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八章 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工会
（1924—1929年）
1．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德国工会斗争
随着群众革命斗争于1923年底进入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相对稳定时期。这是暂时的局部的稳定，它决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诸矛盾。相反的，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争取自由的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问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这也同样适合于德国。
资本主义欧洲这次稳定的核心是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为主，给德国帝国主义提供财政援助。其目的及其部分结果是：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进行民族奴役，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几十亿的利息和赔款，并使这些钱直接或间接流到华尔街去。另一方面，由于改良主义者的背叛，德国帝国主义的基础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道威斯计划便帮助它迅速地再度成长起来。美国垄断资本的用意是，保持并加强德国帝国主义，利用它去作反苏的破城器。道威斯政策的矛头是指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因为在这个政 策的帮助下，德国垄断资本家的扩张欲是会重新向东方发泄的。
在美国帮助下，德国垄断资本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康采恩使自己的生产手段广泛地现代化起来，并且建立了后来法西斯的军火工业的基础。合理化给他们带来了几十亿的利润，从而使他们筹好了后来资助法西斯强盗和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费用。与合理化同时，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进一步加强着。1924年成立的联合钢厂控制了德国三分之二的媒和大部分部分的冶金业。同年，法本康采恩成立，它几乎把德国的全部化学工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劳资矛盾便极度尖锐化起来。威廉·皮克说：
“在这个阶段，德国资产阶级由于采取了种种合理化措施，又有英美贷款的帮助，重新巩固了他们的势力。于是德国帝国主义便开始动员新的力量，淮备复仇战争。德国资产阶级因为获得了赔偿贷款（道威斯贷款），便可以复兴经济，经济复兴暂时改善了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但是这种经济稳定并不是以健康 的经济发展，而是以合理化势必加强的对工义的剥削和对中产阶级的掠夺为基础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持久的、巩固的，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巩固的。”（“威廉·皮克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三九一页。）
道威斯计划和合理化给德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双重的剥削，一方面受本国资本家，尤其是垄断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受美国银行家的剥削。劳动组织的改变，更严酷的催命制度的建立[1]，使劳动强度甚至加强了百分之百，同时大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人身事故的指数不断上升。
只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的情况从相对稳定中获得了表面上的改善。整个说来，实际工资是下降了的。1925—1927年，物价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一，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八，就是在繁荣时期，也有好几百万失业大军和短工。十一月革命的成果之一，八小时工作制，被勾消了。1927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几达五十五小时之多。劳动保险费，特別是养老金，减少了。资本家向工人权利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如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恶化工资条件，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利并企图使它变为工厂主的附属品，等等。
虽然遭受了·923年的失败，虽然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继续奉行背叛政策，一大部分会员仍然没有放弃积极的工会斗争。他们在企业里面的斗争内容多半是要求提高工资、抗议削减工资和捍卫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时期，“计件工资等于谋财害命” 成了各厂矿最流行的斗争口号。在1924年就已经掀起了巨大的、 主要是捍卫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浪潮。1924年5月，六十万鲁尔矿工进行了维护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胜利，是因为粉碎了一切分裂的企图，使百分之九十四的鲁尔矿工能够一致行动起来。同年3月，德国中部的化学工人在雷那工人的领导下进行维护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马格德堡的五金工人在二月份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就。
1926—1927年又发生了重要的斗争。1926年10月，汉堡码头工人在恩斯特·台尔曼的亲自领导下，举行了罢工，维护八小时工作制，争取无限制的工会活动并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这些罢工的特点是：日益众多未入工会的工人参加罢工。在1927年德国中部十万褐煤矿工的伟大斗争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参加者都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
1928年秋和1928—1929年冬，大危机的迹象日益明显，因而涌起了新的罢工巨浪，浪潮的高峰是鲁尔矿工的十月罢工。矿工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显著提高实际工资，消除合理化灾难性的后果，保卫或重新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汉堡码头工人、孟琛—格拉巴赫纺织工人一样，他们在斗争中建立了在革命会员领导下 的巩固的统一行动。他们还创造了重要的新的斗争方式，在斗争中大量出现独立的罢工领导机构，这些机构直接由罢工工人选举产生，不受德国总工会任何领导机构的工会官僚的约束。这几年的群众斗争的程度还可以从五一游行中看得出来。1926年，许多城市的全体工人都是统一游行的，1927年，八十万柏林工会会员在共同的口号下集会于游憩公园，会上台尔曼曾对他们讲话。
在德国发生的多种运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尤其在1926—1927年之后，又毫不掩饰地走上了发动新战争的道路。而德国普通工会会员却用行动证明，他们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虽然改良主义者企图以形形色色民族主义思想去影响他们。1926年，他们不顾德国总工会领导机关的百般阻挠，支援了英国矿工的大罢工，从而对争取统一国际工会运动的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那个时候，把国际工会运动统一在苏联工会的领导之下，是具极其现实的意义的。德国工会会员对争取释放莎柯和凡齐蒂[2]的运动，也是深表赞同和积极参加了的。
这些年中具有特別意义的是，德苏工会会员建立了友好关系。许多工人代表团访问过苏联，许多会员——其中有社会民主党的，也有基督教的，有无党无派的，也有共产党的——因此认识了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了苏联工会的经验，并开始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斗争中去。德国工会会员加入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最前列，为 粉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任何意图而斗争。英、法、美、德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干涉计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普通工会会员向他们宣布了：工人将把进攻苏联如同进攻自己一样看待。
同时，几百万工会会员在这个时期也表明了：自己是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他们为反对德国垄断资本反民族的政策和反对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双重奴役进行了斗争。
2．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的反工会政策
这个时期工会的任务应当是：反对垄断资本的残暴进攻以保卫工人阶级，动员工人进行不倦的和日常的斗争，反对剥削的加重，反对延长工时，反对催命工作制。工会的任务应当是：反对德、美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以维护会员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并扶助工人阶级去领导全民的民族斗争，反对德国大资产阶级反民族的政策，反对华尔街的奴役。但是德国总工会机会主义领导却恰恰相反，它在这个吋期和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一起，结成了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台尔曼在书面答复改良主义者年开除他的会籍的动议时，指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及其原因：
“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工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他们统治和压制着德国无产阶级的这一巨大组织。它是这样一个集团：他们觉得，自己是和广大会员群众的意愿无关的；他们的饭碗是铁打的，一辈子也摔不破，而且待遇优厚；他们是和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共盛衰的。”
这是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集团放弃工人阶级地位并堕落到公开背叛阶级的表现，这一表现，在他们对待道威斯计划的态度上尤其明显。正当大部分会员感到全体人民危险万分，优秀会员和爱国人士积极反对这个奴役德意志民族的计划的时候，工会官僚却一心一意迷惑工人阶级，力使他们相信，美国掠夺的滋味是可口可乐的。可见，改良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已不仅是德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而且已经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约·维·斯大林于1924年说得很对：
“得了胜的决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摩根集团
[3]。威尔斯
[4]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摩根的小伙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第四一页。）
“我仍同意全德工业协会的建议，认为合理化……是提高生活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接着，受机会主义者控制的总工会的书报便大肆宣扬，当然，决不是把马克思（他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否定他了），也不是宣扬奥古斯特·倍倍尔，而把美国康采恩老板亭利·福特宣扬为“社会主义者”的典范，把他的汽车厂，即以其谋财害命的催命 作制而臭名远扬的工厂，吹噓为社会主义的开端。
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自己的任务并不在于反对剥削以保卫会员，而在于寻我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思想论据。为了使工人相信，加重剥削符合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形形色色的“理论”。
塔诺夫于年发表的臭气熏天的“为什么会穷？”这篇文章，可说是对合理化歌功颂德的最高典范。他在此文中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如果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中作出前所未有的劳动成绩，工人阶级是可以消除贫困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便真的有许多工会会员把资本主义合理化视为走向幸福的道路。
有迹象表明：目前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某些领袖也捧出这些或类似的“理论”为无限地增加剥削和采用美国的催命作业法辩护，以保证西德军火工业的建设。但是德国工联的这些“理论家”向工会会员推荐的最新的认识，绝不是什么新的货色。
机会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一再宣传的所谓“经济民主”。乌布利希1928年对“经济民主”作了如下的评论：
“经济民主的学说是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系统总结。”（“经济民主或者德国总工会往那里去”，见“论工会”，第一卷，柏林 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〇六页。）
这种“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呢？它认为，现在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下，通过计划，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黑暗面”危机、失业、贫困化。工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已完全用用不着推翻（如人们说的——“粉碎”）资本主义，只要“驯服”行了，而这这是可以办到的。其办法是：重新建立名重新建立魏玛共和国时代全国煤业委员会和全国炭酸鉀业委员会之类的“经济法团”，建立消费合作社、工人银行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在运用这种“理论”的时候，工会代表便在这些机构中坐下来，制订“英明的政策”，一致同意垄断资本的代表提高煤价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对工会代表的这称“平等参预”的实践情况，乌布利希评价说：
“工会代表和企业家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的‘平等’不外是：在高级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可以和企业家作同样冗长的发言。全国经济委员会至今的活动说明：这个委员会确实在企业家和改良主义者之间起了利益的调整作用。”（同上书，第一一八页）
今天参加西德康采恩董事会和欧洲煤铜联营等机构的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们的活动，也是依照同样的原则的，所不同的是，和从前比较起来，现在的规模要大得多。
恰恰是在1925年于布勒斯劳召开的第七次工会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种“理论”，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受德国总工会委托的弗里茨·纳弗塔利出版了极著名的“经济民主” 一书，这决不是偶然的。在1928年德国总工会于汉堡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塔诺夫便宣布，工会的任务首先是协助实现“经济民主”，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工会斗争，以求改善会员群众的生活状况。
“经济民主”是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陈腐的事业合作政策的继续。人们把它搬出来，是企图继续保持机会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以便尽一切可能促使德国帝国主义重新复兴起来。人们把它搬出来，意味着：有人仍然企图使工会这个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意味着：他们仍然企图瘫痪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夺取工会会员最重要的武器一有组织的斗争。所以这个政策是彻头彻尾地反工会的。
而且，事情已不止是停留在“理论性”的讨论上了。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实施的全部政策都是以这个理论为依据的。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所以，他们拒绝任何较大的罢工，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一罢工，就阻碍了他们达到上述目的。上面提过的1931年台尔曼的书面答复中说：
“工会桌根本和最起码的任务是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的斗争，甚至是保卫现有的恶劣不堪的劳动条件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是动摇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根基的。
所以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罢工会变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谁要是不想从事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他就必然同时是经济罢工的反对者，就必然成为原则上的罢工破坏者。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铁一般的逻辑。这就是德国改良主义的道路。”
所以改良主义者便想用国家的强迫调解来代替罢工斗争。他们骗人说，这是斗争的“更高”形式。但是实际上这完全是剥夺或限制罢工的勾当。因为一般说来，国家委派的仲裁人的判词是有约束力的，任何违反判词的罢工都会被宣布为非法。而且因为改良主义者经常都企图在仲裁法庭宣判之前阻挠罢工的发生，这就表明：仲裁只不过意味着工会领袖亲自绞杀罢工而已。甚至连1924年以来八小时工作制的废除，德国总工会的领导也忍不作声，这种忍受实际上等于支持。“为了国民经济起见”，他们竟同意实际上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的措施。同意了之后又假惺惺地向工人建议，以个人名义拒绝加班加点。
垄断资本在发动经济进攻同时工，发动了向工厂委员会及其权利的进攻。欲使工厂委员会变为厂方毫不棘手而且好商量的附属品。企业家的这个政策也得到了工会官僚的支持，他们和企业家勾结得紧紧的，竭力摧残一切积极维护工人利益的工厂委员会，使它们无能为力。
德国总工会于1923年前后数年间的公开背叛，使许多工人离开了工会。几乎有半数会员都退出了工会。1926年，会员人数就没有满过四百万。所以机会主义的政策在数量上也决定性地削弱了整个工会运动。在德国总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和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上，常常都有反对派出现，他们说出了会员对领导的不满，说出了制订符合工人利益的工会政策的要求。工会领导企图用开除会籍的手段把最广大的群众的反对日益加强工会机构的权力、反对经常破坏会内民主的呼声压下去。有的产业工会的整个地方小组都被开除了。1928—1929年，改良主义的官 僚集团竟不顾会员多数公开表明了的态度，把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弗里茨·赫克特等一贯维护工会利益的优秀会员，从木工工会、矿业工会和其他工会开除出去。
就是在国际工会运动中，德国总工会的领袖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是工人运动中美国势力的前导，另一方面，他们又带头诽谤苏联和苏联工会。进步的工会会员在这几年都致力于工会的国际团结，他们却百般阻挠，竭力扯別人的后腿，甚至在1925—1927年间，英国工联领导不的不和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共同组成“争取工会国际团结英俄委员会”的时候，德国改良主义者还公开充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凶恶的敌人，这就难怪台尔曼于1925年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最可靠的工具了。”工会的国际团结，虽经苏联的多方努力，仍不能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咎于他们的煽动和他们的阴谋诡计。这样，德国总工会的右派领袖在这个时期便表明自己是德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他们把工会变为阶级调和的机抅的政策，是彻头彻尾地反工会的，而且是为了分裂德国工人阶级的。
3．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下争取建立工会的革命团结的斗争
工会会员群众的斗争，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才能有所成就的。所以德国共产窝的巩固，对工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斯特·台尔曼和他的战友力使德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的新型政党的斗争，对党外的工会会员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这样几个问题的解决与否：工会是否将保持它的阶级性质；是否将有效地争取工会利益；被右派分裂分子破坏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否能够恢复。
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共开始进行了目标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工作。国际工人阶级伟大的导师约·维·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对共产党人工会工作一再提出的指示，包括本书序言中摘引的他对德国的党和工会的产生的意见，对这一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对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25年10 月。恩斯特·台尔曼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的一生，他的斗争，他的事业，是和德国工会运动史不可分离的，他在德国工会斗争史中写下了最足以自豪的一页。他永远是德国工会会员的模范。
恩斯特·台尔曼是这个时期斯大林最伟大的德国学生，他善于在德国的条件下运用列宁、斯大林的天才学说。恩斯特·台尔曼教导工人阶级的党，如果要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就首先要进行正确的工会工作。他指出了工会工作对党的发展的巨大意义，并且强调指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工作，党是决不会成为新型政党的；
“共产党要想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了解，把工会工作提到全党政治工作的中心上去。”（“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五一九页。）
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25年7月）对德国工会运动有特別的意义，恩斯特·台尔曼在会上阐明了工会工作，特別是工会团结工作的基本意义。他的这次论述，就在今天，也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不仅对工人政党的党员来说是如此，就是对任何一个工会会员来说，也是如此。在主要是台尔曼拟定的大会决议中说： “建立国内和国际的工会团结是一种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斗争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德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一七九页。）
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在斗争中的团结一致，不仅是获得最后解放，而且也是日常经济斗争获得持久成果的最重要的前提。机会主义者深入到工厂制造的分裂则常常是工人对企业家的日常斗争不能获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斗争中的团结是建立在各厂工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 所以连恩斯特·台尔曼也认为，工会团结不是光靠领导机构的协定产生的，而是从群众自己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他认为：任何罢工，只要它是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是反法西斯反备战的，都同时是走向团结的重大的一步。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争取工会团结的工作。为此，必须把建立工会团结的问题和日常斗争更加密切结合起来。今后不论是在工资问题，工时问题，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都决不容许有这样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共产党人根据具体情况指出工会团结的必要性，并使群众真正认识到，建立工会团结是一个攸关生活和生存的问题。”（同上书，第一七八页。）
由于改良主义者的背叛，工会运动已拆分为二，所以革命的工会会员又进行了加强工会运动的组织方面的斗争。为了表示德共团结政策的真诚，解散了1919年以后成立的仍然存在的一些独立工会。这一措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统一工会运动。
建立工会的革命团结的主要障碍是德国总工会领导集团的分裂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火力是打击革命的工会会员，企图把革命会员诽谤为“好闹事分子”和“捣乱分子”。的确，革命会员打扰了工会官僚，也妨碍着他们实现把工会变成不能为害的团体的计谋。机会主义者反对革命工会会员和共产党人的斗争，是一个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这在今天，还完全适合于西德：因为，谁要是反对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的工会会员，他就是反对工人。
恩斯特·台尔曼认为：不断地不倦地向广大的会员群众揭发他们的背叛政策，肃清他们对数百万普通会员的不良影响，是建立工会团结的决定性的前提。
此外，恩斯特·台尔曼认为：代表革命的工会团结就要不倦地反对宗派主义。他要求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员，必须成为最有涵养和最热情的工会会员。他要求他们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要恨之入骨，又不失理智，但是对工人则要有最大的忍耐，不倦地联络他们，和他们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他对工会运动内部的任何命令主义表现都加以谴责，对任何共产党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把思想说服工作视为主要任务。
德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形形色色反党的小集团的残酷斗争中成长为新型政党的。这个斗争不完全是党内的事，它对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会也有巨大的意义，任何小集团，不论是以布兰特勒和塔海麦为首的右派，或是以费歇尔和马斯罗夫为首的极左派，都是代表反工会的观点的。所以恩斯特·台尔曼和他领导的德共中央委员会于1925—1926年，对忽视工会工作并破坏团结政策的极左派的胜利，是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政策和此后数年间工会斗争获得成就的决定性的前提。1928年德共右派的失败也是对一切工会会员都有好处的，因为右派提出的“监督生产”的口号，完全是机会主义经济民主的理论的一种掩饰。所以对党的敌人作斗争同时也每对工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
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革命工会会员尽了一切努力，使会员不仅矢忠于往昔的工会传统，而且也保持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他们尤其努力的是：不断巩固和苏联、苏联共产党与苏联工会的友谊。台尔曼认为：争取会员拥护革命斗争和赞成团结的不倦的说服工作，必须和清除反苏逆流的斗争，以反使工人阶级同苏联友好的教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要尽量促进工会的团结，就必须比以往作更大的努力，争取德国工会和苏维埃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建立最密切的联系。” （同上书，第一七八页。）
反过来，团结在红色工会国际的进步的国际工会运动又给德国工会会员介绍了出色的斗争经验，从而帮助了他们。
恩斯特·台尔曼会不断指出：工人阶级反贫困、反法西斯反备战的斗争，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工会工作。从而指出这个斗争又是具有民族意义的。
德共在相对稳定时期的目标是：争取会员群众的信任，从而——如威廉·皮克说的——
“动员他们，为改善生活和扩大工人权利而斗争，发动罢工，迫使企业家让步。”（“威廉·皮克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三九一页。）
共产党人在维护工人利益和加强工会组织的时候，尤其关心那些经常被德国总工会领导机构漠视置之的阶层：妇女、青年、非熟练工人。那时候，这些阶层的绝大多数都尚未组织起来，所以关心他们便尤其必要。这些同事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远比其他工人恶劣。他们的工资大大低于男熟练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常常利用他们作为压低工资的工具。日后的斗争表明：这些阶层最易接受革命会员的影响并和他们一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和延至1923年的革命高涨时期一样，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共产党一再向德国总工会和其他自由工会建议，也一再向社会民主党建议，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起见，大家采取联合行动和共同措施。例如，1926年反对王公去位补偿时[5]，1927年反对钢盔队于5月间在柏林举行挑衅示威时，反对同年十月的兴登堡骚乱时，都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虽然改良主义的领袖几乎每一次都摇头拒绝，但是在下面，在工厂里，在大街上，工人和工会会员为了上述斗争的胜利，仍然建立了广泛的统一行动。
1927年德共于爱森召开的代表大会向工人阶级指出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行将结束，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新的大规模的阶级战斗即将到来。为此，有必要使工人阶级特別加以准备。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工会要作为真正的战斗组织来进行活动。
为了对付加强自由工会的政策，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开除了大量革命会员。德国总工会的领导采取了一切手段，企图永久分裂工会运动。为了粉碎这些反工人的阴谋，克服分裂，并开展革命的工会工作，被开除的会员和留在总工会的反对派建立了工会革命反对派。从1929年起，领导这派的是一个全国委员会。它的 任务是重新建立改良主义分裂分子破坏了的团结。为了这个任务它进行了斗争，争取重新接纳被开除的会员，争取尚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参加工会斗争，动员一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瓦尔特·乌布利希于1928年对工会革命反对派的任务作了如下的论述：
“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工人必须用强有力的组织去对付组织良好的企业家。自由工会是维护工人经济利益的组织。诚然，目前上层工会机构受经济民主主义分子控制，他们是不惜运用一切权力来使工人的组织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然而，这正是应当如紧努力的道理所在，我们应当加强各自由工会，动用一切力量，使革命的工会政策在工厂中和反对派领导的下层工会组织中，得到贯彻。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意识到：虽德社会民主党工会官僚掌握着一切组织权力的工具，根据工厂的全体职工和下层工会组织的决议提出来的要求，仍然很有可能实现。”（瓦尔特·乌布利希：“论工会”，第一卷，柏林论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四七页。）
有像弗里茨·赫克特这样卓越的革命家参加的工会革命反对派，绝对不是一个新的工会，也不是工会的“代替机构”，它和后来用过于生硬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一些机构是不一样的。它是争取工会运动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备战的主要工具。它在动具群众和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右派领导 方面，起了重大的帮助作用。它领导的斗争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但是到1933年还没有争取到多数会员起来拥护工会的革命的团结。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说：
“从1930年起，法西斯的危险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在各自由工会内部展开斗争，动员工会的力量去反击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的狂袭。这就要把自由工会中的积极力量集结起来。工会革命反对派的错误在于：集结时所采用的生硬的组织形式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工会革命反对派是德国总工 会的一个对立组织。”（同上书，第十三页。）
但是也不应当低估工会革命反对派的重大意义。恩斯特· 台尔曼说得对：这一派，也就是说，革命的会员，保持了受尽总工会右派领袖百般蹂躏的德国工会运动的优良传统。这一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都不倦地争取革命的工会团结，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前为建立1945—1946年的工会团结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小 结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德国资产阶级向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民主权利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勾结美国垄断资本；奉行反民族的政策。德国总工会的领导积极帮助他们，不惜大肆吹噓 “经济民主”的谎言，企图使会员群众脱离斗争、恩斯特·台尔曼领导的德国共产党为了建立革命的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广泛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政策的原则。约·维·斯大林关于工会的作用和意义的指示，使党能够贯彻这样的原则。
[1] 即不断以最高工作成效做标准来不断提高工作定额或以计件工资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工作制度。——译者
[2] 莎柯和凡齐蒂是美国罢工领袖，于第一次世界犬战后的危机期问受诬控，被判死刑，被关了六年之后（1927年）已证明无罪，但是仍然不改原判，对此，全世界同声声讨。——译者
[3] 美国最大的银行康采恩，它对道威斯计划特感兴趣。
[4]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5] 即反对给1918年去位的26个王公补偿损失，后来这件事交给各州处理，王公财产被没取，但各王族却得到了金钱赔偿或终身补助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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