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

三 无产阶级戏剧同盟的后台


· 1 可爱的老人秋田雨雀
  可爱的抒情诗人
  赴莫斯科
  最后的热情
· 2 “红色伯爵”土方与志
  筑地小剧场的诞生
  新筑地剧团的宣言
  戏剧节事件
  与薄田研二的因缘
  老母去巴黎

· 3 多才多艺的村山知义
  绘画、小说和戏剧
  从“心座”到“新协剧团”
  日本话剧的复兴
· 4 库页岛国境之谜·杉本良吉
  多情多恨的冈田嘉子
  警察的判断
  原来的爱人杉山智惠子
  再到库页岛
 




1 可爱的老人秋田雨雀


可爱的抒情诗人


  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适逢秋田雨雀五十诞辰,长谷川如是闲、小川未明、中村古藏、本间久雄、井上正夫、喜多村绿郎、土方与志、楠山正雄等左右剧人、文人、画人、思想家、社会运动家等,为他举行庆祝会,参加的人物有长谷川时雨、小寺菊子、神近市子、富本一枝、水谷八重子、生田花世、原京子、峰吟子、关鉴子和川道子等著名女性,其盛况为最近文坛所罕见。此事表示雨雀为人多才多艺,他是话剧作家,又是诗人,又是世界语学者,又是左翼思想家。在庆祝会中,他说:“谢谢各位朋友为我奔走。各位庆祝我的五十诞辰,我越是感觉被人看做老人,好生难过。但既然孙子也有了,应该被人看做老人吧。”他是白发童颜,充满快乐。但快乐不到几时,八月二十二日他就被捕了。九月十三日,东京朝日新闻说,他已经转向了。据该报记载:“秋田被捕后,声明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自由主义者,但被指摘他曾介绍同情共产党者三人等事实后,终于清算一切,发誓与运动断绝关系。”九月十四日午后一时,秋田获释,离开二十四天的拘留所生活,由爱女千代子(后嫁给诗人上川进)接回自己家。他获释后说:“人家沦我转向了。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转向。我所写的记录和声明,不过是批评自已,也许内容被误传。我和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新兴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等有关系,他们认为这些关系是受共产党的指令而活动的外围团体,其实像我这样无力的文化人,是不能参加共产党那样一个政治组织的。所以像我这样可怜的文化人,无所谓转向不转向。”他在拘留所又作诗两首:

    是非总有明白的一天啊,蝉时雨。(八月三十一日作)

    柏树叶的影子虽然静静地移动着
    今天也不能走出四方的墙壁。(九月十日作)

  雨雀是笔名,本名德三,一八八三年二月生于青森县。他说“细雨濛濛时,时常看见麻雀在枝上哆嗦,因以为号。”这也足以窥见其性格。长田秀雄曾说:“秋田是天生的抒情诗人。他不是凝视人生的真相,严加批判,而是从人生里面抽出可变的旋律,他的艺术倾向,从初期便是加此。秋田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写的戏剧,也不是这样的抒情诗吗?复杂丑怪的生活上的严峻事实,一旦跑上秋田的嘴唇,便会成为有着可怜的旋律的灵魂的歌。”数语道破了雨雀的本性。

赴莫斯科


  雨雀一九〇七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学系,二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创造新剧,参加岛村抱月、松井须磨子、泽田正二郎等的剧团“艺术座”,发起新式的话剧。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松井须磨子这个女性,是完全没有受过社会训练的女性。她的表现力虽然根强,但脾气固执,像原始人一样,每件事情都跟年轻的男女演员争执。一九〇四年,排演托尔斯泰的《复活》时,‘艺术座’内部发生事变。原来松井须磨子和泽田正一郎发生冲突,泽田和四五个男女演员一起脱离了‘艺术座’。我因为支持泽田的主张,和他们一起退出了‘艺术座’。我与岛村抱月有师生关系,而且没有对他失去信仰,但因为对须磨子的为人发生反感,所以决心退出了。泽田这个演员,表现力之强,近乎病态。他的性格和须磨子相像。这个同样表现力强的人,没有受到一点社会训练,碰在一块工作。两人之间如果没有斗争,那才可怪呢。”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他出发赴莫斯科参加那里的戏剧节,临行前说:“莫斯科有前些时到日本来过的普宁、阿尔金、皮利尼维克等相识的人,对外文化联络会的加米涅夫人人也准备为我斡旋。我的工作,是尽可能到各地演讲,介绍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如何产生;同时去研究那里的文艺和戏剧。”他留苏七个月,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归国,发表留苏印象说:“在莫斯科所不能忘记的一个印象,是苏联女人美丽的笑声,实在是女人应有的明朗的笑声)。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制,最低工资三元,而且够自由欣赏戏剧和音乐,因此在生活上精神上都绰有余裕,不知不觉之间变为明朗的笑声。教育的普及,也很惊人,文盲大减,工人和农民也一刻不放掉书本。初等教育的彻底,尤令人惊异,现布的青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必将成为了不起的国家。在那边适逢五月一日的劳动节,和日本那样要打架似的情形不同,八十余万劳工,游行整个莫斯科,秩序井然,到底不愧为劳动王国……”归国后不久,他就被推为“国际文化研究所”所长,加入“纳普”阵营,参加“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又发起“苏联之友会”,站在普罗文化阵线上活动。不料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东京朝日新闻》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检察当局侦讯苏联之友会书记局负责人日本共产党员加藤正的结果,侦知苏联之友会创办人秋田雨雀于一九二七年赴苏之际,曾受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加米涅夫夫人的重要使命,回国活动,警视厅外事局乃于二十九、三十两日传讯秋田,严加侦讯结果,将秋田入苏时与重要人物折冲之一切事实,录取口供,即将与其他付料一并送交内务、外务两省,决对苏联驻日大使馆员援助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警察当局企图翻出七年前旧案,弄成一个问题。

最后的热情


  秋田爱女千代子嫁给上田进养一女后,不久即去世,秋田悲痛己极,一九四一年春又失去了伴他三十九年的夫人。他将老年人的热情倾注于“新协剧团”,但当局压迫人民阵线的结果,压迫之手又伸到这个剧团,雨雀无罪而被投入拘留所,达三个月之久。塞班岛被美国攻占前,他拉了爱孙的手离开所爱的东京,疏散到肯森郊外。停战后,在新城村创办“社会政治学校”,为了建设新日本的青年的思想教育,燃烧着最后的热情。


2 “红色伯爵”土方与志


筑地小剧场的诞生


  “午饭吃过没有?”——这是士方与志(四十八岁)离开铁窗后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他的长男敬太默默无语。夫人梅子回答他说:“还没有呢。”与志说:“还没有吃吗。我倒因为叫我吃了出去,所以刚才在里面吃过了。”他说着,明朗地笑起来。薄田研二在旁眨着眼睛。这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正午,因麦帅总部下令释放政治犯而发生的一幕。
  土方与志,一名久敬,一八九八年四月生于赤坂表町,是土方久明伯爵的嫡孙,一九一七年时有志于演戏的研究,先从岸田辰弥学演戏的ABC,继从上山草人学习实演,与村田实一起工作,也和剧团“朋友座”发生关系。从这时起,从山田耕作学会了许多东西,一方面为舞台装置和照明实验,专心制作模型舞台,一九一九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一九二一年二月起,因山田耕作的介绍,帅事小山内薰,担任导演助手,实际从事舞台装置,照明等。后来柬京帝大内成立戏剧研究会,大学内盛行戏剧运动,他也加入其中,与北村喜八等一起工作。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五岁时,赴欧研究演出和演员的训练,准备留学十年。他在柏林师从卡尔·海涅,又到巴黎、伦敦、斯堪的纳维亚等处作实习旅行。一九二三年九月,闻东京一带发生大地震,便匆忙经西伯利亚回国,途经莫斯科,仅仅逗留了几天,但对莫斯科的戏剧,已经发生很大的兴趣。回国一看,他的家侥幸未遭灾难,他便假定他的私财已经荡然,冉加上留学欧洲十年的预算中所余八年间的费用,决心在化为焦土的东京造一所小剧场,将此意告知小山内薰。小山当时因失望于戏剧界的因循姑息,与所有剧作家断绝关系,闲居大阪。他听到士方的建议,大为赞成。他们一致认为话剧必须从商品化以及姑息的功利主义,走向积极的实际社会,要从模仿走向创造,从徘徊走向进步,从形式走向内容,它本身要发挥多方面的独自性。他们立刻着手筹备,“筑地小剧场”便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开幕,第一个戏是戈林的《海战》。

新筑地剧团的宣言


  筑地小剧场当时拥有后来在中国战死的友田恭助,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丸山定夫、田村秋子、山本安英、薄田研二等名演员,演出、演技、舞台装置等,都有划时代的性质,做到了所谓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演戏的任务。但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小山内薰死后,剧场内部各种思想倾向之间发生了斗争,翌年三月终于分裂为“剧团筑地小剧场”和“新筑地剧场”。先是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曰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和前卫艺术家同盟合并成旧纳普时,前者所属“无产阶级剧场”和后者所属“前卫剧场”也合并为一,由藏原惟人命名为“东京左翼剧场”,村山知义任执行委员长,中村荣二即今村重雄任书记长,分裂了的剧团筑地小剧场和新筑地剧团都受这个左翼团体的指导而左翼化了。可是前者“自始在其指导理论中含有许多机会主义的态度,和丑恶的独善主义”,一九三〇年五月,化为“可称为败北主义者的巢穴的反动剧团”,险些卖身给“松竹剧场”,但不久便解散了。一方面新筑地剧团的领导人土方与志却发表宣言说:“演戏是一个行动意志。如果一个剧团包含许多相反的思想与理论,其行动当然难免陷于混乱,既无定见,又无方向,又不统一。筑地小剧场在过去四年半的过程中,随社会情形必然地孕育了许多矛盾,包含了不相容的分子。我们于此痛感必须与剧团部员分袂,批评过去的行动,而在一个明确的意志之下踏出新的步伐。我们现布在‘新筑地剧团’之名下结合起来,想和普天下的戏剧观众相见。我们回头看戏剧运动的大势,现在虽然明显存在着新兴的气运,但举世滔滔,仍然趋向反动。有的借保存国粹之名,歌颂着完全和时代倒行的古典戏剧,有的口中提倡新剧,而实则沉浸于时代错误的艺卫至上主义,有的电影歌剧等却盲目采取了颓废的倾向,戏剧现在濒于行将从时代的发展倒退的危机。此时我们必须在现有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将戏剧和时代精神连结起来,不使剧场成为反动化的手段,也不使为有限的知识阶级所占据,而使它成为一般新兴大众的最快活最有意义的集会所。这就是我们的意志与目的。”

戏剧节事件


  “新筑地剧团”像这样左倾起来,一九三一年三月加入“无产阶级戏剧同盟”,“戏剧同盟”则于同年四月加入“国际劳动者戏剧同盟”(IATB)——后改称“国际革命戏剧同盟”。土方与志等二十五人因IATB第一次世界大会和戏剧节将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向当局申请护照,但被拒绝。IATB后因日本代表不能参加,兼因美法准备不及,决定将戏剧节延期到翌年五月举行,并通知日本方面由左翼剧场、新筑地、前卫座三剧团中选送一个来参加,同时送包括土方与志、关鉴子、杉本良吉等在内的五名代表来参加质疑会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士方家里正在协议派遣人员赴苏参加戏剧节问题时,土方夫妇、中条百合子等十几人突然被捕。一九三三年四月,当局发给土方出国护照,但以妻子陪同前往和不入苏联以及德国为条件。四月七日,土方携夫人梅子、长子敬太、次子与平等出国赴法。
  “国际革命戏创同盟”和戏剧节,五月二十四日起在莫斯科举行了,日本剧团终未能参加,但当时在莫斯科的佐野硕(二十九岁)却领导莫斯科劳动青年剧场人员,上演了村山知义作的《志村夏江》。佐野硕是佐野医院院长佐野彪太博士的长男,佐野学的侄子。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时,就和左翼剧团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也以不入苏联为条件,拿了护照赴美研究戏剧电影,其后消息渺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革命纪念日,他秘密从德国入苏,就任“革命戏剧同盟”机关报编辑。一方面,土方与志也违禁经德国入苏,以日本代表资格出席了“革命戏剧同盟”的世界大会。
  一九三四年五月,因共产党私刑事件,警视厅得知土方曾由出洋旅费中提出六千元给共产党,大为震怒。八月三十日,东京《日日新闻史》登出了莫斯科特电:“土方与志,即土方久敬伯爵,二十八日出席业已举行数日的苏联作家大会,以日语大发议论,由无产阶级一流作家法狄新担任翻译,大博喝采……”九月三日外务省接到了驻苏大使太田的电报;“土方伯爵曾作激烈演说。”宫内省大为震惊,不能再默尔而息,终于二十日决定剥夺土方的爵位。

与薄田研二的因缘


  原来上方与志的祖父是做过宫内大臣的土方久明伯爵。当维新的风云紧张时,土佐藩有一个士人的儿子叫土方楠左卫门,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耐困守家园,总想去江户有所作为,但因为自己是长子,负有传宗接代的责任,不好随便出门,因此急急讨了一个老婆,养了一个男孩,便走出土佐了。这个男孩即土方久明伯爵,土方与志的父亲。话说那个楠左卫门到了京都,得到明治飞新的功臣三条实美公爵的知遇,后步步高升,从农商务大臣做到宫内大臣。明治维新尚未成功之前,三条实美公爵有一次失势,落难在外,生了肺病,要吃牲畜的肉疗养,楠左卫门便在树林里煮肉给他吃,有一个司祭的女儿见他诚实,大为感动。两人之间据说发生了恋爱。但这段插话并不就此了结。这个楠左卫门的孙子即土方与志,而这位司祭的女儿的孙子呢?原来就是日本戏创界大名鼎鼎的演员薄田研二,本名高山德右卫门。与志之父久明伯爵,曾随陆军大臣大山严赴德,从陆军幼年学校进军官学校,在德军中任炮兵少尉,一八九三年回国任炮兵上尉,参加了甲午之战,一九〇三年俄国皇族基里尔访日时,他因穿错欢迎服装,引以为耻,用手枪自杀了。

老母去巴黎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土方与志六十二岁的老母,因挂念“在巴黎生着肺病的爱子”,不远千里赴法。她在巴黎见到了儿子,但未能说服他回国,只得又独自寂寞地回到日本。但她知道了外间所传与志病情沉重,在莫斯科被监禁,因清党运动逃出苏联等事,都是谣言,也算得到了一点安慰。与志非但没有什么病,反而意气轩昂,他和佐野硕说:“我们的信念没有变。我们现在不打算回国,希望在海外一方面研究戏剧,一方面为日本国民继续文化活动。对日本国民之爱,并没有改变,但不能赞成不代表民意的政治。”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巴黎将被德军攻陷前,与志避难到波尔多,再到厄特,萨福亚的乡下,种种菜,夫人做裁缝。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乘船回国,七月五日船一到横滨,他就被捕,系狱四年有余。出狱后他说:
  “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这样明白地说,从明治,大正,到昭和时代,日本的戏剧界一直在苦难之中,现在为创造新的自由的日本文化而从事有意义的活动的时期来临了。现在我们希望打破过去这个社会常有的分派的弊害,放弃前嫌,互相协力。战时许多优秀的剧人都不能活动,不但话剧是这样,据说连传统的歌舞技也受到很大的压迫和拘束,丧失了固有的高尚的艺术生命。现在既揭起民主主义的旗帜,得到了可以真正活动的机会,可以说再好没有。……我深望日本戏剧界的优秀人材佐野硕、杉本良吉两人早日回国,开始活泼的戏剧运动。”
  这位日本戏剧运动的老将,终于技痒起来,今年二月就领导“东京艺术剧场”演出了《玩偶家庭》。


3 多才多艺的村山知义


绘画、小说和戏剧


  有一次,村山知义为自已辩白说:“现在虽已不是共产主义,但还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永井清藏就挖苦他说:“如果社会主义也不行的话,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这不行的话,便说是进步主义,再不行的话,便说是反资本主义,这样一步一步退下去。”但他却不能使林房雄那样勇敢地回答:“你们从头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不过是想转向但无从转向的温吞水。”他在一九〇一年生于东京,是地道的东京人。他的父亲是医院的院长,他在九岁时就因肺病去世。母亲是信仰心极强的基督教徒,送他上礼拜学校。做他的基督教是通过内村键三的。他自己说:“这帮我养成了极端憎恨和反抗封建的东西、戴假面具的东西以及压迫人的东西之心。”他从开成中学进第二高等学校文科,再入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哲学科,但他那时陷于厌世思想,不大去上课,后来跑到德国去了。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德国正是表现派的全盛时代,他同情这一派的虚无主张,学了绘画,满一年后回国,组织了一个造型美术团体,这个团体在一九二四年就解散了。一九二五年写了一篇小说《关于兵》,从此写小说,写剧本,同年十二月给筑地小剧场做了凯塞尔的剧本《从早到晚》的布景,从此又被戏剧迷住了。

从“心座”到“新协剧团”


  翌年,他和河原崎长十郎发起组织“心座”剧团,一九二七年九月,因思想上发生对立,即因藤间春江的加盟问题,脱离了“心座”,他那时清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换上共产主义思想,成为《文战》的同人,又加入“前卫座”,继因“劳农艺术家联盟”沦为社会民主主义,另组“前卫艺术家同盟”,组织“前卫剧场”,一九二八年四月和“无产阶级剧场”合并成“东京左翼剧场”,就任执行委员长,一九三○年五月,“纳普”要人被一网打尽,他也被捕。一九三四年三月,东京控诉院判他两年徒刑,三年缓刑。他获准转向,一审的三年徒刑也减轻了。这时他为转向,心中不安,因此曾说:“虽然不是共产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同年九月,他发表了这样的主张:
  “话剧的存在价值,在于创造进步的,有艺术良心的,不追随观众的,而且演出上有统一的戏剧。现在的情形是,剧团层出,互相使剧团的经济条件陷于不利,结果难免迎合观众,堕落为鄙俗的戏剧,情势不利而混乱,连无产阶级戏剧同盟心解散了。这种情形,使话剧工作者昧了良心,可能变成反动戏剧的工作者。戏剧陷于不统一,这是必然的结果,话剧之所以为话剧的存在理由,将完全丧失。为挽救这个危机,使之再转向发展的一条路,只有一个具体的办法,那就是把目的形式等并无多大差别的话剧团体溶化成一个剧团。这是团结问题的第一个阶段。”经他这样热心提倡的结果,成立了“新协剧团”。
  新协剧团又和“日本乐团协会”(山田耕作等),“东京少年剧团”(八田元夫等),“东京觉醒队”(岛公靖等),“喜剧团”,“三一剧团”等合并成“日本新演剧协会”,该协会又因岸田国士从中努力,合并了“创作座”(伊藤基彦等)和“筑地座”(友田恭助等),发展为“日本新剧俱乐部”。不过话剧界的合并统一问题,没有像他的理论那样顺利进行,结果失败了。

日本话剧的复兴


  战后,他又领导了“新协剧团”,二月在“邦乐座”踏出了复兴话剧的第一步。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晓得最近二十年的新戏剧运动”,以此为前提,他主张:
  “一、话剧必须循历史的正确发展路线,从现实的底层找出事实,而在艺术上使之形象化。换言之,话剧必须是真正民主主义的戏剧。因此话剧和那完成于闭关自守封建制度时代,已经没有能力使言前的现实艺术化的歌舞完全不同。话剧又和新派戏(文明戏)完全不同,后者的诞生,固然为明治二十年代(一八八七年)自由民权主义思潮所刺激,但随资产阶级的勃兴而勃兴,随其颓废而颓废,现在包含着大量封建的渣滓,堕落为资本家的,小市民的世故人情戏。
  二、话剧是在艺术上有良心的,演出上有统一的综合艺术。话剧是被综合起来,被熔合起来,被统一起来,而被完成的戏剧,是一种确固的艺术,是剧本和演技由演出统一起来,舞台装置、服装、照明、声音效果、舞蹈的要素、香乐的要素等被综合起来的艺术。所以话剧决不可以像过去的演戏和现在的电影一样,采取明星制度。不错,戏剧的欣赏以及戏剧发出的吸引力之中,是含有相当的感觉的要素。一方面因为时常出现于舞台,将剧本表现给观众的是演员,所以一般观众的注意可能集中在演员身上,越是低级的观众,注意演且的程度越深。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以演员为中心计划演戏,或组织剧团,这是去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和感觉,有堕落的危险。
  三、话剧必须反抗商业主义的戏剧。所谓商业主义的戏剧,是把戏剧当做商品,想拿商业资本来赚钱的东西,这种戏剧是要成为歪曲,堕落的艺术,无论在里面的艺术家怎样挣扎,也无法避免。特别有不得已的时候,话剧可能小心翼翼的利用商业资本,不过如果长此下去,话剧一定会在商业资本下窒息而死。因此活剧必须成为获得独立经营的独立剧团。
  四、话剧必须不断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实是不停地前进。艺术爬上了一座山峰,如果就此停正下去,立刻要僵硬起来,腐败下去。话剧因此必须不断地用雪亮的眼晴,从现实的泉源中汲取新的东西,把它堆积在过去的财宝上面,继续前进。
  五、话剧是劳动大众的东西,是为建筑灿烂的民主社会而工作的大众的东西。话剧决不属于想维持过去的体制,或企图逃避历史演进的路程的人。但这决不是说话剧现在可以不辞迎合低级趣味和教养,立刻召集大量繁杂的观众。我们,须靠真正艺术性话剧的真实,美,和吸引力去争取大众。”
  他每天在报纸上发表对于话剧的意见,主张根据上述五个指标,辨别真假话剧,而和真正的话剧一起共乐、上进、学习、斗争,而向明朗的将来前进。总之,他会画,会写小说,分写剧本,导演是拿手好戏,现在可真是发挥本领的时候来了。


4 库页岛国境之谜·杉本良吉


多情多恨的冈田嘉子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东京各报用大标题登出了这样的消息:“客岁尾三十一日,文明戏井上正大剧团所属女演员冈田嘉子(三十八岁),偕其年轻爱人新协剧团导演杉本良吉(一名吉田好正,三十二岁)来库页岛,投宿敷香町山形屋旅馆,元旦游览结冰之幌内川以及土人部落,饱赏冰天雪地之库页岛情调,二日,购买慰问袋等物,告旅舍中人称将去慰问守备国境线警官队,并交黑皮包和现款三十元给旅馆代为保管,午前十时雇汽车前往国境,经保惠,行抵半田泽警察派出所慰问后、复向五十度线前进,即消息渺然,不知所向。迄四日,既未返抵敷香,亦未经半田泽南下,或系在雪中迷路,亦有越入苏境可能。”这则新闻登出后,曾哄动一时,有人以为他俩在旅行中罹难,有人以为他俩踏入冰天雪地殉情,有人以为他俩有计划地越入苏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嘉子的前夫竹内良一五日夜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从嘉子的平时性格来讲,很难相信她因思想问题而去苏联。也不能相信她因生活逼迫而自杀或殉情。说到她和杉本的恋爱问题,还得说到我和她的离婚。我们的离婚,并没有多大原因,不过说好暂时分居一下,有什么困难,互相还得帮忙。就这样分别后,一直拖到现在,所以她真是决心要死的话,我想一定会写封信来,暗示一下。关于她对演戏的不满和烦恼,确是很大的。还有,她与前夫山田降弥(舞台协会会员)之间生有一子,今年十六岁,在户口上报做她的弟弟。这个儿子懂事后,知道了他们的真实关系,就此变成不良少年,内心感觉孤独烦恼,去年十月就失踪了。库页岛是她父亲住过的地方,对她是很可怀念的地方,以前也常去那儿,这次大概也是为了这个关系去的。我不相信她是有计划到苏联。”这位竹内良一,原名外松良一,是外松龟太部男爵的嫡子,在京都“日活电影公司”摄影场拍摄《茶花女》时,和嘉子发生了恋爱,后被其父骂为不肖子,不得继承家业。她的爱人如此之多,可谓多情多恨了。

警察的判断


  库页岛警察当局经调查的结果,判断杉本、冈田两人是有计划越境到苏联的。当时内务省警保局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冈田嘉子,思想上没有什么问题。杉本曾加入无产阶级戏剧同盟,转向过好几次,所以这次越境事件,必是杉本的主意。问题在杉本的入苏,是否与第三国际有关系,或者是以杉本个人的关系,和留苏某人取得了联络。杉本和第三国际,不致于有关系,只能认为是他个人的关系。可怜的是冈田嘉子。杉本根久以前就开始研究入苏的方法,他和嘉子的结合,是走近国境附近的掩护,他对嘉子的恋爱,大半是假的。”
  杉本在早稻田大学俄文系时,就对戏剧产生兴趣,师从土方与志,中途退出大学,做了前卫座和左翼剧场的演员兼导演,一九三一年左右起开始左倾,同年底纳普解散时,在桥浦泰雄之下任中央协议会书记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终于被捕,一九三四年二月起诉,一九三六年二月判处徒刑二年(缓刑五年)。判刑的理由是他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下旬,受共产党员生江健次的劝诱,加入该党,与生江、村山知义等在戏剧同盟内确立党的细胞会议,将今村重维、春野武雄、本田延三郎、小野宫吉等人相继争取为细胞会会员,每周举行一次小组会议,在剧戏同盟内组成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小组。此外又牵涉组织科普斗争案,解散纳普确立艺术家协议会案,召开戏剧同盟第四届会议案。被告又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村山、生江、小野等被捕后,与本田延三郎、今村等,一九三三年二月本田被捕后与今村、川崎义好等相继在牛込区神乐坂附近街上及其他地方举行细胞会议,协议对当局之检举科普和戏剧同盟实行反斗争,以及五一劳动节斗争,公审斗争,戏剧同盟第二次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策及其活动方针等。
  再说到杉本、冈田两人,夏天传来消息,说他俩在半田泽国境附近被苏联警备所扣留,其后被送到库页岛北部的亚力山德罗夫斯克,受秘密警察审问,再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送到伯力,杉本就在这里从事日本新闻杂志的翻译,冈田则到伯力南方约四十公里的农斯卡娅,先在共产学校初级班受了三个月教育,到诸福基辅斯克当了共产学校的日语教师。

原来的爱人杉山智惠子


  杉本本来有一个爱人叫杉山智惠子。他听了杉本入苏的消息,说:“衷心相信,衷心相爱的丈夫,丢了我跑到库页岛的国境那边去了。我生了很久的病,哭也不能哭。世上的传闻,我也听得到。我本来决心不说话,现在倒觉得应该把事实告诉大家。”这样开头,说出了杉本临行前的心境:
  “我深知良吉久已想去苏联,所以我觉得能够了解这次事情。我和良吉最初认识,是在苏联人贝利科夫的家。那时贝利科夫在东京,他的小姐丽萨是我朋友。就是她给我们介绍的,我永远记得良吉穿了白色的俄国衣裳,用流利的俄语和她的父亲谈话的样子。那时,良吉是前卫座的团员,是早稻田大学俄文系学生。我在青年会学打字。四年后,我俩结婚。结婚后经过半年,即一九三二年三月,我们背后冲来了汹涌的时代浪潮。良吉预知文化团体将被检举,连忙和他的同志钻入地下。我每天看报,总担心他是否被捕。我就在那年秋天生了肺病。……良吉被捕后半年,我的经济情况,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那时我进了一家疗养所。小野宫吉夫人关鉴子帮了我很大的忙。两年后,良吉被保释出狱。那时我还在疗养所,良吉带了母亲来看我。……后来,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可以去看短时间的戏了。二十六日那天,他带我到第一剧场看戏。每年年底到正月,良吉总是要旅行的。那天晚上就预定出发。在剧场分别时,我问他:‘写信给我吗?’他回答:‘这次不写,不过你别担心。’我以为他和以前一样是去信州的,因此没有产生怀疑,就此分别了。第二天,我以为它已经走了,不料四点钟又来了。那时母亲刚出去,我一个人在看书。良吉说:‘嘴干了。’我便拿葡萄酒用水冲给他。我从厂房里出来,只见他定着眼睛看我,我觉得有点不对。他说:‘你等我回来,别怪我自作主张。’我觉得这句话不对,但我生性不爱多问,所以没讲。他那时已经决定要走,但很镇定;他关心我脸上发烧,叫我当心身体。出去时,我送到大门口,良吉在转角回过头,微笑着走了。这就是我俩的最后。……十二月十五日,一大群人被捕时,他脸上很不快活。他好几次对我说,如果我被捕了,你就这样好了。去年秋天,他说以后事情更难了,脸上很不快活的样子,尤其对以新协剧团为中心的日本的健全的话剧运动的前途深表忧虑。”

再到库页岛


  一方面,新协剧团因团员杉本良吉逃亡苏联,大为惊恐,以仁木独人和村山知义之名发表声明,开除杉本。该声明说:“新协剧团早已确立方针,即循日本国家所走路线,创造最有艺术性的戏剧。这个方针早已向社会发表。正当此时,团员杉本良吉突然抓起报端所载事件,剧团方面深感对不起社会。……杉本既破坏剧团章程,使社会对剧团的方针产生怀疑,本剧团不得不断然加以处分……”剧团方面深恐杉本个人的行动,使人怀疑新协的转向是一种伪装,并无诚意。原来新协剧团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无产阶级戏剧同盟因社会形势骤变而宣告解散后,由村山知义、长田秀雄等为中心,纠合中央剧场(左翼剧场的改称,主持者村山知义),美术座(伊藤智子),新筑地剧团之一部(细川近子、三岛雅夫等),以及御桥公、小杉义男、伊达信、小泽荣等所主办的进步剧场和自由主义剧团,于九月二十二日组织成立。这个新协剧团多么害怕被人套上红帽子,我们可以从它的声明看出来。再说到杉本本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七月被捕前几个月,曾跑到北海道的札幌、小樽方向,得到小林多喜二朋友风间六三等的帮忙,欲坐小汽艇潜入苏联未成。《都新闻》说他“假装恋爱的逃避,亡命赤色苏联”,这句话也许是对的。战后,据说他已回到库页岛,在那里活动,恐怕不久的将来,就会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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