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第九章 新的世界均势
“和平战士”
在第六章分析日丹诺夫的报告时已讲得很清楚，斯大林在1947年强加于西方共产党的新“总路线”，并没有改正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推行他以前的机会主义。它使那些共产党修改它们的政策，以适应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扩张主义作出的反应。社会主义的目标再次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从前，为了组成反对希特勒的大同盟，它们被推入一个阵营；现在，为了克里姆林宫正在企图建立的反美战线，它们又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克里姆林宫企图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把一个全世界的布局规划强加给白宫，以满足苏联的利益要求。
这个新路线的基本策略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扩张主义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用日丹诺夫的话说，就是团结“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力量”，动员所有“和平的支持者”，来对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新路线的主要目标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使美国领导人清醒过来，并迫使他们回到雅尔塔的政策上来。这将使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得以恢复1947年前所奉行的民族团结的政策，通过和平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前面已论述过的原因，在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方面成效不大，至少在斯大林去世前是如此。除了共产党和少数知识分子以外，很少有人响应“保卫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一口号。“维护和平的斗争”是新路线唯一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部分，但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柏林危机（1948年6月—1949年5月）是“冷战”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第一件，它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明显地增加了。1949年4月，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接着在当年9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向其盟国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军火的提案。
9月25日，塔斯社的公报证实了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几天之前杜鲁门第一个宣布了此事——并透露苏联从1947年就已拥有原子弹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49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认为，鉴于苏联面临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危险，“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位于其他一切任务之上。
仅次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任务的，是进行反对南斯拉夫的“冷战”。这两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因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认为，铁托主义是美国侵苏准备的主要基础之一。
“和平运动”的组织工作开始于1948年。当年8月，“世界知识分子争取和平代表大会”在波兰举行。11月，举行了法国“保卫和平战士”全国代表大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许多国家又多次召开了同样性质的会议。1949年，从4月20日至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和平战士”世界代表大会[1]，72个国家出席了这次大会。据大会文件说，当时已有6亿有组织的“和平战士”了。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惊人的数字包括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和平战士”。在这些国家里，只要是人，都有资格成为这支堂堂的和平新军的成员。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保卫和平战士”大致上仅仅是共产党员和他们控制下的一些群众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和文化组织）的成员。
科学文化界一些显要的非党人士的参加，和为了宣传而虚报的无法核实的数字，可能会给不知内情的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一运动已超出通常受共产党影响的政治和社会范围。实际上并非如此；共产党的领导层非常了解这一点。除个别例外，城镇、地区、工厂及其他地方的“和平委员会”，都是由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组成的。
“和平战士”的主要活动是为大量文件征集签名。这些文件向舆论界以及政府、议会、联合国等机构呼吁：禁止核武器，进行全面裁军，反对北大西洋联盟和重新武装德国，以及支持苏联在外交上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在这方面行动的一致性，使人一看就清楚谁是这支管弦乐队的指挥）。签名是这些和平战士的主要武器。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常委会，决定发出禁止原子弹的呼吁，并为此征集签名。结果，共征集到79个国家的5亿人的签名。其中包括“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所有的成年人以及2亿2千3百万中国人的签名”。[2]也就是说，11个国家的4亿人口签了名，同他们在选举中对唯一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一样，迅速而一致的程度给人深刻的印象。另外69个国家（原文如此。11个国家加上69个国家应为80个国家，但前面提到的是79个国家。——译者）有1亿人签名，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有3100万人（法国为1400万，意大利为1700万）。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签名人数则下降到了令人失望的程度：美国200万，西德200万，英国100万，等等。[3]即使这些签名全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很天真的假设——结果也并不引人注目。应该指出，正式公布的签名人数比“和平战士”的人数少1亿人。而据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说，这些“和平战士”不仅存在，而且是有组织的。尽管如此，这次签名运动还是被其发起者称为是一次“真正的普遍的公民投票。”[4]
就在“和平战士”们竭尽全力为斯德哥尔摩呼吁征集签名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通过了一个对各国人民的呼吁书。其中除了关于禁止原子弹，全面裁军等口号外，又加上了停止朝鲜战争的呼吁。众所周知，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就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当时联合国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并得到其他成员国部队的支持。但是，第二次“和平战士”世界代表大会依然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它“负起它崇高的责任来，为了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维护与巩固持久的和平”。[5]与此同时，中国“志愿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到12月底，美军和这支远征军的其他部队已濒于全线崩溃的边缘。可是，在核讹诈面前，斯大林的目标——这一次中国和朝鲜也同意了——不是在朝鲜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是在Status quo（维持现状）即保持朝鲜分裂的基础上消除敌对状态。共产主义运动不论通过和平运动，还是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都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解决办法而施加压力而已。朝鲜停火的目的，是要加快实现斯大林所追求的国际协议。1951年2月，这个目标也指导着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上成立）的行动。当时，理事会发出呼吁，要求为“五大国”之间签订“和平协议”而征集签名，并组织了为支持这一建议所需的征集签名的运动。（这一建议不久即为苏联政府所接受。）多亏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成年人口”的增长，这次的签名总人数达到了6亿。
五年中间（1948—1952），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不能等待，和平只能争取”的战斗口号下，各国与世界和平大会、和平会议，为和平而召开的各种会议和联欢会，争取和平的呼吁书、请愿书和决议，以及成亿的签名（每次都是这些人），不断接踵而来，要通过签名来赢得和平。这支征集签名的世界大军，在永远正确的和平舵手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画家比洛波尔斯基的一幅画把这位舵手在这次十字军远征中的历史作用永久地记录了下来：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屹立着斯大林巨大的身躯，一手握笔，一手擎着斯德哥尔摩呼吁书，以此为人类指明通向巩固和持久和平的道路，即征集签名运动的道路。[6]
斯大林把“和平运动”的目的归结为下面一段话：
“当前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把广大群众吸引到为保持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中来。因此，这一运动不追求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它把自己的行动仅限于民主主义的目标。在这一方面，当前的保卫和平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运动是不同的。那次运动是为了设法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7]
又如在法国党内，这种服从反映在1950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安全纲领”中。其中不仅没提出用社会主义代替现存制度，也没有把它做为一个长远的目标提出，而且连1947年以前一直都很明确的国有化计划和其他民主改革也被抛弃了。法共号召建立一个“和平统一战线”，以吸收“持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爱国人士”。[10]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宣称“和平问题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他说：
“如果组成一个新政府，大幅度地改变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使意大利停止承担那些将必然导致战争的义务的话，那么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目前最强大的反对党——共产党——愿意在议会中和社会上放弃反对党的地位。”
陶里亚蒂强调这种解决办法在国内将得到有利结果，他说“这将缓和不同的政治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紧张局面”，并使“民族团结”的政策有可能得到恢复。这位意共领袖说：“尽管政治形势改变了，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向全国提出的政策的基本内容依然是可行的。”与多列士不同，陶里亚蒂倒不回避社会主义的远景问题，但他提到这一问题，仅仅是为了强调他建议走的那条道路“将会逐步地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因此，“意共提出对一个奉行和平政策的政府放弃反对党地位这一点，并不违背”党的社会主义目标。陶里亚蒂还说：
“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一些，我认为，我们所设想的并同我国福利密切相连的、保卫和平而又改造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政治纲领。这一纲领就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宪法。”
[11]
此外，欧洲共产党奉行的这一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战略，是极不现实的。鉴于各国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他们当中根本不会有人理睬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的甜言蜜语。这些呼声到头来是不会有人响应的。这种不现实的战略，起因于斯大林对这一阶段帝国主义之间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作的错误估计。实际上，欧洲资本主义——也包括改良主义政策——的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可避免地与对美国的依赖联系在一起。而任何反对美国控制的有效斗争，必然是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和平主义的——它在客观上不可能是别的。认为在当时的欧洲存在着反美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想法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戴高乐主义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在世界各地煽动反对美国政策的作法是苏联外交的需要，由于这一外交活动的目的，即互相承认势力范围，是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实行革命政策相抵触的，于是欧洲共产党唯一可行的政策只能是它们实际上执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式和方法上则是宗派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冒险主义的。这一点反映出这一政策缺乏现实性。
如上所述，和平运动已沦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派生的各种运动的保护色。其他集团不可能真正加入这个运动。原因很简单：这个运动必须严格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每一个变动。在这个运动范围内，提出社会主义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目标都是同当时苏联的外交目标相抵触的，而社会主义取代现存制度似乎已不是“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唯一真正的基础了。另一方面，对铁托主义表示同情或保持中立，也是与“和平战士”的身份不相容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审判，是证明确实存在帝国主义反苏阴谋的主要证据之一。真正的“和平战士”要像所有共产党人那样，必须相信这一点。社会民主党被“揭露”了——不是由于它们与本国资产阶级合作，而是由于它们与美国政策合作——，“揭露”时使用的语言使人们想起了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所用的语言。
经济罢工被竭力涂上政治色彩。可是经济罢工不是根据本国状况制订的总的社会主义战略的一部分，而是围绕着全面裁军、禁止原子弹等口号进行的。
签名运动收效甚微，和平主义政策的作用又不大。这些情况使各国共产党有时走向另一极端，在基本政治条件不具备时进行街头暴力活动。法共组织的反对美国将军李奇微访问巴黎的示威就是一例。示威的结果只是证明，法共是孤立的，工人并不响应这种抽象的反美运动。[12]另一方面，法共又不努力去组织任何规模的反对法国政府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的群众运动。
存在着侵略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一条是苏联领导人为他们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进行辩解的主要理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也是由此而来，因为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冲突，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苏斯洛夫在向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做的报告中就是这么说的：“北大西洋集团计划要对东欧民主国家，首先是对苏联，进行公然的侵略”。[13]他讲话的整个基调，暗示这一危险已迫在眉睫。按苏斯洛夫的说法，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准备”。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又着重渲染了这一耸人听闻的论调。多列士在1950年4月举行的法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和平前途已危在旦夕了。”
但是，苏斯洛夫在这次讲话中对各种力量对比所作的分析，恰恰没有证明这种耸人听闻的预言是正确的。如果苏斯洛夫的分析是可信的话，那么当时“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是最糟糕不过了。他说：
“在美国和欧洲，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正在形成。”每个人，“甚至是马歇尔计划最热心的支持者和吹鼓手”也不得不承认马歇尔计划失败了。“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苏联正式公布从1947年就掌握了原子弹一事，“在帝国主义阵营和战争贩子中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惊慌”，并且“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是美、英两国之间的对抗”，越来越尖锐了。“华尔街和伦敦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冒险外交政策”，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核外交的垮台，马歇尔计划的失败，帝国主义在东南欧和中欧颠覆阴谋的破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崩溃”，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失败的一小部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蓬勃发展。“苏联经济正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稳步发展”，苏联农业也在“稳步前进”。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中，正在取得“重大胜利”；他们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取得“巨大胜利”。（苏斯洛夫这里提到的中国人民胜利的大意义，是他报告中少有的客观事实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一大胜利，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又一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到处都在发展，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有组织的和平战士达六亿人”，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了正义阵营的增强和邪恶阵营的削弱。所以，结论就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有利于和平阵营，有利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并将继续向这一方向改变。”
苏斯洛夫只字未提力量对比的另一个因素。这一因素比他所提到的那些因素具有更直接的作用，也更现实，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苏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用不着军事专家，一般人就都知道，如果战争爆发，斯大林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直捣西欧。1949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前几星期），多列士在回答一位“同志”的很适时的问题时，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了。那位“同志”问：“如果苏军占领了巴黎，法共将怎么办？”多列士回答的大意是，法国工人将热烈欢迎他们。几天之后，有人问陶里亚蒂涉及意大利的类似问题，他的回答和多列士的一样。[14]
当然，这段不寻常的插曲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主要不是在于那些回答，而是在于问题本身，它如此肯定地谈到了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出现的局面。（从1951年到1952年，西方报刊发表了在“苏联进攻”时北约组织指浑部计划的详情。所有的计划都预计到北约会很快丢失法国。[15]1955年，赫鲁晓夫向美国记者透露，1950年苏联就已取得了对西方的优势。）[16]
苏斯洛夫对形势的这一根本方面只字不提。即使如此，他对力量对比所作的分析仍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及其盟友究竟可不可能向苏联及其盟国进行“直接侵略”。为消除这一怀疑，苏斯洛夫提出下述论点：
“从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不断削弱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战争危险正在消失的结论。这一结论是根本错误的，是十分有害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地位越削弱，它们就越疯狂，它们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也就越大。
“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使得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阵营会又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
[17]
“冷战”中的僵持
美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真正计划，并不是向苏联这一引人注目的军事强国发动冒险的进攻，而是把它的统治扩展到整个“自由世界”，巩固西欧，尤其是德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使它在经济、政治及军事上依赖美国。美国在地中海地区也采取类似的行动，加紧对拉丁美洲的剥削，向其盟国的殖民地渗透并遏制在苏联境外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美国想充当国际警察和剥削者。
具体地说，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日丹诺夫所谓的“帝国主义阵营”。当然，与此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削弱敌对“阵营”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在其卫星国实行的政策，帮了中央情报局的大忙。）但是，华盛顿的全球战略与莫斯科的一样，也包括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妥协。
归根到底，问题在于：如果双方对力量对比不能得出一个现实的因而也是相近的估计的话，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原子弹的问世带来了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上的革命，而且还因为世界各地在政治上发生了大动荡。“冷战”实际上是为了更准确地摸清敌方力量及其部署情况而进行的试探。在美国，要求把原子弹投到苏联神经中枢去的鲁莽将军和政客是大有人在的，但这并不是官方的政策。制订和执行官方政策的人，清楚地了解苏联、中国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所拥有的雄厚军事力量。据他们看来，原子弹是一种“遏制”工具，不仅可以用来防止苏联领导人对西方的地盘发动直接进攻（每个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理论和实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主要的是用来阻止他们把共产主义运动——苏联领导人是这一运动的真正控制者——引向革命的方向。使他们无法鼓动和援助各地的革命运动。希腊就是原子弹发挥其“遏制”作用的最明显、最臭名昭著的例证。当然它不是唯一的例证。
更广泛地说，“维护和平斗争”的整个政策，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于维护和平这一中心任务的政策，是受核讹诈支配的。同样，美国的全部政策是受一种需要，即不惜任何代价以防止与苏联集团的军事力量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需要所支配的。
“冷战”中最严重的两次“试探”是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这两次“试探”给全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世界又一次濒临大冲突的边缘。事实上，这两次事件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坚决要保住各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争得的地盘，无意通过反对对方的战争来改变这种局面。美国采取了一些步骤，想把西德并入大西洋公约这一政治、军事集团，斯大林便对西柏林进行封锁作为回敬。格雷将军建议用军队护送运输车队，开出一条通道来，但华盛顿决定不采取任何可能挑起新战争的措施。美国仅把自己的活动限于用著名的空运向柏林提供食品。苏联当局对此未采取任何阻挠措施。开始，他们认为，用这种方法向西柏林提供食品不可能持久。可是几个月后，当他们看出这个办法的成效时，他们就愿意坐下来谈判了。封锁于1949年5月结束。[18]这次对“欧洲战线”力量对比进行的“试探”以僵局而告终。
“冷战”中的第二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大冲突是朝鲜战争。至今也不能肯定战争是谁挑起的。[19]苏联和美国的军队撤出朝鲜一年多，只留下了顾问和指导小组。但是情况很清楚，华盛顿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李承晚反动政权，而莫斯科在北方的革命政权中有最终的发言权。如果战争真是北方发动的——现有材料证明这是很可能的，那么这一决定从民族和革命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人民军闪电般神速地打到了半岛的最南端，也暴露了美国支持的政府的软弱无能。即使假定在分界线上的第一个挑衅行动是南方干的，北方的迅速和大规模的反击，以及它所开展的攻势，也都清楚地证明，用武力解放南方的决定早已做出，而且，为此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没有莫斯科的同意与合作，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说明相反情况的确切材料，最可能的假设是，斯大林利用朝鲜革命力量要统一国家的合法要求，来试探美国在远东的力量和意图。很可能他想试探一下，美国官方所作的不把南朝鲜划入其“防御范围”这一声明是否真实。[20]
仍是，当华盛顿决定干涉并使联合国也站在南朝鲜一边时，克里姆林宫马上采取了谨慎的立场。苏联人对主要被美国军舰和飞机击败的北方军队，甚至未提供空中援助。几乎可以肯定，毛的政府是与莫斯科进行了磋商之后，才发表声明：只要麦克阿瑟的军队不跨过“三八”线，它是不会进行干涉的。这等于提议用恢复Status quo（原状）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但这时轮到华盛顿决定来试探苏联的力量和意图了。它强迫联合国表决同意继续向朝中边界发动攻势。中国“志愿军”的干预再次把战事推向“三八”线以南，使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的军队处于灾难的边缘。麦克阿瑟建议向满洲投原子弹，而苏联声明，如果美国那样干，苏军将进行干预。华盛顿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尽管他在美国人心目中是太平洋战争的英雄。莫斯科则连空军支援也没向中国步兵提供；因为中国有了空军支援就可以把帝国主义军队赶到大海里去。帝国主义的军队就这样得以重整旗鼓，再次回到了“三八”线。
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好几年后才签订了停战协定。在那段时间里，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想打赢的这场奇怪的战争，一直在继续进行。总而言之，两个集团在“亚洲战线”对力量对比进行的试探和在“欧洲战线”一样，以僵持而告终。它的代价极高，伤亡几达二百万人，其中约一百万朝鲜人，一百万中国人。
在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这段时间里，两个超级大国对对方的实力和意图，以及对已经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新的力量均势，有了清楚的了解。首先存在着军事上的均势。美国人明白，氢弹的发展虽增强了他们的“遏制”力量，但他们已失去原子弹的垄断地位，而且苏联人显然很快也会拥有氢弹。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了国际舞台，大大加强了苏联集团在常规军队方面的优势。再就是存在政治上的均势。两个超级大国视为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是保险的。两个欧洲，两个德国，没有迫在眉睫的革命危险威胁欧洲资本主义。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失败”，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苏联控制的卫星国里，所有反苏力量似乎都已被粉碎。反对南斯拉夫的“冷战”已告失败，莫斯科除了接受既成事实外别无他策。殖民地世界正处于变乱蜂起之中，但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还没有形成直接的对抗。
谈判的时刻到了。1952年，斯大林宣布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弱，各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见将会是有益的。[21]9月份他又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要大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因此战争更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爆发。[22]12月，他对和美国新政府进行对话这一主张表示感兴趣（艾森豪威尔刚当选为总统）。[23]“冷战”正在被“和平共处”所代替。斯大林之死和美国总统的更换，加快了它的步伐。真正的原因当然不在于此。然而不能否认，斯大林的去世给苏联领导人带来的严重问题，对苏联在1953年后改变其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这种改变，按历来做法，又导致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作出类似的变化。
对共产党情报局时期的评价
“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姶受到批评。跟往常一样，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展开活跃的讨论。但是在党的文件上，在领导人讲话和历史性评论中，开始出现批评。从一本权威的苏联著作中引述的下面这段话，可以概括这一批评：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中很快就出现了消极的倾向。在斯大林对和平、战争与革命，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等问题所持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影响下，一些党坚持僵化的战略，在领导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领导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不时地犯错误。武断专横的政策和与之相连的个人崇拜，违背了在共产党之间关系上的马列主义原则，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害。它阻碍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从而使共产党脱离了工人群众。”
[24]
1947年后，本书第一章论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发展，除了个别例外，已变成普遍衰落。主要的例外，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另外一个例外是越南共产党的民族革命战争。越共除了得到中共的帮助外，没有其他直接的帮助。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能够维持其党员数量和影响。除了这三个例子外，要在这一时期找到一个没有衰落的共产党是很困难的。西方共产主义的另一大党失去了将近一半党员。在卫星国掌权的共产党经过这段时期之后大大削弱了，1956年的危机即将证明这一点。就是苏联也受到了影响。
战后，人们内心对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因而对政治表现出空前的冷漠态度。即使在中国，党在胜利后几年中的发展，与胜利前相比，也显著减慢了。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败是明摆着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现象却被官僚专政的国家，和对真实发展情况不作报道的欺骗宣传所掩盖着，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二十大。
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真正进展，掩盖了日益增长的矛盾和问题。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全面的世界范围的衰落。今天回头看，才能看清楚这一衰落的真正意义。它并不是一时的危机现象，而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衰落的开端。根本的原因可以从这个党的历史中找到，但在这一时期——如同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一样——却有其特殊的形式。
在政治上，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外部所受的挫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新的妄想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指挥下的反动势力的攻势造成的。实际上，这一攻势之所以可能，并在各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最终都可以用各国党前一阶段实行的向英美联盟和“反法西斯”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来加以解释。这个政策使群众在战胜法西斯的群众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热情减弱了，从内部破坏了共产党还保存着的革命活动能力。迷信选举和议会，幻想“大同盟”永世长存，换句话说，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走进行阶级合作的道路，解除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武装，使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年代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成员失去了斗志。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进攻（1944年、1945年至1947年是隐蔽的，之后则为公开的）极少进行反抗，而把活动仅限于日常的经济斗争。
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这方面比社会民主党更能起主要作用的，只有法共和意共两个党。因而它们还能设法保持其在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影响；尽管前面谈到过，法共失去了很多党员。这两个党表明自己已不是革命的政党了，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表明自己在工人阶级为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是有用的。
在所有其它“先进国家”里，共产党与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相比，又成了没有力量的、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了。即使在西德，改组过的共产党也不过是其遥远的过去的一个影子。[26]在美国，共产党在白劳德被开除后（为数众多的激进派离开了共产党），人数减少到最低点，在绝大多数工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成了麦卡锡主义镇压的牺牲品。在西班牙，人民遭受了1939年的惨败，再加上失败之后的恐怖镇压，以及受到“民主国家”又一次“背叛的打击”，已灰心丧气，致使共产党无法在他们中间找到很多支持和追随者，从而不得不结束游击战争。希腊共产党的悲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赘述了。
1947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寡头政府签订了里约热内卢条约，在拉丁美洲展开了反共总攻势。受“大同盟”政策影响的大多数共产党（其中特别是受白劳德路线影响的几个党），实际上在前几年就已放弃了一切反帝斗争；现在被迫转入地下，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抗。几乎所有的党都经历了使它们在政治上更加虚弱的内部危机。[27]在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共产党受到中国经验的影响，但还未能转为己用。它们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进行武装斗争。此外，在前一段时期执行的追随本国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得它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武装斗争被打垮，他们只得撤到边远地区长期去坚持游击战争了。印度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被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大大削弱了。前一时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党变成了本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几个左派宗派主义集团则对资产阶级不加区别，也没有从中国的经验中看到农民群众的革命潜力。[28]日本共产党也同样被内部的争斗所削弱，而且还成了美国占领军在朝鲜战争时所采取的镇压措施的牺牲品。
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共产党内部组织的特点是官僚集权主义的增长和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在反对铁托主义名义下进行的第二次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第一次是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标准的作法是进行党内清洗。除了党的基层组织，所有的党的领导机构也都发生过危机。党内的政治活动，与过去相比，更成为一套例行公事，致使党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时吸收的新思想被窒息了。这个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化”的指导方针和第一次一模一样——迫使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而成为铁板一块。正如南斯拉夫异端所表明的，这个一致在当时受到了由于战争和第三国际的解散而日益增长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共产党情报局起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作用。
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所用的手段，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现象发展的程度，无疑表明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以一种信仰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情况已到了极点。但是，这与个人崇拜实际上所起的遏制离心倾向的作用也有关系。与此同时，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搞个人崇拜，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保证了各国共产党能磐石般地团结在一个忠于斯大林的领导人周围。但它又隐约地表现了——有时是无意地，有时又不是完全无意地——民族和民族主义对崇拜苏联作出的反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体现了对莫斯科领导权的根深蒂固的崇拜。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遭到谴责后，这种对莫斯科领导权的崇拜却继续了下来，戏剧性人物尼基塔就是这种崇拜的化身。）
在本书293页引述的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作出的批评中，承认了“武断专橫的政策……阻碍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就情报局时期典型的毫无“创造性发展”的情况来说，这里用“阻碍”一词，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在这方面，倒也不能说情况越来越糟，只是原来的局面丝毫未变。但是这种局面所造成的后果，却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在这一时期，战争使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现象还在继续发展，而且出现了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诸如：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反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的斗争等问题，但却抱着过去的教条和陈词滥调不放。不作调查研究，不认真讨论，也没有新的思想，至多不过是把原来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货色稍加打扮，使之重新出笼。在党组织内部不许任何人提出哪怕是最温和的改革建议。即便侥幸出现一个建议（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二十年统一思想的结果，共产党员的思想僵化了），它也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只有那位伟大的理论家，才被认为有能力——也有权力——提出新思想。（东欧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由于稍稍触犯了这一戒律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50年，那位伟大的理论家，成了语言学的权威，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1952年，他又着手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对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作了诊断。
斯大林最后这些理论著作在理论上言之无物，这是尽人皆知的，无须对此浪费笔墨。只须指出一点：斯大林在新形势下运用的世界革命模式，是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从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成这一前提出发，斯大林认为，即使世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阵营”以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在苏联一国范围内也完全可以建成共产主义。[29]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斯大林认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30]对苏贸易就会满足它们的所有需要。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在迅速走向坟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这很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斯大林作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将逐步扩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是扩大而会缩小。……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这将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使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战争，而战争却越来越不容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爆发了。
在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发展，和在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中的资本主义的日益衰退，最终将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因此，为了保证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列强——像苏斯洛夫说的那样，在其日趋虚弱的情况下忽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从而阻止其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因此，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稳定和持久”的和平，而为达到这一目标，两个起级大国之间就必须有“稳定和持久”的妥协。
按这样的逻辑推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应当降到次要位置，尤其是要服从于不危害世界和平这一崇高任务。最主要的是各国共产党要团结所有和平的支持者，建立一道反对美国对苏联的任何战争企图的防线，并团结所有主张民族独立的人，以加深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要去宣传那些不能为资产阶级中的爱国阶层、民主阶层及和平人士所接受的国内的社会、政治目标，从而实现这两项任务便不致发生困难。斯大林在对共产党提出他的最后建议时（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的发言），不提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进行斗争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此。他对与会的西欧共产党领导人说：“如果你们想成为爱国者和你们国家的领导力量，就必须高举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旗帜，”[31]社会主义的旗帜则被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
注释
[1] 这次代表大会分两处进行。由于法国当局不给签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其他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
[2]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13卷第456页。
[3]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13卷第458页。
[4] 同上，第41卷第28页。
[5] 同上，第13卷第456页。
[6] 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3卷第454页与455页插图。
[7]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8—599页。
[8] 见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3年6月5日）刊登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文章。
[9] M·苏斯洛夫：“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1949年11月下旬在匈牙利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莫斯科，1950年，第21页。
[10] 《共产主义手册》第5期（1950年5月）第49—50页，53页。
[11] 《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罗马，1954年，第21—22页，32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2] 见福韦著《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242—243页。
[13] 苏斯洛夫：“保卫和平……”，第32页。其他几处引自第51、52、43和47页。
[14] 见《新评论杂志》第50期（1953年）第131页。陶里亚蒂讲话和著作根据俄文版，莫斯科，1965年，第1集第560页。
[15] 见《思想》第44期（1952年9—10月）第4页。
[16] 1965年2月18日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引美国记者W·R·哈斯特，J·金斯伯里·史密斯和F·康尼夫在1955年2月5日对赫鲁晓夫进行的采访。这份共产党情报局杂志援引赫鲁晓夫的话说：“苏联不想损害它在反希特勒斗争中的盟国。”众所周知，五年以前，美国的动员程度不如现在高。如果苏联想要进攻西方，那么，那些认为应在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的人认为，它在那时就发动进攻了。
[17] 这个“理论”和斯大林的“理论”是有联系的。斯大林的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进展，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些理论完全没有科学价值，却有实用主义的特征。斯大林的理论被用来并将被继续用来为许多反动行径——，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官僚和独裁（或是现在的官僚和无领导能力的）政权的人们等等——进行辩解。这个理论过去（及现在），被用来搅混这一政权中进步和保守力量之间的斗争，把前者称为“反社会主义”力量而把后者称为“社会主义”力量。苏斯洛夫的理论（实际是斯大林的，因为苏斯洛夫只不过是个传声筒。）在五十年代被用来为斯大林强加于其他共产党的路线，为拋弃社会主义的斗争，为反对铁托的运动，为那些审判等等而进行辩解。（在1968年，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又被端了出来，为侵略捷克的行径进行辩解。）就像以前为（派遣）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进行辩解一样。
[18] 见方丹：《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战争史》，第359—365页。
[19] 见方丹：《从朝鲜战争到目前的冷战史》，伦敦，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1970年，第9—10页。费伊托：《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第77页。
[20] 方丹：《从朝鲜战争到目前的冷战史》第9—10页。
[21]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50页。
[22] 同上，第598页。
[23] 同上，第655页。
[24] 《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3卷，莫斯科，1966年，第592页。应该记住，这一著作本书已多次引用，它是苏共高级党校的教科书，因而具有官方正统理论的特殊权威。
[25] 这是用二十大提出的战争可以避免，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贫穷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作用以及团结社会民主党人等理论教条来谴责斯大林的理论教条。新老教条——它们的方法论同出一源，即功利主义和随机应变——都为同一个战略目标服务，即与美帝国主义实行稳定而持久的妥协，以巩固“和平共处”，即共产党情报局的和平运动所提出的“稳定而持久的和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上面引述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严厉谴责共产党情报局以前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说它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另外，在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上，同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一样，斯大林被用作替罪羊来承担以前的政策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就像“个人崇拜”成了解释各种错误的法宝一样。这样，就不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体系的本质中所包含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了。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继续推行与过去没有多大不同的政策和方法了。
[26] 下面是共产党情报局时期西欧共产党发展的一些详细情况。
| 意大利共产党 | |
| 1947： | 党员1,889,505人 |
| 1952： | 党员2,033,540人 |
| 1946： | 在议会选举中得19%的选票 |
| 1953： | 得22.7%选票 |
| 法国共产党 | |
| 1946： | 发出党证1,034,000个，804,229名党员 |
| 1954： | 发出506,250个党证 |
| 1946： | 在议会选举中得28.6%的选票 |
| 1956： | 在议会选举中得25%的选票 |
| 1947： | 这一年，在1100万份日报发行总额中，党的报纸发行量为277万份。 |
| | （这一年，法共有30多种省级日报和周报。） |
| 1952： | 党报发行量降到90万份而法国各种日报的发行总量仍为1100万份。 |
| | （法共失去了许多省级报刊，《人道报》的发行量也减少了。） |
（1946年以后，法共只公布党中央向基层组织颁发的党证数，而不是党员实际拿到的党证数。按1946年两者之间差距，估计1954年党员不超过40万人是适当的。）
| 欧洲合法的小共产党 | 党员人数 | 党员人数 | 议会选举得票数 | 议会选举得票数 |
| 奥地利 | 1948：150,000 | 1951：28,000 | 1945：5.4％ | 1953：5.4％ |
| 比利时 | 1945：100,000 | 1954：14,000 | 1946：12.7％ | 1954：3.5％ |
| 丹麦 | 1945：75,000 | 1953：21,000 | 1945：12.5％ | 1953：4.3％ |
| 芬兰 | 1946：150,000 | 1952：50,000 | 1945：23.5％ | 1951：21.6％ |
| 英国 | 1944：47,513 | 1953：34,801 | 1945：0.4％ | 1955：0.1％ |
| 荷兰 | 1946：53,000 | 1955：16,000 | 1946：10.5％ | 1952：6.2％ |
| 挪威 | 1945：45,000 | 1953：13,000 | 1945：11.9％ | 1953：5.1％ |
| 瑞典 | 1945：48,000 | 1953：28,000 | 1944：10.3％ | 1952：4.3％ |
| 瑞士 | 1945：13,500 | 1953：8,000 | 1947：5.1％ | 1951：2.7％ |
| 西德 | 无统计数字 | 无统计数字 | 1949：5.7％ | 1953：2.2％ |
（上述情况大部分摘自布朗科·拉齐什著《欧洲的共产党》。关于法国党报的情况摘自安妮·克里格尔著《法国共产党人》。）
[27] 按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拉丁美洲所有的共产党在1947年共有党员50万人。（《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3卷第385页）。1964年，党员总数不超过30万人。（波诺马廖夫著《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莫斯科，第359页。）按上述资料来源，1956年以后拉美党有了很大发展。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说法，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衰退是多么严重了。
在那一时期，拉美各党内部发生危机。1953年，智利共产党开除了雷诺索“小集团”。他们被指责为散布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1955年，乌拉圭共产党开除了其总书记戈麦斯·奇里沃，指责他是民族主义者。委内瑞拉共产党开除了前总书记富恩·马约尔为首的“小集团”。1952年，哥伦比亚共产党为反对一个被指责为犯有左倾错误的集团采取了措施。
最严重的是阿根廷共产党内的危机。阿共当时在科多维亚的领导下，一向以积极仿效欧洲共产党著称。这一模仿使阿共把庇隆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并要求组成人民阵线来反对它。阿共领导最优秀成员胡安·何塞·雷亚尔批判了这一政策，并建议实行新的战略，即与庇隆主义内的反帝力量结成同盟，因为这一力量在大多数工人中具有影响。胡安·何塞·雷亚尔和其他一些党员被开除了。科多维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无耻的诽谤。
就在这时（1948年），由于自由党领导人盖坦被暗杀，哥伦比亚爆发内战。哥伦比亚共产党积极地参加了内战，内战于1958年才结束。
以后我要另写一本书，详细地研究拉美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及其历史发展。
[28] 在那些年中，南亚和东南亚的共产党在武装斗争问题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派别斗争。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是鼓励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反帝阶层结成同盟，又总保持着对革命力量的领导及其独立性。由于美国反殖民主义宣传的战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斯大林在“冷战”初期的政策使这些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不同的宗派。此外，毛的武装斗争的战略从来都是以在策略上小心谨慎为特征的，并注意不过早地进行起义。在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中受中国革命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左翼力量在发动武装斗争时却不一定总是那么谨慎。他们不经过充分的准备就发动武装斗争。他们还不加分析地打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
[29] 1946年，斯大林第一次阐述了“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国之内，尤其是在像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建成”的观点。（1946年9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所刊登的采访讲话。）
[30]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952年，第27页，在这一页上他还说：“这种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
[31] 原文如此。参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53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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