坝，抗战已经打了七年，虽然戴先生从来不愿宣传他的事功，可是他对国家的贡献，对敌的人打击，事实俱在；渐渐的被人们很神仙的传说起来，都揣测不透他是个如何人物？此次他匆匆来去，所表现的雄伟气魄和谦诚态度；使一直强调「整体」的人士们，有一种新的感受；不得不钦佩他的确是一个国家的栋梁的人才，同时，也是个少见的了不起的人物。 乔家才接任副主任以后，首先设法化解了过去中美人员的隔阂，再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付陕坝的「整体」观念，挑选景震泰为大队长；一面先对已毕业而未能离班的一二期学员生，施以补充训练，加强武器装备，编成平绥破坏队，美员四人，也携带电台，随队进驻萨拉齐以北的大青山，与鄂友三的游击纵队合作，建立游击基地，对敌实施突击作战，一面再继续三、四、两期的训练，至抗战胜利，已改编为绥远独立支队，有众五百人，对北方的局势，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详见后节） 进驻大青山建立游击基地的平绥破坏队，因为受过新式的作战训练，有美式新装备，还有美员参加；使敌军感受极大威胁。乃于民国卅四年五月十四日，调集平绥路沿线部队约六百人（敌军四百，伪军二百），坦克和装甲车各七辆，重炮数门，向大青山猛攻。大青山游击基地在指挥官鄂友三和美员威克斯率领之下，动员了一干人，奋起抵抗，激战三小时。敌军虽有优势火力，但破坏队能巧妙的运用轻机枪，轮流发射穿甲弹和硫磺弹，因而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四辆；击毙敌军六十人，伪军十人。敌军遭此挫败，不敢再对大青山攻击；而转令伪军，与游击基地接纳，以求自保。因此我军得以适时出击破坏，袭扰平绥路的交通。 卅一、袭击敌军、扬威浙闽当「中美所」积极部署策应美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之时，敌军在海上连遭美军挫败，为了预防美军在我东南奇策登陆，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方的联络，一面利用小船艇在我沿海航行，进行「蚂蚁运输」；一面以其第十三军的梨冈支队于民国卅三年九月九日攻占温州，混成六十二旅团于十月四日攻占福州，并加强厦门和金门的防御。同时在我各战场向「中美所」所训练的部队和基地严加戒备，相机挑衅；企图以局部优势，以强击弱，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 自美军登陆吕宋，光复菲律宾群岛后，戴先生特致电「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加强准备，打击日敌： 「上略，现自美军登陆吕宋之后，敌寇企图巩固其台湾与本土之防卫；对闽浙沿海，势必扩展其占领区。在此种情势之下，我在东南地区之部队，无论于精神物质两方面，必须竭尽吾人一切之可能，作种种积极之准备；同时，以少数有力之部队，联合中美两方人员，予敌人以打击，亦须切实规划，此事已得梅乐斯准将之同意。希即密令各班切实遵办为要」。
因此，我各地的游击队均以新锐的技术装备和旺盛的士气，在不妨碍整个策应大战计划之下与敌军周旋，对敌军袭击；而各行动队也加强对敌军交通矿仓的破坏。㈠收复福州为了积极加强东南各游击的装备，更有效的袭击敌军，梅乐斯副主任派人前往菲律宾和关岛的第八舰队指挥部和十七航空队联系，希望由东方空运补给。由于「中美所」曾经不只一次的救护和照顾过他们因作战飞行而失事的飞行员，所以他们都乐于支持此种控制中国沿海地区的行动。因此，中美第七班的班主任林超，和史华兹上校（HARRY D. SWARTZ）计划攻占福州机场，作接运空补的准备。另一方面，国军第×军军长陈孔达，奉三战区顾长官命令相机进击福州，陈军长乃命令八十师李良荣部沿闽江左岸向洪山桥一带推进；一面洽会「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下令中美第七班，配合八十师进击福州。 林超指挥官、副指挥官吉猛和史华兹亲自率领的一支突击队，包括周坚、张彊两个大队和美军八十余人，于民国卅四年五月十一日，沿闽江右岸向福州仓前山南台一带进袭，当时敌军所得的情报，是美军一千人和无数的中国游击队，带着新武器前来进攻；于是自行破坏机场设备，仓惶撤退。 中美合作的坚强奋斗，先声夺人，已使敌军达到闻风丧胆的地步；加以国军八十师的奋勇作战，乃于五月十八日收复了福州。敌军向罗源退却，中美联军进入福州南台之时，民众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热情感人，史华兹不禁感叹说：「如此盛况，此生所仅见，令人没齿难忘」。 注：第七班作战成仁的共八十六人，忠骸葬于福州于山戚公祠左侧，墓地周围二百公尺立碑「中美合作所第十一支队抗日阵亡烈士之墓」；与戚公遥相峙立，一为平倭英雄，一为抗日烈士，先后辉映。
㈡浙东歼敌敌军自福州撤退后，溃集连江，因恐惧美空军的轰炸和海上的袭击，不敢循海道北撤，乃改由沿海地带，从陆上向温州撤退，被国军李良荣部紧追猛打，至为狼狈；浙东乐清、白象的敌军黎冈支队，特自北而南，发动一次攻势，连陷瑞安、平阳，接应北窜敌军。 南侵北窜的敌军约六千人，于六月九日在平阳会师，共同北窜。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指挥官郭履洲，根据敌军行进方向，指挥部属，运用爆破与截击等手段，沿途拦击追击，不但歼敌甚众，而且顺利收复温州、海门。（以上所有浙东追击各役阵亡官兵，均分别安葬于海门东山和宁海的跃龙山，并立碑纪念） ㈢闽南歼敌民国卅四年七月初，金门和厦门的敌军「德本先信」旅团的主力约三千人，奉命撤调广东汕头；因海空的绝对劣势，且无适当船舶可供运输，所以计划由海澄登陆，然后沿海边从陆上前往，但又因地形不熟，恐惧我军拦截；所以令其驻厦门的陆军特务机关外围组织「铁公馆」拟定行军路线。主持其事的林顶立，即系军统局闽南站所属的厦鼓组组长，潜伏在敌体之内，执行反间任务的，乃将详细计划密报闽南站长陈达元，副站长王兆畿转呈戴先生。当下令「中美所」的厦汕指挥站，运用第六班和军统局的闽南站的力量，会商国军七十五师予以迎头痛击，并防止其窜扰漳州。当时七十五师刚从龙岩调来，兵力分散；只派出第六团的一个营到南靖，担任监视敌军任务。于是厦汕指挥站以中美第六班新装备的四个教导营为截击的主力，由站长兼副主任陈达元和雷镇钟负责指挥。 中美第六班的截击部署，系针对所得敌军流窜路线的情报，作重点布置；随时机动袭击，避免正面决战。当设指挥所于漳浦县北门的霞潭乡，第一营汤涛部进驻杜涛，第二营汤秉衡部进驻漳浦县的盘陀岭，第三营连济民部进驻小溪，第四营杨卓夫部进驻漳浦县的深水坑，待机伏击。军统局闽南站的行动组和突击队，作机动性活动，袭敌扰敌，以为呼应。 七月二日，敌军在海澄白坑登陆；戴先生特由福建建瓯的东峰，致电陈达元，勉励同仁与民众密取联系，恪守纪律。 「上略，现敌已在海澄白坑登陆，我中美合作在漳州附近各教导营，应即作有计划之部署，予敌以严重之打击，并须与民众及友军密切联系。而吾人秘密部门之工作，尤须密切配合，道力合作。在此种情势之下，应尽量表现吾人革命之精神，并处处恪守纪律也。」
敌军在海澄白坑登陆，携有山炮六门，重机枪九挺，民夫数百人，驮马二百匹，辎重多起，先头部队登陆后即布防于白坑沿海，掩护后续部队的登陆行动，步步为营的约有七日之久，方开始向南流窜。到达浦漳县界时，我突击队张静山部先作试探性袭击；敌军虽受损伤，但急于南窜，不敢反击。十二日进至深水坑，被我第四营杨卓夫部袭击，始发生激战，敌军死伤颇重，且战且走；我军紧追猛打。敌军一度逃命海边，多方劫掳船只，企图改由海道撤走；被「中美所」的海岸监视人员探明，立即通知空军赶往轰炸。予以轮番五次的饱和炸射，死伤的敌军达七百五十人之多。敌军海陆受阻，万分狼狈之下，于廿四日拂晚乘落潮时，渡过云霄附近的河流，续逃诏安梅州；又遭我军配合民众，沿途夜袭伏击，狼狈不堪，而于卅日后，窜往广东高岗。以中美第六班为主力的追击行动，也奉令停止；而集中兵力，监视厦门未撤的敌军。 卅二、策动周佛海及伪军、预作反攻内应抗战开始后，敌以我国地区广阔，为机动使用兵力于交通形势之地；特多方诱致我国失意的杂牌部队与地方土匪，组成伪军，供其利用驱策，自汪逆精卫伪政权成立，更希望因此积极推行其「以华制华」策略，所以再准许汪逆招编伪军。 戴先生对付敌人此项阴谋策略，除对作恶多端，甘心作贼的巨奸丑类，必杀之而申国法，烱戒顽恶外；对其余一时惑于利诱，迫于时势，虽已缅颜事敌，而尚存一线愧悔之念的，则派员密与联络，促其反正自效，年来迭具成果。除冀东保安纵队及河南皇协第一军等公开反正已如前述；其余兵力较强，杀敌自新，起义来归的，则核给名义，编入各战区抗日行列，继续对敌作战；秘密反正自效的，则准其暂维原伪军番号和现况，等待后命。 民国卅二年「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后，戴先生为了配合整个战略，特再下令军统局，根据军委会所订颁的各项策伪法令，分别在敌后各地组织之内，专设策反机构，妥密进行。迄民国卅三年底止，经戴先生策动成功，待机公开反正，起义来归的伪军已达七十三起，官兵五十六万一千卅人，枪四十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六支，遍布于我国各沦陷要地；其中达五千人以上，实力强劲的： ㈠江苏方面：扬州的孙良诚、徐州的郝鹏举、淮阴的潘干丞、南京的任援道、刘启雄等部。 ㈡广东方面：市桥的李辅群、新塘的黄克明等部。 ㈢安徽方面；合肥的吴道南、繁昌的张昌德、蚌埠的吴化文等部。 ㈣湖北方面：汉阳沔阳的邹平凡部。 ㈤山东方面：潍县的厉文礼、临淄的王砚田、平掖的王铁相、济宁的刘绪安、刘日建、荏平的李歧山等部。 ㈥河南方面：许昌的李雨霖、彰德的李英、济源的顾海清、舞阳的关震亚、商邱的张岚峰、开封的庞炳勋、新乡的孙殿英、滑县的王三祝等部。 ㈦河北方面：邯郸的高德霖、北平的门致中、永年的杨法贤等部。 ㈧山西方面：汾阳的赵端、上党的赵淮藩等部。 ㈨塞外方面：万全的赵玉昆、热河的丰宁、绥西公庙子的陈秉义、归绥的德王、李守信等部。 汉奸伪组织，经戴先生派员联络策动，也有很多秘密投顺，待机反正的；其中地位最高，关系最重大的，莫过于汪伪政权的要员周佛海。 先是，民国廿八年秋，戴先生为了深入汪伪组织搜集情报，并从事反间工作；命令军统局的南京情报组长程克祥，参加汪逆的「和平运动」。程即设法与周的妻弟杨惺华结识，得以进出周左右。当时，汪伪政权尚未在南京成立，仅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设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周为「中央政委会」秘书长。九月，程探知汪逆将与日敌进行组织伪政权等谈判，为欲明了谈判内情；特向周介绍该组副组长彭盛木，充任私书职务。彭为台湾人，精通日语，颇为周重视；再得杨惺华的从中赞誉拉拢，因而能随件周，与各敌伪委员周旋，参加各项谈判，将全部记录，密报戴先生。次年，汪伪政权成立，周任「财政部长」，杨惺华为该部「总务司长」，彭也因以充任该部「参事」，继续搜集政经方面的情报。 民国卅年十二月，军统局负责京沪在线交通联络的安少如同志，被敌谍发觉逮捕，南京组的秘密文件，落入敌手。程克祥与彭盛木以下全组同志，均被搜查拘捕。程等矢口否认，拖延时日，使敌忙于多方求证，而遽难定案。 戴先生闻知此事，急电上海同志，挽请巨绅徐朗西设法营救；而周佛海已暗蓄反正意趣，也授意杨惺华设法救助程、彭等人。于是，在杨的奔走说项之下，由徐出面担保，使程、彭获得开释，恢复自由。杨惺华对程先祥谈起周佛海有意秘密反正，为中央效命；如能与戴先生密取联系，定当依全力，为将来国军反攻，作积极而有效的内应。程以兹事体大，特地潜赴重庆，向戴先生当面报告，并转述周悔过立功赎罪的诚意，戴先生转呈军委会，准周自效。 民国卅二年，程克祥返回上海，对周转达中央德意。于是军统局乃进一步在周掩护之下，加强搜集日敌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我国东北的各种情报；内容较前更为充实可靠。 次年，戴先生为了策应美军在我东南沿海登陆，反攻敌军的计划；特偕同梅乐斯将军，自重庆，亲赴东南，作适当部署。因再派军统局中长于军事的同志，利用周佛海在伪「军委会」兼任要职的关系，介充作战科长，借此与各伪军取得联系；乃根据我军反攻的要求，调整各伪军的防地。将已经军统局策动成功，待机起义反正伪军劲旅孙良诚部，由豫东调防苏北扬州，控制长江南北交通：吴化文部由鲁南调防蚌埠，控制津浦路交通；以为截断敌军南北运输，策应我军反攻南京，预作准备。将军统局的张恒同志派充为伪第十二军军长，统率伪军三个师及一个特务团，分布沪杭沿线，以为切断敌军京沪杭的交通，策应我军反攻上海、杭州，预作准备。将周佛海所统辖的伪「财政部」税警团队，以及伪「上海市保安部队」等的弹药装备，加以补充，以为我反攻的内应。另在津浦和陇海路沿线，也布置有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等部，以为随时呼应大军、袭击敌军夺取要地的准备，以上各项调度，于民国卅四年初，即已秘密部署完成。 卅三、妥密布置内间、揭露共党阴谋㈠深入中共高层，尾集机密情报。自西安事变以后，共党向中央接洽投诚，愿意放弃赤化斗争路线，为团结抗日而努力；中央也对共党宽容，无形中停止了剿共的军事行动。 戴先生深知共党居心叵测，反覆成性；决不可对其松懈了应有的防范，乃于民国廿六年，密派沈之岳等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渗透到由共党中央主办的「红军大学」攻读（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升任他为区队长。沈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先生。 抗战开始，在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前提之下，中共被准许以合法的身分，正式参加抗战阵营。于是共党的「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开往山西作战，沈之岳被任第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可是，当八路军出发之先，毛泽东却对他们秘密指示，叫他们不必认真抗日，而应当乘此机会，尽量壮大自己；以便由华北向华中腹地发展，最后向国民党反攻，夺取政权。这就是所谓「一分抗日，二分对付国民党，七分壮大自己」。沈之岳于此，复探知了各项中共军事决策性之重要情报，密报戴先生，转报中央。 沈之岳潜伏在中共组织内部工作，非常成功，共党不但不怀疑他，而且还非常信任和器重他。抗战开始，共党以加强抗日为由，呈准中央，在江南一带，收编过去的散兵余党，准备成立新编第四军。其时新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负党的实际责任）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机宜，同时请求指派原籍江南地区的干员，协助新四军整军工作。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沈系浙江人，特选派其随叶挺及项英至江西，协助筹组新四军司令部，并在闽浙赣边区收编过去红军的散兵余党，兼负责军中与民间的组织工作。沈一面替共党工作，一面与戴先生派去的同志密切联络，暗中密布组织，搜集中共党与军中机密情报。 沈之岳为了取信共党，掩蔽他的组织，做的「有声有色」；但却引起了国民党同志的注意，以为他真的是效忠中共的危险人物，意欲加以危害。于是，中央以维护他的安全为理由把他调同陕北。但是沈之岳因为向戴先生提供有关中共方面关系重大的情报甚多，并且介绍戴先生的干部，参加共党训练机构受训亦甚多，这些人中，有的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也有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引起共党对沈的怀疑；于是他便很机警的于民国廿八年，乘北调的机会，离开共党，回到戴先生身边。 后来，民国卅年一月，新四军抗不遵令北调，反而在三溪围攻国军第四十师；其所以不能如其他地区的无往不利，而遭致失败，军长被逮捕，番号被撤销；就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留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防范共党的情报工作部署，除了沈之岳以外，戴先生还有其他的线索。另外，自廿九年起，分别在西北的第一和第八战区成立调查室，由戴先生派遣军统局高级干部负责，直接受战区长官部指挥，业务上也接受军统局的督导。以肩负控制中共非法活动与健全军统局本身在该地区外勤组织的工作。（注一）民国卅一年起，再在西北和东南成立特别侦查机构，派遣人员，分往华北、华东、川北各地广为搜集，深入侦查；并且相机策动中共人员密为我用。次年，再在驻防陇东的卅八集团军内成立调查室，情报部署的触角，达及张掖、西安，以及宁夏的班定。 当时，中共是合法的政党，共军是赋予国军正式番号的军队；因此他们在「以合法掩护非法」的伎俩之下，大肆活动，或作不利政府的宣传，或作颠覆窃夺的作为；并且主动的攻击别人「破坏团结，歧视共党」。政府顾全大局，不得不隐忍自重；各地军政组织，惟有退避忍让，免生纠纷，因此，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兼并坐大，进展神速。戴先生虽说始终注视中共问题，未敢稍懈。然而也不能像破捕一般汉奸和间谍案件样的畅所欲为。而必需等待中共党徒的非法活动，已构成足以威胁国家社会安全的暴露事实，并且已取得确切证据，才能逮捕法办。因此，整个抗战期间，戴先生对中共的间谍活动，总以秘密侦查监视为要务，而不能多作积极的破捕。 ㈡平息成都抢米风潮民国廿九年，四川闹春荒，粮价上涨；政府正在多方设法畅翰粮源，平抑粮价。而成都的若干大户，却囤积大量食粮，不肯出售。中共党徒以为有机可乘，乃于三月十四日，有计划的发动抢米风潮。 首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发现街上行人，大都涌向南门的异常现象；派人查问之下，才知已经有很多人拥挤在粮仓门口，叫嚣喧闹，准备抢粮。粮仓大户，有潘文华等部枪兵防守，如临大敌。黄主任知道事态严重，当即一面电话警察局长唐毅戒备，一面亲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洽请主任贺国光，派兵镇压，驱散人众。贺主任立即电商潘文华等统兵大员，潘等均避不见面。于是，在黄主委的建议之下，贺主任召集行营三课课长张毅夫，宪兵单位，商定立即宣布戒严，漏夜逮捕为首暴民。 当时，虽然事起仓卒，但行营三科与警察局的负责人与重要干部，都是戴先生介派的军统局工作同志，业务上与军统局经常有密切联系；对共党首要份子在成都秘密活动的情形，早有详细调查。因能迅速按图索骥，于千百暴民之中，指捕共党首要车耀先、罗世文、梁明轩、卢容杰（又名陆容杰）等七人并从卢处搜获「暴动计划通知书」（注二），取得确实证据，风潮立平。 事后，黄主委赴重庆面谒蒋委员长，报告经过；为了处理善后，作彻底的讯诘防范，戴先生奉命亲赴成都，督导办理。 ㈢侦破破坏我兵工建设巨案国际共产党在我国多方活动，民国廿四年，戴先生曾破捕活动于上海至汉口一带长江流域的「第三国际世界情报网中国支部」；民国卅年，再接获有「第四国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四川地方委员会」份子，在重庆兵工厂活动，阴谋破坏的情报；于是，下令设在兵工署内的警卫稽查处严加侦查。 先是，中央为卫戍区域内水陆交通检查及其他稽查事宜，责有专司；乃接纳戴先生的建议，自民国廿八年三月起，在各重要地区卫戍司令部之下，设立稽查处，由戴先生介派军统局同志负责；以情报为起点，检查为手段，行动为目的；用以防止奸宄阴谋活动，镇压暴乱，纠举贪污的任务。至廿九年底止，先后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川康绥署、常德警备司令部、万梁警备司令部之下，成立稽查处，介派赵世瑞、何龙庆、唐伯岳等为处长；工作业务上，与军统局密切联络。 民国卅年，为了防止敌谍与奸伪份子在兵工厂内，搜集情报或作阴谋破坏；军政部兵工署特商请戴先生代为规划成立警卫稽查处，在各厂设立警卫稽查组，严格督训各兵工厂的警卫部队，肩负确保军需制造的保防安全任务。处长，各组组长以及重要人员，均由戴先生自军统局同志中遴选介充。经过积极布置，共有警卫稽查单位廿五个，警卫部队经过切实整训，改编为廿二个大队，九个直属中队。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处长张师，奉到戴先生命令，积极加强调查，于是年十二月六日将全案侦破；捕获该奸谍组织负责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王为该地委会的书记，以四川省立高级商业学校教员为掩护职业，黎为王的助手，系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以及党徒周林发、白云秀、李修枚、杨寿文、张巩毅、刘治明、曾庆武等（皆兵工厂的工人），搜出替共党宣传，攻击政府的文件两箱及刊物多种，当即移付有关机关感化。 （注一）：调查室事自此开始，民国卅一年以后，为加强前线的军事调查，以及对部队谍报参谋工作的督导，开始比较普遍的在各战区长官部与集团军总司令部、省政府等机关成立调查室。
（注二）：从搜查到的文件当中，发现中共党徒在四川所组织的「春荒暴动委员会」，曾有1.烧毁全城的银行仓库。2.烧毁全城的米铺。3.烧毁全城的饭馆计划。
卅四、巩固长江警戒线，防阻共军「深入华中腹地」整个抗战时期，政府系以精诚为国，共御外侮的立场，对待中共党徒和其军队；而中共党徒和其军队，却努力从事壮大自己，把国民党和中央政府当为真正敌人，从各方面加以分化打击。甚至想促成政府战败垮台好抄袭俄国革命的老路，由其共党政权出面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虽然蒋委员长顾全大局，一再命令全国军队和各级政府，尽量忍让，避免和共党军队冲突；但共党军队仍然得寸进尺的半明半暗的进行他的「不打日敌，专袭击地方团队和力量较为单弱的国军，以壮大自己」的勾当。先后在冀中、博野一带攻击中央的抗日民军张荫梧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第五十三游击支队，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在鲁南进攻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部及于学忠部，在苏北攻击江苏省府主席韩德勤部：在山西借阎锡山训练新军之便，施展其渗透纂夺的手段，变起仓卒的夺走了整个新军。兼并坐大，不但军力激增；而且也控制了华北广大土地。 民国卅二年底，敌军大举犯湘西、鄂西，卅三年再犯我平汉路南段时；中共甚至将我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敌特务机构，交付敌军。企图诱导敌军深入我国抗战的大后方；使陕北的共军，得以乘机突破西安封锁线，深入关中。可是，此种阴谋，被戴先生探知实情，适时适切的提供军委会参考，转知前线国军妥为应付。共党突入关中的行动，无法实现；但却乘机改向甘肃方面入侵，以谋打通延安与苏俄的交通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为了呼应中共这一策略，也在新疆策动一连串的事变，戴先生知道事态严重，但当时中共表面上仍然是全民抗战中的一环；所以与中共争衡，只有从掌握地方实力，与其争「势」方面着手。华北方面，过去戴先生所策动反正的公开起义来归伪军，将近十万人之多，但因限于政府法令，战地的军情，以及军统局本身的职权；未能集中掌握整训，作巧妙运用。而因人安排，因地制宜的分别编入各战区，为游击之师（或并入正规国军，作病员的补充）；以致被共军用种种方法，袭诱兼并。戴先生鉴于前事，因此对华中一带特别注意。一方面对伪军的策动反正，不急促其公开起义来归；而责成其秘密效顺，留待候命。一方面由军统局掌握运用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为骨干，接受「中美所」的战技训练与新武器装备，分布于东南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地区；另在江西成立「湘鄂赣边区」，训练新工作人员，与「中美所」合作；肩负九江至武汉的对敌破坏任务，同时与忠救军、别动军联合呼应，连成一道防堵共军侵入华中和江南的警戒线。 共军为了壮大他自己的力量，本来不择手段；因此在胜利的前一年，即主动的攻击「中美所」新编训装备的游击队；实施其「以大吃小」和「攻其不备」的战术，企图夺取美式新装备。 当时，在华的美军总部，是以「君子之心」把共军当「盟友」看待的，所以命令所属不可支持中国内部的「兄弟阋墙之战」；如受共军攻击，可以退避到临近的机场，准备撤退。「忠救军」和「别动军」也曾接到命令，避免与共军发生冲突。 可是，共军并不因「中美所」的「礼让」而改变其偷袭兼并的立场；因此在河南的别动军第六纵队的一个分遣队，在与敌军交战的途中，遭受到共军的伏击而全军覆没。 在东南，共军也经常从长江北岸渗入南岸，偷袭「忠救军」，并且配合恶意的宣传；企图造成一种趋势，迫使「忠救军」在不堪扰乱和「舆论」指摘下，自动撤出京沪杭三角地区。当时潜伏在上海西南的「中美所」的美方情报人员詹恩上尉，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曾经向梅乐斯副主任提出报告说：「在此地区所有效忠国家的中国部队所造行的战斗，都是自卫性的。共军很明显的完全是侵略部队，他们的活动，极大的扰乱了本单位的工作」。「共军使用俄制的七点六二轻重机枪，和IOT MGS全部俄制步枪子弹；他们从杀死的忠救军官兵手中夺去八十六件武器，他们计划杀害『中美所』的美方人员，甚至虽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因此，梅乐斯副主任以兼任驻华海军团司令的身份，下令「中美所」的人员，他们可以遵照国际公认的「热追」原则去做，如果遭受任何人攻击即应加以反击，将其俘获或消灭。如遇敌军或其他武力出而阻挠，即对其作战。 当民国卅三年之时，共军已经拥有几十万人的军队，为了「深入华中腹地，建立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为了在日本投降后，抢先占领重要地区尤其是京沪地区，以争取此后在中国政局上「和平谈判的有利地位，他们尽量的向长达流城一带渗透活动，一面派人与汪伪政权的伪军接洽，企图联成「联合阵线」，反对中央政府，因此戴先生也训示所属，对共军的蠢动阴谋，不再避让，而应加以有效的防止堵击。 ㈠修水之战湘鄂赣边区，为共匪在民国廿五年后的巢穴，赤化很厉害。共匪既以「深入华中，建立根据地，截断长江向国民党反攻」为策略，所以常想重回老巢，建立新基地；相机阻断长江，进窥京沪。因此，戴先生在建立「湘鄂赣边区」时，即指示区长唐新，该区的任务，除了打击日伪以外，还要防范共军乘战乱，潜回老巢根据地。 民国卅三年冬，由于敌军积极从事打通大陆路线的攻势，平汉、桂，柳等处持续大战；驻防湘鄂赣边区的国军，大都调往粤汉铁路附近增援，仅留卅集团军一个军，驻在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醴陵一带警戒，其余大都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力量单薄而分散。在「湘鄂赣边区」基地的江西修水，仅有卅四师的一个营和自卫队两个中队。因此，共军乘机南下窥伺，于是年十一月，由延安附近抽调劲旅一万五千人，在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部三五九旅长王震率领之下，踏冰渡河，日夜急窜到湖北的黄陂大悟山，和李先念、张体学、张学诗等共酋密商配合，分股渡江窜扰，而以重建湘鄂赣基地为目标。所到之处，地方团队均遭击败，声势颇大；对所俘官员，也不杀害，仅诱惑其参加共党组织，实欲裹胁坐大，预伏力量，配合其秘密组织「解放委员会」，抢先占领要地，对中美合作的「湘鄂赣边区」的组织力量，当然要彻底消灭。 当王震的共军窜抵修水时，「湘鄂赣边区」所主办的「梁塘训练班」等二期学生刚毕业，待命出发，为惟一可用的兵力，但众寡不敌，且无作战经验；而梁塘存储重要器材极多，一时也无法转移，不能留以资共。当地军政首要，以及部分美籍官士，主张撤退转移，暂避其锋。唐新以其既有目的而来，我退则彼追，终将退无可退；而区部如日在播迁之中，全盘工作任务，也必然大受影响。于是决定守御之方，一面将重要物资，尽可能埋藏，必要时予以破坏；一面构筑阵地，集合地方自卫团队和留守修水的国军，合力防御，美员也在风雨中野宿警戒。 共军以万人之众，围攻修水八日，我军武器犀利，辄挫其前锋。共军为保存实力，不敢过分攻坚。九日，国军卅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率部由宜春来援，始转危为安。然而王部仅七十二军一个军，久经战阵消耗，实无力将共军击溃或驱回江北。其他部队，统御节制，问题复杂。于是，唐新急电戴先生报请蒋委员长，加重王部权责，指挥三省边区所有部队，防范堵截。 共军攻修水不逞，却以其野战流窜特长，专打击唐部所属「湘鄂赣行动总队」第一支队周挽澜部，企图抢夺美式新武器，穷追猛打。我部与共军周旋于冰天雪地中达四十日之久，随军美员狄奈负伤；但终因我军士气旺盛，武器精良，未尝败绩，反而俘获其连指导员数人，搜出其阴谋叛国文件多种。 王陵基获三省边区部队的指挥权以后，唐新与其密切合作，与王震共军大小廿一战，将其驱回江北，回窜陕北。 另一方面，当共军南下之先，曾密派特务人员多人伪装爱国青年，来梁塘班受训，搜集情报，相机暗施挑拨分化的伎俩，也被唐新清查破获。根据共谍周惠民等供词，知有同党贾永康其人，在赣北一带极具号召力，惟经查明贾已秘密自首，乃密于联络，任为运用人员。共军渡江后，即成立「边区解放委员会」，以贾为副主任委员，尽量发达地方组织。贾乃以虚实密报，对唐新驱共军回窜，颇有助力；并且因以肃清共军所遗留的潜伏组织。 ㈡浙西之战民国卅四年一月，共党为彻底解决「忠救军」，特集结苏北鲁南一带的共军，公然南渡长江，经金坛丹阳、溧水区的茅山，会合原已渗透江南的军队，共廿九个团的兵力，由栗裕率领，窜犯浙皖边区，包围「忠救军」，当时「忠救军」正防守安徽广德和浙江孝丰之间的犁壁山、牛头山、瓜岭之线，右翼为国军第廿八军。 一月廿九日，共军以王必成和陶勇两个纵队由北而南，分两路向「忠救军」第二纵队余万达部和国军廿八军的六十二师发动攻击。由于第二纵队的英勇作战，和「忠救军」副总指挥王春晖的率部增援；共军虽然连续攻击廿余日，运用人海战术，忍受惨重伤亡，仍未得逞。二月三日，共军主力陆续到达，改向东南右翼国军廿八军的第六十二师猛攻，激战三日，六十二师颇有伤亡，阵地被突破，共军乘势沿八卦山直向第二纵队的后方虎岭关攻击占领。第二纵队因形势不利，乃奉命撤退王村、松坑，继续防守。 共军攻占犁壁山、牙头山、叶坞桥、虎岑关、八卦山等地后，休息整补，二月十日，陈毅率生力军赶到，将重兴攻势。我为先发制人，「忠救军」乃奉命会同国军五十军和廿八军（「忠救军」为中央军。五十军左翼，廿八军右翼）发动防御攻势，希望驱退来犯的共军。恢复原有防地。「忠救军」以一二两纵队展开攻势，而调在桐庐的第三纵队赶赴杭杆为预备队并巩固一二两纵队的后路。激战到廿日拂晓，共军死伤已达三千人，自知难以达成其「一举歼灭忠救军」的目的，乃流窜天目山，准备建立新基地，继续发展，进而控制京沪杭三角地带。 我第三战区长官部以共军一再违抗命令，不打敌军，专袭国军。对抗战阵营为害极大，乃令驻节淳安的副长官上官云相，指挥第廿三集团军、苏浙皖边区司令部、第八十八军以及忠义救国军，驱逐盘据天目山区的共军。民国卅四年五月，时共军据守天目山区的尚约一万五千人，由王必成统率（陈毅、粟裕已回窜苏北），以其占据地形要点，瞰制浙皖边区形势；我国军由南向北的主力攻击，极为艰难。十七日，「忠救军」奉命在共军侧后转守为攻，以为呼应，控制为预备队的第三纵队，当即以奇袭方式，冒险秘密潜往共军侧背西天目山麓的杉桥塘，沿断绝地攀登而上，披荆斩棘，直捣共军腹地，攻击其指挥部，重伤重要首领江渭清，毙伤约二百人。共军遭此奇袭，大出意外，于是秩序大乱，军心动摇；国军主攻部队乘势猛攻，终将共军击溃，收复天目山区。自此以后，在东南流窜的残余共军对「忠救军」非常畏惧，到处回避与「忠救军」接触；始终无法建立和巩固新基地，也未能对我反攻收京的计划形成大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