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为改变而生活：格蕾斯·利·博格斯自传（1998）
序言
我觉得自己生为一位美籍华人女性是非常幸运的，我有两个名字：格蕾斯和玉平。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就不会这么早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很有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大学哲学教师，一位观察者，而不会积极参与到20世纪后半期的能升华人性的运动中去。
我从未想过会写自传。直到1994年春，劳伦斯·希尔书社的雪利·克罗伊斯向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当时我的回答是我宁愿继续参与到那些创建运动的活动中去。
那时，杰米去世不到一年，而我还在努力地思考靠我自己可做的事情，或者说，是否还有“我自己”。当你失去的一个与你共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人，这种事情会常常发生。尤其是当你是位女人，你需要时间去重塑自己、发现自己。而我，这种需要尤为迫切，因为在与杰米结婚后的四十年里，黑人运动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运动。所以，我的身份认同很大部分来自于杰米，以至于在FBI的很多备案中将我描述为非籍华人。
杰米去世后的三年里，通过积极参与底特律重建运动，我又重新找到了自己。当我逐渐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出决定的同时，也更加对发现自己的历史感兴趣。
写这本书让我从自身学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例如，我发现自己不屈从的性格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而在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我和她变得非常疏远。我还发现，自己反对受害者心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曾让母亲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最终导致我们之间的疏远。
我认为自己嫁给杰米的主要原因是我需要完整。当我们在1952年相遇时，我是一个来自美籍华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城市女孩。尽管参加激进运动已有十几年的时间，甚至在“二战”期间还在一个军工厂工作过，那时的我基本上还只能算是个名牌女子学院的产品，一位纽约知识分子。我对革命斗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书本。杰米在阿拉巴马的一个小镇出生，长大，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两三个商店。虽然在底特律生活、工作了十五年，但他仍然是人们常常开玩笑说的那种“你可以把他带离农村，但你不可能将农村从他身上带走”的人。我喜欢用手做的事情就是让文字在键盘上跳跃。他也喜欢写作，而且常常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给编辑写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但在多数时间里，他总是用他的那双手去做一些体力活，在车篷盖下修车或在房屋周围修修补补。我是美籍华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数少得几乎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他是非裔美籍人，他非常清楚正是他祖先们的血汗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且他已经开始为他们能够拥有参与决定这个国家经济、政治的未来而进行着斗争。
婚后十年里，杰米第一本书，《美国革命：一位美国黑人工人的笔记》（以下称为《美国革命》出版了。让我们惊讶的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祝贺信，杰米毫不犹豫地给这位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西方最有名的哲学家上了一堂课。杰米对他非常尊重，但同时非常直接而坚定地指出，罗素忽视了美国当前进行的革命斗争。在他给《美国革命》所写的序中提到，“我是一个工厂工人，但我知道的不仅是工厂里的工作。我知道，一个生活在由逻辑能力强的人构成的社会中的人，他听到的正确的事情与其在由真实的各色人群构成的社会中见到的客观存在是不同的”。
我相信，讲述两位拥有如此不同背景的人，杰米和我，能够走在一起，并一起享受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故事对其他美国人是有指导作用的，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构成正迅速发生着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入这个国家的移民中多数人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尤其是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在一些城市里，西班牙人和亚洲人已经成为主体。人们都认为，在21世纪中叶，欧洲人和非裔美籍人将成为美国人口主体中众多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在这种新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的压力和紧张形势。如果新移民被看成是一种威胁，那么这些压力和紧张形势就会爆发，就如同1992年在洛杉矶中南部爆发的那场暴乱一样。另一方面，如果老一代的移民——除了美国本土人，我们通过机遇或由于亲属关系的原因已经移民到这个国家——能够认识到，就是靠这些人的支持我们的生活才会得到改善，就是靠这些人我们才能完整，我们要一起开始一场斗争，让美国成为人们希望的那样——一个所有人可以不分民族、骄傲地成为自己的国家。
这本书不仅仅是我的自传。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杰米的传记。在介绍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时，我有意专注于体现他的力量。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位圣人，而是因为我已经在其他人的身上找到了这种力量。和杰米一样，这些人也许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当他们从艰难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并获得知识之后，就会像杰米一样，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不仅拯救了自已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他们是无价的资源。我希望通过对这些品质的强调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并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我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讲述C.R.L.詹姆斯，我从1942年到1962年间一直和詹姆斯在一起工作。自他在1989年去世（享年88岁）以后，讲述、描写这位被认为是20世纪最智慧的人的文章和书有如潮涌般地大量出版。这些出版物的多数作者了解的只是正在走下坡路的詹姆斯，那时他正忙于环球旅行，而且在60年代初，他遭遇了一次几乎让他丧命的车祸。他仍然非常聪明，但这绝不是老年的他。那时，他自然而然获得的力量在不断地膨胀。因为他的生活和“约翰逊-福里斯特派”成员的生活完全缠结在一起，所以很自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詹姆斯的传记作家和批评家们越来越不注重一手材料，尤其是不再关注他初来美国的经历了。而那个时候正是他最多产的几年。1962年我们分道扬镳，但我非常珍惜与他在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认识到，革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飞跃。
和詹姆斯工作时，我有机会结识一些第三世界独立斗争的卓越领导者。其中，克瓦米·恩克鲁玛成为“二战”后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加纳的第一任总统。1945年纽约，我们初次见面。那时的他刚刚结束在林肯大学的学习，准备回到当时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地方，参加独立战争。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8年。1966年政变之后，他被放逐他国。在我们为刚结束最后一周的讨论而相互祝酒时，恩克鲁玛对杰米说，“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要说的，如果格蕾斯嫁给了我，我们一起就能改变整个非洲”。这句话在我来看正是那个鲁莽时期的一个典型例子。
杰米总是提醒我们，我们只是无名小卒：“任何人只有与其他人或者更多大人物相联时才算是个人物。不要把你自己就是个人物这种想法放在你那糟粕的心灵里。”在这些篇章中，除了我的家庭、杰米和C.R.L.詹姆斯，你会遇到更多的影响了我一生的人：像莱曼·潘恩和弗莱缔·潘恩、平·范瑞和卡罗尔·范瑞、吉姆·杰克逊、奥西·戴维斯和鲁比·迪、罗斯玛丽和文森特·哈丁、凯瑟琳·高·艾伯利、曾仲鲁（路易斯·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和他们交换拓展我的思想；另外，像克莱蒙逊·巴菲尔德、多萝西·加纳、约翰·格鲁查拉、杰拉尔德·海尔斯顿、谢·豪威尔、罗玛·梅菲尔德、多尼尔·威尔金斯和恩肯其·左拉这些我们在每日底特律公民化斗争中的同志。我希望能写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写我自已并非易事。尽管在许多方面，我更像个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但在中国家庭长大的我已经习惯将自已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独立的个体。例如，在6岁的时候，同胞姐妹们和我都在医院里切除我们的扁桃体。我是最后一个醒来的人。在美国护土和医生都围着我的床边观察时，我醒来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其他人怎么样了”，当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作为唯一一个参加政治会议的美籍华人，我尽量地不去关注自己，而且当被点名表扬时，亦掩饰不住那份尴尬。20世纪60年代骚乱时期，人们常常拿我的“无名氏情结”开玩笑。这种自我谦逊的习惯在本书初稿中就体现出来了，但那份草稿却被严厉地批评为缺乏“主体性”。我非常感激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比较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作为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编审人，他在评论中写道：“当杰米去世后，格蕾斯第一次要独自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深信，直到那时，她才去考虑她自已。”这句话才真正触到了我的内心。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每一位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工作或有联系的人都非常合作。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米凯·克里特，尽管初稿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断地鼓励我，并提出了许多建议。编审人俄勒冈大学克里斯托弗·菲尔普斯教授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初稿，他对稿件做了详细的修改和建议。明尼苏达州大学奥格斯特·尼姆兹教授提出的建议也非常有帮助。出版编辑路易莎·卡斯勒，对稿件的成稿做了最后的修改。编辑助理珍妮弗·摩尔自始至终非常耐心地修改稿件的细节问题。我的朋友、同事米歇尔·布朗，艾逊·陈、里克·费尔德曼、谢·豪威尔、吉姆·杰克逊、爱丽丝·珍妮斯、格温·柯克、泽维尔·尼古拉斯、弗莱缔·潘恩、彼得·普特南、弗朗西斯·瑞德等，都参与了出版之前的几次改稿工作。
在日内瓦的路易斯·曾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里摘录了一段他在1996年5月22日来信中的话：
在我看来，格蕾斯·博格斯已经成为了一个意志力坚强、热情洋溢的人。格蕾斯告别了过去的她，并闯入了一个新领域。她是位女性，却闯入了男人的领域。她是一个华人，却闯入了黑人社区！她是位知识分子，却闯入了工人的领域。称她为“革命家”再合适不过了，革命是她一直参与，且从未中断过的事业。给她冠以“唯意志主义论者”、“超然”的头衔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她对任何现存的物质或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耐心，并总是坚持要超越现实的局限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从毛泽东的身上找到了家族精神。没有耐心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星期天，每次和弟弟埃迪一起吃晚饭时，我们总是在一起回忆过去，不过意见很少一致过，但如果你是八十几岁的人，能够一起讨论过去六七十年里所发生的事的人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所以每个人都是值得珍视的。
好友、同志爱丽丝·珍妮斯和卡尔·爱德华，他们急切盼望本书的出版。这一直对我是种鼓励。同时，他们将办公室里的传真机、复印机等设备提供给我。这里，我还要特别感激布伦达·伯易德、瑞纳伊·米格龙·格里芬、克拉·瑞德弗德以及特洛伊·塔图姆等人，感谢他们耐心地为我传真来信以及清理复印机。
马丁·格莱博曼帮助我核对本书中提及的所有日期和人物，当我打电话问问题或借书时，他总是非常热情地为我提供帮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不同政见的同志之间应该怎样相互帮助。如果没有底特律韦恩州州立大学劳工和城市事物档案馆里那些图书馆管理员们的帮助，这个工作将会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我要感激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基因，我能够在经历了大半个20世纪之后，依然还能积极参与到梦想21世纪的活动中去。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在这些年里一直这样执著地工作。我想，这是因为斗争永远不会结束。不论赢还是输、每一场斗争都会带来新的矛盾，更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正如在一首爱丽丝·沃克的诗中写到的那样（我最喜欢的一首）：
我一定是非常爱这些问题
它们本身
正如瑞克说的
就像一间上了锁的房子
装满宝物
我手里那把
黑暗中摸索的钥匙
还不能打开那扇门。[1] |
[1] From “Reassurance，”in Alice Walker, Revolutionary Petunias and Other Poe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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