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1959）
13．一切基本冲动的历史界限；自身利益的不同状况；充满的和期待的情绪
紧迫的需求
迄今为止，人们很少、绝少探讨或谈论过饥饿。尽管这根芒刺同样原始地、古朴地暗示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人一旦不摄取营养，他就会很快丧生。相比之下，人没有爱情和性享受至少也能活过一会。特别是，即使不满足权力冲动，我们也能生活下去。尤其是，即使不返回到五十万年前祖先们的无意识中，我们也不会死亡。
但是，一个几天饿肚子的、累垮的失业者的情形就截然不同。实际上，他见证了我们生存的最古老的窘境，而且使这一境况昭然若揭。无论如何，对饥饿者的同情感乃是人们拥有的惟一广泛的情感，或者能够广泛拥有的情感。相比之下，渴望爱情的姑娘或小伙子却不能唤起人们的巨大同情感。但是，在所能提供的最直截了当的悲叹中，也许对饥饿的悲叹（Hungerklage）是惟一最强烈的悲叹。面对饥饿者，人们相信自己也会遭此不幸。相对而言，冻得哆嗦的人本身、患者本身以及患相思病的人不啻小巫见大巫，其痛苦就显得很奢侈了。当一个乞丐贪婪地喝下送给他的一碗汤时，即使是冷酷的妇女有时也不嫌麻烦，把自己的吝啬小气忘得一干二净。毫无疑问，在这种通常的同情感中，显然已经包含着对自身困境的思考和自身饱满的愿望。人的胃好比必须马上注油的第一盏灯，胃的渴念是精确的，它对食物的冲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根本无法长久地压抑这种冲动。
最可信赖的基本冲动：自我保存
但是，饥饿者无论多么大声吼叫，人们也很少把他当作患者来医治。饥饿者不被当作患者，这一点充分表明，精神分析学总是把饥饿者当作更好的“患者”来处置，并且今天也这样处置。对于弗洛伊德及其访客来说，“怎样发现食物”这一忧虑是毫无根据的。
精神分析医生，特别是患者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因此直到不久之前，他们几乎用不着操心“胃”的问题。但是，当弗洛伊德所生活的维也纳经济不景气时，就出现了旨在阻止自杀者的精神分析咨询处，恰恰在这里，人们有机会认识到里比多之下的冲动，即消除饥饿的冲动。因为在所有自杀者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出于经济困境而自寻短见，而只有剩下的百分之十的人才出于失恋的烦恼（此外，还出于非压抑的现实问题）而自寻短见。然而，穷困潦倒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咨询处的墙壁上却挂上了这样的刻印文字：“此处概不受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不言而喻，照此根本无法理解自寻短见的人的内心世界，同样无法消除人们最频繁地意识到的恼人的情结，即由弗兰西斯卡·雷文特罗[30]命名的完全非医学的“钱情结”（Geldkomplex）。
因此，正如里比多为沙龙的黑话所封闭一样，饥饿芒刺（Hungerstachel）为精神分析所封闭。这表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冲动研究具有阶级局限性，只对中产阶级以上的阶级才具有影响力。这种研究还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研究不是涉及里比多问题而是涉及自我的道德检查以及压抑，那么精神分析关于基本冲动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局限性。
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中产阶级在性格上有显著差异。假定巴黎的单身汉一周连一次也不把某个姑娘带到旅店房间，或者他连一次也不在外面过夜，那么旅店经理就担忧起账单来，因为这个房客在性方面显得很不正常，所以有理由认为他可能会拖欠房租。这样，比起一般的德国资产阶级或英国资产阶级，法国的资产阶级少一点伪善的空话。因此较少流露出性欲霉气，较少流露出里比多的压抑情结。
正如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就认为的一样，无产阶级既没有如此伪善的黑话，也没有如此广泛的关于里比多的想法。就是说，在下层阶层的人们中，饥饿和忧虑限制了里比多。在他们那里，很少有高贵人的痛苦，因而可以说，他们的痛苦具有明显的质朴的理由。
可惜，无产阶级的神经质冲突不是由富贵病组成，即不是由弗洛伊德的“固定于特殊性感带的里比多”组成，或者由阿德勒的“性格面具的滥用”组成，或者由荣格的“面向原始时代的不完全的退行”组成。不仅如此，对失业的恐惧也很难说是一种阉割情结。精神分析有时不得不关注饥饿和口渴，弗洛伊德对自我保存的冲动也感兴趣。但是，奇怪的是，尽管他并不否认自我保存的冲动最内在地固定在胃和肉体组织内，但他并没有把这种冲动整个地归入胃和肉体组织之内。相反，弗洛伊德把自我保存的冲动归入后期的自我冲动类之中，使其从事道德审查工作。维也纳精神分析咨询处绝口不谈自我保存的冲动，至多仅仅把它视为某种添加的冲动。换言之，与推动一切的厄洛斯相比，自我保存的冲动不过是一种“伴随行为”（acte accessoire）而已。
但是，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只考虑性爱侧面而不考虑经济侧面，就不能正确地把握人类历史。如果我们忽视经济及其上层建筑，只会导致出现里比多的世界解释和里比多的歪曲现象。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此表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经济利益。经济利益问题同样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惟一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在此表明的自我保存乃是好多冲动中最坚实的冲动，而且在各个时代，这种冲动（按其所属的阶级变化而变化）无疑是最普遍的冲动。因此，可以说，我们对自我保存，即作为饥饿者这一最敏感的表达方式感到种种矜持和反感。然而，在名副其实的好多冲动中，自我保存毕竟是惟一的基本冲动，是与载体有关的最后的、最具体的冲动主管机构。
甚至理想主义者席勒也不得不教导我们说：这个世界“通过饥饿和爱”而保持其动因。因此，他把饥饿确定为这个世界上的首要动因，而把爱确定为第二动因。尽管当时席勒的这种表述并未导致正确的结果，但这在上升时期的市民阶层中依然是切实可行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属于晚期资产阶级，而在晚期资产阶级中，对饥饿的表述被一笔勾销了。或者饥饿变成了里比多的下属阶段，例如里比多的“口腔阶段”（orale Phase）。此后，自我保存根本就没有作为原初冲动出现。但是，按照斯宾诺莎的明确阐述，保存自身的存在（Suum esse conservare）乃是一切存在的“欲望”（apppetitus）。资本主义经济竞争把自我保存的冲动变成了无节制的个人冲动。尽管自我保存的冲动变化无常，但它必然贯穿在一切社会之中。
冲动以及自我保存冲动的历史演变
正如冲动不是僵死不变一样，承载冲动的身体也不是僵死不变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多从一开始具有某种形态而已。不仅如此，冲动不是从一开始就赋予我们的。这样，人的热情不断经历历史性的变化，并且借助于新设定和目标产生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主体之灶（subjektive Herd）也是变化无常的。在主体之灶上，人的热情使七情六欲沸腾起来。在此，既不再存在某种“原初的”冲动，也不再存在某种“原始的人”或“年老的亚当”。
在僵硬的基本冲动研究意义上，所谓“人的本性”在历史进程中历经数百次的栽培和翻耕。由于外部的栽培和内在的改良，在植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中，可以保持原始的种类，但是，在人之中并不存在原始的种类。例如，在植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中，朴素的犬蔷薇可以嫁接改良成绚丽奢华的蔷薇，野生鸽子驯化成我们今天的家鸽。这些改良品种有时也可重新还原为过去的样子。
相比之下，人是从多种历史角度被驯化的，因此，这种历史性的人是永远不会重新返回到原始的“野生人”的。当然，人可以变成一个颓废的野蛮人，这种人出现在众所周知的、历史分类的冲动精神变态中。例如，人变成童话里的蓝胡子骑士、尼禄或卡里古拉，或者作为希特勒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任何尼安德特人都不会来源于“健康的洪积世”（gesunden Diluvivm）[31]。
我们知道，所谓现代原始人绝非那种人类最古老的类人猿，他们毋宁是伟大文化的崩溃产物。这些现代原始人并不具有古代的身体，相反，他们借助于历史获得的特性，早就拥有了新的身体。某个传教士施礼的“异教徒”、基督教徒所描绘的“年长的亚当”本身并不是从前风俗和宗教中的耶稣基督，亦即不是那个从前的历经沧海桑田的耶稣基督。因此，在过去的人与现代人之间，所谓原始冲动的人是哪儿也找不到的，在科学上也是不存在的。人们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冲动，要么（在弗洛伊德那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黑话中遭到歪曲或忘却，要么在荣格那里，干脆作用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幻术，用神秘主义的奶瓶招摇撞骗。
因为对基本冲动的研究反映每一个不同时代的特有冲动，所以这种研究到处都导致不同的结果。卢梭的“自然人”是田园式的、合理的，相反，尼采的“自然人”是狄俄尼索斯式的、反理性的。也就是说，前者充满了一种启蒙运动的愿望，后者则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愿望（同时充满了潜在的“反资本主义渴念”）。与此相称，正如弗洛伊德所标明的一样，“创造物”的历史场所同样也是可以精确地规定的：1900年前后，在市民社会中，里比多之人连同其所梦想的愿望满足生活了数十年之久。这里所谓1900年系指分离派正式提出“把肉体从精神中解放出来”这一口号的年份。不仅如此，在每个社会和每个社会阶层中，性的觉察方式，从而里比多的兴奋性等也总是变化无常的。
就饥饿而言，甚至不存在任何“自然的”冲动结构，因为人对饥饿的觉察方式，从而刺激环境也是历史地变化不定的。在人那里，饥饿甚至不再是生物学地保存自身的基本方向。人寻求食物的本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人寻求食物的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毋宁说，饥饿乃是历史地形成并被操纵的需求，它与其他社会需求，与历史地显现的各种需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旨在消除饥饿的需求奠定各种欲望的基础，而且可以与各种需求一道变样，例如，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食欲的不同要求，这两种需求（消除饥饿的需求和其他需求）都可以变样。
简言之，一切基本冲动的规定都是在其时间土壤中得到成长，并受到这方面的限制。因此，不可把任何基本冲动的规定加以绝对化，而且不能使这种规定背离当时人类的经济存在。相比之下，里比多（局限在发情期的动物）和权力欲念（最初与阶级分化同时开始）显得是次要的，此外，这些规定全都在自身中拥有饥饿和食欲。
旨在满足需求的欲望乃是历史灯标上的一束火花，但是，按照变化不定的满足需求的方式，这种需求本身也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类冲动结构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利益，但是，众所周知，即使经济利益的各种形态和不断变化也都表现在生产和交换方式之中。的确，人是想要自我保存的人，人本身就是历史地变化不定的存在。人通过摄取食物生产自身，通过当时的经济形态和自然关系得以共同生产。当然，饥饿是最可信赖的冲动，是相对最普遍的、永久的基本冲动。
从历史上看，人一再饥肠辘辘，以至于不得不疲于奔命，因此，这种饥饿也就成了劳动的手段。历史改变了人，因为在历史中人有可能获取什么，所以，恰恰在历史中才能发现渐次形成的人的核心。
自我保存的冲动不但局限在自私自利的体系和这个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阶段，而且存在于这个阶段之前，特别是存在于这个阶段之后。寻求自我保存和人类保存绝不是固守业已成就和获得的自我。因此，自我保存到头来意味着这样一种欲望，即为发展我们自身，首先是在休戚相关的结构内，作为休戚相关的因素为发展我们自身准备一个更恰当、更真实的状态。一旦这种状态来临，人们就开始为自我相遇（Selbstbegegnung）做准备。而且，在所有临近终点的显现和事业中，自我相遇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情绪活动与自我状态，期待情绪的欲望，尤其是希望的欲望[32]
对于饥饿来说，从一开始直接起作用的不单单是直接的冲动。直接冲动是作为“被感知的东西”，即作为某种冲动感传达给人们的，从中人们强烈地觉察到某种渴望或厌恶。这些冲动不仅作为直接的情绪，而且作为活动的冲动感乃是情绪活动或情感。如果一个人凝神专注于独一无二的情绪之中，那么这种情绪就变成热情（Leidenshaft）。所有情绪活动都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感受到一股十分特殊的活力（Saft）流经我们的身体，这种活力来自心脏，它也可称作“心理之血”（psychische Blut）。与感受、表象不同，在一切情绪中都蕴含着某种内在的温度，所以我们也就感觉到这种温度本身。
这样，作为部分直接传达的自我感情、情绪及其过程就在我们意识的近旁。但是，借助于此，并非最终把情绪与感受、表象区别开来。情绪与活动的感情相关，并浮现为一种清晰的外部对象，但是，在如此清晰地浮现为外部对象之前，情绪在这种“对象化的”自我觉察中，只是作为含糊不清的对象而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扩散和不确定的心理状态之中，例如最初存在于“现身情态”之中，而后存在于情调或“气氛”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确定不移的心理状态之中，例如至少存在于从小时候起就属于有机体“素质”（Anlage）的那种情绪活动之中。
例如，某个性爱型年轻人毕生沉湎于一种热恋，即“不及物的”（intransitive）情绪活动，可是在这种匪夷所思的热恋中，事后才出现热恋的对象。在此，这种热恋并非那喀索斯式的，尽管爱情的对象含糊不清，但是它预先存在于自身的身体之中。因此，在人之中存在——不是作为情绪活动而是作为情绪状态——某种类似特征的轻快心情（Leichtmütigkeit），即希望。希望绝非在清楚地了解到它所期待的东西时才显露出来。
人们曾谈论或正在谈论令人情绪振奋的全部有机素质，例如谈论一种性情开朗的（或正相反对的忧郁的）“气质”（Temperament）。这种气质可以超出单纯的情绪状态，一直延伸到没有对象的情绪活动中，尽管这种气质根本不具有或只具有微弱的“基础性的”表象内容。但是，一旦感受和表象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个无对象的希望进程也就越来越清楚地与对象发生关系，越来越明确地寻求自身的目标：通过表象，含糊不清的渴望过渡到具有它所想望的内容的某物，因此在情绪世界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对某物的爱，对某物的希望，对某物的快乐。无论如何，对于没有唤起人的情绪的外部某物，我们全然感受不到厌恶或贪婪。当然，这个外在的某物未必一开始就是清楚明白的。
现在，人的情绪不再局限在对自身经历的单纯体验上。唯心主义把情绪的内容仅仅解释为“成分”（Gehalt），而且认为，这种内容不是具体显现为明确刺激人的外部对象。
但是，在情绪的及物化当中，表象与思考之间的差异是绝对不可消失的。进言之，这种差异是通过情绪的意向特性，尤其是通过内部发生的、半直接反转的情绪意向特征来标明特征的。在表象和思考中，同样存在某种意象化的行为，尽管唯心主义把这种行为无可救药地加以夸大，但在弗兰茨·布伦坦诺那里，而后在胡塞尔那里，这种行为与“被意指的对象”隔绝了。不过，在表象和思考中，我们不是原原本本地表象和思考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不得不下功夫以达到“内心觉察”。相比之下，在布伦坦诺的意义上，情绪乃是从“内容心理学到行为心理学的解放”，因此对此进行补充分析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情绪本身是作为意向行为，即作为符合现状的东西来发生的。
不仅如此，情绪又作为状态向度和意向向度发生，因为情绪首先受到努力、冲动意向的推动，这一点奠定一切意向行为乃至表象、思维和判断行为的基础。同样，“利益”（Interesse）是人的基础，实际上，利益是最接近人的东西。因此，正像饥饿这一钻心断肠的基本冲动一样，一切情绪都蕴含原初的自我状态（Selbstzustanden），并且恰恰作为这一自身状态，一切冲动才是最活跃的意向性。由于情绪的自我关涉（Selbstbetreffung），情绪生活不仅包含最切近的和最强烈的存在，即自身中包含巨大的意向目标，而且包含克尔恺郭尔在当时称作“生存的”存在模式。换言之，只有作为情绪活动的总体概念，“情绪”才是一个“生存的”概念；进言之，情绪不是理论的和客观的“精神”，而是某种“关涉性”（Betroffenheit）。因此，所谓生存思维，例如奥古斯丁多愁善感的《忏悔录》（Confessiones）今天业已陈腐不堪，但并非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在此，奥古斯丁意识的意识化源于对某种强烈的意志本性的自我反省。不足为怪，克尔恺郭尔巧妙地战胜了黑格尔，他用“生存中的自我理解”（Sich-in-Existenz-Verstehen）这一道德－宗教情绪的体验现象来反对黑格尔的客观的“抽象化”（Abstraktionen）。
但是，并非无缘无故，由此出发，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最终到达了一种嗜杀成性的、令人窒息的生存思考，直至堕落为海德格尔动物的、小资产阶级的体验现象学乃至恐惧、忧虑等“基本现身情态”。据说，“生存状态的模式”甚至提供恰恰与生存本身有关的“基本现身情态”。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不健全的主观主义。尽管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存在主义，但本身至少对死亡的情绪投下某种亲和的、丑陋的目光。
然而，自此我们所描述的不是这种有意识的蒙昧主义[33]，而是至少基本上正直的克尔恺郭尔的态度；克尔恺郭尔利用他的情绪化的主观思维战胜了纯粹客观化的思维。在这方面，全部客观思维都与作为某种认识器官的情绪背道而驰。笛卡尔在《沉思》中写道：“精神的全部本性在于它的思维。”在笛卡尔那里，一切学说皆渊源于有思维的精神创造，因此在自身的情绪学说中，甚至没有导出任何非思维的精神所创的学说。
斯宾诺莎如此专心致志于广阔的外部事物，以至于在他的犹如大理石大厅般的书中增补了情绪定义（《伦理学》第三卷）。在此，情绪不是被界定为“状态”，而是被界定为主要涉及仅仅取决于自身的那个客观形式。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属于理性的客观思想家，为此，他们不得不从方法论上清除情绪。正像狄尔泰准确地觉察到的一样，在情绪学说中，两人都不可避免地“从外部观察情绪，即借助于内部觉察根本无法获得的那种关系来观察情绪”。因此，每一个“生存中的自我理解”都与“情绪邻近”（Affektnähe）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纯粹的客观观察都与情绪学说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克尔恺郭尔意义上，哲学对情感所持的态度到处都是适用的，即源自情感的一切东西都被理解为“废话世界”。相比之下，在斯宾诺莎意义上，哲学思维活动对思维（Cogitatio）的态度到处都是适用的，即人的情绪是“灵魂的扰乱”（perturbatio animi），因而属于方法论上的“无知的避难所”（Asyl der Unwissenheit），而人的思维恰恰通过“具有愤怒和热情”（cum ira et studio）的情绪指向终极目标。
但是，对于每一个自我认识来说，与情绪的智力接触（尽管后来不再进行）是不可缺少的，并且在无所不包地尝试自我认识的地方，每个人都必须适应这种接触。
不论克尔恺郭尔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有过这种接触。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致力于概念的工作进程，深入探讨了情绪折磨和情绪洞察力，这方面可谓任何著作都无法与之相媲美。黑格尔首先在外部世界中感知“生命的脉搏”，以此想要理解没有世界的十字胸饰。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没有热情，就不能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毫无疑问，没有情绪洞察力，就无法把握与自我有关的任何伟大的东西。
人们总是从外部出发看待冲动感，并且仅仅以不可接近的方式整理、划分这种感情。人们把紧迫的感情与缓慢成熟的感情区分开来。例如，恼怒区别于憎恨。人们首先根据个别的冲动感所显现的强度区别各种感情，然后，再根据人与动物的情感活动的具体变化来区别各种感情。外表上，这种划分也是根据各种情绪的强弱，即这些情绪是如何根据心脏的神经分布或外部肌肉的紧张而变得麻木不仁或强烈奔放的。照此说来，存在诸如恐惧、惊吓一类的突发性情绪，但也存在诸如过分的、不可范围的快乐一类的情绪。不仅如此，还存在诸如苦恼、忧虑一类的虚弱的、低强度的不快情绪。
相比之下，虚弱的和适度的欲望情绪随时都会变得强烈，但是恼怒则渐渐地加强，最后才会变得十分强劲有力。反之，快乐（Freude）具有欲望特点，当它突然爆发时，特别是当伴随某种惊异时，它显得特别有力量，但最后渐渐归于虚弱无力。表面上，人的情绪是可以这样划分的，但是当这些情绪具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感受内容时，就陷入一种同样虚弱的或强烈的类型。
如果进一步强调事实关系，更多地从心理体验考虑问题，那么人的情绪就可以划分为拒绝（Abwehr）或关注（Zuwendung），因而这些情绪可以归入憎恨和爱这两个基本组。饥饿这一冲动必然伴随人的全部情绪，而这种冲动恰恰在里比多和攻击倾向的分类中最明显地爆发出来。而且，几乎所有情绪都可归入否定与赞成这两个极性，即可归入对自身及其对象的满意或不满意。一方面，拒绝情绪包括恐惧、嫉妒、恼怒、轻蔑、憎恨等；另一方面，关注情绪包括喜欢、大度、信任、崇敬、爱等。但是，这些情绪重叠为古老的二元性：“愉快”与“不快”。
当然，在人心中，拒绝乃至不快、关注乃至愉快并非直截了当地出现。有时，我们发现，人的固有情绪与相反的情绪非常有趣地调合在一起，例如，消除了憎恨的复仇心以及几乎消除了爱的肉欲，有时这些情绪还觉得很甜蜜。同样，也有贪婪一类的情绪，这种情绪属于关注，但它至少不是喜悦。或者，还有怨恨（Ressentment）一类的混合情绪，在这种情绪中，嫉妒的拒绝意向与崇敬的关注意向难解难分地搅和在一起，且能相安无事。如果嫉妒把现存的崇敬变成诽谤，它就不会有任何理由不满。
总之，人的各种情绪历经磨练，不仅丰富多样，也变化多端，从而不应泾渭分明地被划分成拒绝与关注、憎恨与爱的两极。因此，人们试图维护爱与恨这一人的情绪组，以便把这两种单纯的极性关系转变成适应某种价值的东西。借助于此，拒绝感陷于一种低贱的领域，甚至陷于否定的领域。此外，像舍勒[34]一样的反作用心理学家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属于这个领域。相比之下，关注感吹捧到高尚的领域，诸如城堡和平、世界主义、资本主义者的和平等就属于这种情绪。在人的情绪中，拒绝与关注这两种情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个系列，但是，借助于部分真理和最低限度的心理体验来极力诋毁拒绝感，或极力吹捧关注感都是毫无道理的。
概言之，如果人们从外部了解情绪学说，它就应当被完全清除。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整理各种冲动感。因为必须借助于被经历到的欲望本身，我们才能发现这种秩序。如果人的情绪被划分为填满的情绪与期待的情绪（gefüllte und Erwartungs-Affekte）这两个系列，那么它就是惟一令人满意的情绪。
在这方面，即在拒绝与关注系列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相对正当化的因素，例如，作为非愿望（Unwunsche）或作为愿望（Wunsch）：这一系列因素都延伸到期待情绪组之中。在情绪的一系列实际目录中，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定义：填满的情绪（例如，贪婪、崇敬等）在冲动意向（Triebintention）上是瞬间性的，而在冲动对象（Triebgegenstand）方面是有准备的。在此，所谓“冲动对象”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个人所能达到的东西，而是意味着业已存在于世界中的东西。
相比之下，在冲动意向上，期待的情绪（例如，恐惧、害怕、希望、信任等）是深思熟虑的，其冲动意向不仅能为当时的个人所通达，而且也并非想驻足于业已存在的世界之中。因此，这种情绪是在对开始或出现的怀疑中发生的。
按照自身的非渴望和渴望，期待的情绪区别于填满的情绪；填满的情绪在其意向、内容和对象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的预先推定的特征。一切情绪都非凡地意向某物，从而与时间视域相关，但是期待的情绪在时间视域中是完全开放自身的。
一切情绪都与时间中的真实的类似时间相关联，即与未来模式相关联。反之，填满的情绪仅仅拥有某种非真实的未来，即拥有这样一种未来，那就是其中客观上不再发生任何新的东西。与此同时，期待情绪本质上包括一种真正的未来在内。在此，未来意味着尚未形成的东西、客观上尚未存在的东西。陈腐不堪的害怕和希望也想要虚假的未来，但是，在陈腐的满足中，秘密地、深深地蕴含某种更为总体的东西，进言之，与那种填满的情绪截然不同，这种更为总体的东西超然于现存的事实之外。这样，渴望、欲望及其想望等情绪多半向前突围出来。因为在不存在渴望的地方，并不存在作为愿望之反面的某种“非愿望”。
此外，在此否定情绪与肯定情绪之间的某种对立到处起作用，这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这种对立情绪在恐惧之梦和愿望满足中一起起作用。特别是，在白日梦的恐惧和希望图像中，这种对立情绪作为在乌托邦方面胜负未定的情绪在恐惧与希望之间、否定的情绪与肯定的期待情绪之间浮现出真面目。但是，最重要的期待情绪、最真实的渴念乃至自我情绪始终是希望。因为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地拒绝恐惧、害怕一类的否定的期待情绪，但这种拒绝充满着痛苦、压抑和不自由。的确，在恐惧和害怕中，恰恰显露出一种自我没落和虚无的行为，最终归入某种纯粹被动的热情中。
希望乃是反对恐惧和害怕的期待情绪，因此，在一切情绪活动以及只有人才能到达的情绪中，希望是最人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希望与最辽阔的、最明亮的视域相关联。希望拥有主体之中所拥有的那种欲望。不仅如此，希望处在主体情感之中，因为希望是由未得到满足的，但本质性的欲望组成的。
向前的自我扩张的冲动，积极的期待[35]
饥饿使人不得不一再革新自己。如果饥饿持续不断，并且不以可靠的食物充饥，那么饥饿者就会跌倒。于是，肉体自我就变得倔强无比，不再仅仅指向古老的食物范围，而是试图改变使它饥寒交迫、头晕目眩的境况。对现存的恶劣的东西说“不”，对浮现在眼前的更好的东西说“是”，匮乏者把这种姿态列入革命旨趣。
革命旨趣总是从饥饿开始，饥饿启发穷人，饥饿变成炸毁匮乏之监牢的爆炸物。因此，自我不禁试图保存自己，而且变成易于爆炸性的东西。自我保存成为自我扩张，自我扩张推翻一切阻碍上升的阶级乃至无阶级的人的障碍。饥饿使人意识到经济上的贫困，这一意识迫使人作出决定，废除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是一个被压迫的、下落不明的存在。同样，在作出这种决断很久以前，在他那里追求饱满的冲动作为某种手上的东西类似想象地存在了很久。人的劳动目的在于把原材料一再转变成丰富的使用价值，在这样的劳动中，意识发展成一种类似想象地超越手上的东西。
人们远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对此，马克思恰恰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6]
由此得出下述结论：在生命的一切领域里，一个建筑工人在了解自身的计划之前，他必定在内心中计划好了计划本身。在实现自己的计划之前，他预先推定杰出的、决定性的、激励性的某种向前的梦。与蜘蛛和蜜蜂不同，人预先展望这种计划，有鉴于此，如果计划越是属于大胆的，尤其是属于艰难的计划，人就越是必然地在眼下把这种向前的梦加以观念化。正是在这个地方，现在形成这样一种东西，那就是期待意识中的类似愿望的东西（Wunschhafte），而这种类似愿望的东西总是源自饥饿，并不断地刺激人的意识。这就是说，尽管这种类愿望时而被操纵，但时而它也朝着更美好的生活目标紧张地活动着，这一过程形成各种白日梦（Tagträume）。
这些白日梦总是来自某种匮乏，并且想要消除这种匮乏，从而这些白日梦都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梦。毫无疑问，在白日梦中不乏低贱的、空洞的、浑浊的、单纯使人神经麻木的逃避之梦。众所周知，这种梦不过是某种代替品，充其量使人暂时忘记现实处境。这种逃避现实的梦想经常与容忍并支持现实状态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从所谓“更美好的彼岸世界”的敷衍空话中得到了最明确地说明。
但是，许多其他的愿望白日梦决不从现实那里掉转目光，相反，这些白日梦密切关注现实进程中的具体变化和现实视域中的具体条件。借助于此，白日梦使人获得勇气和希望。在预先认识未来、超越既定现实和构想更美好社会图像的进程中，很多人坚固了“决不放弃的意志”。因此，发生在白日梦中的这种超越意志并不表明心理学上的任何压抑心理，同样，它也不表明从过去业已存在过的意识中任何下沉了的东西。但是，它也不表明从远古时代的人们中遗留下来的或加以突破的任何返祖现象状态。进行超越的人与现存意识之内的无意识地穴（Bodenschacht）毫无关系，他们既不把今日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的白日世界当作惟一的出口，也不把荣格、克拉格斯浪漫化的洪积世当作惟一的出口。在向前的自我扩张中，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毋宁是某种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ein Noch Nicht-Bewußtes），一种过去从未被意识到的和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因而是一种向前的东西，即本身就是一种作为新东西的黎明。换言之，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已经能够是最单纯地环绕白日梦的黎明。从那里，这黎明伸展到彻底否定匮乏的辽阔领域，即到达希望的领域。
[30] 弗兰西斯卡·雷文特罗（Franceska Reventlow，1871—1918），德国女小说家。——译者
[31] “健康的洪积世”，克拉格斯用语，用来指称现代社会。——译者
[32] Appititus，在拉丁语中，该词指一种天然欲望，尤其指自然而反复的对食物的欲求，即食欲。此处转译为欲望。——译者
[33] 布洛赫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反启蒙主义”，尽管这种哲学致力于阐明事物的根据，但有关论述含混不清，不知所云，故并不能改进读者的固有思维。在此，布洛赫用生造的Obskurententum一词指称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此词源于Obskurantismus（蒙昧主义）。——译者
[34] 舍勒（Marx Scheler，1874—192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家、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伦理学》（1913—1916）、《论人的永恒》（192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8）等。也许，布洛赫读了舍勒的后期著作《知识形式与社会》（1928）之后，把他定性为一种反动的心理学家。——译者
[35] 在本节中，布洛赫把人的愿望，特别是旨在消除饥饿的愿望与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起来。——译者
[36] 马克思：《资本论》，Ⅰ，1947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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