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2）》

第二章 台湾共产党成立前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节 在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节 在中国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节 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节 在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日据时期留学日本东京的台湾学生，和日共份子常有联系并受到影响，他们效法日本人组织社会科学的研究团体，而且传布共产主义的思想，并逐渐取得「东京台湾青年会」的领导权，同时也为「台共东京支部」做好了成立前的准备工作。

（一）台湾青年会的成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


　　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九年这段期间，因为台湾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些富有的台湾家庭开始将子弟送往日本读书，东京是这些学生的主要集中地，学生的数目年年增加。一九〇八年时台湾留学生的数目不超过六十位，一九二二年时却高达二千四百位。台湾总督府于一九〇八年设置办事处，负责监视台湾学生的任务，一九一二年，特别为台湾学生筹建的「高砂寮」在东京正式完成[1]。
　　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意识高涨的影响，台湾的学生纷纷投入政治运动。当一九二〇年「新民会」在东京成立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学生。为了扩大这些参与者的政治活动，他们另外成立了「台湾青年会」，作为新民会对外活动的化身。他们的刊物是「台湾青年」杂志。这个组织参加了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并趁着假期返台组织各种演讲会，□文化协会时有联系活动[2]。
　　二十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入日本，但是一直到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的学说才逐渐影响到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身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这个阶段中，蜂涌而起的结社、刊物出版和活动没有一项不和马列主义发生关系。东京大学的学生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成立「新人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也组织相同性质的「晓民会」。一九二〇年，几个已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学校组成「日本社会主义同盟」[3]。
　　台湾留学生当中，彭华英是最早为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的人，他在日本明治大学就读期间即已参加「晓民会」组织，同时登记为「日本社会义同盟」的盟员[4]。他曾经在《台湾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以便在台湾学生当中扩展社会主义思想[5]。他特别和朝鲜左翼分子及中国学生联系，但是由于日警严密的监视，他只好前往上海继续推行共产主义活动[6]。
　　当社会主义思潮弥漫日本的时候，日本学生基于研究马列主义思想潮流的需要，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个社会主义团体，后于一九二四年年底改称为「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拥有遍布全国的五十八个支会组织，包括一千五百位会员[7]。台湾学生在感受到这些社会主义团体的影响后，造成「台湾青年会」第一次分裂[8]。社会主义潮流渗入了青年会，受到影响的主要人物包括：许乃昌、杨贵、杨云萍、商满生、高天成、黄宗葵、林朝宗和林聪等人[9]。许乃昌于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大学就读，稍后在一九二四年被当时担任孙文政治顾问的鲍罗廷送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KUTV）受训。许乃昌和同辈的谢廉清当时都是「上海台湾青年会」的领导人物，他俩是鲍罗廷当时送往莫斯科学习的一百五十位学生当中的第一批台湾学生[10]。当许乃昌从莫斯科东返后，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东京，负责发展台湾人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成为台湾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的一个主要成员[11]。
　　在「新人会」指导下，这批台湾学生定期集会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说，一九二六年一月他们组成「台湾新文化学会」，这个组织被置于新人会的领导下，企图扩展他们对台湾人的影响力[12]。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一次定期聚会中，青年会基于新文化学会会员们的建议，决定在青年会之下创立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部门[13]。这批新文化协会分子成立筹备委员会，经过他们的努力一共召集了八十位会员，四月底在许乃昌的指导下，其中三十位会员秘密集会组织「社会科学研究部」，并决定未来行动的主要路线[14]：
　　1．社会科学研究部的研究内容保密。
　　2．研究部的组织依照共产党的形式。
　　3．筹备委员即指导委员会成员，拥有完成研究部活动的所有权力。
　　4．继续与日本左翼学生组织及台湾左翼组织保持联系。
　　在青年会的掩护下，研究部采取一种类似共党的活动方式。研究部的领导人包括下面这些永久会员：黄宗葵、许乃昌、陈来旺、杨云萍、陈铨生[15]。东京地区总共成立六个支部，他们每星期举行一次秘密会议，研究和讨论共产主义的书籍文献，并听取「新人会」的演讲。这种工作联系的对象同时包栝「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特别包括一九二七年开始左倾的文协，另外还有农民组合等组织。他们趁着假期返台组织演讲会，以便在台湾扩展他们的影响力[16]。

（二）左翼的控制及其演变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采取秘密活动的作法，以及日警对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压制，引起台湾青年会中民族主义分子和研究部会员间的冲突，导致青年会和研究部之间的分裂。一九二七年某次会议中，民族主义分子提出解散研究部的建议，在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之后离开青年会这个组织，这次分裂事件当时曾经有过公开的报导[17]。十一月青年会重新改选，研究部会员获得胜利[18]。在失掉文协领导权后的同一年，民族主义派在日本又遭遇一次新的挫败。
　　研究部的会员在获得台湾青年会控制权之后，开始推广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与日本同性质的团体联系，并与日共建立关系；他们同时与台湾的左翼组织建立联络管道。在这个时候才出现推展运动的具体步骤，它的组织系统才确实有所发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帝国议会第一次举行男性的普选，甫于一九二七年秘密重建的日本共产党，也以劳动农民党名义提名竞选，这次选举第一次将日共带上日本的政治舞台。然而日本政府增加了它的政治力量，选举后不到一个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爆发大规模逮捕共党领袖的事件[19]。四月十日内务省首宣布解散三个有共党嫌疑的组织：「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劳动农民党」以及「日本无产青年同盟]。其后，受「新人会」影响的各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也次第遭到压制而解散[20]。
　　「三一五事件」之后，日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青年会的旧干部准备恢复在青年会的领导权，研究部的领导人因此考虑到研究部不能再留在青年会了。三月底，他们宣布社会科学研究部自立门户，改名「社会科学研究会」，但是改组后没有多久，这个组织也逃不了日警禁止的命运。这些事；迫使这个组织再改名为「台湾学术研究会」[21]。
　　当时，没有一个左翼组织能够合法地存在，它们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实质上的活动。尽管如此，该会活跃的积极分子陈来旺，仍旧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前往上海，和林木顺（化名林民土委）一同参加台湾共产党建党大会[22]。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陈来旺从上海返回东京，其任务是在东京成立台湾共产党支部。当时东京局势日趋不利，他只能和他的同志恢复联系，暂时等待机会进行活动。左翼的台湾人团体，经由他们的活动获得了一个有利的环境，终于在九月份成立「台共东京特别支部」。前述台湾人团体的成员成为特别支部的党员，部分的成员回到台湾后，在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第二节 在中国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


　　台湾学生在中国接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开始进行抗日的运动。当国共合作阶段，台湾的解放运动在台湾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及影响下，逐渐地□向共产主义。这批举足轻重的角色曾分别在莫斯科和上海读书。

（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在中国的台湾人组织


　　台湾和大陆只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所以两地的联系很容易，尤其是对岸的福建，更是大多数台湾人的祖籍地。日本人为了防止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强迫性地要求台湾人必须具备「渡华旅券」（相当于护照）才能往返两地，而这种证件只有经过日警调查后才能取得。但是日本与中国之间却未实施这种规定[23]。
　　一九二二年以后，由于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无法在台湾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协的活动与民族意识的觉醒相互结合，而与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产生关连，无可避免地吸引了许多台湾学生前往中国求学。他们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转往中国沿海大都市就读，包括广州、厦门、上海、北京等[24]。
　　日本在华南设有领事馆，负有监视台湾人的任务，防止他们与中国人联系，日本当局怀疑台湾学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特别担心他们回台推展共产主义[25]。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中国大陆上的台湾学生也展开了台湾的解放工作，并与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行发展。蔡惠如在中国的台湾人革命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蔡惠如是亲中国的民族主义派领袖之一，希望台湾回到中国的怀抱，在这个目标下，他时常往返台湾、日本和中国之间，从事台湾人的组织工作[26]。
　　一九二一年七月，蔡惠如和彭华英一起返回上海，彭华英是台湾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前面已有讨论。这两个人在学生群众中极力发展台湾人的民族主义运动[27]，因此有一九二二年一月「北京台湾青年会」的成立，一九二三年六月厦门成立了「台湾尚志社」，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成立了「上海台湾青年会」，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海另外成立「台湾自治协会」，一九二六年三月南京成立「中台同志会」，一九二六年年底「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也告成立[28]。在这些团体中以上海的组织最为重要，它们在台湾的共产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二）上海的台湾人运动和迈向共产主义的经过


　　自蔡惠如和彭华英于一九二一年返回上海后，他们开始和台湾人接触。
　　为了寻求对台湾民族运动发展上的援助，他们也和国民党及亚洲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如吕运亨）[29]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联系工作，他们也经常出入苏联领事馆以取得财务支持[30]。
　　上海的台湾解放运动就在他们的努力下获得进展，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台湾青年会」宣告成立，开始推动实际的工作，譬如与朝鲜和中国人共同协商推动有关的台湾政治运动[31]。
　　一九二四年三月，居住在中共党员罗豁家中的台湾人和朝鲜人，也感染了罗豁的政治信念，三月底，在吕运亨及彭华英的提议下，他们和许乃昌、蔡孝乾……等人共同组织了「平社」。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在研究和推广共产主义，出版《平平》刊物秘密运回台湾散发，并与蒋渭水取得联系[32]。
　　这个组织的成员谴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怀疑这个运动的有效性，他们并将意见传达给运动的领导人林献堂[33]。他们主张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反帝同盟，来联合东亚各弱小民族对付日本帝国主义[34]。
　　许乃昌、谢廉清两位青年会干部曾经前往莫斯科受训，在他们东返后开始发展台湾共产主义运动。许返回东京，谢则往返北京、上海、厦门、广州等地活动，组织左翼的台湾学生。谢回到上海后和彭华英合作，他们共同组织了「赤星会」，同时出版《赤星》杂志，用来传布共产主义思想[35]。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获得发展机会，并且在青年中伸展了它的影响力[36]。上海的台湾学生受到中国学生运动的影响，特别受到共产主义潮流的影响。就读于「共产党大本营」——上海大学[37]的台湾学生，在瞿秋白[38]的教导下，日后都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譬如蔡孝乾（蔡乾），在他父亲及文化协会的资助下，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来到上海大学研读社会学，成为瞿秋白的学生。在瞿秋白和陈独秀指导下，他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一九二五年并成为上海共青团团员[39]。此外，如谢雪红（本名谢阿女），她生长在台中的一个贫苦家庭，十五岁时候为人作妾并进入一家糖厂工作，种下反抗意识。她曾经前往日本，返回台湾后，直到一九二五年之前一直参加文协的妇女运动，在遭遇日警压制后，她与林木顺前往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就读，曾经积极参与「五卅运动」。他们与中共青年团也互有联络[40]。
　　为了进行台湾人的组织运动，一九二五年年底在彭华英和蔡孝乾的提议下，他们仿照中国学生会的例子组成「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这个学生会取代了上海其它台湾人的组织，当时上海左翼的台湾人纷纷加入这个新组织，对于在中国发展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而言，这象征着一个新阶段开始[41]。
　　西元一九二六年，谢雪红及林木顺经中共党员的推荐前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KUTV）就读[42]，一九二七年年底学业告一段落，他们接受第三国际的指令，在日共的指导下发展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返回上海后，却发现那儿的情势已完全不同。
　　自从国共决裂后，上海属于国民党的控制范围，共党的活动必须秘密进行，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也在搜捕反日的积极分子。谢及林返回上海后，必须隐蔽自己以便秘密进行政治活动；经由日共代表锅山贞亲的协助，他们与日共取得联系。他们同时与翁泽生恢复联络，获知有关台湾和上海的情况[43]。
　　翁泽生是台北人，曾就读于厦门集美中学，趁假期返回台湾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无产青年团体的一个领导者。稍后进入上海大学就读，并成为瞿秋白的学生。自从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后，他积极地参与台湾学生会的活动，因而成为一名领导人物[44]。
　　谢、林及翁这三名台共的组党者，一起为共产运动的进展而工作。一九二七年年底他们组成了「台湾读书会」，参加的人都是台湾学生联合会的左倾分子，包括江水得、陈粗皮、陈美玉、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和林松水等人，他们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名为《屋内刊》的刊物，以会员及同情者为发送对象。读书会逐渐推展活动，并为未来台共的建党奠下坚实的基础[45]。

（三）广州和北京的台湾学生运动


　　一九二一年年初，估计住在北京的台湾学生不超过三十个，他们在一九二二年一月组成「北京台湾青年会」，并与台湾的文化协会保持联络，对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给予支持[46]。由于谢廉清和谢文达的努力，大多数青年会会员都倾向共产主义。范本梁（铁牛）于一九二〇年就读东京上智大学，结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因而遭到日警的监视。他于一九二二年转赴北京大学就读，成为青年会的活跃分子[47]。他也在北京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互有联系，并组织「新台湾安社」，出版《新台湾》刊物传回台湾，产生若干的影响[48]。一九二六年七月，范于返台后被捕，以他的活动论罪，被判刑五年[49]。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之前，广州一直是国民党的根据地，但也是共产主义最活跃的地方，这种情形足以说明为什么台湾学生能同时接受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一九二六年年底北伐开始的几个月后，在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指导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50]。次年三月，以联合会的成员为基础，秘密地成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它的团员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想法，认为这种作法并不可靠[51]。他们出版《台湾先锋》杂志，大多数都送回台湾[52]。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展开对共产党的斗争，六月，革命青年团被视为左翼组织而被迫解散，主要领袖林文腾、张深切、郭德金被日警逮捕，并在台湾被拘禁[53]。解散后，有些团员加入共产党、有些团员参加台共的建党大会，而在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节 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社会问题研究会和青年组织


　　一九二一年彭华英在《台湾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同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时候，台湾已经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组织，尽管这个读书会组织寿命很短暂，但是这两件事说明，台湾的社会主义思潮倡导者和稍晚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之间并非没有关系。
　　文协成立后，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学生与这个组织时有联系，这批接受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学生，透过文协同时将这两种思潮传回台湾。
　　在台北，连温卿与在中国传布共产主义运动的彭华英及谢文达[54]。之间互有联络。连温卿是时醉心于世界语，日本世界语专家山口小静当年年底来到台湾，在她的影响下，连氏逐渐倾向社会主义[55]，并且认识日共创始人之一的山川均，从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洗礼[56]。蒋渭水——这位文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很关切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形，自从孙文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后，他也对共产主义有了兴趣。透过他们的关系，共产主义得以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当中发挥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经济萧条，台湾工农运动日益上升，台湾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57]。
　　一九二三年七月，连温卿、谢文达、蒋渭水、石焕长、蔡式谷在台北成立「社会问题研究会」，为了筹备七月廿三日的集会，他们印制并分发了有关研究会规章的小册子。但是总督府为了阻止它的成立，以违反出版规定为由，立即禁止小册子的分发行为。尽管遭到禁止，研究会的活动并未因此中断[58]。
　　月底，翁泽生提议在文协的指导下组织「台北青年会」，也立刻遭到总督府的禁止[59]，青年会的成员不顾禁止命令另外成立组织，如「台北青年体育会」以及「台北青年读书会」，继续展开活动[60]。
　　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时常集会，进行社会问题的研究活动、讨论各种思潮，并推展共产主义的准备工作。渐渐地，它们的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了「无产青年」的团体，翁泽生、洪朝宗、王万得、潘钦信、蔡孝乾都是其中的有力分子。在文协的指导下，全岛各地依照台北的例子纷纷成立类似的青年会组织。
　　一九二四年五月，连温卿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世界语大赛并认识山川均。返台后，他召集台北和彰化的「无产青年」，极力分发日共支持的《无产者新闻》及《前进》杂志，以传布山川均的共产主义思想[61]。
　　一九二五年一月，这个青年团体开始筹备列宁纪念会，五月又准备举行劳动节示威游行，这两个计划都因日警的干涉而未能如愿[62]。一九二六年，趁着六月十七日日人庆祝「始政纪念日」的机会，无产青年的成员召集一项会议图谋公开予以谴责。就在此时，潘钦信、洪朝宗、王万得及连温卿被日警逮捕[63]。
　　无产青年对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以及文协的活动并不满意，认为文协的活动过于温和，因此，这些成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一篇“无产青年公开状”的文章，在文中表示他们与文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64]。
　　同年十月，王、潘、洪及其它无产青年对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领袖表示了他们的反对态度，当时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完全对立，在日人小泽一的策划下，一九二六年年底成立了「台湾黑色青年联盟」，台北和彰化的无产青年都参加这个组织，其中以王万得、洪朝宗、王诗琅、蔡孝乾为主[65]。
　　但是一九二七年二月联盟会员被逮捕后，这个组织便解散了，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消沉了。同时，共产主义正于此时勃兴，某些黑色联盟的会员因而转向台共[66]。

（二）文化协会的左倾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了新的变化，在台湾内外台湾人左翼运动的影响下，原为统一战线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无可避免地面临分裂的命运。这种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转换期的文化运动」中有所指陈：
　　「在改组以前，不满文协的民众是不少。这（是）不过火的话，留中学生的大部分，留日学生的一部分，岛内民众的进步分子，都是不满文协在来组织的不完备，干部行动的绅士气，主张言论的不彻底等等。」[67]
　　这些不满份子产生了一股改革的气氛，以后导致文协的分裂。
　　当时文协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68]：
　　1．第一种是连温卿及王敏川组成的社会主义派。主要以无产青年和农民组合为代表，这一派追求的目标是推行阶级斗争。
　　2．第二种是所谓的「全民主义」派。受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由蒋渭水所领导，它集合了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企图在工农运动中维持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形式。
　　3．第三种是由蔡培火代表的温和民族主义运动派。这批人主要是台湾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主张以合法的路线达到自决的目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至三日在台中举行的文协临时总会中，为了辩论改革的问题，连及王获得无产青年的支持成为多数派，取得了文协的领导权。蔡培火及蒋渭水被迫先后离开文协，他们准备另外成立一个组织[69]。
　　早在一九二七年文协改组以前，台湾社会运动于发展过程中即已存在了两种对立的思潮，这两种思潮分别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外貌出现，而在围绕着「中国的重建」这个主题上发生一场大论战，前者以许乃昌和蔡孝乾为代表，后者则以陈芳园（逢源）为代表[70]。
　　为了避免日本当局的检查，这场论战集中在「中国的重建」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是讨论台湾解放运动的策略问题。连温卿在给文协的一篇报告“一九二七年的台湾”中，曾经评述这种情势：陈芳园说台湾因为没有资本主义所以应该加以发展以抵抗日本的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只代表少数人（地主和台湾资本家）的利益，只是想支持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相反的，许和蔡认为台湾存在着资本主义，他们依附着日本资本家的统治，然而大多数的台湾人是工农群众，受到剥削和压制，因此，结论是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够解放台湾[71]。这场论战持续了五个多月，构成「当时报纸上的一大伟观」[72]，充分表达了当时台湾这两种思潮，并在文协中造成社会主者和民族主义者分裂的气氛，最后民族主义者成为少数派[73]。
　　这场分裂象征台湾解放运动冲突对立的开始[74]，文协成为左翼发展势力的一个组织。在连及王的指导下，新文协的年轻干部及积极分子屡次集会，除了传布左派思想以外，还批评殖民政府机关并发展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连温卿在台北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机械工会，这是台湾工人组织的起源。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文协在台中举行第一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表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它是一个农民、工人、小商人及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战斗团体。换句话说，新文协要开展阶级斗争来护卫一般大众的利益[75]。

（三）农民组合的马克思主义化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日本劳农党部麻生久及布施辰治曾经两度来台，为二林事件涉嫌人辩护[76]。由台湾农民组合的两位负责人简吉和赵港安排，在全岛各地举办讲演会，传扬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呼吁对资本主义和地主进行的斗争必须团结。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一九二八年六月止，台湾的农民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农组也加强了与日本有关团体的政治联系。一九二七年二月，简吉和赵港前往东京的帝国议会，呈递有关农民问题的请愿书，他们与左翼政治团体取得联系，特别是与日本劳农党和日本农民组合的联系。这两个组织与日共相当接近，而当时劳农党已成为与日共互有关联的合法性无产阶级政党，派古屋贞雄律师驻在台中，担任台湾农民组合的顾问，也担保了台湾农民组合今后与劳农党的联系[77]。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农民组合迅速地左转，它发动各种示威游行、组织左翼联合阵线；藉着古屋贞雄的协助，又与朝鲜左翼运动取得联系。台湾的农民运动除了日渐倾向社会主义之外，也朝向阶级斗争发展[7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农组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大会[79]，在会议期间通过许多决议，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三点[80]：
　　1．支持日本劳农党。
　　2．成立特别活动组，进行无产阶级斗争。
　　3．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加速工农群众的团结。
　　这次大会后，农组发表一篇文章——「台湾农民组合的过去、现在、未来」，在文章中确定农民运动今后追随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81]。因此，农组强化了它与文协的合作关系，并且筹组共同的斗争行动。文协和农组的左倾，构成台湾岛内台共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一页。
　　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在台湾的年青人中发展势力，它对在台的日本青年也产生影响，这些年青人当中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线读书会」。它与文协及农组都取得联系，尽管它的存在相当短暂，但「第一线读书会」为台湾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基础上，他们可以采取共同的行动[82]。



[1] 《沿革誌》，页23—24。张深切的自传，《里程碑：黑色的太阳》（台中：圣工出版社，1961），第一册，页125。

[2] 盛清沂等著，页680,681。《沿革誌》，页28、31、33。

[3] Robert A. Scalapino,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ment,1920—1966(Berkeley/Los Angeles, C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10—11. George M. Beckmann et Okubo Genji,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Stanford, Cal.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4.

[4] 山边健太郎编，「現代史資料」第22辑，《臺灣II》（东京：みすず書房，1971）页31。以下简称《臺灣II》。

[5] 彭华英，“社会主义之概说（上）”，《台湾青年》2卷4期，1921年5月，页50—57。连温卿于1927年评论这篇文章为台湾社会主义思潮的先驱。参阅：连温卿，“过去台湾之社会运动”，《台湾民报》138期，1927年1月2日，页12。

[6] 《沿革誌》，页584。

[7] Scalapino, p.26.

[8] 杨肇嘉，第一册，页231。

[9] 《沿革誌》，页37—38。另参阅：林梵，《杨逵画像》（台北：笔架山出版社，1978），页76。

[10] 依据《沿革誌》页38，许乃昌于1924年8月至1925年6月在俄国一所共产主义学校念书：但页584的记载，许于1924年10月至1925年7月在孙逸仙大学念书：而页184则指出许于1923年9月在上海大学就读，认识了陈独秀，后来于1924年8月由陈独秀介绍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就读，直到1925年6月才回到上海。根据研究，许乃昌事实上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为孙逸仙大学于1925年才创立，到了1926年才招收学生。Cf. (1)Xenia J. Eudin et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Stanford, Ca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84—87.(2)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第二章。(3)Sheng Yueh(Sheng Chung-L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Kansa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p.31.(4)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再版（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5），第二册，页81—82。

[11] 《沿革誌》，页38。

[12] 《沿革誌》，页36、663。

[13] 杨肇嘉，第一册，页231。《台湾民报》151期，1927年8月3日，页4。

[14] 《沿革誌》，页39。

[15] 《沿革誌》，页40。“陳來旺聽取書”，收入：东京警视厅特别高等课内鲜高等系编，《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檢擧顚末》（东京：1929年）参见：《臺灣II》，页85。以下简称《臺共檢擧顚末》。

[16] 《沿革誌》，页39—40。《臺共檢擧顚末》，同上。

[17] 《台湾民报》182期，1927年11月23日，页3：《沿革誌》，页40。

[18] 杨肇嘉，第一册，页231—232。当选名单参阅《台湾民报》184期，1927年11月27日，页3。

[19] Scalapino, pp.33—34. Beckmann & Okubo, pp.153—154.

[20] Beckmann & Okubo, pp.155—156。另参阅：立花隆，《日本共產黨研究》（东京：讲谈社，1978），上册，页214—215、218。

[21] 《沿革誌》，页41—42、664。

[22] “陳來旺聽取書”，见：《臺灣II》，页85—86。

[23] 《抗日篇》，页98。

[24] 《抗日篇》，页98。盛清沂等著，《台湾史》，页702。依据调查，19**年底，在中国的台湾学生只有19人，1923年则有273人（参阅《沿革誌》，页174）。

[25] 1923年5月，在日本驻中国南方领事第四次会议上，台湾总督田健治郎提醒注意此一发展中的事件。连温卿在其文章中曾提及此事（但未注□出处），“台湾文化之特质”，《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页12？。

[26] 罗有桂，“台湾民族英雄人物：蔡惠如”，台北，《大学杂志》100期，19**年9月，页26。

[27] 《沿革誌》，页68—69。

[28] 《抗日篇》第六章，“台胞在祖国之活动”，页98—117。

[29] 这是韩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组织，被称为「上海派」。Cf. Suh Dac-Sook(trans. & ed.), Document of Korea Communism 19**—1948(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0] 据日本当局的消息来源，1921年9月由一名韩国共党份子经手，俄国□供给彭与蔡3,000圆，（参阅《沿革誌》页584）。另一资料指出，在上海派韩共份子Yi Tong-hwi的收支帐目上，有一笔11,000圆的经费是□给台共及中共份子。Cf. "Item 7: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 Korean Communist Party", in: Suh Dac-Sook(ed.), ibid, p.40？.

[31] 《台湾民报》15期，1924年1月1日，页13。《抗日篇》，页100。

[32] 《沿革誌》，页77—78、183。

[33] 对于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帝国议会后来审查过。每年提出请愿书□成了一种仪式性的象征活动。Cf. Kerr, p.129.

[34] 《沿革誌》，页77。沫云的两篇文章：“臺灣議會より革命運動まで”，见《平平》创刊号（《沿革誌》，页79—80）；及“再び臺灣問題を談ず”，见《平平》第二期（《沿革誌》，页80—82）。

[35] 《沿革誌》，页585。

[36] Jacques Guillermaz,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t.1, Des origines à la République soviétique chinoise(1921—1934), nouvelle éd. rev. et augm.(Paris:Payot, coll.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1975), p.90.

[37] 王健民，第一册，页171。

[38] 瞿秋白任社会系系主任，参阅：司马璐，《瞿秋白传》（香港：自联出版社，1962），页39。另参阅：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同书，页130。

[39] 参阅：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记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页140。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103. Helen Fost Snow(pseud, Nym Wales), The Chinese Communiste:Sketch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Guard(Wesport, Conn:Greenwood Publishing, 1972),Book II, Autobiographical Profile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p.325.

[40] 王育德，《臺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东京：弘文堂，1964），页126。黄师樵，《臺灣共產黨秘史》（桃园：1933），页16、29，以下简称《臺共秘史》。

[41] 《抗日篇》，页103。《沿革誌》，页86—87。

[42] 依据日本资料来源，林木顺是中共党员，由中共推荐就读于孙逸仙大学（参阅《沿革誌》，页588）。但依据当时同在上海的张深切的说法，当时正在征求庚子赔款留学生，台湾学生有人冒充中国籍去应征，李万居等人应留法分面的招生，而林木顺、谢雪红（谢阿女）等人要去参加留苏方面的学生组（参阅张深切，《里程碑》，第一册，页157）。有证据显示林与谢曾就读于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KUTV），张国焘的太太就读于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时，与谢雪红同为室友。参阅：□子烈，页155、156、161。

[43] 《沿革誌》，页588—589。

[44] 蔡孝乾，页160；《沿革誌》，页87、588。

[45] 《沿革誌》，同上。

[46] 《抗日篇》页98、99。《沿革誌》，页876。

[47] 《沿革誌》，同上。张深切，第一册，页163。

[48] 张深切，《我与我的思想》（台中：中央书局，1965），页210。《沿革誌》，页876—877。

[49] 《沿革誌》，页882。《台湾民报》，188期，1927年12月25日，页3。198期，1928年3月4日，页3。范本梁（铁牛）于1937年中日战争时期再度被捕，逝世于监狱中。张深切在其两本著作中曾记载范的一生。参阅“铁牛传”，见《里程碑》，第一册，页163—181；“记范烈士本梁”，见《我与我的思想》，页201—208。

[50] 《沿革誌》，页119。《抗日篇》，页109。

[51] 参阅此一团体主要领导人之一张深切的著作，《广东台湾独立革命运动史略：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史略》（台中：中央书局，1947），页9—10。

[52] 送往台湾的《台湾先锋》杂志，印了两千本以上，可以推断这个团体在台湾的影响甚巨。参阅：《沿革誌》，页121、126—128；张深切，同上，页17。

[53] 《沿革誌》，页122—123、135—137。张深切，同上，页17、23—24。

[54] 谢文达是台湾人第一位飞行员，北京台湾青年会的活跃份子。他对共产主义感到兴趣，与谢廉清经常保持密切关系。1923年3月，他在东京参与编辑《台湾民报》。参阅：《沿革誌》，页183—184；《台湾民报》15期，1924年1月1日，页16。

[55] 在台湾，世界语运动始于1913年，儿玉四郞在台北成立AEJ的一个分部。连温卿和苏璧辉在儿玉四郞之后负责领导这个组织。他们把这个分部改为台湾世界语学会，并于1919年至1924年间出版月刊《绿荫》，连温卿担任总编辑。参阅：史可乘，“日据时期台湾世界语运动”，《台湾风物》17卷4期，1967年8月，页53—58；“人类之家：台湾世界语学会”，《台北文物》3卷1期，1954年5月，页91—93。另参阅：戴国煇，“臺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温卿とその稿本”，《史苑》（东京：立教大学，历史学报）35卷2期，1975年3月，页57—58。

[56] 1924年连温卿到东京参加世界语大会时，住宿在山川均家中。连提供给山川均有关台湾情势的资料，使得山川均得以在1926年撰成“殖民政策下の臺灣”。参阅《山川均全集》（东京：劲草书房，1966），第七卷，页258，编者对这篇文章的附注。另参阅：戴国煇，同上，页58—59；及《沿革誌》，页183。

[57] 连温卿，同上，页12—13。

[58] 黄师樵，“蒋渭水及其政治运动”，《台北文物》3卷1期，1954年5月，页81。《沿革誌》，页184。

[59] 《沿革誌》，页185—186、882—883。黄师樵，同上。黄文雄“台北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台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页137。

[60] 《沿革誌》，页187—188：黄师樵，同上；黄文雄，前引文，页137—138。

[61] 《沿革誌》，页183、884。

[62] 《沿革誌》，页189、884。

[63] 《沿革誌》，页189—190、886。《台湾民报》113期，1926年6月11日，页6—7。黄煌雄，《被压迫的：台胞抗日史话》（台北：1977），页81—82。

[64] 此信登于《台湾民报》116期，1926年8月1日，页13。

[65] 《沿革誌》，页885、887。

[66] 联盟会员遭到逮捕之事，参阅：宫川次郎，《臺灣の社會運動》，页128—129；同一作者，《臺灣の政治運動》，页82—83。另参阅：《台湾民报》197期，1928年2月26日，页5。

[67] 蔡孝乾，“转换期的文化运动（三）”，《台湾民报》144期，1927年2月13日，页7。

[68] 1927年1月2日出版的《台湾民报》138期，登载了三篇代表三种不同观点的文章：
　　(1)蔡培火，“我在文化运动所定的目标”，页8—11。
　　(2)蒋渭水，“今年之口号：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页11—12。
　　(3)连温卿，“过去台湾之社会运动”，页12—13。

[69] 《台湾民报》，141期，1927年6月23日，页5—8。

[70] 陈逢源为台湾民报记者及文协委员会之一员，宣扬以资本主义为基础重建中国的想法。1927年1月他辞去台湾民报的工作，进入有日本人参加的第一家台湾人金融公司「大东」。该公司一半的资本为林献堂、陈□□有。参阅：许世楷，《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と彈壓》（东京：东京□学出版会，1972），页282。许乃昌为东京「台湾青年会」左派领导人，蔡孝乾为文协干部。许和蔡则主张以社会主义来重建中国。有关双方的论战，参阅下列登载于《台湾民报》中的文章：
　　(1)陈逢源（芳园）、“最近之感想：我的中国论”，《台湾民报》120期，1926年8月29日，页8—10。
　　(2)许乃昌，“驳陈逢源氏的中国改造论”，《台湾民报》126期，1926年10月10日，页9—11；129期，1926年10月31日，页9—11。
　　(3)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台湾民报》130期，1926年11月7日，页11—12；131期，1926年11月14日，页11—12；132期，1926年11月21日，页10—11；133期，1926年11月28日，页11—14；135期，1926年12月12日，页8—9；136期，1926年12月19日，页11；137期，1926年12月26日，页11—12；139期，1927年1月7日，页12—13。
　　(4)蔡孝乾，“驳芳园君的中国改造论”，《台湾民报》134期，1926年12月5日，页11—13。
　　(5)许乃昌“给陈逢源氏的公开状”，《台湾民报》142期，1927年1月30日，页11—12；143期，1927年2月6日，页11—14。

[71] 连温卿，“1927年の臺灣”，见《沿革誌》，页203—204。

[72] 杨肇嘉，“台湾新民报小史”，见：杨肇嘉，第二册，页425。

[73] 蔡孝乾在“转换期的文化运动（二）”认为，最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剧烈论战，乃是台湾思想界转换期的特征。并导致了文化协会的改组；「有了思想界的转换，才促成了文化协会的有意义的改组，同时有了文化协会的改组，才证明台湾思想的有意义的转换」。参阅：《台湾民报》143期，1927年2月6日，页11。

[74] 黄煌雄，“文化协会……”，页83。

[75] 大会宣言最后标明台湾文化协会的任务，在于「促进实现大众文化」，而提出下列主张（参阅《沿革誌》，页206）：
　　1．组织农民工人。
　　2．团结小商人小资产家。
　　3．站在台湾民众利益上的团体，都是我战线上的朋友。
　　4．背离台湾民众的利益，破坏共同战线的团体，都认为是台湾民众的叛贼，本会将极力剪除之。
　　5．统一战斗力，朝向正面的敌人进军！

[76] 二林事件发生于1925年，起因于台中州二林庄的蔗农与林本源制糖会社间因为甘蔗收购价格不合理而引发纠纷。Cf. Wickberg, p.564.

[77] Ibid., pp.568—569.

[78] 叶荣钟等著，前揭书，页530—531。谢春木，《臺灣人の要求……》，页36—37。

[79] 这次大会参加者甚众，有155位农民组合各支部的代表，以及约2000名与会者；这是台湾社会运动极可观的一次聚会，也引起日本及朝鲜的注意。参阅《台湾民报》186期，1927年12月11日，页3；《沿革誌》，页1052。

[80] 《沿革誌》，页1054—1056；《台湾民报》186期，1927年12月11日，页3。

[81] 《台湾民报》189期，1928年1月1日，页14；190期，1928年1月*日，页13。

[82] 有关读书会，参阅《沿革誌》，页578—588。宫川次郎，「臺灣の政治運動」，页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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