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严灵峰

1930年


　　〔说明〕原载《动力》第一卷，第二期，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9月出版


一


　　作者在本志前期业已发表过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意见，并且对于新思潮杂志第五期《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也有过简略的批评。但是，还不充分。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为沽量革命前途和政策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不厌重复对于此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同时并指摘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之曲解及其反动性！
　　历史是前进的，前进的人们不要与历史背道而驰啊！

二


　　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经济问题，假使不将它和整个世界经济相联系起来，那便证明没有辩证法的观点。因为。我们必需把关联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之主要的许多事实，当作一个总体，当作最高发展的资本主义之一定阶段来探讨。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经济，政治的实权大部操诸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手。难道我们可以把中国和国际的经济生活分开吗？可以把中国的资本家和外国的资本家看成两个不同的阶级吗？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向着国际范围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其主要的特征：
　　1．资本与生产的集中，发展到最高度，变成垄断而操纵全世界经济的生命；
　　2．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镕合，变成世界财政资本，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造出财政的寡头政治；
　　3．商品输出之外，又输出资本，资本输出已成为极端重要的事；
　　4．国际资本垄断的形成，分割了全世界的地域，并且全世界的地域已被列强分割净尽。
　　把这些特征括起来说，便是，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输出商品进到输出资本，并且输出资本又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的经济基础之一”。固然此时帝国主义更需要商品市场和原料出产地，但统治世界的并不是工业资本，却是财政资本。确切些说，财政的寡头政治已经在整个世界经济生活中起支配的作用。这种支配是由少数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分割全世界地域中表现最为透澈。
　　因此，后进国的经济与先进国的经济，殖民地的经济与宗主国的经济都是脉络贯通，窒息相关的密切联系着。帝国主义列强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扩充便是反映其经济密网伸张的结果。所以财政资本触须所到的地方，同时也是金融寡头政治统治所能达到的地方。于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不但国际市场的交换关系上表示自然分工和社会公工，并且经济发展的强弱程度表示彼此间之支配和隶属的关系。在帝国主义世界自身的特点看来，自然主要的还是在境内已经具有财政资本权威的国家占取宗主国的地位，而殖民地纵然可以在某种顺利的条件之下发展资本义的工业，所谓殖民地工业化，终亦不能随便摆脱殖民地的运命，因为宗主国的垄断业已经形成，而殖民地才从事于自由竞争。因此，殖民地的民族工业始终不能与宗主国的工业对抗，最后，只得屈服隶属罢了。在这样的进化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的便是宗主国在自己国内和殖民地境内的银行。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银行的基本任务业已改变，即“从多数小媒介机关向少数垄断者手中的移转；构成了从资本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根本的要素”。简截说一句，银行发展最后的旨趣便是垄断。于是，宗主国的少数垄断者可以利用银行的关系及熟悉流水帐项和金融业务之状况，先能正确地计核孤立的资本家的财政状况，而后用缩小信用或扩大信用而统制孤立的资本家！最后，决定孤立的资本家的运命，决定他们的资本应该怎样；他们的资本可以任其随意增减。自然，在殖民地境内稚弱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更经不起帝国主义银行的操纵和蹂躏。所以，在他们羽毛未丰的时代便遇着万能的财政魔王，于是，由于外国大银行的操纵借款，参与，收买，终至使殖民地的民族工业直接或间接归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支配之下。然而，这还不是说殖民地完全不会发生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是说，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新陈代谢的一步一步的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成为他们的买办或半买办才能够勉强生存。因此，殖民地民族工业纵然经不起外来财政势力的倾轧吞并，但是，民族的轻重工业仍是此起彼伏的发生，不过他们的独立性要看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对之迫害到若何程度而定。这就是说，后进国殖民地化过程之紧张由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势力的扩张来决定，也就是说，国际托拉斯间对于世界分割愈迫切，则后进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便愈迅速；其经济生活之隶属于宗主国的经济构造也就愈密切。然这始终不是说，因为殖民地化了便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有一个中国著名的政论家李立三其人者，自命为无产阶级政党底“理论中心”（？）他说：
　　“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有机的组成的一部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尤其是不会直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
　　这位“理论中心”的政论家，说出如此这般的一段不完全的概念之后，我们以为他的“理论”业已失去了“中心”！或可说抓不着“中心”！
　　他懂得“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有机组成的一部份”；他也懂得“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供给”。但他又说“尤其是不会直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
　　自然，鬼也不会去相信帝国主义有这样宽宏大度乐善好施来直接帮助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使殖民地走上独立的道路脱离他们的束缚以养虎遗患；然而，难道在不独立的，走向殖民地化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也不可以推动殖民地工业发展吗？
　　机械论者根本的逻辑便是：“是——是，否——否”；用简单言语表示就等于说：“不是这样，便是那样”。他既承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经济为“有机组成”；但同时又用“主观”的方法把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分工起来。好像帝国主义只管夺取原料，专门制造商品出卖给殖民地，而殖民地只是供给帝国主义的原料并购买它的商品。以为殖民地一发展资本主义马上便离开宗主国而独立，或是宗主国的商品便不能在殖民地销售或得不到原料；这种见解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这仅是以“自由竞争”时代的眼光来观察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关系。他忘记了一宗很重要的事，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主要的特征乃是财政资本的垄断。他以为帝国主义还是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的方法来对付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忘记了在先进国家中“资本过剩”这么一回可惊而重要的事实！他又忘记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根本的出发点，不是“原料”，也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更高的利润”！
　　不曾自诩过为“理论中心”的列宁说：
　　“但是资本主义若去发展农业和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就不成为资本主义了。（这是指发展帝国主义自己境内的农业和提高境内人民生活而言——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与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态是这种生产的根本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国家中，当资本主义仍旧存在，过剩资本亦不能停止而使大多数人生活的程度向上，这样虽必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然而资本家亦可将资本向其它后进国输出，藉以增加利润。在后进国中，利润大概是比较很高，这是因为资本缺乏，地价便宜，工钱低廉以及原料的贱价种种关系。而资本输出且可造成了许多后进国也踏进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去；在后进国中，最重要的铁道都已敷设或在敷设中，工业发展的根本的诸条件都已经确立而存在了”。（圈点是我加的——作者）
　　这里可归结成三个要点来说：
　　第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宁愿自己境内农业落在工业后面，宁愿使境内大多数人民生活陷于贫困和饥饿状态，为要增加自己的利润把过剩的资本投到后进国去；
　　第二，因为后进国资本的缺乏，地价的便宜，工钱的低廉以及原料的贱价种种关系可得较高的利润，即是说，后进国正是先进国过剩资本的消纳场；也就是说便于先进国的投资开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第三，资本输出的结果，使许多后进国也踏进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确立了工业发展的根本诸条件。
　　由于资本大量输出的结果，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后进国工业更有发展的可能，更促使半殖民地从“过渡形态”渐渐变为殖民地。
　　我们且引列宁所举的数目字来证明帝国主义资本之输出于殖民地不但十分可能，而且很利害的。
　　如下表（以十亿佛郎为单位）：

　英国法国德国 总计
欧洲423 1845
美洲374 1051
亚，非，澳，三洲298 744
合计7035 35144

　　投到亚，非，澳，美四洲的资本已占三分之二以上，因为这些地方大都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后进国居多。列宁特别地指明说：“就英国而论，纵使仅计算美洲方面（加拿大）而不及亚洲与其他各国，则殖民地总占第一位。由此可知资本的大量输出与殖民地的占领实有很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至于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从输入资本变为输出资本的国家，其到处找投资的孔隙这是尽人皆知，此地不须多说的了。
　　其次，资本输出不但可以在殖民地得到更高的利润，并且更促进了商品的输出，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生产的基础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之上的。如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定引起宗主国机器和种种进步技术，铁轨，火车头，等等的输出。这不但如列宁所说：“资本输出实成为激励商品输出之法门”，并且还有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交换，各国间不只是质量不同的生产品才行交换；即同质量的生产品也要进行交换。例如，某一国可以输出于某几国的，不单是这几国所不生产的；或且生产极微的货物，而且可以输出其商品与外国的生产品进行竞争的。不但后进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给先进的宗主国以原料，并且宗主国也时常供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的。而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支配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不会完全把原料只留给本国工业部门的自己使用，而且将从前用落后的技术所制造的原料变成用进步技术来制造原料以供帝国主义的需要和操纵。机械论者的观点唯一的特征，便是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不了解时代的特性；与现象的具体联系。他们以为假使殖民一旦地和半殖民经济发展，好像马上便脱离帝国主义的宗主国而独立似的，所以极端来否认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发展的一回事。他们以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一发展，马上便使帝国主义失去商品和原料市场似的，因此，便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殖民地发展和起领导作用这一回事。他们既已承认了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他们又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固定为容纳商品和供给原料的限界以内，这里很显然地，把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投资轻轻地放过不谈。
　　再则，资本输出的结果，使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重要理论之一！谁个再来无耻的狡辩，以为生产原料的工厂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或在帝国主义垄断之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厂，矿山，铁道，运输等等企业，不算为殖民地经济组成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把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工业截然分开（截然分开与“有机组成”是不两立的！），我们只得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庸俗化，而嗤之以鼻！

三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趋势当然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发展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至于某些特殊情形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一般的法则来说明，而不能以特殊情形来否认一般的法则！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特征的认识与不肖门徒的认识，主要的分野就在这里！
　　我们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究，不管李立三，或与他同一鼻孔出气的“新思潮派”的长篇巨制的大文中，在前提和分析上如何的自相矛盾，但我们只是将他们重要的结论拿来作批评的对象，以免滥费笔墨。
　　王学文君在新思潮杂志第五期上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一文内，很勇敢地做了如下的结论说：
　　“由这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状态压迫之下，不能向上发展，如果想向上发展，非先打破二重束缚不可”。（P.26）
　　这二重束缚是什么呢？当然，在整个“新思潮派”的思想中心都是坚决的认定：
　　1．帝国主义；
　　2．封建势力；
　　实际上从他们的一贯的观点看来，这两种束缚，只是结成一块的一种束缚罢了。因为他们唯一的结论便是：“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但是我们对于上述这两种力量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影响如何，应预先明白地指出，然后再作详细说明，以免紊乱读者的注意力。
　　我们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影响是这样：
　　a．在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前进；
　　b．相对的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封建制度又怎样呢？
　　a．相对地阻碍（但这种阻碍只是消极的反抗作用，并到阻碍不住还要投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b．它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地受帝国主义破坏，不是受帝国主义维持。
　　至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束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才起同一的作用。若说，中国能够排除这两种束缚之后，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这样的经济“向上”，如王学文君所说：“这是中国整个经济的前途，也同时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前途”。这只有马克思主义最无耻的叛徒才说得出来。
　　帝国主义推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输入资本和机器。
　　我们试举从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一年，帝国主义输入中国机器的增加，便足证明他们不但没有方法阻止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加紧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反而输入进步的资本主义技术来促成这个过程的。
　　机械输入表：【注一】

　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一年
纺绩机器643,000两5,109,060两
农业机器113,000两2,192,000两
其他机器3,700,000两26,732,000两
附属机械50,000两931,000两
合计4,506,000两34,964,000两

　　【注一】本表系摘自日本伊藤武雄氏著的现代支那社会研究；与作者在本志前期所引的机器进口表，在价格的数目上略有出入，然而，其证明机械输入增加的急速总是毫无疑议的。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精密的统计，只得东抄西摘，这是很可憾的！

　　仅在八年之中，机器输入的价目增加七倍以上。可见中国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往前发展的。
　　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方面，第一步便是在中国用借债的形式投到敷设铁道方面，确立了中国工业发展一个基本条件。这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事实，更也不能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敷设铁道只是便于交通，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素。或者更不能用滑稽的文句来说，敷设铁道可以维持封建势力！
　　兹举列强在中国铁道借款的数目于下：

国别铁路数目款项
英国829,900
法国1600
俄国140
比国2335
美国11,120
日本230,000

　　上列诸项外，还有几条铁路是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投资办的：一为英德合办；一为美法合办；一为四国银行团合办的。【注二】
　　【注二】本表款项，英国以千镑为单位，俄国法国均以千佛郎为位，美日以千元为单位。俄国在战前乃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这样的向中国开辟交通，难道也是为着维持封建势力，造成分区割据的条件吗？恰恰相反，这正是给分区割据者的保守派的领主们之闭关主义的企图以致命的打击！
　　帝国主义投入中国电话电报的资本：

国别经营的数目款项
日本445,092
英国3210,548
德国247

　　这种电话电报的建设很显然系适应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银行要需的。【注三】
　　【注三】上表款项，日本以千元为单位，英，徳以千镑为单位。
　　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矿业：

国别产地所出产之矿素
日本抚顺煤
日本管城子 煤
日本烟台煤
英国四川区域 各种都有
英国新疆煤油
英国广东煤
英国山西煤与煤油

　　此外帝国主义和中国合办的煤矿约有三十余处。
　　帝国主义在中国关于重工业的工厂：

工厂种类数目
船渠造船22
蒸汽机关22
钢铁及钢铁细工9

　　此外有许多轻工业工厂未曾列入。
　　至于纺纱业日本的投资为200,000,000元，英国为20,000,000镑。
　　假使上列这许多企业还不能算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亦即世界经济一个部门——之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那末，我们将不知把这些部门归纳到那一类的经济中去。
　　此外，帝国主义足以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就是资本主义式的银行。现在中国总共有一百四十一个，其中十九个为中外合办银行，四十二个为外国银行。在十九个中外合办银行中的资本共有24,000,000中洋；4,500,000两；50,000,000佛郎；60,275,000日金。
　　外国银行的确实资本，有50,000,000美金；11,000,000金镑；13,000,000两；182,000,000戈尔登；543,000,000日金。
　　其中重要的许多银行的总行都是在伦敦，香港，巴黎，纽约，横滨，台湾，大阪，东京。这都证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乃代本国财政寡头政治尽仲介统治的作用。此外，还有四国，五国，六国银行团的组织专门为的宰制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生活。这种宰制的作用，我们并不是像不肖门徒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以为可使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不能发展；乃是说，使中国的经济更隶属于帝国主义，更和资本主义的势力密切起来。
　　我们再看中国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〇年止，十八年间银行的发展情形怎样：

年份银行数目分行数目 名义资本已付资本
19021 ——2,000——
19043 12,314610
19064 66,7021,314
19087 1513,2193,189
191010 2335,0008,596
191223 6935,00018,159
191434 11958,97020,839
191639 16172,77038,094
191848 178100,15059,985
192058 277188,89086,676

　　由上表看来，银行资本的增加，每隔两年约增30%并且有增无减，于此更可见资本主义势力统治范围之逐渐扩大的了。假使这还不足证明，那末，世界上将没有更好的事实！【注四】
　　【注四】上表以金卢布为单位。
　　此外，还有两种事证明中国经济之向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工业和农业公司逐年资本的增加。

工业公司
年份公司数目资本总额（元为单位）
191253154,808,202
191356549,875,160
191464162,108,218
1915644106,901,214
1916685132,779,808
1917557128,243,723
1918533108,902,811
1919425129,221,247
农业公司
年份公司数目资本总额（元为单位）
19121716,351,672
19131426,009,962
19141294,960,269
19151296,241,075
19161339,791,489
191713210,663,456
19181919,498,309
191910212,468,804

　　若说中国民族工业能够痛快的发展，使中国达到完全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这当然完全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不但操纵一切财政机关，并且在改治上得了许多优越地位，尤其使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况且当现在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已到了垄断的地步，而中国民族工业尚在幼稚时期，不管在任何形式之下的竞争终于遭帝国主义最后的打击。但也不能说中国民族工业一些也没有发展的可能。更不能说帝国主义不许中国发展重工业。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某时期内某些国家经济停滞而某些国家却顺利发展；某些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而某些后进国尚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不能像机械论者们以为某些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期，或缓慢发展，便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尤其是以中国重工业不能有重大的发展，便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不理解这种现象便是“不平衡”，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公律”！至于中国民族重工业之不能发展，主要的原因还不在帝国主义的主观意志之恩准与否，而在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薄弱，与本国大部份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多靠外国供给。所以，在轻工业方面的发展，正表现这类民族工业的特性与经济力。
　　我们试拿中国纺绩业的发展中与外国在华的纺绩业比较一下，便可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证明帝国主义只能相对的阻碍中国的民族工业。

所有者年份工厂数 资本锭数织机
英国19154 ——195924
　19254 122052,348
日本19153 ——1667,295
　192545 2701,326——
中国19157 ——259——
　192569 1301,88216,350

　　从这表可看出，在十年中不管外国和中国的纺绩业都是向上发展。若说帝国主义只让中国人发展轻工业，何以英国，日本，也在发展这类轻工业呢？难道中国人的纺绩业的发展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意吗？在纺织业中中国与帝国主义有平行发展的趋势，就是表现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只是起相对的破坏作用，不能消灭中国整个民族工业，因为，第一，帝国主义在某种限度内不得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第二，有些中国民族工业有时被帝国主义倾轧，呑并，但还可更迭交替的发生。这种现象便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挣扎。
　　最主要的上表中表现了日本和中国的纺绩业是平行并进的状况，这个给与机械论者以欧战和排货作基本的原因来解释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发展以迎头痛击！他们不了解战争和排货固然可以影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专以战争和排货来说明！不然，必定会结论说，帝国主义不战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便不能发展；或中国不排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便不能发展。不肖门徒必然会得到这样谎诞的结论。因为，他们具体的意见就是帝国主义不发展时，中国就发展，帝国主义发展时中国便不发展。所以，遇到上表的事实时他们便无法解释。他们根本不了解战争，排货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发生的现象，反而把这些现象来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命！我们再举一个今年在申报上六月十日所发表的一个统计来说一说罢。这个统计由资产阶级报纸的说明也是说由于济案发生抵制日货，全国统一而起，实际济案发生后，各地排日运动多受政府干涉，并且所谓统一的去年，同时也是到处混战的一年。自然，资产阶级只有这样说明才能引起人家去排货，去帮助他们统一。


　　由上表看，中国纺绩工厂和去年一年中增加了五个，纱绽和线锭都是增加的，日本纺绩工厂虽减少一个，但纱绽和线绽仍然还是有增加。可见在去年那种可怜的状况之下，纺绩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发展的趋势。抵制日货的结果，日本的纱锭和线锭都也增加起来。排英运动在去年是没有的，并且去年李济琛还把沙基惨案的纪念碑拆毁以保证中英的“友谊（？）关系”，但英国的纺绩业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多大起色。排货运动的解释可说是最皮毛的解释了。我们以为假使申报大主笔先生也曾看到李先生等的大著之后，定会拍案自喜说：“吾道不孤了”！．
　　申报内按着一个统计，谓本年内还可以开工的纺绩厂如下：

厂名地点纱绽 布机
申新八厂上海40,000 ——
济生上海未详 　
益丰太仓未详 　
华昌绍兴10,000 ——
宜昌宜昌20,000 ——
普益山西10,000 150
雍裕山西10,000 　
辽营营口10,000 96
沙市沙市20,000 　

　　上面属于华商的。

厂名地点纱绽 布机
上海第五上海30,000 1,000
大康上海30,000 ——
公大第三上海30,000 1,000
丰田第二上海40,000 1,000
裕丰第二上海30,000 ——

　　上面属于日本的。
　　由我们看来轻工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努力发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这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扩充，家内纺绩业的破产，货银劳动者的增加，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等等事实。但是，若由李立三看来，这不过是轻工业，算不得什么资本主义，因为这是供给帝国主义的“原料”！？
　　其实在今日世界经济密切联系中，帝国主义固然要到处夺取原料和商品市场，但并不是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专为供给原料和消纳帝国主义的商品。所谓殖民地化的意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而是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虽然发展，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统治。更不能说没有重工业的发展便算不得资本主义发展。到底要多少重工业和多少轻工业的配合发展才算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呢？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喜欢讲数量的不肖门徒们也是不能答复这个数量的！殊不知正因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经济有有机的组成，于是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发展重工业，能够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这也是由于帝国主义输入商品——特殊的商品，即重工业所生产凭进步之资本主义技术——的结果。
　　实际上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但殖民地和半殖地要供给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原料；并且帝国主义也有供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
　　帝国主义输入中国的原料：

原料种类　年代
　1913年1921年 1922年
燐寸材料496,0002,281,000 2,857,000两
棉花3,017,00035,967,000 41,956,000两
合计3,513,00038,248,000 44,813,000两

　　这表证明所谓只要中国原料的帝国主义在九年中也不断地增加输入原料到中国来，并且所增加的价目在九年中竟达到十五倍。
　　现在再就去年七月至十二月各国对华输入的棉纱看着：

　1928年
（7月至12月）		1927年
（同时期）		增或减
日本10,154,517疋 11,838,132疋减15%
英国2,452,455 　增75%
美国33,093 　增39%
徳国93,119　 增48%

　　帝国主义这样地供给原料来帮助中国轻工业发展，这又使机械论者摸不着头脑！然而，他们唯一的回答便是：这无非是帝国主义输入的商品！
　　于是不肖门徒恍然大悟说：原来原料就是商品，商品中也有原料！
　　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掠过程中，只有向两方面——即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大交换的领域，扩大商品的生产，扩大剩余价值的剥削范围。也就是说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趋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与否，是不能破坏和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法则的！所以，不管中国成为帝国主义怎样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会可因帝国主义的统治而逃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律！或如经济学家的王学文先生所新发明的：“中国经济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新思潮No5.P.23）我们只懂得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影响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之发达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发展。所以，资本输出的国家的发展虽被阻于某种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扩大与尖锐化”。
　　我们只懂中国是输入过资本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有时虽被阻于某种限度，但中国毕竟还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之扩大与尖锐化”的一部分！
　　潘东周说：“所以，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的障碍，这并不矛盾，这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P.288）这正像李立三先生所解释：“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一语乃是辩证法的观点一样有趣的无耻！
　　“辩证法”是个矛盾逻辑，“错误”是最矛盾的事，因此，在形式主义者的思考领域内一切“错误”都可成为“辩证法”；于是他们把一切“错误”的思想都要找“辩证法”做护符！所以，市侩，文氓，不肖门徒，机械论者，都可以在“不矛盾”掩蔽之下，站在一边贴着“辩证法”的商标到处招摇撞骗；世界上之侮辱马克思主义还有比此更甚的吗！？

四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通常先在城市中发展，首先在工业领域内发展。而农业经济大部分长留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上，至于已经受着工业影响之下的农业经济的生产便会带着另一性质。
　　中世纪的农民家庭几乎完全就是自给经济的公社，他们不仅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产手段，并且自己建筑住宅，家具，织布，缝衣等等。他们固然也到市场上去，但所出卖的只是他所生产多余的东西，所购买的除生铁以外大都是奢侈品，并不是他们生存主要的对象。
　　城市工业和商变的发展，便把农民的手工艺排挤了。因为城市工业发达，便采用了进步的技术制造许多农民所需要的生存对象。于是农民渐渐把自己许多生存手段依赖于市场的供给，便渐渐失去了过去一切手工艺的技能，自是农民家庭也失了独立的可能性，就是说，若不和市场上发生交换便不能生存。更确切些说：“不出卖不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愈发展，则农民的原始家内产业便愈崩溃，愈使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他们现在对于货币的需要不仅为购买次要的对象或奢侈品，并且为着购买最必要的东西。没有货币他不能从事经营自己的经济，再也不能生存。农民取得货币唯一的方法，便是把自己的生产物变成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凶年饥馑的结果，他们得不到货币时便出于借贷，于是便把自己的土地抵押于高利盘剥者；渐濒于破逢，结果使他们转变为无产者而与土地分离。
　　中国农村也和一切社会一样，也要学着历史发展一般公律所支配的；不过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其促成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本国城市工业，而在于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长期侵蚀与夫价廉物美而有射击力的帝国主义商品。然而，在闭关时代以前商业和高利贷就已蚕食自给经济的基础，在中外通商开始之后，帝国主义商品之侵入农村正是蒸蒸日上无可遏止；这样便不断地引起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之增加；同时发展了农村的交换关系；农民家庭手工艺技能渐渐因一切必要日常用品靠市场的供给日渐消失，这样生活之依赖于市场不得不将自己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向市场出卖取得货币，购买日常所必的东西。从前自给经济时代，他们一切生产为满足自己家族的需要，现在他们要满足自己必须先去满足别人，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把自己所创造的生产物出卖之后，得到货币再向市场交换日常所必需的用品；这样，农业经济再生产的行程必须依赖于城市的交换。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货币的需要亦不断地增加，于是农民没有货币便不能够生存。天灾，水旱，赋税，遗产分割，等等都是使农民逐渐依赖于高利贷者。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者则多半系帝国主义的经纪人，商业家，一部分乡村富农。农民迫于穷困而借债，结果不得不把家财和土地抵押，而这些经纪人，商业家，等等更因自己资本蓄积的微弱，城市中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浩大，只得逃到农村中用少量的资本投到土地上或借债以剥夺农民。农民即在高利贷资本宰制之下，要挽救自己的最后危亡的运命，只有用尽自己一切的劳动；然而，终竟得不偿失，流于破产，土地渐为债主所有，而自己便投入乡村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或作雇农，或向地主佃地耕种，或流为兵匪。于是农村中阶级分化和对立的过程便渐趋显着。一方面便是农村中的新式地主，高利贷者，富农，另一方面，便是佃农，半佃农，雇工等等。我们现在试举一个统计来证明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事实：
　　中国农民分量表：

有土地的农民（地主亦在内）150,000,000人
无地的雇农30,000,000人
佃农136,000,000人
游民兵匪等20,000,000人
总计336,000,000人

　　上表有土地的农民150,000,000人中便包含了所有的地主，富农，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那末，我们从这里约略可看出，在地主和富农剥夺之下的佃农和雇农有166,000,000人了。再加上20,000,000人的兵匪游民，失去土地的人口计有186,000,000。就是证明在中国农民中有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然而，在有土地的农民中（当然照上表包括一切地主计算）的土地又怎样分配呢。

　户口数的百分比占有土地面积百分比
贫农（1-10亩）44%6%
中农（10-30亩）24%13%
富农（30-50亩）16%17%
中,小地主（50-100亩）9%19%
大地主（100亩以上）5%43%

　　这样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全农业人口中有土地的占45%，无土地的占55%，只有五千万的地主和富农，便占有81%的土地，这里无论如何都要证明两个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之下的事实：
　　1．土地的集中；
　　2．农民向两极分化。
　　任他李立三和新思潮先生们怎样的争辩说，这样结果系帝国主义侵略所致，而不是中国本身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那最少限度也不能说，这是封建关系统治的结果使然罢！恰恰相反，农民的破产堕落，与土地集中到执有货币的地主手里去，更是表现封建领主经济基础的崩溃与向着新兴的地主让位的。我们固然可以在一般的言语上可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我们不能在经济学的研究上随便的说有“地主皆封建”！因为地主不但在封建社会内部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也有的。可是这两种地主在本质上业已不同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在封建时代地主怎样地占有土地；今日中国农村中的地主怎样的占有土地。其所处的条件与中世纪时代有什么不同。

五


　　在封建时代，人民对于领主的经济从属之最普遍状态，便是把封建领主看做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全体土地的所有者，如孟子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形一样。因为当时农业在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演了最重要的作用，封建领主当然也要完全支配土地，同时亦就支配人民。所以，封建领主占有土地的形式完全靠政治上的特权，并非由什么自由买卖的方式购买来。领主的土地即直接由权力占有而来，于是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便也取着公开露骨的形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并不是隐存在交换和欺骗掩庇之下的。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而要拘束在土地上面以供领主的榨取，这种榨取的主要的形式：第一是强制劳动；第二是付纳租税；这些剥削完全是对领主统治下的“义务”性质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农民乃是租借地主土地而支付地租。这时代的特征还是封建主常保持有“超经济的强制力”
　　在中国土地关系上虽然还存留着许多封建制度的残迹；但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是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越的地位。可是这种地主绝不同于封建时代的领主。他们占有上地并非从自己政治上的特权霸占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条件之下，他们用货币购来的。我们不管这些地主货币的来源如何，（或由商业中积蓄的利润，或因重利盘剥的结果，或从作了贪官污吏军阀等搜括来的，或从帝国主义供给的等等）但他们要取得土地必须向农民购买的。而农民向这种地主出卖和租佃土地多半带“自愿”的性质。地主也不能强制农民去租佃他们的出地。建立在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上的土地占有形式；地主自身不是把自己当做政治上特权者来剥削农民，而最藉其在经济上握有万能的货币向农民进行榨取的。这一类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单纯的地主或兼工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富农等等。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不外把地租当作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来看待的。所以，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货币）剥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若在富农直接雇用之下的雇工其受资本主义方法的剥削更无疑议的了。
　　至于中国土地上剥削形式的复杂和剥削程度的利害则完全受旧时代的历史和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残迹所影响，但也仅是表现形式上的特异，而不能表现中国地主对于农民剥削之经济上的实质与内容。
　　中国农业经济中能够代表时代的特征的便是交换和地域分工的发展，这样就充分地表现了农业经济的生产很广泛地都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面的。这种商品生产决不同于商品发达初期的偶然交换，或把多余的生产品提到市场去交换，而是以交换为出发点的去进行生产以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要求。
　　当着封建时代领主固然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精练欲求，有时也会利用交换，但交换总是例外的事，他的大部分必需品还是从农民身上取得来的，自然品贡税本来就是表示这时代的特征，因为领主的必需的消费品系直接由农民供给的。所以，这时领主对农民剥削的主要目的是在“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中国今日的地主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于农民直接供给他们一切必需的消费品，——实际上农民已经没有可能直接制造近代地主所消费的一切必需品了——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纳给地主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而时髦的商品——生产物或货币——至于这种地租由地主看来，是他的耗费购买土地的资本上应有的利息；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
　　中国农村中阶级分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商业地主，佃农和流民无产阶级之平行的增加；这些现象最主要的原因系中国海禁未开以前独立发达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已有长期的在农村中破坏封建经济的基础，造成农村中农民破产的普遍现象。于是乡村人口过剩，农业危机，战争骚动等等在一方延续农业经济的衰落和停滞状况，另一方面又不能使生产方法自身很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方面去，使无处容纳这广大的破产农民。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农民破产的结果脱离土地，农村生产更趋衰落，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剥削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经济侵掠的结果之贫困的农民要出卖自己的田地，即旧式的望族，宗室也要将自己的土地整批出卖的。其次，城市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己开始发展，但大部分还是操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工业以资本积累的薄弱，不能与帝国主义工业对抗，于是拥有小数货币的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便趁土地上投资轻本厚利的机会出买其土地来了。这是新式地主发生的重要原因；农民破产的急速，使城市新式资本主义工厂无法尽数容纳，于是一部分流为农业经济中的雇用工人之外，另外的破产农民则移于海外，如到南洋星加坡，菲律滨等处，最后则流为兵匪，造成了军阀制度强固的基本部队。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本主义之工业发达还不能适应封建势力急剧崩溃的需要。最后大多数的就出租地耕种以维持自己垂亡的运命。于是佃租制度便成为中国农业经济中最广布的现象。这种佃租制度完全建立在新式的——即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的基础上面，与封建领主的“赐地”是截然不同的。中世纪领主对于农奴的关系，主要的乃政治上特权者对于奴属的关系，而土地的占有形式主要的还是靠政治权势来维持（固然有时农民因借债而成为农奴）；因此，领主对农奴的剥削是取公开的形式，农奴不能自由离开土地而中国佃农对于新式地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货币的关系，佃农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则任何地主绝没有强迫农民佃地的可能，这种佃农与新式地主之间无论如何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双方同意为前提，这种佃地关系亦如城市工人把自己的劳力出卖给资本家一样，不管资本家把工人的工作延长二十小时也好，极端进步的合理化也好，支付极低微的工资也好，在工厂内随便打骂工人也好；但在法律上双方部应有名义上的平等，是以交换为原则的。所以，新式地主对于佃农也是在地租的形式掩蔽之下掠夺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所以，在中世纪的农民解放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在废除封建领主的特权，使自己排除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如一切“超经济的强制力”等等）变成为自由生产者，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使自己变为资产阶级；中国农民最主要的并非土地私有制不自由而是大多数缺乏土地，也就是农业经济中的生产者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工具——土地——的缺乏。因此，要解决中国农业上的根本问题，就要铲除现存的占有制度，而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又不是维持旧时代残存下来的贵族，宗室，而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总之，占有大部分土地只是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工业家，买办，商业家，高利贷者，富农。中国不但没有与城市工业资产阶级绝对对立的地主，而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又是直接间接作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农村的忠实经纪人。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并且也要推翻帝国主义之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切特权！

六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不但推进了中国国民经济中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的发展，并且也推动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我们从上面农业经济生产技术进口之不断的增加，和占有农业全人口十分之一的三千万雇农，和占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一万三千万的佃农；便证明农业经济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以及农村资产阶级势力与数量的增力；换言之，即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之不断的扩大。
　　我们上面业已说过，帝国时代的基本特征便向外投资造成垄断。所以各帝国主义输入中国的资本对于中国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化都具一样重大的意义。国际帝国主义直接的投资如建筑铁路，海关政策，外国银行的兑换等等；间接借款，就是战争的赔款等等加重了中国国债的担负与一般经济的和政治的不独立。几乎全部的重心都架到农民身上。强迫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为帝国主义剥夺的对象。农民家庭工业的破产，使农业经济的结构根本起了变更；就是长久的发展以交换为目的农业生产。
　　在交换经济统治中国农村的条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大别可分如下数种：
　　1．手工业式的农业生产；
　　2．为贩卖商人而经营的农业生产；
　　3．纯粹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
　　第一种经济的特点，就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直接有交换的关系，此种经济多为近于城市之小农经济，这些小农经济把自己的生产品如豆类，蔬菜等等供给城市。这种经济普通不用雇佣劳动，以自己家庭劳动为主体而工作。城市愈发达，城市居民增加愈快，此种手工业式的农业经济亦发展得愈快；这种农业经济在中国农村中最普遍的现象。
　　第二，为贩卖商人经营的农业生产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经济也和手工业式的农业一样，包含大批小农，他们生产表面上似乎是完全独立的，而实际上却完全依赖于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家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间接的买办或经纪人向这类农民收集大批的原料；所以他们的生产主要的为供给外部市场，经过贩卖商人的仲介把生产品传达给各地消费者或出口，在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自己家内为商业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家庭工人。这种经济好像城市中家庭手工业者在家内为大工厂部门制造某部分半制品，或如装订图书，粘贴商标，制造匣子等等，由工厂主或经纪人供给原料；在形式上好像还是独立，而实际就是坐在家里为资本家做工。这种经济得以普遍，其基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了内外市场，又使小生产者没有与市场直接发生关系；另外，农村生产者的数目较城市工业生产者为多，生产品超过于内部市场实际上的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加以生产品大批出口，于是便造成了贩卖商人的垄断。这种农业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与其说是生产品超过市场的需要，无宁说是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农民的破产，致不得不将生产品出卖的。
　　第三，就是纯粹资本主义性的农业生产；他是以资本主义形式生产和以资本主义形式出卖的。这种经济是依照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则组织的，它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各个根本的现象，如雇佣劳动，投资，为利润而生产等等。关于这种农业经济的例证泰罗尔曾给我们许多的材料，他明白地说，农民是在起分化，一方面形成富农；另一方面形成破产的农民，脱离自己的经济，出卖自己的劳力以维持生活。于是一方面发生无地或极少土地的佃农，另一面发生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泰氏说到中国农村中资产阶级的形成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一部分农民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渐渐变成乡村的小资本家，这种小资本家一方面租种土地，剥削雇佣劳动，另一方面经营商业，取得额外利润。佃农本来是农民中最痛苦最受剥削的份子，因为他们是藉纳租而生活的劳动者，但芜湖佃农却与此相反。那里的佃农，一方面是租地生产的农民！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而在剥削劳动以取得过度的利润，中国农村资产阶级一部分就是这样形成。
　　这些事实不但证明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在农村中长足的发展，并且关于芜湖的佃农更足证明他们与地主的关系绝不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了。假使这种事不限于芜湖一处，那么中国土地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就敢断定已是十分正确的了。
　　至于中国农业经济中很多地方都采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已实用蒸汽甚至电气摩托与电抽水机来灌溉了。在常州一带，用电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约有稻田四万余亩。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机，即以煤油和石油为发动力的抽水机。此种抽水机在五年前已开始试用，一九二六年仅在沪宁路一带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几个工厂差不多完全为此种抽水机而生产的。
　　此外农业企业亦日渐发展，舂米机器多系英国产的，在扬子江一带尤为推行。产棉区的榨油厂日益发展，产茶区制茶企业之普遍。沿海一带罐头和烟草企业之日渐发达，都是不可置辩的事实。
　　如贩卖商人经营农业的经济，在产米区最为发达；芜湖一县为中国米粮出入最丰富的区域，那里有几十个代办的商号，在任何乡村内都有贩米商人的足迹。在芜湖城内的谷物交易所内，有米多种，又有一定的价格，与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声气。秋收时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机器舂米，运往上海，芝罘，宁波，广州各地转为销售。
　　最后，豆，棉花，丝，茶，桐油等等销售尤广，大部都供应国际市场。
　　中国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国资本参加中国农产品的制造。如山东英美烟公司的经营，便是用这种形式投资于农业经济，此外中国资本　接投于农业生产的事情我们也常可看见。广东的米厂和糖厂，中国中部等处的棉田，都是例证。虽然年来政局不靖（如内战，土匪等等）这些企业还是发展的。农业中的大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他地方，如察哈尔也有。固然山西北部每年有大批农民来到这里开荒，但此地没有开辟出来的土地还很多。农民春季来到这里工作，秋收后便回去。农具耕牛，种子，居屋等等都是地主供给，甚至一部分食粮也是向地主借来的。在其他省内，我们也可找出大的农业企业。特别是满州里地方纯粹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最为普遍。
　　总之，不管中国农业经济中土地虽然多集中于小地主手里，但资本主义式的大地主也必然会随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发生和增加的。但不管怎样，目前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统治者无疑的是，乡村的资产阶级；即列宁所谓“农业经济中三位一体”兼作地主的高利贷者，商人与富农。

七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并非现存社会中唯一的生产形式。与这种生产方法同时并存的还可以遇见（保持到现在）资本主义前期生产方法的残迹；从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或公社经济与协作团体的某些形式中业已可能发现新的，更高的生产方法。所以，资本家阶级与雇佣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矛盾；与这两个阶级同时并存在于两者之间还有许多社会的中间，上层和渣滓的其他阶级；一方面就是贵族与宗室，另方面便是各种的浪人；他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前期社会形式的产物，一部分也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需要而发生，或最低限度说，由于他们维持自己的发长的形态。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利益和运命始终是在现社会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斗来决定；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旧时代的遗物在政治和经济的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我们不允许人们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同样也不允许人们否认中国还存留有资本主义前期一切的残余。不过我们要确定那一种经济势力是居于支配的地位罢了。
　　 我们假使深入中国农村中看一看，我们必定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们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的族长社会，纯封建式的地主，并且还可以遇见中世纪的人口买卖，大家族之蓄婢养奴；此种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并且有由于商业和髙利货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商品扫荡了农村之后，使农民趋于极端贫困，不但要出卖自己的田宅，家具财产，最后为偿完债务或履行宗族祭祀还要出卖子女妻儿。许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权惯例，而今日军阀制度的存在，苛捐杂税，拉夫，勒饷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遗孽。乡村中之一切风俗习惯，赛会迎神，械斗，私刑，以至于鸡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无疑地都是封建时代的残余。僧，尼，道士，巫，觋，神君，地保，乡长，祭司，庙祝，举，贡，生员，翰林，进士，随处可以找到。然而，这些都不过证实历史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残余，而不能在现实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固然，这些复杂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渣滓足以阻碍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也不过障碍罢了。这种障碍的作用并非积极地征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而是日暮途穷向不可克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作最后顽强的抗争。总而言之，起消极的反抗作用罢了。这种反抗正如城市手工业行会制度之抵制资本主义产业一样，结果一败涂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发生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不怕承认中国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存在；但我们承认旧制度的残余，并不否认新制度已经发展而且发展到了有支配旧制度所残余的一切势力的程度了。
　　在历史上具体的事件中，过去的成份（如专制，农奴制度，君主，特权等等）与现在的成份（如，私有财产制，雇佣劳动等等）以及将来的成份（社会主义，财产共有等等）自然不会有怎样绝对的分明；都是前前，后后，交互错综的。我们要理论切合于实际，便不得不顾虑到历史的具体事实，并且不得不根据这些事实来证明我们的理论。同时，我们要真正确切地了解历史的具体事实，便不得不以这些事实作为研究的资料而从事于抽象的理论之研究。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得不最后进而讨论一些关于不肖门徒们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之方法问题；我们就在下面开始罢。

八


　　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一步的变节企图便是抛弃辩证法；因此，他们一开始便向机械论和形式主义投降！因此他们第一步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便是以数学运动的说明来代了替物理运动的说明。
　　1．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经济和民族工业。
　　不肖门徒们根本不了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于是便发展了机械与孤立的结论。如潘东周则以为：“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成为中国资本主关系发展的障碍”。王学文则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状态压迫之下，无论如得不到发展的条件”。如李立三则以为：“帝国主义要维持中国做他的纯粹的商品市场，极力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我们上面已曾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势力的发展是毫不置疑的了。现在只是指出他们方法的错误罢了。
　　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的一阶段，也可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达展到最完备的系统。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便是国际的性质，帝国主义不过把这种生产之最后的扩大范围罢了。因此，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在逻辑上各个国民经济只是世界经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这好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各单个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单位，而企业内部的各部门又是该企业的一个单位。但无论如何是有机的构成和存在自然和社会的分工。若把各国民经济，各企业，各部门隔绝起来不生关系，那末，整个世界经济再生产便无法进行；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生产便无法进行。所以，资本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如各企业，各部门营业的先后隆替一样。但无论如何都是要扩大商品的生产。在先进国的境内每多是发展重工业，在后进国发展轻工业，这种现象很类似各个国民经济中某一企业生产生产工具，另一企业生产生存方法的现象一样。我们不能说，生产机器的部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和要素；生产日常生活品的部门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他一样要扩大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的行程。所以，殖民地虽然偏重于轻工业方面的发展，但仍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向前发展。
　　不成器的马克思主义门徒李立三们，最可笑便是不懂国民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他们以为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一切工厂，矿山，银行，铁道等等都不是属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以内，所以不得不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一概念含混起来。因此，一见某部分民族工业受打击或发展缓慢，于是便结论说：中国国民经济不能够发展，甚至说受帝国主义的束缚不能发展？！他们不了解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帝国主义企业和民族企业就像各分立企业的相互关系，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排挤民族企业，正如他自己国内各企业间之互相排挤一样。某些企业有时因资本力量的薄弱被大企业排挤而倒闭，但占优势的企业还是发达的，这样排挤作用并不是证明国民经济不能发展，反而更趋发展，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排挤中国民族工业，一样不能证明帝国是完全破坏整个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要想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领域内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破坏别的企业。所以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好像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的合股经营；不过资本家内部不一致，大资本家想吞并整个企业倾轧小资本家一样，资本家的倾轧固然可以影响于营业方面，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这个部门营业可以发达，要使小股东受大股东支配罢了。实际上，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也没有自由意志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发展是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法则支配的。资本家时常要多取利润改良技术，结果技术提高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减少利润下降，最后违反他的目的。只有从机械唯物论转到唯心论的堕落的不肖门徒，才会结论说：帝国主义“只许”中国怎样，“不许”中国那样，等等鬼话；他们完全走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营垒中去了。
　　2．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
　　不肖门徒们最反动的理论便是武断地断定帝国主义在中国维持封建势力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甚至说最近整个封建势力完全复活起来。王学文很大胆地说：“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内的交互作用进行不已，遂使中国经济因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常处于二大压力之下，日益被其压迫与破坏”。这里不但说帝国主义维持封建势力，不但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发展，而且整个国民经济还要日趋于破坏！这样看来，好像帝国主义在中国完全代表封建社会的利益的！？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他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固然，在一个社会内部因经济层次的复杂，在整个资本主义展过程中一方面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重大发展，有力的破坏了封建制度；同时在某些落后区域还有新生的微弱封建势力。但是这里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封建势力只是起了消极的抵抗作用，而日趋于衰落，并不是取积极作用日渐扩大。比如说在中国农村中货币经济的急激发展，固然一方面也可以使乡村中继续发生人口买卖，奴婢童养媳，姬妾等等，甚至一般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因促农民加重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在整个方面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呢？还是维持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封建和半封建的势力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常常保持旧时代的一切残存制度来保持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但我们决不能说资本主义因此反要维持封建势力使自身不能发展。历史上的事实可以数见不鲜，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利用一切破产贵族来推翻旧制度，即在现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日本尚利用皇帝的统治形式来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我们固然要承认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时代的遗物，但我们不能说，英国，日本，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要维持封建势力，所以，英国，日本，意大利，受此资产阶级所维持的封建遗制的阻碍，资本主义便不能发展。最明显宗教制度是十足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当资产阶级向宗敎作激烈的斗争之后，便感觉到利用宗教对于他们是很有利的，于是便允许信教自由，扶植基督教势力的发展，我们能够说，资产阶级是保卫封建势力吗？主要的这时宗教的形式虽仍旧存在，而内容业已改变，它不是代表封建社会的利益而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
　　中国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阀剂度，不但帝国主义尽量想利用去统治中国扩充自己经济的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势力，而中国资产阶级不管是独立的，买办的，半买办的也都想利用军阀来扩张自己的经济列益，然而，结果，不管帝国主义占取全部统治也好，中国资产阶级在刻苦可怜的挣扎中侥幸发展也好，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础崩溃愈速，军阀愈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据而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充分的役使；实际上，中国今日军阀制度已经失去经济基础，所以，不依赖帝国主义，便依赖于买办工商业者和乡村的新式地主。机械论的观点，往往只是直觉的，他们看到了树木便不见森林，一见了森林，便头晕脑乱地把构成森林的树木忘记了。
　　事实上又怎样呢？中国自辛亥以来，没有一个军阀不勾结帝国主义，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不但帝国主义的工业发展，即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业也是发展。日本在东三省维持可说最得力，然而，东三省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更是击破了不肖门徒冥顽不灵的脑袋！但他们无言可说之后，又用他们机械论最重要的法宝——形式逻辑中的“例外”作救星，说“这是他的特殊原因”！（李立三）
　　所以，这种思想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浅簿而庸俗化的曲解，而且简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他们不但不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做中国目前主要的力最，并且根本否认了有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一切罪恶归到封建身上，替资产阶级掩饰回护。这正是近来陈公博谭平山邓演达一班人所努力的工作，然而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最得力的还是我们“理论中心”的李立三先生！他公开同中国工人阶级说：“总之无论是谁,除掉他是占领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局部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主要的基础放在封建剥削方式——封建生产方法上；因为在生产落后，农村经济占优势的地方，绝不能从海外找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天上掉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来的”。他在别处还举许多事实证明南京都要恢复到封建秩序去。这很显然地说，除江浙以外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并且资产阶级要去海外去找，他们现在没有政权，因为还要等着天上掉下来！这样将得出什么结论呢？中国广大的区域内不但资产阶级没有政权而且还没有资产阶级本身！？即使有了资产阶级的存在大概他概还要一度进行夺取封建政权的斗争！假使，这种斗争发生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位李先生站在那一边？！我们这里要再说一下，我们说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是说不要与封建和半封建的一切残余斗争！我们把李先生这段最标本的欺骗工人阶级的诳言介绍一下，想觉悟的读者一定会理解他的反动性到若何程度！
　　3．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
　　新思潮们把商业资本在封建经济中“独立”和“优势”的发展与商业资本不独立的在资本经济中的发展完全混乱起来；所以到处发生矛盾的论调。如潘东周一方面说：若有人以为长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便可以剥弱封建的关系，这便完全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说：“……商业资本主义，一方面固然破坏了粹纯的封建制度……”他们根本把破坏纯粹的封建制度的“破坏”还不算得“剥弱”是什么呢？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的商业资本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完全都是“独立”和“优势”发展时候的与生产分离的商业资本一样看待。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的性质，而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这种商业利润只是从工业部中分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即直接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买办或本国工业资本家代买由生产部门中抽取一部分资本向农村购买原料；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自身业己失去自身的“独立”和“优势”了。还有许多省份中有这样的商业资本，如各大商店的商业仲介人与经纪人等等，对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逐渐形成很大的作用，如供给家庭手工业者以原料，并为之销售整批的制造品。此外还有仲介人或经纪人先向家庭手工业者定货，然后再向他们领取制造品，而付以一定的包工工钱。这正如列宁所说：“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等于雇佣工人，在自己家里为资本家做工，这种仲介人的商业资本，已变成工业资本了”。（全集第三卷）另外，还有许多商业家把资本投资于土地生产上面去的。实际上现在中国还是上列这几种商业资本很普遍的发展。这些商业资本的作用完全与商业支配工业时代的商业资本的作用不同的。至于高利贷资本在中国农村的发达，并不是因为封建制度基础强固的结果，反而是因为农村中侵入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不断的发展使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增加，因此更加剧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然而无论如何独立和优势发展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封建经济发展的产物，终于破坏封建经济的基础，促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发点和必要的前提。所以，在中国今日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发达并不能机械的证明封建经济的强盛与发展。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一书内关于商业资本事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说道：
　　“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发展得愈有力，那末工业资本的发展便愈见其薄弱（此外所谓工业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反之，前者愈薄弱，则后者愈见其强固。”
　　“因此我们俄国情形就得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俄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同工业资本之间是否相联系？在打破了旧生产方法之后，我们的商业和高利贷者是否能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来代替那旧的，抑还是用别种生产方法来接替？”
　　“这些都是事实问题……照一般民粹派人们的见解，以为富农和小康农民所表现的并不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而是毫无相互关系且互相冲突的两种经济现象的形式。这种见解是毫无论根据的……事实的论据所说却是相反。农民是否为着扩大生产而佣雇工人，农民是否在那里买卖土地（按列宁的意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便是有真正的自由土地私有权：“这私有权乃自由投放资本于土地之障阻物”。如果保持这种土地私有权，“那么资本不得不用绕道的形式——如农民与地主的土地典押，高利贷之役使农民，出租土地给有资本的人去耕种等等形式——以侵入农村”。“因此，土地的典押与高利贷可以说都是免除土地私有对资本自由侵入农村所给与的各种障碍”。——作者）……或杂类商品，他们是否在那里用细麻，干草，家畜等等做买卖，或是用货币来使交易（高利贷者就属此例）。再则，在俄国一般的乡村资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在奴役和高利贷上表现完尽了的；这种资本同时也是为生产而流转，我们看见富有的农民他们不仅是投到商业上的建设和企业上去……而且还把它投入改良经济，购买及租借土地，整顿家财，以及雇佣劳动等等的途上去。假使我们农村中的资本，除造成奴役和高利贷之外，便创造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就关于现有生产条件而言，我们不能确切断定农民的分化，和农村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那末，全体农民就都只是代表被贫困所窘迫着的一种农户的形式，在这些农民中，只分出一部分高利贷者，而他们之所以特出，只是由于他们货币财产之多，而不是由于农业生产范围和设备来的。总上所述，就发见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之独立的发展，是“阻碍”农民的分化的，商业资本的发达就是使乡村与城市接近，排除了原始的市场，破坏了乡村店主的垄断局面愈是向前进行；而欧洲式的正确信耗制度若愈发达，挤倒了乡村的高利贷者，则农民的分化将愈迅速而深刻的发展。从小商业和高利贷所括剥来的那些富农的资本，就转向到范围更扩大的生产事业上去，这种过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二章第八节）
　　很显然地中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富农和城市工业家都是处于交相错综的关系，也就是或多或少的与生产事业有密切的关系，其“独立”发展的成分比较薄弱。所以，在中国农村中不但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没有阻碍中国农民的分化，而且因为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农民的分化非常剧烈。农民中不但有雇佣工人，自由买卖由地，杂类商品，细麻，干草，家蓄，等等，并且还买卖到必要的粮食如米，麦，谷物等等。农民之普遍的用货币做交易那更不必说了。
　　机械论者只知道商业和高利贷的发达，马上便得到结论以为封建经济占优势，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独立”发展。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之下比封建时代还要利害的。他们不懂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过渡性。以为不是资本主义便是封建！
　　4．生产关系，剥削关系，技术。
　　机械论者更没有深切了解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把技术的作用一概用机械的观点来了解。他们不了解中国农村中土地所有权本身就是生产关系之一种（马克思说，生产关系用法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财产关系。），它是决定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剥削关系本身也就是分配关系之一种，它自不得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关系所决定。没有资本家占有生产机关，没有空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自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雇佣劳动，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的交换关系。不肖门徒在承认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占有，同时又用技术来解释不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村生产关系可以受城市生产关系发展的影响而有所变动，后进国的生产关系可以受先进国生产关系的影响而有变动，这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今日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最高度——彼此经济生活都缔结了有机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固然，在整个世界直到现在假使都还没有进步的技术，那便表现现社会物质生产力所发展的阶段还是处于很低级，自然不会发生更高的新的生产关系，或且现在中国的农村与城市还是在互相隔绝的时代，乡村中没有更高的技术，自然也表示着生产力的衰弱没有更高的生产关系。然而，已经密切联系了，那末，农村的生产关系不会受城市即影响吗？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没有新式技术就不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怎样的判别经济的各时代的社会关系和剥削关系和技术的作用呢？他说：
　　“区别经济的各时代不在于生产，而在于由什么劳动的工具，怎样去生产。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并且也是在那社会关系中间完成劳动的指示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
　　他在别处又说：
　　“骨骼构造的遗骸，对于研究灭迹的动物的组织有重大的意义；劳动工具的遗型，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的组织，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只有一种新的技术，便可发生新的生产关系。而是说，有新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才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自然，物质生产力不像新思潮派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似乎只等于技术一样，实际上，它包括技术和人类劳动自身。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技术是测量社会经济制度最好的标志，并不是说只靠一种技术才发展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还说：“机器若不供诸劳动行程，那便是无用的”。（同上）
　　当然，进步的技术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经济的各时代的区别到怎样去生产。并且还要注意到外来的关系对于这个经济领域的影响。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不像新思潮派的眼睛那样直，头脑那样简单。
　　中国土地占有关系完全受城市和帝国主义商品冲入的影响。这种土地之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上面，自然，更易容促使在土地上的剥削关系渐次发生变化。列宁说：“农民愈是脱离土地的狭小状况，愈是扫清地主压迫，愈是脱去中世纪社会关系和土地关系，愈是脱去奴役的淫威，那末，农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愈利害（圈点是我加的——作者）”（全集第三卷）我们自然不能也和机械论者一样，以为土地占有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就信在这土地上的剥削关系也马上就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我们总可相信，土地占有关系应是决定在土地剥削关系之一个重要的因素。
　　最可笑的就是他们抱定以中国农村的剥削形式来作说明农村经济封建本质之唯一论据。特别是以数量来决定一切问题。他们认为封建剥削关系主要的论据：“地主向农民征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权来剥削农民”，‘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自然品地租’等等。”其实这都不是主要的方法。我们以为地主自然要“依靠着土地所有权来剥削农民”的，这正如资本家要依靠资本权来剥削工人一样。因为土地是农业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同时在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上又是他用一副货币购买来的商品，他不靠这个剥削农民还靠着什么！至于“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这更不足奇怪，资本家向来是不参加生产的，地主假使要参加生产，他便失去其纯粹剥削者的资格！至于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这并不证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要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重。资本家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通常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如说，工人每天六小时的工作便可维持他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但资本家常是要工人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在现社会技术进步，生产合理化的结果，恐怕工人被资本家所剥削的还不只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罢！他们根本不了解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上根本的不同不在于剥削数量之多少，而在于公开的强制性之如何。封建领主虽然公开地强迫农奴的贡税，但当天灾水旱还帮助农民。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在形式上平等和名义上自由之下悲惨的剥削工人。列宁不但说过自然品地租是封建制度剥削的形式，并且还说，有时货币地租不过是自然品地租的变相。但这是就形式上说明地租的本质，并不是“教条”式的教导我们自然品地租一定是封建剥削的实质。正如他所说，货币地租不一定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一样，我们知道，社会下有许多东西还是保留着旧的形式而带着新内容，有的蒙着新形式而具着旧的内容的假面，货币地租只是代替贡税以义务式的去交纳地主，这仍然大失其封建性质。假使自然品地租代替了剩余价值或资本利息的形式去交纳地主，这已经具着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农村这种关系是非常错综的，形式主义只是把农村中的剥削关系都归纳到封建上而去。此外，在西欧也有不少的事实，如当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威尼斯和法罗斯商人也有利用奴隶劳动的（从近东运来的奴隶），但这种剥削的实质，无论如何不是封建式的而是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常因技术提高造成大批失业之后，这些被摈斥的失业者往往为自己生活所迫，反跑到落后家内工作为最后逃逋薮，然而，在这种落后技术的家内工作上，完全带着另一性质。过去妇女和姑娘的家内工作，纯为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此地是为着资本而逐日工作的；因为在家里很惨酷的受着资本家剥削的。难道这里也可说没有新的技术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吗？形式主义者只看到形式，因此，他们只懂得工人儿子要做工，雇农的儿子要做雇农；却不懂得，他们之所以做工人做雇农，被人剥削，乃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关系存在着。因为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生产手段，他们除出卖劳动力以外便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可以维持自己生存；也就是说，不受这种剥削便不能生存。
　　由于他们专以剥削形式来做基本的说明中国经济制度，于是他们便不得不专去剥削关系上去革命。所以，反映到他们一切的策略都是为减轻剥削程度而斗争。简单的例子就是：不没收富农土地，不没有资本家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认的封建剥削太利害了，资产阶级只要他们实现八小时的工作制便够了，因为八小时制的剥削没有地租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那样利害，所以是允许的！他们不懂得地租本身就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的基础之上发生的！
　　5．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不肖门徒们之错误蝉联不绝的发生就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之故。他们不但不了解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把“领导”作用与“支配”作用分开。世上那里有“领导”不“支配”，或“支配”不“领导”的事实吗？我们可否说苏联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而受其它阶级“支配”；能否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权力是受资产阶级“支配”而为别阶级所“领导”的吗？新思潮派一贯的认定封建经济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生活“支配”的地位，他们同时又承认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于是不得不乞援于诡辩术以图自圆其说，于是潘东周便藉这个法术大出风头说：“什么叫城市经济领导着农村经济呢？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将要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前进。城市既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农村经济一定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但这是就他发展的方向说，绝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质说”。（圈子是我加的——作者）这种解释自然有潘君自己的苦衷，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欲盖弥彰，丑态终是百出的！我们这里先发一个问题：在原始纯粹封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城市的时候的社会经济受着什么经济“领导”呢？这种经济是否也是走向资本主义发展，或走向其它经济制度发展呢？最初的资本主义城市受什么经济“领导”来的呢？请“方向”的先生们！请指示，指示我们了解这段大著意义的“方向”罢！
　　最大胆不过的便是否认“领导”和“支配”之“质量”的作用，而代以“数量”多寡来说明！
　　这样毫无经济内容的见解，我们最好请马克思自己来答复好了，马氏说：
　　“每个社会形态，都有优越于其它生产部门之一定的生产部门；因此，那种部门的条件便决定其它部门的地位和作用。”
　　“一切其它颜色都沈溺在这普遍的光芒里，并依那普遍的光芒而改变它的特殊性。这是特种的以太（eth-er），它决定表现于以太中的一切存在之特别比重。”
　　“我们且举游牧的民族为例，（特别从事于渔猎的民族，处于实际发展起点的境界）。在他们这里可遇见着一定形态的农业，土地所有权零散地就由这些农业形态所决定的。这土地所有权就是集体的，并且这种形态保持到多少程度，要看这些民族所固守的自己传说到多少程度为断，例如斯拉夫人的土地所有权，在有定居的农业之民族——这种定居已是个大进步——那里农业是优势的产业，如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产业自身，它的组织，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所有权的形态，多少都带有现行土地所有权的特性；社会或可说完全　赖于农业的社会，如在古罗马或如中世纪城市的组　中都是模仿树立于农业中的关系。资本，它还算不上纯粹货币的，即在中世纪，处于手工艺（？）等等传统工　的形式中，这都具有土地所有权的特性。”
　　“反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内，农业仅渐次成为　业的一部门，并且完全为资本所支配。地租也是这样　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凡土地所有权处优越作用的地方　自然关系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资本处确越地位的社　形态中，支配的作用便转于社会的和历史上所创造　要素。没有资本不能够了解地租，但是，没有地租却　全能够了解资本。资本便是统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　切经济势力。它应当造成起点与终点，并且它的概念　比在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之先发展的”。……（马克思　济学批评导言）
　　马克思怎样注意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性质，而我们　先生偏说“绝不是就它本身的性质说”。马克思怎样地指　封建时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领导）经济性质之　同，在从前城市跟着乡村后面模仿乡村农业关系，在近代　地生产成为城市工业生产一个部门。我无须此地广事发　了，最好要大家自己去吟味马克思的整个意见好了。不过　们一定要说一句话为马克思辩寃，就是向读者诸君公开宣布：“潘东周的意见不是马克思主义乃是潘东周主义”！
　　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很显然地一切经济生活都是为资本主义公律所支配，如在乡村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最重要而普遍的现象：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定期的农业危机，农业人口中的阶级分化，最基本的事实，农业经济中假使没有货币，严格的说假使没有与城市交换不能进行农业经济的再生产的，这难道不是城市“领导”乡村的“性质”的关系吗？难道今日中国农村可以一天不和城市发生关系而可以走到他所要发展的“方向”去吗？这样的发展决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发展了不肖门徒！
　　6．矛盾，发展，革命。
　　用孤立，不动，直觉的观点去考察事物就是机械论的特色，因此，他们看见到了矛盾便忘记了发展，看见了发展便忘记了苹命，看见了革命就忘记了矛盾。例子是很多，现在简单的举一些来说罢：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矛盾也，由李立三们看来，这矛盾没有解决之前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然而，资本主义永远是在与封建势力不断的矛盾之中发展出来矣；结果阿三忘记了发展！关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由史达林看来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和平发展不须世界革命很快到来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胜利的，技术书记先生忘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也，由布哈林看来“四个阶级联盟”可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携手并进合作到底完成民族莘命，最后矛盾爆发，统一战线分裂，革命失败，千百万工农牺牲，书呆子忘记了矛盾！
　　不肖门徒观点的“孤立”在那里表现出来？就是没有看到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或可说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也是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只看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中国比外国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抵不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于是便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他们根本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界说，只能缩短资本主义的局面，但不能跳过这个局面的真理！他们跑到俄国民粹派方面去了。他们只懂得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关系矛盾，又忘记了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权。不信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由于马克思所指出的一般社会发展的公律所支配，反而去拿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战和“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来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他们不知道没有大战以前中国工业也是开始发展的，他们不懂得抵制日货运动恰恰由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先抵制日货后才去发展工业。固然，世界大战和抵制日货对于民族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如果以这些事实，来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根本上之原则的说明，必然得到的结论就是：世界不大战，中国不抵制外货，资本主义便不能发展！？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简单，没有世界大战时和没有抵制日货的过去中国经济是否发展呢？进一步说，世界大战也许可以把中国拿去做战场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破坏，抵制外国也可使外国进步机器不能进口的。解释问题说明历史不求之马克思主义初步真理，而采取庸俗主义的皮毛论据，最后，发展了不肖门徒！
　　“不动”的观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不了解一切事物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一则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要根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上”；再则曰，“农村中没有一种新的生产技术，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之也就没有造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喂！中国农村轻济中没有新的生产技术——严格地应说只有少数新的生产技术——而堂乎皇哉而绝对真确的ＸＸ党六次大会的决议便大书特书：＂土地所有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苏联并没有比英美，德国更高明的技术，何以会有无产阶级专政，何以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何以有新的生产关系，而英，美，徳，还没有一个最主要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全社会去生产呢？
　　机械论者蒙着中国文化落后的恩赐，得施行其对广大多数革命青年脑髓中深注入“客观任务论”的毒剂。到处广事宣传“革命性质”由于“客观任务”来决定，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完成，那末，革命的性质就也不能改变，也就是革命性质“不动”！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完结”与“完成”，他们不了解革命的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因此，只相信不动的客观而不信任能动的主观，于是便从机械论的不肖门徒发展到宿命论的不肖门徒了。
　　他们忘记了土地革命（土地国有）乃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最基本的任务之一，然而资产阶级，有的因为害怕向私有土地进攻，恐会破坏一切私有财产权；有的因为自己已经领有土地，所以，永远不能履行这个历史的任务！列宁说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曾指示我们纯粹的土地国有”。我们难道可以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没有把土地国有的所谓“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那末，未来的革命还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吗？！当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写道：
　　“1．旧时的俄皇政权，只代表很少数的大地主，他那发号施令的整个儿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已经崩溃取消，但还没有打死。帝制制度在形式上还没有消灭……极大的农奴制度式的大地主制度还没有取消。”
　　“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落到了一个新的阶级手里，就是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已经终结”。
　　这里很明白地指出，革命性质的转变由于社会阶级相互关系的转变来决定，而不是由于“客观任务”完成来决定，因为此时“极大的农奴制度式的大地主还没有取消”。就是说，所谓客观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列宁特别以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为断定当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已吿“终结”。“终结”之后继之不断的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月革命。
　　列宁以后根据自己十月革命的经验在革命四周年纪念的讲演中还说；
　　“无论任何国家中当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已经终结之后，始终不能完成其任务，而我们于几星期之内，便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前一个革命可以转变到第二个革命，第二个革命附带解决第一个革命的诸问题。第二个革命以坚固第一个革命的事业”。
　　这里不仅指出任何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不能完成其任务，并指出只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这种任务“完成”！不动的“客观任务论”乃目前中国革命最有毒质的革命送命汤：不仅以农民的落后思想来欺骗工人阶级，实际上，就是预先替未来革命发展中的群众开了一条到坟墓去的死路！
　　现在再来说说他们直觉的观点罢，这也不过是机械论一个特质罢了。具着这种观点的不肖门徒观察事物，只是偏面的：看见了正面便忘记了反面；看见了反面便忘记了正面。只是直线的：看见了凸处便忘记凹处，看见了凹处便忘了凸处。所以，他们对于整个资本世界稳定的沽量。便只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在战后经济的发展，而不看到整个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当他们做出结论时便说：资本主义虽然是暂时——自然界和社会内部一切都是暂时的——稳定，但是资本世界整个的矛盾是不断的紧张，资本主义世界愈趋于崩溃！这里他们只见到“矛盾”不断的紧张，资本主义愈趋于崩溃的凸处，而恰恰忘记这个“暂时”稳定的凹处。他们这种论调完全是形式主义空洞无用的公式！人们必然地一天天与死的日子渐近，我不能以为知道人们之必死和一天天渐近于死自相夸大；因为在渐近于死的整个历程中还有详证的曲折，有因病发生很大的危险，身体突然弱衰；有时恰因病后身体反而复元超过病前的发育的更加长大，然而，无论如何他最后要死亡的，但是，我们能否因为他必死，时刻把他收殓在棺材里边去呢！他们在反而只懂得封建势力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忘记了正面资本主义发展有自己的法则不怕封建势力。他们只懂得反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封建经济的产物，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不了解另一面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削弱封建经济底础，使旧生产方法起解体作用和作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必要的条件与出发点！在中国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始终以中国革命失败是“暂时”的为理由便不断的高喊所谓“高潮”到来；自然，假使革命的失败不是“暂时”，而是“永远“的，那未，我们便何必再谈革命呢？坐在家里等着死亡，不是死也要得着安闲，何须为无结果奔忙呢？正因为是“暂时”的，所以要注意到在“暂时”失败中应当怎样做，怎样使以后的高潮快些到来，怎样使革命更彻底的胜利。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是失败，但在“暂时”的学究字义推敲之下便成为“马上到来”；实际上，就是没有承认革命的队伍被敌人打得粉碎。于是便如法泡制背诵公式，统治阶级虽然“暂时”压服革命，但内部矛盾日趋紧张，日趋崩溃；（自然不日趋崩溃．矛盾不日趋紧张，革命失败便是“永远”的了）。于是，经济罢工也是革命高潮，兵变也是革命高潮；工厂倒闭也是革命高潮；统治阶级分赃混战也是革命高潮，这时便忘记一个主观的客观之革命群众组织和自觉，只凭金钱来开张各级党部，在乡村中招兵买马，自雇群众上街示威以进行其“盲动政策”和”军事投机”！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革命危机和一般经济危机。革命危机是处于旧社会将要崩溃，新社会将要诞生的紧急关头，最主要的表现为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该社会代表主要经济力和生产力的阶级——争取政治政权的斗争，而定期的经济恐慌，如资本主义社会十年一次的危机，或因自然条徃的影响，如天灾，水旱等等，乃社会经济力尚有充分发展时期所习见，并且资本主义每次经过每次危机之后，生产力常是向着新的更扩大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完全不了解每种定期危机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必经的法则。固然，当着经济危机，当着统治阶级内讧的时会，常是适逢真正革命的局而，并且这种局面最有利于革命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改变社会制度的斗争；但是，并非每次经济危机，每次内战爆发都是革命的局面。机械主义者的不肖门徒即因为不了解这个，于是便造成了疯狂的盲动主义，驱策革命战士向着无出路的境地走，而供无结果的牺牲。这就是他们没有整个解了矛盾，发展之辩证的革命过程！
　　马克思主义遭遇之不幸在中国亦和世界上其它各国一样；受人涂抹，改窜，曲解，庸俗化……是更仆难数的。然而，我们的任务不但在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情愿“让给耗子们去啮嚼批评”的许多著作中去找寻化石的真理，同时还要坚忍不拔地和马克思主义不肖门徒作不可调和的思想上斗争。



感谢 常逸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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