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里根的讨伐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八章里根的讨伐运动

不受外交影响

　　不管莫斯科审议或实际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事实证明里根政府是不受其影响的。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与在其任期中期就已从竞选时的高谈阔论转向采取较为温和、务实立场的大多数美国总统相反，里根显示出对国内外传统势力的有效免疫力，这些势力通常能作出完美的政策调整。执政两年后，里根丝毫未改变在其进入政界前很久就具有的好斗意识形态立场，这曾主导其1980年的总统竞选。苏联依然是他的头号敌人。
　　1982年1月26日，黑格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第一次重要的外交邂逅中见面了。他们讨论了核武器限制、中东、南非、安哥拉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但是每个人都坚持各自的观点，而不愿作任何妥协。对波兰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每一方都要求另一方停止干涉。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这似乎不是美国人的目的。会议结束时，黑格宣布：“我认为这次会谈的目的不是改善苏美关系或整个东西方关系，相反，我方借这次会谈阐述了我们对一些紧迫问题的看法，首先是表达对波兰局势的关切。我认为，我们的会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用的。”
　　这次会谈所完成的是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更加疏远，而且当问题转到武器控制时更加严重。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黑格用波兰事件来说明他未能恢复裁军谈判是如何正确的。这又是一次僵局。
　　在波兰、知识分子和工会举行的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游行震撼了波兰政府的控制，直到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1]将军于12月13日颁布了军管法令时为止，而且找们支持他的行动。在辞职许多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承认他采取行动是抢在苏联军队进行干涉前的先发制人，而事实上苏联领导人不愿派军队进行干涉，以免重蹈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人辱骂的覆辙。这一策略的考虑要点是，多年来，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在波兰的一些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但是苏联军队从不干涉波兰国内动乱，而且莫斯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进行干预。
　　里根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苏联的疯狂秘密战，并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来报复。与此同时，我接到一份情报说，1982年1月里根同他最亲密的顾问们讨论是否向团结工会提供秘密资金，以确保该工会能在波兰军法统治的寒冬中生存下去。一场冒险的秘密战的幽灵浮现在与会者的眼前，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语塞。黑格打破了沉静，称这一想法是“发疯”。副总统布什同意并争论说，如果秘密行动被发现的话，这只能激怒莫斯科。然而，温伯格、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2]、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威廉·克拉克^[3]、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派普斯^[4]则热情支持这一秘密行动。里根总统立即命令比尔·凯西草拟一项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凯西安排中央情报局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和物质援助，大约每年达800万美元。苏联秘密警察通过其在波兰政府的眼线了解到美国的这一秘密战计划，但未将这一秘密得来的情报公诸于世。
　　当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里根政府鉴于波兰事件正在重新制定美在东欧的目标。1982年春天发布的美国总统第32号指令是偏激的：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制止苏联维护其对东欧控制的努力”。指令授权为此进行各种公开和秘密的行动。
　　在欧洲导弹日内瓦会谈上，美国代表团授命寻求所谓零点选择方案，该方案要求苏联全部撤出SS-20导弹，作为交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里根这些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拥有核优势的提议，甚至在美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那些真正希望达成协议的人们认为，这些提议很明显是一边倒，苏联肯定不会完全接受（事实上我们没有接受）。其他人，显然包括里根自己，认为从后面两个方面来说单是提出零点方案就是胜利——不管是被接受（这看来不可能）还是被拒绝（这将使华盛顿从中得到宣传上的好处，并且可以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停止了。美国政府表示正在研究新的立场，但是这一进程因内部激烈的争吵和上层官员明显缺乏兴趣而拖延了。这使担心武器竞赛不断升级的美国人感到忧心忡忡。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5]和马里兰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马赛厄斯^[6]在各自的党内都是知名的自由分子，他们来见我并表示，普通美国人被核武器问题所迷惑，而总统和国务卿有意将欧洲中程武器均势同战略力量均势混为一谈更使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两人要勃列日涅夫发表一项立场明确的声明，阐明我们两国的所有战略力量已基本达成均势，并用具体数字加以说明。他们敦促苏联宣布准备冻结战略武器以及部署在欧洲的导弹。否则，里根政府会以此作为武器竞赛的借口。
　　我对两位参议员的这项好建议表示支持。不幸的是，莫斯科并未给予太多的重视。因为严守秘密的习性主导着我们对核武器问题的一切考虑，克里姆林宫拒绝公布数字。莫斯科深信，里根政府非常了解核武器的大致均势，但是——令苏联政府感到愤慨的是——美国还在继续加强防卫，并以舆论认为美国落后为借口寻求军备控制政策。里根在1982年3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已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我不知道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是真的相信他们所讲的这些话，还是主要说给大众舆论听的。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坚定地认为，美国领导权已落入这样的人手中，他们从不喜欢缓和，不接受均势，并企图重新取得优势，梦想实现由美国人统治的世界和平。苏联领导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国防预算开支在里根执政的头几年里每年增长25%。一旦里根政府确实发动军备竞赛，克里姆林宫就有理由认为，在美国核力量已拥有空中和海上优势时，苏联不应该因发展SS-18洲际和SS-20中远程导弹以取得对美陆基导弹的一些优势而受到某种惩罚。
　　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拖延，1982年5月白宫完成了削减战略武器的建议。里根总统在其毕业的伊利诺斯州尤里卡学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公布了这一建议。黑格召见了我并作了吹风。他表示，总统要我将建议的要点直接转达给勃列日涅夫。他强调说，这一建议很重要，是里根政府内“最高纲领派”和“现实主义派”两大阵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而产生的。黑格属于后者，而且很高兴里根批准了国务院的意见作为这一建议的基础并拒绝了其他部门提出的“不太现实的想法”。他无疑为他领导的国务院感到骄傲。总统的意思是建议夏天在日内瓦开始谈判，目标是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到均等的水平。然而，黑格并未向我说明细节。
　　里根5月9日在尤里卡学院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美苏关系的，并以相当温和的语调讲的。显然，这是对反对核武器的群众运动作出的一个让步。但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没有任何重大改变。里根有关战略武器建议的主旨是，通过按同一比例减少两个超级大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实现不相称地大幅度削减苏联核力量的意图。我们此前已经研究过了里根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导弹是陆地发射的，而美国则拥有陆、海、空发射的三种类型导弹，所以里根的建议被莫斯科看成是美国扩大（或建立）核优势的拙劣企图。如果仔细计算一下，建议最终导致美国战略力量将为苏联战略核武器的一倍半，并在弹头数量上取得三倍的优势。美国核力量重新装备的长远计划也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根据卢·卡农^[7]在其《里根总统》一书中所说——里根不懂得苏联的回绝是有事实基础的，也不懂得回绝并不表明莫斯科不愿意谈判。约一年以后，斯考克罗夫特惊悉，里根简直不知道苏联战略力量主要是陆基导弹！这令人难以相信，但也许是事实。无论如何，无知是有其影响的。由于里根缺乏对武器控制实质问题的了解，反对改善美苏关系和削减核武器的幕僚们得到了许多机会。这使他们作出了不可能实现、但看上去很有感召力的建议。这一建议使里根总统看似一位随时准备谈判的热爱和平的伟人。
　　当然，里根的讲话立即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并导致了极其相反的反应。5月12日，仅在里根讲话三天后，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联名备忘录，清晰地描述了克里姆林宫领导核心对里根的建议和其决策层的真实情感。备忘录愤怒地谴责里根“为掩盖美国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而制造的一场宣传运动”，并企图违反能带来缓和的核均势协定。他们说，整篇讲话“充斥着对苏联粗鲁的和彻头彻尾的敌视”，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并消灭我们的制度。
　　这个独一无二的备忘录坦率地表明了苏联领导人对里根的情感。他的名字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政治局讨论了备忘录，并作出了特殊决定：确认备忘录为苏联对里根讲话的正式立场。但是，当要通过外交途径转达时，政治局决定抑制其愤慨，并于5月25日冷静地作出答复说，苏联同意有关举行事先彻底准备妥当的细致而全面的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同时，莫斯科强调，苏联不能将里根总统关于武器控制的建议作为真正而务实的谈判基础来接受。

在白宫

　　2月13日，里根总统为外交使团举行晚宴时，我发现由于我外交阅历深的原因而被安排在里根夫人南希的邻座。我妻子也同样坐在总统的旁边。就像肯尼迪夫妇一样，里根夫妇知道怎样在白宫举行这种正式的大型活动，并从中得到享受。这是一次多姿多彩的社交晚会。大多数外交官很少有机会见到总统。
　　席间，里根夫人向我抱怨说，由于一年前发生了暗杀里根的事件，秘密警察几乎限制了她和里根的一切活动。
　　“我们在白宫成了普通的监狱犯人，”她说，“特别是我丈夫发生那件事以后。安全警卫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甚至不能外出参观我最喜欢的博物馆和商店。我们唯一安全的去处是加利福尼亚州山区牧场，你在那里可自由地散步而不会撞见我们的保镖。但从另一方面讲，你不得不适应这一切。这个国家总是有一些疯子随时准备再次谋杀里根。已经有许多恐吓了。”
　　南希·里根抱怨她从来没有机会访问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而且考虑到苏美关系现状，在她丈夫总统届满之前是不会有这种机会了。但她非常愿意去看看我们的国家。她承认，她和她的丈夫对苏联知之甚少（这一点从我们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
　　我表示，重要的是不偏不倚地看待并理解其他国家，因担心在错误基础上制定错误的立场而用旧框框看人是危险的。她不断重复其看法，认为人们应该到其他国家访间并亲眼看一看。显然，她渴望获得第一手资料。
　　她批评美国新闻界对她丈夫的声明吹毛求疵，并对华盛顿社交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总的来看，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知道自身价值的女人。
　　晚宴后，我同里根总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他知道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并想了解莫斯科是怎样估价美苏关系的。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我又说，如果他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向他提供一份更加详细的报告。里根迟疑了一下，然后指着周围的大使们说，我们可以在晚些时候讨论莫斯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估价。我表示将随时恭候，但很显然，里根自己并不这样想。
　　关于这天的事，里根总统在他的日记里作了稀奇古怪的记载，后来在他的自传出版时发表了。里根谈到我妻子和我来白宫参加晚宴时是这样写的：“我们听到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他们是最为可爱的一对。实际上，他们可爱极了，以致于你都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坚持苏维埃制度的。事实是，他和他的夫人最可爱，并且在经过40年婚姻后依然是那样相亲相爱。”^[8]
　　我并不是仅仅因为高兴（尽管我承认是这样的）才引了这段话。引起我重视的是，令里根着实感到惊讶，他所发现的两个可爱的人竟能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也就是生活在“邪恶帝国”里，并且活生生地在国外代表这一制度。对我来讲，里根写这段话时的直率和漫不经心再一次并永远地证实了我的观点：个人的信念，而不是某种政治面貌，决定了里根对苏联人和同我们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看法。

　　2月21日，我到白宫拜会了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同他进行了谈话并相互结识。他接替了因收受日本人礼物的丑闻而不得不辞职的理查德·艾伦。作为里根加州助手之一的克拉克惊奇地表示，除了极少次部长级会议外，在过去的一年里从未举行专门会议详细讨论我们两国之间重大的国际问题。我回答说，里根政府回避讨论，但我们已做好准备，而且现在依然是这样。然而，我想就某些国际问题同克拉克举行至少是一般性会谈的努力未能成功，因为他不太熟悉这些问题。然而，他却完全持有同他老板一样的意识形态方式。我个人认为，克拉克几乎不可能成为秘密渠道的最好合作伙伴，如果里根决定恢复这一渠道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克拉克更愿意维护白宫的安全，而不想同我们直接保持接触。他无疑既不是基辛格，也不是布热津斯基。
　　4月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里根以他那特有的轻率语言表示，如果他出席6月联合国大会裁军会议，他准备会见勃列日涅夫。“我们可以谈谈，”里根说，同时摆出姿势让白宫记者们照像。
　　这番话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混乱。但我不得不向莫斯科报告，里根政府并未同我们进行过接触，除了这个讲话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大使馆奉命认真跟踪事态的发展，但我们也被告知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苏联领导人不愿显示出对同里根会晤有特别的兴趣，除非美国决定通过官方途径讨论最高级会谈一事。然而，从黑格到低级美国官员都未提到此事。之后，莫斯科认为，我方完全保持沉默可能会被误解。两个星期后，即4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回答预先布置好的记者提问），称里根总统关于最高级会谈的讲话“给人留下了相当模糊的印象”，但勃列日涅夫愿意在不同的级别上，特别是最高级会谈上同美国进行积极的对话。他表示，最高级会谈应安排周到，或许秋天在第三国举行。
　　当天，白宫发表一项声明说，里根政府仔细研究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但美方未做进一步说明。5月，黑格向我再次提及此事，并表示里根需要时间作准备。当我立即建议于10月举行时，黑格回避了。然而，这个问题至少已通过正式渠道提了出来。

　　我注意到，里根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进行的讨伐是有其限度的，这是受其支持者直接财政利益所决定的。里根政府不会对他们的抱怨视而不见。美国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就属于这一利益集团，他们在波兰宣布军管后很好地执行了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的粮食禁运法令。3月19日，两位来自产粮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堪萨斯州的鲍勃·多尔^[9]和俄亥俄州的罗杰·杰普森^[10]——来见我，并提醒我美国现有巨大的粮食储备（8200万吨）。他们表示，低粮价、苏联购买力不足及苏联可能完全撤出美国粮食市场等原因，将会引起美国中西部商人和农场主严重的担忧。两位参议员希望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
　　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美国不是一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可以从里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武断的决定中看得很清楚，他们应该去向白宫陈述意见。两位参议员表示，他们知道这一点，并准备向总统提出此事。产粮州的议员们后来确实会见了里根。事后，里根承认，禁运几乎未能影响苏联。他说，“禁令表明我们自己受到了损害，而所要制裁的那些国家却未受到任何破坏”，并许诺美国政府将不再利用农产品出口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黑格被斯芬克斯取代

　　6月25日，星期五，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向美方递交勃列日涅夫关于要求美国限制以色列的信件。以色列军队刚好入侵了黎巴嫩，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围了贝鲁特。我同黑格联系，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安排了会见。这次会见比较特殊，因为它是在里根宣布接受黑格辞呈3小时之后、黑格告诉记者他已辞职1小时之后进行的。然而，黑格并没有取消我们的这次会见。
　　当我到达时，我发现黑格焦虑不安。我们很快了结了手上的事情，黑格显然不愿再谈公务，我当然也不再坚持。相反，我们就他决定辞职的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很想知道辞职的原因——到这时，会见变成了私人之间的谈话，他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首先，黑格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同里根在白宫的加利福尼亚州幕僚之间存在的分歧日益显现，分歧点包括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中东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说，即将举行的战略武器谈判迫使他不得不同支持采取不可能实现的立场的“笨蛋和怠工者”进行一场长期的战斗。由于黑格的努力，美国采取了现实的立场，或者至少比里根总统的许多助手和顾问们所鼓吹的立场更现实。（我极力猜想，如果连黑格都不能接受，那么他们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啊！）
　　其次，黑格对无休止的诡计和里根总统最亲密的助手们不断向新闻界透露对他的恶语中伤感到厌烦。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善长在幕后搞阴谋的政治侏儒”而嗤之以鼻。此外，他们还编造故事，说黑格企图把自己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真正的领导人，以削弱里根总统制定政策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总统打小报告，说黑格想利用其国务卿的地位同里根角逐1984年的总统职位。
　　黑格对我说，他没有这种想法，但是里根似乎认可了这一诽谤。简言之，同里根总统保持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很难了，而这一关系对一个有信心指导外交政策的国务卿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黑格表示，是他主动采取辞职决定的，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他在辞职当天才向里根总统提出，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看来这是黑格始料未及的。
　　黑格表示，总统的助手们建议卡斯帕·温伯格，或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11]，甚至还有裁军署长尤金·罗斯托作为国务卿候选人。黑格激动地喊道：“建议他们作为国务卿候选人肯定是疯了！”然而，里根最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让乔治·舒尔茨担任了这一职务。黑格把舒尔茨描绘成一个具有处理国际事务经验的老朋友。（两人都曾在尼克松政府中供过职，黑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舒尔茨任劳工、财政部长和预算署长。）黑格说，舒尔茨 “不善长作精彩的即席讲话有点像一个行动迟缓的教练，但这也无妨”。
　　在回国休假前，我同斯托塞尔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谨慎但又清晰地使我了解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重大的好转。他表示，里根政府对达成协议，甚至连达成改善气氛的协议都不感兴趣。虽然莫斯科坚持原则和采取不妥协立场，但从理论上来讲，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因为里根总统幕僚中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他们争论说，苏联会因其经济困难和技术落后而被迫作出让步。
　　斯托塞尔表示，里根不准备受外交经验的影响并认为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取得优势，不必作出任何妥协来回报其对手。比如，总统认为，为使两国核武器处于同等水平，苏联必须在削减其占优势的核武器方面作出重大牺牲。他还深信苏联会对这样的协议感兴趣。这种被称之为无视外国利益的“美国方式”的偏见，成为始终贯穿于里根政府的一个特点。
　　斯托塞尔向我谈了其对新国务卿相当积极的评价，称他是一位保守派，无过多的好战意识，为人谨慎，沉默寡言。既然他不会利用反苏辞藻，这些特点也许不碍大事。他谈到同苏联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警告我说舒尔茨不会仓促试图改善苏美关系，多半会等待时机直到里根自己考虑成熟为止。舒尔茨要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影响的人物的主要问题是，他是否能成为封闭的里根幕僚圈内的一名成员，这个圈子抵制外来户和不熟悉的观点。
　　直到9月23日，我才会见了新任国务卿舒尔茨。此前，他的职务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而我也刚返任。他以讨论即将在联合国大会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他认为举行会谈的最佳方法是避免涉及广泛的问题，持别是对那些带有宣传性问题的争吵，应该尽量使用一种确保产生有益效果的方法。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舒尔茨尚不知道，但是只要苏联对手不反对的话，他会考虑的。我告诉他我将把他的意见向葛罗米柯报告（葛罗米柯定于第二天抵达纽约），但我可以保证葛罗米柯同舒尔茨一样将会避免进行宣传说教。
　　舒尔茨回忆起他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对莫斯科的访冋和由我安排的同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外贸部长的会见。他开玩笑地给我讲述了在黑海边索契市附近钓鱼的情景。他们未钓到一条鱼，但却在海边用了一顿美味的野餐，有甘美的葡萄酒和许多格鲁吉亚吐司。
　　总的来看，舒尔茨轻松愉快，未使用黑格所特有的激烈表达语言。他以富有条理的方式来主导谈话，尽管他避免谈论要害问题，实际上避开紧迫问题。他喜欢侃侃而谈，但不谈具体问题。9月28日和10月4日两天，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同葛罗米柯初次会晤时，采用了这种与众不同的谈话方式。他们首先讨论了地区问题，如中东、阿富汗、加勒比盆地和南非问题，然后谈了较为广泛的问题，包括遵守赫尔辛基协定、核不扩散、限制军备竞赛和人权问题。双方未取得明显的进展，但会谈平静地进行着，而且双方同意定期交换意见。然而，坚冰远未打破。葛罗米柯又一次未能得到邀请去白宫会见里根总统。
　　在葛、舒第一次会晤期间，我惊奇地看到这两个人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两人均为人谨慎，而且是天生的公务员。他们是苏美高层官僚机构的出色代表——审慎、守口如瓶、忠诚、专家治国论者。10月底，也就是26日，我们发出了一个虽然微弱但友好的信号，并得到了友善的回报。我被授权通知美国政府，苏联已发射了名为RS-22新型轻量级洲际弹道导弹。我去美国国务院将这一信息通告了伊格尔伯格，并强调，我们是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提供这一信息的。伊格尔伯格对我表示感谢，称苏联没有义务通知美国有关这次发射的情况，并对此表示赞赏。
　　一天后，当我参加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小型招待会时，舒尔茨把我拽到一边，表示要我向莫斯科转达他个人对我们友好姿态的高度赞赏。仿佛作为一种回报，他表示他已批准重开同苏联进行的领事谈判，确定了核不扩散磋商的日期和进一步就南非问题交换意见的日期。这些都是同葛罗米柯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而现在他们在执行已达成的协议，以期恢复正式会谈。
　　舒尔茨说，他已向里根总统汇报了同葛罗米柯会谈的情况，并称会谈是详尽而严肃的。“我想应该用严肃这个词，对不对？”舒尔茨问。我表示赞同。
　　舒尔茨是多纳尔·肯德尔的朋友。肯德尔向我讲述了新任国务卿同里根的反苏理论家之间的麻烦事。“你几乎不能想象里根政府内发生的事情，”舒尔茨告诉肯德尔说。他说，温伯格极力干预外交政策，建议动用军事力量，而不是采取外交活动来简单地处理每场国际危机。此事已闹到总统那儿去，并引发了黑格与温伯格的不和，最终导致了黑格的辞职。
　　“我不会重复黑格的错误，”舒尔茨告诉肯德尔说，“相反，我会耐心地与总统相处。”舒尔茨认为里根“不是没有希望的”，特别是他已执政两年，并且开始认识到庞大的军事计划不能代替真正的外交政策。但是，里根固执，并从思想意识上不准备同俄国人达成协议。“我们必须等待时机，”舒尔茨说，这句话已成了他的座右铭。
　　我向莫斯科报告了的这次谈话证实了我对舒尔茨的印象：他极其谨慎地而不是仓促地行事。坦率地说，我最初对他在处理苏美关系时表现的过于审慎的做法是不太愉快的，这种做法在裁军谈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起初，他对问题的实质不太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显然并未得到探讨达成协议的权力。他似乎在拖延时间。他极不愿意参与秘密渠道的态度引起我的特殊警觉，尽管他曾多次表示愿同我会谈。
　　然而，他简短、冠冕堂皇的讲话方式却令人难以琢磨里根政府的意图，这根本不是华盛顿与莫斯科通话的最好方式，特别是在我们之间关系一触即发的严重时刻更是如此。记者们已同样发现这位温和而迟缓的人很难套出话来，并给他起了个“斯芬克斯”的绰号。要套出他不想透露的情况，就像从石头中挤出水一样枉费心机。他对用武力支持外交政策毫不陌生，并会直率地宣称，武力与外交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里根政府真正的代表。
　　然而，我对舒尔茨的看法逐渐好转。作为一位事务型聪明人，他花了许多时间与企图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和来自国务院外的外交进行了斗争，并因被迫防守他的地盘而得罪了温伯格和连续四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罗伯特·麦克法兰^[12]、约翰·波因德克斯特^[13]和弗兰克·卡卢奇^[14]。甚至连里根有时也会屈于这些顾问的压力而绕过国务卿，以致舒尔茨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得悉诸如战略防御计划等一些重要问题。在舒尔茨任职的头几年里，总统幕僚内部的诡计和权力斗争使他毫无选择，只有缓慢而平稳地行事。我认为，他本人对里根逐渐转变看法做出了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实质性的贡献。
　　在美苏外交问题上，乔治·舒尔茨成为里根政府务实集团里的当然领袖。这个集团包括麦克法兰、总统形象首席塑造家迈克尔·迪弗^[15]、总统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16]、副总统布什和我行我素的南希·里根。他们的对手是保守集团，包括温伯格、克拉克、法律顾问埃德温·米斯^[17]、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这两个集团在美国国会、新闻界和政府机构中都有盟友。国务院是务实派的基地，但是受直率的保守分子肯尼思·阿德尔曼^[18]署长领导的国务院重要部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却站在另一边。知名的保守集团利用美国的政治气候更是为所欲为。白宫写作班子是忠实的保守分子的飞地。但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声音当然是里根总统自己。

　　11月4日凌晨，大使馆机要组长叫醒了我，他郑重地向我递交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我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镰刀斧头金质奖章，苏联领导层向我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苏联文官最高的奖励。在整个苏联外交史上，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被授予这种荣誉的大使。
　　不用说，我是非常高兴的，可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这么高的政府奖励通常是在国庆节、重要国际协议的签署、某个官方活动或诞辰纪念日或是受奖人的生日等重要场合上才颁发的。然而，那天并不是上述重要场合的日子，至少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些重要日子。我纳闷是什么促成在这一天向我颁发奖励的。
　　连续几天，我收到了许多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外交同行、朋友和亲戚的电报。我们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举行了友好的晚宴。这些活动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当我稍后晚些时候向葛罗米柯询问时，他只说了苏联政府决定表彰我多年来在美苏关系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大使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后来我在克里姆林宫受勋时才得知了另一件事，这既令人奇怪，又感悲痛。向我颁发最高奖励的政令竟然成为勃列日涅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发的最后一份官方文件。他于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1月10日不幸去世。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

　　当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公布后，里根政府立即庄重地作出反应。11月11日，我接到威廉·克拉克的一个电话，他转达了美方和他本人的哀悼。他说，里根总统正考虑派遣由布什副总统率领、包括舒尔茨在内的美国高级代表团参加葬礼，总统本人也将于第二天上午到苏联驻美大使馆签署吊唁簿。舒尔茨向里根建议，他应参加葬礼并会见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但是，总统不准备举行任何形式的最高级会谈，也不愿参加葬礼。
　　第二天上午10时——这是个星期六，里根总统在克拉克和迪弗的陪同下来到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我向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家属和苏联人民表示我的哀悼。祝愿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和平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罗纳德·里根。”
　　第一次到苏联大使馆的里根总统很显然因其对“邪恶帝国”前哨的造访激动不已，甚至下意识地重复悼词中的个别单词。我带他观看了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谈判和进餐的房间和大厅。里根观看了这些房间并以极大兴趣审视了图片。虽然进入苏联大使馆时里根怀着警惕和防备之心——他看来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在来访结束时他感到很舒适，并以较为自由自在的、确实友好的态度进行交谈，尽管我们不得不经常重复所讲过的话，因为他的听力有些障碍。他表示希望再来拜访我们，但是在喜庆的场合进行。
　　有些人说，美苏关系历史性的转折始于里根的这次来访，而其他人认为，这一转折直到一年多以后里根发表的另一篇讲话时才到来，他在讲话中作了个比喻说，伊凡四世^[19]和詹姆士一世^[20]比较了他们的人生后祈盼和平。当我们在大使馆收听了里根1984年1月16日的讲话时，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次坦诚的讲话还仅仅是一次竞选演说。但是无论如何，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事情开始有了起色，这先始于莫斯科，然后才是华盛顿。

　　11月12日，尤里·安德罗波夫由政治局推选并获共产党中央全会批准，接替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在语调上多少带有寻衅性的，这表明了他当时的情绪并完全反映出苏联领导层的情感。“我们非常了解，”他说，“和平不能靠乞求帝国主义得来，只有依赖于苏联武装部队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能得以维护。”
　　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这使他还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时，我就经常同他打交道。他对外交政策问题的了解同葛罗米柯同样多，并比葛罗米柯更了解苏联国内政策，如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移民问题。他还通过克格勃国外情报网了解了外国对这些敏感问题的反应。葛罗米柯实际上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
　　安德罗波夫的感觉和观点是混杂的。他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工人同伴和朋友中有许多带有犹太血统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有关犹太人的笑话和轶事，这与其他一些领导人相反。他会在私人谈话中发表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又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坚决反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认为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对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在所有人当中，正是安德罗波夫提议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在政治局讨论萨哈罗夫案子时，我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是被召来汇报其他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萨哈罗夫和他的夫人已成为国外反苏运动的经常性焦点问题，因此，只有把他们流放到对外国记者关闭的地方，才能切断他们同外国人接触的各种渠道。可当一些政治局成员——契尔年科、格里申、索洛门切夫^[21]——提出西伯利亚的几个边远城市时，安德罗波夫提到了苏联第三大城市高尔基市。他指出，那儿的气候条件同莫斯科基本相同，这是萨哈罗夫的医生提出的一个强烈要求。因为一般说来无人反对流放萨哈罗夫，也就无人同安德罗波夫争辩。萨哈罗夫被苏联政权看成是讨厌的人，如果不是一个直接的敌人的话。
　　安德罗波夫对外交政策的观点接近于葛罗米柯，而且他们经常成功地向政治局联名递交备忘录。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还经常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政治局决定外交政策的核心。安德罗波夫具有一定的优势，他既熟悉外交政策，又从克格勃提供的众多情报中了解军事问题，因此，他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是很胜任的。葛罗米柯与乌斯季诺夫在各自所辖领域内都是权威，但双方又不向对方提出特殊要求，这使安德罗波夫感到轻松自如。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委员会有长期工作的经历，并得到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苏联国内局势了如指掌，使他从其他苏联领导人中脱颖而出，尽管他因其特点和无可争辩的才华力求同其他领导人保持平等地位，并不试图使他们相形见绌。这一切决定了他当选为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总是对我们同美国关系的状况感兴趣。不管我什么时候在莫斯科，他总是邀请我进行私人长谈。他的兴趣广泛：政治、经济、文化、社交活动，特别是美国精英和华盛顿官方机构建制。同葛罗米柯一样，但与富有情感的乌斯季诺夫相反，安德罗波夫不喜欢同美国对抗，但认为里根是一个危险分子，他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因此，安德罗波夫产生了对里根谨慎的态度和维护苏联防卫能力的决心。
　　我依然认为，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安德罗波夫准备认真地同华盛顿达成协议，特别是限制核武器问题。在这方面，他有些像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是他的门徒。这两个人是苏联党内最高领导集体中的知识分子，各有千秋。独特的是，安德罗波夫执政初期曾指示我们参加裁军谈判的代表团停止会谈，并暗示可能退出——这是葛罗米柯有时使用的吓唬人的手法——但仍坚持谈判。然而，命运注定了安德罗波夫将永远不会真正地完成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使命，因为他那不能治愈、最后发展成致命的肾病只允许他执政了 15个月。

　　11月14日，由副总统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安德罗波夫会见了他们，并进行了单独谈话。这是他同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见。他讲话的要点是，苏联准备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但他未具体说明。由于无足够的时间，他未准备好就具体问题进行会谈。
　　舒尔茨从莫斯科一回来就要我转达代表团对安德罗波夫的谢意，感谢他在国葬和政权过渡期极需他时还能抽出时间会见代表团并进行会谈。“当然，你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会见解决任何严肃的问题，”舒尔茨说，“但我们认为同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建立个人关系是重要的，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然后，舒尔茨建议我们以后举行私人会见，非正式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关系。对此我表示接受。
　　11月23日，我应邀同舒尔茨共进晚餐。他是我会见的第七任国务卿，并在同一间办公室用餐。真是光阴似箭。谈话是私人性质的，而且相当坦率。我提醒舒尔茨注意安德罗波夫赞成对话，并询问里根如何对此做出响应。舒尔茨表示，总统授权他作出答复，里根也真诚地赞成建立一种较为建设性的关系。虽然里根未掩饰他仍然致力于使美国成为军事强国的事实——舒尔茨引用里根总统的话说：“我理解安德罗波夫先生也同样具有致力于苏联强大的思想。”——但是里根指示舒尔茨告诉我，他准备探讨可能导致建立较为建设性关系的问题。
　　我问他们认为应如何举行一次实际的对话，并提醒他，因为直到现在，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能接受的要求，即我们做出单方面让步来回报关系正常化。舒尔茨回避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如核武器谈判。他说，双方经常在什么是优先解决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举例来说，”他说，“人权问题。我们赞同苏方关于干涉你们内政是不可接受的观点。美国政府相信人权问题就其本身而言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的反应，白宫不能置之不理。”他告诉我，尼克松曾建议里根政府私下就这一问题同我们打交道，里根对此表示同意。他继续说：“我们要求苏联领导层做的唯一的事情——而且我们不愿公开我们的要求——是审议遗留的移民申请。这些申请虽然不多，但是在美国却无人不晓，至少有些申请应该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来解决。”里根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较之卡特较为温和与灵活。
　　与舒尔茨会谈后，我向莫斯科建议应该让舒尔茨参加更为积极的对话。安德罗波夫表示同意。12月6日，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又同舒尔茨会见了，并告诉他，经过对其建议的考虑，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希望他能参加具体的、积极的讨论。听我说出这些话后，他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表示，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相信交换意见是相当有益的，并答应向里根总统汇报。
　　同舒尔茨的谈话给我留下这一印象，即他正在伸出他个人的触角来试探将来是否有可能举行一次有意义的对话。他可以说是在执行他个人的试探性使命，尽管白宫暂时尚未决定是否举行具体的会谈。每当我们谈到诸如削减武器或最高级会谈等具体问题时，国务卿总是保持沉默，或作一般性地说明而回避问题的实质，或者许诺以后再谈，这些都绝非偶然。
　　后来，事情变得很清楚，在安德罗波夫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个星期，舒尔茨请求里根授权他去审慎地探讨改善我们之间全面关系的可能性。然后，舒尔茨毫不迟疑地同我开始制定他所谓的“工作计划”，以便系统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分歧。
　　然而，这需要时间。到年底，两国关系依然停滞不前。12月30 日，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22]收到了我们对他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答复除回答具体的问题外还概述了我们关于核裁军的立场。总的来看，他提议将战略武器冻结在现有水平，然后削减1/4的武器，达到一个均衡的水平。这一点还应适用于欧洲。里根政府对这些意见毫无兴趣，而且还宣布了美国没有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的计划。
　　这是否等于完全陷入僵局？不完全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告诉我，在他同里根最后一次会见时，总统表示他有一种直觉，感到他对苏联的政策有些不对头，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总之，不仅里根自己的反共陈词滥调，而且还有他亲密的顾问（他们是最后一批建议改善关系的人们）的狭隘性，阻碍了他找出其错误所在。他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去看问题，结果他变成了一个自信和决心从开始就指导其政治生涯的人——这就是他自己。

^[1] 沃伊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Witold 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华沙战役。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2—196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4—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65—1968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68—1983年任国防部长。1970—1971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1年12月13日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团结工会运动。1981—1983年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9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于1989—1990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2014年去世。

^[2] 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1913年3月13日——1987年5月6日），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学院。1938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38—1949年任美国研究所编辑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47—1948年任参议院特别顾问。1948年起在大学任教。1971—1973年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1973—1974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74—1976年任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1975—1976年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78年创办曼哈顿研究所。1981—198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7年去世。

^[3] 小威廉·帕特里克·克拉克（William Patrick Clark Jr.，1931年10月23日——2013年8月10日），出身于牧场主家庭。1967—1969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执行秘书。1969—1971年任加州高级法院法官。1971—1973年任加州上诉法院第二区第一庭副法官。1973—1981年任加州最高法院助理法官。1981—1982年任副国务卿。1982—198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3—1985年任内政部长。2011—2013年任能源安全委员会委员。2013年去世。

^[4] 理查德·埃德加·派普斯（Richard Edgar Pipes，1923年7月11日——2018年5月17日），美国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1940年流亡美国。1968—1973年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8年任斯坦福研究所高级顾问。1981—1982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2018年去世。

^[5] 艾伦·麦格雷戈·克兰斯顿（Alan MacGregor Cranston，1914年6月19日——2000年12月31日），1936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39—1941年任国际新闻社通讯员，期间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翻译为英文版。二战期间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1949—1952年任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主席。1959—1967年任加利福尼亚州主计长。1969—199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7—1981年、1987—1991年任多数党党鞭，1981—1987年任少数党党鞭，1977—1981年、1987—1993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1993年因病退休。1999—2000年任全球安全研究所主席。2000年去世。

^[6] 小查尔斯·麦克科蒂·马赛厄斯（Charles McCurdy Mathias Jr.，1922年7月24日——2010年1月25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9年毕业于马里兰大学法学院。1953—1954年任马里兰州助理检察长。1954—1959年任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检察官。1959—1960年任马里兰州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1—1977年任终止国家紧急状态特别委员会主席，1981—1987年任规则委员会主席。1981—1983年、1985—1987年任联合印刷委员会联合主席。1983年任美国航空航天二百周年组织委员会主席。1985—1986年任北约议会大会主席。1987年退休。2010年去世。

^[7] 路易斯·卡农（Louis Cannon，1933— ），美国记者、作家。1981—1989年任《华盛顿邮报》驻白宫高级记者，里根离任后曾为其撰写传记。

^[8] 罗纳德·里根：《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0年版，第 822 页。

^[9] 罗伯特·约瑟夫·多尔（Robert Joseph Dole，1923年7月22日—— ），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2年毕业于沃什伯恩大学。1951—1953年任堪萨斯州众议院议员。1953—1961年任堪萨斯州罗素县律师。1961—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96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5—1979年任农业委员会委员，1981—1985年任财政委员会主席，1985—1987年、1995—1996年任多数党领袖，1985—1996年任共和党会议领袖，1987—1995年任少数党领袖。1971—1973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96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但败给了克林顿。

^[10] 罗杰·威廉·杰普森（Roger William Jepsen，1928年12月23日——2020年11月13日），1946—1947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3年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1966—1968年任艾奥瓦州众议院议员。1969—1973年任艾奥瓦州副州长。1979—1985年任参议院议员。此后曾任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主席。2020年去世。

^[11] 珍妮·杜安·柯克帕特里克（Jeane Duane Kirkpatrick，1926年11月19日——2006年12月7日），美国外交官、政治学家。194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70年代参加民主党。1979年转向新保守主义，狂热鼓吹反共。1980年担任里根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1981—1985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85年加入共和党。2006年去世。

^[12] 罗伯特·卡尔·“巴德”·麦克法兰（Robert Carl "Bud" McFarlane，1937年7月12日—— ），1959年入伍。1965—1971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71—1976年任白宫研究员。1979年退役。1981—1982年任国务院参事。1982—1983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83—1985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5年辞职。1986年伊朗门事件曝光后试图自杀，但被救回。1988年被判处两年缓刑。1992年获特赦。

^[13] 约翰·马尔兰·波因德克斯特（John Marlan Poindexter，1936年8月12日—— ），1958年入伍。1964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81—198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军事助理。1983—1985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85—198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6年伊朗门事件曝光后被迫辞职。2002—2003年任信息意识办公厅主任。2003年退休。

^[14] 弗兰克·查尔斯·卡卢奇三世（Frank Charles Carlucci III，1930年10月18日——2018年6月3日），美国外交官。195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2—1954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1—1969年任驻刚果（金）大使馆二秘。1973—197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74—1977年任驻葡萄牙大使。1978—1981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81—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6—1987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7—1989年任国防部长。1992—2003年任凯雷集团董事长。2003—2005年任凯雷集团名誉主席。2018年去世。

^[15] 迈克尔·基斯·迪弗（Michael Keith Deaver，1938年4月11日——2007年8月18日），美国政治顾问。早年参加了共和党。1981—1985年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1985年辞职。1987年因在国会作证时提供伪证而被判处3年徒刑。2007年去世。

^[16] 詹姆斯·阿迪森·贝克三世（James Addison Baker III，1930年4月28日—— ），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57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71—1972年任得克萨斯共和党财政部长。1972—1973年任墨西哥湾共和党主席。1975—1976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81—1985年、1992—199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1988年任财政部长。1989—1992年任国务卿。1997—2004年任联合国秘书长西撒哈拉特使。2006年任伊拉克研究小组主席。

^[17] 埃德温·米斯三世（Edwin Meese III，1931年12月2日—— ），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5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53—1954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67—1968年任里根的法律事务秘书。1969—1974年任里根的幕僚长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行政助理。1981—1985年任总统顾问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85—1988年任司法部长。1988年因财务丑闻被迫辞职。

^[18] 肯尼思·李·阿德尔曼（Kenneth Lee Adelman，1946年6月9日—— ），美国外交官、政治作家、政策分析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69年进入商务部工作。1975—1977年任国防部长助理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1981—1983年任驻联合国副大使。1983—1987年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

^[19]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28日），别称“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绰号“恐怖的伊凡”（Иван Грозный）。俄罗斯留里克王朝首位沙皇（1547年1月16日—1584年3月28日在位）。沙皇俄国的缔造者。

^[20] 詹姆士·查尔斯·斯图亚特（James Charles Stuart，1566年6月19日——1625年3月27日），1567—1625年任苏格兰国王，称“詹姆士六世”（James Ⅵ），1603—1625年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称“詹姆士一世”（James Ⅰ）。

^[21]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门切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4年因出轨丑闻被迫辞职。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退休。

^[22] 霍华德·金斯伯里·史密斯（Howard Kingsbury Smith，1914年5月12日——200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主持人、电影演员、政治评论员。193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40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二战期间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参与报道解放法国战役、阿登攻势、解放德国战役等。1946—1948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首席记者，期间于1947年报道了铁幕演说。1950年受麦卡锡主义迫害。1960年主持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1962年进入美国广播公司（ABC）工作。1968年报道了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事件。200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