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元—华尔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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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元—华尔街体系

·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及其结构
· 美元霸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 华尔街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 美国和全球管理
· 一个自我支撑的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
· 美元—华尔街体系以及各种体系的传统观念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崩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被视做是己被削弱了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失败，这种失败包括美国所鼓吹的国际货币秩序的瓦解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种混乱的“非体系”状态。但实际情况却很不相同，尼克松政府下决心一定要摆脱整套制度化的安排，这些安排限制了美国在国际货币政治中的主宰地位，它们决定要建立一个新体系，在这种新体系下，美国对国际货币事务将拥有无上的权力。当时，在产品市场上，美国资本确实受到了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通过把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为个一个美元—华尔街体系，美国希望重树美国资本的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正是这一策略中的一部分。

　　我们将不会在此具体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但有两个决定性的时刻值得一提：一个是在1971年8月，尼克松决定割断美元与黄金的直接联系，使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另一个是1973年秋天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对由此带来的金融问题的处理方式。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及其结构

　　1971年8月所作的“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决策意味着，美国从此不必再维持美元对黄金或其他任何货币的平价，美元不再受此约束：这一决策使美元价格能按美国财政部的意愿来变动，同时也促使了黄金慢慢退出了国际货币事务，整个世界经济因此被推向一个纯美元标准。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纯美元标准，支持者们如保罗·沃尔克，在60年代末期进入了尼克松政府，而1971年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又给这些支持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问题是，西欧或日本都无法接受一个纯美元标准。当时谈判内幕的知清者威廉姆森就清楚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为了相互依赖的利益而牺牲主权是一回事，但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单方面的，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两者的区别就如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一个殖民帝国之间的区别……事实是，接受美元标准，这必定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力量失衡，这种失衡在战后初期虽然确实存在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地消失了，直到整个世界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虽然并不情愿地——开始接受美元标准。”

　　由于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美国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为了消除这种不满，尼克松政府支持召开有关世界货币改革的联合会议。通过所谓的“二十国集团”，这一会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开始工作，并从1972年一直待续工作到1974年。会议中受到广泛支持的观点是：建立一种新的、革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提款权将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支柱或各国货币的定值标准，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美元也将同样受其约束。但是，尼克松政府显然并不想要接受这么一个规划，也不想要接受大会的一致决定，它们只是想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大会讨论之外的事件上施加影响。威廉姆森指出，因为石油价格在1973年秋天上涨了四倍，所有的与会者都意识到，集体设计一种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秩序是行不通的，最后，整个会议以失败告终。

　　尼克松政府就这样建立起了它的美元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巨大波动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迫放弃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这对美国政府正合适，因为美国政府正希望对其他国家进行重新评估，那么现在，它就可以通过本国的美元政策来实现这一计划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因为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以后将讨论），在所有的政府之中，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做到既大幅度地改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格，又不会产生其他同样试图这么做的国家会面临的不良经济后果。

　　尼克松政府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试图确保国际金融关系不再受国家中央银行的控制，而是越来越多地由私人金融机构对此进行操纵，它们寻求通过利用美国对国际石油供应的控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很多人现在仍然认为，1973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海湾国家实施的反以色列、反美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与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有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石油价格的上涨是美国对石油国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是美国针对西欧和日本“同盟”而实施的国家经济策略的一部分。尼克松政府关于石油价格上涨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希望通过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私人银行能在国际金融关系中起到一个新的作用。

　　在欧佩克国家对石油提价的两年之前，尼克松政府就在计划着要使欧佩克国家对石油大幅度提价。早在1972年，尼克松政府就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在欧佩克国家最终采取美国建议对石油提价时，让美国的私人银行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利用。美国政府很了解该如何利用不断扩大的私人金融市场，使之成为美国财政部美元政策影响力的政治加码器。但是，根据美国当时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说法，尼克松政府致力于石油涨价的主要政治目的，并非是要决定性地改变国际金融事务，而是要大大地打击当时极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西欧经济。但是尼克松的官员们对这一计刘的后果很有战略性眼光，绝大多数的政治科学家都认为，他们的战略洞察力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府，他们很好地掩盖了在石油涨价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又巧妙地操纵了与它的“同盟”进行的所谓“国际货币改革”的讨论，这一切都显示出了超凡的能力。

　　美国政府意识到，石油涨价将会导致产油国的美元收人大幅度地增长，而产油国国内的生产性环节是无法吸收如此之多的资金的。同时，石油涨价又会使许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因为它们石油的进口成本飙升。所以，所谓的石油美元将必须通过西方银行系统，从海湾地区循环至非产油国。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使用，但是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坚持由大西洋地区的私人银行（当时由美国银行控制）来充当回收循环的工具。而且由于美国在政治上控制了海湾地区，它最终能够按照它的意愿行事。

　　对究竟是否要放弃国际“金融抑制”以及是否要放弃由国家中央银行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活动这一制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争沦，而关于石油美元回收循环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这些争论中，美国是完全孤立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想对国际私人金融活动保持严格的控制。但是，美国最终通过双边行动而如愿以偿，并在1974年解除了对进出美国的资金流动的限制（金融行话称之为废除“资本控制”)，以此来支持它所提倡的石油美元的活动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就存在着一种违规行为，而美国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违规行为就是：伦教在金融交易中所起的国际性作用。英国政府允许伦敦成为美国境外的金融中心，各种各样的几乎完全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活动都可以在这一境外中心操作。在60年代，由于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伦敦的国际金融交易发展得十分迅速：伦敦的银行接受境外美元的存款，然后又把这些境外美元借给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企业。但是，伦敦作为境外中心所起的作用本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政策（这种政策允许美国银行通过在伦敦进行操作的方式，摆脱美国国内银行法规的限制）。

　　国际货币关系中私人金融的这种全新的作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私人资本活动，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当然，在几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私人资本都会设法跨境移动其货币财产，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投机性的私人资本活动正在不断发展。但是，尽管如此，现在的这种新安排，却使国际私人金融进人了国际货币新体系运作的中心舞台，并且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系之下的规模进行着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把私人银行从“国际金融抑制”中“解放”出来，这主要并不是美国银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政府在允许金融业中所谓自发的市场力量自行其是。最初，美国银行本身并不愿意把石油美元回收循环至南部国家中去，但是美国政府必须依靠它们这么做，所以就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它们进行激励。鼓励措施之一是，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对这些国家提供新的平行贷款；另一项鼓励措施是，美国在1974年撤消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美国国内银行也参与到这类贷款活动中，这样一来，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在伦敦操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银行了。此外，更进一步的鼓励措施是，美国政府决定废除对银行提供给单个借款者的最高贷款数目的规定。最后，美国政府让所有的美国银行了解到，万一它们由于提供了这类贷款而遇到麻烦，美国政府一定会帮它们解决的。

　　尼克松政府采取的“解放”国际金融市场这一策略，其背后的理论根据是，“解放”了国际金融市场，就能使美国不再受制于其经济方面的弱点并能增强美国的政治力量。根据艾里克·海勒那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官员认为，不受束缚的国际金融市场将使美国得以保持其特殊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美元在国际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变化的整体政治经济意义的基本方面，海勒那作了如下的概括：“美国霸主地位的基础正在发生着变化，从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权力转化为一种更以市场为基础的或更趋向于结构化形式的权力。”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些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加强了美国的政治力量，以及增强了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自由度的。但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私人国际金融地位的上升，对国家间的国际货币关系具有相当的意义。这种地位的上升改变了各国政府使其货币在国际间保持稳定的基础：在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某种货币稳定性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该国的贸易收支平衡情况，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央银行）对待出现贸易收支逆差的国家政府的态度。出现经常项目（货物贸易和“无形”收入，如来自本国驻海外公司的利润和股利以及外国公司股份的收入）顺差的国家，其货币稳定且坚挺。如果某国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它就必须使用本国的外汇储备来保护本国货币，或者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助它一臂之力。

　　在新体系下，拥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通常仍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其货币稳定性的有效基础开始依赖于另一个因素：该国在国际私人金融市场上的贷款信用。在以前的体系之下，由于“金融抑制”的作用，私人金融市场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无法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中来，而现在，它们将起到一个主要作用。

　　乍看之下，这一新体系似乎把政府从以前的严格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现在，即使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政府也能从一开始以伦敦为中心后来是英美联手的私人金融市场上筹集到款项以渡过难关。而且，政府还能允许其货币兑换率更灵活地浮动，而不是使所有其他的经济目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保持本国货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固定兑换率。但是，参与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来的大部分国家很快就发现，从长远来看，这种解放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圈套。

　　新体系实际起作用的方式依赖于其自身的两大主要机制：美元以及越来越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这样，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这一新体系使得美国政府对整个世界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美国可以自由地制定美元的价格。为了维护本国的国际货币关系，不同的国家都会越来越依赖于英美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这些市场的发展趋势又受到美国公共机构、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的左右。这样，当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相对经济力量有很大程度的衰退的时候，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性环节开始进入长时期的不景气之时，尼克松却使华盛顿政府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杠杆利益。

　　当然，美元—华尔街体系并非完全以美元为中心：其他货币，特别是德国马克，确实也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华尔街及其巨大的附属市场——伦敦市场也并不是惟一的资金来源。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段中，美元—华尔街联盟确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即这一体系的两大支柱一一美元和华尔街是如何互相扶持、互相壮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美元中心使人们都转向华尔街寻求资金，因为美元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性货币，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希望美元成为它们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这样一来，它们就受制于美国的（或英国的）金融体系。同样的，由于世界经济的许多主要商品都以美元而且是为了获得美元而进行交易，所以那些交易方就会希望在纽约或伦敦为交易融资。因而，美元的这种作用大大地促进了英美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交量的增加，这是方面；同时，也有来自于另一方面的作用，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强有力的影响力也增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任何人要筹资或贷款，他们都会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该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实力。一个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越广，对借款者来说，就越显得安全，所报的利率就越有竞争力。在证券市场（买卖债券或股票的市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对那些希望从证券上获得收益的人来说，安全的市场是一个买卖率很高的、大规模的市场，因为在这种市场上，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买主购买你的债券或股票，你就能非常容易地退出。而且如果你有一笔可观的储蓄，你想在高风险市场上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方式，最好是把你的资金交给一个大规模的、经营多样化的操作机构，这种机构能通过在不同领域的操作，把在某个领域中的损失吸收掉，并用在另一个领域中的赢利加以补偿。因而，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美国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强的实力使之成为一个很具吸引力的市场，人们都愿意把资金置于美元区域的中心或在那个中心筹资。通过这种方法，华尔街以它的实力增强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1]

美元霸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政府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这种政治工具是以这一新体系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去理解这种新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当我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时，我们谈到，一个国家要支付从国外进口的货物和服务时，它就必须拥有国际上接受的通货资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几乎没人会接受来自于乍得（非洲中北部国家）的以乍得货币为支付货币的付款方式。所以乍得必须挣得（或借到）一种通货，比方说美元，这样它才能从国外进口。但是，对美国来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出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之下，这种巨大的束缚完全不存在，因为国际通货就是美元，美国无须通过国际贸易来挣得美元：美国在国内印刷美元！

　　这种特殊地位带来的特权我们称之为霸主特权（铸币特权）。概括来说，美国不会遇到其他国家会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限制，它在国外的支出可以远远超出它的收人。因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昂贵的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的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公司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支付方面的制约；同样美国货币资本家能够把大笔资金投人有价证券投资（购买有价证券）。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元的霸主特权使美国的金融体系作为世界主要的贷款来源，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且，正确理解美元霸主特权对贸易关系——进口和出口——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世界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买卖交易都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时，与其他国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相比，美国公司受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要小得多。所以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率大幅度上升，美国粮食出口商为此所受影响的程度要轻得多。而且如果美元升值导致大量进口商品涌人美国国内，造成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出现非常大的而且是长期的逆差时，那么这种逆差就可以用美元来消除。所以，霸主特权使美国政府拥有了一种能力，它们能够随意左右美元的国际价格，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世界其他国家来承担，美国能够自我保护，不受影响。^[2]

华尔街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尼克松政府成功“解放”英美私人银行体系，使英美私人银行参与到国际金融活动中，由此带来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影响。首先，它在突然之间把私人银行推到了国际金融的中心，摧毁了原先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使英美金融体系和美国金融机构迅速建立了国际主导地位。第二，它造成了国际金融机构监控方面的巨大漏洞。第三，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南部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汇率，越来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银行体系内部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并使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压力的形式和所使用的国际规范种类。所以由此带来的变化，其意义非常之重大。

　　解放国际私人金融，第一个受益者是伦敦市场和美国的以货币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银行。1981年，里根政府实施了一项法律，允许在美国境内建立所谓的“国际银行业务服务设施”，这样，就使得华尔街也具备了与伦敦一样的境外资金中心的性质。人们可能会以为，伦敦城所起的作用意味着，它至少应拥有与华尔街相同的地位。但这却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伦敦城是作为美元的金融市场在起作用，它整个的境外操作模式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国际金融政策。所以，它主要是作为美元区域的服务中心和华尔街的附属市场而进行操作的。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部分活动就这样集中到了华尔街（和它的附属市场——伦敦），而我们非常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经常认为，这一点意味着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金融市场。如果这是指伦敦和纽约与全球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易，那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和这两大中心之间不断发生着资金流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金融市场都融合成了惟一的一个整体性的金融市场。相反，在国家之间，甚至在国家内部，金融市场仍是——而且大部分仍是——被分割成不同部分的：即使欧元发行，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许多障碍，使欧洲金触市场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整体市场，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在70年代，伦教和纽约的金融机构确实开始在它们的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各地的国内金融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比60年代更为牢固的联系。通过比较1975-1990年间的国际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规模，我们能了解到国际私人金融业务的发展：1975年的银行贷款为400亿美元，到了l990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300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中，债券融资的规模上升了将近10倍，从19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1700亿美元。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全球金融市场，而不是美国金融市场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力，那么这样就会掩盖了美国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力量范畴。如果有人认为“美国”这一定语不重要或甚至是多余的，那么他们就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际金融体系是由中国或伊拉克的市场和金融机构控制，而不是由华尔街控制的，那么，从一个经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否会因为这个市场能以同样的条件提供同样的信贷服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就接受这种控制呢？但是要更直接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到，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金字塔网络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能否进入这一市场，不同经济国家与这一市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以及这一市场内部价格的动向，所有这一切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起，华尔街中心下断施加压力，试图削弱阻碍其进人目标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障碍。华尔街的这种做法具有三重目的：第一，摧毁华尔街和目标国家内部私人金融机构之间资金双向自由流动的障碍；第二，使华尔街金融机构完全有权在目标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中开展业务；第三，重新设计目标国家内部金融体系，使之适应华尔街金融机构和美国客户（跨国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等）的经营策略。

　　当然，华尔街和伦敦并没有能够建立起垄断格局。因为日本发展了起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而且法兰克福、苏黎士、巴黎、香港和新加坡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其他的金融中已都还没能够与华尔街和伦敦的规模相抗衡，而且，与经济的其他环节相比，规模——市场规模和金融机构能调动的资金的规模——在金融事务方面是完全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样你就能够从事小规模机构无法从事的业务，你就能够在金融领域的技术革新方面起决定作用。

　　在进行金融业务时，英美金融机构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不受约束的，因为各国中央银行试图用来对伦敦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进行管制的，只不过是在国际结算银行中提出的一些相当含糊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指导纲领罢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所以这就使得英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又有了巨大的增加。这种优势，连同规模优势，不仅使华尔街能够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且还使得其他国家内部有关本国金融机构的公共法规受到了削弱，因为它们本国的金融机构都跑到境外去竞争，以此逃避本国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且它们还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宽政策，以便能与华尔街竞争。

　　如上所述，对银行系统而言，不对银行业务进行管制是相当危险的，银行之间肆意竞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是由于华尔街在私人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所以究竟应该为出现偿债困难的银行建立何种竞争机制、何种法规、何种国际性协议，这些都成了主要由美国政府及其英国同盟来决定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选择不进行规范管理，那么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维持它们自己的规范框架。如果美国决定进行管制，那么其他银行系统也就能同样进行规范，但即使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由美国来决定管制的形式和范围。因而华盛顿的决策给全世界各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一部分。首先，通过调整美国国内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局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国际利率水平，因而它可以由此决定国际信贷的成本，并给其他经济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当国际私人信贷的成本较低时，能够获得低成本信贷的金融机构会从事一些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可行的项目。但是如果美国的决策突然导致信贷成本上升，货款变得非常昂贵，那么，即使是根基非常牢固的企业也会走向破产，因为低成本信贷会在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短缺。而且，由美国金融市场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一会儿信贷资金泛滥，一会儿又出现信贷资金大幅度的削减。更糟的是，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主导性政治地位，所以美国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相当大，这就使得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美国经济周期的发展步骤，以及美国国家政策的方向。

　　其次，通过是否进行金融管制，美国巧妙地成为了所谓国际金融微观经济学的主宰，因为美国可以决定对银行放款进行规范和监控的尺度。实际上，美国一方面鼓励银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又防止银行草率行事，以免破产，美国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着调控。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经常非常乐意放弃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管制，不管它们是70年代的美国大型商业银行，还是90年代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都是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就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它们就会向其政府加压，要求放宽限制，或者，它们就想方设法，逃避本国法律、法规的限制。华盛顿经常宣称，因为技术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管制。但是，如果进行管制对华盛顿有利的话，华盛顿就会很乐意这么做，而且，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还能做得很顺利。

　　1988年达成的有关国际银行监控指导方针的所谓巴尔斯协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协定之所以得以达成，是因为美国与伦敦联手，为的是共同建立一个英美规范体系。这一点就足以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其他国家会走到一起，建立一个共同体系。随之建立起的体系是一个侧重于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君子协定”，因为这一协定提供了激励措施，鼓励所有的银行优先购买政府债券，而这正好满足了美国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因为美国政府负债累累，而且银行又不愿意向工业企业提供贷款。这一协定充分显示出，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规范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惟一的条件是，美国支持这种规范管理。

　　第三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既可以不对国际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又可以把美国银行和金融体系遭受由此产生的市场崩溃的风险降到最低。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着欧洲同盟的支持，美国发现，当美国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从事国际业务而出现偿债困难时，借款国家的国民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而美国经济本身几乎无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种方法最早是用于80年代初期出现的拉美国际金融危机，当时这种方法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重新研究这一点。

　　同时，美国设法在不使其主要商业银行遭受风险的情况下，扩大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界的控制。它成功地设法改变了放款形式，使更有利于“借贷”资本家的债券市场成为主要形式，使短期银行贷款更多地取代了中长期贷款。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界的控制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金融体系是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同时金融体系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控制管理功能紧密相连。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金融资金流量的控制，以行使其大部分的政治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华尔街能够加强与各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联系，并摧毁其间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变得不受其本国的控制。当某国国内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对该国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使之更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

美国和全球管理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该国的经济结构是属于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会在其国内的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起主要作用，同样，世界主要国家也会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起主导作用。有关国际经济的论著很少涉及在国际金融的主要方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政治性干预，这是由意识形态的盲点所造成的，而且根据学科分类，这一问题同时涉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所以这种盲点更为严重。在对全球化的众多定义中，这种盲点也显而易见，在这些定义中，全球化被认为纯粹是一种技术和经济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国家政治控制无关，而且与国家政治控制是对立的。

　　而且由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受到的国家政治影响在各国之间程度不同，这就使得这种近视越发加深。委婉地说，这些领域所受到的政治影响分配不均：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这种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一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存在着一种基于20世纪40年代达成的合作协议的类似全球性权威的东西：黄金作为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货币支柱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央银行试图管理货币和金融流量。当然，美国绝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它同样受到该体系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定的制约。而经过了尼克松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新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仍然起绝对主导作用，但同时不再受到法规的制约。美元—华尔街体系有点像英国宪法：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有能力随时随地制定法规。美国能够决定美元价格，它同样能够对不断发展的国际金融关系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问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绝对重要的：美国政府是否会从美国本国的利益出发，去操作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或者，美国政府是否会超越其本国利益，就如同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土的世界性政府，使一切国家利益，包括美国本国的利益，服从于全球的整体利益？或者，第三种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是否会走一条中间路线，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寡头政治圈中，建立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如大学间董事会一样的联盟，而美国就在其间，为了该寡头政治圈的整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一些本国利益？

　　答案是，美国政府是按照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政府职责行事的，它把美国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其实尼克松采取步骤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华尔街体系，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出美国政策的使用范围，那就是美国是否会为了国际货币和金融的有效管理，而寻求在美元—华尔街体系内建立起一些条例和机构，这些条例和机构已被证实是国内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逐个研究下列的问题：

　　① 各国都极为关注国际货币的稳定性。然而，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主要的国际货币都剧烈波动，甚至创下历史记录，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甚至都成了货币相对稳定的时期！货币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活跃状态是美国别有用心的政策的产物，是美国拒绝建立稳定的、有法可依的新体系的结果。

　　② 为了保证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在世界经济中建立起有关信贷供应的宏观公共管理规则。相反，国际信贷资金一次又一次地在供过于求和秩序混乱的资金紧缩之间动荡，其主要原因又是因为美国希望如此。

　　③ 为了保证最低程度的负责任的行为，为了限制金融环节或生产性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的竞争性压力并避免市场崩溃的发生，对主要私人信贷供应机构建立起微观公共管理规则。相反，在这一领域中，任何机构都可自由行事，只有当美国政府希望实施这些规则时，才出现例外情况。

　　④ 为了鼓励资金流向生产性环节而非流向投机性活动、欺诈性的市场控制活动和腐败活动，对国际金融和国际生产性环节的共同方面进行公共管理。在这方面的记录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有一种系统化的力量使得一个又一个国家对本国生产性活动的管理屈从于国际金融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得所有的国家越来越无力抵抗这种控制（又一次在这一领域中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抗衡公共当局的主要工具）。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尼克松之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受制于美国与七国集团（七国集团是指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中的其他国家建立的合作性的寡头政治圈中的规则。但是，就美国的主要战略性政策而言，这种看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七国集团的存在，只是证明了美国试图利用七国集团这一联盟，使其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并不准备听从美国的摆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采取了合作的方法。一些学者把1978年波恩峰会所谓的重大意义视为是合作性政策制定的一个例子，这的确是一个例子，只不过是以德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做法这一形式出现的例子。而且，不管在卡特政府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合作精神，到了里根政府时期就消失殆尽了。在高层货币政治中，最强调合作的是1985年签订的旨在降低美元价格的广场协议。这次会议确实就降低美元价格达成了一致，而且后来美元的价格确实降了下来，但是，正如戴斯特尔和兰德尔·海宁所说的，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早已决定要降低美元价格，而且已经开始在这么做了，贝克只不过是利用七国集团的协议，以便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打击那些对已经制定的美元降价决策持反对意见的势力。

　　而且在对国际金融的管理中，美国的首要政策同样很明显。在70年代，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屑一顾（尼克松时期），尔后，坐视该组织走向衰退（70年代后期），好不容易进行的有关国际金融规范的讨论转而在国际结算银行中进行或成了双边讨论。里根政府一开始完全是敌视态度（对世界银行进行尖刻的攻击，十分敌对）。美国后来之所以改变了对这些机构的调子，并不是因为美国放弃了美国第一的政策，而是因为贝克看到了，在拉美的债务危机中，这两大机构一旦其从属性的新功能有了正确的定义，就会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策略中极有价值的工具。寡头政治圈中的合作与此毫无关系。所以，事实是，某届美国政府设法做到极为合作，条件是，这一合作是指按照华盛顿己经制定的行动路线共同工作。

　　华盛顿已经制定好了整套的学术理论来说明其美国第一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理沦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起绝对主导作用时（霸权），国际货币事务才有可能稳定。这种理论还进一步解释了现今出现的混乱无序现象的原因：美国不再起完全的主导作用。学术界否定了这种理论，但是至少这种理论试图对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事务管理中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行为进行解释。

　　因此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美国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的政策主宰了美国本国的利益，那么，这是指可察觉的国家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处于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也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国际化运动有很好的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谈。现在，我们来集中研究一下我们一直想证实的一些问题：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了一个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其次，这一新体系的动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美国）的行为，与国际金融市场网络中的一个金融市场（华尔街）的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三，美国政府遵循本国宪法的职责要求，从本国利益出发去管理这一国际新体系。

一个自我支撑的体系——
美元—华尔街体系

　　现在我们有能力去了解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模式了。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其他所有的可兑换货币都通过兑换率与美元发生联系。美国政府选择在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不设定固定汇率，因为如果设定固定汇率的话，美国就无法把美元价格作为一种工具，去实现其他目的。因此，在新体系之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呈螺旋状的上下波动，完全改变了它国的贸易和其他环境。而且在这些宏观的波动中，不断有着微观方面的变动。世界各国及各种经济机构必须使它们的活动对美元的这种不断出现的宏观与微观变动进行结构性的适应，不然就会面临国内经济失衡或经济危机等各种各样的风险。

　　同时，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的私人金融机构在更大程度上与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关系相互作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各国会以美元作为其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而汇率的波动则意味着，想要稳定本国货币的国家势必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如购买美国国库券），因为这些证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旦因为要稳定汇率而需要资金时，这些证券很容易变现。同时，对那些为各种目的（包括为保护本国货币）需要借款的政府而言，华尔街提出的交易条件是最有竞争性的，而且，华尔街还能提供新的金融工具，使各国政府和各种经济机构能够对付汇率波动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发展巨大的外汇市场，而且是一系列全新的衍生工具市场，如远期外汇衍生工具、货币互换、贷款，等等。虽然许多人把这些归功于“技术”方而的创新，但其实它们只是由于货币市场的巨大波动而导致出现的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反应，例如，远期外汇市场和利率转换市场使经营机构能防御未来货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风险。

　　许多有关全球化的论著都试图使我们看到“国际资本市场”所具有的不可阻挡的、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些论著大部分都会提到外汇衍生工具市场的巨大规模、外汇市场上巨大的货币交易额，或是美国国库券市场上极为快速的资金周转。然而这些全是国际货币关系中政治性货币波动的结果。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素，各国政府从私人金融市场融资，但是，这些融资手段本身受制于不断变化的还款条款（与美国短期利率的浮动密切相关），而且，由于融资货币为美元，而美元的上下波动十分剧烈，因而各国债务的实际价值会随着它们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与华尔街的这种联系，使各国借款方会面临进一步的问题。

　　就单个政府而言，国际新体系的动态机制与本国的经济管理发生着相互的作用。美元价格的突然变化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同样发生突然的变化。政府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从华尔街融资，以此作为一种缓冲，或者进行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整。而能否作出第二种选择，这就要看该国政府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了：它能否通过向本国的各种社会团体摊派费用，来平衡预算并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如果这样做有困难那么该国政府可能就会选择从华尔街融资。当资金供应十分充足时，华尔街就会——即使不能说是不顾一切地，也是非常积极地——向各国政府放款，并为此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是政府选择这样做，只会在将来造成更大的调整方面的问题，只要美元或美国利率（或国库券利率）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这种问题就会突然出现。

　　对那些在国际产品市场上实力较弱的经济国家来说，这些困难更加明显，这此国家的政府缺乏足够的社会政治力量来解决经济薄弱问题和调整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在南部国家最为突出，所以这一新体系不断地在南部引起支付和金融危机。每年，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止如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所指出的，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危机。这种由于国际原因造成的危机使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机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如果这种金融危机不是系统化、地经常地发生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即使不说是多余，也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是要确保有关国家进行国内调整，以便有能力向华尔街偿还债务。同时，就如同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该国会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上也以同样的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但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区别：当一家美国银行在美国国内出现问题时，美国的纳税人提供资金援助；但是，如果同一家美国银行在国际上遇到了问题，那么实际上提供资金援助的不是美国的纳税人，而是负债国的国民。因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美国银行的风险就转嫁到了负债国的国民头上。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出现危机的国家最终总能重归美元—华尔街体系，只不过重归时就多了严重的债务偿还问题，而且国内的金融和经济结构也受到了削弱。同时，外部环境还是一样的变化多端，该国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出现金融危机。

　　但是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一个矛盾之处是，南部发生的这些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体系本身，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该体系。首先，在危机中，出现危机国家国内的富有的财富拥有者手中的资金通常会流向华尔街，这样就加强了华尔街支柱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早期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出现了巨大的资金外流：阿根廷，153亿美元；墨西哥，327亿美元；委内瑞拉，108亿美元。其次，为了偿还更高的债务，有关国家必须出口产品到美元区域，以获得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来源，这就又更进一步地加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第三，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大部分风险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进行转嫁，这就使它们能更积极地从事国际业务，并更有攻击性。最后，由于南部国家力量的削弱，在双方决定未来融资方式时，华尔街的信贷机构就多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实力。现在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对贷方有利：证券化债务和短期借款，而不是长期借款，等等。

　　美国有关世界经济的政策不断反复地变化，但自始至终，美元—华尔街体系一直稳居其位，并能不断地自我壮大。1995年，美元仍是最主要的世界货币：所有国家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的61.5％是由美元组成的；所有国际银行贷款的76.8%是美元贷款，其中39.5%的国际债券的货币单位是美元，欧洲货币储蓄的44.3%也以美元为货币单位；同时美元也是47.6%的国际贸易的支付货币以及83%的外汇交易中所使用的两种货币之一。而且，如果把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易排除在这此数字之外，那么在上述的分类中，美元在所有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是压倒一切的。

美元—华尔街体系以及各种体系的传统观念

　　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体系，这一观念是罗伯特·凯汉和约瑟夫·耐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这一观念的传统定义是斯蒂文·克瑞斯那在1983年提出的。克瑞斯那把体系定义为“在某个问题区域内汇集了因素期望值的原则、标准、规则和决策过程”。这一概念在对国际关系和多边机构功能的分析中极具影响力。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体系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与克瑞斯那的有共同之处，似是在此一些基本方面存在差距。

　　美元—华尔街体系在三个方面符合克瑞斯那的体系概念。首先，它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关系并不仅仅是由处于无秩序竞争状态中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与世界市场的最小单位一一相互影响的经济机构共同发作作用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上有着一些模式化的、结构化的体系，能够对这些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加以控制。在这种意义上，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对国家间关系进行结构化和模式化控制的国际机制。其次，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克瑞斯那概念中的一点非常吻合，克瑞斯那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参与到这些体系中来，是因为它们意识到，在体系中相互合作对它们而言是有利的。这一点也适用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第三，克瑞斯那还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常是在体系建立中起决定作用的，甚至是单方面起作用的因素：不要以为体系的建立是取得一致或互相协商的结果。体系的这种强迫性特点同样适合于美元—华尔街体系。

　　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在克瑞斯那看来，体系在本质上是准法定化的。他认为，国家慢慢地接受了一套规则、标准或原则，或者是接受了一套固定的集体决策程序。但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元通过兑换率对国际货币价格进行的控制，这些并不是准法定化的标准或规则，这是一个定期发生的事实。所有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本国货币可兑换性的国家是这一事实发生中的一个参与部分，它们本国货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与美元挂钩。国家确实也可以选择退出这一体系：使本国货币无法自由兑换。但如果货币无法自由兑换，它们就无法真正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所以，现在各个国家确实加入到体系中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们觉得这样做符合本国利益，这只不过说明它们别无选择。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体系中的另一个支柱：美国金融市场。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机构并不一定要加入到这一市场中来，它们可以避免把外汇储备投放到这一市场上，也可以避免从这一市场上借款，但实际上它们无法避免被卷入这一市场，因为它们必须为它们所有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而且如果它们需要从国外借款，那么最经济的、最合理的资金来源是规模最大的、最富竞争力／最不受控制的，也是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华尔街。

　　克瑞斯那的定义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这一定义认为体系是在单个的“问题区域”内运作的。但美元—华尔街体系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区域”：各个国家都试图处理好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中的众多问题，而华尔街作为一种货币和金融框架，是这些国家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如果把体系局限于“问题区域”，这就是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毫无意义的分割：在保障空中安全的国际法律体系和如美元—华尔街体系之类的框架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共性。另一个问题是，体系学家们通常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视为克瑞斯那式的体系，并把它们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模式化的常规活动中分离出来，而这些常规活动恰恰是这两个机构的运作范畴，也正是这些活动使这两个机构的存在变得富有意义。克瑞斯那定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定义设立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体系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对立面，两者之间是分离的，而美元—华尔街体系则把国家和市场作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