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共产化和我的不满



  布鲁诺-阿斯塔里安(Bruno Astarian)在2010年写道:“几年来,共产化导致了一些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 ”[1]

  这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法。近年来,共产化已经成为一个激进的流行词汇,喜欢它的远远不止令人遗憾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在一场文字游戏中,这个概念产生了多重含义,涵盖各种态度和理论,变得空洞无味[2]。这些态度和理论之间的差异是实质性的,也会引发不同的结果[3]

  一种真正有效的、令人振奋的革命方法,与一种欺骗性的历史混合在一起,它把历史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并提出了一种最终危机论(尽管没有人用这样朴素的语言来表达)。

  许多共产化理论家好像已经找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并认为我们的时代只能有一个目标:共产主义。

  尽管它的观点很极端,但它与1970年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在先锋党和反主流文化的时代,很多激进分子也认为他们的革命意味着改变一切:我们要世界,我们现在就想得到它! 四十年后,共产化成为一个方便的参考点,就像马克思主义(或者,对其他人来说,无政府主义)一样,可以把一套非常异质的思想加到上面: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所谓坚实的、无可争议的共同点,在这个共同点上,他们觉得可以自由地把阶级、性别、种族、另类艺术,也许还有生态学结合起来。如果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一切都被允许。

  这就是我们与很多“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他们认为共产化是革命的最终答案,因此认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长期以来的难题。

  我们认为没有人可以揭示所有历史的意义,本书将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共产化这一理论,它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时代的产物。共产化依赖于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危机,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另一个重大危机对它的演变也有影响。

  本书既不是一部思想史,也不是一个没有个性的故事。我们要回顾一些同志从哪里来,在60年代末做了什么,在1968年前后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是如何理解的;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回到德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左翼共产主义者,阅读情境主义者的著作,解释共产化概念如何产生,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1] Bruno Astarian, “Crisis Activity and Communisation,” 2010, http://www.hicsalta-communisation.com/english/crisis-activity-and-communisation

[2] Benjamin Noys, ed., Commu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ntestation,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Struggles (New York: Autonomedia, 2011).

[3] 在共产化理论的支持者之外,共产化问题因共产化理论的流行而进一步复杂化,共产化理论提出了一些潜在共同点:例如,公有制或合作农业实践(尽管存在私有财产和全球化,但它们仍然存在),以及最现代国家的自由软件使用,如果我们能够将其收归公有,并将公有化领域不断扩展,社会变革就可以发生。换句话说,“创意公地”可以使我们逐步和平地走向人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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