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

十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

· 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
· 东欧的市民社会
· 市民社会特征之一：自由民主的基础结构
· 新自由主义的还击
· 市民社会特征之二：建立中产阶级
· 市民社会特征之三：来自西方的管理
· 分析呈真空状态
· 目前实际存在的市民社会的命运
· 标准人消失的时刻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东中欧地区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坐在书桌旁撰写关于市民社会的论文。1991年的苏联，人们出于同样的目的把书桌清理出来：通过表明在市民社会问题上的立场来获取去西方的索罗斯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像牛津这样的地方参加一系列的研讨会，了解我们那令人赞叹的体制（理所当然，人不能自夸）。对所有相关的人来说，整个经历令人振奋，特别是对于教师。毕竟，这些学生似乎什么都信，而当时很多讲师根本把握不定该思考些什么，尽管他们受到了轰炸：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像他们自己所在的自由主义大学、英国广播公司、高级行政机构及其公共服务伦理、地方政府、严肃的新闻界、福利机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工团主义这样的市民社会机构都受到了刺耳的攻击。在辩论中，政府受到了嘲笑，被看做是那些喋喋不休的阶层的闲话作坊。简而言之，正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种观点受到了攻击。攻击使用了最为复杂的整体暗示技巧，特别是用自由主义本身的用语来抨击自由主义。民粹威权主义在激烈地抨击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市民社会。

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

　　几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者一直把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看做是国家内部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确定公共政策方面起着与喜欢遮遮掩掩的国家行政部门以及市场力量相抗衡的作用。市民社会包含着一个由社团和机钩组成的网络体系，其中很多机构是由公共基金资助的，它们施加民主政治压力，对国家行政部门和大企业都可以提出质询。市民社会因为有着一个健全的福利国家而得到巩固，通过它的教育体制、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民用住房和其他地方服务机构，提供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用国家的自由民主观点看，市民社会起着一种政治作用：确保公共政策是通过广泛的讨论，在公民通过各种各样的社团和机构施加公众影响的情况下决定的。市民社会是一种由法律约束的自由民主，是国家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它总是和国家行政部门以及“资本主义令人难以接受的方面”处于紧张冲突之中。

　　70年代的抨击是相当不成熟的：响起的一片呼声认为，由于民主的超负荷，国家变得过于软弱。所有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当时称为特殊利益）正使西方国家变得“难以治理”。80年代抨击的目标和目的仍然没有改变，但是论证的策略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新自由主义诞生，“个人”正遭到一个贪婪国家的践踏；发起了一场反对“国家”，解放个人、经济和汤姆式逆来顺受的美国黑人的运动。

　　对福利国家的敌意取代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对国家行政部门的怀疑。现在的威胁来自国内税收，在它后面躲藏着种种阴险的势力，有地方政府社会服务部门、教师、直接劳动力部门的有权有势之人，或者卫生服务部门清洁工当中的工会头目等。自由主义者被告知，不要再为公民权利担心，而要团结起来磨利国家之剑反对那些暗中搞破坏的人。那些反对者被称为是饶舌者，是舆论专业户，或者更难听。

　　新自由主义者还采用了市民社会的特别用语，使自由主义概念完全颠倒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监督政府行政部门和市场力量，阐明集体利益和集体事务的，由各种社团和机构组成的网络，而是变成了一个混合体：一方面是为应获得救济的穷人设立的大型商业慈善机构和自助机构，另一方面是许许多多性质不明的非官方机构，用来操纵不受政治影响的、私人化的、公认的被动消费个体。这些新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的机构首先是确保人民不再把公共福利放在第一位，不再寻求集体解决办法来处理社会问题。借着使社会（或“个人”）从（福利）国家中获得解放的名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师们一直在试图使国家行政部门摆脱社会责任和对市民社会的责任。

　　由行政官员、企业大亨、媒体巨头结成的日渐紧密的各种关系，组成了一张牢固的私人网络，而权利和政策可能就是属于这张网络的独占领域，议会成员会向它们脱帽，希冀得到一份“顾问工作”合同。

东欧的市民社会

　　东欧的索罗斯学者们，和那些同样有抱负却不如他们幸运的同行们，从80年代支持东欧建立市民社会的重要人物之一——蒂莫西·加顿·阿希的平静的散文中，几乎或根本捕捉不到有这样一场艰苦的辩论。当我们面临着东方极端的共产党极权主义时，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之间的冲突当然只能算是一些小小的分歧。任何形式的市民社会都肯定优越于极权主义。

　　在加顿·阿希关于80年代东中欧的著作中，他把东方的发展事态阐释为是由“极权主义”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推动的，前者，用阿希的话来说，是设法“统治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后者则体现了“社会自行组织”的思想，具体形式为自发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网络，用阿希的话来说，它们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有着许多自由、真诚地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阶层”。这些主题，加顿·阿希在他早先的作品《逆境的用途》中就进行过阐述，先后取自于亚当·米奇尼克的著作。当然，这种社会自行组织的范例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尤其是它的知识阶层网络。

　　但是随着“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不复存在，东方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完全变得更加复杂了，当然也微妙了。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们也开始在那里行动起来了。与此同时，在牛津，加顿·阿希的努力由于圣安东尼学院——迈克尔·伊格纳蒂夫的新的努力得到了加强。我们将设法追溯一下这些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

市民社会特征之一：自由民主的基础结构

　　1990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就1989年东欧的变革出了一本薄薄的书：《关于欧洲革命的思考》，它对关于市民社会对于前共产主义国家应该具有的意义作了相当经典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论述。有意思的是，加顿·阿希对达伦多夫的这本书表示了赞许，认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达伦多夫把市民社会视为自由国家不可或缺的机构和关系系统，他倾向于仿效卡尔·波普尔，称之为开放社会。因此，他支持通过公开讨论进行治理的思想，采纳层进式决策，决策中的每一步都是行政机构和公众组织磋商的结果，获得绝大部分多元化民众机构支持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政策。这些在文化、观点和利益方面都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团体，通过参与公开讨论将会得到加强。他的建议接近哈贝马斯的关干努力实现正常的公众交际空间的想法。它们重申了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的著名观点，认为复杂的社会是单个“科学—理性的头脑”无法理解的，因此通过许多特殊团体和观点对最初看法的影响、改变，甚至是“扭曲”一些纯粹的概念，使之适应这个复杂社会的特殊性以“蒙混过关”的政策才是最佳政策。

　　达伦多夫因此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们的诱惑：规划者及其提供的体制。如他所述：“东、中欧国家还没有为了接纳资本主义制度——不管那叫什么——而摆脱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它们为了创建一个开放社会已经放弃了封闭的体制。”没有“正确的道路”，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由名种成分组成的主观意识间的市民社会进行试验和反复尝试。

　　而且达伦多夫特别担心新东欧的领袖会接受兜售给他们的、教他们如何管理新型国家的西方二手模式。“我们今天所操的共同语言并不是西方语言，现在才为东方使用。它是一种固有的普遍语言，不属于哪个特定的人，因此属于每一个人……如果说在过去一年的事件中有什么信条已经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走向未来世界的前途未卜的旅途，不得不用反复尝试的方法对一些有可能无须流血实现变革的体制进行摸索。”

新自由主义的还击

　　即使是忙得最脱不开身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者也不能对此不加理会。尽管杰弗里·萨克斯有着非常紧凑的日程安排，1989年要对南斯拉夫的联邦政府进行研究，接着要处理波兰的问题，最后还要在1992年应付俄罗斯这项最为繁重的计划工作，但他还是飞到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进行了反击。

　　萨克斯如是说：“达伦多夫教授提出东欧还没有摆脱共产主义制度以接纳资本主义制度，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正是它们已经完成的事情，它们的所有行动都是针对这一目的……如果不是如此，它们的宗旨是某种开放式实验，我怀疑究竟会不会产生什么变革，至少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走一些危险的弯路是不可能实现的。”萨克斯绝不是好挑剔挖苦之人，他热忱地相信自己的休克疗法。萨克斯也不一定完全支持新自由主义阻止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纲领——尽管他并不是福利国家的支持者。重要的是萨克斯是职业社会工程师，而在设计过程中，做事必须有条不紊——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而整台机器的市民社会部分必须在最后阶段装配，而并非在初始阶段：首先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和失业）；其次，随着私有化出现资产阶级（资本家）；然后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然后，而且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机制才会得到稳定——即一个稳定、自由、民主的市民社会。也许你会问，在此期间，有什么能支撑人民渡过难关呢？萨克斯有两个答案：首先，我们可以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障碍和阻力都撂在一边，使这段时期缩到最短；第二，拿西方的钱对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给予鼓舞，对反对派进行收买或削弱。

市民社会特征之二：建立中产阶级

　　在他较近的著作中，加顿·阿希一直在进行概念上的偏移。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达伦多夫，向着萨克斯方向摆动。阿希声称反对萨克斯式的目的论。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一转变朝着什么方向”，他认为那些假装知道的人，“最后常常是相当不成熟地把竞赛中的名次分加给民主：‘捷克领先，波兰略微落后，乌克兰殿后……’”

　　但这里作者似乎在寻找托辞。对于未来，新自由主义目的论者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断言。他们知道遇到的敌人会干扰他们的计划，使他们规划的目标脱离原来的方向。计划者们确实拥有的是衡量相关国家是前进还是倒退的评估标准。其实，像达伦多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的标准肯定是巩固开放社会，拥有有力的公众网络，以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

　　而正如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表明的，阿希也是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阿希提出了两种迥异的基准尺度——一种含糊不清，一种非常清晰。第一种不仅含糊而且还模棱两可。他宣称在那些社会，“市民社会得到了发展，具有着中产阶级和市场经济成分，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而另一些前苏联社会落到了最后面。然而这使人相当费解：毕竟，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还说不上已经具有了阿希意味上的市场经济成分。而当萨克斯提出，俄罗斯的，比方说，中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指知识阶层——在比例上和一些国家相比，如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规模要小，这时我们同样并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而且也没有明确说明哪里谈到了市民社会。

　　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阿希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完全更为清晰的判断成功的标准观念。他陈述道：“……转变的社会方面是受到忽视的第三个方面（介于经济和政治方面之间），而这常常是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所在之处……”但是这里的社会方面不再是指市民社会网络，而完全是更为实在的东西：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说道：“马克思主义者给自由民主贴的标签——‘资本主义民主’，包含着事实真相。”

　　这正是萨克斯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然后可以加上市民社会等等作为体制方面的点缀。阿希没有这么说。他不赞成利用国家行政部门靠休克疗法的锤炼来锻造出这个资产阶级。但是他赞成萨克斯的先后顺序：首先是资本家阶级，然后才轮到其他。

市民社会特征之三：来自西方的管理

　　阿希小心翼翼地讨论这些问题时既全面又得体，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迈克尔·伊格纳蒂夫，他一面与东欧的新政体发生抵触，一面又设法努力解决市民社会的概念问题，同时却又缺乏应有的圆通。

　　在《外国事务》中伊格纳蒂夫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如他在1989年所说的，“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地区，市民社会已经战胜了国家。”接着他用几页的篇幅论述了市民社会理论，最后才回到东欧，结果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有那些后共产主义政府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权力手段仍然掌握在原来的特权阶级手中。”我们不知道他在文章一开始为之欢呼喝彩的胜利结果怎么会变成了幻觉：对于1989年和1995年间这个地区市民社会的实际命运，他未作点滴的分析。

　　但是伊格纳蒂夫提出了下列力量的设想作为他的解决方式：一个有力的国家行政部门，能够用武力强制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社会之魔挣脱樊笼。他宣称，“无形之手无法取代执法官之剑。”同时，他使我们相信，除了南斯拉夫，东欧的“国家结构还有足够的实力遏制种族冲突”。但是这个地区所有的社会仍然都面临着危险，它以民粹威权主义形式出现，国家执法官之剑还不足以把这个魔怪刺死。

　　正是在这里，伊格纳蒂夫发现了市民社会观念的实际用途。市民社会将作为一种对付民粹威权主义的武器注入这个地区。市民社会将和执法官之剑一起，共同安抚这个地区的人民。这就是伊格纳蒂夫所谓的市民社会策略。它意味着通过西方管理机构对政府进行操纵，以改变东方人民行为的一种努力。伊格纳蒂夫进行了如下详细的阐述：“这意味着向独立的媒体提供资助；不仅要维持与政府、政权的联系，而且也要和它们的反对派保持联系；提供援助以加强市民社会的重要机构——法庭、司法部门和警察机构；发展那些慈善和自发性组织，以便使人民不再依靠政府，而是开始依靠自己的实力……”他说，我们必须开始“寻找政府、主要政党和政府机构以外的伙伴”。

　　这里伊格纳蒂夫提到了应该鼓励人民不依靠政府而是靠自己的力量，这话也许会使一些读者吓一跳。听起来有点像民粹威权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反抗执法官和执法官之剑。但这样想就是曲解了伊格纳蒂夫的新自由主义准则。他是指社会不应该通过民主国家寻求公共途径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它们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私下里解决它们的问题。

　　他的市民社会的关键性内容包括“拒绝把公共目标置于私人目标之上，（而且）坚持自由只会包含消极成分，而不是积极成分”。换句话说，伊格纳蒂夫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力的网络，它使人民不再参与民主政治，而是倾向于寻找自己的途径，最好是私下里进行，而把自由理解为摆脱民主国家的干涉。

分析呈真空状态

　　围绕着市民社会这个主题出现的这些令人困惑的论证上的变化表现出了两个显著的特点。阿希和伊格纳蒂夫两人都对东欧目前的局势表现出一种不满和厌倦的态度。其次，他们二者对实际存在的民众团体，以及对这些团体在1989年据认为战胜了“国家”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提供任何分析。

　　他们对这个地区的这种温文尔雅的恼怒态度与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乐观满意形成了对比。总的说来，萨克斯对1989年以来自己在休克疗法方面的努力感到特别满意。在最近的一篇为他的业绩辩护的文章中，他提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服用了他开的良药。他确实提到乌克兰落在了后面，但自从他开始写这本小书以后，乌克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萨克斯满意的是，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方面已经有了进展，已经建立了一个大批人失业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许多工业已经私有化，预算赤字已经得到了解决（换句话说，削减了福利、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开支）。萨克斯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分析这些国家在过去五年中的公众团体机构组织上面。这些是未来的任务。

目前实际存在的市民社会的命运

　　要是80年代的东中欧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可以说是出现了市民社会，那肯定就是波兰，那就是它在1980—1981年间兴起的团结工会。在这方面，波兰1989年的事件是否是“市民社会”战胜国家的一次胜利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搁在一边。但是毫无疑问，马佐维耶茨基的新政府领袖得以掌权是由于他们在团结工会中的基础，团结工会是波兰独立的公众网络的堡垒。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由休克疗法支配，由杰弗里·萨克斯已经普及的那些观点所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连续四届都声称忠于团结工会传统的政府，使这种休克治疗得到了接受。社会利益网络不在考虑之中，没有被纳入机构之间讨价还价、意见协调、互让了结的程序中，它们给草草地处理了。

　　提出抗议的第一个团体是波兰私有部门的主力军：私营农民。到1990年夏，他们已经不得不上街游行来维护他们的机构和他们的利益，反对休克疗法运动，但一切努力只是徒劳。但是推动着波兰政治发展的主要争端存在于团结工会的工业核心，以及得到国际金融组织支持的政府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团结工会的工团主义者希望继续保持并加强他们的自治机构对国营企业的控制。但情况却颠倒了过来，权力集中到了国家机构的手中。工团主义者希望私有化会把企业移交给企业职工，这种要求遭到了拒绝。政府强行对国营部门实行无情的工资控制，并拒绝停止这种做法。工资控制没有应用于私有部门，为了给私有公司税额优惠，国营企业面临着沉重的赋税负担。这些由于世界银行的制约而强行通过的措施是典型的社会工程方面的努力，目的是在国营企业的职工中产生希望按照政府的条件进行私有化的要求。

　　在波兰创建一个涣散的、不受政治影响的漠然社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选举的参与率急剧下降，和匈牙利一样。而在据说是落后的乌克兰，选民的参与率却要高得多。而与此同时，团结工会的工团主义核心内部和选民中间的政治见解却开始有了发展。1993年夏，团结工会采取行动反对的正是它自身所孕育的这个政府，并和前共产主义社会党及其联盟——农民党结盟。这一结盟导致政府下台。波兰的选民也采取了行动，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前共产党和农民党联盟，使它们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按照阿希的观点，这些被说成是极权主义机构的政党，力图分化民众，但实际上只有它们这些政党有着真正的社会联系，在这些地区拥有着数目可观的积极支持者。

　　这种趋势在这个地区非常普遍，立陶宛、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爱沙尼亚等国，和波兰一样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在俄罗斯，人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1992年初，叶利钦采纳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后，议会中的多数派就赋予了叶利钦以不同寻常的特殊权力，尝试全面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带来的后果使议会转过来反对这项计划。《经济学家》（1993年5月1日）没有认识到议会态度的变化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变化，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强烈要求叶利钦摒弃治理这个国家的宪法，也就是使叶利钦得以当选为领袖的这个法律制度。五个月后，叶利钦在来自西方的一大批所谓的市民社会和自由价值的支持者们的掌声中，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见乔纳森·斯梯尔1994年的著作《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它以令人钦佩的客观态度，叙述了俄罗斯1993年的危机）。结果在1993年11月的选举中，不仅共产党的支持率得到了急剧增长，还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率也上升了。

　　对于这个地区前共产主义党派重新获得支持这一事实，阿希在《以欧洲的名义》中宣称：“我非常坦率地承认，我认为这不仅令人不快，而且也令人费解。”这一难解之谜的答案也许在于90年代这些社会的另一个侧面，一个阿希和伊格纳蒂夫都认为无足轻重的侧面，因此在他们关于这个地区市民社会命运的作品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对于这些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民来说，每天的生活已经成了灾难和不幸。

　　贫穷和营养不良现象在很多国家变得更加突出。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对俄罗斯的一次研究中，把贫困线界定为：个人收入仅能购买最起码的食物，以维持处于平均活动水平的身体的正常体重——按西方的标准，这是个苛刻的定义。这一调研表明，1992年俄罗斯有37%的人口处于这贫困线以下，而15岁以下儿童处于线下的数字更惊人地达到了46%～47%。由美国援外合作署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于1992年进行的调研发现，俄罗斯的平均抚恤金低于世界银行所估计的维持一个人生命所需要营养的最低限度。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轻微营养不良的定义，波兰在1989年患有营养不良症的人口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1992年已达到了17.9%。在东欧其他国家也能发现同样的问题，以及健康、住房、预期寿命等问题。看到西方对于东欧社会问题的讨论中都忽视了这些问题，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然而放在这个背景之中，我们才能评估伊格纳蒂夫对于未来的一些建议。我们也许会指望他能就如何改变那些因为西方的休克疗法政策而破裂的经济体系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伊格纳蒂夫在80年代对东欧的“没有权力者的力量”感触如此强烈，想必现在也会为那里贫困的处境所触动。答案似乎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反应也不知道阿希的反应，因为，就算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东方的滑坡、贫穷，以及随后社会结构的破裂，他们也没有论及。而且，伊格纳蒂夫对于他所希望我们发动防御性攻击去对付的未来威胁到底来自于何处也是含含糊糊。

　　伊格纳蒂夫的方案是让西方政府机构发放资金支持他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拒绝把公共目标置于私人目标之上”的价值观念。他声称首先要重视不受国家干涉的消极自由，但是却有着明显的美中不足：这种国家干涉在东欧却是可以的，只要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并遵循着他的“市民社会策略”。

　　一些人往往会对伊格纳蒂夫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成熟、武断的思想方式感到好笑。像萨克斯那样的职业社会工程师不会支持这种老式的管理方法。他们会建立一些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并在其中建立一些刺激和制裁机制，以便使有理性的个人行为几乎一定会合乎规范。你无须选取一位国营企业的经理给他点施舍，也不用向他发布任何命令。你只要改变利率，让银行强行实施贷款封顶，改变税收制度，直到经理们非解雇一些工人不可。伊格纳蒂夫资助媒体中的朋友这种想法确实相当的不成熟。

　　然而，在他的文章中有一句不友好的评论：它提到“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仍然受到特权阶级的控制。这是陈词滥调。但是他说的特权阶级指的是什么？这个词过去用来指始终处于执政共产党上层的官员。那么他现在用这个词指代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可能指现在那么多东欧国家的政府中的前共产党官员，而这使他的话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意味。因为他这句话说明，那里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民主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这种观点可以用来为西方政府在这个地区藐视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标准进行辩护。伊格纳蒂夫是在设法为反对东方社会党派的隐秘行动打开方便之门？他所罗列的目标——媒体、反对派、法庭、司法机构和警察——是暗示向东欧输出那些驻扎在拉丁美洲重要都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官不起眼的办公室桌面上放着的手册？含义不清楚。本来他应该讲清楚的。

　　欧盟和西方的其他同盟在这些事务上其实是采取了公开的行动：不仅采用了伊格纳蒂夫的资助手段，而且还利用稳定公约。它们给这个地区的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签订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津条约，声明放弃与少数民族或领土争端有关的要求，并给予它们的少数民族以充分的权利。但是在这方面有着令人惊奇的疏忽。在这一制定条约的程序中，凡涉及到欧盟成员国的争端都没有考虑到。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目前欧洲大多数此类尚未废弃的要求都是关于欧盟成员对前共产主义国家提出的要求：德国对捷克共和国就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提出的有效要求；意大利之所以阻挠欧盟和斯洛文尼亚之间的联合协议谈判，是因为其政府于1994年又重新对那个国家提出了要求；希腊正在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王国提出此类要求；北约部队在大肆屠杀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当然目前还有西班牙和英国关于直布罗陀的争端，英国和爱尔兰之间还未得到解决的、涉及到领土要求和少数民族的争端，等等。

　　伊格纳蒂夫担心东中欧地区可能出现民粹威权主义。但是西欧的现实情况又怎样呢：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奥地利自由党的兴起，法国国家阵线15%的支持率？无论是Visegrad国家还是据认为是最为落后的乌克兰，都没有出现此类极右派得到如此高选票的情况。在这类事情上，无疑需要有谦虚和尊重事实的态度。

标准人消失的时刻

　　伊格纳蒂夫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西欧人是幸运的人种，他和厄纳斯特·盖尔纳一样，称之为“标准人”，他们本身固有着各种各样的情感，其中很多转瞬即逝，它们由世俗的力量而并非是基要主义理想所驱使。这无疑是事实。但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原因何在？伊格纳蒂夫提出这是资本主义或至少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明确特征。他谈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传统”。然而，就欧洲而言，无疑标准人大半是战后的产物，它几乎算不上是两次战争期间的欧洲的重要特征。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短期特点。这种特殊性就是战后的经济繁荣、福利国家和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达伦多夫希望的那样起作用的市民社会：自由社团主义和官方民事组织进行协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西方上层阶级还循规蹈矩，工人和过去相比得到了好处。

　　我们西方仍然还处于这个“标准人”的时代，还是这个时代正在消逝？繁荣时代已经结束；随着苏联集团的终结，再没有什么可以鞭策上层阶级自我约束；右派用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燃料动力需要更换了。如果英国是对的，那么令我们窒息的新型柴油就是国家主义者蛊惑人心的煽动。至于曾巩固了西方内部和平的自由主义商标、社会民主国家的社会自由主义，似乎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奢侈享受，正如彭南特·里（《经济学家》的编辑）所指出的：他告诉我们，它的基础——繁重的课税——是从因为冷战强加于有钱人头上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引进的。

　　伊格纳蒂夫的建议有一个伟大功绩：它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东方可能出现的邪恶势力上，从而使我们感觉生活在欧洲有多么幸运。但是有了新自由主义和像伊格纳蒂夫这样的宣扬者占据了优势，我们还能幸运多久呢？世界经济大半已经失去控制，西方市民社会已经蛀空，只剩了个空架子，它们使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景越来越脆弱。20世纪西方列强使世界两次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谁能就如何阻止再一次发生类似事件这个题目也组织一次竞赛，让获胜者可以得到奖学金到海外作短暂旅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