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库公社——﹝美国﹞罗纳德·森尼（Ronald Su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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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库公社

﹝美国﹞罗纳德·森尼（Ronald Suny）

小蚂蚁、赤心译，宴之傲校

　　巴库公社的领导人们以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追求权力，他们的故事戳穿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神话。

　　大多数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都讲述了彼得格勒的故事，二月革命时罗曼诺夫王朝在那里解体，十月份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正如工人、妇女和士兵们在首都的果断行为，在这变革性的一年里，全俄人民都在各地开展了他们的革命运动。
　　在彼得格勒东南边1500英里的巴库，种族、宗教和阶级隔离了人群，也改变着历史进程，影响着革命领导人的决策。作为一个以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都市，“十月”在那儿将会来得晚一些。
　　革命到来后，有“高加索列宁”之称的斯捷潘·邵武勉（Stepan Shahumian, 1878-1918），试图民主、和平地建立人民政权。他所建立的巴库公社的故事，为俄国革命和随后的内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石油之城

　　石油使得巴库成为南高加索地区最大的城市，这里是各国工人们的理想之地，其周围主要穆斯林的农村。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它的产油量比整个美国还要高。尽管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都很艰苦，贫困的移民们还是蜂拥到油田寻找工作。
　　巴库不仅成为了俄罗斯帝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也成为了工人运动的熔炉。事实上，工人和行业之间的第一个集体谈判协议就是1904年在那里签署的。当革命组织在其它不友善的城市纷纷遭到破坏时，巴库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就像一个避难所，尤其是对于像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这样的布尔什维克。
　　巴库的阶级分化和民族分化联系在一起。外国投资者和工程师，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实业家以及阿塞拜疆的船主们坐在社会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工人占有更多的技术岗位，非技术性的简单工作则属于穆斯林。作为最临时、最脆弱的工人，他们只能从事最肮脏的工作。
　　俄罗斯帝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剥削关系，在巴库得以集中体现，那里日益增长的石油收入超过了其它所有东西。有产阶级精英们——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操控着城市事务，而为下层阶级提供福利的责任则被丢给了私人慈善机构。政治机构里很少有非基督徒的代表，政权经常宣布戒严和紧急状态，不断地削弱着人民对地方政府和法治的信任。
　　普通民众和统治阶级都希望改革，但沙皇几乎没有通过任何制度性的手段来作出实质的改变。这一情况需要的，是法律之外的组织和一批革命家，尽管他们数量上很少，但能够提供有效的领导和方向。
　　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常指出，巴库的工人被技术、工资标准和种族这些东西划分，他们更关心工资而不是政治。幸运的是，石油公司很少愿意做出让步，以留住他们的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工人。
　　1904年12月的大罢工以经济利益为重点，赢得了每天八至九小时的工作时间，并大幅提升了工资和病假工资——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契约，它因此得到了“原油宪法”（Crude-oil Constitution）的绰号。
　　1905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颁布了他的“十月诏书”（October Manifesto），给予他的子民有限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杜马，随后巴库成立了一个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委员会，在这变革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许多这种类型的委员会都明确表达了劳动者的诉求，巴库公社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工人们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回避政治。邵武勉哀叹说：

　　总的来说，这里的工人们只是一个经济主义的团体。他们想的和说的是一场新的经济罢工，以再次获得巨大利益和“红利”。

　　尽管警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革命家们依然保持着地下的存在，即使是在1905年以后，劳工运动已经遭到独裁政权的打压，迫使许多激进分子远离政治或流亡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在1914年四万工人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当时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正在加速运转。
　　这些成功掩盖了表层下涌动的暗流。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多数技术工人加入了工会，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而穆斯林们只是不情愿地参加了抗议或是罢工。
　　观察家们居高临下地称他们为“鞑靼人”，正如这一称呼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阴暗的”或“政治迟钝的”。许多穆斯林工人仍然与他们的村庄和宗教领袖联系在一起。虽然少数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宣扬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大多数高加索穆斯林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巴库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在1905年2月达到顶峰，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骚乱和种族杀戮。穆斯林被亚美尼亚人即将进行武装袭击的谣传给惊动了。警察和士兵们则无动于衷。
　　亚美尼亚革命同盟（达什纳克）（The 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 (Dashnaks)）是一个十多年前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党，旨在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亚美尼亚人，它使用自己的士兵来保护社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公开指责政府的不作为，指责政府官员们助长了这次大屠杀。暴力结束之后，敌对行为却还在进行，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人们害怕另一场暴力也近在咫尺。

时增时减的支持

　　和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一样，巴库在二月和三月也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蜜月。资产阶级的公共组织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IKOO)）与新当选的工人苏维埃及其主席——布尔什维克斯捷潘·邵武勉——展开了合作。随着俄国军队行进越过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在家园前线上的团结统一显得重要起来，但之前的社会和民族冲突仍然威胁着城市的和平。
　　与彼得格勒一样，巴库也是如此：政府的两个中心——IKOO和巴库苏维埃——为在人民中的影响力和城市的控制权而展开了竞争。IKKO由专业人士——律师、文职人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而来自于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SRs）和达什纳克的革命者们则领导着苏维埃。俄国工人和士兵与部分亚美尼亚团体一道支持苏维埃，但在1917年夏天以前，穆斯林一般都被排除在外。
　　IKKO的自由主义者和专家们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法律和秩序的敌人，无政府状态的先兆。巴库苏维埃中的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战争与社会和平问题上的温和立场：他们呼吁“本国所有重要力量”的团结，以及拒绝吞并他国领土、拒绝要求他国赔款的民主的和平。
　　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在整个春天都支持这些政策，但邵武勉有着更激进的想法。他认为，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革命的前奏，在其影响下，它（二月革命——译者按）也将逐渐转变为一场社会革命”。
　　此外，邵武勉坚定的反战立场也令巴库的士兵感到厌恶。达什纳克担心撤退会危及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甚至引发土耳其对高加索的入侵，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作为回应，支持社会革命党的俄国士兵们在五月份解除了邵武勉苏维埃主席的职务。
　　然而，正如在北方的首都和各个前线上所发生的一样，1917年春末夏初，巴库的革命开始左转。经济状况恶化，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构想拙劣的“六月攻势”疏远了士兵。
　　在彼得格勒，激进的工人和水手们试图在七月初发动起义，以促成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不仅失败了，还短暂地使巴库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站到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这场失败的革命的同谋。
　　列宁躲到芬兰，新加入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被捕。邵武勉和他的副手阿廖沙·贾帕里泽（Alesha Japaridze）保护了他们的同志，但是在首都发生的事情沉重打击了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看起来像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者。
　　这一印象在八月迅速逆转，那时反革命的将军拉夫尔·科尔尼洛夫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政变。与此同时，饥饿席卷了巴库，对穷苦的穆斯林们影响尤甚。工人们组织了一场大罢工，尽管石油大亨们签订协议时磨磨蹭蹭，但他们还是不情愿地屈服了。
　　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乘着不满的浪潮，呼吁把政权和平交给苏维埃。当列宁拼命要求他的同志们以暴力夺取政权时，邵武勉巧妙地安排了巴库苏维埃的新选举，增加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席位。虽然他的党没有赢得大多数，但苏维埃最终同意把IKKO清除出去，并宣布了它自身的独立自主。
　　社会革命党主导的巴库苏维埃拒绝支持列宁的政府。十月份的事实证明，即使不是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布尔什维克也是巴库的领导政党，但是很多人担心夺取政权的企图会引发内战和民族战争。
　　苏维埃并没有在这座城市取得无可争议的权力。它仍然面临着来自城市杜马的挑战，以及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回到一个全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呼吁。
　　由于没有一个能完全掌控城市的组织，以及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瓦解，危机感传遍了整个城市。士兵们开始用脚投票，逃离高加索前线，并为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最后几个月的全国大选表明，民族认同的力量日益增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省中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而穆斯林的主要政党穆萨瓦特（Musavat），以及达什纳克只在巴库周围赢得了很少的选票。南高加索的革命正在从阶级斗争转变为民族和宗教冲突。
　　由于没有俄国军队挡在他们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巴库的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穆斯林团体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苏维埃很晚才建立它自己的多民族赤卫队。
　　穆斯林解除了逃兵的武装，1918年一月在沙姆霍尔（Shamkhor）发生的一场异常惨烈的冲突中，他们杀死了一千名俄罗斯人。这个事件表明，穆斯林在该地区拥有唯一最高效的武装力量，他们潜在的盟友土耳其开始向战前的边界移动。尽管邵武勉努力进行和平的革命，但武装人员将很快决定谁来统治巴库。
　　在城内，亚美尼亚力量和穆斯林部队远胜赤卫队。苏维埃势力与达什纳克组成了一个策略联盟来对付穆斯林，后者显示出更多的反革命威胁。
　　邵武勉现在面临着三方面的武装斗争：在巴库，要对付巴库内部的反苏维埃势力；在第比利斯，孟什维克已宣布南高加索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独立出来；在伊丽莎白堡（Elizavetpol），一座主要是穆斯林的城市里，阻止食物供给运往巴库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月底，一艘载着穆斯林野人师（Muslim Savage Division）的船只抵达时，该城市爆发了战争。苏维埃和亚美尼亚军队与该市的穆斯林居民作战，随后红军将炮火对准了穆斯林区。开始于穆斯林与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已经转变为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穆斯林大屠杀。
　　战斗结束后，穆斯林逃离了这座城市，亚美尼亚人抗议苏维埃对待穆斯林过于仁慈。布尔什维克对这些后果感到震惊，但他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座城市现在在他们手中。“我们的影响，即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过去是巨大的，但现在我们真正意义上掌控了局势。”邵武勉向莫斯科报告。
　　尽管苏维埃政权依赖武装的达什纳克，但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仅由其成员及其支持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排除了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巴库公社拥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Sovnarkom）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现在它能够彻底改变巴库的生活。

巴库公社

　　从1918年4月到7月，实验仅持续了97天。布尔什维克将苏维埃及其人民委员会设想为一个行政和立法机构的结合体，就像马克思眼中的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
　　公社将石油产业国有化，尝试改革教育和司法制度——尽管遭到来自专职阶层的反抗——并且相信他们在不动用国家恐怖的情况下，就可掌管这座城市，正如他们关闭反对派的报纸一样。
　　六月，邵武勉发动攻势，以阻止来自伊丽莎白堡的穆斯林的攻击。该市的领导人讨论向梯弗里斯的进一步行动，但当巴库的部队接近库拉河时，穆斯林，格鲁吉亚和奥斯曼战士将他们赶了回来。
　　这座城市拼命寻求盟友，阻止奥斯曼帝国的接管。邵武勉与哥萨克和英国人谈判，但莫斯科禁止他允许驻扎在附近的邓斯特维尔将军进入城中。
　　由于无法增加粮食供应，加上巴库工人和城外农民的支持有限，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范围缩小了。7月25日，苏维埃以259票对236票通过了邀请英国人入境的决议。
　　邵武勉宣称：“你们还没有找到英格兰，但你们已经失去了俄国中央政府。你还没有找到英格兰，但你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他的政府辞职了，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了，英国人也来了。
　　9月中旬，随着奥斯曼人即将占领这座城市，巴库公社的领导人决定离开，但他们的船只从阿斯特拉罕的安全港转移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土库曼的社会革命党在那里逮捕了这些前任委员们。
　　二十六名巴库革命者，其中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带到沙漠里处决了。1920年，他们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并在巴库的一个中央广场以苏联烈士的名义重新下葬。他们在那里待了七十年，直到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政府摧毁了巴库委员会的纪念碑。

革命的失败

　　巴库革命的故事戳穿了围绕1917年事件的几个神话。巴库布尔什维克并非被赶下台的渴望权力的阴谋家，而是长期扎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们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寻求一条非暴力的权力之路，当他们在苏维埃输掉一场关键性的投票时，他们和平地离开了政府职位。虽然他们是趁着血腥的三月事件来赢得对这座城市的控制的，但巴库布尔什维克在执政期间并没有对敌人采取恐怖行动。
　　最终，他们无法克服工人阶级的种族和社会分歧，无法解决粮食危机，也无法找到支持者发动一场成功的运动，来打击他们的敌人。
　　邵武勉试图结束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反革命，同时改造巴库。在他们承认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之前，他拒绝将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纳入他的政府。他的基础太狭窄了，一旦布尔什维克无法满足工人的要求并失去了他们，公社就垮台了。
　　二十六个巴库委员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温和、民主、基本上是非暴力的邵武勉、贾帕里泽和其它人在内战中沦为更残忍的对手的牺牲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1918年夏末，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白人反对者已经接受了战争的逻辑，放弃了民主治理的理想，并利用国家恐怖来打败他们的敌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取得胜利的希望，在这场残酷斗争中破灭了。

2017年7月11日

　　罗纳德·苏尼是小威廉·H·休厄尔密歇根大学（William H. Sewell Jr.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历史学杰出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名誉教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他是《巴库公社，1917-1918: 俄国革命中的阶级和民族》(The Baku Commune, 1917-1918: Class and Nationality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和其它许多著作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17/11/baku-commune-october-revolution-lenin-bolshevi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