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反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十二
反思

　　那么，我们能从建立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联系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体”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二卷说明的是，资本循环的连续性不断地受到产生于实现过程中的限制和界限的威胁。这些界限不同于那些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和生产领域内的界限。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的，对实现过程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界限，构成了一个对持续积累的动态的永久的威胁，并且频繁地引发重大危机。马克思甚至这样说道：“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
　　这些界限可以共同被看作是消费的界限以及“为积累而积累”规定的情况里的协调的界限。然而消费这样一个过于粗略的范畴本身难以涵盖所有涉及到的问题。首先，区分生产性消费（对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和固定资本项目的消费）和最终消费（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以及“非生产阶级”对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购买和消费）是至关重要的。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对剩余价值进行的再投资行为，持续地扩大着生产性消费。但是，正如第二卷所说的，生产性消费产生了对用于生产每一个独特的商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这些特定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和数量随着技术需求不断变化。这些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在寻求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过程中驱动了显著的变化（在第一卷中全面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与此同时，新的需求和欲望（例如，最近的手机）的创造要求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商品投入，并且这些投入必须在资本需要它们时已处在准备好的状态。正如马克思在他对再生产图式的研究中所阐释的，虽然通过市场机制的供给，资本完成对所有这些需求的一种理性的协调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没有太多扰乱而完成均衡增长的可能性无疑是十分低的，这从而预示着比例失调（使用价值对一系列给定的生产过程的需求来说过多或过少了）的周期性危机。对均衡的波动性偏离是一回事，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对均衡的单调的偏离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但是，不仅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的流动需要协调，货币（和价值）流动也需要与均衡增长的目标相一致。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质代表，货币与使用价值的性质毫不相关，货币量的流通必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保持均衡：不同劳动分工中的货币协调极易发生严重错误。正如马克思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个问题不在于货币的总量可能相对不足，因为有许多能适应商品交换增加的货币机制（比如，对计算货币的使用）。问题在于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交换模式中，以不挫伤在每个交易点上实现利润的可能性的方式动员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当任何错误发生时——它必然会发生，我们很可能目睹生产过剩危机（就像马克思在第二卷前四章中所阐述的），其可能的表现形式是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无法以可获利的价格售出的过剩的商品。结果是一场资本贬值的危机。危机会持续多久和影响多深，取决于各种实际情况。
　　然而，资本家之间围绕生产资料商品进行的复杂的交易，最终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商品在最终消费领域的实现。
　　在这个领域，我们立即遇到了这样一个潜在的矛盾：价值与其货币形式的膨胀可能是无限的，然而对某种特定使用价值的需求却不是无限的。没有用处（就没人想要、需要或者渴望得到它们来说）的产品没有价值，引申一下，所有生产这种产品的投入品也同样会贬值。尽管资本主义有着创造新需求和新需要，以及引发各种欲望（尽管我们会认为它们愚蠢或者没有意义）的悠久历史，人类的消费能力却从来不是永无止境的（臭名昭著的菲律宾独裁者的妻子伊梅尔达·马科斯，柜子里有六千多双鞋子）。价值增殖的持久的推动力因而遇到了一个一般的潜在界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的“异化消费”，这是一个不能轻易超越的界限。
　　但是，对于最终消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在必需品消费领域中存在的限制与界限和与奢侈品相关的这些界限不太一样。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需求与欲望不是受到人类难以吸收更多使用价值的限制，而是受制于缺乏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起因于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工资合同——这种合同更关注当前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扩大市场。所以，对工人来说，获取足够的日常消费品以保证合理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正如马克思多次提到的，这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在总需求中的危机的常见征兆。
　　对于由资本家自己和马克思所称的“非生产阶级”（不生产只消费）组成的资产阶级的消费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马克思在分析中通常不考虑所谓的非生产阶级，但是在他为《资本论》所设计的各种大纲中，他清楚地承认了他们的重要性。然而，即使我们将这些非生产阶级考虑在内，在某一时刻，很明显他们的收入最终取决于用这种或那种手段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榨取（例如，养活了军队的赋税）。这留下了一个问题：如何解决马克思在第二卷提出的价值（c+v+s）的供给与资产阶级向流通中投入的需求（c+v）之间的深层结构性失衡问题。然而，最后，可以这么认为：资本家和非生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最终提供了这一部分差额需求，这种需求的时间结构使先买后付，或更重要地求助于信用（这样更迅速）成为必要。
　　我们迄今为止所概述的都没考虑到周转时间差异的影响（劳动期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特别是，我们根本没有关注恼人的固定资本流通问题（和类似的拥有很长生命周期的固定项目，比如包括在消费基金中的房屋）。第二卷不遗余力地理论再现了这些流通过程如何运行并塑造了资本积累的时空而没有——这是关键——求助于信用体系。正如第一卷所提到的，结果是更大数量的货币资本贮藏在不起作用的非生产性状态。持有货币储备的必要性在于应对周转时间差异和周期性的固定资本更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越是错综复杂，就越需要贮藏货币。这种贮藏日益成为积累扩张的限制。这也使得创建一个适当的货币市场和成熟的信用体系愈发显得必要。结果是资本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存在的地点，这样“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2]
　　所以，将第三卷中关于商业和货币资本的章节纳入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将信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独立和自主的力量解放出来的必要性。马克思怀着地租、利息和商业利润最终都将由产业资本的流通规律规训的看法开始了他的研究。尽管在他看来，他已经说明了商业资本被规训的可能性是如何实现的，并且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尝试说明（在我看来并不成功）地租为什么同样也是如此，他清楚地看到生息资本和货币资本却绝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及作为与产业资本循环相关（如果不是凌驾于它之上的话）的外部力量而获得的权力，对于促进与推动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是必要的。这就是货币资本作为“阶级的共同资本”所要做的。并且不难看到，例如在抵押融资的情况下，对租金的占有更可能与生息资本的循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严格受到产业资本流通的要求的规训。回想一下，“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3]然而，现代信用制度的兴起将大量贮藏货币释放出来，将之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活跃的货币资本，同时也释放了通过土地进行的虚拟资本流通的狂暴力量，将资本积累的两个基本当事人（资本和劳动）转变为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冲突（与工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而危机的演变趋势是我们现今所熟知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或许我会因为上面所讲的而受到批评，认为我超出了马克思所涉及的领域而拓展到我自己的领域了。我想要予以反驳的是，在关于货币和金融的章节中，有很多对马克思的思想彻底重建的迹象——尽管放到他全部著作的背景中，这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对马克思最初思想的深度挖掘，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背离。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他对拜物教概念的重提和从这种拜物教概念到虚拟资本概念的转化的原因。马克思对货币资本的幻觉和幻象，对任何收入流资本化的幻想，以及对由此产生的过剩货币资本（IMF通常称为流动性过剩）的无限积累的鞭辟入里的揭露，使他坚信：“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4]只有考虑到货币资本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开始发挥的通过不断压制工人的抱负而推动持久积累的作用，这个立即废除货币资本的要求才是有道理的。如果在那个时代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货币资本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到达了其影响力与权力的巅峰。
　　虽然仔细并批判性地阅读第二卷以及第三卷有关分配的章节可以启发我们了解极为广泛的话题——从周转时间差异到信用供给的不断波动，我们仍然很难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在当今条件下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坦白来讲，完成对马克思1878年之前的成果的整理，并且要理解他在1856年—1857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为自己制订的宏伟计划要走向何方，我们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此首先重温一下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的惊人的广度和深度，是有用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若干大纲之一中，他写道：

　　“一、（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二、（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资本的竞争。（γ）资本的积聚。三、资本作为信用。四、资本作为股份资本。五、资本作为货币市场。六、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权。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其次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5]

　　完成如此庞大的计划，马克思必定得是玛士撒拉^[6]。并且毫无疑问，从上文以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随后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宏大的抱负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描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一般的标记，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和更细致地理解马克思在第二卷做了什么及其为什么这么做。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卷中，他一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建构的“肤浅的三段论”式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他的论证的清晰明了取决于他严格坚持在一般性的水平上重建积累和实现的动态，而不诉诸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第二卷是目前为止马克思用他所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浅显的三段论式框架进行研究的最杰出的例子。通过这样，他试图建立对“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理解。一旦成功了，他就能将他的发现纳入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广为提及的更为有机的思考模式中。
　　尽管马克思严格遵守了这个框架，他承认存在普遍性、特殊性甚至个别性能直接影响资本运动规律的情况。虽然他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比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和如何填补这个缺口成为第二卷的关键问题。尽管在第一卷提到了消费（还有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这个问题在第二卷才逐渐成为一个分析的重要主题。并且，尽管马克思似乎相信他已经在第三卷分析了生产资本的需要规训着商业资本的收益和地租的作用，作为分配的第三个主要支柱，利息和金融必然要摆脱这种规训性力量的控制。这样，竞争和货币资本供求的偶然性将决定一切，而资本的联合形式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新情况——社会主义或许会从中产生。
　　结果是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理论大厦，它对于资本主义可能采取的各种历史地理结构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解释现实情形却不是这么有帮助的。这种现实情形包括对纯粹状态的偏离、纯粹状态的不完善以及对其进行的政治干预，以及那些金融的特殊性或者消费主义离奇的个别性等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形。最重要的是，商业、金融危机和已确立的充满矛盾的资本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究竟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而我们又需要做什么来分析当前的困境呢？这个问题是任何对资本主义历史作马克思式理解的尝试的显著特征。比如，我们不能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强行归入到马克思理论的某些版本中，也不能期望现成的答案会自己出现。但是马克思真正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方式——深入到拜物教世界的表面现象之后，来识别我们目前条件下的解放的内在可能性。
　　当然，在第一卷中，有各种关于历史表象的本质与形式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理论与历史之间的鸿沟。在推导出绝对剩余价值理论后，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历史（对他人的时间与劳动的占有是某些阶级社会形式形成的基础）背景下，我们深入了解了历史上关于工作日长度斗争的细节。在推导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后，我们深入考察了作为这种理论的表现的组织形式变迁（协作、分工以及工厂制度）和新技术（工具机的产生——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自动化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的全部历史。从理论上建立起包含生产出失业人口和劳动产业后备军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后，马克思具体研究了这种劳动产业后备军存在的历史形式，及其作为农村的、移民的和最终城市化的工人的生活条件。
　　第二卷没有尝试把这种历史事实加入光秃秃的理论探讨之中。可以说作这种尝试有一些内在的困难，源于这里关注的是流通而非生产过程。我不相信情况就是如此。即使是前三章——将第4章中的产业资本循环的整体分解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不同循环——也可以以一种更贴近历史的方式来描述。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阅读第三卷中历史性章节时的发现，这些章节讲述了商业资本和信用关系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这些章节与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章节有着相同的职能，它们重新提到了农奴制度与其他动员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写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时就已经完成了关于商业资本和信用的历史性章节，但是他极少向我们提及第三卷中具有历史启发性的材料。
　　第二卷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历史。当我们深入到第三卷中有关金融和信用的材料时，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卷入到《资本论》中对1848年和1857年实际危机的具体分析当中。尽管这些危机被描述为商业和金融危机，并从某种程度来说“独立自主”于马克思在别处提到过的资本运动的深层规律，但是不难看出，我们在第二卷第一章概述的中断与阻碍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转变为历史事件和现实。
　　然而，马克思理论中一些缺失的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对《资本的限度》一书的总结中，我提出了两个需要立刻引起我们注意的一般话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有趣的是，在我关于第二卷的课程的最后几节课的讨论中，参与者在没有受到我的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几乎都只提到了这两个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现在将增加与自然关系的动态的问题，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中予以详细研究。当然，现在有大量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献。但是，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激烈争论使马克思主义者精疲力尽，关于社会再生产和政治主体性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消失了，许多环保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采取了敌对态度，这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困难。
　　例如，除了谈到有关决定商品易腐性的物质条件，“自然”磨损的速度，与劳动时间相对的生产时间，固定资本的生命周期，克服空间距离的费用和时间，还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等等以外，第一卷中时常被提到的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在第二卷中鲜有提及。因而我们对资本的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有所警惕，但是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可能的结果（或矛盾），以及这种变化与世界市场的建构和居于支配地位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关系。并且尽管马克思十分不屑于马尔萨斯对人民大众的贫穷和苦难所作的“自然性”解释，他也并不否认，自然的稀缺性（尤其是随着地租的榨取和投机而恶化了）和人口增长的动态，对于同时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一些主题也被逐渐插入到分析中来，这些分析对理解马克思所谓的“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偏好是有意义的。例如，“自主的和独立的”这个短语在文本中多个关键地方出现，有必要得到一些解释。因为许多对马克思怀有敌意而又不正确的批评，都集中于他可能没有充分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和力量，并把每个人都刻画成盲目服从他们控制不了的某种抽象力量的机器人。这些批评真的很奇怪，而且恰恰是人们所钦佩和频繁引证的亚当·斯密提出了超出任何人控制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而且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了总的结果。马克思仅仅在第一卷第2章采用了斯密的视角，那一章几乎始终坚持着后者乌托邦式的主张。自由主义者一直继续拥抱斯密的这种乌托邦幻想，却指责马克思的做法，这真是咄咄怪事——但如果人们意识到，马克思采用斯密的模型是为了阐明它并不能为所有人的福利发挥作用时，他们的做法就不那么奇怪了。斯密的模型恶化并加剧了阶级不平等，可以推测，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理论，资产阶级愉悦地拥抱斯密的版本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版本。
　　这里的要点当然不是去否认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是去认识（a）能使个体主观能动性活跃起来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有（b）在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市场交换的中介作用下，总体结果与个人意图是多么的不同，根本上有效的价值规律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但是马克思在考虑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货币（金融）资本的流通时扩展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主题。我认为这意味着，作为特殊性，这些形式的流通不需要，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直接而又机械地服从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然而，正如信用体系所显示的“枢轴”结构和商业与金融危机的演变所表明的，某种力量规训着商业和金融世界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运动，使其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需要。
　　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个规训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相信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处于开始阶段。我猜测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认为关于金融的章节可能是第三卷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原因。当然，马克思也引入了一些最小化原则进行分析（比如，如果所有资本家都放弃生产而靠利息生活，那么资本积累很快就会停止）。并且存在这样一个推测：危机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信用安排的发展之间关系融洽与否的测度。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识别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被称作“决定论”的方面。我认为全世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可能有大量特殊的分配和制度（政治）安排以及消费体制，“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在一些安排和体制比其它的更为成功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压力很可能推动向更为成功的积累模式的转变。在历史中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和日本引领了这种转变。然后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现在则是东亚模式。但是正如全球霸权转移的历史所表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因素从未消失。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一直带给我们这样的热点问题：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来说最成功的积累模式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使资本成功地实现再生产的根本方式。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流通的独立和自主的形式，及其周期性引发的危机。没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资本不可能适应、再生产和增长。
　　这说明了资本和譬如消费的个别性相比，是多么的稳健和富有弹性。由于这可能是马克思理论中问题更多的部分之一——他没有讨论消费主义，更不用说将其理论化了——让我给出一个我个人的非常奇怪并且完全独特的例子。我一直都对英式苦果酱情有独钟。我们英国人对这种独特味道的喜爱也许是一种基因的遗传，也许是一种怪异的文化意识，但是我们很多英国人只有在早餐时吃点苦的东西才能开始新的一天。我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英国时习惯了自制果酱（就像以前我妈妈和祖母那样）。偶然的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我很多搞学术的同事都和我有一样的习惯。每当一二月时，全英国的厨房都在忙着做果酱。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买不到做果酱用的苦橙子。为了买到苦橙子并将其制作成果浆，我总能为自己在一二月份时待在欧洲找到借口，当回到美国后我就可以用这些果浆制作苦果酱。我甚至设法获得了在一月份去科尔多瓦的邀请，那里苦橙子铺满了壮丽的清真寺旁边的美丽的穆斯林院子。我采集了一些苦橙子（我的做法令当地人大为吃惊，他们一直告诉我这些橙子不能食用），并在我的旅馆房间内将它们做成果浆——这引起了旅馆员工的议论，因为他们都受不了果浆的那种刺激性气味。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一个疯子。还有比这更奇特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下面要讲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马克思主义风格的故事可以将我奇怪的消费行为和上下文紧密联系起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19世纪肯特郡种植啤酒花和水果的行为，研究中我发现19世纪40年代在肯特郡中部的自耕农和西印度糖料种植园主之间形成了一个奇怪且不太可能的联盟。两个集团都叫嚷着要减少对糖征收的关税。对于水果种植者来说，这意味着更便宜的糖料和对用来制作果酱和蜜饯的水果的更大需求。这段时期是自由贸易思潮在英国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个思潮是由希望通过低廉的食物价格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他们可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曼切斯特工厂主引导的。这股思潮主要关注面包的价格，工人们需要在面包上加点东西。富含糖分的果酱（连同甜茶叶）可以及时为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提供所需的能量。因而，正如悉尼·明茨在他的著作《甜味与权力》中指出的，产业利益促进了工人对这种可以及时补充能量的含糖食物的消费（因而茶歇时间一直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对与劳动力价值和强度（在关于“工作日”的章节）有关的贸易政策的分析为这些工人阶级消费形式的推广确立了背景。
　　但是苦果酱的故事并没有得到解释。带着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二卷。蜜饯和果酱制造者一般在12月份左右时就会用光新鲜水果和果浆。一二月份的时候，有些人在西班牙（那里的人只是喜欢橙树开花的样子，并不指望它能结可以食用的水果）看见这些不能吃的苦橙子从树上落下。凭借来自西班牙的苦橙子，蜜饯和果酱制造者使其固定资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全年不间断地得到了利用（第二卷提到过的问题）。因而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问题在将苦果酱推向早餐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个食用富含糖分和维生素C的苦果酱的文化习惯在英国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至今。
　　没有什么决定了我这个奇怪又独特的文化习惯。我可以随时戒掉这个习惯（最近确实戒掉了）。但是资本为这种看起来独特的文化习惯的形成和流传创造了某种“可能性条件”。住宅所有权和“美国梦”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子。我很高兴能发现这些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并且这个马克思主义式的推理可以帮助我理解自己的一些奇怪习惯和品位是怎么来的，这真的很令人陶醉。
　　我讲述这些个人的琐碎趣事是因为我坚信，随着将马克思的抽象分析用于现实分析，他的理论的可信度将越来越高；并且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仅能阐明资本运动的抽象过程，还能揭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什么这么多的英国人喜爱苦果酱）的本质，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成为寻求一个替代性的、更平等且更少暴力倾向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解放性工具。
　　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第二卷中比《资本论》中任何别的地方都表达得更加明确。似乎马克思头脑中有这么一种混合物——联合起来的工人控制了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报酬水平，被嵌入到拥有更广阔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这个社会组织能够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用合理制定和协调的非商品化物品（使用价值）的流通模式替代货币资本流通的破坏性力量。废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是马克思所有反资本主义构想的核心。其推论是基于公平与正义并且专注于人类解放的社会永远不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建立：在那里货币已然成为一种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形式，在那里商品市场交换的货币协调是日常生活借以不断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坦率地说，马克思极少的阐述构成了一个相当不充分的和乌托邦式的计划。但是它们确实强调了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下的国际协调问题。众所周知，这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所不愿面对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在转向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中，它们无可厚非地对任何似乎依赖于国家权力的事物表示了不信任。第二卷也阐释了资本错综复杂的周转过程，这个过程的建立是为了支撑看似无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也是为了使资产阶级的权力得以长久延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如果生产和商品的连续循环不发生相应的彻底转变的话，无论何种资本的流通（比如货币资本）都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一个可选择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将由未来几代的知识分子和积极行动者们根据当时的各种可能性来决定（包括马克思没有想到的电子化的社会协作模式）。然而马克思长久以来奠定的基础为资本流动的系统性却又充满矛盾的特征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叹的图景：它必须被转化为使用价值的流动，这种使用价值的流动能够养活这个星球上超过八十亿的人口——为其提供衣食住行。对于一些如此著名地说出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认识世界的人，马克思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剖析、理解并阐明到底什么需要改变。在这方面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同样必要的是我们一如既往地开始改变世界的任务——特别是因为有大量迹象表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气数将尽，并且再也不能不计任何社会、政治与环境后果地通过“异化的消费主义”以复合增长率实现无穷的和愚蠢的增长了。马克思说：“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7]
　　现在是我们都要听听这个忠告的时候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据传活了965岁。——译者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68—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