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柏林



  威廉港和基尔起义后,过了几天,工人和士兵的起义扩散到了首都柏林。到了11月9日,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帝国已经撑不下去了。社民党里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兴奋。一些最重要的社民党员,包括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内,都对德国社会的剧烈转变感到害怕。他们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加强议会的权力。然而,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到国会大厦门前游行时,显然只能采用最猛烈的手段了。内阁阁员菲利普·谢德曼害怕革命形势会让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为主的激进派得势,便不顾艾伯特的明显愿望,在国会阳台上宣告成立共和国。此后,逃到比利时的威廉二世得到了通知,并在11月28日正式宣告退位。
  柏林的形势非常复杂。谢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后,才过了几个钟头,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在柏林城市宫(Stadtschloss)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柏林城市宫是皇室成员在柏林的居所。战争期间,革命工长组织在工厂里无畏地组织了反战活动,他们现在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并号召于11月10日晚上在布什马戏场举行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由六人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代行临时政府之职。在这两个机关里面,社民党和独立党都各占一半席位(当时斯巴达克斯同盟尚未脱离独立党)。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谢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是社民党人;胡戈·哈泽、威廉·迪特曼和艾米尔·巴尔特是独立党人。按照布什马戏场大会的决议,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仅是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分支。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落实,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很快就攫取了许多独立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成了一个焦点问题,引发了大量争议。
  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楚了:社民党设想的新德国,跟独立党的(尤其是斯巴达克斯派的)设想大不一样,也跟革命工长组织(他们有不少人是独立党员)的设想不一样。是否召开国民议会,成了关键问题。社民党想尽快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许多独立党员、斯巴达克斯同盟和革命工长组织都认为,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就等于叛卖了士兵和工人,放弃了建设以苏维埃政权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机会。虽然激进派的政治设想并不一致(一些独立党员比斯巴达克斯派更愿意向议会制做出一些妥协),但他们全都认为,在向议会制迈进之前,首先必须巩固革命。这就是说,他们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粉碎军队的权力、让媒体民主化、重新分配财富、将最大的一批企业社会化、建立巩固的国际关系,等等。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议会制就只能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所谓的1918年圣诞节冲突爆发后,它充分表明,社民党会毫不犹豫地跟资产阶级与反动军队合作,镇压激进工人的起义,独立党退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后,又有两个社民党人补选进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古斯塔夫·诺斯克,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据说,诺斯克在上任时说过:“总得有人去当嗜血的疯狗——那就让我来当吧。”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无情地使用反动军队去镇压德国各地的激进工人起义,因此声名狼藉。
  1919年1月,爆发了所谓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它更像是因革命的挫折而愤激不满的工人的自发暴动,在1月5日,极度不满的工人占领了多家报社,包括社民党的《前进报》。六天后,诺斯克派出陆军部队和反动的自由军团,镇压了起义。150多名工人在这次冲突中丧生。“斯巴达克斯起义”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斯巴达克斯派既没有策划这次起义,它的领袖也没有积极参加起义。尽管如此,社民党仍然利用这次起义为借口,镇压了共产党。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1月15日被反动军人残杀。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刻决定了激进力量在革命中的失败。在柏林,激进派在1919年3月又同社民党及其盟友进行了一次战斗,大约两千人在这次战斗中丧生,社民党政府获得了胜利。此后,社会民主党就牢牢统治了首都——在激进派看来,这就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下来了。
  本章分成两部分,各自收录了在柏林积极活动的两大派别最突出的代表的文献。
  里夏德·米勒[1]和恩斯特·多伊米希[2]是革命工长组织的领袖。在战争期间,革命工长组织积极组织了多次罢工,赢得了无产阶级的深厚信任。米勒曾多次坐牢。在他的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中,他对革命工长组织的历史描写如下:
  关于那个以“革命工长”为名、集聚了许多革命者的团体,你们会找到许多错误的报告。(下略)革命工长组织在革命前夕就已经存在了,它并不是某个领袖的天才头脑的产物,而是从战争期间德国的社会、政治、军事形势中产生的。它的组织根基,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就在战争爆发后,一群仍然严肃对待社会民主党最初的教诲,仍然把教育工人、尽快结束战争当作自己的义务的工会组织者举行了一次会议,一切都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起初,这个小圈子里只有柏林五金工会的几个组织者。但是,他们很快就组织起了具体行动,向他们的目标前进。
  不到一年,这个圈子就扩大到了军工产业的其它部门。它还从柏林扩展到了外地。它利用工会和正在形成的独立党为组织平台,但在思想上,它不仅接近独立党,也接近社民党左翼和斯巴达克斯同盟。革命工长组织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的群众组织,而是由一群经过精挑细选,在日常政治活动和工厂斗争中接受过教育,在这两方面富有经验的、又在工作单位里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圈子。他们才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先锋”这个词的定义[3]
  革命工长组织也许是德国革命中最受忽视的派别。他们在企业和工厂里开展的工作,对于广大无产阶级群体的激进化具有重大意义。最近出了一本讲里夏德·米勒的书,它的副标题是《十一月革命的推动者》[4]。这个说法确实有点大胆,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米勒和多伊米希的文章反映了革命的演变、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作用和苏维埃制度的潜力。
  本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收录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5]在从革命开始到他们牺牲这段时间里发表在《红旗报》上的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斯巴达克斯派对于革命发展过程的日记。还补充了一篇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卡尔·雷茨拉夫[6]的回忆录。
  在国际上,斯巴达克斯派的名气要远远大过革命工长组织,这主要是因为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声名远扬。这有时会导致人们高估斯巴达克斯派在德国革命中的作用。但他们终究是革命中的一支关键力量,这是无可置疑的。




[1] 里夏德·米勒(Richard 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起领导了五金工会内的反战派,组建了革命工长组织。组织了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三次大罢工。后被强征入伍。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革命工长组织参加德共,反对一月起义。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此后领导工会和独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退出政治活动,后来的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2]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1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代表独立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中译者注

[3] 里夏德·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世界大战期间的革命工人运动史》(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ären Arbeiterbewegung während des Weltkriegs)(维也纳:马利克﹝Malik﹞,1924年),第125—126页。——编注

[4] 拉尔夫·霍夫罗格(Ralf Hoffrogge),《里夏德·米勒——十一月革命的推动者》(Richard Müller—Der Mann hin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2008年)。关于此书细节,请参阅《参考书目》。——编注

[5] 发表在《红旗报》上的一些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她写的。在本书中,这些文章包括《论执行委员会》、《到战壕去》、《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和《惨胜》。——编注

[6] 卡尔·雷茨拉夫(Karl Retzlaw,1896年2月10日——1979年6月20日),本名卡尔·格勒尔(Karl Gröhl),生于普鲁士波森省(Provinz Posen)的施耐德米尔(Schneidemühl)(现为波兰的皮瓦〔Piła〕)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13岁进入工厂做工。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因拒服兵役,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在十一月革命爆发前几天获释。在十一月革命中,积极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工作,1919年初参加德共,一月起义失败后逃往慕尼黑,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工作,并在1919年4月7日担任慕尼黑警察总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成为地下工作者,为共产国际工作。1926年2月被捕,被判处两年半监禁,1928年7月获赦出狱。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3年11月退出德共,参加了托派组织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此后在欧洲大陆继续进行地下活动。1940年10月流亡英国。1946年返回西德,重新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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