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论被殖民者的所谓的从属情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52）

第四章论被殖民者的所谓的从属情结

　　世界上没有一个遭受私刑的可怜人，一个受折磨的可怜男子，我不感到自己和他一样被杀害、被侮辱。（埃梅·塞泽尔，《狗不作声了》。）

　　当我们开始这工作时，我们只拥有马诺尼先生刊登在《心灵》杂志上的几篇论著。我们打算写信给作者请他告诉我们他得到的结论。后来，我们得知一部汇集他的感想的作品即将出版。这部作品出版了：《殖民化的心理学》。我们来研究学习此书。
　　在详细探讨之前，应该承认分析的思维是公正的。由于极深地体验到殖民处境必须具有的情绪矛盾，马诺尼先生得以透彻领会那些支配土著-殖民者的关系的心理现象，但不幸，过于透彻了。
　　现今心理研究的主要特点似乎在于实现某种完整性。但人们不应无视现实。
　　我们要指出马诺尼先生尽管写了二百五十页的殖民形势研究，但并未抓住它真正的坐标。
　　当人们开始讨论一个就像对两个不同种族的理解的可能性进行清点这样重要的问题时，就应该加倍注意。
　　我们感谢马诺尼先生在卷宗中介绍了两个无人再会忽略其重要性的组成部分。
　　一个紧凑的分析似乎将主观性排除出这个领域。马诺尼先生的研究是一种直率的探索，因为它企图说明人们只有接受或否认已定的处境才能在这个可能性之外说明人。殖民化的问题因而不仅包含客观和历史条件的交叉，而且也包含人对于这些条件的态度。
　　同时，我们只能参加马诺尼先生的这部分工作，他倾向于把冲突病理学化，即论证白人殖民者只是由于他希望在阿德勒式过度补偿的层面上结束一种不满足才受到推动。
　　然而，我们读到这句话：“一个孤独的马达加斯加成年人在另一个环境中能变得对传统型的自卑敏感，这个事实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从他孩提时代起，他身上存在自卑的萌芽。”^[1]这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同他是对立的。
　　在阅读这一段时，我们感到某些东西翻了个儿，而作者的“客观性”有可能引我们犯错误。
　　然而，我们热心地试图找到指导路线，书的主题：“中心思想是‘文明人’和‘原始人’的对峙造成一个特别的局面——殖民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得出现一整套错觉和误会，只有心理分析能确定之和给它们下定义。”^[2]
　　然而，既然马诺尼先生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要把自卑情结变成先于殖民化而存在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看出解释的技巧，它以精神病学作如下解释：有一些精神病的潜在形式，它们在精神上的剧烈震动后变得明显了。在外科上：一个人身上出现静脉曲张并非由于他必须一直站立十个小时，而是由于静脉内壁结构的脆弱；劳动方式只不过是个有利条件，而被征召的超级专家宣布雇主的责任十分有限。
　　在详细讨论马诺尼先生的结论之前，我们想明确我们的观点。只此一次，我们提出这个原则：一个社会是种族主义的或不是种族主义的。只要人们没有抓住这个事实，人们就会把大量的问题搁置一边。说法国北方比南方更加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下属的作品，因此决不涉及精英，说法国是世界上最不种族主义的国家，这是一些不能正确思考的人的作为。
　　为了向我们证明种族主义不重现为经济地位，作者提醒我们“在南非白种工人表现出跟领导和雇主们一样的种族主义，有时比他们更种族主义。”^[3]
　　我们很抱歉，但我们要那些负责描述殖民化的人记得一件事：寻求一个不人道的行为在什么方面跟另一个不人道行为不同，这是空想。我们决不想使我们的问题充斥世界，但我们要直率地请问马诺尼先生他是否不认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毛拉们的反犹太主义和戈培尔的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极微小的。
　　在《可尊敬的妓女》于北非演出结束时，一位将军对萨特说：“您的剧本在黑非洲演出是必要的，它让人看到黑人在法属国家比他的美国同属更加幸福到什么程度。”
　　我由衷地认为主观的经历可以被别人理解；而我绝不乐意来说：黑人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一个人的问题，然后我开始研究这问题。但我感到马诺尼先生没有试图通过这里边去感受有色人种面对白人的那种失望。在这研究中我竭力去触及黑人的贫困，心照不宣和富有感情。我不愿当目标。况且，这是没有根据的：我未曾有可能是目标。
　　那么，是否在一个种族主义和另一个种族主义之间确实有不同呢？难道人们不重又发现人类那同样的衰落，同样的失败？
　　马诺尼先生以为可怜的南非白人不顾一切经济进程，厌恶黑人。“因此，我乐意把反犹太主义称作是种穷人的赶时髦。果然，似乎大部分的富人宁愿利用这种情绪，不愿陷入此情绪，他们还有更好的事要做。通常仇视犹太人的心理在中产阶级中蔓延，精确地说因为这些人不拥有土地、城堡和房屋！在对待犹太人如同一个下等的和有害的人的同时，我断言自己属于精英”^[4]，除了能理解这种提及反犹心理的态度，我们还可以反驳这种认为白人无产阶级的好斗性转移到黑人无产阶级头上根本是南非经济结构的后果的说法。
　　南非是什么？是一口2，530，300白人粗暴对待和关押13，000，000黑人的大锅。如果说白人穷人仇恨黑人，那不是像马诺尼先生暗示的那样，因为“种族主义是小商人和那些忙忙碌碌却无大成就的小殖民者的作品”^[5]。不是，那是因为南非的结构是个种族主义的结构：“在南非，和黑人友好和博爱是辱骂的话……有人提出把土著和欧洲人从领土上、经济上和政治地位上分开，并使他们能在白人的领导和准许下建立他们自己的文明，但要在种族之间最少地接触。有人提出给土著们保留一些辖区并强迫最多的土著在那儿居住……经济竞争要取消，并给‘白人穷人’恢复权利、地位准备一条路，这些人占欧洲居民的50%……

　　“这并非夸大其词：南非的大部分人对于一切使土著或有色人种与他们的地位相等的事物感到几乎是自然的反感。”^[6]

　　为了解决马诺尼先生的论据，我们回过头来说“经济障碍的原因特别来自害怕竞争和意欲保护占欧洲居民一半的穷苦的白人阶级并阻止他们更往下降。”
　　马诺尼先生继续说道：“殖民剥削同其他剥削形式并不混淆，殖民的种族主义区别于其他的种族主义……”^[7]作者谈及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人类的调和，但我们希望他说出的这些词具有更具体的性质。所有的剥削形式都相似。它们都在某个具有圣经意义的法令中寻找自己的需要。所有的剥削形式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应用在同一个“客体”人上。要是想在抽象方面考虑这种或那种剥削的结构，我们就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使人回其原位。
　　殖民的种族主义同其他种族主义没有区别。
　　反犹太主义深深地触动我，我激动，一场可怕的争论引起我贫血，有人不承认我可能是个人。我不能脱离那留给我兄弟的命运。我的每一个行为保证是人。我的每一个迟疑、每一个懦弱表现出是人^[8]。我们还仿佛听到塞泽尔说：“当我拧开我收音机的开关，听到在美国一些黑人受到虐待时，我说人家对我们撒了谎：希特勒没有死；当我打开收音机；得知一些犹太人受侮辱、蔑视、屠杀时，我说人家对我们撒了谎：希特勒没有死；最后在我打开收音机并得知强迫劳动在非洲是现实的、合法的时，我说人家真正地对我们撒了谎：希特勒没有死。”^[9]
　　对，欧洲文明及其最有地位的代表们对殖民的种族主义负有责任^[10]；我们仍然援引塞泽尔广于是，有一天，资产阶级被可怕的报应唤醒了：盖世太保在忙着，监狱人满为患，施刑者们在创造发明、精益求精，在拷问架周围讨论。

　　“人们惊讶，愤怒。人们说：‘这多么奇怪！但，唔！这是纳粹主义，会过去的！’于是人们等待，并抱着希望；人们对自己闭口不谈真相，这是残忍，但是最后的残忍，是圆满完成的残忍，是概括野蛮的日常性的残忍；这是纳粹主义，不错，但在成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之前，人们曾经是其同谋；这个纳粹主义，人们先是容忍它，后来忍受它，人们宽恕它，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使它合法，因为直到那时，只是对非欧洲人民施行纳粹主义；这个纳粹主义，人们培育了它，人们对此负有责任，而纳粹主义先是冒头、突破而出、滴下，然后卷入它那变成红色的水中，淹没在所有的西方文明和宗教文明的裂缝里。”^[11]

　　每当我们见到一些阿拉伯人，一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样子，疑心重重，随时准备逃跑，穿着这种撕破的、仿佛为他们而制造的长上衣时，我们思忖：马诺尼先生搞错了。我们屡屡在大白天被便衣警察逮捕，他们把我们当作阿拉伯人，而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原籍时，他们赶忙道歉：“我们十分清楚马提尼克岛人和阿拉伯人不同。”我们强烈抗议，但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不了解他们。”的确，马诺尼先生搞错了。因为这个表达：“欧洲文明及其最有地位的代表不是殖民种族主义的负责者”是什么意思？如果它不是表示殖民主义是冒险家们和政客们的作品，“最有地位的代表们”确实没把这混战放在眼里。但是，弗朗西斯·让松说，一切侨居外国而受本国使馆保护的侨民代表这个国家对所犯的罪恶行径负有责任：“日复一日，这个制度在你们周围发展其有害的后果，日复一日，其轻诺寡信者们背弃你们，代表法国继续进行一个尽可能与你们真正的利益，而且与你们最大的需要不相千的政策……你们以保持与某种现实范畴的一定距离为荣：因此你们给那些丝毫不讨厌不良环境的人——既然这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的环境——留下自由。而且你们之所以能够表面上不玷污自己，那是因为别人代替你们玷污自己了。‘你们有打手’，归根到底，真正有罪的是你们：因为如果没有你们，没有你们瞎了眼地玩忽职守，这样的人不可能继续进行一个使你们受到谴责，也使他们名誉扫地的行为。”^[12]
　　刚才我们说南非有个种族主义的结构。我们更进一步讲，欧洲有个种族主义结构。大家看得很清楚马诺尼先生对这问题并不感兴趣，因为他说：“法国是世界上最不种族主义的国家。”^[13]优秀的黑人们，为你们是法国人而高兴吧，即使这有点儿艰难，因为在美国，你们的同属比你们更不幸……法国是个种族主义国家，因为黑人一坏人的传说是集体的无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在稍后（第六章）加以指出。
　　我们继续用马诺尼先生的话：“和肤色相结合的自卑情结的确只是在少数生活在另一种肤色环境中人身上留意到；在一个如马达加斯加那样比较清一色的集体中，社会结构仍然相当牢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碰到自卑情结。^[14]
　　我们再次要求作者谨慎些。在殖民地的白人从未觉得自己在任何方面低人一等；正如马诺尼先生说得那么好：“他将要么被当成上帝，要么被毁灭。”殖民者尽管是“少数”，并不感到自己有自卑感。在马提尼克岛有200个白人，他们认为自己高于300，000个有色人种。在南非，有2，000，000个白人，近13，000，000个土著，却没有任何一个土著感到自己胜过白人少数派的。
　　如果说阿德勒的发现以及昆凯尔那同样有意思的发现说明某些神经症的行为，那么不应据此推论出一些可以应用在无限复杂的问题上的规律。土著有自卑感是与欧洲人有优越感有关联的，我们要有勇气说：“是种族主义者制造的自卑感。”
　　通过这个结论，我们再回过来提萨特所说的：“犹太人是别人认为他是犹太人：这是个简单的真理，应当从这点出发……犹太人是反犹太人主义者‘制造’出来的。”^[15]
　　马诺尼先生跟我们所谈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样的？十分简单，情况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被他所认同的一种文明拋弃了。因而结论如下：如果作者那真正的马达加斯加人承担其“从属的行为”的话，一切都最好不过了；然而，如果他忘记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以为和欧洲人平起平坐，那么所谓的欧洲人生气了，并拒绝接受这个恬不知耻的人，——他在这时候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用自卑结束抵偿他的拒绝从属地位。
　　先前，我们在马诺尼先生的某些引证中察觉一个为了最不伤人起见的张冠李戴。果然，他让马达加斯加人在低等和从属之间作选择。除这两个解决办法之外，决无解救。“当他（马达加斯加人）成功地在生活中同一些上层人物建立了某些联系（从属的）时，他的低等不再妨碍他，一切顺利。当他不成功时，他的不安全地位不是这样合乎规定时，他就遭受失败。”^[16]
　　马诺尼先生首先关心的是批判不同的人种志学者直到现在使用的方法，这些人对原居民感兴趣。但人们看到我们应当对他的作品加以指责。

　　“在把马达加斯加人圈在其习惯中之后，在对他的世界观实施片面的分析过后，在封闭的范围内描述了马达加斯加人之后，在说过了马达加斯加人同有高度部落特征的祖先们保持从属关系之后，作者不顾一切客观性，把他的结论应用在两面的理解上——故意地不知道自从加利埃尼以后，马达加斯加人不复存在。”

　　我们要求马诺尼先生的是给我们解释殖民形势。他奇怪地忘了这个。什么也不丢失，什么也不创造，我们同意。乔治·巴朗迪埃在对卡迪纳和林顿的研究^[17]中关于个性的动力可笑地模仿黑格尔道：“其最后的状态是其所有前面的状态的结果，并应该包含其所有前面状态的所有原则。”这是心血来潮，但仍然是许多研究者的准则。欧洲人到达马达加斯加所产生的反应和表现并不是来增添到先前存在的东西中的。没有增加先前的物质整体c；如果说一些火星人寻求殖民地球人，那不是为了把火星文化传授给地球人，而是十足地“殖民”他们，我们怀疑随便哪个个性的持久性。卡迪纳改正许多判断，写道：“对阿洛尔的人教授基督教，这是堂吉珂德式的举动……只要个性是由一些完全和基督教学说不和谐的因素构成，这就没有任何意义：这肯定是开头不吉利。”^[18]且如果说黑人听不进耶稣的教导，这丝毫不是因为他们不能领会之。理解某些新事物要求我们作打算和准备，要求重新教育。期待黑人或阿拉伯人在几乎吃不饱肚子时去努力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插入抽象的价值，这是空想要求一个尼日尔河上游的黑人穿鞋，说他不可能成为一位舒伯特，就像为贝利埃宗的一个工人晚上不研究印度文学中抒情诗而感到吃惊或宣称他永远不会是个爱因斯坦一样荒谬。
　　的确，绝对地，什么也不反对这样的事情。什么也不，——除了当事人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他们并不抱怨！证据：“清晨过后，在我父亲、母亲那边，小屋皴裂出一些小泡，好像一个罪人受水疱的折磨，而那显得单薄的屋顶，用一块块汽油桶皮打了补丁，使那肮脏不堪，发臭的灰色草面汪着一摊摊锈水，而在风声呼号时，这些不协调的东西使这风声变得十分古怪，先是像油炸的劈啪声，然后像把烧焦的木炭投入水中，带着小树林升起的烟。我的家族从木板床起身，我的全部家族从这木板床上起身，这床的床腿是用火油箱做的，好像患了象皮病似的，床上铺的是小山羊皮、干香蕉叶、破衣烂衫，令人对我祖母的床垫感到怀念（床的高处，在一只装满油的罐子里，一盏昏暗的灯，灯火像只大萝卜在舞动……罐子上，用金色的字母写着：MERCI﹝谢谢﹞）。”^[19]很不幸，“这种态度、这种行为、这种由羞愧和灾祸套索套住的、用天平称过的生活进行反抗、争论、争议、叫嚣，并像毫无疑问地那样，人们问他：

　　“‘您有什么法子？’
　　“‘开始！’
　　“‘开始什么？’
　　“‘世界上惟一值得开始的事情：世界末日，当然啦。’”^[20]

　　马诺尼先生忘记的是马达加斯加人不再存在了；他忘了马达加斯加人“同欧洲人一起生活”。到达马达加斯加的白人扰乱了思想活动等境域和心理学机制。大家都说，对于黑人来说，相异性不是黑人，而是白人。一个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岛屿，随时遭“文明的先驱”侵入，即使这些先驱尽可能地表现得好，它还是遭到破坏。况且马诺尼先生说：“殖民初始，每个部落都想要有它的白人。”^[21]人们用不可思议的图腾机械论、用同可怕的上帝接触的需要、用对从属体系的阐明来解释这事，在这个岛上，这些东西并不比产生新事物少，人们应考虑到这点——否则就要使分析变得错误、荒谬、陈腐。由于出现了新带来的东西，必须试图理解新的关系。
　　上马达加斯加岛的白人引起绝对的创伤。这种欧洲人侵入的后果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在觉悟和社会背景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经济后果？但应该谴责的是殖民化！
　　继续我们的研究。

　　“抽象地说，马达加斯加人能容忍不是白种人，残酷的是首先发现自己是个人（通过验明正身）而‘然后’这^^统一体断裂成白人和黑人。如果‘被拋弃’或‘被背叛’的马达加斯加人维持他的身分鉴定，则这个身分鉴定变成了要求，于是他要求‘平等’，然而他却毫不感觉到需要‘平等’。在他索要这平等之前，这些平等本来对他有益，但后来它们却成了不足以医治他毛病的良药：因为在可能的平等中一切进步使得差异还更不能忍受，这差异突然显得沉痛地抹不掉了。就这样他（马达加斯加人）从从属到心理上自卑。”^[22]

　　这里，我们还发现同样的误会。的确十分明显，马达加斯加人完全能忍受不是白人。马达加斯加人就是马达加斯加人；或更恰当地说不是，一个马达加斯加人不“是”马达加斯加人：他的“马达加斯加性”绝对存在。他之所以是马达加斯加人，那是因为白人到来，如果说在历史中的一定时刻，导致他向自己提出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个人的问题，那是因为人家对他这个人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换句话说，如果白人强行对我歧视，使我成为一个被殖民者，从我这里夺走一切价值、一切独创性，对我说我是世界的寄生虫，我必须尽可能快地遵守白人世界的规矩。“我是个粗野的笨蛋，我的人民和我都像绣花枕头中的稻草芯，我在世界上一无用处”^[23]，我就开始对自己不是个白人感到痛苦。于是我十分简单地变成白人，就是说我迫使白人承认我的人性。但马诺尼先生会对我们说你不能够，因为在你的深处存在从属情结。
　　“并非所有的种族都能被殖民化，只有那些有这需要的人才是被殖民者。”且更加过分广几乎哪里欧洲人建立了当前‘议论中的’类型的殖民地，哪里就可以说他们的对象在无意识中等待他们，甚至想望他们。到处都有一些传说以来自海上并为了带来善举的外国人的形象预示他们。^[24]”正如大家所见，白人受权力情绪所驱使，受领袖情结所驱使，而马达加斯加人却顺从一种从属情结。皆大满意。
　　当问题是要明白为什么欧洲人——外国人——被叫做vazaha，即“尊敬的外国人”时；当涉及搞明白为什么遇到海难的欧洲人被张开双臂欢迎，为什么欧洲人——外国人——从未被想像是敌人时；人们不是从人道、好心、礼貌及塞泽尔称为“古老的有礼貌文明”的主要特点出发去搞明白，而是对我们说这十分简单，因为记在“命中注定难以理解的事”中，——特别是无意识——，有把白人变成期待的主人的某种事物。无意识，对，问题就在这里。但不应推论。曾有一个黑人对我叙述下面的梦：“我走了很久，我很累，我有印象某种事物在等着我，我跨过栅栏和墙，我到达一间空无一人的大厅，我听到门后有个声音，我在进去之前犹豫了一下，最后我下了决心，我走进去，在这第二个房间里有些白人，我看到我也是白皮肤。”我知道这位朋友晋升有困难，当我试图明白这个梦，分析它，我推断出这个梦在实现一个无意识的向往。但如果我必须在我的精神分析实验室之外，把我的结论纳入世界的背景时，我会说：
　　1．我的病人受自卑情结之苦。他的精神结构有崩溃的危险。问题在于使他免遭此危险，并渐渐地使他从无意识的想像中解脱出来。
　　2．如果他处于完全被这当白人的愿望所占据的程度，那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使他可能有自卑情结的社会，在一个拉他坚定维持这情结的社会，在—个肯定优等人种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个社会给他制造困难，他才被安置在神经症的处境中。
　　于是显示了对个人和群体同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应该帮助我的病人“觉悟到”他的无意识，不再试图产生幻觉，而是顺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行动。
　　换句话说，黑人不再应该被置于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地位：变成白人或消失，但他应该能意识到生存的可能性；还是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因他的肤色而给他制造困难，如果我指出他的梦是表达改变肤色的无意识欲望，那么我的目的不是通过劝他“保持他的距离”来使他放弃这欲望；相反，我的目的会是，一旦动机明确，使他能对真正冲突的源头——即对社会结构选择行动（或消极被动）。
　　马诺尼先生关心从所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有错过询问马达加斯加人的无意识。
　　他为此分析了七个梦：将无意识向我们交托的七个叙述，其中发现有六个显示恐怖的特点。一些孩子和一个成年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梦，我们看到他们颤抖、不可捉摸、可怜。

　　“厨师的梦：
　　我被一群怒气冲冲的黑人追赶。可怕极了，我爬上一棵树，我在树上一直待到危险过去。我胆战心惊地从树上下来，浑身直哆嗦。”……

　　“十三岁的男孩拉赫维的梦：
　　我在树林里散步时，碰到两个黑人。啊！我说，我完了！我想逃跑，但不可能。他们把我围起来并用他们的方式嘟嘟哝哝。我以为他们说：‘你会看到什么是死。’我怕得发抖，对他们说：‘先生们，放开我，我太害怕了！’其中一个人懂法语，但不管怎样，他们说道：‘去见我们的首领。’在行走时，他们让我走在他们的前面并让我看他们的枪。我更加害怕了，但在到达他们的营地之前，得穿过一条河流。我跳入水底。多亏我冷静，我到达一个石洞并躲在里边。在那两个人离去时，我逃跑并回到我父母的家。”……

　　“若赛特的梦：
　　对象（一个姑娘）迷了路，坐在一根躺倒的树干上。一个着白袍的女人告诉她，她是强盗帮里的。叙述这样继续道：‘我是小学生，’我颤抖地回答说，‘我从学校回来时，在这儿迷了路。’她对我说··‘走这条路，你就到家了。’”……

　　“十三至十四岁的男孩拉扎菲的梦：
　　他被一些土著步兵（塞内加尔人）追捕，他们跑步时‘发出跑马的声音’，‘他们把自己的步枪端在前面’。对象逃得看不见了。他爬上一个楼梯并找到自己的家门”……

　　“十三至十四岁的姑娘埃尔菲娜的梦：
　　我梦见一头黑牛拚命在追我。那头牛很壮。它的头几乎是布满白色斑点（原文如此），有两只很尖的长角。啊！多倒霉！我心想。路变得狭窄了，我怎么办呢？我趴在一棵芒果树上。唉！我摔在荆棘上。于是它用角撞我。我的内脏流出来，它吃内脏·…“”……

　　“拉扎的梦：
　　这对象在其梦中，他在学校听说塞内加尔的人来了。‘我走出学校院子去看。’确实，塞内加尔人来了。我往回家的路逃跑。‘但我们的家也被他们驱散了……’”……

　　“十四岁男孩西的梦：
　　我在花园里散步，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形成一个影子紧跟着我。我四周围的树叶令人很不舒服，好像有个强盗想抓我。当我走完所有的小径时，那影子仍然跟着我。于是我害怕了，我开始逃跑，但那影子跨着大步，伸出它的大手来拉我的衣服。我觉得我的衬衫被撕破了，于是我大声呼叫。我的父亲听见叫声从床上惊跳起来看我，但那个大影子消失了，我不再感到害怕。”^[25]

　　距这些梦已十来年了，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北非人竟厌恶有色人种的人。当时我们真是不可能开始与土著们接触。我们把非洲留给法国，没有搞明白这个愤激的理由何在。然而有些事实引起我们的思考。法国人不喜欢犹太人，犹太人不喜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喜欢黑人……对阿拉伯人，人们说：“你之所以穷，那是因为犹太人诈骗你，把你的一切都抢走了”；对犹太人说：“你们并不因为你们其实是白人及有柏格森和爱因斯坦而能够同阿拉伯人平起平坐”；对黑人说：“你们是法兰西帝国最棒的士兵，阿拉伯人自以为高于你们，可他们搞错了。”况且，这不是真的，人家跟黑人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说过，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就是个步兵，是他上尉的好步兵，只知道听从命令的勇士。
　　“你别过去。”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别过去。”
　　白人由于不能面对所有的要求，推卸责任。我把这过程叫做：犯罪的种族分类。
　　我们曾说过有些事实令我们惊讶。每当有个反抗活动，军方只让有色人种士兵上阵。这是些“有色人种的人”，他们把别的“有色人种的人”的解放企图化为泡影，证明没有必要推广过程：如果阿拉伯人，这些懒人相信造反，那并不是以可公开的原则的名义，而是十分简单地目的在于发泄他们那“土著”的无意识。
　　一位有色人种大学生在第二十五届天主教学生大会上，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辩论时说，以非洲人的观点，“我反对派遣塞内加尔步兵和在那儿对他们所作的欺骗”。此外我们知道塔那那利佛警察局的一个拷问者是个塞内加尔人。因此知道这一切，知道对于一个马达加斯加人，那个塞内加尔原型可能是什么，弗洛伊德的发现对我们毫无用处。问题在于把这个梦放回到“它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正是八万个土著被杀害的时期，即五十分之一的居民被杀；“放回到做这梦的地点”，这个地点是有四百万居民的一座岛，在岛内不能建立任何真正的联系，那里到处爆发纠纷，那里惟一支配人的是谎言和煽动群众^[26]。是否应当说在某些时候，联盟比人更重要。我想到P.纳维尔写道：“谈论社会的梦想，集体力量的意愿就如个人的性本能，这是又一次颠倒事物的自然范畴，因为相反地，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说明和决定表达个人的性的真正条件，而一个人的梦想的内容归根到底也是取决于他所生活其中的文明的一般条件。”^[27]
　　发怒的黑公牛并不是生殖力的象征。那两个黑人并不是两个父亲——一个代表真正的父亲，另一个代表祖先。这就是一个深入分析在马诺尼先生前一节——《对死者的崇拜和家庭》——的结论的基础上本来能够给予的东西。塞内加尔步兵的枪不是阴茎，而真正是支1916年造的勒贝尔式步枪。黑公牛和强盗并不是“lolos”（儿语：奶），“内容丰富的内心世界”，但确实是在睡眠时蜂拥而至的真正的幻觉。这种老一套，这个梦境的中心主题，如果不是表示恢复正道，那又表示什么呢？一会儿是“黑人”步兵，一会儿是头上布满白斑点的“黑”公牛，一会儿干脆是个十分可爱的白种女人。在所有这些梦中我们如果不是发现这个中心思想：“脱离老一套，在树林里散步；在树林里遇见那头公牛，把你急速地领到家。”^[28]
　　马达加斯加人，安静吧，待在你们的位置上。
　　马诺尼先生在描述了马达加斯加人的心理后，打算解释殖民主义的理由。这么干着，他在先有的名单上又加上一个新的情结：“普罗斯佩罗情结”，——确指为全部无意识的神经支配，它同时勾画“殖民的家长式统治的嘴脸”和“种族主义者的画像，他的女儿曾经是一个低等人企图强奸的（想像的）目标。” ^[29]
　　正如人们所见，普罗斯佩罗是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主人公。对面，有他的女儿米朗达和卡利班。面对卡利班，普罗斯佩罗采取南美人十分熟悉的态度。他们不说黑人伺机扑向白种女人吗？有意思的是无论如何在作品的这部分中，马诺尼先生激烈地使我们领会那些解决不好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基于殖民的使命。果然，他对我们说，“殖民者所缺的，如同普罗斯佩罗所失去的，是他人的世界，他人互相让人尊重自己的世界。殖民典型离开了这个世界，困难以让人们保持原样而被驱逐。这种逃跑和出于幼稚的统治需要联结在一起，这种逃跑适合社会但并未成功地利用之。殖民者听任‘只关心旅行’，想逃避‘他诞生地的可怖’或‘古老的护墙’，或者更赤裸裸地，他想要‘一个更加宽阔的生活’，这都没有关系……问题始终在于牵连到对一个无人世界企望。”^[30]如果另外考虑到许多欧洲人到殖民地去是因为在那儿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发财，因为除了少数例外，殖民主义者是商人，或确切地说，是进行不正当交易者，人们就会明白那在本地引起“自卑感”的人的心理。至于马达加斯加人的“从属情结”，至少在那我们可以懂得和可以分析的惟一的形式下，它也是由于白种殖民者到达岛上而引起的。从其另外那种方式，从这种在单纯状态下的原始的情结——它本来成为整个先前时期的马达加斯加人精神状态的特点——，我们觉得马诺尼先生并不能得出一丝一毫的有关现时本地的形势、问题或可能性的结论。

^[1] 马诺尼，《殖民化的心理学》，第32页。

^[2] 参看该书封二。

^[3] 马诺尼，同前书，第16页。

^[4] 萨特，《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32页。

^[5] 马诺尼，同前书，第16页。

^[6] R.P.奥斯温，圣尼可拉的多米尼加修道院的马格拉斯，斯泰伦博斯，英属南非，《有色人种》，第140页。

^[7] 马诺尼，同前书，第19页。

^[8] 在写这个时，我们想起雅斯佩尔斯的抽象犯罪：“在人之间，由于他们是人，存在一种相互关系，按照这种关系，所有人都共同负责着世界上一切不公平和一切被干的坏事，特别是当着他面或他不是不知的情况下所犯下的罪。如果我不有所作为来阻止他们，我就是同谋。如果我不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杀害别人，我保持缄默，我在某种意义上感到有罪，这种意义不能适当地、从司法观点上、政治上和道德上被理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后仍然活下去像件无法补赎的犯罪压在我头上。

^[9] 纪念城，-《政治演讲》，1945年选举运动，法兰西堡。

^[10] “欧洲文明及其最有地位的代表们并不对殖民的种族主义负有责任；种族主义是那些忙碌而无成就的下层人、小商人和移民的成果。”（马诺尼，第16页）

^[11] 塞泽尔，《关于殖民主义的讲话》，第14—15页。

^[12] 弗朗西斯·让松，《这个被征服和平定的阿尔及利亚……》（《思想》，1950年4月，第624页）。

^[13] 马诺尼，同前书，第31页。

^[14] 出处同上，第108页。

^[15] 萨特，同前书，第88—89页。

^[16] 马诺尼，同前书，前61页。

^[17] 《人种志学重新找到人的一致性之处》（《思想》，1950年4月）

^[18] 由乔治·巴朗迪埃援引，出处同上，第610页。

^[19] 埃梅·塞泽尔，《回乡笔记》，第56页。

^[20] 出处同上。

^[21] 马诺尼，同前书，第81页。

^[22] 马诺尼，同前书，第85页。

^[23] 埃梅·塞泽尔，《回乡笔记》。

^[24] 马诺尼，同前书，第87—88页。

^[25] 马诺尼，同前书，第一章《梦》，第55—59页。

^[26] 我们注意到在塔那那利佛的诉讼中所作的这些陈述。
　　8月9日的听证。拉科托瓦奥声明：
　　巴隆先生对我说：“既然你不愿接受我刚说的话，我要让你到反省厅去（……）”我到了相连的那间屋子。有关的那间反省厅已灌满水，加之，也有一个灌满脏水的桶，巴隆先生为了不再多说，对我道：这就是教会你接受我刚才叫你表明的方法。”一个塞内加尔人奉巴隆先生之命让我“像其他人那样吃吃苦头”。他让我跪下，两只手腕分开，然后他拿起一把木钳子夹住我的手，接着，我跪着和两只手被夹着，他把脚踩在我的颈背并把我的头浸在桶里，看到我快昏过去时，他抬起脚让我吸口空气。这样反复，直至我完全筋疲力尽。于是他说：“把他带走并给他几下。”因此塞内加尔人使用了牛筋鞭子，但巴降先生走进拷打室并亲自参加鞭打。我想这经过了十五分钟，拷打到最后我说我受不了了，因为，尽管我年轻，可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说：“那么必须接受我刚才对你说的话！”
　　“不，长官先生，这不是真的。”
　　这时，他让我到拷打室，叫了另一个塞内加尔人，因为单单一个是不够的，他下令倒提起我的双脚，把我的身体扔进桶里直到胸部。他们这么重新开始了好几次。最后我说:“这太过分了！让我跟巴隆先生谈话。”我对巴隆先生说：“我要求至少与法国相称的对待，长官先生”，而他回答我说：“这就是法国的对待！”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对他说：“那么我接受您声明的第一部分。”巴隆先生回答道“不，我不要第一部分，而是全部——否则我就是说谎话——撤谎或不撒谎不管，必须你接受我对你说的话……”
　　陈述继续：
　　巴隆先生立即说：“让他受受另一种刑。”这时，有人把我领到隔壁反绑着，那里有一座水泥小楼梯。我的两个胳膊反绑着，那两个塞内加尔人倒提起我的双脚，让我就这样地上下这小楼梯。这开始变得无法忍受了，且即使我有足够的力气，也是吃不消了。我对那两个塞内加尔人说：“那么告诉你们的头我接受他要让我说的话。”
　　8月11日的听证。被告罗贝尔叙述：
　　宪兵抓住我的上衣领子并在后面踢了我几脚和在我脸上打了几拳。然后他让我跪下，巴隆先生就开始打我。
　　不知道怎么他从我后面过，于是我觉得颈背上皮肤点状烧灼。因为我试图用手去挡，我的手也被烧伤……
　　我第三次倒在地上失去知觉，我记不得发生什么事了。巴隆先生叫我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纸上签字；我以示意动作说：“不”。于是长官又叫来那个塞内加尔人，后者把我扶到另一个行刑室，他说“必须接受，否则你会死的-“他活该，该开始操作了，让。”长官说。他们把我的双臂反绑，让我跪下并把我的头浸在装满水的桶里，正好在我快要窒息而死时他们把我又拉出来。他们这样地反复了好几次直到我完全筋疲力尽……”
　　我们注意到，为了任何人都不知此事，见证人拉科托瓦奥被判处死刑。
　　于是，当人们读到这样的事情时，似乎马诺尼先生漏掉了他所分析的现象的一个方面：黑牛，黑公人，正好只不过是保安局的那些塞内加尔人。

^[27] 皮埃尔·纳维尔，《心理学，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第151页。

^[28] 马诺尼，同前书，第71页。

^[29] 马诺尼，同前书，第108页。

^[30] 出处同上，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