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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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辞职策略未能奏效
↘汉弗莱谢绝莫斯科提出的帮助他竞选的秘密建议
↘约翰逊迫切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布拉格事件使之化为泡影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约翰逊总统固执地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

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1968年伊始，战争成了华盛顿谈论的话题；在所有的官方会议、外交会谈以及社交场合中，人们谈论的大都是这场战争。肯尼迪政府留下来的人纷纷离职而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底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去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太累了，再也不愿意与他的高级将领们打交道了。越来越多的总统助手都在想方设法摆脱自己与政府在越南奉行的灾难性方针的干系。只有总统本人因在越南采取的冒险行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承受着指责，虽然制定这些政策时一直有人在支持他。
　　最初已决定放弃对本党在位总统进行个人政治挑战的罗伯特·肯尼迪告诉我，他正在“痛苦地思考着”是否同约翰逊竞争总统职位。1966年他竞选代表纽约的参议员并取得了胜利，但是 1968年3月16日，也就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1]在新罕布什尔民主党总统预选中以反战的纲领赢得了42%的选票，从而使约翰逊总统在政治上大失脸面的四天之后，肯尼迪宣布他将竞选总统，不料刚过三个月，他便在加利福尼亚参加竞选活动时遭到暗杀。这使得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成为最有希望获得提名的人选。
　　实际上，很久以前——即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肯尼迪前三届政府执政期间——就已经埋下了干涉越南问题的根子，虽然前几任总统很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一地区为了“把越南从共产主义制度下挽救出来”而采取的政治、军事及心理行动造成的最终结果。约翰逊继承并且发表了这一方针，却没有注意它们产生的后果。起初，美国两大政党都赞成军事升级政策，尽管到了1968年，很多自由派民主党员转而开始反对这一政策以及约翰逊本人。共和党人——包括将要接替约翰逊入主白宫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当时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在尼克松之后担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顽固地支持对越南轰炸的不断升级，尽管他们提出了一项限制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的政策——即著名的“越南化”政策，以此表明美国军队的惨败与他们没有关系。对于约翰逊而言，这一切的结果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里曼气愤地告诉我：“很难相信，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约翰逊竟没有一个摆脱这场战争的明确计划。”哈里曼还说，约翰逊也没有制定改善对苏关系的战略方针，只有三个接近总统的人了解苏美事务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是汤普森、哈里曼本人以及查尔斯（奇普）·波伦^[2]大使——此人于1968年初回国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富布赖特告诉我，约翰逊的一些政治顾问正竭力说服他对北越正式宣战，而富布赖特则极力劝说约翰逊不要那样做，因为无论如何都很难使国会通过这一提议。这些顾问们争辩说，对越宣战将会使这场战争变成一个爱国主义问题，而且最终将使约翰逊赢得总统选举。约翰逊对此举棋不定，一直在征求他的老朋友们的意见。富布赖特把这一计划称为冒险主义。
　　1月5日，我和腊斯克进行私人会谈，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首次正式提出了一项关于两大对立阵营各自削减其军事力量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美国将大幅度——他将这个词重复了两遍——削减它在欧洲的军队，如果苏联也打算这样做的话。此外, 美国将不会把从欧洲撤下来的军队派往越南，这样，中国就不会批评苏联签署这项协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我立即向苏联领导层做了汇报。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苏联领导层就已经提出过削减驻德军队的类似建议。但是，这一次苏联领导层却没有做出答复。正如我后来所得知的那样，苏联政府对苏联大规模撤军后能否维持东欧的稳定没有把握，而且它怀疑腊斯克的建议是专门为了削减苏联驻东欧的军队而故意提出的。
　　我们再次进行会谈是在2月份。腊斯克就我们最近抗议美国多次轰炸苏联在海防港口的船只做出了答复。他向我保证那都是些偶然事故。他再次希望利用我们作为中间人，以了解“河内最起码的想法”；这或许会使完全停止轰炸成为可能，约翰逊总统总不能“不明不白地”停止轰炸吧。他回顾了普韦布洛事件，当时北朝鲜人在他们的海岸线俘获了一艘美国船只，在我们的安排下，全体船员获得释放，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还提到塔什干^[3]，在那里苏联充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腊斯克最后直言不讳地说道：“为什么莫斯科这次不能再安排一次解决越南冲突的塔什干会晤呢？”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越南人将不会接受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调停呢？所以我只能重复我们说过好多遍的话，即这件事需要由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莫斯科对这次会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它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
　　事实上，莫斯科对北越领导集团内部就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可能产生的分歧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从表面上看，北越领导集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波兰大使耶日·米哈伊洛夫斯基对我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他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前，他曾在越南和老挝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根据日内瓦协议建立起来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仍经常访问河内。1968 年2月，根据波兰政府的指示，他被派到越南，向他在那里结交的很多朋友了解第一手情报。在私下会谈中，范文同^[4]总理明确地对他说，由于战争进行得越来越艰难，他倾向于考虑承认南越成为“类似柬埔寨一样”的中立国，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他的“内心想法”，而不是整个领导层的决定。其他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谈过话的领导人则仍旧坚持美国必须撤出南越的观点，这也是北越人在莫斯科一贯重申的政治方针。他们敦促我们在与美国打交道中支持这一方针。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辞职策略未能奏效

　　在这种越来越糟糕的形势下，我意外地被邀请于3月31日下午6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间——到白宫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会谈。我被带到二楼的总统起居室，这就更是非同一般。约翰逊夫人端给我一杯咖啡，并说总统很快就会回来。不久总统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面容疲惫，而且紧张不安。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总统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将就越南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但是在讲话之前，他想把他个人的打算以及为了减少在越南的流血已经采取的措施向苏联政府做一些额外的说明。他希望他采取的措施能够开创和平进程。接着，他首先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角度，其次从苏联作为日内瓦协议两主席之一的地位的角度，向我们发出呼吁。他说：“我们期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积极的影响。”
　　随后，约翰逊总统告诉我他正在采取使冲突降级的第一个步骤，这就是单方面大规模减少军事行动——包括空军和海军的军事行动。有90%的北越人口及大部分领土将不会受到轰炸。即使继续进行的轰炸——它的规模也将大规模降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停止，如果河内对华盛顿的克制态度也做出克制反应的话。
　　约翰逊说：“我请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竭尽所能将我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演变成真正的和平。我准备派我的代表出席任何会谈。我任命哈里曼作为我的个人代表去参加这样的会谈或讨论。我希望胡志明将做出积极的反应。”他确信苏联政府对解决这场冲突可以起到不同凡响的作用，在塔什干充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的事实说明苏联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他说，他并不打算非要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不可，此外他意识到了苏联在防止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军事冲突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即使在目前进行越南战争的困难时期——这场战争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疏远了——他也在尽力与苏联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关系。“我将继续坚持维护美苏关系的方针，”他说，“我希望苏联领导层持有同样的观点。”
　　最后，约翰逊强调说，苏联对越南问题负有特别的责任，并且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对手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你们的支持使他们应付自如。但是，我们欣赏你们的原则立场。现在我们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对此并不是无动于衷，绝对不是的。我们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可能会犯——而且显然已经犯了——某些错误。但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我们现在的确准备进行认真的对话。请把这话告诉莫斯科。我急切地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毫不拖延地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当然，这显然是请求苏联政府帮助结束发生在越南的这场军事冲突，然而基本上还要按照总统提出的条件。我对他所提到的措施中不包括全面停止轰炸表示遗憾。约翰逊立即紧张地回答说，他不能听任驻扎在南越，特别是驻扎在非军事化区附近的美国驻军和据点受到在那一带作战的大约5个北越师的蹂躏。如果美国军队被北越的那几个师消灭将会在美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美国将难以保持态度，它必定要动用在越南的全部军事力量。总统说，他不希望事态朝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他不得不将轰炸局限于军事化区以北的那一块地区，尽管这种轰炸也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上并且纯粹是为了军事目的。“我别无选择，”他情绪消沉地说。
　　当我们分手时，他把电视讲话的文本交给了我。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约翰逊总统、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将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随后我去了白宫西楼拜访了沃尔特·罗斯托，与他讨论了一些日常事务。我们一起呆了大约一个小时。
　　当我离开他的房间，沿着走廊走出来时，我碰见了约翰逊总统。总统叫住了我。他犹豫片刻之后说道，他想非常秘密地告诉我，在电视讲话结束时他打算宣布他将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职位了。他希望他做出的退出竞选的这一艰难决定将有助于平息竞选期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激烈论战，有助于解决整个越南冲突。
　　“我想向他们表明，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迷恋权力。我想用我的余生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党派服务。”约翰逊说道。
　　总统又说，我是第一个得知他的决定的外国人，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五个美国人知道这件事，其中包括他的夫人。约翰逊说起话来显得很艰难，几乎掩饰不住他的伤感。他的气色很不好。显而易见，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他想必已经认识到，由于这一决定是在距他的总统任期届满差不多还有一年之前做出的，因此在剩下的一段执政时期内他对国内外事务的影响力必将大大下降。看来，这是一个绝望的举动，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其目的是为了向那些指责他残酷地进行战争纯粹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面子并确保他再次当选的人们证明，他准备以牺牲再次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为代价平息公众的不满，进而努力使越南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
　　总的看来，约翰逊能否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怀疑。事实最终表明越南战争是一座陷阱。实际上，约翰逊试图通过宣布拒绝当总统候选人来放松紧张的神经——他的神经显然已紧张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他看上去非常象是一个做出了艰难、重要然而又是痛苦的决定之后感到浑身轻松的人。
　　晚上9点，约翰逊在白宫的书房向全国电视观众发表了放弃参加竞选的戏剧性讲话。他的家庭成员在现场陪伴着他，但他们站在镜头外边。演说的第部分并没有使全国7500万电视观众感到惊讶。只有少数知道他做出戏剧性决定的白宫官员和我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他演讲到最后部分。他停顿了片刻，似乎是在坚定他的决心，然后向美国公众宣布，他既不打算再次竞选，也不接受本党提名他作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
　　这次电视讲话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越南问题对约翰逊的总统生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此外，第二天去芝加哥出席全国广播协会的一次会议时，他在讲话中神经质地指责该协会成员要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负责。总统宣称他们鼓动起整个国家来反对他。不用说，这次讲话没有给他带来荣誉。
　　从个人角度说，我对约翰逊总统做出的决定感到惊讶。莫斯科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决定使预计将同约翰逊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几乎变得毫无价值了。从另一方面讲，约翰逊的这一决定更加坚定了北越领导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尽管他们仍然希望美国人在真的开始谈判时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美国商业界把约翰逊的讲话看作是一项破产声明，它表明约翰逊承认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越政策失败了。股票和商品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一时间约翰逊甚至重新赢得了他以往的声誉，虽然反战运动仍在激烈进行着。
　　第二天，我应哈里曼的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我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谈话内容很自然集中在总统做出的那项令人惊讶的决定上面。哈里曼认为这项决定不是一个政治计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尽管做出这一决定是非常痛苦的。他在那天早些时候已经得知，只有总统的妻子伯德夫人^[5]、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腊斯克以及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6]事先得到了通知。甚至连罗斯托和哈里曼都不知道。哈里曼惋惜地说，要不是越南战争的纠缠，约翰逊很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哈里曼认为约翰逊做出不谋求连任的决定将会促使汉弗莱参加竞选。然而他当选的可能性并不大。他不会得到全国和党内的广泛支持。由于汉弗莱“不只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地”支持约翰逊的对越政策（哈里曼说：“这是他为了表明忠于总统而采取的夸大其辞的说法），所以他失去了党内自由派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没有赢得党内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哈里曼怀疑约翰逊是否真的会支持汉弗莱，尽管出于面子，他很可能说一些支持他的副总统的话。那天早些时候，约翰逊本人已告诉哈里曼他不愿为支持汉弗莱而使自己卷入党派斗争或竞选活动。哈里曼从上述情况中发现了一个积极因素，那就是不管谁在11月当选，他确信“顽固的腊斯克”和罗斯托都将被迫辞职，他认为他们是“美国的拉斯普廷^[7]”。^[8]
　　几天后，哈里曼通知我河内已同意与美国开始进行谈判；他将在赛勒斯·万斯协助下代表美方参加谈判。北越人显然想通过试探美国政府来确定约翰逊做出不竞选总统这一决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改变立场，在巴黎举行的这次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当莫斯科向河内询问有关情况时，河内回答说，在美国继续轰炸越南的情况下，此次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轰炸停止，它的立场可能会变得更为灵活一些。莫斯科再次误入歧途，虽然苏联领导人完全知道试图在河内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是毫无意义的，扮演那个角色的确是毫无意义的。
　　7月15日，我奉命将柯西金的一封信函转交给了约翰逊。信中说：“我的同事和我都相信——而且我们的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美国完全停止轰炸以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可以彻底扭转局势，并且可以在巴黎谈判中为和平解决……开辟新的道路，那里的谈判至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白宫在起草约翰逊的复函时，对柯西金的来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约翰逊复函的核心内容是美国政府认为不可能全面停止轰炸。哈里曼告诉我，克利福德、万斯和哈里曼本人坚持要求对柯西金的来信做出积极的答复，而腊斯克、罗斯托和邦迪却拼命反对。美国政府做出的这一反应降低了莫斯科原本可能充当调解人的热情。巴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汉弗莱谢绝莫斯科提出的帮助他竞选的秘密建议

　　4月23日，在白宫举办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休伯特·汉弗莱私下告诉我，他打算在总统选举中碰碰运气，并且很快就会宣布参加竞选。汉弗莱说，他一直认为美苏关系是影响到战争与和平前景的主要因素，而且他一直在努力改善美苏关系。他要我把他的话告诉莫斯科，附带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表示他个人的问候。几天之后，苏联领导层指示我向他表示祝愿他竞选成功。莫斯科认为，就与华盛顿的关系而言，汉弗莱将可能成为当时最好的总统。
　　在谈话中，汉弗莱饶有兴趣地回忆了他对苏联的一次访问；那次访问变成了狩猎探险。在莫斯科，他对我国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9]元帅提起他非常喜欢打猎。酷爱狩猎的格列奇科立即建议他们一起去打野猪，汉弗莱同意了。汉弗莱对我说，当他们来到狩猎的山林小屋时，格列奇科招待他吃了晚餐。元帅提议为约翰逊总统，为勃列白涅夫总书记，为他们两位的夫人，为改善苏美关系，为他们的部长们的健康，为部长夫人们的健康，为狩猎成功，等等干杯，每一次祝酒后格列奇科都坚持要汉弗莱喝干杯里的酒。总之，他们为打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汉弗莱能够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格列奇科的将军们小心翼翼地伸手搀着他走进卧室，“在打猎前稍稍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汉弗莱醒来时，他们郑重地递给他一件纪念品，并且称这是格列奇科和他捕杀的野猪头。后来，这件纪念品被送上了汉弗莱的飞机。
　　在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汉弗莱曾经寻求肯尼迪家族的支持。特德·索伦森^[10]告诉我，只有汉弗莱的确表示反对轰炸北越，并且赞同在南越组成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联合政府，肯尼迪家族才会支持他。汉弗莱回答说，尽管他赞成这项政策，但他不可能公开表示这种意见，因为他是现政府中的一员，此外，像这样改变立场将会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大会上遭到排斥。总而言之，索伦森说，汉弗莱的处境极为糟糕。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一种极为荒谬的后果是，只要北越能够促使巴黎谈判取得某些进展，它就有可能使汉弗莱在竞选中获胜，帮助他当上总统。这种情形在很多方面与吉米·卡特的遭遇相似，卡特能否连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人对待美国人质的态度。人质危机是卡特竞选连任时始终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喧嚣吵闹的民主党大会——这次大会痛苦地表明了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创伤——上，汉弗莱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此后，他在8月份对我说，约翰逊并没有向他提供明显的支持；总统遵循他所做的保持中立的承诺，不介入竞选活动。但是，约翰逊就这场战争做出的公开声明也使得汉弗莱在越南问题上无法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我甚至不知道约翰逊究竟愿意让谁担任下届总统，是尼克松还是我！”汉弗莱讥讽地说。由于他在本届政府中干了四年，所以他和政府，尤其是和越南问题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事实证明这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对他产生致命的影响。
　　在莫斯科看来，汉弗莱肯定是比理查德·尼克松更可取的人选，后者已经把反共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并且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反苏的人。我们领导层越来越担心尼克松会在选举中获胜。结果，苏联最高领导人采取了一个苏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常举措，即在竞选活动中向汉弗莱秘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财政援助。
　　我收到了葛罗米柯亲自给我下达的绝密指示，但我竭力劝他不要搞如此危险的冒险行动——一旦被发现，它肯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使汉弗莱必败无疑，更不用说它会给苏美关系造成多大的麻烦了。葛罗米柯简单地回答说：“已经做出决定了，你执行吧。”
　　不久之后，我恰好去汉弗莱家与他共进早餐。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竞选，所以我试图借此机会尽可能巧妙地执行给我下达的命令。我先是问他竞选活动进展如何，然后运用外交辞令将话题转到他的竞选经费问题上。我必须承认，汉弗莱不仅是一个非常理智，而且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他马上明白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了。他告诉我，对他来说，得到莫斯科良好的祝愿——对此他十分感激——就足够了。事情得到这样的解决使我们俩人都感到释然，此后我们再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这件事以前从未被披露过。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对苏美关系具有潜在的影响，所以，政治局对此一直密切地加以关注，并且通常持有某种倾向，但极少表现出来或通过提供外交或其他方面的帮助来支持某位候选人。就我所知，这是莫斯科唯一一次试图直接介入竞选，帮助一位自己偏爱的总统候选人——结果是一无所获。
　　大使们当然有责任对一场选举可能出现的趋势及时提出意见。尽管我尽力做出可靠的引导，但是我认为自找麻烦做出肯定的推断不仅不必要，而且不明智。我们一位驻伦敦的同事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在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落选离职——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失败是出乎意料的——前不足一个月时，他告诉莫斯科接受他进行选举前的访问是没有风险的。这位大使因提出了这一轻率的意见而被解除了职务。

约翰逊迫切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布拉格事件使之化为泡影

　　自从约翰逊宣布放弃在白宫再当一任总统之后，他便令人不可思议地开始为与柯西金再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展开了活动。7月 2日，即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后的第二天，腊斯克要我向柯西金报告，总统有意举行一次会谈，而苏联方面却认为没必要举行会谈。
　　莫斯科面临的问题是它不相信和即将离职的总统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尽管约翰逊试图将自己置于政治斗争之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他错误地希望他将因此而被看成是一位更有价值的对话者。此外，不仅是我国的领导层无法断定是否能够就重大问题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再给柯西金一次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机会。约翰逊一直是和柯西金，而不是和勃列日涅夫进行通信联系的，这种情况使得勃列日涅夫很难接受约翰逊提出的和他的对手进行会谈的请求。
　　出于这些原因，莫斯科迟迟不做答复，但它又不想直截了当拒绝这一建议。情况一直让人捉摸不定，也让我相当难堪。腊斯克一再问我柯西金的答复是否到了，而我不得不一再告诉他还没有到。
　　7月份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尼克松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非正式请求，苏联政府对此表示同意，这就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我受命将此情况通知约翰逊和汉弗莱，我决定请腊斯克披露这一新闻。腊斯克十分沮丧地说，如果莫斯科准备接待尼克松——他指出尼克松“还没有当上总统”——那它也应该同意与仍然是美国总统的那个人进行会谈。他补充说他自己是在开玩笑。而约翰逊却的确是认真的。总统愿意去日内瓦、甚至愿意去列宁格勒，腊斯克请求只要莫斯科对总统提出的举行会谈的建议——做出答复，我应亲自直接给他打电话，“无论何时，无论是往办公室还是往家里”。10天之后，腊斯克再次问我是否收到了对总统发出的那封“极为重要的秘密信函”的答复，然后他对在过去两周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表示不满，他原本指望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能够收到一个“起码是出于礼节”而做出的答复。
　　我又一次无言以告。我把我和腊斯克的谈话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并且指出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做出答复，因为这影响到约翰逊个人与莫斯科的关系，而且他至少在未来六个多月内仍然掌握着权力。
　　7月25日，当我把柯西金建议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举行核武器谈判的一封信函交给腊斯克时，他再次问我：“嗯，主要的问题怎么样了？我能对约翰逊总统说些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还没得到莫斯科就与约翰逊会谈下达的指示；这一回答显然使腊斯克很生气。国务卿对我说，在尼克松和约翰逊最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极为秘密地”告诉约翰逊他打算访问莫斯科，约翰逊回答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腊斯克不无讥讽地补充说，约翰逊至少对先从我们这儿得知尼克松要访问莫斯科，而不是先由尼克松本人告诉到他这件事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我还非正式地从国务院那里获悉，约翰逊很乐意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一阶段双边会谈。虽然约翰逊显然是急于提高他的国际声望，但是国务院对他亲自参加这些技术性谈判反应冷淡。
　　8月15日，腊斯克再次提醒我说，总统仍在等待对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秘密请求做出答复，于是我又一次给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要求给予回答。这次我大胆地向政治局提出了我个人的意见，即我们的沉默越来越使人尴尬，而且正在超出正常外交关系的界限。
　　两天之后，终于传来了邀请约翰逊访问莫斯科的肯定答复。腊斯克非常高兴，随后他对我讲了他本人对尼克松及其政策的看法。他预言道，尼克松将会小心谨慎地避免同苏联进行任何对抗，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主动为促进两国关系而采取任何措施。尼克松支持加强美国的武装力量，但是，根据他在访问得克萨斯约翰逊的一个农场时对约翰逊所说的一番话来判断，如果他当选，他将继续和苏联进行战略核武器会谈。这不是一位“新尼克松”——像他正在广泛标榜的那样——腊斯克说，因为他在信仰上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但是，他开始意识到随着世界的变化，对国际问题需要采取新的处理办法。腊斯克说，尼克松究竟对这种变化有多深刻的认识以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还需要等等看。实际上，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顾问及执行者基辛格比腊斯克和约翰逊更能适应这些变革。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对地缘政治的上述看法和精心做出的政治分析都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彻底推翻了。1967年，随着反对斯大林主义在文化、政治、经济及其他诸多方面进行统治的情绪不断高涨，在布拉格，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1]为首的一批改革者们试图提出他们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幸的是，“布拉格之春”恰好遇上了苏联保守主义势力加强其国内统治政策的时候。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使该国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产生了严重争执。但是，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改革派政权的做法在克里姆林宫内并没有得到一致赞成。性格优柔寡断的勃列日涅夫甚至当军队已做好进攻准备时，对是否应采取军事行动仍没有把握。柯西金也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反对布拉格改革派的强硬路线。政治局全体委员，其中包括彼得·谢列斯特^[12]、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13]、基里尔·姆斯祖佐夫^[14]、安德烈·基里连科^[15]和阿尔维德·佩尔谢^[16]，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康斯坦丁·卡图谢夫^[17]及彼得·杰米契夫^[18]，最后还有几乎所有的元帅——他们都是中央委员——都表示赞成出兵。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此人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当时领导着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该部为苏联镇压改革派的全部行动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支持。作为驻华盛顿的大使，我事先并不知道我国的计划，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场入侵肯定会毁掉与美国进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并将全面破坏我国与西方的关系。
　　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行动是在8月20日上午11时开始的，那天是星期日。那天清早，我吃惊地收到了莫斯科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我安排与约翰逊总统会面，解释我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收到了我们的正式“解释”的文本。）由于入侵行动发生在周末，因此使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一接到通知就要在当天与总统会面实在是太困难了。此外，我得到的指示是将与总统会谈的时间准确地安排在华盛顿时间下午6时至8时之间，或者说恰好安排在坦克即将开进布拉格的时候。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决定不通过正常途径提出会见的正式请求。通过正常途径提出请求可能会被耽搁下来，尤其是在星期天。我决定直接和总统本人联系。我记得几年前拜访沃尔特·罗斯托时，总统本人曾给了我他的私人电话号码“以防万一”，但此前我从未用过它。这件事确实紧急，应该给他直接打电话了。约翰逊也没问个究竟便立即同意见面，并建议我中午就来。但我必须严格遵守莫斯科规定的时间表，所以我以必须翻译我将要交给他的电报为借口，要求他在下午6时以后接见我。他同意了。
　　晚上8点我来到白宫。约翰逊在内阁会议室接见了我。我们在一张表面非常光洁的长桌旁坐下，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默默地坐在一旁。总统首先回顾了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的情况。他刚刚看过一部有关那次会谈的纪录影片，并且高兴地谈到当地居民对与会者给予了友好的欢迎。
　　接下来，我宣读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一个由国内外反动势力组成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集团”，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布拉格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吁做出了反应。“因此，”电报继续说道：“苏联军队已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毫无疑问，威胁安全的现实危险一旦被消除，他们将立即撤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电报最后说，莫斯科保证不会损害苏美关系，“苏联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关系”。
　　约翰逊总统仔细地听着，但他显然没能迅速理解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对此全然没有做出反应，只是感谢我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说他将于次日上午与腊斯克及其他一些人讨论这一声明，如果有必要，将给我们一个答复。
　　接着他又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对此他显然更感兴趣。他说，他正等待我们对他打算宣布将出访苏联的计划做出反应。宣布这一计划的时间已经定在次日上午10点。（几天前，莫斯科已表示原则上同意他的访问，但现在实现访问计划的希望自然是非常渺茫了。）
　　总统又说，他已邀请他的一些朋友明早来白宫共进早餐，届时将宣布他访苏的消息，随后还要向新闻界郑重宣布这件事。由于约翰逊仍然一点儿没有意识到布拉格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他要求我们在次日早晨聚会前——或不迟于上午8点至 9点——对他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做出答复。
　　他看上去很高兴，并且说他极为重视即将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他希望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越南问题和中东问题。约翰逊指出，这一次他“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并且期待会谈取得切实的成效。
　　接下来约翰逊又把话题转到他与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的会谈上。他仔细回顾了他仍然记着的一些细节问题，并且对整个会谈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在那个时候我当然愿意喝点什么！）并开始给我讲起有关得克萨斯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他很善于讲故事。
　　在总统滔滔不绝地谈论未来的访问、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以及其他一些令他高兴的事情时，罗斯托——此次会谈的唯一目击者——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他没有打算打断总统的谈话。当我们分手时，约翰逊的态度非常友好，并且再次提醒我他正等待着我们的答复，以便使他能够宣布他将访问苏联。
　　我回到使馆后向莫斯科紧急报告了我们的谈话情况。我极力建议接受他提出来的宣布他将访问苏联的建议，因为一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断定腊斯克和罗斯托毫无疑问现在正竭尽全力迫使总统重新考虑这次旅行计划。政治局几乎没有料到约翰逊对布拉格事件的反应竟然如此平和，因此立即发出了他极其渴望得到的邀请。数小时之后我便得到了答复。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太快了。
　　就在那天深夜，腊斯克把我请到了国务院。他告诉我他刚刚从白宫开会回来，总统要他传达一个口信，即他不知道布拉格事件是否和非共产党国家有关，也不知道布拉格是否公开请求提供帮助。“最后，” 口信中提到：“我们感到应该对宣布我们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可能性重新进行认真的考虑。我们将就此事与你保持联系。”
　　腊斯克按照笔记宣读了这个声明。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美国方面改变了对拟议中要举行的这次会谈的态度。总的说来，腊斯克表现得沉着镇静，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即他对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绝对持否定态度，而且他将不遗余力地促使约翰逊总统像他一样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但是，这项声明以及这一整夜华盛顿的事态发展最令人瞩目之处是约翰逊不顾一切地仍然希望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三天之后，我再次去国务院拜访腊斯克。他在那里对我说，他早先和总统讨论时曾说过，他“可以断定苏联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他请求我私下告诉他入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随后他又十分出人意料地说道：“下一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那就太过分了，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公众舆论。”由于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约翰逊的日子已经相当不好过：就在那天一大早，他会见了大约20位国会领导人，并且“忍受了”他们对他在对待苏联入侵问题上所持的温和态度而提出的尖锐批评。
　　腊斯克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没有把握，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总统的极大关注。约翰逊同样也不得不顾及目前的公众情绪——它不可能理解或接受总统目前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到目前为止，总统和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期待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约翰逊政府剩下几个月的执政期内已经没有时间实现这种好转了。我觉得与腊斯克进行的谈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状态，这种印象被我在后来几天中获悉的情况所证实。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5天以后，专栏作家德鲁·彼尔森^[20]对我讲了总统私下会见国会领导人的情况，立法和行政机构试图通过国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适当的反应。约翰逊对国会指责他对苏联入侵行为没有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对态度十分恼火，他说：“你们是不是建议我们把美国军队派到那儿去？”进行军事报复是“根本不可能的”，总统告诉国会领导人，除了进行宣传之外不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怒气冲冲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接着，汤普森又对我讲了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的另一次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谈就美国不能使用武力反对苏联的入侵行动达成了一致。此外，总统命令，除了约翰逊和腊斯克已经对苏联做出的批评性声明之外，不得再进行公开的谴责。约翰逊甚至半开玩笑地对高级军事官员说：“真希望莫斯科能认识到我们不是美国这个地方的恶棍。”
　　但是，紧张的气氛仍在持续。8月28日，腊斯克紧急召见了我。他说他听到在24小时之内苏联军队将沿罗马尼亚边界展开非同寻常的积极行动。西方国家已经推测苏联有可能入侵罗马尼亚，其主要根据是罗马尼亚拒绝和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一道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联合行动。的确，莫斯科对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非常恼火，苏联军队也确实在罗马尼亚边界附近实施了示威性战术行动。但是，莫斯科并不是真想入侵罗马尼亚，因为它一直坚信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是稳固的。
　　然而，苏联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密切追踪，有关情况很快送到了约翰逊总统手里。约翰逊当时呆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里，打电话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腊斯克。当我到达国务院时，腊斯克已经把发给苏联政府的电报准备好了。这封电报极具感情色彩。“我们代表人类，”他说，“请求你们不要入侵罗马尼亚，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我们还希望不要对西柏林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我们希望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一切对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
　　我急切地建议莫斯科紧急做出答复以稳定局势，很快我就带着莫斯科的答复回到了国务院。
　　“我奉命通知你，”我对腊斯克说，“有关苏联军队对罗马尼亚将要采取行动的报道是某些人为误导美国政府而刻意编造的，这些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有关西柏林问题的报道也同样如此。”
　　听到这一消息，腊斯克显然松了口气。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逐渐缓和下来，但是这场入侵行动使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情绪突然变得和我们对立起来。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甚至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首次公开站出来反对政府。在西方报刊上和某些西方官员中间还出现了他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揣测。虽然在莫斯科的政治局会议上从来没有宣布过，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政策，但是，决不允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入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决心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些掌握着苏联命运的人的思想情绪。
　　苏联政府并未正式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原则，但是，在为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时都要对外交政策纲要进行十分细致的审查。政治局将会讨论总书记所做的总结报告草案以及准备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这其中总有一部分涉及到外交政策。这两份文件经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批准之后实际上就构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或原则，并且自动成为政府的指导方针。
　　然而，在相隔5年才举行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每逢遇到紧急情况就需要对国际形势做出分析。在这种关键时刻——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是如此——外交部通常要准备一份专门的分析报告提交政治局讨论。一旦得到批准，这份文件就成为此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
　　1968年9月16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题为“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估计”的报告。这份文件实际上详细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份文件得到政治局的认可，它确定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和今后几年苏美关系的发展范围。这份文件表明了这样一些新的思想，即未来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要与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西方经济和安全机构展开竞争，这是苏联领导层首次明确宣布这一目标，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关起门来秘密宣布的。文件要求和美国打交道时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且指出美国领导集团正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使得美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力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使他们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捍卫苏联根本利益的坚强决心。”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如何判断西方国家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比较软弱的反应是很清楚的；它使莫斯科相信西方政府不准备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这种判断对克里姆林宫在10年多一点儿后决定对阿富汗发动一场新的入侵行动时起了推动作用。
　　这些事件对我国外交事务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没有它对国内的影响大。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当中。在西方公众中，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被降低了，其原因部分在于越南战争使得美国总统自己无法用道德准则来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动机。

约翰逊总统固执地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

　　当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约翰逊访问莫斯科的迫切要求时，我国领导人肯定没有考虑这件事，他们原以为入侵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会放弃这一计划的。然而，使我大为吃惊的是，9月9日，罗斯托与我私下共进晚餐时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约翰逊总统首先想知道的是,苏联政府是否认为最高级会谈能够在三个关键性问题——导弹问题、中东问题、越南问题上取得成果。我指出，尽管这些问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美国方面看起来是要确定某些先决条件，或试图事先得到使会谈获得成功的保证，用这种方式对待最高级会谈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只有进行充分的准备才可能确保最高级会谈取得具体的成果。
　　但是，罗斯托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他只是重复总统的“主要想法”：约翰逊希望与柯西金进行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以便在美国产生重大的政治反响，从而使尼克松无法攻击最高级会谈是民主党进行竞选的骗人把戏。罗斯托又说，任何人——甚至包括腊斯克在内——都不知道我们的谈话。第二天，罗斯托打电话通知我他不再管这件事了，总统已经委托腊斯克处理此事。看来，约翰逊对罗斯托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太高。
　　9月13日，莫斯科做出了答复。腊斯克当时不在华盛顿，所以我将这封电报交给了罗斯托。电报说道，莫斯科仍然愿意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一次会谈，希望这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准备就总统提出的三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电报甚至拟定了一个预想的讨论日程。
　　我们正在谈话当中，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本人打来的，他听说我在罗斯托那里，因此想知道莫斯科是如何答复的。我把电报的大致内容告诉了他，总统请我转达他对迅速得到答复而表示的谢意。
　　此后，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没和约翰逊进行联系。显然，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在讨论这一问题。10月14日，腊斯克私下告诉我，约翰逊总统还没有做出决定。腊斯克认为在进行选举以前最好不要举行什么最高级会谈，他甚至毫不隐晦地表示，现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为时已经太晚了。
　　整个10月份，腊斯克、罗斯托和我就越南问题以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积极地交换了意见。苏联总理敦促约翰逊停止轰炸北越，以促进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进行的谈判。约翰逊犹豫不决。他不愿作为一位找不到摆脱越战困境办法的总统而留名史册。最后他终于决定接受河内在我们全力支持下提出的条件，完全停止轰炸，同意南越作战各方，包括越共在内，全部参加谈判。
　　总统选举的日期已经临近，而汉弗莱在民意测验中落在后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认同了约翰逊处理这场战争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腊斯克于10月31日打电话通知我说，总统将宣布从次日开始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那天深夜，腊斯克给柯西金发去了约翰逊的正式电报：“现在已经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因此我希望并且期待苏联利用其全部影响打破僵局，尽可能快地给东南亚带来可靠而持久的和平。”第二天，柯西金对约翰逊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但是，美国对越政策改变得太晚了，已经挽救不了汉弗莱的失败，尼克松以微弱多数赢得了总统选举。

　　11月24日，我应尼克松的助手罗伯特·埃尔斯沃思^[21]的邀请，与他共进私人晚餐。他非常庄重地对我说，尼克松要他告诉我，他，埃尔斯沃思，受权就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与苏联大使保持正式联系。虽然尼克松还不是总统，并且深知政权交替带来的敏感性问题，但他仍想打开一条与莫斯科进行秘密接触的便捷渠道，“以便”能够就他宣誓就职后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交换意见。
　　埃尔斯沃思显然为他担负的使命而感到自豪，但是对这一使命所包含的责任可能有些畏惧。他接着又向我提起了尼克松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即苏美关系现在到了从对抗时代走向谈判时代的时候了。这不是为了拉选票，埃尔斯沃思宣称，是反映了尼克松总统的基本态度。
　　因为尼克松知道我将要回莫斯科就下一届美国政府的情况进行磋商，所以他派埃尔斯沃思来请求我试探一下苏联领导层对越南和中东问题，另外还有裁军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看法。埃尔斯沃思说，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可以开始同当选总统讨论某些具体问题，并可以使尼克松和苏联领导通过互相传递口信和信件的方式秘密交换意见。
　　腊斯克也想和我谈谈我的莫斯科之行，并且再次提出了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问题。约翰逊直到这个时候还惦记着举行最高级会谈，这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腊斯克说，如果最高级会谈能够在 12月中旬——离约翰逊离职大约只有一个月——举行，它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会谈的主要议题应该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苏联政府确信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吗？莫斯科能够为推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进步做些什么呢？”显然，腊斯克对他认为是被延误了的最高级会谈表示怀疑。
　　我对他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没必要再进行新的讨论。腊斯克点点头，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
　　几天过后，埃尔斯沃思请我再次去他那里讨论华盛顿正在流传的有关即将离职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总统可能一道参加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谣言。他说，尼克松对此极为反感，因为他认为约翰逊的真实目的是想提高他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促进美苏关系，而且这样做只会损害两国关系。埃尔斯沃思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为举行战略武器谈判进行认真的准备了，然而举行最高级会谈却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值。约翰逊留在白宫的日子只有40 天了，而尼克松则要在白宫呆上4年，如果最高级会谈失败了，他将不得不承受人们的愤怒指责。至于尼克松本人，埃尔斯沃思向我保证说，他的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但不想草率行事，同时他要求我把这一切转告给苏联政府。（后来，我从约翰逊的回忆录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大选之后，他确实试图说服尼克松与他一道或派代表参加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最高级会谈。尼克松拒绝了。）
　　莫斯科此时已经明白不可能和约翰逊举行最高级会谈了。一个星期后，我向埃尔斯沃思转达了莫斯科的答复。莫斯科表示尼克松可能还不知道想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是约翰逊总统，因此“美国方面应该表明自己对召开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态度。而我们则不打算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看法。”约翰逊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所做出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的尝试最终就这样结束了。
　　我对在美国发生的这种荒唐的情况不得不表示惊讶——经过总统选举已经被这个国家抛弃的那位总统根据宪法仍然要留任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他仍然是正式的行政首脑，但他的决定和行为已受到限制。怪不得这类官员在美国被称为“瘸脚鸭”呢。^[22]

　　随着约翰逊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越南战争葬送了总统实现“伟大社会”的希望，这项计划作为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写照甚至受到了本国公民的极大怀疑。腊斯克离职后，我在他即将前往亚特兰大之前举办了一次私人晚餐为他送行。腊斯克是开着他的旧汽车来赴宴的。他颇为苦涩地说道，在他担任国务卿的8年期间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供他支配，而现在他不得不重新学习驾驶汽车，而且还得亲自预定机票。他的退休金微薄，也没有什么积蓄，囱此雇不起工作人员。但是这种困难的过渡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他再也不能够忙于重要而又令人感兴趣的国家事务了，他公开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以前曾对我说他对长期担任国务卿一职已经感到极其厌倦了。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表现得非常达观。他承认，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确犯过一些错误，而且他对这些错误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自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但是，“覆水难收”，而且他也不打算寻找借口。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写回忆录的原因。让历史做出判断吧。我陪他走出大门。我们在使馆外分手，当我站在那里看着那辆旧汽车发动、开走时，我不禁想到它象征着约翰逊政府的完结。腊斯克在他的老家佐治亚州定居后成为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的儿子终于说服了他，两人共同合作写出了一部回忆录。直到最后他仍然忠实于他的信念，虽然他并未试图把它们强加于其他人或公开宣扬它们。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多年以后，我参观了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纪念图书馆。这位前总统已经谢世。当我仔细观看展品，特别是看到那些分阶段记录约翰逊总统任内活动的陈旧褪色的照片和其他展示苏美关系的状况、林登·B·约翰逊的荣辱的物品时，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和悲哀。这一切都在讲述着那个破灭了的希望。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其中有一个人沉思着说到：“他死的时候非常伤心。”
　　在苏联，约翰逊的名字一直和美国对越南进行的军事干预——这件事决定了苏联对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在其他方
　　面人们对他知之甚少，而且对他不大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在苏美关系中是一位有点被人遗忘的不太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和我们打交道时他决不是一位糟糕的总统，至少不比美苏两国历史学家一直以赞美的语言来描述其品格和成就的约翰·F·肯尼迪差。如果不是因为越南战争，苏美关系的缓和甚至可能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即早在约翰逊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尽管这一点现在已无法确认了。
　　早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特别是在50年代，约翰逊就以坚决支持对苏采取立场强硬的政策而闻名。但是，甚至在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期间，他还是非常现实地支持阻止而不是增加核战争危险、促使苏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使之恶化的政策。作为总统，他努力把对和平至关重要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与其他的国际问题区分开来。无论这些国际问题有多么复杂，但除非它们恰好与东西方的根本冲突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会形成令人同样恐怖的威胁。
　　的确，把肯尼迪和约翰逊推行的实际政策进行一番较为细致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个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有趣的差异：在约翰逊时代，在苏美关系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柏林对峙、在欧洲示威性地集结武装力量或者古巴危机等严重的冲突。此外，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可能造成不稳定的事件也是以比较平静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达成了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重要协议；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就限制反弹道防御性武器展开了谈判，并且着手准备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一起做出了扩大美国与东欧国家的贸易的尝试，（而美国国会却用这一计划来钳制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政策。）除了苏美领事协定外，我们还签订了包括了直接开通航线、宇航员援救、利用核能脱去水中盐分和捕鱼等方面的协议。
　　正像约翰逊本人在其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指出的那样，在他从1963年至1969年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所签订的协议，比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30年来所签订的协议还要多。作为总统，他本人对促进苏美两国关系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他从未向彻头彻尾的反苏主义让过步，虽然冷战观念一直主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加快了战略军备竞赛的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使美国下决心把越南战争当作是它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越南战争必然失败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约翰逊的主要目的便成为不失脸面地撤出越南。他试图诱导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压力，逼迫它接受美国的条件。他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苏联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盲目坚持“国际团结”的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使得莫斯科本身所做的任何调停努力都失去了作用。这些半心半意、凭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努力时而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些希望最终都化为泡影，时而使双方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着一场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双方领导人都感到自己无力制止这场战争。这种僵持局面显然说明，在跨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1] 尤金·约瑟夫·麦卡锡（Eugene Joseph McCarthy，1916年3月29日——2005年12月10日），1935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43年曾在本笃会进修。1948年加入明尼苏达农工党。1949—1959年代表民主党担任众议院议员。1959—1971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汉弗莱。1972年退出民主党。1976年、1988年、1992年三次竞选总统，仍以失败告终。1992年返回民主党。2005年去世。

^[2] 查尔斯·“奇普”·尤斯蒂斯·波伦（Charles "Chip" Eustis Bohlen，1904年8月30日——1974年1月1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192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34—1940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1940—1941年任驻东京大使馆雇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1942年获释后回国。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翻译。波茨坦会议上担任杜鲁门的翻译。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49—1951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68年任总统顾问。1968—1969年任国务卿顾问。1974年去世。

^[3] 1965年9月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纠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激烈的战斗进行了 17天后停止。在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调解下，印巴两国总理于1966年1月4日在原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会晤。经过谈判，双方就解决武装冲突及恢复和平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译者

^[4] 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1906年3月1日——2000年4月29日），越南共产党人。1926年在广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7年回国，领导学生运动。1929年任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南圻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5—7月任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7月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930年在狱中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1936年获释。1936—1938年任《印度支那人意志报》主编。1938年流亡中国。1941年回国并创立越南独立同盟。1945年当选为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45年8月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1946年任越共中央和北越政府驻南越全权代表。1949—1955年任副总理。1954—1981年任外交部长。1955—1981年任总理。1981—198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7年退休，此后曾任越共中央顾问。2000年在河内逝世。

^[5] 克劳迪娅·阿尔塔·“伯德夫人”·约翰逊（Claudia Alta "Lady Bird" Johnson，1912年12月22日——2007年7月11日），林登·约翰逊的妻子。1961—1963年任美国第二夫人。1963—1969年任美国第一夫人。

^[6] 克拉克·麦克亚当斯·克利福德（Clark McAdams Clifford，1906年12月25日——1998年10月10日），美国律师。1928年起担任律师。1944—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0年任白宫法律顾问。1961—1963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1963—1968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68—1969年任国防部长。1980年任总统驻印度特使。1982—1991年任第一美洲银行董事长。1998年去世。

^[7]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廷（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69年1月9日——1916年12月17日），绰号“妖僧”。1893年皈依东正教。1905年起与尼古拉二世结交，通过治疗尼古拉二世之子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与之交好。1912年起开始干预政务。1914年反对发动战争。1916年呼吁停战媾和，12月17日被尤苏波夫亲王等人刺杀身亡。他的死敲响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丧钟。

^[8] 拉斯普廷（1872？—1916）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农民“神医”，因治好了王子的病而得宠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后因干预朝政被保守派谋杀。——译者

^[9]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 Антонович 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10] 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 Chaikin 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53—1960年任约翰·肯尼迪的首席立法助理。1961—1964年期间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兼演讲撰稿人。1964年辞职。此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顾问。2010年去世。

^[11]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洛伐克傀儡政权建立后回国，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49—1951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特伦钦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米斯特里察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5年任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1958—1960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迪斯拉发省委第一书记。1960—1969年期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副主席、主席。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出现了“布拉格之春”。1969年苏联领导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其逮捕被押回苏联。后在两国斡旋下获释回国。1969年被解职。1969—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1981年被迫退休。1989年积极参加天鹅绒革命。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发起成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92年因车祸身亡。

^[12]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Пётр Ефимович Шелест，1908年2月14日——1996年1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7年服役于红军。1950—1954年任基辅473号工厂厂长。1953年兼任基辅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54—195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2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2—197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3年退休。

^[13]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Дмит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加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14]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姆斯祖佐夫（Кирил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1942年转入地下，在白俄罗斯领导地下游击队。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

^[15] 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连科（Андр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16] 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 Янович 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17] 康斯坦丁·费多洛维奇·卡图谢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тушев，1927年10月1日——2010年4月5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5年任苏共高尔基市委第一书记。1965—1968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4年、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8—197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7—1980年任驻经互会代表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82—1985年任驻古巴大使。1985—1988年任对外经济关系国家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1991年退休。苏联解体后，在多家商业银行担任高管。2010年去世。

^[18] 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契夫（Петр Нилович 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6—1958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主持了将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墓的行动。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19]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20] 安德鲁·拉塞尔·彼尔森（Andrew Russell Pearson，1897年12月13日——1969年9月1日），美国记者、专栏作家。1919—1921年任公谊服务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担任记者。1929—1932年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华盛顿通讯员。1932—1941年任《华盛顿先驱报》记者。1935年起从事广播工作。1941年起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领导“旋转木马”专栏，积极披露政治丑闻。1941—1943年任全国广播公司（NBC）评论员。1948年起反对麦卡锡主义。1952年起担任主持人。1969年去世。

^[21] 罗伯特·弗雷德·埃尔斯沃思（Robert Fred Ellsworth，1926年6月11日——2011年5月9日），美国外交官。1949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61—1967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71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75—197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晚年担任联邦海事委员会副主席。2011年去世。

^[22] 指任期届满而又未被重新选上的官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