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小说，1940）
语法虚构
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
因为世界上的目的和手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动了这个也就改了那个；每条不同的道路都使你看到其它的目的。
———费尔迪南·拉萨尔：《弗朗兹·冯·锡金根》
一
“问及他是否认罪，被告鲁巴肖夫口齿清楚答称‘是的’。对于公共检察官的第一个问题，即被告是否做了反革命的代理人，他又低声答‘是’……”
看门人瓦西里的女儿慢慢地读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分开。
她把报纸铺在桌上，用手指指着一行行的铅字，还不时地抚摸整理自己的花帕头巾。
“……问及他要不要请律师为他辩护，被告宣称他放弃这个权利。法庭随即宣读起诉书……”看门的瓦西里躺在床上，面对着墙。维拉·瓦西里奥夫娜弄不清她父亲究竟在听她读报，还是睡着了。有时他喃喃自语。她知道不用理他，她每晚大声读报已成习惯，“为了受教育”，尽管有时在工厂里下班以后她还要参加小组会议，回家很晚。
“……起诉书说文献证据和被告鲁巴肖夫在初步调查时的供词已证明犯有起诉书中所列各项罪行。对于庭长所提他对初步调查的进行情况是否有意见的问题，被告作了否定答复，并称他是根据个人自由意愿招供的，诚恳悔过他的反革命罪行……”
看门的瓦西里没有动。在床头，就在他的头上，挂着第一号的肖像。旁边是一根生锈的铁钉，突出在墙上，不久以前这里挂的是鲁巴肖夫当游击队长时的照片。瓦西里的手机械地在摸他床垫里的一个空洞，那是他瞒着女儿藏圣经的地方。在鲁巴肖夫被捕后不久，女儿就发现了，把它丢掉了，这也是为受教育。
“……在检察官的要求下，被告鲁巴肖夫接着交代他怎么从反对党的路线演变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和祖国的叛徒。在注意听审的旁听者前面，被告发言如下：‘法官公民，我现在来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使我在预审官和您，我国司法代表面前认输。我的情况向您表明，对党的路线哪怕只有丝毫的背离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革命的匪徒。我们反对派的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在泥淖中越陷越深。我愿意向您交代我是怎么堕落的，对于那些在这关键时刻仍旧动摇和对党的领导以及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仍暗中有怀疑的人们，这是一个警告。我如今身败名裂，死亡在即，愿意向您交代一个叛徒的可耻堕落，作为对我国千百万人的教训和可耻榜样……’”
看门的瓦西里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在床垫里。在他的眼前是留着胡须的游击队长鲁巴肖夫的照片，他即使身临绝境也知道痛快地骂一句，不论是上帝还是人都很能欣赏。“身败名裂，死亡在即……”瓦西里呻吟了一声。圣经不在了，但他默记了许多章节。
“……至此，公共检察官打断了被告的话，向他提出了几个关于鲁巴肖夫前秘书阿洛娃公民的问题，后者正因叛国活动被处决。从被告鲁巴肖夫的答复来看，被告当时因党的高度警惕而走投无路，便把自己的罪责推在阿洛娃身上，以求保全自己的脑袋，同时又可继续不光彩的活动。尼·萨·鲁巴肖夫以厚颜无耻若无其事的态度公开承认了这一滔天罪行。对于检察官公民的话‘你显然毫无道德观念’，被告面带讽刺笑容答称：‘显然。’他的行为引起了旁听席上纷纷自发的愤怒和蔑视，但庭长公民迅予制止。有一次，这种革命的正义感为哄笑所代替，那是被告打断对他罪行的揭发的时候，他要求暂停片刻，因为他‘牙痛难熬’。庭长立即答允他的请求，轻蔑地耸了一下肩，命令审讯暂停五分钟，充分表现了革命司法的正确态度。”
看门的瓦西里仰天躺着，想着鲁巴肖夫从外国人那里获救后在各种凯旋大会上的情景，他拄着拐棍站在红旗装饰的主席台上，微笑着在袖口擦眼镜。这时台下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从未间断。
“士兵们把他带走，进了叫做长官府的大厅；他们叫来了整个乐队。他们给他披上紫袍，用芦苇拍他的脑袋，向他吐唾沫，跪在他前面向他礼拜。”
“您在叽里咕噜说些什么呀？”女儿问。
“你别管，”老瓦西里说，又转向墙壁。他伸手去摸床垫中的空洞，但那里是空的。他头顶墙上的钉子上也是空的。当他女儿从墙上取下鲁巴肖夫的相片丢在垃圾箱里时，他没有抗议———他年纪太大了，无法忍受蹲牢的羞辱。
女儿中断了读报，把煤油炉放在桌上准备做茶。门房里一阵煤油味。“您刚才在听我读报吗？”女儿问。
瓦西里恭顺地转过头来：“我都听到了，”他说。
“您如今明白了，”维拉·瓦西里奥夫娜把煤油灌到炉膛里。
“他自己说的，他是个叛徒。如果不是，他自己不会说的。我们厂里开了会，通过了决议，要大家签名。”
“你懂得很多，”瓦西里叹口气说。
维拉·瓦西里奥夫娜很快地看他一眼，结果使他又把头转向墙壁一面。每次她那么奇怪地看他一眼时，瓦西里总是想起了他有碍维拉·瓦西里奥夫娜，她要想独占这间门房。三星期以前，她和厂里的一个初级技工已登记结婚，但他们没有房子。那小伙子同另外两个同事合住，要房管局分给你房子得等好几年。
煤油炉终于点燃了。维拉·瓦西里奥夫娜把水壶放到上面。
“支部书记向我们宣读了决议。其中写着我们要求无情地处决叛徒。不论是谁，凡是对他们表示同情，本人就是叛徒，必须予以揭发，”她有意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气解释。“工人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决议征集签名。”
维拉·瓦西里奥夫娜从衬衣里取出一张稍微折皱的纸，放在桌上铺平。瓦西里如今仰躺着，头顶上生锈的铁钉突出在墙上。
他向那张放在煤油炉旁的纸瞄了一眼，又很快把头转开。
“于是他说：我告诉你，彼得，公鸡今天不会啼了，在这以前，你当三次否认你认识我……”
水壶里的水开始嘶嘶响了。老瓦西里露出一种狡猾的表情：
“参加过内战的也得签名吗？”
女儿站在水壶前面，头上包着花头巾。“谁都不用，”她说，目光仍是那么特别。“工厂里的人当然都知道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支部书记会后问我您是不是一直是他的朋友，您是不是与他常常交谈。”
老瓦西里猛地坐了起来。这样做引起了一阵咳嗽，他的细细的布满瘰子的头颈上青筋毕露。
女儿在桌子边上放了两只茶杯，从一只纸口袋中倒一些茶叶末到杯子里。“您在嘀咕什么？”
“把那张东西给我，”老瓦西里说。
女儿递给他。“要我念一遍吗？这样可以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不用，”老瓦西里说，在上面签了名。“我不想知道。现在把茶端给我吧。”
女儿把茶杯递给他。瓦西里的嘴唇在嚅动。他一边小口小口地啜着淡黄色的茶，一边在喃喃自语。
喝完茶后，女儿继续读报。被告鲁巴肖夫和基佛的审讯快要结束。关于谋刺党的领袖的罪名的辩护引起了旁听席上的愤怒风暴，不断地有人叫喊“把这些疯狗杀了！”公共检察官的最后问题是关于被告的动机，对此似乎已经垮了的鲁巴肖夫用疲倦的声音拖拖拉拉地回答：
“我只能说我们反对派既然决定把推翻祖国的革命政府作为我们的罪恶目标，因此曾经使用过符合我们目的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同那个目标一样卑鄙邪恶。”
维拉·瓦西里奥夫娜推开椅子。“真叫人恶心，”她说：“他趴在地上爬的样子真叫你要吐。”
她把报纸放开，开始收拾煤油炉和碗碟。瓦西里看着她。
热茶使他有了勇气。他在床上坐起来。
“别以为你懂得，”他说：“他说这些话时心里怎么想只有天知道。党教你们大家要机灵，但是谁太机灵就会不知羞耻。你耸肩也没有用，”他生气地继续说。“如今这世界上聪明和正派成了死对头，不论是谁，站在这一边，就必须放弃另一边。一个人想了太多没有好处。因此这么写着：‘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
他躺了下去，转开了头，不想见到他女儿的脸色。他很久没有这样勇敢地同他女儿唱反调了。她一旦心中决定要把这屋子弄到手给她自己和她丈夫，什么都可能发生。在这世界上，你得机灵一些———否则的话，你上了年纪还可能进监牢，或者在桥下冻着睡觉。就是这样：或者你的行为很聪明，或者你的行为很正派：两者不可兼得。
“我现在把最后部分念给您听，”女儿说。
公共检察官结束了他对鲁巴肖夫的盘问。在这以后，又一次提审被告基佛。他极其详尽地重复了以前关于谋杀的交代。
“……庭上问被告鲁巴肖夫是否有问题要问基佛，因为他有此权利，鲁巴肖夫答称他放弃这个权利。至此审问告一结束，法庭宣布休庭。法庭复庭后，公共检察官公民开始总结发言……”
老瓦西里没有听公共检察官的发言。他又转向墙壁睡觉了。他后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女儿给油灯添了多少次油，她的手指指到了一栏的结尾又重新开始新的一栏有多少次。他醒来时公共检察官发言结束，要求判处死刑。也许女儿在读到最后时改变了口气，也许她停下来歇口气，反正，在她读到公共检察官的最后一句话时，瓦西里醒了过来，那句话是用黑体字印刷的：“我要求把这些疯狗全部枪决。”
接着允许被告说最后的话。
“……被告基佛向法官请求考虑到他年纪还轻，饶他一命。他再一次承认他的罪行卑鄙无耻，想把全部责任推在教唆犯鲁巴肖夫身上。他激动之下，说话口吃，引起旁听席上哄笑，但被庭长公民迅速制止。接着允许鲁巴肖夫说话。……”
报纸记者生动地描述了被告鲁巴肖夫“以热切的眼光扫向旁听席，但没有找到一张同情的脸，于是颓丧地低下头”。
鲁巴肖夫最后的话很短。它加强了他在法院的表现造成的不愉快印象。
“庭长公民，”被告鲁巴肖夫说：“我在这里作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发言。反对派被打败，摧毁了。如果今天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死？”我面对的是绝对的空虚。如果一个人死时不后悔，不同党和运动和解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没有目的的。因此，在我最后时刻的门坎上，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政治把戏、讨论和阴谋都已结束了。我们在检察官公民要求把我们判处死刑之前，在政治上早已死了。让失败者见鬼去吧，历史已把他们踏为尘埃。法官公民，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辩解：我现在这么做并不容易。虚荣心和我残存的自尊心向我低语，叫我默默地去死，什么也不要说；或者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去死，临死唱一曲慷慨的悲歌，把心中的话都兜出来，向你的起诉人挑战。对于一个老叛逆来说，这样做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克服了这一诱惑。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已付了代价，我同历史的账已经结清。请求您宽恕将是嘲笑。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经过短暂的讨论后，庭长宣读判决书。最高革命法院根据被告各项罪名判决对被告处以极刑：枪决处死，没收个人财产。”
老瓦西里看着头上的生锈铁钉。他喃喃说：“你就完了。阿门。”
说完，他又向墙转了过去。
二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鲁巴肖夫知道，不到午夜他就不再存在了。
他在牢房里踱步，在闹哄哄的开庭审判之后，他就回到了牢房。六步半到窗口，六步半回来。当他站在离窗口的第三块黑石砖上静静听时，四面白灰墙中间只有静寂来迎接他，好像是从一口深井中来的一样。他仍不懂为什么突然这么寂静，不论里面还是外面。但是他知道再也没有东西能破坏这宁静了。
回顾起来，他甚至能够想起这幸福的宁静是在什么时刻降临到他身上的。那是在庭上，在他作最后发言之前。他原来以为已经把自我意识和虚荣心的最后残余统统都从他的意识中消除殆尽了，但是在那时刻，当他的眼光在旁听席上的脸孔中寻找，而只发现冷漠和嘲笑时，他最后一次被寻求同情的愿望所左右。他感到寒冷，因此需要用自己的话来为自己取暖。他受到了极大的诱惑，要谈谈他的过去，要挣扎一次，撕破伊凡诺夫和格列金套在他头上的网，要像丹东一样向控告他的人叫喊：“你们糟蹋了我的一生。但愿我的生命能再起来向你们挑战……”
唉，他是多么熟悉丹东在革命法庭上的发言呀。他能够逐字逐句背出来。他小的时候就背诵过它：“你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血泊之中。自由的脚步成为墓石必须继续多久？暴政已经出现；她已揭去面纱，抬着头，在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这些话在他的舌尖燃烧。但是诱惑只存在刹那之间；接着，他作了最后发言，沉默的钟笼罩了他。他发现已经太晚了。
回到原路上去已经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脚印上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对他们都是太晚了。当他们在世界上作最后一次出场的时刻来到时，没有一个能把被告席变成讲坛，没有一个能够向全世界展示真相，把控告扔还到法官身上，像丹东那样。
有的是因为肉体恐惧而缄默，像兔唇那样；有的希望保全脑袋；有的至少从格列金之流的魔爪下救了妻子儿女。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保持了缄默，为了对党作最后一次的效力，让自己当做替罪羊一样牺牲———而且，甚至最优秀的人也各有一个阿洛娃压在他们的良心上。他们陷在自己的过去中太深了，陷进了他们自己布置的罗网里，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则，歪曲伦理和歪曲逻辑；他们都是有罪的，尽管不是他们控告自己的罪行。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从舞台上走下场是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奇怪游戏规则进行的。公众并不期望他们临死唱一曲慷慨悲歌。他们得按照教科书规定的那么行动，他们的角色是半夜的狼叫……如今这都过去了。他对此已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他不用再同狼群一起嚎叫了。他已付了代价，他的账已结清。他是一个失去了自己影子的人，解脱了一切羁绊。他什么思想都要达到它的最后结果，并且自始至终按照它采取行动。他余下的时间是属于那个沉默的伙伴的，后者的领域是在逻辑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称这个沉默的伙伴为“语法虚构”，因为对第一人称单数始终感到不好意思，这种不好意思感觉是党在信徒中间所反复灌输的。
鲁巴肖夫在与406号隔开的墙前止了步。但从里普·凡·温克尔走了以后，那间牢房一直空着。他摘了夹鼻眼镜，偷偷地看了一眼周围，就敲起墙来：
“2—4……”
他像孩子似的不好意思地听着，接着又敲：
“2—4……”
他听着，又敲了几下同样的信号。墙壁沉默着。他还从来没有自觉地敲过“我”字。也许以后也永远不会了。他听着。敲墙声消失了，没有回答。
他继续在牢房里踱步。自从沉默的钟笼罩了他以后，他一直在想几个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找到答案。这些问题很简单，有关受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有意义的受苦与无意义的受苦的区别的问题。显然，只有不可避免的这种受苦是有意的；这就是，生根于生物学的天数中的受苦。另一方面，所有有社会根源的受苦都是偶然的，因此是没有意义的。革命的唯一目标是消除没有意义的受苦。但结果是，要消除第二种受苦只有以第一种受苦总数的暂时大量增加为代价才能做到。因此，如今的问题是：这样的手术是有理由的吗？显然是有理由的，如果你指抽象的“人类”；但是，应用到单数，应用到“2—4”信号，应用到有血有肉有皮有骨的真正的人，这个原则却导致了荒谬。小孩的时候，他曾相信，为党工作，他会找到所有这种问题的答案。工作持续了四十年，从一开始他就忘记了他为之从事这项工作的那个问题。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他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迷惑。党取走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但从来没有给他答复。
沉默的伙伴也然，他的奇迹般的名字鲁巴肖夫曾在空牢的墙上敲击。他对直接的问题充耳不闻，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紧急迫切。
但是还有途径可以接近他。有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回答一个调子，或者甚至一个调子的记忆，圣母画像的合抱的手的记忆，或是童年时代某一场面的记忆。就像拨了一下调音叉一样，会有回响的震动，一旦开始这样，就会造成神秘派称之为“狂喜”和圣徒称之为“沉思”的状态。最伟大和最清醒的现代心理学家承认这种状态是事实，称它为“海洋感觉”。的确，一个人的性格就像海洋中的一粒盐一样溶解了，但同时，无垠的海洋似乎包含在这粒盐中。这粒盐不再能在空间和时间里找到。这是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思想失去了方向，开始循环旋转，像指北针在北极磁场一样，一直到它脱离了轴心，在空间中自由飞翔，像夜空里的一束光，一直到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知觉，甚至痛苦和欢乐本身，也只是同一道光线中的光谱，在意识的多棱镜中解体。
鲁巴肖夫在牢房中漫步。在从前，他会不好意思地停止这种孩子气的沉思。如今他不再不好意思了。在死亡中，形而上学的东西成了真实的东西。他在窗前止步，前额靠在窗玻璃上。
在机关炮塔顶上，可以看到一片蓝天。蓝天很淡，使他想起了幼时他躺在父亲花园里的草地上看着白杨树枝在空中轻轻摇摆时看到的头上的蓝色。显然，甚至一片蓝天也会引起“海洋状态”。
他曾经读到，根据天体物理学的最新发现，世界是无限量的大———尽管空间没有边界，它是自己包容自己的，就像一个球体的表面一样。他一直无法理解这个，但如今他感到有迫切的要了解的欲望。他现在也想起了他是在那里读到这个的：在他第一次在德国被捕的时候，同志们偷偷地送进牢房一张非法印刷的党报。在上面是三栏关于一家纺纱厂罢工的报道，在最后，好像是作为补白，用小号铅字印着关于宇宙是无限的发现，下面一半已被撕去了。他从来没有弄清楚撕去的一半中写的是什么。
鲁巴肖夫站在窗前，用夹鼻眼镜敲着空墙。小时候他曾真的想学天文学，可是后来四十年他却在干别的。公共检察官为什么不问他：“鲁巴肖夫被告，谈谈无限怎么样？”他会无法回答的———而在那里，正是他犯罪的真正根源……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根源吗？
他当时也是一个人在牢房里，由于受了最后一次拷打，所有的关节都痛，但在读了报上的那个报道后，却处身在一种奇怪的兴高采烈的状态中———“海洋感觉”使他忘记了一切。后来，他为自己感到羞耻。党不赞许这种状态。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神秘主义，象牙塔里的避难所。它称之为“逃避任务”，“背弃阶级斗争”。“海洋感觉”是反革命的。因为在一场斗争中，你必须把双脚牢牢地站稳在地球上。
党教导你怎样做到这一点。无限是政治上可疑的一个量，“我”是可疑的一个质。党不承认它的存在。个人的定义是：一百万群体除以一百万。
党否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它要求他自愿的牺牲。它否认他在两个抉择前选择其一的能力———同时它要求他始终选择其中一个正确的。它否认他区别善恶的能力———同时又病态地谈什么罪行和背叛。个人站在经济的天数的标志下，是一座钟中间的一个轮子，这座钟已上了发条，要永远地走下去，不能停止，不受影响———而党却要求轮子要反叛那座钟，改变它的进程。什么地方有了一个计算错误；方程式不能求得解决。
四十年来他一直同经济的天数进行斗争。这是人类的核心弊端，正在扩散到内脏的癌症。正是在那里，你必须动手术，以后才会有痊愈的过程。其它都是外行话、浪漫主义、卖狗皮膏药。你无法用虔诚的说教来治愈一个人的致命的疾病。唯一解决办法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和他的冷静的计算。但不论刀用在哪里，旧创口上会出现新伤。结果，方程式仍没有能够解决。四十年来他一直严格地按照他的教派的誓言，也就是党的誓言生活。他坚持逻辑计算的规律。他从意识上用理性的酸烧掉了不讲逻辑的旧道德的残余。他避开了沉默的伙伴的诱惑，用尽自己的力量同“海洋感觉”作斗争。结果他到了哪里？无可指摘的真理的前提，导致这样一个完全荒谬的结果；伊凡诺夫的和格列金的不可辩驳的推论把他直接带进了公开审判这场古怪阴森的把戏。也许，一个人是不适宜把一切思想都想到它的逻辑的结论的。
鲁巴肖夫通过铁窗看到机关炮塔顶上的一片蓝天。回顾过去，他如今仿佛觉得四十年来他是在东奔西突———纯理性的东奔西突。也许一个人不宜完全摆脱旧的束缚，摆脱“你不得”和“你不可”的约束，不宜让他直奔目标。
蓝色逐渐变成了红色，暮霭降临了。在塔楼上空一群黑色的鸟儿飞翔盘旋，慢慢地鼓动着翅膀。不，方程式没有解决。把人类的眼光引到目标上，把一把刀放在他手中，显然是不够的；让他试验刀是不合适的。目前他还太年轻，笨手笨脚的。在伟大的试验场，在革命的祖国，在自由的堡垒里他胡乱干了些什么呀！格列金用堡垒必须保护的原则来辩解一切。但是在堡垒里面是什么样子？不，你不能用混凝土建设天堂。堡垒必须保留，但它对世界已没有意义，也不是榜样。第一号的政权玷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玷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踱步。周围很静，天快黑了。他们不用多久就会来带他了。在方程式里有个地方错了———不，在整个思想的数学体系中有个地方错了。他早已略有所察觉，自从理查德德事件和圣母像以后，但总是不敢向自己充分承认。也许革命来得太早，流产的婴儿有着可怕的畸形的四肢。也许整个事情在时机上是个错误。罗马文明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时似乎也濒临末日，像我们的文明一样已腐烂到了骨髓。当时，也有最优秀的人认为时间已经成熟可以进行一次大变革。然而那个疲惫的旧世界又坚持了五百年。历史的脉搏跳动得很慢。人按年计，历史按世代计。也许今天仍是第二个创造日。他是多么希望能够活着建立群众相对成熟的理论呀！……牢房里很静。鲁巴肖夫只听见自己落在石砖地上的脚步声。六步半到牢门，他们得从那里进来带他，六步半到窗口，窗外黑夜已经降临。不久一切就过去了。但是当他问自己，你究竟是为什么而死时，他找不到答复。
这是体系中的一个错误。也许这个错误就在他迄今为止仍认为是无可争辩的原则上，他就是为了这个原则牺牲了别人，自己也遭到了牺牲，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就是这句话杀死了革命的许多同仁，使他们都东奔西突。他有一次在日记中写了什么？“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后果逻辑。我们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
也许邪恶的核心是在那里。也许人类不宜没有压舱物就航行。也许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指北针，把你引向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航道，以致最后目标也消失在浓雾中了。
也许现在就要降临大黑暗时代。
也许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新的运动会兴起———有新的旗帜，新的精神，对经济天数和“海洋感觉”两者都有了解。也许新的政党的党员会穿僧袍，教导大家只有手段的纯洁才能证明目的的正当。也许他们会教导，一个人等于是一百万除以一百万的定义是错误的，会提出一种以乘法为基础的新的算学：一百万个人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会产生一种觉悟和一种自己的个性，在无限但是自限的空间中，有一种“海洋感觉”增加了一百万倍。
鲁巴肖夫中止踱步，留心倾听。过道那边传来了发闷的打鼓声。
三
鼓声响着，仿佛是风从远处送来一样；它仍很远，但是慢慢地近了。鲁巴肖夫没有动。他站在地上的双腿已不听他的意志指挥。他感觉到地球的地心吸力慢慢地侵上了他的双腿。
他退三步回到窗前，眼睛始终不离窥视孔。他深深地呼吸，点了一支烟。他听到床边墙上有敲击声：
“他们在带兔唇。他向你问候。”
他的双腿的沉重感消失了。他走到门前，开始用双手的掌心很快地有节奏地敲门。把消息传给406号已经没有用了。那间牢房空着。联系在那儿断了。他敲着鼓，把眼睛贴在窥视孔上。
在过道里，昏暗的灯像往常一样开着。他也像往常那样看到对面401号到407号的门。鼓声渐响。脚步声临近，缓慢地，拖拉地，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它们落在地上的声音。突然，兔唇出现在窥视孔的视野里了。他站在那里，双唇微颤，就像他站在格列金屋子里的弧光灯前一样。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扭曲得厉害。他看不见窥视孔后鲁巴肖夫的眼睛，却用他的盲目的寻觅的眼珠看着那门，好像最后得救的希望是在那门后。这时宣布了一个命令，兔唇乖乖地转身要走。后面跟上来那个系手枪皮带的穿制服的大个子。他们在鲁巴肖夫的视野中消失了，一个跟着一个。
鼓声渐弱，一切恢复寂静。从床边墙上传来敲击声：“他表现不错……”
自从鲁巴肖夫告诉402号他要屈服的那一天起，他们互相之间没有说过话。402号继续：“你大约还有十分钟。你觉得怎样？”
鲁巴肖夫知道402号开始谈话为的是让他等候时好过些。
他很感激。他坐下在床边敲墙：
“我希望早已结束……”
“你不会露出害怕的，”402号敲墙，“我们知道你是个硬汉子……”他停下来，接着又迅速重复敲最后几个字“硬汉子”……他显然是不想让谈话中断。“你仍记得‘像香槟酒杯一样的乳房’吗？哈———哈！硬汉子……”
鲁巴肖夫听了一会儿过道上有没有响动。没有。402号似乎猜到了他的思想，因为他马上又敲：“别听它。他们来时我会及时告诉你的……要是他们赦免了你，你想干什么？”
鲁巴肖夫想了一想。然后他敲道：“研究天文学。”
“哈———哈！”402号表示：“也许我也是如此。人们说其它星球也许也有人住。请允许我给你一个忠告。”
“请，”鲁巴肖夫回答，有些意外。
“不过别不高兴。这是一个军人的技术性建议。轻松一下你的膀胱。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这样好。精神坚强，但肉体软弱。哈———哈！”
鲁巴肖夫不禁笑了，听他的话去了便桶。他然后回到床上敲墙：“谢谢。这个主意好极了。你的前途如何？”
402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敲道，不过比平时慢一些：“还有十八年。不完全是，只有六千五百三十天……”他停下来，又说：
“我真的羡慕你。”接着又停了一会儿：“你想吧，还有六千五百三十个晚上没有女人。”
鲁巴肖夫不答。然后他敲：
“但是你可以读书，学习……”
“没有这脑子，”402号答。接着敲得很响很急：“他们来了……”
他停了下来，过了几秒钟，又敲：“真可惜。咱们正谈得高兴……”
鲁巴肖夫下床站了起来。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敲：“你帮了我大忙。谢谢。”
钥匙在门锁里转动。门被打开了。外面站着那个穿制服的大个子和一个官员。那官员叫了鲁巴肖夫的名字，从一个文件上抽出一张纸来。他们把他的双臂拧到背后，铐上手铐时，他听见402号匆忙地在敲：
“我羡慕你。我羡慕你。别了。”
在外面的过道上，鼓声又响了。鼓声一直陪伴他们到理发室门口。鲁巴肖夫知道在每扇铁门后面都有一只眼睛从窥视孔里看他，但是他没有向左或向右转头。手铐紧铐着他的双手，那个大个子把螺丝拧得太紧了，而且在把他的手臂拉到背后去时拧了他的手臂，现在他感到很痛。
前面出现了地窖的楼梯。鲁巴肖夫放慢了脚步。那官员在楼梯口上停了步。他个子很小，眼珠微微鼓出。他问：“你有别的要求吗？”
“没有，”鲁巴肖夫说，开始在楼梯上往下走。那官员仍站在上面，鼓出的眼珠往下瞧着他。
楼梯很窄，灯光很暗。鲁巴肖夫得很小心才不至于摔倒，因为他没有扶手可以扶。鼓声停止了。他听见穿制服的那个在他三步以后跟着往下走。
楼梯转成螺旋形。鲁巴肖夫向前俯着可以看得清楚些，他的夹鼻眼镜掉了下来，落在他下面两步阶梯的地上。它蹦着又往下掉，一直落在楼梯尽头的地上。鲁巴肖夫迟疑地停了一下，然后摸索着下了楼梯。他听见背后的人弯下腰，捡起了破眼镜塞在他兜里，但是他没有回头。
他如今几乎像瞎子一般，但脚下踩的倒是坚实的地。他走进了一条长过道，墙壁模模糊糊，他看不到尽头。穿制服的人总是落后他三步。鲁巴肖夫感觉到他脖子后的眼光，但没有转过头去。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往前踩。
他觉得好像他们在这过道里已经走了好几分钟了。仍旧没有事情发生。也许那个穿制服的从手枪套中取出手枪时他会听到。这样，在这以前仍有时间，他仍是安全的。还是后面那个人像牙医那样，在弯着腰看病人时把拔牙用具藏在袖子里？鲁巴肖夫想不去想这个，想些别的，但他得集中全部注意力防止自己转过头去。
奇怪的是，在开庭后幸福的寂静包围他的时刻起，他的牙痛停止了，也许脓肿就是在那时破了头。他对他们怎么说的？“我在国家，群众，全体人民面前跪下双膝……”那又怎么样？这些群众，这些人民后来怎么啦？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过沙漠。但是许诺的乐土在哪里？
流浪的人类真的有这样一个目的地吗？这是个他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得到答复的问题。摩西也没有让进入这个许诺的乐土。但是让他从山顶上看到了它，就在他的脚下。这样，在自己的眼前确实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死也就容易了。他，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却没有给带到山顶上，他的眼睛不论朝哪儿望去，都看不到什么，除了沙漠和夜晚的黑暗。
他的后脑受了沉重的一击。他等待已久了，但是仍没有防备。他感到自己的双腿发软，身子旋转了半个圈。他一边倒下时，一边想这是多么富于戏剧性，但是我没有感觉。他蜷缩在地上，脸颊贴在冰凉的石砖地上。天黑了，海把他带走，颠簸在夜间的海面上。记忆在他脑际闪过，像萦绕在水面上的一道道的雾。
外面，有人在敲前门，他梦见他们来逮捕他；但是他在什么国家？
他作了一次努力，想把手臂伸进睡袍的袖子里。但是挂在床头看着他的，是谁的彩色肖像？
是第一号，还是另一个———带着讥讽笑容的他，还是呆滞地凝视的他？
一个没有形状的人影俯在他身上，他闻到了手枪套的新皮革味。但是那个人影的袖上和肩上佩的是什么徽章———它以谁的名义举起手枪的黑黝黝的枪膛？
第二下摧毁性的打击落在他的耳朵上。接着一切寂静无声。又是海和海涛声。一阵波浪涌来把他慢慢托起。这是永恒的一耸，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又继续安详地向前逝去。
上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