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人家责备我将重大的判断建立在太狭小的基础之上,责备我太仓促从枝节的事件做出靠不住的结论。他们说,我所举出的我所观察来的事实,也许是真的,但那是特殊的现象,并不能证明什么。

  从我所观察的,我只举出那些最有典型性的(下面我还要举出若干其他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书中若堆满了报告、数字、统计之类,是没有用处的;第一因为我抱定一条原则,凡非亲见亲闻的,我绝不采用;第二因为我不大信任官方的数字;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数字,这些“图表”(我自己还是研究过的),人们可以在别处找到。

  但既然人们要我这样办,我就引证一些材料:

  费兰·格列尼耶、约翰·邦士和亚历山德里教授,——这三个人,我相信,是一道旅行的:还有一百五十九个同伴,同他们一样。都是“苏联友人”。那没有一点奇怪,倘若这三位原告(被告就是我)提出来的证据是雷同的。他们引证来的数字,为表明我的错误的,都是一个样;那是人们给予他们,而他们不加审查便接受下来了。

  我要来解释,这些数字是如何与其他证人所供给的不相符合,——这些人一定更多知道内情,在苏联工作很久,有时间深入“下层”去,一一至于这一百六十二个旅客不过在那里过路吧了。他们的旅行一共只有二十天,其中十四天在俄国境内:从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八日。在这样少的时间内,他们仍是能见很多的,可是除了人家显示给他们以外,没有见到别的什么。其中没有一个人(我说的是我的三个原告)能说俄国话。我希望他们能允许我反过来认为:他们所宣告的话是有点皮相的。

  我已经说过了:在法属赤道非洲旅行时候,凡是“有人作伴”的地方,我都觉得一切差不多是异常美妙的。直到离开总督的汽车,决定单独步行游历时候,我才开始看得清楚,在六个月之内我能够直接同土人相交接。

  呵,不错,我也曾在苏联见到这些模范工厂,这些俱乐部,这些学校,这些文化公园,这些儿童花园,——这些也曾令我惊叹的;同格列尼耶、邦士或亚历山德里一样,我也曾乐于受人诱惑,为的转过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和受人诱惑,本是很有趣味的事情,那么我希望上面我所指名的人能确信:我之反抗这种诱惑确有重大理由,而我绝非如人们所说是“轻率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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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邦士的诚意是很可钦佩的;他的信任心,如同孩童的天真,是很感动人的。[1]他接受人家告诉他的话,同以前的我一样,没有检查,没有怀疑,没有批评。

  说起他所提出的(或亚历山德里和格列尼耶所提出的)某些数字,譬如一个工厂的出产吧,我认为靠不住的,今摘录《真理报》的若干自承,请这些同志默省一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说:

  在第二季当中,雅罗斯拉夫工厂出产的汽车附件之总数内(官方统计所得意夸耀的唯有这个数目),有四千件成了废物,在第三季当中,则有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件不能使用。

  十二月十四日,提起某些工厂出产的钢时候,《真理报》说:

  在二、三两月中,人们淘汰了百分之四·六的金属物,在九、十两月中,则淘汰了百分之十六·二。

  “怠工,”——人们说。最近几次大狱好像就是怠工的一种证据(反之,怠工又是大狱的证据)。然而,我们很可以在这些废物中看出一种人为的和过分的生产紧张之代价。

  计划固然是很可赞美的,但在现时“文化”程度之下,某种数目的出产非费巨大代价不可。

  伊热夫斯克工厂生产品废不可用的,在四月至八月这个时期内共值四十一万六千卢布;但十一月这个月内已经高到十七万六千卢布。

  运输汽车时常失事,是由于司机过分劳苦,但也是由于车子品质之粗劣;一九三六年检查的九千九百九十二辆汽车中,有一千九百五十八辆是被认为残缺不全的。在一段运输路上,二十四辆车子中有二十三辆不能行驶:在另一段路上则五十二辆车子中有四十四辆不能行驶。(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真理报》)

  照一九三五年计划所宣布的,五千万张留声机片子,一部分即四百万张应由诺金斯克工厂供给,但这工厂只能供给一百九十九万二千张。可是废不可用的片子却占三十万九千八百张(这个数字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给我们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季中,生产只有计划预定的百分之四十九·八;第二季中,百分之三十二八;第三季中则仅有百分之二十六。

  生产既然渐次退减,他方面破损的件数反而日益加增起来:

  第一季破损十五万六千二百件
  第二季破损二十五万九千四百件
  第三季破损六十一万四千件

  第四季的完全统计还未发表,但一定是更不如的,因为十月这个月内已经破损了六十万零七千六百件了!那么人们试判断一下,每件可用的生产品究竟费了多少的“成本”。

  “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消息报》)在罗斯托夫,人们必须丢弃八百万本练习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

  家具协作社卖出去的一百五十只椅子中,有四十六只一坐就坏了。二千三百四十五只椅子,有一千三百只不能用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外科工具也是如此残破。布登加教授,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特别诉苦,关于精细手术所用,工具之恶劣品质;外科缝针,在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诸如此类。

  这些材料应该能使那些喝彩的人稍微审慎一下。但宣传机关是不管这一切的。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生产之迟缓和恶劣,本是受人攻击之对象,有时还引起诉讼,受法律严重制裁,而且若是报纸公布出来的话,那已经是有了相当改良了。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是如此难得见的,但在关于已定计划之实行方面,则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消息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告诉我们:莫斯科有几个区,此时平均六万五千居民只摊有一只药房;其他几区,则七万九千居民才摊有一个;全城之内一共只有一百零二个药房。

  这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消息报》告诉我们的:

  自从取缔堕胎之法令公布以后,莫斯科每个月出生婴孩达到一万人,同公布以前时代比较起来要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生产率既然如此增加,但产科医院的床铺则只增加百分之十三。

  育婴堂和托儿所,当是十分美妙的。但在一九三二年,依照瓦尔脱·西特令爵士所估计[2],能在这里面找到位置的小孩子,八个之中只有一个罢了。按照新的计划,倘若这计划能完全实行的话,则此比例数可增加一倍,即八个之中有了二个。那还是不够的,但有了进步。反之,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下。新建筑计划,与需求相差仍是很远,因为人口增加了。一间房子住三个人的地方,恐怕不久之后要住四个或五个。此外,最近建筑给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仓促,或宁可说如此轻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会不能住人了。

  这个愁惨的住宅问题,乃是最感动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问题之一。他在巴库附近,不管官方的向导如何阻拦,仍然去参观了石油矿工人的宿舍:“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他说,“其中一切都是不堪入目的。”向导告诉他,应当把这看作帝制时代一种残留物。西特令抗议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百万富翁来开发石油井了……革命之后十八年,你们还容许你们的劳动者居住在这类猪栏里!……难道不是很可怕么,你想想有几万个工人十八年来被抛弃在这猪栏里面?”

  伊逢在他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之堕落》中,也举出其他数例关于这个可悲叹的问题,他添加几句话说:“这个住宅危机,乃是起因于革命太忙于‘超过资本主义’,太忙于建筑巨大的工厂和组织人类从事生产,而忽略了人类的生活。远远看去,也许现出伟大的样子,在近处看来则是非常可悲伤的。”




[1] 至少当他的信任心没有流入于附会可笑的时候,譬如他写道:“在会客厅里……我看见一尊弥涅甫神像,一尊尤比德神像,一尊狄安娜神像。工人们只加以一种修正,便是添加一尊青铜铸的列宁半身像。弥涅甫神和列宁并列,似乎是不可了解的,然而我们看得出二者相接近之处。这就是证明:共产主义乃是好多世纪人类历史之自然的、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归宿,乃是最高的和最博爱的文化之继承者。”(见《旅苏日记》第六十六页)

[2] “……若是每个小孩都容纳进去,必须有二百万位置才行。然而事实上容纳的,八个有资格的小孩中只有一个。一九三七年时又将怎样呢?那时希望工人数目达到二千八百万?就单拿城市托儿所来说吧,那些地方将能容纳七十万小孩,若是大家都进去的话,则应容纳二百八十万小孩。可见每四个小孩中只有一人能得位置,还须假定这计划能完全实行哩!”(见瓦尔脱·西特令爵士著《我在苏联探求真理》第二百九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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