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平等？《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什么是平等？《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

　　促使罗莎·卢森堡完成她的著作的动机，成为正式的党的理论家的雄心可能并非是最微不足道的。党并没有依此办理；因为这位最优秀的申请人资格过高，她未能获得这一职位。尽管如此，她仍极其认真地企图得到这一职位，不仅向往对非常本质的、极具跳跃性的、最复杂的问题做出彻底的论述，而且还要修补、干预和校正，简而言之：在理论有所阐述的领域的极其微小的扩展。这种干预的最闪光部分是一本小书，它可称得上体现这位女作家所有著述政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就是1912年5月出版的《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今天的公众首先知道，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所谓全体成员的至少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的激烈斗争阶段，除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位置，还有其他解放者的职位。当时在普鲁士乃至全德国妇女都没有主动的和被动的选举权。以对道义上的均衡的渴望来论证妇女选举权的引入，罗莎·卢森堡做得还远远不够。一个共同体的文明不和它每个成员的最高理想的质量相关，而是取决于历史条件，在这一问题上，这是卢森堡在所有社会状况的研究中所持的第一原则。因此，虽然她将漠视、妇女压迫和王权谴责为“陈旧过时状态的反动残余”，但是她同时也没有将其简单地妖魔化为不可理喻的没有历史的罪恶：“上天的法则奠定了政治生活的基调，妇女则贞洁地坐在家里的壁炉旁，对公众生活、政治和阶级斗争毫不关心，这二者都根植于过去的腐朽状态中，在农村的农奴制时代和城市的行会时代中。在这些时代，它们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W3，第161页）这个令人惊奇的词汇“必要的”，反映出这个女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低级水平的生产力和分工必然决定着一定的僵化的等级制度这一点并没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能够分娩的人进行分娩，以便生产的地面部队不至于失灵，她们以自然形成的、没有计划的，也是野蛮地被结合进入完全吃力不讨好的、报酬很低的、单调的再生产领域（烹饪、洗涤、整理床铺）。在这样的既定符号下，处在未开化社会的分工谱系的所谓另一端的国王，就像扑克牌中的王牌一样，为贵族和教会利益所需要，而且只能是由于君权神授登上王位的。因为如果要让那些经常互相怀有血海深仇的贵族的个体利益的承担者来选举首脑，他们之间的战争将持续摧毁着社会，确实会酿成普遍的杀戮。

　　正如马克思将剥削描述为“原始积累”的罪恶，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于赤裸裸的掠夺、强制征募和对尚未习惯雇佣劳动的人们的奴役，当罗莎·卢森堡将王权和妇女的无权利描述为“现在可以由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偏以根除”并“成为人性的可笑漫画”（同前书）时，她说道，一个经济体系对季节变化、收成好坏及其他更高力量的依赖性被工业生产、仓储管理以及发达的交通运输业破坏之后，就为解放农民的“腐朽”的依赖自然的全部残余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卢森堡说，我们现在拥有所有的财富，我们不必再生活在原始的指令状态下，我们能够创造人性。如果我们勉强糊口，那么就会成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如果我们不再担心生存，那么获得自由就不仅仅是权利，而且是义务（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道德）。

　　对政治写作（这在资产阶级社会自从启蒙运动以来都是以理想的、道德的和规范的形式出现的，即使不再和敬爱的神及其经典绑在一起）来说非常不习惯的批评和挑战的推导方式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们“单一因素地”思考，并没有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等可恶事物的自身规律进行严肃对待。但是正因为他们将这些令人反感的现象放置在超出了以人们能或者不能分享的道德尺度衡量的历史事实的背景之下，放置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可以期望和可以担忧的领域，他们才能够到处挑战那些声称坏的存在不仅仅是既定的，而且是正确的、理性的、必要的存在的当权者。

　　尽管如此，只要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控诉就不会消失，它将这个世界的所有弊端划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矛盾，所有其他矛盾（种族主义、妇女压迫、生态）都是次要矛盾。罗莎·卢森堡在她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文章中，对这种指责视若无物；整篇文章以一个绝对不愚蠢的问题来贯穿：如果不是创造资本主义的财富而又不能享受和分配其财富的工资劳动者的运动，那么究竟是何种社会力量有力量同资本作斗争，实现被压迫者的权利呢?在斗争的地方，彼此斗争的不是各种要求、世界观和理想，而是各个集团，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放弃了大部队和关于权力问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的反对运动。

　　这以妇女选举权作为目标，但是群众运动并不仅仅是妇女事业，而是无产阶级的妇女和男子的共同的阶级事业。因为妇女现在在德国的无权利地位仅仅是反动链条的上一个环节〔……〕。对于当今的国家来说，这事实上涉及抑制劳动妇女的选举权。国家害怕妇女选举权会危害到旧有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比如军国主义，这肯定是每一个能够思考的无产阶级女性的死敌，还有君主制度、对食品的关税和税收的掠夺制度，等等。^[1]

　　对在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斗争中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有策略地分组的主要作用就是避免分裂，使“分而治之”变得不可能，同时又能拒绝到处遍布阶级对立：“大部分资产阶级妇女，在同‘男子的特权’的斗争中表现得像母狮子，一旦拥有了选举权，就变成温驯的小羊羔，追随保守的牧师的反动。是的，她们肯定比她们阶级的男性还更加反动。”（W3，第162页）这个今天在妇女选举权的贯彻的经验的基础上可能继续讨论的假定，出自一个简单的信念：只要资产阶级的婚姻存在，它就要保护所有制度，这不仅是家长制的，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妇女歧视的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女性，罗莎·卢森堡以最辛辣的笔调这样说，她断定这些资产阶级先生的夫人们，“不过是她们的丈夫从无产阶级那里压榨的剩余价值的共同享用者”，而且这样的“共同享用者比起那些阶级统治和剥削的直接承担者，在捍卫她们的寄生存在的‘权利’时更加粗暴和残酷。所有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都已经可怕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大革命中，在雅各宾统治失败之后，当被捕的罗伯斯庇尔在囚车里驶往刑场之时，赤身的痛饮胜利的资产阶级妇女竟然在大街上围着这位失败的革命英雄毫不羞耻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而且当1871年巴黎英勇的工人公社被机关枪打败之时，疯狂的资产阶级妇女对失败的无产阶级的血腥报复甚至超过了她们残暴的男人”。（同前书，第162页及下页）在现在有人攻击罗莎·卢森堡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一点以她对“寄生性”的攻击来确定下来之前——阶级立场观点的老实人变体：不劳动者不得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工人运动带来的最不幸的部分——指出下面这一点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原始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攻击点，罗莎·卢森堡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攻击社会性别偏关系的物质化和生物化—因为在无产阶级妇女那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长期以来事实上已经变成转换开关，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爆炸的第二个大的推动阶段的工业化之后仍占统治地位的雇佣劳动的巨大需求，不仅将农民吸收到城市，而且将妇女从厨房吸收到工厂。这二者都不能拥有资本：极有可能，想要迫使所有没有所有权的人去创造剩余价值，将再生产进一步划分为不受重视的、同价值相脱离的奴隶劳动。但是，罗莎·卢森堡并不是为了将工资引入家务劳动而斗争，而是为了完全废除工资体制；正如她不是要求富有同情心的分配方法，而是不断要求建立另外一种生产来解决。给所有人普及长餐桌是比只给穷人更多的儿童餐桌更加美好的前景。

　　只要资本统治和工资体制继续存在，生产性劳动就是那些创造剩余价值、产生资本主义利润的劳动。以这种观点看来，那些低级娱乐场所的舞女，以她们的大腿从她们的主顾那里将利润扫入腰包，她们也是生产性劳动者，而那些待在家庭的四角的墙内的无产阶级的妻子和母亲的辛苦劳动却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这听起来原始又无意义，但是却同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原始和无意义相符合，清晰明了地理解这种原始的事实，对无产阶级妇女来说，是第一必要的事情。^[2]

　　至于次要矛盾，她不希望有任何误解：“社会主义理想的早期伟大的先驱者之一、法国的夏尔·傅立叶，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写下了这样发人深省的话：在每一个社会当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完全符合当今的社会。妇女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将——由于无产阶级妇女—使得阶级斗争极大地向前推进和加剧。”（同前书，第165页）

　　因此，这位女理论家可以看作宿命论的社会主义变体的发明者：像命中注定者一般，每一个社会成功只不过是上帝对他们格外眷顾的结果，因此他们也格外勤勉地向着胜利而努力，因为成功的出现都是他们尊敬上帝的证明，罗莎·卢森堡使用傅立叶的话，来对工人运动灌输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物：妇女们的情况越糟糕，你们离实现你们的总体目标就越远。

^[1] 罗莎·卢森堡：《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1912年；W3，第161页。

^[2] 罗莎·卢森堡：《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1912年；W3，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