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二
在列宁格勒，我很少看见新建的市区。我所赞美的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我没有见过比这还更美丽的城市，比这还更和谐的石与金[1]与水的结合。这城市可说是普希金或波德莱尔所梦想的。有时，它也令人想起雪里古的图画。城中大建筑物都十分配称，好像莫扎特一首交响乐中的那些“乐想”一般。“那里一切都有秩序和美”。精神在其中舒适而快乐地飘荡着。
我并不打算说起那个奇妙的“隐修院博物馆”；所有我能说的话，我都觉得不够用。然而我要顺便赞美那种智慧的热情，它尽可能地在一幅图画周围搜集同一画师的其他作品，足以增长我们知识：研究，略图，底稿，以及其他足以解释一幅杰作渐次形成过程的东西。
从列宁格勒回来以后，莫斯科的建筑愈加相形见绌了，而且使人精神觉得受挤压和不愉快。莫斯科的房屋，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丑陋的（不仅最新建筑如此），而且相互间没有配称。我知道莫斯科正在变化中，这个月就与那个月不同；这是一个在形成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这点，人们到处可以感觉到。但我害怕起手就没有弄好。人们凿石，掘土，拆墙，毁屋，重新建筑，而这些又都像是漫无计划的。可是，虽然丑陋，莫斯科仍是一切城市当中最吸引人的城市：它强有力地生活着。丢开房屋不说吧：这里使我关心的乃是群众。
在夏天几个月中，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白衣服。每一个人同所有的人相仿佛。除开莫斯科街道以外，别处没有这样感觉到社会平等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每个成员好像都有同样的需要。我夸张了一点；但也夸张不多。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无疑地各人精神上也是这样，可惜眼看不见。正为如此，每个人才觉得快乐并表现快乐。（人们缺乏一切的东西太久了，所以有了一点东西也觉得满足。当邻居没有更多的东西时，自己所有，自己就满意了。）必须细密考察，才能发现差异。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
现在我就沉没在这人群当中；我洗了一个“人类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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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这大商店门前做什么呢？他们排队；这队直长到邻近街道去。他们在那里大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很安静地，很耐烦地等待着。时辰还早；大商店还未曾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在这条街经过：同一的民众仍在那儿。我很惊异：能先进去的人有何用处呢？他们能得什么利益呢？
“什么？你问他们能得什么利益么？……惟有先进去的人才买得到东西哩！”
于是，人们给我解释，说报纸宣布到了一大批的什么东西（我记得是椅垫）。也许有四百件或五百件，可是要买的人将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不到晚上，这货物就要一件不剩了。需要量是那么大，顾客是那么多，以致以后好久仍将是求过于供，而且超过很多。人们仍没有满足需求。
几个钟头之后，我走进那个大商店。规模很大。里面拥挤不堪。但卖货的人并不慌乱，因为包围他们的那些顾客，一点儿焦躁的表示都没有；每个人都静待自己的轮次，坐着或站着，有时手里抱一个小孩子，没有挂号，然而秩序一点也不混乱。若是必要时候，人们将在那里度过一个早晨，一个整日，那里的空气，从外面进来的人，起初觉得是不可呼吸的，后来也就习惯了，像习惯于一切事物一般。我本来想说：人们听天由命了。但俄国人比听天由命还要好些：他们似乎在等待中感到快乐，而且有种快乐使得你去等待。
分开群众或者为群众所涌动，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遍了这大商店。里面的商品几乎都是使人望之却步的。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为限制需求之故，种种衣料物品，故意做得尽可能地粗拙，使得人们万不得已时才去购买。我本来想买几件东西，带回来给朋友做纪念；可是一切都是丑陋的。然而，人家对我说：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大大努力去提高品质了；如果细心寻找一下，如果肯费必需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发现若干新近产品，也是很可爱的，很可保证未来进步的。但要提高品质，首先须有充足的数量，好久以来数量都是不够的，现在终于够了，但也是刚够。此外，苏联人民，对于提供的一切新货品，似乎没有一样不喜欢，对于我们西方人认为丑陋的东西也是如此。我希望，增加生产之后，不久就可以使人有所选择，使得最优良的品质生存而逐渐淘汰劣等的货色。
这个提高品质的努力，尤其注意食粮方面。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急待做的。但当我们指责某种食粮的低劣品质时候，耶夫·拉斯特反而钦佩最近奇异的进步，他到苏联旅行这回是第四次了，上一次还在两年以前。尤其蔬菜和水果，除了极少数以外，不是低劣的便是平凡的。这里，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味的食物让位于平凡的食物，即让位于出产最多的食物。西瓜（Melon）多得不可思议，但没有味道。波斯人有一句粗鄙的谚语，我只听人用英语引用过，现在我也只愿用英文引用它，即说：“Women for duty，boys for pleasure，melon for delight.”这谚语用在这里就不正确了。葡萄酒时常都是好的（我尤其常常怀念卡黑底·秦南达里地方美味的土产酒；啤酒也过得去）。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可惜不能运输到别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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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既然还缺少必需的东西，自然不能关心到奢侈的用品。如果，在苏联，人们没有生产或没有更早生产那足供饕餮大嚼的东西，这是因为普通的胃口还有许多未曾吃饱。
趣味的优美化，须在能够比较的时候。现在还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或不拿的问题。自从国家成了制造家、顾客兼卖主时候起，品质的提高就与文化的进步成正比例了。
于是我想到（虽然我反对资本主义）法国的那些人，他们，从大工业家直到小商人，都在深思熟虑：发明什么东西去迎合顾客趣味才好？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用何等巧妙的计谋去改善货物品质以图制服竞争者！所有这些，国家是不管的，因为国家没有竞争者。品质么？——“有什么用处，既然没有了竞争？”人们对我们说。人们便拿这话过于轻易地解释了苏联一切物品的低劣品质和顾客的缺乏趣味。顾客纵有“趣味”，也是不能满足的。不，这不是竞争的问题，而是将要到来的要求的问题；文化将渐渐发展这个要求，这里的进步正是依赖文化的。在法国，一切无疑都要走得快些，因为要求早已存在了。
然而还有这一点：每个苏维埃国家都有各自的民间艺术；现在怎样了呢？有好久时间，一种平等倾向不理会这个艺术。但这类乡土艺术又走运了，现在人们保护它们，复兴它们，人们似乎明白了它们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聪明的领导机关，不可以，譬如，重用旧时印布花纹，交付顾客使用或至少任其选择么？再没有比目前出产品更带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俗气了。莫斯科大商店门面陈列的货品使人恶心；至于旧时印成的布料，则是很美丽的。这是民间艺术，但这又是手工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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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到莫斯科民众。使人惊心的，便是他们的非常的松懈。若说他们懒惰，那无疑是过火了的……。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个新奇的发明，正为打破他们的松懈而发的（旧时人们使用鞭子）。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无所用其斯达汉诺夫运动。但在苏联，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了。虽然如此，却有这样的成就，也就令人惊叹。治理的人费了多少努力，是没有人说得出来的。为明了这个努力之伟大，应当先能估计俄国民众自然的“出息”之微少。
在我们参观过的进行得极好的一个工厂中（我是外行的；我凭信任心称赞那些机器；但我极恳挚地赞叹其中的膳堂、俱乐部、工人宿舍，以及为工人幸福、教育、娱乐等设备的一切东西），人家介绍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给我，以前我曾见过他的大肖像张贴在墙壁上面。人家对我说：他五个钟头之内做了八天工作（也许是八个钟头之内做了五天工作，我记不清楚了）。我冒昧问他们说：这话不含有当初他用八天来做五个钟头工作的意思么？但我这话问得太不好，他们宁愿不回答我。
我听人说过，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时候，为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代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奋勇，他们所做的已经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绩了。
人们可以自问：苏维埃制度再加上法国工人的体质、热心、意识和教育，将做出何种的成绩。
在这令人悲观的现象之下，除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以外，再添加一代热心工作的青年人，以为快乐的酵素，使得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那当然是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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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这个惰性，我认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斯大林所解决的最紧要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突击队运动是由此发生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也是由此发生的。差异工资制之复活，也在这里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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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观过苏虎姆附近一个模范的集体农场。这农场已有六年历史了，初时经过艰苦的挣扎，今天已是最繁荣的集体农场之一了。人们叫它做“百万富翁”。一切都是顺利的。这农场占地很广。气候水土帮助它，栽种的东西茂盛得很。每幢住宅都是木料筑成，建立在木基架上，离地颇高，样子很别致，好看；周围各有一个颇大的园圃，种满了果树、蔬菜、花。这个农场去年获到惊人的赢利，因此储备了大注公积金，并提高工资至每日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样规定的呢？恰是把集体农场看作一个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依照这样公司分配红利给股东方法来计算的。因为这是一个成绩：在苏联已经没有为若干个入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那里没有什么股东，分配赢利的是工人自己（自然指集体农场工人说的），也无需向国家缴纳什么。[2]这将是尽善尽美的，倘若没有其他穷苦的集体农场。因为我懂得每个集体农场都是自主的，这里谈不到互助问题。我误会了么？我希望我是误会了的。[3]
我参观过这个很繁荣的集体农场的好多幢住宅。[4]……我要说出每幢住宅给我的使人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5]如此当然容易获得幸福的！所以人们告诉我，集体农场人员都喜欢共同生活。他们的房间只是睡觉用的窝巢；他们的生活乐趣都是在俱乐部、文化公园，以及一切集会地方过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呢？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
[1] 指铜圆盖和金尖顶。
[2] 至少人们三番四次这样对我说。但我以为所有这些“材料”，未经查考的，都是可疑的，同在殖民地得到的一般。我可以相信，这个集体农场享有特权，比其他集体农场免纳百分之七出产税；还不说三十五至三十九卢布的丁税。
[3] 我把若干更详细的材料放在附录里面。我还可以引用其他的材料。但这些统计数字不是我的事情，纯粹经济问题出于我本行之外。此外，这些材料即使恰是别人供给我的，我也不能保证其真确。殖民地习惯，使得我对于“材料”不敢信任。最后，尤其因为这问题，专家们讨论得很够了，我不再涉到这个问题了。
[4] 在许多其他的集体农场更说不到私人住所问题；人们住宿在大寝室里。
[5] 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使我设想，那些在大寝室睡眠的人，是比那些能够个性化的人，更少感受互相混杂和缺乏静默机会之痛苦的。在苏联似乎一切都有这个倾向。但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可以看作一种进步么？在我，我是不敢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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