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三部 巨变 第十九章 民选政府和市场经济 国际体系在1920年代瓦解，几乎被人遗忘的早期资本主义问题再次出现。首要问题是民选政府[1]。 法西斯主义攻击全民民主，只是重提在市场经济历史中常见的政治干预主义问题，因为这问题只不过政经分离的另一名称。 干预问题在劳动力方面首次变得尖锐，一方面是由于史宾汉兰制度和〈新济贫法〉，另一方面是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干预主义对土地和资本问题的重要性不逊前者，即使各种冲突不是那么壮观。欧洲大陆同样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类似问题，但时间滞后，受各种冲突影响的环境在工业上较为现代化但社会却不再是那么一元化。相同类型的发展导致处处政经分离。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一样，起点是建立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政治国家民主化。 人们把史宾汉兰制度恰当地描述为预防性干预主义行动，阻止建立劳动力市场。工业化英格兰的首次战役是为史宾汉兰制度而战，但暂时失败了。在争斗中，古典经济学者创造了「干预主义」的口号，史宾汉兰制度被标签为对实际并不存在的市场秩序的人为干预。Townsend、Malthus和Ricardo在济贫法条件的脆弱基础建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这是对陈腐秩序最令人可畏的毁灭性概念工具。然而这补贴制度保护了下一代人的农村界限，免受城市高工资的诱惑。到了1820年代中期，Huskisson和Peel[2]扩大对外贸易的途径，容许机器出口，解除羊毛出口禁令，废除海运限制，放松移民出境，正式废除有关学徒期和工资评估的〈工匠法〉和〈反企业联合法[3]〉。但令人沮丧的史宾汉兰制度仍然在各郡推行，阻碍劳工从事正当工作，使独立劳工成为不协调的观念。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时机已经来临，但被乡绅「法令」阻止，未能顺产。 议会改革派立即着手废除补贴制度。下议院通过达到这目标的〈新济贫法〉，被称为是最重要的社会立法。然而法案核心只是简单废除史宾汉兰制度。这最能决定性证明当其时完全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对未来整个社会结构有结构上的重要性。紧张状态的经济根源大概如此。 政治方面，1832年的议会改革完成了和平革命。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改变了国家的社会阶层，以激进的新政策重新诠释英国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新济贫法〉废除被Burke猛烈抨击的「穷人」一般类别：「正直穷人」或「劳动穷人」。以前的「穷人」现分类为不能养活自己并且居住在济贫院的「赤贫民」和通过劳动挣工资谋生的「自给自足工人」。这创造了全新的穷人类别：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失业者」。为了人道，赤贫民应得到救济；为了产业，失业者不应得到救济。失业工人对本身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此无关紧要。重点不是如失业者认真找工作是否能够找到工作，而是除非他面临挨饿，别无选择只能呆在令人厌恶的济贫院，工资制度就会崩溃，从而把社会推入悲惨和混乱的境地。这即是理解到无辜者受到惩罚。这种变态的残酷一方面解放劳动者，而其自认的目的是利用饥饿使破坏的威胁发挥作用。古典经济学者著作直陈荒芜苍凉之郁闷情绪，使我们能够梳理这过程。为了对被困在劳动力市场范围内的超出编制人员安全地锁上大门，政府陷身于自我否定的法令，用Harriet Martineau's的说法：国家救济无辜受害者是「侵犯公民权利」。 当宪章运动要求被剥夺权利的入民进入国家的范围，政经分离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成为社会现有制度不容否定的条件。把〈新济贫法〉连同其精神折磨的科学方法交付这套疗法是为彼等设计的同一对象，这是精神错乱的行为。Macaulay勋爵在上议院发表伟大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最雄辩的演说，要求以一切文明建基的财产制度之名无条件拒绝宪章运动的提请，他只是贯彻始终。Robert Peel爵士称「宪章」侵犯「宪法」。劳动力市场越恶毒扭曲工人的生活，他们更执意叫嚣要求投票权。要求有民选政府，是张力的政治根源。 在这些情况下，宪制主义有了全新意义。迄今，宪法保护产权免受非法干预只是针对来自上层的武断行为。Locke的远见没有超越土地财产和商业财产的界限，目的只是阻止王权的横暴行为，诸如亨利八世的世俗化措施[4]、查理一世掠夺皇家铸币厂[5]、或查理二世时期财政部「止付」[6]。1694年，独立的英伦银行取得特许状，是达成John Locke促请政府与商业分离的典范。商业资本赢得反对王权的胜利。 百年之后，要受到保护的不是商业财产而是工业财产，对手不是王权而是平民。把十七世纪的意义套用在十九世纪的情况，只是错误的观念。孟德斯鸠在1748年发明的权力分立，现被用于分离人民与自身的经济生活。美国的领导层受到英格兰工业景况的预警，在农民与工匠的环境中塑造了美国宪法，把经济领域从宪法的管辖范围完全分离，从而把私有财产置于最可能设想的保护，创造了世上唯一有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虽然美国选民有普选权，但对物主是无能为力。[7] 「工人阶级不得有选举权」成为英格兰宪法[8]的不成文法。宪章运动领导人入狱；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受到代表极少数人的立法机构嘲弄，而要求选举权的卑微要求经常被当局视为刑事罪行。所谓英国制度特征的妥协精神，当时不见迹象，只是最近的发明。工人捱过了「饥饿的1840年代[9]」，温顺的一代人涌现和享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好处，上层技术工人壮大工会，与人数众多的贫穷劳工分道扬镳，工人默认〈新济贫法〉强加诸他们的制度；在这之后收入较好的阶层才容许他们参加国家议会。宪章运动是为了停止压榨人们血汗的市场工厂的权力而斗争，但是只有在可怕的调整之后，人们才获得这些权力。在英格兰内外，从Macaulay到 Mises，从Spencer到Sumner[10]，好战的自由主义者全都表达全民民主威胁资本主义的信念。 劳工问题的经历重现在货币问题。1790年代预示了1920年代的情况。Bentham首先指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对产权的干预：前者对商业征税，后者扰乱商业。[11] 自此之后，劳工和货币，失业和通货膨胀在政治上同属一个范畴。Cobbett谴责金本位制和〈新济贫法〉，而Ricardo支持两者；两人的论点非常相似：资本和劳工都是商品，政府无权干预。例如Atwood[12]是反对推行金本位制的银行家，其立场与社会主义者Owen一样。百年之后， Mises仍然重申劳工和资本和市场的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与政府无关。在十八世纪，美国在建立联邦之前，便宜的货币等同史宾汉兰制度，即是政府面对大众叫嚣时作出经济上令人泄气的让步。法国大革命和当时发行的纸币表明人民会打烂货币，而美国各州的历史也未能驱散这种怀疑。Burke把美国民主联系资本问题，而Hamilton[13]不仅担心派系斗争还担心通货膨胀。不过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的人民党和美钞党与华尔街巨头的争吵只是地方性，而在欧洲，对通货膨胀的指责是在1920年代成为反对民主立法机构的有力论据，对政治有深远影响。 社会保护和干预货币不仅是类似而且是经常相同的问题。自金本位制建立以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和直接的通货膨胀都几乎同一程度危及货币：两者可能导致减少出口和最终压低汇率。这两种干预的基本形式之间的简单关系成为1920年代的政治支点。关注货币安全的各方抗议预算赤字，也反对廉价货币政策，因而反对「国库通胀」和「信贷通胀」，或实际一些谴责社会负担和高工资，工会和工党。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不应怀疑不受限制的失业福利会扰乱预算平衡，而利率过低导致价格通胀对汇率有同样的可恶影响。因为Gladstone，财政预算成为英国民族的良知。在较落后民族，稳定货币或许代替预算。但结果都是近乎相似。究竟是否削减工资或社会服务，市场机制已无可避免定下不削减的结果。从这分析角度看，1931年的英国国民政府[14]以适度方式发挥与美国实行「新政」的相同作用。这两件事都是在巨变时期个别国家采取的调整行动，但英国的情况有优势：没有诸如民间争吵或意识形态转变等复杂因素，因此更清晰显示决定性特征。 自1925年以来，英国货币的地位一直不稳固。回复金本位制的同时，英国货币明显高于世界同等水平的价格水平没有相应调整。很少人意识到政府与中央银行、各党派与各工会共同发起这进程是如何荒谬。首届工党政府（1924年）的财政大臣Snowden是金本位制的瘾君子，他不知道如要恢复英镑的地位，工党或是要承担工资下降或是下台。七年后，正是Snowden本人迫使工党做了这两件事。到了1931年秋季，经济萧条的持续流失影响了英镑。1926年总罢工失败未能阻止工资水平进一步上升，未能防止社会福利的财政负担上升，特别是无限制的失业福利。无需银行家的「敲诈」（虽然这确实是敲诈）令国民明白无论贬值是由于高工资和出口减少所引起，可靠的货币和财政预算是鱼，改善社会福利和货币贬值是熊掌；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换句话说，必要削减社会福利或降低汇率。工党犹犹疑疑：削减社会福利有违工会政策，脱离金本位制被认为是冒渎。工党被赶下台，各传统政党削减社会福利和最终离开金本位制。有资产审查的失业福利取代了无条件福利。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传统经历重大的转变。两党制暂停，而且没有任何冲动要恢复，十二年后依然黯然失色，所有迹象都反对早日恢复两党制。国家离开金本位制，没有为福利和自由带来悲剧性损失，在走向变革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决定性步骤还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有改变。然而，后者并不意味着国家永久脱离危险地带。 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有推行类似的机制，后果大致相同。1923年在奥地利、1926年在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在德国，各国工党为了「拯救货币」都不得不下台。Seipel[15], Francqui[16], Poincare[17]和Bruning[18]这些政治家都把工党排除于政府，减少社会福利，努力打破工会对调整工资的阻力。货币总是面对危险，而且相当有规律把负担集中在工资膨胀不平衡预算。如此简化是没有公正处理涉及的各种各样问题，几乎囊括了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每一议题，包括外贸、农业和工业。越仔细考虑问题，越清楚货币和财政预算把悬而未决的问题集中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而其他国民转向支持这个或那个领导组群。 法国的所谓Blum实验[19]（1936年）是另一实例。工党主政，但条件是不得禁止黄金出口。由于法国政府被货币这极其重要问题束缚，所以「法国新政」从未有机会实施。这实例有结论性，因为法英两国同在劳工问题淡化后，中产阶级的政党痛快地放弃捍卫金本位制。这些例子表明健全通货假设的效应对民粹政策造成甚么破坏。 美国经验以另一种方式给出同样的启示。虽然如果不脱离金本位制就不可能发动「新政」，但外汇交易实际上是重要，但重要性不大。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理所当然是由金融市场领导人负责维护稳定汇率和健全国内信贷；政府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两者。因此银行机构可阻碍经济领域中不为其所喜的任何国内行动，无论理由是好是坏。就政治而言，政府在货币和信贷方面必须听取银行家的建议，因为只有银行家才知道任何金融措施是否会危及资本市场和汇率。由于美国及时脱离金本位制，所以在这事例中社会保护主义没有导致僵局。虽然这举措的技术优势轻微（而一如既往，政府给出的各种理由是十分拙劣），但这举措的结果是华尔街夺取政治权力。金融市场以恐慌为管治。1930年代挽救了华尔街免遭欧洲大陆式的社会大灾难。 然而，由于美国独立于世界贸易之外和其货币地位十分强势，所以金本位制在美国主要只是国内政治问题。在其他国家，脱离金本位制涉及的远不止只是退出世界经济。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英国在世界贸易的份额是如此之大，可以订立国际货币体系应如何运作的各种方式，从而把金本位制的负担颇大部份推给别人。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国家的货币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脱离外部世界，从而牺牲了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工业、打乱就业依赖的对外贸易，以及没有任何机会强迫征购商作出相似程度的贬值，以规避货币的黄金价值下跌的国内后果；英国做得到，这些国家做不到。 汇率是强加诸工资水平的极有效杠杆。在汇率把事情推到最后关头之前，工资问题通常在表面之下令紧张状态升级。市场规律经常不能强迫加诸不情不愿的工薪阶层，外汇机制却能最有效做到。货币指标公开展示干涉主义的工会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所有不利影响（包括贸易周期这些市场机制的固有弱点，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实际上，要更好解释市场社会的理想国本质，莫过于有关劳工这虚拟商品必然涉及小区这样的谬论。罢工是工业行动常用的谈判工具，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不负责任干扰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同时减少最终产生工资的社会红利。人们埋怨同情性罢工，总罢工被视为对社会存在的威胁。实际上，重要服务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罢工以国民为人质，把国民卷入劳工市场真正功能的错综复杂问题。劳工应在市场寻找本身价格，以其他方式建立的任何其它价格都是不合乎经济。只要劳工承担这份责任，其行为会一如其他商品，「劳工」商品会拒绝以低于买主仍然付得起的价格出售。如这样的一贯坚持，这意味着劳工的主要责任就是几乎不断罢工。这主张极之荒唐，其他说法无出其右，但这只是劳工商品理论的逻辑推理。理论和实践不调和，根源当然是劳工并不是真正商品，而劳工拒绝工作只是为了要确定其确切的价格（正如其他商品被压止增加供应的情况一样），那么社会很快会因为没有生计而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罢工问题时少有提到这论点。 回到现实：以罢工方法来确定工资，在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是灾难性，更不要提我们这个以效益理性而自豪的社会。实际上，在私营企业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没有保障，工人地位严重恶化。再加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大多数人要维持最低标准，工会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功能变得至关重要。但很明显任何保护工人的干预方法必然阻碍自发调节市场的机制，最终减少消费者可用的资金，而这正正是工资的源泉。 因内在必要，市场社会的根源问题重浮表面：干预主义和货币成为1920年代政治的核心。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性干预主义改变了本来答复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 经济自由主义极力消除干预土地、劳工和货币市场自由的所有干预主义政策，以恢复体系的自发调节，并试图在紧急情况下解决涉及自由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自由运作这三个基本原则的长期问题，实际上成为恢复世界贸易、排除对劳工流动的所有可避免障碍以及重建固定汇率的无畏先锋。最后项目优先于其他。必要恢复对货币的信心，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期待政府不要使用所有可能措施保护人民的生活是不现实的想法。就事情的本质而言，这些措施主要是关税和社会立法，以确保食品和就业，这些措施正是使自发调节体系无法运行的那种干预主义。 首先恢复国际货币体系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理由：面对混乱市场和不稳定汇率，国际信贷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资本流动（除了长期投资）仅仅是帮助国际收支平衡保持流动性，但即使这功能也受到经济考虑的严格限制。只有商业上似乎值得信赖的客户才获得信贷。现在情况颠倒过来：政治原因造成债务（诸如赔款），出于半政治原因而发放贷款，以方便赔款。发放贷款也是因为经济政策的理由，以稳定世界价格或恢复金本位制。不管生产和贸易的情况，世界经济相对健全的地区正利用信贷机制弥合相对混乱地区之间的鸿沟。人们借助被认为是全能的国际信贷机制在许多国家人为地平衡国际收支、财政预算和汇率。这机制本身建立在期待回复稳定汇率的基础，而这等同回复金本位制。经济体系在消失中，但有无比力量的松紧带帮助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但松紧带能否承受压力是取决于金本位制及时恢复。 就其本身而言，国联的成就可观。如不是因为目标的本质是不可能的话，可能达成目标，因为投入是如此持续和专注。就目前情况，不作干预会比国联的努力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只是因为这看起来总是几乎成功了，反而大大加重了最终失败带来的影响。1923年，德国马克在几个月内瓦解；1930年年初，世上所有主要货币都使用金本位制；在1923-30年间，国联运用国际信贷机制把东欧未完全稳定经济体系的负担首先推给西方胜利国，随后又推向更有能力的美国[20]。美国的崩溃发生在正常的商业周期；当崩溃来临时，国联和西欧银行界建立的金融网络纠缠着全球经济，陷入可怕的倾覆。 但这涉及更多事情。在1920年代，根据国联，社会组织的问题必须完全服从恢复货币的需求。通货紧缩是第一需求；要尽可能调整国内制度，甚至暂时推迟恢复自由的国内市场和自由的国家。（国联财务委员会）金本位制调查代表团[21]抨击通货紧缩未能「影响某些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因而未能造就稳定的新平衡。」政府不得不干预以降低垄断商品的价格、减少已约定的工资，以及削减经济租[22]。通货紧缩的理想状态是「强势政府下的自由经济」；「政府」这词就是字面的意思，即是有紧急权力和暂时中止民众的自由，「自由经济」实际上是字面意思的相反，即是政府调整价格和工资（虽然调整的借口是恢复汇率自由和自由的国内市场）。自由资本主义的两个基石是利伯维尔场和自由政府，「汇率第一」意味着两者都要牺牲。因此，国联代表目标已改变，方法没有改变：国联谴责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政府使稳定货币臣服于收入和就业稳定，而国联扶植上位有通货紧缩倾向的政府用上一样多的干预措施使收入和就业稳定臣服于货币稳定。1932年，金本位制调查代表团的报告宣称：随着汇率不稳定状态再现，过去十年货币方面的主要成就已经丧失殆尽。报告没有提到这些徒劳的通货紧缩努力没有恢复利伯维尔场，但牺牲了自由政府。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上反对干预和通货膨胀，但还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把健全货币的理想高高置于不干预主义的理想之上；这是遵循自发调节经济的内在逻辑。然而这些行动往往把危机扩散，为金融添加大规模经济混乱无法承受的压力，各国不同经济体系的赤字被推至高点：国际分工的残余部份无可避免瓦解。在这关键十年，经济自由主义服务通货紧缩政策，顽固地支持独裁的干预主义；这只是导致决定性削弱民主力量，否则是有可能避免法西斯大灾难。英国和美国是货币的主人，不是奴仆，齐齐脱离金本位制而逃过此劫。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社会的内在倾向，自觉服从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产业工人的自然解决方案，他们觉得直接调节生产和市场应是自由社会的有用但是附属的特征。从社会作为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延续使社会成为众人之间独特人际关系的努力；在欧洲，这种人际关系始终与耶教传统联系。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这正好相反是突然与过去决裂，中断了试图使私人挣钱成为生产活动刺激因素的努力，也不承认个体有权处置生产的主要工具。这解释了最终由社会主义政党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困难，即便决意不干预产权制度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只有极少可能性会这样做已经破坏自由经济体系至关重要的信心，即是对产权持续的绝对信心。立法可能重新定义产权的实际内容，市场体系要发挥作用，必要官方确保产权持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两项变化影响社会主义的地位。首先，市场体系被证明是不可靠，几乎完全崩溃，即使批评者也从未期盼有这种缺陷。其次，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新的改变。虽然发生这冒进改变的环境不适用于西方国家，但苏联的真实存在证明这有深刻影响。西方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有三个前提条件：工业、有教育的人民以及民主传统；苏联确实在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这些差别使苏联经验不适用于别处，但这没有妨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强权。在欧洲大陆，各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一直是社会主义观点，无疑使人们怀疑他们希望完成的任何改革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平和的年代，这样的怀疑可能是不正确；总的来说，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矢志改革，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但在紧急状态下，情况就不一样。如正常方法不中用，就会试用非正常方法；工人阶级政党的非正常方法也许会漠视产权。在危险迫在眉睫的压力下，各工人政党也许会重拳出击、搞出社会主义的措施；至少民营企业的好战追随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这种暗示已足以令市场陷入混乱，酿成全面恐慌。 在这样的情况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惯常利益冲突有了不祥的特征。经济利益的分歧通常以妥协解决，而社会的政经分离却往往为这样的冲突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雇主是工厂和矿山的业主，直接负责组织社会的生产（除了他们的个人的利润得益）。原则上，他们维持产业运转的努力应得到所有人支持。另一方面，员工代表社会大部人，其利益很大程度上与整体社会利益吻合。员工是唯一阶级可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公民利益、人权；在享有普选权的情况下，员工的人数使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占优势。不过立法机构像产业界一样在社会中要履行正式功能。议员负责形成公众意愿、公共政策的方向以及制定国内外的长期规划。任何复杂社会都不能没有政治类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运作。如任何组群利益的冲突导致产业界或政府机构瘫痪（影响任一界别或两者），对社会会构成直接威胁。 然而这正好就是1920年代的情况。工党在议会有人数优势，藉此巩固自身的地位，而资本家把产业界构筑城堡，在内管治国家。民间组织的反应是无情地干预商业，漠视产业界特定形式的需要。产业领袖策反民众背弃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而民主组织继续反对人人生活依赖的产业体制。最终，经济和政治体系同样受到完全瘫痪的威胁。人人恐惧，那些提出不惜一切代价轻易摆脱困境的人会夺取领导权。法西斯解决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1] popular government，中译没有统一，其他译本有：民治、庶民统治、民众政府、大众政府、全民政府。译者以为「民选政府」符合法律定义：「人民通过选举行政和立法机关而控制的政府」。（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 [2] William Huskisson PC (1770-1830)，英国政治家、金融家和历任国会议员。他有一项另类世界记录：1830年9月15日，他参加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的启用典礼，被火车撞至重伤致死，是为世界首例。Robert Peel (1788- 1850)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两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间废除〈谷物法〉。 [3] Anti-Combination Laws [4] 亨利八世在1536和1541之间以行政和法律程序解散英格兰（不包括当时不是英国部份的苏格兰）形形色色的修道院，收入拨归国有，出售其资产。 [5] 1638年，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没收伦敦商人存放在皇家铸币厂价值二十万的金币和金条；后来归还物主，条件是商人要借出四万英镑。 [6] 英格兰皇室经常入不敷出，以国王名义发行债券，但信用不佳。1702年，查理二世即下命财政部停止支付债券，只偿还利息，许多商人因而破产。这是后来光荣革命的远因。 [7] 原注1：Hadley, A. T., Economics: 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Public Welfare, 1896. [8] 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因此称为「不成文宪法」。所谓英国宪法是一套包含基本规范和政治体制的成文法、习惯法和惯例。 [9] Hungry Forties。1840年代初期，英国经历经济萧条，穷人受苦。1839年，严重贸易不景气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农业收成又不好。随后两年农业依然歉收，人口迅速增加，更糟的是〈谷物法〉似乎人为提高面包价格，人民的生活更苦。马铃薯晚疫病在184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其后蔓延到爱尔兰，破坏大部分作物。马铃薯晚疫病在1846年重回，导致爱尔兰饥荒。 [10] Charles Samner (1811-74)，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争取人类平等的政治家，废奴运动的战士。 [11] 原注2：Bentham, J.,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4, 称通货膨胀为「强迫的节俭」; p. 45称之为 「间接征税」Cf. also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15. [12] Thomas Attwood (1783–1856)，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是伯明翰经济学派的领导人。 [13] Alexander Hamilton(1757- 1804)，美国军人，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与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华盛顿管治时期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构思者，其中重要的有：重建国家信用的计划、建立国家银行、建立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贸易关系。 [14] National Government，在英国政治层面泛指由部份或所有主要党派合组的联合政府，但历史上主要指由各政党在1931-40年的联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领导。 [15] Ignaz Seipel (1876–1932)，奥地利主教和政治家，在1920年代两度出任总理。 [16] Émile Francqui (1863–1935)，比利时军人，外交家和商人。 [17] 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法国政治家。五度出任总理，又曾任总统。 [18] Heinrich Brüning (1885–1970)，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30至1932年期间出任总理，已是魏玛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 [19] Léon Blum带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赢得1936年法国大选，随即启动各种社会改革。工人同年6月发动总罢工「欢迎」胜利，谈判达成Matignon 协议，成为法国社会权利的基石。协议包括罢工权，集体谈判权，每年两星期带薪年假，每周工时四十小时，上调工资等等。然而，随着经济继续停滞，Blum被迫停止改革，法郎贬值。法国保守派重回政坛，Blum和人民阵线在 1937年6月下台。这为期一年的社会改革称为Blum实验。 [20] 原注3：Polanyi, K., "Der Mechanismu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Der O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1933 (Supplement). [21] Gold Delegatio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于1928年成立，调查「因为黄金购买力波动对工业、农业和就职情况的致命影响」。文章引述的结论是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有少数委员不同意。（网页资料） [22] rent。颇为混淆的经济学术语，详尽说法是「经济租economic rent」：生产过程中要付出的生产投入成本高于某个供给的价格弹性下本来应该付出的价格，这中间的差额就是经济租。经济租会带来寻租（rent seeking，占便宜）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经济租。经济租与寻租的出现，代表市场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