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民间异议思潮文献选辑(1956-1957)

散文三篇

饮可



早春


  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记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后面写了句话:

  “小乔初嫁了。”

  这句话是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中的。原文前后连起来是:“遥想公理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那意思很明显,把元南比作小乔,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踌躇满志之态可见。

  那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慢性支气管炎于1956年7月休学疗养。 元南那时已在桃源师范毕业,分配到县机关幼儿园当教师。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县城关镇人。我们是1953年开始恋爱的,书信往来已经三载,所以我就决定休学时到桃源与她结婚,结婚后也便住在她的家里。她家在桃源师范学校附近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名叫观音巷,我便常戏称她是观音菩萨。她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十分清静。

  新婚燕尔,我便专门写作、读书。放学的时候,我便去幼儿园把元南接回来。我们在桃源的街上走过,便招来许多惊讶和羡慕的眼光。那时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这旗袍是新婚之后我亲手为她改制的。)把两条长辫子高高地绾成两个髻子扎在耳后,她的体型本来就很苗条,这一妆扮,自然更增加了风韵。我自己那时穿的是一套银灰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穿着背带裤子,样子也还潇洒。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说我们那时在街上“一走一条浪。”那时刚解放,人们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男的一律穿干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宁装,无论男女都穿解放鞋。而我们的衣着却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我很奇怪,为什么把美好的东西都推给了资产阶级。

  元南的那两间木板房,也是十分别致的。南面的板壁开了一长排玻璃窗子,从窗内可以望见碧玉般的菉萝山,那山就绵延耸立在沅江边上。早晚都有白云缭绕,而近处则是葱翠的田野,一片青绿。在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写作的大书桌,书桌后面是一把古藤靠椅,每到晚上,我便坐在这把藤椅上写诗,元南伴着我,真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古人也认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元南曾送给我两件宝物。一件是一枝美国进口的派克金笔,这金笔是她父亲的遗物,是在解放前赠给女儿的。这枝金笔后来随伴我在一个劳改厂里过了三年,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可惜后来在砍柴的时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块像玉一样晶莹的桃源石印章,上面有鲜艳如桃花的花纹,有的殷红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泪石、也是非常名贵的。我曾在一首旧体诗中说:“此生愿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时我在《湖南文学》(当时似叫《新苗》)上发表的《桃源断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题名《桃源石》。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桃源石



  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润质坚,花纹华美,制成图章和工艺品,畅销国内外,为桃源特产。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头里绽开个美丽的春天;
  是桃花源里的晚霞片,
  天上的牡丹飘落人间;
  是桃源姑娘水灵灵的眼,
  晶莹,明亮,幻想的光芒忽忽地闪。
  姑娘送我一块桃源石,
  她要我临摩着写诗篇。

  这首诗自然是送给她的。我虽没有写明送给谁,但读过这诗的人都会猜想,我是有一个美丽的桃源姑娘相伴着。

  就在这一年间,我接连在《人民文学》、《星星诗刊》、《长江文艺》、《新苗》、《湖南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1957年春天,《星星》诗刊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组诗发表。有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是人生最欢乐最得意的时候了。而我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 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欣喜之际,我甚至给医院的助产士吴贞慧也写了一首诗,说她“用一双温柔的手掌,把一个新的世界捧给了年轻的父亲。”孩子取名路沙。那时候我国与苏联友好,一切都是苏联的模式。苏联的文学艺术对我们那一代影响很大,连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个女儿(我们希望生个女儿),就取名露莎,像个苏联女孩的名字;如果是个儿子,就不要字头,叫路沙吧。除了像苏联人名音译之外,还有点卑微的奉献意识:让他做一粒铺路的砂子吧。

  总之,那个春天我们是幸福的。作品发表,新婚甜蜜,儿子出生,怎么一下都来了呢?

  那时全国正搞大鸣大放,整党整风,一时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也在飞快发展,物产丰富,物价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大家心情也很乐观,各界开座谈会都能畅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因为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风等等)使有些人心有余悸。记得那个春天,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就是像李清照说的“乍暖还寒时候”,这个时候“最难将息。”我当时也觉得文章写得好,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或者说至少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然而我当时的心态是洋溢着春天的温馨的。我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相信我自己的未来。我天真地认为,旧中国一切污秽与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冲刷干净了,从此道路都是平坦的,开满鲜花洒满阳光的。我写了不少热情歌颂新中国的诗,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断章》等等。我已经和当时涌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末央、邵燕祥、梁上泉、流沙河等人并驾齐驱。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参加者,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各种纪念章和军功章在我胸前挂了一排。在大学,我还是学生会的文化部长、校刊文艺版编辑,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时真的是满身光彩,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写了贴在壁上,还和桃师的一位语文教师赖汉屏照了一张像。他穿长衫,我穿西服,俨然鲁迅和翟秋白的样子。这就不仅是洋洋自得,几乎可以说是狂妄之极了。

  这年夏天,我便带着这样沾沾自喜的心情,兴致勃勃地离开桃源,回长春去复学了。

  那时正是暑假,元南抱着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许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过头来对我们看。我们也不怕看,越看我们越唱。那时她能歌善舞,年轻漂亮,是桃源县总工会组织的业余歌舞团副团长,排演过歌剧《王秀鸾》,哪里还怕别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们就住宿在我的婶婶桂悌家。悌婶那时在常德西堤小学给一位女教师带小孩。这个学校背靠沅江,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个长长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面便是滔滔的江水。原来学校靠江的几间教室便是高悬在江面上,用木架支撑着的,是堤边的吊脚楼。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面上空去了。夏夜燥热。而这里却分外凉爽。我们便拿了一床灯草席子,铺到走廊的木板上当床。但我们并不睡觉,却是相偎相倚在木栏杆上看月亮。晚风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极好,真的是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我们心里也好像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一会儿,那白絮般的一片浮云飘过来,把月亮遮得朦朦胧胧的;一会儿,那浮云又飘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于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轻声低唱起来:

  浮云散,
  明月照人来……
  团圆美满今朝最,
  清浅池塘鸳鸯戏水,
  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这是解放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圆》,大约她此刻心里想的,正是花好月圆吧。但这歌在解放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没有人敢公开地大声唱了,只有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她才敢伴着爱人小声地低唱。自然,我们心里都是甜甜的,我们约定,以后每当月圆,我们就互相怀想,重温旧梦。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后真是只能旧梦重温了。这个美好的夜晚是我们婚后最后的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轮船之后,伴着儿子路沙的一声哭叫,凄风苦雨就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还不到一年!

  也许,我不该在结婚时写这样一副对联:

  期望三年,热恋三年,等待三年,过去那三年,经过多少泥泞雨雪;
  天真一对,纯洁一对,热情一对,以后这一对,还有许多离合悲欢。


  对联写的那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我回到学校之后,还参加了学校的红专大辩论。我反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也反对只红不专,不学业务知识,我组织了一个“又红又专辩论团”,并且当了辩论团团长。这时学校反右派斗争已近尾声,红专辩论就是反右斗争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当我们这个辩论团即将大获全胜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把我叫了去。这个书记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维润,也是调干学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个县里当过区委书记,我把他当老大哥,戏呼他为宋大哥。当时他正培养我入党,连入党申请书的表也让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惊异地告诉我,说桃源师范给学校党委来了一封信,寄来了揭发我在桃源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他先给我透了风,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震得张口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确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人划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虽然生长在旧社会,但对那个黑暗的旧中国是不满的。在省立四师读书时,我和未央等人就组织了一个“乎乎乎文艺社”,乎是文言虚字,表示疑问。三个乎表示疑问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对那个社会的揭露和讽刺。所以我们还没毕业就结伴自愿从军,加入了解放军,参加了革命战争,出生入死在所不辞。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真心热爱的,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从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学在家养病,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一篇争鸣的文章,桃源师范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从何说起呢?莫须有吧!

  我当然不服,我向组织申诉我的不服。

  “你有没有和桃源师生往来?有没有鼓励学生办墙报之类的事?”宋维润反问我说。

  哦!我记起来了。我和桃源师范的学生确实有过交往。我原先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53年我从朝鲜归来,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里遇见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杨昌炽,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认识闻一多先生,也爱写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励我走文学道路的,因此我对他很景仰。在桃源师范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绍我认识了语文教研组的赖汉屏老师、杨林民老师、张新民老师等。还介绍我认识了赖汉屏老师的学生程度珍,而且我们很快便相爱了。那年学校举办校庆,他又把我向全校师生作了介绍,并要我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诗,说这个学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饮可等作家诗人,是学校的光荣。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我回桃源结了婚,住在城关,这几位老师就常到家里来闲谈,也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来拜访,有的还拿着习作来要我修改。后来他们要办一个墙报,要我给取一个刊名。我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写少年求学的趣事,便对他们说:

  “就叫《百草园》吧!”

  他们拍手叫好,并要我写个发刊词,我也便写了。大意说,他们现在还只能算是一些小草,但小草长大了是会开放出鲜艳的花朵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闯下了大祸,后来竞把《百草园》定为“反党小集团”。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而我们却用百草来和百花对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园就是毒草蔓生的园地,所以《百草园》的成员全是反党的,而我和赖汉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园》的“黑后台”,于是我们便当然要划为右派了。当时中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不好给那些学生戴帽,而在他们毕业分配之后,又在各自的单位把右派的帽子给戴上了。这是一种什么手段,我至今还觉得悲哀。

  这在当时,我是糊里糊涂的,一点也没有料到。那时我确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当时对大学的领导说:桃师的师生还在,时间过得不久,我认为一切可以对证,我能把一切说清楚,讲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与他们对证。学校领导也认为我在校表现很好,要定我为右派缺乏依据,现在的揭发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确不确实也应该弄个水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联系之后,由学校党委写了个委托桃源县委处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着桃源来人接我。

  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车,就发现来接我的人,简直就是把我当作犯人解押的,在车上上厕所都被监视。一到桃源,他们便把我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了。他们宣布:不许外出,不许和外人接触谈话,连家属也不能来往,甚至也不通知她们,不让家人知晓。开头一些日子,只要我写反省材料,也不与我谈话,也不开会,我觉得似乎一下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了。我有什么反省的?我写不出材料来,便写诗,写一些怀念我的爱人的小诗。这些小诗因为都有真情实感,都很珍贵。后来似乎开过一两次批判会,他们安排了一些积极分子,一上来就要我低头认罪,我一开口他们就喊口号,根本不容我申辩。我不承认他们加给我的罪名,他们就动拳脚,说我顽抗,不老实。记得有一个姓陈的什么老师,恶狠狠地冲上前来,伸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眼镜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遏,干脆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他们没办法叫我认罪,只得再把我关进小房,不再开会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已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材料其实也早就写好,只等我承认了,还有什么和我对证要我分辩的余地呢?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个小房里,被他们关了几个月,直到这年12月,他们才向我宣布:学校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划为右派,由桃源县委送劳动教养。接着就把我们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劳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押到桃源,有一辆专车,把我们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些人说起,那时划右派分子,和后来评先进一样,各单位都是有指标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谬!而所以划到我头上来,主要是我得罪了当时桃师的校长。他觉得当时桃师学生对我的崇敬超过了他,是我“占领了桃师的思想阵地”,使他的威信下降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反省室记趣


  1958年秋,我从长春被押解回桃源,关在桃源师范学校的一间空房子里。这房子便是我的反省室。

  当时我是东北人民大学的调干学生。我是想回桃源来把我的所谓右派言行澄清的。谁知一来就被禁闭,失去了自由。会上也不容分辩,只有认罪的份儿,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这么铁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时,私下里还有另一个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迈的母亲,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儿子。我十分想念他们。

  我离开他们一年了。分别的时候,儿子路沙还只出生三个月,还不会叫爸爸,只在轮船响起汽笛、将要开走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哭叫。但那声哭叫,是因为他知道爸爸要远离他而去,还是被汽笛惊吓得“哇”地一声呢?现在他应会叫爸爸妈妈了,我多么希望能抱着他,让他叫我一声“爸爸”啊!

  还有我的母亲,一个孤寡的老人。她体弱多病,常年咳嗽气喘。我这个被她视为命根的独生儿子,却有许多使她伤心的事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或者就是不孝吧。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母亲那时大约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吧。父亲没了,留给她的仅有几亩祖遗的薄田和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可是第二年,九岁的弟弟又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又瞒着她偷偷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走了。她得知消息后从家里赶到临澧,部队已开往常德,她又从临澧赶到常德,部队又到了桃源,她又赶到桃源。部队却因参加衡宝战役,奔赴雪峰山前线了。她想见儿子一面也没有见到。回到破漏的老屋里,把一只老母鸡一直养到我从朝鲜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结婚之后,把她从临澧鳌山接到桃源,和我们一起居住。岳母也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我便建议两家合成一家。仅仅过了一年,我又回长春复学。现在我被禁闭在这里,连见面也不许。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伤透了。现在我多么想见到她,跪在她的面前向她哭诉、向她悔罪啊!然而这也是不允许的。

  而我的爱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会如何的伤心落泪呢?她是一个独生女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上校。她的幼年,曾跟着父亲在重庆、南京就读小学、初中。到了1948年,她父亲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可救药了,自愿请长假回乡,靠两架木机子与岳母纺织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国民党军官,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改造,不久得了肺结核病,终于病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岳母胆小,连尸骨也不敢去收,遗体不知被人埋在什么地方了。元南幼稚,坚决要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真诚拥护革命,连父亲的遗物也不肯去认领。母女俩也是相依为命,在桃源师范认识了我,认为我才华出众,思想进步,经过三年热恋,便嫁了我,以为生活从此幸福,谁知婚后只过了一年,我又划成了右派,她又必须和我划清界限了,多么可悲可叹的命运啊!当地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该又是如何的震惊,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让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对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释,我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决不会去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多么爱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啊!为了共和国的成立,又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我都流过汗流过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马功劳的。我们三叔伯兄弟一同参军,一个弟弟就牺牲在朝鲜前线,尸骨抛在清川江畔,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

  啊,我是如此地思念元南啊!我认为这时候,只有她是能够理解我的,信任我的。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命运是是相连的。这个时候,我最怕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倒,失去精神的支柱,我必须安慰她,鼓励她,给她以生活的勇气,而且我也需要她的支持,她的信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永远给人以力量的。

  这一切便是我私心想回桃源的原因,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落了空,我被关在这间反省室里,她们也许还不知道呢!

  这间房子据说原先也是一位教师住的,那老师划为右派之后,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于是他的住房临时做了我的反省室。

  我反省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过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只有枯坐。

  不,我不能枯坐,我有思想,我有思念,我有宣泄不尽的情爱。于是我写诗,偷着写诗,用一些纸烟盒子偷着写一些精短的小诗。好在屋子里只关了我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而且我写小说,写朝鲜前线的故事。记得其中一篇题名《下一站》,写一个抗美援朝的汽车司机,一个英雄,一个很风趣很善良的英雄司机。还写了他与一个朝鲜老大娘和一个朝鲜小姑娘的血肉深情。另一篇题名《香烟》,写志愿军的艰苦生活以及他们在患难中的生死情谊。

  但我写得更多的还是诗,是写给我的爱人元南的一些小诗。例如:

  越是没有信息,
  便越是爱得深沉。
  你从前写的些平常的信,
  如今字字都成了珍品!


  这是十分真实的情感,思念她的时候,我就把她写的一些信翻来覆去地看。又如:

  纯静了的悲痛没有泪,我想。
  我不知自己是麻木还是健忘。
  再见时我怕只会对你傻笑,
  我得道了,再也不会悲伤。


  真的是得道了,大彻大悟了吗?不是。这是一种巨痛引起的麻木,是灵魂受到严重挫伤后引起的迟钝。

  人们在痛极之时,往往会对一种幸福生活来一个否定,好像原本没有那些幸福会好些,痛苦会轻松些。没有得也就不会有失。我写道:

  真不该认识你,
  不该走上女生部的楼梯,
  不该题辞,不该通信,
  不该做你的嫁衣,
  不该走那条山林的路回家,赤着双脚,
  不该有这些爱情的痕迹,
  成天折磨我和你!


  这些都是有真实的往事为依据的,1953年我去看我的二叔章道生,他那时在桃源师范教数学,他和二婶就住在女生大楼一个教室的对面。我走上楼梯,迎面遇见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学生,她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正嘻嘻笑着下楼,见来了个志愿军,便领我到二叔的房里,一个个热情地向我问这问那,要我讲朝鲜的战斗故事,其中就有元南。她性格开朗活泼,显得最为热情。谈了一会之后,她便拿出她的日记本给我看,要我针对她的思想帮助她进步。我便在她的日记本上写了两页很有感情的题辞,记得我的开头一句话便是:

  阅读您的日记直至深夜。

  这自然是打动人的话,她看了之后哭了。甚至请病假没吃饭没上课,于是我约她谈话,这就开始了我们的初恋。婚后我带她回临澧鳌山看母亲,走在山林小道上,路上泥泞、便赤脚提着鞋走,虽是路滑,但我们是愉快的,浪漫的,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增加了痛苦。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为沉痛:

  蜜月中我俩嬉笑不休,说些傻话,
  说什么爱情是小偷,
  偷去了路,偷去了家,
  现在真的没有路也没有家了,
  只是孩子又在学话……


  这最后一句我不知是怎么跳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小诗,就不一一抄录了。总而言之,在那间反省室里,我并没有写出什么反省材料,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使我写下了不少充满真情实感的小诗。我并不觉得全是空虚与寂寞,甚至也不全是悲苦。

  可是,我仍然好像一下子被人抛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我特别需要见到我的亲人,不管给我定什么罪,我必须会见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我想,就是死囚也是允许直系亲属探监的啊!为什么把我禁闭在这小房子里,就不许我和亲人见面了呢?我的母亲、爱人和孩子就住在桃源师范学校后面——桃源城关镇边街居委会一个叫观音巷的巷子里,相距不过半里之遥,现在却仍像是在千里之外,真的是咫尺天涯了。而且,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归来,到了家门口却不能与亲人见面,不许回家,这怎能让人忍受呢?

  过了些时候,对我的监视似乎放松了些。我便趁机提出回家看母亲。他们同意我回去一趟,但不允许在家过夜。

  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元南因受我的牵连,已经从县城调到乡下一所小学去了,并且受着暗中监视:不允许她和我见面,不允许她回城,还要她向学校领导交心,汇报她的思想,要她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否则也要遭到“群众批判”。她于是只有星期六才从乡下回城里来,来了也只能在家枯坐,不敢去看我的。她们的领导有一个最“爱护”她的说法:即他们是把她往革命的道路上拉,是往左拉;而我却是把她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拉,是往右拉。他们是挽救她;而我却是坑害她。她因此必须擦亮眼睛,坚定立场,她必须恨我,揭发批判我,而决不能有半点同情,丝毫怜恤。甚至连哭泣,连无声的流泪都是错误的,是软弱的表现,是立场不坚定的证据。还有人对她说,要想革命,就必须和我彻底决裂!如此类推,所有右派的妻子就只有离婚,否则就是苦海无涯。啊,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我看比右派本人的压力还要大。

  顺便提一件事,不仅妻子,就连远在青海的一个表妹,因为谈论到我时表示了一点点同情,后被人揭发,也遭到了批判,罪名就是同情右派表哥,这真叫人不寒而栗!

  元南不能见我,但她肯定是想见我的,我于是通过我的母亲和她约会。有一次我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元南将随学校上城集体看电影(也许是戏,记不清了)。我于是在那晚也请假去看,我进去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坐处。我发现她也无心看戏,而是不断回头寻找。我和她递了一个眼色之后,就溜了出来,在约定的老地方等她。等了许久她才来。她告诉我,她的坐位两边都坐着监视她的女老师,她是假装上厕所才跑出来的。并且说,现在连回家也不行了。因为她们发现她逃脱监视之后,肯定会派人到她家里去寻找或守候。于是我们便不回家,却到桃源师范后面的田野里去了。

  那是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块圣地,是我们相识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中学生,我们还只是互相倾慕,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记得我那时和她约会到这个地方谈话时,我曾有意试探她说:

  “你愿意去遥远的东北吗?”

  那时我已从部队转业到旅大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她是知道的。我这样问,自然是转了个弯问她肯不肯随我去远方。她当然也明白,便低下了头,默默不语,却把路旁的一株小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下来。看那神态,也是默认了。也许还羞答答地点了点头,记不清了。如果那时我大胆一些,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个深情的吻,她也不会拒绝的。但我也是初恋,从没吻过女孩子,竟傻乎乎地保持着一点距离,没有吻她。但那次约会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所以我把那一片田野当作我们爱情的圣地了。

  现在我们又到这里相会,真是旧梦重温,但心情却完全不同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似乎也并非抱头痛哭,而是仍然感到幸福。我们在那田间小径上留连忘返,逗留到很晚的时候。夜深了,露水湿了衣裙,湿了她的发辫,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执手相看,似乎也没有恐惧和忧伤。我们仍然充满了幻想,认为我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这也不是为了自欺欺人,却是当时的天真幼稚,现在看来几乎是可笑的愚蠢了。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深夜。深秋的夜是清凉的,我们薄薄的衣衫已经耐不住寒露,渐渐冷起来了。我们是夫妻,却又不能回家,也不能在野外过夜,更不放心让她独自回到她乡下的学校去。而且我们此时此刻,也难舍难分,只得大胆决定,偷偷回到我的反省小房里去,把一向关押罪人的小房变成我们幽会的密室。

  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不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了。到这年12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


  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三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渐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就是“瘐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我们是含冤负屈在自己的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 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子孙带来灾难,甚至会使悲剧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为死去的“同犯” 写的挽诗, 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长21岁。生于1910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这样:

  六月吹南风,
  风吹荷花边。
  荷花老来结莲蓬。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1962年4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 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 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1961年除夕我妻元南来德山看我,他知道我们的感情很深,为赋长篇七言歌行一首,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

  肖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两黯然,
  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棚里,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1962年至1978年间的诗作。1978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我和老谭了。

  记得1962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赠他:

  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
  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
  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
  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


  80年代,听说他到桃花源管理所工作,并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可能是想住在那个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80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把玩,想来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澧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

  西装革履洋派头,失足悬崖万事休。
  何幸夜来雷阵雨。好随巨浪入清流!


  第二首诗写的是杨立中,桃源人。这人小时候与文思是同学,写得一手好字,在改进机械厂也算个书法家,他和文思感情很深。这年十月初五,他知道是文思的生日,只因都在狱中,没有办法祝贺,便拿出半盒卷烟相送,作为寿礼,那时候半盒卷烟也是很珍贵的。所以文思也深为感动。第二年杨立中得了肺病,咳血不止,死在德山狱中。死后也没有亲人来收遗骨,便由几个犯人抬出去,葬在乱葬岗上了。文思作诗曰:

  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
  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三首诗是写给一个叫胡天健的桃源人的。这个人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来岁,高高瘦瘦,风度翩翩,气宇不凡,且喜音乐,二胡拉得很好。常听他独自演奏《梅花三弄》、《空山鸟语》、《光明行》、《病中吟》等名曲,听说他还只结婚半年,就被送到德山来劳动教养。误了自己的青春和前途,把一个年轻姑娘的青春和幸福也毁了。到德山只一年,就因劳累过度,日渐消瘦,终于骨瘦如柴,病死狱中。原先细皮白肉,很英俊的。死后却形容枯槁,真的只剩几根骨头了。他新婚的妻子看到,该如何悲痛啊!文思的挽诗曰:

  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
  撩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四首诗写给一个叫郭述豫的人。这人如何死的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桃源人。他死之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来德山。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似比别人幸运些。因为在那个年代,惧于政治压力,一般家属是不敢去收尸的。还听人说,这个女人并非他的原配妻子,而是续娶的二房或竟是小老婆。文思称之为“如夫人’。“如夫人”古时通常是指妾的。总之,这个女人竟来收尸,是很感人的,文思为作诗曰:

  深闺春暖任婆娑,偏趁浊流奈苦何,
  难得多情后死者,招魂泪洒德山阿!


  可见,不论什么年代,人间自有真情在!

  那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不能接受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觉得对于党中央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是至诚拥护的,怎么会反对呢?记得当时有一个桃源来的右派,名字叫黄德祚。他就对此一直愤愤不已,不肯从罪。后来派他去理公港运石灰,他在路上猝然得病,不能行动了。当时运石灰都是用的一种独轮手推车,乡民呼为鸡公车。同行的犯人就用鸡公车把他送回工棚,他在车上已经昏迷了,略一清醒时还喃喃地说:

  “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

  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中了。 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阿Q,文思的挽诗说:

  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
  “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Q!


  还有一个在德山死去的人,是我的同乡,叫杨承宪,常德县人。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应是真心保家卫国的战友。我很奇怪,这样的人也反党吗?怎么也弄到这里改造来了?他到改进机械厂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在开始基建平整地基时,他挑土推车都很卖力,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但是没有好久他就累倒,病得一塌糊涂。却还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时才如何如何艰苦,真是至死不悔,十分叫人悲痛,后来文思有诗记其事云:

  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
  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这该是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了,不知为何竟也入了右派之列?不说后来为我们落实政策时承认都是错划。就在当时,像杨承宪这样的右派,我们也认为他是属于错划的。我们错划受了二十年磨难之后,终于平反改正。他没有受这么长的磨难,却不明不白死去了,改正也没有用了。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尽然,我虽是知识分子,却与资产阶级沾不上边。 还有的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我们就戏称他们是‘混进右派队伍里来的’。例如有一个姓龚的桃源人,傻乎乎的,连买卖两个字也分辨不清,说的话也愚蠢可笑。有一次闲谈,他就胡说“我看苏联是个男的”。大家都莫名其妙,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天天听到讲什么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的还是女的吗?”

  众人哄然大笑。

  有人说憨厚平庸的人往往有福气,不料他后来竟也死在德山去理公港运石灰的途中,在一个工棚里无声地辞世了。文思为他写诗道:

  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
  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还有一个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和人一谈话就痛哭流涕,说自己罪恶深重,当积极改造。后来在狱中死了,恰好临终摘帽通知书也来了,来了也没有用了。文思写诗云: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
  果然急泪能湔恶,恰好属纩获赦书。


  这是历史的误会。自然,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这些人却又后悔不已,认为根本不该读书,不该成为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冠误我”,还不如春种秋收,务农为生的好。我在德山遇到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这么想这么说的。这人名叫李诚斋,长沙人,也是桃源划的右派。我和他接触不多,但一谈就知道他读了不少的书,知识渊博。后来他被派去澧县运石灰,体力不支,死于张公渡口,临终反复拜托同行的“同犯”,如果谁将来能够出狱,一定要转告他的妻子,儿子都要在家种田,不要让他们上学读书了。同伴都为之心酸落泪。文思后来为他写挽诗曰:

  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
  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我在德山的三年,正是“过苦日子”的困难时期,饥鸿遍野。德山改进机械厂就有一百多人患水肿病,饿死累死的人也不少。可是后来听说,能到德山改造的,可以算是万福,别的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有一批去钱粮湖开垦的人,不少死于血吸虫病和水肿病,说是瘟疫,自然也可以说是瘟疫了。还有一个叫刘宽的右派,没有到德山来。留在桃源改造,死于狱中,尸首抛在郊外二里岗上,竟被野狗拖去。他曾是文思的学生,改造时还称文思为老师。文思听到死讯很伤感,为他的惨死也写了一道挽诗:

  白眼睥睨究可憎,却云傲骨有师承。
  哀哉狗腹作棺板,世上竟无瘗旅人。


  这诗开头两句大约说刘宽生性傲慢,讲究骨气,是文思影响所致吧!可惜的是人死了,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竟葬身于狗腹了。

  自然也有多情的,有个叫万松筠的右派,常德县人,是个历史教员。1960年死在德山,埋在厂外的乱葬岗上。过了三天,他的夫人才得到消息,一身白布孝服奔来,哭倒墓侧。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么深情的妻子,为他戴孝,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为此也写了这样一首诗: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侈谈纸上兵,
  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涔涔。


  最可恶的是犯人打犯人,有些所谓的改造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觉悟高,往往充当打手。管教干部不好动手的,他们就自告奋勇,动手打人。记得还在桃源时,有个叫赵大漠的人,因为饥饿难挨,就到食堂偷吃了一钵稀饭,当即被查出,把他拉到暂作监狱的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竞被一伙犯人一顿棍棒打死。犯人打犯人,打死就打死了,也没有追究。文思作诗纪其事曰:

  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
  争料新朝存杖典:大雄殿上肉横飞。


  还有一个叫邓华国的犯人,就为了一枝钢笔丢了一条命。他是洗衣组的,在为犯人们洗衣时发现别人衣袋里有一枝钢笔,他便见财起意,据为已有了。后来又害怕,偷偷把钢笔丢入池塘。终于被组里的犯人揭发,便开会斗争他,要他交出钢笔。他交不出,说丢进池塘里了,便又令他下水到池塘里去捞,这时已是秋凉时节,下水捞钢笔冻得要死,钢笔仍没有捞到,决定第二天继续批斗,他知道这一关难过,便在晚上用一根棕绳吊死在床头上了。这是国庆之次日,只差几个月他就刑满释放了。

  这事文思没有写诗,我的日记中却记下了。还加了个左右都能用的题目:《死有轻于鸿毛》。

  那几年死去的人,能记下姓名和文思写过诗的还很多,不知名姓的就更多,不一一写出了。就这里记下的人和事,如果细写,可以写出一部血泪斑斑令人不忍卒读的小说来!

(选自《饮可诗文选》,海南文艺出版社)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