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严灵峰



解题


  不幸得很!同时又是对不起得很!我们竟从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杂志上,找出一个想不到的疑题;这疑题便是新思潮社诸君,“诚恳地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之踊跃的投稿”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我们将相信虽然这样的一个题目,会有许多青年朋友,在未看清题目之前便把文章做好的。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中有这一个最通用的公式:“是——是和否——否”。在这一点上,便充分的证明了,新思潮社的根本精神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为他们不曾在具体的研究问题当中提出这样的公式:“是——否和否——是”。假使抛弃“辩证法”观点的人来谈马克思主义,不消说会把马克思主义压缩在“机械唯物论”的圜栏内,使它消失一切革命内容!

  自然,被列宁斥为“不懂辩证法”的布哈林之门徒们在中国问题中不但过去,或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题目,陷于机械唯物论观点,即在将来,我们此地尚可预言,必定还有许多像《新思潮》一类的作家,将机械的举出许多“孤立”而“个别”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和责难我们。因为他们的聪明处就在只知机械的应用经验;经验论者又像蚂蚁一样,他们只知搜集材料,随后贮存起来,加以消耗便算满足;他们不懂得先将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人工造作然后再来消耗,因此,始终是“食古不化”!这便是机械唯物论的特征,我们发觉了中国思想界中曾有这样一个挂“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其实是机械论本质的哲学体系之后,我们要探求这个体系思想上的病源便觉容易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应明确地向读者诸君指出的。

  现在再谈到“题目”。

  为什么《新思潮》杂志那样的提出问题,乃非马克思主义,非辩证法的提出呢?

  假使大家不是“机械”地了解问题,那便很容易懂得马克思主义的A,B,C。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序言中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之经济的结构”。这就是说,社会之经济结构如何,要看社会内部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如何而定。但是社会愈发展,则其所存留在社会内部的各种生产关系也愈驳杂。这是历史上的事实。自然,更没有“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单纯”的封建制度经济。

  列宁说:

  “现在俄国有各别的社会经济层次的诸成分……
  1,家长制的经济;即大部分自给的农民经济;
  2,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这里大部分属于出卖面包的农民);
  3,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这样庞大和这样杂色的俄国,所有这些社会经济层次的各别形式在境内是交相错综的。这正是特别的情形。
  若问到底哪一种的成分占优势呢?很显然的事体,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境内,也不能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要素占优势;多数和大多数的农夫就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列宁全集》第十五卷P. 264.)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尚有五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这便证明苏联境内生产的关系不只一种或两种。我们能否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假使这样的提出问题,乃是以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形式逻辑来嘲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为俄国除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有自给的家长制经济等等。俄国可以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是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的地位,并且境内还有资本主义成分和其它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俄国可以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为无产阶级业已取得政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领导的地位。

  中国生产关系的复杂当不亚于俄国;这当然,经济的结构也不会像《新思潮》诸君所想的那样简单,以为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便是封建制度经济,我们从其机械的系统中看来,也许《新思潮》诸君在《新思潮》杂志第五、第六期上会有这样的论文出现,即论文的结论是: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近似于这种结论的。

  但是,我们是否因为《新思潮》社之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提出问题,我们就不做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章呢?不!决不!不过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换一个题目,以免马克思主义无辜遭人糟蹋!我们在下面就开始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的结构,必须先了解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形。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曾说:

  “在一般说来,可以从亚洲的,上古的,封建的,及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社会经济进步的各时代。”

  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必须适应于各种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形式关系具体的表现怎样呢?马克思又说:

  “社会关系都是与生产力有密切联结的。人类获得新生产力时,即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而由生产方式,和谋生方式的改变,同时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也要改变的。用手推的磨子产生了封建主的社会;用蒸汽的磨子就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哲学之贫困》)
  因此,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的就是技术的改变。“由于新武器——铳炮——的发明,那军队内部的组织随着全部改变并且各军队间之彼此相互关系也同样起了变化的。”(马克思著,《工资劳动与资本》)

  所以,我们要划分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必须从事于研究历史的各时代所采用的劳动工具如何?马克思说:

  “骨骼构造的遗骸,对于研究灭迹的动物的组织,有重大的意义;劳动工具的遗型,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的组织,有同样的重大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第十章。)

  我们先从一般的生产方式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结构吧。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地受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影响;但是,中国虽然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始终不只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中——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前期关系的遗迹,与其他形形色色异常复杂的封建残余,这是很明显的。技术程度与经济形式的驳杂,实比革命前的俄国更为利害,新式技术最近的设备与洪荒时代的生产工具同时并存——有制造庞大汽船的造船坞,制电泡的工厂,以最高程度机械化的玻璃工厂,与那千百万从前时期遗传下来的木织机同时并用;有飞机、汽船、汽车,亦有马车、人力车、粗笨的单轮车;有用木头造成的犁锄,与古代的水车,亦有最新式的深耕法,有些地方灌溉还用电机的。

  由上面生产技术的复杂自然反映社会内部有各种各式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层次。我们可说,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原始家长制经济,中世纪奴隶关系的残余,到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又从各种非常复杂形式的手工业,到标本形式的手工工厂,再到新式工业与最后阶段的财政资本。

  这里的复杂状况,简直令人目迷五色,我们又怎么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呢?

  但是,我们此地也不妨依照列宁的方法,把现在中国各别的社会经济层次的诸成分分别列举于下:

  1,原始家长制的自给经济(为自己生产的牧畜和农耕)等;
  2,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生产(农民的谷物商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
  3,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包括外国的,本国的,和中外资本家合资经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工商业资本);
  4,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经营的矿山、铁道和其它交通机关)。

  若问中国现在到底是哪一种成分占优势呢?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小资产阶级的要素占优势;多数和大多数的农夫就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

  那末,我们答复了一切问题吗?没有的,我们必需进一步来研究在中国境内现时,到底是哪一种的社会经济成分居“领导”的地位;然后我们才能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上中心的问题。

  可是,在我们尚未确定,那一种经济成分占统治地位之前,有许多重要和已经争论的问题必须提前解决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以缺乏国内市场的论据。认定俄国资本主义的衰落;不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机械论者,也以帝国主义只是取得中国商品市场,保持封建势力的论据,来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间相去历史的篇幅虽不到一世纪,然我们的时代乃帝国主义的时代,竟有马克思主义的不肖门徒的反动思想与前世纪的民粹派后先辉映呢!

  a.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根据。

  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便已说道:

  “资产阶级既激急的改良了生产工具,又不断的开拓了交通机关,于是把所有一切,甚至于野蛮的人民都推入于文明的道路上了。那价廉物美的射击力,就是中国的城壁也被打破了;就是极端排外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得降服了。世界各国为要免得灭亡的运命,也只得采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它将所谓文明输入他们的社会,就是要把自己也变成了资本家。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将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这段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第一,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外市场,造成了国际交换关系。
  第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商品输入野蛮民族的国家将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势力。
  第三,落后的民族要图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照先进国的模型发展。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修正派,怎样地修改了这个意见呢?他说: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李立三)

  很显然地,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和马克思一样,不从各国家分离的发展来看,而是站在整个世界立场上来考察。他说:

  “这样看来,找寻国外市场之必要……是很明显地表现着资本主义之前进的历史任务,它破坏了旧时经济制度之独立与闭塞(同时也就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它把世界上的全体国家联结成为整个的经济单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这里更明显地指出,资本主义之前进的历史任务,不但要破坏旧时独立和闭塞的经济制度,并且同时还要破坏了在这种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换句话说,同时还要破坏旧时的社会制度。

  这样便证明认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正!

  实际上,自从世界历史发展到新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恰恰相反,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列宁说:

  “帝国主义是经济发展到这样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在这个阶段中,垄断与财政资本已获得统治地位,资本输出有极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瓜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于全地球的幅图已分割完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我们在这里只限于指出重要而关于本题的三点:

  第一,依列宁的意见,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
  第二,财政资本已获得统治的地位。这就是说,统治今日世界的已非单纯的工业资本主义。
  第三,资本的输出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事实。

  这里的论据应用到中国来的,便可得到如下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加入于国际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统治权必定操之有财政资本的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帝国主义在中国不但输入商品,并且还要输入资本。列宁还说: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贸易,但是,尚无资本生产,现在帝国主义已经变更,而益以输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于是便极迅速地移植于殖民地了。”(《民族问题》)

  这里也正是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在与殖民地只是进行商品贸易的时期,在殖民地尚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因资本的输出而引起殖民地极迅速地发生资本主义生产,这是说,殖民地在与帝国主义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更不能排脱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起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只是起了破坏中国农村经济的作用,反使中国经济趋于停滞状况,自从建筑铁路和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搬到中国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直到现在都是促进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不是趋向民族工业完全独立的道路发展而是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发展。就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真正领导权不是操之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手,而是操之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处于或多或少买办的地位而依靠于强力的外国财政资本家。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只是相对地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是绝对地要在他们领导之下。使中国向着更殖民地化的方面推动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前进。而成为宗主国经济不可分离的部分。不然,近代帝国主义之把“输出商品”变为“输出资本”的话便失丢意义。这就是从数量转变到质量之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在殖民地国家内,外国资本的企业常比本国资本的企业为多。然而,不管企业的主人是谁,其在这个领土内的铁路,工厂,矿山等等之加多,无产阶级势力的发展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绝对的公律”(列宁)。使殖民地在曲线的道路上得以达到发展。

  修正派的意见怎样呢?恰恰和马克思列宁相反。他说:

  “因为这些资本输到中国来,差不多完全为着榨取原料(建设初步制造原料的工厂)或者用在扩大交通,(现在美国的投资就是这样)借以便利商品与原料的运输,加紧对中国的束缚。”(李立三)

  看吧!“建设初步制造的原料工厂”,这都不是工厂,都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原料”!不是“工厂”!因为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不是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因此,这样的工厂为的“榨取原料”?!

  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经过了修正派的翻译便成为不可思议的庸俗理论了。列宁说:“而资本输出且可造成了许多后进国也踏进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去;在后进国中,最重要的铁道都已敷设或正在敷设之中;工业发展的根本诸条件都已经确立而存在了。”(《帝国主义》)呵!这是“便于商品与原料的运输”呀!“现在美国的投资就是这样”!中国可以便不便呢?纵使中国人不能享美国人所扩大的交通机关,然毕竟“交通”在中国地域内“扩大”了。列宁继续又说:“资本输出影响输入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之发展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发展。所以,资本输出底国家的发展虽被阻于某种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与尖锐化。”(同书)他又说:“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基础之一。”列宁这意见不适用于有特殊情形半殖民地的中国么?恰恰中国又是“后进国”,而“输入资本的国家”!

  由上面研究结果,我们可说,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与技术推动之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可向前发展,但是,要在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之下,而更趋于殖民地化。

  b.事实上又怎样呢?

  中国社会长时期是沉淀在半封建制度和商业资本长期侵蚀的进化过程之中。这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起过技术的革命,因此,商业资本虽然发达,然始终不能转变为工业资本,只是在农村中不断地削弱封建制度的基础。到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接触之后,外国的商品便不断地深入中国农村更加速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的过程,而引动了农村阶级的分化。然而在廉价商品输入的初期,也只是一般轻工业的商品罢了。这时期内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不但不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并且用它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关系,使民众中间发生了异常的变化。自从铁道建筑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固然,铁道的建设最初还是为帝国主义运输商品,然而,因为建设铁道的工程不得不输入种种进步技术,继而开采矿山筹设工厂等等,都是帝国主义输进新式技术之后才有可能的。有了新技术的帮助,和中国的廉价劳动与丰富的天然富源,不管原始积累的薄弱总能多多少少地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萌芽发叶。在一八九五年英国人在上海的纺织工厂达七万二千锭和七百架纺绩机;在一八九六年工厂的设立就到了九万六千锭和九百八十架纺绩机,基金已达五百万元。一八九七年成立上海工厂有四万五千锭和四百四十六架纺绩机,基金一百五十万元;一八九九年成立了“东洋”工厂,有五万二千锭。在这个时期内有五个英国工厂,共有三十万锭,纺绩机三千架。近代工业的开始最先是在上海。上海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

  我们现在试举一些数目字来证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受帝国主义扶植封建势力的障碍而不能发展呢?

  1.中国大工业机器进口的增长

年代    机器价额
1913    4,600,000两
1920   22,300,000两


  以上是各种工业机器的。

年代    机器价额
1913    112,000两
1916    200,000两
1920   1,000,000两
1921   2,000,000两


  以上是属于农村的机器,1921年特别是从美国来的特多。

年代    机器价额
1918    646,000两
1919   1,640,301两
1920   2,376,122两
1921   5,163,781两


  上面是各种各式的发动机。

年代   机器价额
1913    930,000两
1914   2,000,000两
1916   1,600,000两
1919   3,700,000两
1920   7,000,000两
1921   26,000,000两


  以上是纺绩机器,其进口之突飞猛进更是令人惊诧!

  我们就上面各种机器的输入年年不断地以倍数增加,便是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为生产技术是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最好方法。

  我们现在再举一个重要的统计,便可证明上列各表所指示的机器进口每年增加是与大工业的发展相符合而正确的。

中国轻工业的发展

 工业部门                企 业 数 目
           1915年      1922年(中国的)   1922年
制蛋工厂         9         50         32
饼干及罐头工厂      8         35         33
皮革工业        17         46         39
制纸工业        11         17         14
制糖工业         6         26         15
火柴工厂        53         89         75
制烟工厂        15         79         21
水泥砖瓦工厂       7         64         32
丝织工厂       17,1913,361


  由上表看来,无论在哪一部门都是长足进步的趋势。

  至于纺绩工业的发达更是急剧

年份   工厂数目   纺锭数目    织机数目
1891     2     65,000
1912     17     565,252
1918    ——    642,000
1916     43     272,941      5,964
1918     49    1,366,000      6,197
1921     63    2,838,000     12,000
1926    118    3,414,062     25,934

  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纺绩工厂不断的增加,同时自1921-1926五年之间几乎工厂的数目增加一倍;我们同样可以推论在这五年之间,其它轻工业部门在此同一的条件之下一定会有同一程度发展的。至于家庭工业年来不断的衰落已是表现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占优越的地位。

  至于重工业方面情形又怎样呢?

  煤的采掘有22,700,000吨,比1905年的俄国15,000,000吨要高得多;而比1913年的俄国29,000,000稍差一点。

  五金工业的出产量,没有充分统计材料,不过造船业比战前的俄国要发达得多。中国五十三个造船厂中,有几个可以建造整个很大的海船与汽船等等,毫不让于欧洲的造船业。军械工业亦占很大的意义。中国许多兵工厂,完全制造手枪、步枪、机关枪、野炮与过山炮、无烟火药,甚至制造毒气。

  中国经济变动还有个显著的象征,就是电气厂的数目于1913年为十二个,到1925年增加到四百个。每年平均增加33三分之一。有两个制电泡工厂不仅供给大部分国内需要,并且做出口品。

  农村方面在全国各地都可看见农业之日益发展而成为专门化,地域分工日见显著。而以种茶、植棉、养蚕等等为尤甚。汉口、南京、上海以及沿运河一带和其他各地均有很好设备的精制蛋糕、蛋饼等公司(且常有采用最新式康弗尔机器的)。机械磨米企业常有最完善的英国机器。各种各式的榨油厂,沿海一带之罐头工厂等等。都表现农村经济渐渐走进资本主义生产范围。我们虽然缺乏详密统计。但据上面农业机器入口之逐年增加,便不能否认农村生产方式日趋变化的过程。如满洲一带在日本帝国主义影响之下农村生产方法之资本主义化,更为一般人所公认。

  我们在此地,并不着重于说明在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登峰造极,如何顺利无阻,或与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媲美;而主要的在于证明,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或更确切些指出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束缚日益坚固;虽然在有封建残余的条件之下;虽然,历年不断地国内战争的破坏。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政治作用之扩大等等都是反映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高。


  若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或没有发展,这只是新修正派迂腐之谈;但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任何障碍,这也是误谬见解。我们记得,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革命的时代曾说过这样的话:“轻气球是向上飞腾的而不是向地下降的;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不是说轻气球是不受吸引力定律的影响么?反之,只有它的作用才能说明轻气球的浮动。”(恩格斯著,《德法农民问题》序言)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的发展,一样也要受历史发展一般定律的支配,这自然是毫无疑义的了。纵然,有任何的民族特殊情形,但终不能改变根本法则。许多反动思想从“五四”到现在,从国家主义到第三党的理论都是以中国国情来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今日修正派诸君已经向我们提出严重质问道:“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工农革命势力,资产阶级却未将他克服,资产阶级可以畅利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完全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么?”(李氏原意)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运动乃一切之母”;“矛盾是向前进的”!

  我们这里还可以反问道:“资本主义是否永不没落的制度?是否永无阻碍发展的才算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现在应转到几个特殊的问题来说。中国有否封建残余的势力呢?我们坚决地答复:“有的”!有的不但中国,即资本主义极发达的国家帝国主义的英国和日本尚有落后中国所无的“皇帝”呢!封建势力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带抵抗性和阻碍力亦如城会市行会制度的小手工业对进步产业一样;而且是必然的;这就是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发展与以解决;而不是由于保持封建制度来把这种矛盾压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解决得了的;这矛盾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愈趋紧张直至解决为止。其实在中国社会内部,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领主经济早就不存在了。纯粹的封建经济是怎样呢?恩格斯说:

  “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去出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生状态。”(《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据恩格斯的意见,封建制度只是建立在自给经济的基础上面,中国目前不论在城市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绝对的证明此种制度之不能立脚。不要说一般小生产经济大部分是为市场的需要或供给国际市场而生产;任何一个政治上的统治者他都不愿直接消费其统治下的被剥削者的自然生产物,而是要坐美国式的钢甲汽车,睡着德国式的铜床。棉花、烟草、桑、豆、粟、丝茧、茶叶等等重要的农产品,大部分都是供国际市场的需要而表现一种国际分工的形态与外国进行交换;所以自然品佃租也不是像封建时代专供领主自己消费;而是由于商业化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或地主化的商业家、富农、高利贷者所集聚,运到城市去供给工业部门或出口。尤其是,在中国贫困农民占优势的情形之下,这种自然品佃租有可能保持相当的时期,因为“自然品佃租以最穷困的农民经济中为最发达”。但“租户要利用一切最小可能性以缴纳货币租金,俾可减低耕种别人土地的价值。”(《列宁全集》第三卷)这因为自然品佃租贵于货币地租,特别在佃农占优势的中国;一般贫困的农民往往因缺乏担保品与信用,借货币的困难,或不能等待生产品出卖后交付地租,或地主本身就要农民直接交纳生产品以应城市工业和国际市场需要。于是自然品的地租便可在交换经济发展的社会中立足。因为像中国这种自然品地租与自给的封建领主经济下的自然品地租在形式上即数量上虽然没有什么分别;但在质量上业已截然不同;因为此种自然品地租仅是表现地域的分区――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自然分工;并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促进发展过程。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一个同一现象会因各有机体全部构造各不相同的缘故;会因它们各个器官各有差别的缘故;会因那些器官所依以作用的诸条件各各相异的缘故,会因其它种种的缘故,遵从一个完全相异的法则;举例说,马克思否认,“人口法则在无论什么时候和无论什么地方都是相同的那件事。”(《资本论》,第一卷二版序)这个论据恰好给我们可以用在中国的自然品佃租上面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前者的产品是专以满足领主和农民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后者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准备交换为出发点。这种自然品佃租在中国正是表现特殊情形。

  至于徭役制度在长期为商业资本侵蚀,自然经济崩溃的中国其残留的程度自应是微弱的;因为“自然经济与中农愈趋崩坏,则徭役制度将愈为资本主义所推倒。”(列宁)其实推倒中国徭役制度的还不只中国内部长期的商业资本,此外还有是以打破中国城壁的帝国主义廉价商品的。

  那末,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又怎样呢?

  马克思说:“由重利盘剥与商业构成的货币资本,因乡村封建制度与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不能变成工业资本”。(《资本论》第一卷二十五章)这就证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是属于封建制度的本身而是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同时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达到处使生产向交换价值一方面发展,使生产范围扩大,使生产种类加多,使生产普遍化,并且使货币成为世界的货币。因此,商业无论在何处对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任务的种种形态的原来诸生产组织,多少发生一种使之解体作用。“商业对于旧生产方法所加以解体作用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首先是以这种生产方法的坚固程度及其内部结构如何为转移。”(同上)那末,商业资本不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而且使之解体。固然,“商业资本的发达,就其自身讲,尚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同上)然而,这也只是说明商业资本的“自身”作用;是说“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达,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的时代商业资本而言:即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即在中古时代的西欧)是商业支配工业”的时代商业资本而言;但是,在“近世社会中是工业支配商业”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商业资本由它从前的独立的生存,降至一般投资中特殊的一种,而利润的平均化使商业资本的利润降至一般平均点;商业资本的作用从此仅为生产资本的经理者”。因为,“在古代世界中,商业的作用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固是奴隶经济自身的结果。……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业资本的发达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毫无疑义的,在今日世界,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是锦上添花,商业资本不能独立发达只是受工业支配。这就是说,商业资本愈是隶属于工业,则和一般经济发展,就不是成为“反比例”而恰成为“正比例”了。

  中国农村的商业资本,不能不与城市的买办发生关系,城市买办,不能不与世界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家发生关系,即不能不依赖于近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和世界分立起来看,以为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普遍,就得出,商业资本尚可在中国独立发展的错误结论。殊不知帝国主义世界锁链一圜的中国,不能和百年前闭关自守时代的中国同日而语的!古谚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商业资本,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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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贷资本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原始积累的必需要素之一。而原始积累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发点”。但是高利贷在农村的发展可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定是停滞呢?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就靠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的媒介,结果了他(农民)的运命。……这样农民便一步步地降低到破产的地步了。赋税、荒年、遗产的分割,这样的行程,就会把个个农民都驱入于重利借贷者的虎口中去。负债一天天地成为普遍的现象了”。(恩格斯著《德法农民问题》)这是说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不能削弱农村中高利贷的势力,反而,“把个个农民驱入于重利贷者的虎口”。修正派先生们,千万不要错怪恩格斯写了这段话不能为他们留面子,应当怪历史不应这样的发展使他们机械式的理论破产无遗。恩格斯不过指出这历史发展的事实罢了。

  最后,历来在国际帝国主义直接间接指挥之下的内战是否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是的,任何战争,革命,都是破坏生产力;可是,任何战争,革命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种生产力发展之结果的战争,革命,对于生产力的破坏只限于暂时的,并不是以消灭社会生产力,并且经过这战争和革命之后,生产力更在新的更扩大的基础上面发展起来。马克思说:“暴力自身是一种经济的势力”!

  矛盾呀!你尽管发展罢!看你自己解决自己!我们将要用主观的力量帮助你来解决!



  赐我们在这里不作经院派式的讨论问题,来咬文啮字;说:“优势”呀!“领导”呀!“相持”呀!“稳定”呀!“失败”呀!“暂时失败”呀!“胜利”呀!“最后胜利”呀!等等字义来作详密地研究,因为我们这里探究社会问题,不是学作名辞学家。我们现在只确定某种经济在中国社会上在质量上占优势为“领导”作用;而在数量上占优势,纵然数量比其它各成分经济为多,而不能在社会再生产行程中起左右一切经济的作用的不能算为“领导”作用。

  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假使对于一切政治经济问题不从国际的眼光去考察只是证明他的生活是孤立,是野蛮的种族。因为我们现在要用一枝缝衣针都要和外国发生关系的。帝国主义世界是整个的经济系统,各个独立的国家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分工所发生的交换关系的发展使整个世界生产打成一片。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国民经济乃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一切个人企业又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企业中各部门又是企业中的一部分。彼此都是结成不可分离的联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密切自亦不待言的;尤其是在近日海关改为金本位更证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结之发展。因此,更因此中国是个农业国,所以,它和国际交换关系的发展,只是进一步证明它对于工业国工业品需要之增加,中国农村不得不经过各市镇和上海发生交换,各市镇不得不经过于上海和国际发生交换。乡村不能不与城市分工,亦如中国不得不与国际分工一样。在今日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时代,工业国不能不是农业国的领导者,农业国的城市又不能不是农村的领导者。换句话说,就是农村不得不依赖于城市,中国不得不依赖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小生产不得不依赖大生产。这样由帝国主义经济统治下的中国一面不断地使农村阶级分化农产品转成商品的过程日益扩大。另一面,家庭工业经过各大商店占买人的供给原料,并为之代售整批制造品。使在“实际上等于雇佣工人,在自己家里为资本家做工,这种占买商业资本,已变成为工业资本了。”(列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早就是失去领主和采邑赐地形式的封建关系,只管有货币的人便可成为新的地主。于是商业家,高利贷者,富农多半是兼作乡村地主的。列宁指俄国“高利贷者,商人与富农是农村经济中的三位一体”。而中国农村资产阶级常常是这“三位一体”中兼作土地所有人。同时还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城市工商业部门结成不解之

  托洛茨基说: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基本的农村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形式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P. 212)
  因为中国“大中地主(按中国的规模)与城市资本(外国资本主义在内)是有最密切的关系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最广泛的而极惨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的经纪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同书P. 28)。

  这因为中国过去农业经济生产技术的落后,不能发展土地上巨大生产的组织;长期的商业资本之侵蚀农村,破坏了自然经济,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商品化过程之不断地扩大,高利贷——尤其是外国财政资本家买办带入农村中的重利盘剥;不但使农民破产日益加剧,即封建式的地主亦摆脱不了破产的厄运。于是新式商业家,高利贷的地主便起而代之。另一方面关税不独立,使从乡村所剥削的农民血汗大部分流入帝国主义之手。因为“保护关税制度是使制造者从事制造,剥夺独立劳动者的产业,使国民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并强制缩短中世纪生产方法到近世生产方法的过程之方法。”(马克思)外债之高筑,国家支付外债利息逐年之增加,一切正税的收入多半也归入帝国主义的荷包。使中国农村的富有阶级如高利贷者、富农、新旧地主,和城市买办、商业家,在转变为工业资本家之“蜕化”过程,一面必须多多少少借助于外国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家;另一方面还要加紧采取封建形式的剥削方法(如创设厘金企图抵补不自主的关税以挽救自己,巧立名目设立种种苛捐杂税等等)以促进原始积累最后的成就。同时中国重工业、银行、矿山、铁道等等都是直接间接操之帝国主义手里;更令拖泥带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因自己的幼稚和脆弱,不得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威力之前;不能以“自由竞争”的方法来摆脱自己危亡的运命,只有采取“依赖”帝国主义的道路以图苟存。所以无论中国任何一派的资产阶级都要或多或少带帝国主义经济经纪人的性质,在政治上不得不勾结帝国主义以自重使自己真正成为政治上的代理人。这由于世界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导中国,由中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领导农村,反映到政治上,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城市,经过代理人——中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农村。然而,修正派还是大梦方酣,在那里大声疾呼:

  “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在中国国内经济中和其上层政治建筑中都占统治的地位。”?!(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托洛茨基说:

  “这是根本错误。什么叫做统治?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数量而定吗?抑或按照在中国经济上起统治与领导作用而定呢?建筑在包罗全国的商业与银行资本基础上的国内工业,非常迅速的发展?重要农民区域之完全依赖市场;对外贸易之伟大与日益增长;中国农村之各方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显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而新形成的。然而这并非“封建”的(更正确的农奴及一般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统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统治。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占主要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的远景,否则,岂不是首尾不相顾吗?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远过于其在全国人口数量中所占的地位,因为经济上无产阶级统治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系统的中心和主脑,而且因为政治上经济上无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下广大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因此,无产阶级虽于其全民中占少数时(或者自觉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全民中之少数时),能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从半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的方面来,这些小资产阶级于先时是不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统治的,而只有在以后继续的经验中,才使它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正确性及自然性。”(《列宁全集》十四卷P.158.一九一九年写的)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早已极大了。在最近几年,此种作用必然继续增大,即在政治上的作用,据长年事变的证明可算是极伟大的。(《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二集P. 69-71)

  喂!封建势力统治,资本主义不能发展,无产阶级又可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势力从那里来的呢?从天下降呢?苏联派来的呢?或是雇佣来的呢?!


  a.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或发展可能性并且以为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新修正派的最反动思想的论据。这样必然推论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不能发展,或如陈公博一流人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存在,即存在亦是极少极少;和前时代封建势力可以复活。且必然会把农民的革命作用看做高过于无产阶级的水平线,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幻想代以其它政权来履行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和忽略国际的阶级关系。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可否发展问题,我们在上面业已详细答复,我们这里只说一句它是历史进化必然的阶段。马克思说过:“对的,社会要随于自身发展天然法则的足迹……它却不能把那个天然的局面飞跳过去,也不能够由指令的结果把它除去;不过,它却可以缩短和减少分娩的痛苦罢了。”(《资本论》一卷序言)至于发展到若何程度,或在何种速度进行,则要看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决定。至封建势力的复活或复辟,则我们可坚决地加以否认!因为在国际范围内,不管从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和统治地位;封建势力只是成为过去历史的残骸;决不能重新在中国恢复旧观的,即目前中国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抵抗,正是表现一种“回光反照”的作用。人们若反问我们说:“为什么说苏联新兴资产阶级有复辟(即走“特尔米图”的道路)的可能呢?难道苏联社会的进化特别“要开倒车吗?”我们肯定的回答:“假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急速到来,整个世界还是资本主义统治着是有可能的!”因为苏联不能离开国际市场的关系而孤立存在。所以,纵然境内有社会主义经济,但比起整个世界经济看来是受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之中。

  b.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我们在中国范围内以质量的关系便可决定的;譬如列宁说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然而在境内却是社会主义成份的经济居领导地位。中国小生产一样占优势,然而在境内都是资本主义成份占领导地位。举个实例说:中国很僻远的农村中都要购买洋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业品,假使这种工业品在城市发生恐慌马上便引动到农村去的:然而,农村的农产品或米谷发生恐慌,城市一时还可得到国际市场的接济避免危险。这便证明乡村再生产行程不但靠城市的再生产行程,并且依赖于国际市场交换的顺利进行。反之,我们可看到年来中国边境不断的灾荒,不但不足以影响到伦敦、巴黎、纽约,即上海亦不至受重大的影响;而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香港大罢工,不但影响到全国如大难将至,而且影响到英国、日本等等国家。一旦世界大战暴发或美孚、亚细亚煤油公司倒闭,我们以为不但上海、汉口、广东、天津,要发生问题,即极偏僻的农村都要起骚动的。所以中国农村的农业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要依赖城市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行程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c.中国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障碍是有的,并且是必然的!正是有矛盾有障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才能发展。这是宇宙间一切辩证法的进化过程。

  末了,我们要说一句:

  “人能委弃真理,然而,真理永远不会消灭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于上海。


  上文业已付排,而经过一星期忽然得读《新思潮》杂志No.5。本拟把上文整个改作,将“应征”的形式变为“批评”的形式,但事实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惟是上文也有不少地方预先指出“新思潮派”的错误观点——尤其是指出他们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的地位。所以即不改作亦无伤大体。现在因出版时间匆促,只得关于中国经济领导权问题,对于“新思潮派”的错误和矛盾的理论加以简单的指摘。至于详细问题以后再当另文论及。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作者附识。


  王学文君说:“……或在说,中国资本经济已经在中国经济占得支配的地位,这种见解,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盲目,不认识中国经济现状是什么。”(《新思潮》No5.P.19)

  他在另一地方又说:“……这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是在中国经济占支配的地位。”(同上P.17)

  这位作者已经肯定的结论是: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和半封建的!

  潘东周君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的地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已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站着比较的优势。……什么叫做城市经济领导着农村呢: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它将要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前进。城市既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农村经济一定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但是就它发展的方向说,绝不是就它本身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的关系仍然站着极强度的优势。……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筑铁路也好,开大港也好,建筑新式的工业也好,但若保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外债、航业、工厂、矿山及一切政治与经济的特权,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跳出其它的经济发展的方向——走上殖民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民众将要长受帝国主义的剥夺,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同上P.P.17——20)

  这样混乱错杂的思想,简直是表现对于经济问题没有一点研究和了解!

  我们现在只得把上面所引证的话归纳如下各点来说;即据“新思潮派”的意见:

  1,中国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经济。
  2,帝国主义在中国是占绝对优势。
  3,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加紧了封建的束缚,加紧破坏中国国民经济。

  我们在这里仍是照上文的假定关于“优势”与“领导”当作数量与质量的优越而言,那么,所谓“支配”者不得不是“领导”的作用。然而,潘东周君所理解的那种“领导”,简直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解释!固然,“名无固宜”,我们可把“领导”,改为“支配”、“统治”、“优越”,亦无不可;我们把“马”叫做“鹿”、“哈叭狗”,把史大林称做“滥用权力”,或无论什么菜都要用胡椒的厨子等等亦无不可;但要社会上一般生活习惯所公认;并且还要加以正确的说明。潘君的解释也可以说不能使人承认的荒谬绝伦的解释!因此我们先就“领导”一名词的意义来说。

  据东周君的意见,“领导”是指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言,不是就它本身的性质:那就是说永远没有乡村领导城市的事实。因为社会发展始终是向前进的。如果,潘君的意见是正确的,那末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说,苏联是占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领导”的地位;因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始终要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这岂不是太滑稽吗?假使问题是这样的简单,我们老早便不须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城市对农村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了;我们可说,共产主义的经济领导一切,因为社会总是走向共产主义方向去的!我们为什么多作此学院派的推敲字义之无谓的一举呢?

  事实上,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本来就是质量的问题,就是说那一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会再生产的可能。在古代世界,交换经济初期,一般单纯交换的商业都会是在农村支配和领导之下的。因为这时代的主要的是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社会生产的基础本来就建筑在农村之上。领主和农奴在某种时期之内,可以离城市而生活,而绝不能离开农村土地而生活的。这时城市发生重大的事变虽然可以影响农村,但决不能破坏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农村如果生产发生危机,人口过剩,天灾水旱等等马上便影响城市,立时随着而发生恐慌。在资本主义社会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所认为“领导”作用,应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同时,我们不能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或欧洲先进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刻能够领导中国云南、贵州山谷间不与外来发生交换关系的苗族经济生活;因为彼此之间此时尚无若何经济的联系。

  所以,我们不管潘东周君是否愿意这样来了解“领导”的意义,我们始终是这样了解和这样解释的。

  第一,关于封建经济是否能够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问题。

  “新思潮派”诸君为要垂怜中国资产阶级起见,一致把一切罪恶归到封建势力身上,坚决地承认,封建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最可怜的理论则莫过于潘东周;他一面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的地位。”同时又说:“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站着比较的优势。”随后又说:“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的关系仍然占着极强度的优势。”最后又说:“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观念的糊涂再没有比此更甚的!岂有在同一的历史阶段内一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忽而“资本主义领导”,忽而“半封建关系占比较优势”,忽而“封建关系占极强度的优势”,忽而“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若说领导只是指经济发展的趋向而言,我们试问:“当着资本主义还没有在城市占领导地位时候的经济状况是怎样?那时代有否领导当时经济生活的其他经济成分?”若说“优势”只是指数量之多而言,那问题便容易解决多了。譬如说在小农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小生产者必然在全人口的数量上比重为多;但是小生产者必然地要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的;或趋于破产。然而数量虽多,在经济生活中不能起“领导”或“支配”的作用。我们不能说,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小生产便一定居支配的地位。假使说,封建经济占优势便是居支配全国经济生活,那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要视封建的经济成分作用如何为转移。

  在上文我们业已说过,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商品的侵蚀,早就将封建领主自给的经济基础严重的破坏。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就是促使农村经济陷于停滞,生产力衰落唯一的表现。封建势力唯一的基础是靠农村的土地生产,农村经济的衰败便证明地主阶级经济基础的削弱,愈促成农村依赖于城市的过程。我们现在再就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再生产而言,假使城市资本主义工业中生产停顿和恐慌,马上便立刻影响到农村中去。在今日中国的农村生产中,虽然没有普遍的采用资本主义式的技术,但在农村经济中再生产行程,所需要于城市资本主义部门生活资料如:棉纱、缝衣针、布匹、火柴、煤油等等的供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甚至在粗笨生产工具上的铁器也要在城市资本主义式的手工业工场购买的。一旦城市与农村交换的关系断绝,农村的生产便是束手待毙的。而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则不然,它虽然在轻工业和食料和原料要靠农村经济的供给,但农村不能封锁城市使之决绝地马上发生危机,因为城市在相当时期内还可以得到世界市场的救济。尤其对于重工业的影响更为微弱。这就是说农村经济,(即说封建经济吧!)虽然可以影响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不具第一等的意义。而且农村经济只有一天天扩大与城市进行交换而愈趋于隶属的地位。就是说农村要受城市的领导,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命脉。在中国现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正是如此。承认中国封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新思潮派诸君!请回答我们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农村是否支配城市呢?”

  固然,城市假使绝不与乡村进行交换,那末,不但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并且也是不能生存;可是,城市受农村的影响最少最少也要说比较有程度之别;最少最少也要承认城市比较农村为优越罢。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的而重要的表现。乡村农业经济之依靠与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品而再生产而生存。这便是资本主义关系支配农村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像机械唯物论者那样笨重,将乡村和城市分开,又将中国和外国分开,来讨论问题说:“中国农村中还缺乏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吴黎平的意见),因此,照马克思主义不能发生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城市比农村数量为少,于是封建关系占支配地位!?固然,在水锅下面未曾架火时,冷水不会增加热量的;但我们若从别处弄来的开水冲进去,难道这时锅内原来的冷水不会起变化吗?难道还是原来的冷水自冷水,后加的开水自开水,各不相犯而截然分开地并存于一锅之内吗?”

  马克思主义简直被不肖门徒糟蹋比“教条”还要无用!

  第二,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这点,幸好新思潮派诸君也承认,“帝国主义是占绝对的优势”,帝国主义是什么?它是“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列宁)它是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不但在中国占绝对的优势,并且在全世界占绝对的优势。它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一切经济都要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中国的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中国国民经济不能离开世界市场而生存,正象中国农村不能离开城市而生存一样。帝国主义既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绝对的优势”,何以在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又是封建关系呢?难道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外国人”的资本主义关系不算数吗?要中国资本家开的工厂才算得资本主义的关系吗?这是很难索解的一个疑谜!

  第三,就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封建关系的影响问题。

  我在上文业已说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使中国愈趋于殖民地化,即愈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愈占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我们绝不能因中国之更沦为殖民地,而否认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与势力的发展;我们不能将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矿山、铁路等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只有最无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叛徒才会说:“筑路也好,开大港也好,建筑新式的工业也好,但是保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外债、航业、工厂、矿山,及一切经济挽救,则中国无论如何……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承认帝国主义只是在中国维持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留着最难堪的污点!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固然在中国要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不得不在他自己的卵翼下培养一部分中国买办,半买办式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帝国主义之破坏中国纯粹民族工业,只是相对的,但它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难道,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开办的工厂、矿山、建筑铁路,等等不是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难道不是在中国领域和国民经济生活中,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何以还要“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呢?若果如“新思潮派”诸君所说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而帝国主义又勾结封建势力;而封建关系在中国又极强的优势又占支配地位,那简直不但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发展,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厂、矿山、筑路,也是无从进行的,何以,帝国主义的新式工业又可以在中国会发展呢?帝国主义不怕中国这么利害的封建关系吗?中国民族工业何以又这样的怕封建关系呢?其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怕封建势力,他们所怕的乃是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本和操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竞争呵!欧战时期中,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便是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怕中国封建关系而怕“外国人”!

  若果一面说,占绝对优势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永远维持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关系,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从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工业革命的过程确实已经开始。经过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最近几年的变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确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他的种子。”(同上P. 17)这不是以自己之矛攻自己之盾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两大桎梏”。(同上P. 22)这两“大桎梏”一种“桎梏”是“占绝对优势”,一种“桎梏”是“占支配地位”。这样不但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并且会使中国资产阶级的运命渐趋灭亡,难道中国资产阶级一天天会消灭了吗?帝国主义既不算数,难道中国会发生没有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吗?

  我们最后还希望“新思潮派”诸君要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中国民族工业”弄个明白!

  末了,我们承认:中国社会经济中是资本主义成分占“支配”或“领导”的地位。

  我并引王学文君的话来作为对他们的总评:

  “那种见解,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盲目的,不能认识中国经济现状是甚么。”


  (附注)以上关于“新思潮”中国经济专号是忽促中作一个简单的零碎的批评。在本志第二期当为有系统的详细的解释。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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