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二章 改革开始了。初步的结论
自从采取改革的方针以来，两年半过去了。现在有了关于改革的系统的理论构想和改革的具体纲领，这些观点和纲领还在发展，进一步明确，并得到新方法和新思想的充实。这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出紧张的创造性的努力，进行深入的讨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几次中央全会已经开过。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对改革的问题和进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改革的纲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一系列国家法令中已经得到体现。
同时，在实现改革战略方面的日常实际工作也在进行。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哪怕这种经验还很有限。有了大有希望的初步结果，但是，疏忽和失误也在所难免。现在，我们对自己的潜力和弱点看得更清楚了。我们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处在刚开始的阶段。然而，改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把广大的公民纳入改革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已经成为现实。
第一节 社会动起来了
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当我们说起两年半以来所做的事情时，通常是指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和以后这段时间。
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就象我们道路上的里程碑一样。由于多种原因，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最迫切问题作出回答。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是由当时的党章规定的，会前进行了重新修订党纲、修改党章的准备工作，对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以及2000年前这一时期的计划做了研究。当时的困难在于：为代表大会准备的政策方针开始形成时是一种情况，但生活本身在198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整个社会中，新的过程开始了。
直率地说，领会和掌握四月全会的思想这一过程非同寻常。在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学术界和劳动集体进行的讨论中产生了新的想法。通过大众信息手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时还展开了论战。对国家的过去也开始有批判地加以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一过程，通过种种形式，包括各劳动集体的大会、报刊和信件，给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提出了批评，也提出了建议。对许多具体问题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有时是对立的意见。人们热烈地、十分关切地都在探索摆脱现状的途径。我们认为意见的这种多元化是自然的和有益的。事情很清楚了，应该用新的观点来筹备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尽管离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不到一年了。
当然，代表大会可以延期举行。而这样的意见不断有人提出，他们还举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是，从这里令人感觉到了停滞时期的那种使我们大家遭到挫折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最后还是我认为最符合形势要求的观点占了上风：代表大会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吸收社会上一切健康力量参加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对国家命运有巨大意义的重大决定。代表大会上订出了党在实现中央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张方面的基本行动方针。的确，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带来的不仅有自己焦急不安的心情、要说的真心话，而且还有给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强大推动力的想法，打算和决心。
这是一次表现出有勇气的代表大会。我们公开地谈缺点，谈错误，谈困难。大家尤其注意社会主义所拥有的未被利用的潜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今后行动的全面规划。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成了一次作出战略决策的代表大会。
但当时我们还不可能充分理解也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过程和已经成熟的问题的尖锐程度和规模。现在我们看得清楚些了。很明显，当时必须果断地继续进行在代表大会以前时期和在代表大会上开始的工作，同时要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深入研究。为此需要寻根求源，更尖锐地评价过去，确定首先要做什么和怎样做。不理解这一点，就可能迷失方向。
在代表大会以后，甚至过了一年，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以及党内，某些人仍然以为，改革的方针并非长远政策，不过是例行的运动。地方上各级的许多领导人对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可以说是横加阻拦，他们以警告的口吻劝说那些要求“过分”的热心人：同志们！等一等，不要白费劲瞎折腾，过上一两年，一切全都没事了。他们真心相信，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就象过去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情况那样。还出现了不大高明的怀疑论者，他们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嬉皮笑脸地说：什么样的日子都有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也会过去的。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在为改革的命运担心：一切会不会又回到老路上去？
在一月全会上，我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分析了造成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形势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只是批评过去，指名道姓地指责某某活动家，难道全部问题就在于非要点谁的名不可吗？需要的是评价现象，分析过程，揭示倾向。我们正是努力这么做的。我坚信，如果一月全会光去批评过去和个人，就不可能起到自己的作用。
我们需要教训和批评，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如果一月全会上我们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行动纲领，没有说出主要之点——必须做什么，要吸收什么样的补充力量来解决阻塞机制，如何建立有效的加速机制，那么，就会原地踏步不前。如果全会不指明应该向何处去的方向，如果不把民主化当作改革的主要动力提出来，那么，这样的全会就完全用不着开。
不论是从怎样完成改革任务这一角度来看，还是从如何使社会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角度来看，一月全会的主要意图，就是发扬民主。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这就是我们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现在也坚持这一点。
在经济方面也好，在政治方面也好，在党内也好，我们将发扬民主。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是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别的更强大的力量是没有的。
过去的几个月证明我们在一月全会上做得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任务是改革国家。我们也许不能全做完，但总能推动加速过程。我们要打好基础。我深信，整个社会将走改革这条道路。
然而，即使等到最新的民主机制健全起来、道德杠杆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任务也简单不了。不仅如此，我想工作还会增加，工作将越来越复杂。方式方法显然还要不止一次地改变，因为我们将在新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道德精神环境下进行工作。
改革的飞轮越转越快
但愿我已经说清楚了，苏联社会动起来了，这个运动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我们反对抱不现实的期望。有人希望，一切都会一下子自己改变，无需做特殊的努力。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新的领导人走马上任，现在一切都要发生变化，一切都会变好。要是有人认为，一切都顺利，就象大车下山，那我们说：不对！我们还要把车往山上拉，还应该把这辆大车拉了又拉。要使改革的飞轮越转越快。
改革刚刚开始……这是事实。我们刚刚在形成加速机制。不久前，人们才更多地认识到事情的实质，在寻找方法、汇集各种主张和建议。应该大家一起前进。另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对改革本身和对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的理解水平是不同的。我已经说过，公然明目张胆地反对改革的人是不多的。
可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支持新措施，但是认为，必须进行改革的不是他们，而是上面某个地方某个人——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是别的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饲养场或工地。简言之，一切人，就是不包括他们自己。访问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期间，我在与里加的一家大工厂——电工器材厂的工人们会见时，认为有必要把话说清楚：现在是困难重重，如果你们只对“上面”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不把本身的潜力也利用起来，那么，改革就会空转，就会停下来，半途而废。
也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按新的方式工作，不善于在改革的条件下工作。应该教他们，应该帮助他们。
有的磨磨蹭蹭，有的惰性十足。事事等待上级指示、指望最高级机关拍板的习惯没有改。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从车间直到各部，过去的规矩就是如此。现在也有这种表现，甚至高级管理部门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多少年来人们已经不会负责地、独立地思考和行动。这也是一大困难。
主要的任务是把整个社会纳入改革之中。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这样提问题：似乎应该同其他的某一个国家的人民、某一个党、某一种科学、文学等等一起进行改革。不是的。我们是大家一起改革，全世界一起改革。应该使全部精神潜力发挥作用。我从切身经验看到，我们大家在改革的进程中都在变。任何人都有权改革，有权在今天按不同于昨天的方式行动，以今天对形势、对时代提出的目标的认识作为出发点，不许这样做，那将是不公正的。
我们没有“现成处方”
政治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超出可能性的范围就是冒险。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可能性做了缜密的、清醒的估计，在拟定自己的任务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接受痛苦的经验教训，在选定的道路上不冒进，我们考虑到自己国家的显而易见的现实。
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当改变这种思维。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中间许多人是在旧体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造就出来的，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是的，大多数人遵循了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原则。但是，从有正确的主张到实现这一主张是有不小的距离的。
有时，甚至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作出的结论似乎有根有据，通过的决定似乎颇有新意，而一谈到实施办法时，结果却还是打算用旧方法来完成新任务。
在政治方面、在意识形态中，我们力求恢复生气勃勃的列宁主义精神。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受从刻板的教科书中学到的教条的统治，这一点起了作用。现在我们想把真正的创造精神带到我们的理论工作中来。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必须做到。看来，创造性的思想正在发扬。
我们有把握不犯错误吗？不，没有把握。什么样的错误会是最严重的错误呢？依我看，最大的错误就是怕犯错误，停下来什么也不干。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都知道这种“无所事事”的错误。我们的许多不幸就是由此而来的。西方那些反对我们的敌人发觉了这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特别厉害的毛病，而且已经开始准备把苏联抛进“历史垃圾堆”了。但是，安魂曲唱得显然过早了。
使我高兴的是，在党内也好，在整个社会上也好，正在形成一种看法：我们开始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史无前例的事业。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把一切设想全都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我们还应该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史无前例的工作——既包括国内领域，也包括外事领域。而史无前例的责任也首先由我们来承担。我们意识到，尤其在最初阶段，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和大胆的工作。
目前在我们国家有许多不习惯的事情，比如说，选举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苏维埃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同外国公司合营企业；工厂、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自筹资金；取消对企业从事为本单位生产粮食产品的副业的限制；扩大合作社活动；鼓励小生产和商业中的个体劳动；关闭无赢利的工厂、关闭没有工作实效的研究所和高等学校。报刊起的作用更加突出了，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掘早先作为“禁区”的题材，公开阐述的观点日益丰富多样，就我国的发展、我国的改革的一切迫切问题公开进行论战。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和必要的。虽然舆论界和党内提出和接受这一切并不是毫不费力的。
我不认为过去的两年半是苏共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这毕竟是极其严重的关头之一，需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思想成熟以及对理想和纲领性目标的忠诚。无论哪一种倾向，不管我们对之满意与否，我们都要努力权衡利弊，现实地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向人民提出那种能为群众所理解、使群众信服并引导群众前进的政策和目标。
当然，在我们这里，即使是领导，对于如何克服停滞现象和今后如何工作，意见也是不同的。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相反，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些不同意见，大家想的和说的绝对一样，那倒至少是令人不解了。意见的冲突，是思考的好养料。但在主要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一致认识到，改革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全体苏联人民、全党（包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政府都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政治局委员，在革命工作中积累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的经验。在投入改革的各共和国、各州和各劳动集体里，情况也是如此。整个国家在解决新课题时，经受着改革的考验。而主要的是社会上的气氛改变了。解放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的过程正在进行。人们变得更勇敢了。他们的公民立场变得更坚决了。前些年积累下来的许多意见，他们想毫不隐瞒地说出来。
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日益增多。要是1985年4月有人对我们讲：过两年你们那里会如何如何，也就是说会出现今天生活中发生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多半不会相信，甚至还以为这是不能同意的。结果怎样呢？一年前我们对之绝对会持否定态度或不予正面回答的事情，今天不仅成为习以为常的讨论对象，而且还是日常现实生活的完全正常的组成部分。社会正在变，它的一切都动起来了。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不平凡的时期。老一代人把今天国内的革命气氛同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情况、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做比较。而我这一代人会用战后从废墟中复兴国家的时期来对照。现在我们清醒得多，现实得多。在苏联人的政治情绪中越来越突出的那种热情、那种革命献身精神更为可贵和有益。
我在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上谈到过一种危险，那就是政权机关、管理机构以至党组织的活动中至今盛行的老方法和老作风同群众日益高涨的积极性不相适应。我们正在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克服这一矛盾。
但是，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如果构成改革的困难的主要是群众的消极态度，是群众落后于改革的需求，那么，情况就要糟糕得多了。幸好情况不是这样。劳动者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改革的现实速度。
对于苏联领导来说，直接同公民交往以及公民的来信是了解群众的最重要的“反馈”手段。信件寄给报纸和杂志（许多信件公开发表），寄给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寄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尤其多。
那么，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也有许多人给各级机关写信。但现在来信性质本身起了变化。要求帮助解决住房、养老金，搭救被错判的人，恢复工作等等这些所谓的“个人问题”在来信中提得较少了。虽然这种情况也有。但是，现在来信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这些。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家命运的思索和担忧。多年的沉默和疏远之后人们一吐为快。新形势使人们变得开朗豁达。人们想要与之交流思想，分担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家领导人。有些来信完全是心灵的呐喊。读了我这本书手稿的出版商请求我引用最有代表性的来信。我照办了。下面就是住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工人A·焦尔诺夫（33岁）的来信摘录。
“我不是苏共党员，但认为自己有义务写信给您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您唤醒了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公民感。人民早在等待这种变革……
“我要坦率地谈一谈。一开始，许多人对改革的总方针抱不信任态度。并不是因为这一方针违反我们的愿望。完全不是的。人们有过痛苦的经验，以为说得头头是道的响亮的言语和现实是不一致的。但很快我们看到，改革不是短时间的运动，而是历史的必然过程。我们还发觉，最主要之点是改革涉及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生活变得有意义得多了。人们开始真诚地关心国内情况，开始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发表批评意见。在劳动集体中间，已经自发地出现有关生产上‘伤脑筋’的问题的讨论会，讨论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法。为我们的产品质量感到羞愧！要知道，我们在自己偷自己……
“谢谢您！很不好意思给不认识的人写信表示深深的谢意。但我们向治好我们的重病的医生道谢，就不觉得难为情了。您治好了我们的公民消极情绪和冷漠态度，促使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公正，相信民主……要知道，以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真看待苏共中央全会以至党代表大会的。而现在，就连我的七岁的儿子老是叫我看电视：‘爸爸，快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讲话！’
“未来属于我们！至于错误，谁都难保不犯。我们是开路人，无法向前人学习，因此只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下面是B·布里科夫斯基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从立陶宛写来的信。
“内心的感受太多了，实在不能再沉默。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着凡人的面孔。仅此一点就是伟大的成就。
“人们在想什么，是怎样对待您的政策的呢？
“我不向您说假话，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这会危害共同事业。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我不去谈居民中的特权阶层。这是一清二楚的事。许多人象吃了麻醉药昏睡不醒，希望继续过自由自在的天堂般的生活。
“这里要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平民百姓，谈谈这次改革为之着想的那些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您的政策还没有真正深刻理解，并且不相信它。但是，这不应当使人感到意外。经过这样可怕的漫长的‘冬天’之后，很难期待脑子迅速解冻。这将是一个长时期的痛苦的过程。
“但是，结果一切都会好的。
“我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每个礼拜天，我都到教堂去做祷告，祈祷上帝不要因我们的罪孽而惩罚世界。您当然是无神论者，但是，尽管如此，您的工作和行为表明，某些教徒应该向您学习。因此，您瞧，我每个礼拜天在教堂里从9点一直呆到13点，我将为您和您的一家向上帝祈祷。”
基什尼奥夫城的一位教师Б·多勃罗沃利斯基来信说：
“我们是今天的青年。我们要继承列宁的事业、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您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让我们一起努力使您的劳动不致成为无效劳动！请不要因这封信的口气生我的气——用这种口气完全是因为我对有些人不理解党最近所做的几个决定和不理解您亲自同人民的交往而感到内心非常痛苦。这里我要马上声明一下：我是‘赞成’的！赞成同劳动者会见，赞成开诚布公地谈亟待解决的事情，谈困难，等等；但谈是为了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接受您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在人们中间工作，替人们着想而工作，为了人们而工作！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争论会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
“许多人（我说的是30—50岁这一代人）非常僵化。我不怕直说：就是僵化！他们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大大小小的首长了）在群众大会上口里高喊‘赞成’。他们‘赞成’！赞成什么？赞成一切！赞成革新，赞成改革，赞成，赞成，赞成……瞧！说得差点儿扯开胸前的衬衣。而实际上呢？……全是假的。我试过要弄清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相信那个为了我们大家而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心血的人7你们以为要唤醒一个有亿万人口、数十年来被哄着入睡的国家很容易吗？你们以为当许多人还在详解辞典里查‘首创精神’一词的词义时，要发扬首创精神很容易吗？要让我们大家都动起来谈何容易？！何况是要每一个人？……
“我同您进行非常坦诚和非常有原则意义的交谈。从我身上反映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整个苏联青年一代的思想和愿望。”
住在格鲁吉亚的Г·瓦尔达尼扬的来信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可能还记得我。您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召集首先实行劳动报酬合同奖励制和机务人员小组承包的人开过会。我当时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任总经济师。您同我谈了很久，详细询问了一切情况，谈了生活，谈了情绪和工作情况……
“现在，您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倡议都鼓舞着我，鼓舞着一切正直的人们，因为这些倡议和我们心心相印，和我们息息相通。我很痛心，可又不得不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您。
“我很难说他们有过错。您特别喜欢坦率，我就极其坦率地向您说。糟就糟在地方的头头是模仿过去领袖的模样和品格培养出来的。现在要改造他们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感到，您的工作有困难。但是，我们恳求：一步也不要后退，不要改变主意，不要做哪怕最小的退却。至于那些不赞成您的人，让他们见鬼去吧。然而，人民欢欣鼓舞，为了达到您提出的目标准备作出自我牺牲。这就是我要写信告诉您的事。”
最后是列宁格勒的K·拉斯塔的来信，她说：
“我们大家为了帮助您，应该同可恨的旧习气的种种表现，如官僚主义、营私舞弊、迎合上级、溜须拍马等做斗争。其中也包括同害怕当权者的恐惧症做斗争。眼下，这是每一个不愿走老路的人的义务。每一个人还有一个义务，就是要象您做的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不遗余力地做好工作。谁都清楚，压在您肩上的那付沉重的非人力所能承受的担子需要您付出多少精力、时间、心血和健康。建设从来是困难的，但在必须先清除垃圾的地方建设就加倍的困难。要是您知道广大的普通人完全支持您，爱戴您，心疼您，那您也许会感到稍微轻松些吧。”
来信是引不完的。这恐怕整本书的篇幅都不够用。在许多来信里，写信人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庄里、在工地上、在机关里——改革是怎样开始的……或者还没有开始，他们为投入改革正在做些什么，他们分析了改革道路上产生困难的具体原因和一般原因。
这些来信——千万封来信——证明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的巨大信任。信任恢复了！而这就是伟大的力量，无价的资本。在这些信中，思想的解放，高度的政治素养，问心无愧生活和工作的愿望，使人惊叹不已。
我们把这些信件收集在一起，定期送政治局讨论。这能帮助国家的领导摸到事态的脉搏，正确评价和校正自己的政策，制定切合当前情况的实际工作方法。
这些信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完全地热烈地拥护改革。即使是尖锐的批评意见，也都充满了帮助改革的愿望。同时，读者从我引用的来信中大概就会发现信中也流露出一种忧虑——改革会不会遭遇到50—60年代改革的命运，会不会一开始就夭折。人们要求我们不退却！一步也不要后退！更大胆一些，更坚决一些，只能前进！
总的来说，不仅应当善于根据群众如何理解政策、政策又如何影响社会意识这一情况来校正政策，而且应当善于保证反馈顺畅，即从来自人民的主张、建议和忠告中，包括从同人民的直接接触中吸取养料。
现在开始习惯这样做了，而当初有这样的“好心人”发出警告：戈尔巴乔夫在露天与人们会见千万別“氧中毒”，人们千万别对他说得过多，别告诉他克里姆林宫不该知道的事情。过去有过一种说法，大概现在还有，说搞直接的非正式的会见无非是要讨好人民。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相反的看法。没有什么能比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忠告、建议和警告更珍贵的了。
一般来讲，人们在这样的会见时变得“开放”了。过去的情况如何呢？你提问题，他站着不说话：也许是怕你，也许是不相信你。诚然，也有说得偏激的：莫斯科那些人在看什么？这糟糕，那不好，但什么建议也不提。现在每次都是兴致勃勃的负责的交谈。工人和农民抬起了头。知识分子发表自己有影响、有严格要求的意见，而夸夸其谈的人不作声了，不敢参加严肃认真的交谈。哪里发生了这种情况，人民自己就会加以阻止。
1986年秋天，我在十月广场会见了克拉斯诺达尔的居民。这次会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交谈的内容多么丰富啊！人们提的问题多好啊！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们这样真诚地支持中央的路线。而这时我理解了人民有多少疾苦，他们有多少建议和忠告要向领导倾吐。
我本不打算在库班讲话，只是想到那里去看看工作情况，亲眼看一看对全国很重要的经济试验进展如何——那里全区的经济单位已开始实行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了。我参加了多次座谈之后，才认为应当讲讲话。我想，讲的东西既然是来自生活本身，那也会对国内其他地区有益处。向人民征求意见以及同人民会见是完全必要的，靠下指令不会有许多收获。
改革的已有经验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如下的思想：革命是从政治上教育和启发群众的伟大而最有效的学校。
改革——这是革命，而且是最和平最民主的革命。对于在社会革新进程中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和将会碰到的错误立场，甚至公开的抗拒，我们将会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内加以解决。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居民集团的长远利益会和改革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在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根源往往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大家都是自己时代、一定的制度和习惯的产儿。因此我们说，大家都应该改造自己，其中也包括政治局、政府以及各高级领导层。有些人改起来比较容易和迅速，有些人就困难，还有些人自己申请退休或改做其他工作。
人民摆脱了过去那种消沉情绪，精力充沛地投入社会生活。而这方面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有人在会议上发表激烈的言论，有的地方则组织了群众大会或示威游行。一般地讲，民主过程不排除这种社会主动性的自发表现。过去这类事情引起官员的恐惧。遭到行政当局的禁止，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对我们说来，讨论还不够文明，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主席团的人出来制止台上人的讲话；而在有些文章中，作者爱算个人的帐或者扣帽子伤人。但是，逐渐形成一种看法：民主同把社会生活管得太死的官僚主义做法是不相容的。当然，任何一个自尊自重的社会都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为所欲为、一团混乱。我们自然也不能容忍。民主，这也就是法制，无论政权机关、各种组织或全体公民都要最严格地遵守法律。
多一点儿公开性之光
也许，最明显的新气氛表现在广泛的公开性上。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应该如此。
重要的是看到一切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加以运用，使之变成全民的、全党的财富，利用改革条件下出现的新方法的萌芽。
但主要的是要讲真话。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光，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消灭阴暗的角落，因为那里霉菌又会滋生，我们与之做过坚决斗争的东西又会越积越多。因此，要更多一些光！
公开性在今天是社会正常的精神道德气氛不可缺少的特征，这种气氛使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过去有过什么情况，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追求什么，我们有什么计划，因此也就有助于自觉地投入改革。
社会气氛的民主化、沿着社会经济改造的道路前进的步伐之所以能不断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发扬了公开性。不言而喻，党的政策构成这个过程的基础。但是，如果政治方针得不到群众的理解，那么一切就会在原地不动。群众应当了解有种种矛盾和困难的生活实际。有哪些成就，是什么在阻碍发展、妨碍发展、把发展引入歧途，关于这一切，劳动者都应该有充分而准确的信息。
人们真所谓尝到了公开性的甜头。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有要求知道哪儿出了什么事、谁干得怎么样这种正常的愿望，而且也因为人们越来越坚信公开性是全民对无一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的杠杆。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潜在的道德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处于和谐激情之中的理智和良心开始夺取腐蚀人心的消极冷漠情绪的阵地。当然，光是知道真相和说真话，还是不够的，主要的是要在知道和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干起来，行动起来。
我们已经意识到迫切需要学会克服现实和所宣布的政策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一致。正是这种道德领域里的重大进展，构成我们社会中当代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激情和本质。
保障公开性的法令已经开始拟订。这些法令应当保证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活动中的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使劳动者在实际上有可能就社会生活和国务活动中任何问题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苏共中央在开始改革的时候，依靠两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各级党委和大众信息手段。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央四月全会以后不马上积极地、真正地把大众信息手段纳入讨论改革问题的过程，党讨论如此广泛，如此众说不一，如此充满矛盾的改革问题，也许就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中央高度评价这两种力量对改革作出的贡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人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全部改革是通过人来进行的。就是说，人的思维、人的社会意识水平和公民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坚决沿着民主革新的道路前进，每一个人——不管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还是知识分于——积极地参加讨论和实施计划，对于我们的社会好处极大。大众信息手段现在和将来在这方面部起着巨大的作用。不言而喻，信息手段不是表达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见和情绪的惟一渠道。但是，这是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公开讲坛。公民自信地从这个讲坛上发出呼声，这不仅是通报国内正在进行的讨论情况，而且是对决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是否得到执行进行民主监督的保证，这一切对党是有好处的。
国内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过程，不仅在出版物上得到反映，而且使大众信息手段本身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参加进来。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好象解冻一样逐渐地涉及越来越多的主题。报界普遍活跃的迹象之一，就是重视对话材料，少用独白形式。刊登工作报告和工作汇报少了，越来越多的篇幅用来发表各种各样的访问记、“圆桌”座谈材料和读者来信。
诚然，在运用信息手段方面还能看到一种偏狭倾向：把写稿的骨干局限于三五个文人。这正是一种职业性的高傲心态。广开言路，让全社会参加进来，让每一个出版物都表现出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多元化，这样做有益得多。
职业作者谈自己的观点固然很好，但是工人、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学者、文化工作者的座谈和对他们的访问记，读起来多么带劲。这些材料中思想生动活泼。还有来信……这是些多么精彩的富有人情味的材料啊！真是扣人心弦！‘然而，这种风格并不合所有人的口味，尤其不合那些不习惯、不善于甚至不愿意在公开性和开展批评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人的口味。正是这些人中产生了对大众信息手段的不满，而在许多场合，他们竟然公开要求限制公开性，控制公开性。
批评是不是太多了，如此广泛的公开性是否需要，民主化会不会导致不良现象的出现等等，我们并不认为就这些问题发生的争论是一种消极现象。这些争论独特地表现出对我们社会的稳定性的关心。要知道，民主也好，公开性也好，可以胡扯一通，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但是，有些人好象赞成新事物，而一旦要落实，他们就用种种条件、借口来限制民主、批评和公开性的发展。
苏共中央会不会通过报刊、通过大众信息手段，依靠公民自身的积极参加，继续实行公开性方针——这样的问题再也不存在了。我们需要公开性就象需要空气一样。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
我们认为，发扬公开性是把反映苏联社会一切阶层和职业集团的利益的各种意见和观点汇集起来的方法。如果不通过批评，尤其是“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反对并防止消极现象，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不能想象，不这样做，还会有什么民主。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改革和民主化的条件下，批评的标准和性质也在起变化。批评首先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批评越尖锐，就越应该负责任。这是因为一篇以社会为主题的文章，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表现，不仅仅是自己的意见乃至综合意见或各种奢望的反映。这是一件社会性的事情。民主化过程使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关系应当是伙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对话更为合适，而任何故作宽容的训斥、教训，尤其是检察官的口吻，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这种现象，甚至在受人尊敬的有高度专业水平的作者中间也还时有发生。任何人都无权对真理做终审裁决。
有一点是绝对的——批评始终应当以真实情况为根据，而这就取决于作者和编者的良心，取决于他们对人民的责任感。
报刊还应当发挥更大的效能，不给游手好闲、贪图私利、看风使舵、压制批评、蛊惑人心之徒以安宁，更加积极地帮助那些献身改革的人。在这方面，各地党委关系很大。党委改革，报刊也随之改革。
我尤其要强调指出下面一点。报纸应该把人们团结起来和动员起来，而不是使他们离心离德，怨天尤人，丧失自信。革新社会，这也是一场为人的尊严、为人的崇高、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斗争。批评只有依据完全真实的情况，出于对公正的强烈关切，才能成为改革的特別有效的工具。
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观，是我国报刊的传统。任何事实——不管是今天的痛点，还是过去历史上的某些不幸事件——都可以作为报刊分析的对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立场，是否关心人民的命运、人民的未来——这才是主要的。否则就会出现如下情况：有的作者把引人注目的事实，尖锐的、痛苦的事实拿到报上发表，就此大肆渲染，把自己的观点和好恶强加于人。
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开诚布公的、坦率的、即使还存有怀疑的谈话都热烈欢迎！如果要用別人的上衣来套我们，那就对不起……公开性的使命是巩固我们的社会。而该肯定的东西是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们对加强责任心的要求使有些人的远离人民利益的奢望难以满足，只有这些人才会对肯定的东西发生怀疑。
当然，所有这一切决不是号召挥舞棍棒禁止批评，又回到说话有真有假的状态，放弃有批判的分析。
在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政治素养方面的利益，要求更充分地利用大众信息手段来讨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扩大社会监督，为加强责任心和巩固劳动纪律、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律程序，反对违背苏联生活方式的社会原则和道德规范而展开积极的斗争。我们力求使大众信息手段作为全国规模的一支自由的、完整的和灵活的力量发挥作用，能够机动地报道最迫切的事件和问题。
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我们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他们对大众信息手段提出的批评仍然极端反感，在评论某些文章和广播时夹杂个人的口味、过时的经验和对社会利益的错误理解，甚至干脆流露出自己对报刊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不理解。有时，他们拿西方宣传手段对某篇批评文章的反应来吓唬人。他们说，西方正等着我们的自我批评，好用这些材料反过来反对我国，败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声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这吓唬不了我。对自己的经验批判地重新认识，是有力量的标志，而不是虚弱的标志。只有这样的态度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
不过，也有另一种压制批评或逃避批评的办法，即所谓“静悄悄的”方式。这就是：有的工作人员口头上同意公开批评，甚至对这种批评表示感谢，并且答应采取有效措施，而事实上他们却不急于作出实际结论。看来，他们以为一切说说就完了，会象“水滲进沙子”那样无影无踪，他们的罪过没有人再会想起。在他们看来，主要的是及时忏悔。
谈到这里，我要把我在一月全会上说过的话再讲一遍：对待批评的态度，这是衡量一个人对待改革、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新事物的态度的重要标准。
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人无法压制批评，也无法敷衍批评。
批评是一剂苦药。但是，有病就必须服苦药。皱起眉头也得喝下。那些以为可以把批评分成若干份按时服用的同志们是不对的。那些认为停滞现象已经完全解决、该马上刹车后退的同志们也是不对的。放慢批评转速，意味着损害改革。
改革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改革。这里我要冒昧地插上一段话。知识分子忠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是苏联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我们伟大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成果，是我们无价的精神资本。我国知识分子有一部不平凡的历史。他们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那些诅咒过甚至反对过沙皇制度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因为害怕革命而随着白俄流亡的浪潮出了国，把自己的才华和知识贡献给了别国人民。这对年轻的苏维埃社会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由于30年代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进行镇压，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遭受了巨大的、有时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对国家的智力资源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虽然如此，造就苏联知识分子的过程仍然在继续，在加强，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列宁的文化革命使一个半文盲的甚至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停滞时期出现了一种极怪的局面：我们的社会对自己的这个巨大的文化潜力，即创造潜力没有好好利用。这还是因为民主的发展受到了人为的阻碍。种种清规戒律，对新的创造性的工作方法的恐惧，不能不发生影响。
记得1986年6月：我同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见。这次会见时谈的是改革。我不得不请求同志们学习用新的作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不再对知识分子发号施令的时候了。这样做是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知识分子以智慧和心灵接受了社会的民主革新的纲领。
各创作协会（电影家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建筑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都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开得很活跃，会上洋溢着巨大的激情。所有的代表大会都真诚地支持改革。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也做了尖锐的自我批评。批评是尖锐的，结果是各协会的许多前领导人没有被选进领导机构。但同时，夸夸其谈的人也没有进入领导机构。，知名的权威人士当选为各协会的领导。
我对那些认为辩论过于激烈的人说：既不应该大惊小怪，也不应该愤愤不平，应该把这些代表大会看成一种虽然是新的但是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到处都在民主化，采取的形式有时就有些激烈。有人表示异议，说什么要是每个人都以哲学家、大权威自居，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正确，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将很难工作。我的回答是：同消极的知识分子、同无动于衷和厚颜无耻打交道更糟糕。
正如在任何复杂的事情中一样，情感的撞击当然是难免的，在急剧转变时，在革命时期，从来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大家好象都在重新上民主的一课。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政治素养还不够。连听取自己的朋友、同志的意见，也缺乏耐心。这一切想必都会过去，我们也将掌握这门学问。讨论最尖锐的问题时也应当相互尊重。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有某种宝贵的、合理的成分，因为一个正直维护这种观点、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共同事业操心的人，总反映出生活的某些实际方面。在我们这里，这不是对抗性的斗争，这是探索和讨论：我们怎样走上改革的康庄大道，怎样加快和坚定我们的步伐，使运动不可逆转。因此，我不认为论战、观点的交锋是什么可悲的事。这是正常的。
在文学家中间，由于实行公开性，确实出现过一些小团体的偏见、不能容人的态度。有时有些作家过于激动。我们把中央的观点传达给他们：如果不是把搞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而是爆发一场对骂，当事人开始利用公开性、开放性、民主来算旧帐，为过去受到的委屈泄恨，为受到过批评进行报复，那就很可悲了。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革命时期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个人为所欲为，精力不花在创作上，而花在毫无意义的相互争吵上。中央号召文学家们：要超越自己的情感，老习惯和旧框框。振作起来，并且想一想人民，想一想社会。希望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也表现在使他们的各个创作协会首先关心社会的精神发展。
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公民精神的潜力，而且乐于挑起不轻的改革担子。我们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同党一起开始实现变革。知识分子的公民立场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种积极性对我们有好处，他们在1985年4月以后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努力帮助社会改革，我们珍视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的贡献将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责任心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们的方向同苏共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二节 新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执行中
经济改革是怎样展开的？
应当直率地说，我们在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把国民经济转上集约型发展的轨道、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越来越表明，经济机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非彻底改革不可。
社会主义和作为它基础的公有制，实际上蕴藏着经济前进过程的无限潜力。但是，要使经济前进，需要随时找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最有效的形式。而最主要的应当是使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生产的主人。做不到这一点，职工和劳动集体的劳动成果就没有也不可能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
列宁关于要找到公有制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最有效、最切合实际的形式的思想，成了我们对彻底改革经济管理的一切探索、全部构想的基础。
经济改革。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在实施彻底的经济改革时，重要的是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曾导致50，60和70年代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失败。同时，这些尝试是不全面的、不彻底的，因为这些尝试着重抓了一些问题，忽略了另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直率地说，当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有时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我可以说，我们拟订的并向六月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构想，具有无所不包的配套的性质，考虑到对问题的一切方面都要做深刻的、根本的变革。这就是企业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这就是彻底改革对经济的集中领导。这就是根本改变计划工作，改革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改革对外经济关系。这就是建立新的管理组织结构。这就是全力发展管理的民主原则，广泛实行自治原则。
但是，任何一个复杂的过程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反映出这些或那些措施之间、这些或那些具体步骤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问题：从何着手？改革管理的起点在哪里？
乍看起来，改革从中央开始，确定中央经济机关的职能和结构，尔后轮到管理的中间环节，最后才是基层单位——企业和公司，这种做法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中好象是合乎逻辑的。从抽象逻辑上来说，这看来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现实生活、现有的经验却要求我们采取另一种方法，另一种行动逻辑：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和公司开始。首先要确定经济的基本环节最有效的经营模式，为它创造最有利的经济环境，扩大和加强它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再对经济管理的所有上层环节的活动做根本改变。
我们确定这种改革顺序的依据是：主要的经济过程正是在这里展开的；物质财富是在这里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思想是在这里物质化的。正是在劳动集体中实际形成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里相互交织在一起。其实，全国的社会政治气候在许多方面是由劳动集体中出现的形势决定的。
我们考虑到了过去的经验，过去改革上层管理机关的屡次尝试没有得到“来自下面的”运动的支持，都失败了，因为改革遇到了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许多特权和权利的管理机关的顽强反抗。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遇到过，现在也还会遇到。这方面的改革也同整个改革一样，要把来自上面的推动同“来自下面的”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使改革本身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质。
以前企业的经营机制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首先是自我发展的内部刺激力弱。确实如此，企业通过计划指标体系得到任务和各种资源，任何消耗实际上都能得到补偿，产品的销售实际上都有保证，而最主要的是职工的收入同劳动集体的最终工作成果——合同的执行、产品的质量、利润等联系很少。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种机制只能使工作平平，甚至很糟。既然经济为落后企业创造了什么都不用发愁的条件而打击先进企业，那么这种经济怎么能够发展呢7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干下去，而新的经济机制应当把一切理出个头绪来。这一机制应当成为促使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发扬进取精神和首创精神的强大杠杆和强大动力。从实际的社会需要出发，企业本身应当确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计划。这种计划的基础将不是由上级机关确定的大量的详尽的计划任务，而是国家组织、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贸易机构对具体产品有相应数量和质量要求的直接订货。应当把企业置于如下的环境：企业之间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展开经济竞赛，而职工的收入同生产的最终成果、同利润紧密挂钩。
所有这些经营原则及经营的具体形式，我们都写进了国营企业（公司）法草案，这一草案现已提交全民讨论。各劳动集体、工人大会和工会会议展开了广泛讨论，通过大众信息手段也展开了广泛讨论。这个文件确实触及了全体人民。人们感到，他们的意见是有用的。提出的建议、修改和补充，由政府、学术界和各部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就全民讨论的结果来看，一切合理的意见都被吸收进企业法，使企业法有了重大改善。
这些修改意见绝大多数是主张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的。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不要在惰性习惯的压力下退让，要坚定地前进。人们主张，不要用数不清的细则去框住新企业法，这样一定会阉割新企业法的实质，阻塞改革。新企业法已为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将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
不错，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越出我们制度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样一种意见，说应该根本放弃计划经济，准许有失业。但是，我们不能容许这么办，因为我们是要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要用别的制度来代替它。有人从西方的另一种经济中拣了一些东西塞给我们，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深信，只要把社会主义的潜力真正调动起来，遵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人的利益，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能够作出比资本主义大得多的成绩。
我们认为企业法在经济改革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我们把所有其他的措施和步骤同企业法衔接起来，看看这些措施和步骤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企业法，有助于企业法的实施。
政治局在筹备中央全会的几个月时间里，对全面地、十分客观地分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国民经济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经济系统其他各部和国家各经济主管部门、行业管理机关的活动后所得出的结果，逐一做了研究。曾经拟订了关于中央机关的活动方针的一些决定草案，其着眼点是要使中央机关的活动（及其本身的正式职能）严格适应国营企业法，不得同企业法有任何抵触。这些决定草案经全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后已开始执行。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及其作出的决定，实质上建立了符合我国发展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模式。
全会和继全会之后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发展了和巩固了如下方针：积极地把人纳入经济过程和生产过程，把国家的利益同个人利益和劳动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苏联的劳动者变为经济的真正积极的主人。
当然，我们还有些事需要做完，有些事也许还要重做。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可以象某种机械装置那样整个拆掉，马上换上另一种管理体制，哪怕是更为完善的体制。一种有活力的灵活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调试，以便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中的变化，不断更新，接受先进的东西而扬弃过时的东西。生活将校正这一过程，不断加以修改。这方面的主要危险是停步不前，认为既然有了解决办法，而且通过了决定，那就可以一成不变，永远适用。
我们制定了彻底的经济改革纲领，从而开辟了广阔的战线，现在就可以为加速和深化改革全线出击。已通过的决定为完成目前的五年计划和到2000年以前的远景规划的任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前提。现在的关键在于要毫不拖延地、应用自如地掌握新的经营机制。
在改革经济和改革管理的过程中，现在也许正进入最重要的关头。建设性工作的阶段开始了。现在应当把一切付诸实施。把一切努力集中起来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实际行动——这就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准备普遍实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在于，用主要是经济的方法来代替主要是行政的方法。对苏联领导来说，根本不存在是否要转到完全的经济核算的问题。
是的，客观的障碍是存在的，至少有两大障碍。其中一个障碍是，这种转变只能在已获批准的五年计划的条件下进行，因而要同五年计划相适应。这一特点对转变过程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究竟怎样办：是继续以完成五年计划为目标呢，还是改变五年计划？回答只能是一个：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而这个五年计划难度极大。科学技术进步领域内有艰巨的尚需完成的工作。结构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正是在实施这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应该采用许多新发明。现在企业的经理日子很难过：问题成堆，同时又要改为自筹资金。
另一个障碍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新的管理机制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准备好，也不可能马上实行。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来准备价格形成和财政信贷机制的改革，要花五六年的时间才能转到生产资料的批发商业。在确定政府各部的职能、改革地区管理、精简机构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旧机制和正在逐步被掌握的新机制同时并存。但我们要毫不拖延地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要积累经验，坚决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要对一切进行试验和深入研究。
我在同生产者以至部长们会见时对他们说：不要怕，应当探索，进行试验。人民富有智慧和责任感，可以而且应当勇敢地、满怀信心地行动起来。要是我们做错了，该怎么办？宁可及时改正错误也不要在海边坐等好天气。
对集中制的新理解
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民主集中制的新理解。重要的是使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方面保持正确的相互关系，要考虑到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要求加强集中制的人不少。平衡、比例、居民的货币收入同商品量和劳务量相适应、结构政策、国家财政、国防——所有这一切要求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原则。我们所有的共和国、各族人民应当感到他们实际上都具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和机会。这是苏联社会稳定的保证。因此，我们不想削弱中央的作用，否则就要失去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央部门承担的琐事过多。我们要把中央部门从业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因为忙于业务性工作就会忽略战略性问题。
我们在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上公正地批评过的许多事情，首先是中央部门的工作缺点造成的：中央部门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危险的倾向，没有及时找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等等。我再说一遍，整个中央机构的改组及其职能的转变，必须严格地以国营企业法为准绳。在改革条件下实行集中制，同用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去限制生产集体、科研集体和设计集体的多方面的活动，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还必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能，改变政府各部的工作实质以至各部的任务本身。
我们制定了计划工作民主化的方针。这就是说，制定计划（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将由企业、由劳动集体开始。正是它们将根据由控制数字、国家订货和同消费者直接的经济合同关系所反映的社会需求，独立自主地订出自己产品的生产计划。
国家计划委员会坚决不对政府各部和各主管部门规定繁琐的规章制度和进行日常的工作调节，而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对企业也不要这样做。企业活动（劳动报酬基金、利润分配、上缴财政，等等）的调节，将靠有效期长的经济定额来进行，也就是说，这实际上将是自我调节。
现已规定，扩大计划工作各个阶段的公开性，开展对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态等方面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问题的广泛讨论。为了找到最佳的决策，计划工作体制将引入多方案择优原则。
与过去的做法不同，中央机关将只就数量有限的指标——完成国家订货指标、利润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领域的综合指标——对企业实行监督。检验企业活动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企业完成合同义务和国家对主要产品的订货以及完成工作和劳务的情况。根据市场的饱和程度，国家订货的种类和数量将逐步削减，以利于生产者同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一旦我们有了相当的经验，国家订货将通过招标，利用竞赛原则即社会主义竞争原则进行分配。
物资技术供应体制将做根本性的改变。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所谓的调拨物资即集中分配物资过渡到批发商业。
简言之，计划工作的优越性将同社会主义市场的刺激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但所有这一切将在社会主义经营目的和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轨道上发挥作用。
扩大企业的权利和经济独立性，改变中央各经济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要求彻底改变管理机关的结构。
从前，为了完成加强管理的某项任务，往往就建立新的组织环节，这就引起了机构的庞大臃肿，运转不灵和官僚主义化。
我们看到，经济改革的速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于管理机关的庞大臃肿和缺乏效率而放慢了。因此，我们将要大大裁减管理机关，如有必要，我们将简化管理机关的结构，扩充全行业性的部。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例如，我们领导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有7个全苏的部和主管部门。我们把所有这些部门合并成国家农业工业委员会，同时裁减了将近一半的管理工作人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一些部合并扩充。我们将分别具体情况采取步骤这样做。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经济的规模目前这样大，任何一个部或主管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使是业务水平最高的，也没有本事去解决无一例外的所有问题，也不能代替劳动集体的想法和首创精神。话又说回来，在中央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各部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长本人都不愿意改掉处理琐碎的业务性问题的习惯。这是多年“练就的”，这样做容易得多，简单得多。把一部分权利从中央转交给地方总是令人痛苦的。不过，我要再说一遍：所有的人——不管是部长还是机关工作人员，都懂得这样做是必要的。人们在理智上懂得这种做法对事业只会有利，而在行动上却往往把本部门狭隘的利益，甚至小集团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人民利益之上。
还要谈谈完善经济管理的另一个方面。经验表明，要取得高效益可以在各个部门的接合部挖掘不少潜力。但是，以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能够仔细研究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所有环节，选出最佳方案，那是抱幻想。这一点更不是各个部力所能及的。正因为如此，建立管理各大型国民经济综合体的机关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可见，管理体制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行动要坚决，但同时也要仔细权衡，不要手忙脚乱。
把技术装备提高到世界水平
在改革计划工作和经济活动、扩大企业权的同时，我们认真地研究了科学技术进步问题。我们从财政上和物质上另外再给科技尖端部门以支持。为此制定了目标明确的国家计划，筹集了资金。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将得到更新。用于这一目的的资金几乎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多一倍。
对工业工作分析之后，发现了投资政策的错误。多年来执行的是不断兴建新企业的方针。车间、办公大楼的兴建，消耗了大量资金。而现有的企业仍停留在原先的技术水平上。当然，如果现有的设备能很好地利用起来，开两班制或三班制，那么用现有的设备也是可以完成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的。但是，陈旧的装备总要拉我们的后腿，它们不能保证生产出现代产品。必须更换旧机器。因此，结构政策和投资政策要做重大的改变。
我在1983年到过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当时这家苏联最早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的工厂在积极准备改建。1985年我又到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去了，想知道改建工作进行得如何。原来那里瞄准的是中等技术水平。指靠的是5—7年前生产出来的设备。因此不能指望在工艺上有什么重大进展。而且需要补充劳动力。瞄准过时的技术不可能达到生产的重大集约化，而只能保护落后。原来，劳动集体有另一个比较先进的方案，但是没有得到支持，拟订方案的工作被搁下来了。我们支持该厂的劳动集体——重新研究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的改建计划。新的改建计划定出来了，正在顺利实现。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将成为真正现代化的企业。
总之，十分明显，要在工艺和技术装备方面做重大的改变，需要有一个临时跳板。正如我们常说的：“莫斯科不是一下子建起来的”。如果我们硬要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不得不靠旧的即过时的技术装备来实现生产现代化。这实际上是在原地踏步。
我们分析过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它们是否符合世界水平。发现生产出来的技术装备只有一小部分达到这种水平。结论很清楚：与其长期保护技术落后，倒不如现在忍痛彻底解决，这样终究能得到新的技术装备，然后通过机器制造业的振兴实现最新工艺的突破。但是，这个“然后”决不是指遥远的时候。不是的，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是同尽力发挥科学潜力结合进行的。发挥科学潜力是我们最迫切、最紧急——我认为是——最优先的任务。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我们落到目前这种状况，首先是由于对本国的科学技术估计不足，过分地把希望寄托在对外关系上。
我觉得，我们对缓和政策过分乐观了，可以说是轻信了。许多人真相信，这一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特别是在扩大同西方的贸易经济关系上是如此。我们甚至压缩了某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制项目，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分工上，以为某些技术发明与其自己重搞，不如去买来更合算。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由于天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禁运、抵制、禁令、限制、恐吓那些同我们做买卖的人，如此等等，这样的时期到来了。某些西方政治家甚至公开预言苏联经济崩溃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一次他们又是太着急了。
我们吸取了必要的教训，对那些原来打算购买的东西在国内进行了必要的研究和制造，这样一来，最终吃亏的还是一些西方公司。顺便提一下，我认为搞这种禁令和限制不仅仅是针对苏联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他国家参加竞争的公司的。
总之，美国用自己的形形色色的“制裁”、“禁运”以及其他禁令帮助我们懂得了许多东西。常言道，因祸得福。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采取拒绝向苏联出售先进工艺的立场，我们从中得到了教训。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目前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其他方面才出现一片繁荣景象。
我们下定决心，要象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消灭“进口瘟疫”。为此目的，我们正在发掘本国科学和机器制造业的强大潜力。
苏联科学家的许多成果西方采用得比我们本国快，这真是咄咄怪事。转子生产线就是一例。在另一件事上我们也动作慢了。连续铸钢法是我国首先发明的。但是，结果怎样呢？现在某些国家生产的钢80％是用我们的方法浇铸的，而我们则少得多。在我国，一项科学发明从成功到在生产中运用要走过的路程实在太长了。于是，精明的外国工业家就利用我们的设想大发其财。当然，这种状况我们是不满意的。显然，情况将会改变。而且，最近也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交流应当是双向的。
为了活跃科学技术进步，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要实施目标明确的计划，使劳动集体、专业科学部门和经济学界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使20多个由著名学者领导的跨部门科学技术综合体发挥作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时代的迫切要求是优先发展我国的机器制造业。根本改建机器制造业的纲领，已由苏共中央全会于1986年6月制定了。提出了一项我国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任务：最重要的机器、设备和仪器的各项参数在最近六七年间要达到世界水平。决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机床制造业、仪器制造业、电子行业和电工技术行业的改建上。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广泛现代化也正在进行。
以愿望代替现实是最危险的。但是，正在出现的进展毕竟是大有希望的。不久前，我访问了莫斯科近郊的泽列诺格勒，那里集中了电子工业的一部分科研单位和企业。我高兴地从学者和专家们那里得知：我们在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项目上，不仅不比别人差，不仅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前头了。可见，西方在工艺方面的高傲态度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今后要做的是在生产中加以消化，这是一个同样艰巨的任务。
改革的活组织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今天，遇到的问题和任务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过去留给我们的，有的是必须现在马上解决的，有的则是刚刚露出苗头的。尽管我可能重复以前讲过的话，但我还是想建议读者观察一下五光十色的改革，请读者看一下那个正在生成我们未来的活组织的日常生活的万花筒。我们正在帮助群众为彻底的改革做准备。这方面既要有经济保证，还要有心理保证。这是因为要克服用老眼光看问题的习惯，改变对过去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生活形式的观念，并不那么简单。
至今还能听到和读到我们某些正人君子的严重指责。这样的古板的“正人君子”到处指手划脚，说这里杂乱无章，那里不成体统，这里少了什么，那里还有欠缺。要是有人开始做点什么超越常规的好事，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要大喊大叫：“你们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这也是改革中的实际情况。要耐心地同这类捍卫“纯粹的”、抽象地看是理想的、“超凡脱俗的”社会主义的斗士展开争论，向他们证明生活中没有这回事。
列宁从来不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笔直的。他善于在生活需要的时候改变口号。从来不当一朝通过的决议的奴隶。例如，他不怕在国家和国营经济成分的力量还微弱的时候扩大个体劳动。然而，在我们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发展合作社、个体劳动、承包、自筹资金等措施却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说：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不是在繁殖个体户吗？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这不是在破坏集体农庄吗？可是，在商店里许多东西都缺，这该怎么办呢？针对这种情况应当敲警钟，但不要张皇失措，惊呼：“救命啊，社会主义受到了威胁！”
我们认为，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的结合，在今天仍然是首要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广义上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单指个人的物质利益。我们需要的不是“纯粹的”、学理主义的、凭空想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列宁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既然大工业和政权由我们掌握，什么也不用怕。要依靠这种力量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作。这在那时是正确的，而在现在，当我们的社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强大的时候就更为正确。列宁一贯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立足于现实的生活。
我深信建立在完全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的最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将会很迅速地在农工综合体中扎下根来。第一，这方面我们的集体农庄传统的根子扎得很深。第二，在农村，人民是有事业心的，善于经营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更机动地、更灵活地解决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这些问题。
从农业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来看，集体承包作用明显。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家庭承包。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1987年8月初，我在莫斯科郊区的拉缅斯科耶区同生产小组的成员谈过话，这个小组采用集约化工艺已承包了五年。他们种植留种用的马铃薯，去年五个人给国营农场带来了大量利润。一旦人们自己对一切负起责任，就会发生令人惊喜的事情。另外，还取得了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效果，有时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情况在发生变化，对事业的态度也在变化。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愿意参加一切事务，这是好事。他们反对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意见和主张无人重视，他们被看作单纯的劳动力，他们作为人、作为公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集体承包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恰恰是把人当作公民、当作主人。
现在，我们在许多农业地区都有由大的作业队、分场和综合体构成的大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工艺装备不错，越来越广泛地采用工业工艺，但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土地。这影响到最终的成果。现在，在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范围内，通过集体承包、家庭承包，通过租赁承包，我们应当保证同人的利益结合得更牢固、更直接。到那时，我们就把集体大经济的优越性、工业方法同人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做的。如果这样做，两三年内就可以大大改善粮食情况了。
要知道，如果侵犯个人利益，那就什么也做不成，而社会就要遭受损失。因此，需要找到利益的均衡，而我们正在通过新的经济机制，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通过创造公开性的环境，通过把人们纳入改革的所有过程来找到这种平衡。
首先，应当保证有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使人成为有社会积极性、有责任心的人的气氛。
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气氛，是为了同人民共同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是最困难的问题而进行讨论的气氛。为此需要群众真正参加管理。因此，我们才说：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选举领导人和建立劳动集体委员会这些形式，已经在作业队一级、车间一级和企业一级被正常地采用了。从承包集体和家庭农场的例子来看，我们的人渴望当家作主。他们不光是希望挣更多的钱——这种愿望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是希望堂堂正正地挣钱。不是捞国家的，而是真正挣来的。难道这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望吗？这种愿望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对此不要做任何限制——只要是一个人挣来的就应当归他自己所有，同时不容许有人不干活却得到过高的奖励。
改革的社会政策
我们认为，只有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才能保证整个改革事业的成功。应当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住房紧张问题，生产更多的粮食，提高商品的质量，扩大生活服务的范围，发展保健事业，改革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解决其他许多社会问题。
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在决定当前任务和远景任务时，特别重视增加粮食生产、发展人民消费品的生产和扩大住房建设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是重大的。我们在扩建住房。这是我们的全民任务。对住房建设追加了投资。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应当帮助人们建房和完善生活设施。
必须使人生活方便。要是这些问题解决了。劳动集体也就稳定了。人们更重视的不是工资增加得多快，而是城市或乡村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生活条件、生产、劳动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当前形势下，那些不利用现在就有的潜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领导者的消极态度，是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这里依然表现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根据所谓的给零头原则（即把满足生产需要之后剩下来的用于社会需要）来对待这些问题的老习惯，另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对所有这些做了限制。经济机制本身要求我们办事要坚决、合理、精明，总之，要有主人翁的态度。
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成就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是十分显著的。然而，我们还在对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实行改革。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人提出了新要求。此外，社会上的停滞现象也殃及我们的教育制度，这方面也存在着盲目乐观、满足现状的情况，而且对各方面立刻都有影响。
根本改革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主要方针是：根据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对青年进行就业前的训练，削减那些对人用处不大、反而使学生负担过重的次要的教学内容。认真改进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文化成就的人文学科的训练。在高等学校和中小学里，大力推广创造性的教授法和教育法，发挥高等学校集体和中小学集体的主动精神和独立自主精神。新的任务要求改变教育的物质基础，主要的是要求教师的工作达到新的水平。业务水平的提高将受到物质鼓励。
现在对完善我国保健工作的基本方针正在进行全民讨论。待全民讨论结束后，文件将提交苏共中央和政府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实施这个综合性纲领，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用于第一阶段——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余下的几年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财力和物力已有着落。
社会生产的集约化促使人们用新眼光来看待有效就业问题，做好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工作。
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应当更深入地弄清如何贯彻社会中的社会公正原则。最近几十年来，一种极其严重的变形是平均主义泛滥。在这个基础上，滋长了依赖思想、挥霍无度以及“一切与我无关，由当官的去考虑”这种小市民心理。
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劳动。只有人的劳动才决定他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他的社会地位；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排除任何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情绪甚至现在也不时有所表现。某些公民把号召实行社会公正理解为：“大家拉平”。但是，社会坚决提出的要求是：严格贯彻社会主义原则。
换言之，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人对国家事务的贡献。我们在生产上应当鼓励高效率的生产劳动，鼓励作家、学者和任何其他诚实的爱劳动的人的才能。我们在这里要把话说透：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来保证生活条件和消费条件。这是将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另一个准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没有富人和穷人、百万富翁和乞丐之分，各民族一律平等，所有的人保证有工作，免费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享受免费医疗，老有所养。这一切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公正的体现。
现在，当社会公正问题在社会上很突出的时候，关于某些个人和群体享受优待和奖励的问题讨论得很多。我国实行由国家规定的各种优待办法。这些优待是根据所付出的社会有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提供的。实行优待的既有生产领域，也有科学和文化领域。例如，我们特别关心大学者、院士和作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得到荣誉称号。例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功勋科学家、功勋艺术家等享受一定的额外福利。有些优待是给予不同部门和地区（首先是北方地区、边远地区）的工作人员、军人、外交人员等等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公正的，因为它对整个社会有利。但是要知道，这方面同样是以人的贡献的作用和大小为依据的。如果出现了不是由国家规定而是由某人利用职位之便为自己“规定的”特权，那我们认为这些特权是不能允许的，应予取消。
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在我们许多组织、机关和企业管辖下，有一些提供服务的设施。在大企业中，实际上普遍都实行公共膳食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承担了公共膳食组织的一部分经费开支；这是由行政和工会委员会合办的，而这样就降低了膳食的价格。
在我国，广泛建立了按工作人员劳动地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网。其中不仅有门诊所，而且有设立在企业附近的或者在休养和疗养地区的休养所、防治所。许多企业附设了商店、订货服务台、服务社，等等。可以说是有自己的一套服务设施。
而且这不仅在企业中存在。如果拿科学院、作家协会和其他某个团体来说，它们也有自己的疗养院、膳宿公寓、别墅村。工会（顺便指出，它是国内最有钱的团体）、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也有类似的服务设施。这种情况是历史形成的。
当然，有这样的服务形式的存在，就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某个地区对全民的服务在质量上远不如上面提到的团体和机构时更是如此。这些现象自然要受到劳动者的公正批评。这些问题正应当在实施已经通过的各个纲要的过程中予以解决。
我们将继续同酗酒和酒精中毒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这一社会公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习惯，同它做斗争是不容易的。但是社会成熟了，已经能够承受急剧的转变。特别在最近20年里，酗酒和酒精中毒现象增加了许多倍，构成了对民族自己的未来的危险。劳动者经常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同这一公害做斗争。一些人甚至要求实施全苏禁酒法令。然而，我们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种法令是不合适的。我们的答复是：如果愿意，可以在自己家里、在居民点，在区里实行禁酒法令。有几千个村、镇的劳动者在居民大会上决定停止出卖和饮用含酒精的饮料。斗争在继续着。最近两年来，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烧酒消费量减少了一半。然而，私酿烧酒的现象增多了。光靠行政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消除酒精中毒这类公害的最有效办法，是发展业余活动，发展体育运动，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第三节 走民主化的道路
我们的主要潜力
在进行改革的条件下，重新唤起和加强苏联人对国家命运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公共事务的个人参与感和个人利益相关感，是一项极重要的政治任务，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还存在着某种异化因素，这些因素的产生是由于削弱了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同劳动集体、同普通劳动者的联系，是由于对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
最广义的人的因素是我们的主要潜力，发挥这种潜力的办法是实现民主化。
我们正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调动人的因素，首先是加强我们的一切计划的社会目的性。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们正在努力使经济和社会领域这两方面的比例达到平衡。如果只顾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社会这个领域的利益，那么就无法把人们的劳动成果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使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社会领域也不应该把基础吃光，因为这样一来，社会的有活力的发展的可能性本身也会受到损害。这就是说，需要找到一种符合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要求的最佳办法。显然，这两方面的比例，不是一种守恒的、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变化的。今天社会政策被提到了首要地位。
道德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劳动集体和整个社会中真正恢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的风尚，那么，我们便不能完成改革的任务。可以提出正确的政策，提出有效的政治机制，但是，如果社会不能通过对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肯定而得到完善，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首先要肯定的是社会公正、按劳分配、对所有的人实行同一纪律、同一法律、同一制度和要求。
我们通过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也可以活跃人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核算意味着什么呢？经济核算不仅是劳动集体的权利，而且也是它的责任。如果我们说：你怎样工作，就怎样生活。那就是说，我们要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当然，劳动集体反过来也希望有权实际管理企业，管理劳动过程，因为劳动过程的结果决定着劳动集体的收入和生活。这又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经济核算是同劳动集体的自治、独立自主有联系的。
我们现在对一长制和劳动集体参与决定生产任务的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个问题在今天有现实意义。如果劳动者没有在作业队、车间、工厂、联合企业各级通过相应的机制参加管理，事情就不好办。不仅如此，劳动集体应当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又代表劳动集体获得一长制的权利，用统一意志把一切人联合起来。
选举经济领导人是生产上的直接民主。起初有人大吃一惊说：我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这样做会产生什么结果？然而，发这种议论的人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人总是有健全的理智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出现维护小团体的利益或互相包庇的现象，但是从根本上说，大家都希望，领导作业队、车间、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是一些能够带领集体，能够为生产和改善生活带来希望的可靠而又精明的人。我们的人懂得这一点，他们根本不需要老好人来当领导。不，他们需要的是有才干的人，关心他人的人，同时又是要求严格、严格得有道理的人。
人们希望厂长、车间主任、工长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人们期待着品德高尚的表率，首先是希望领导人成为这样的表率。这种人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凡是领导人好的地方，就能作出成绩。好的领导人善于关心人，而大家也都想见他。当他下达命令的时候，他无须提高嗓门。有的领导人看起来似乎平平常常，然而，他什么都懂，又善于把问题解释清楚。而解释清楚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懂得为什么某些需求不能马上充分得到满足，那么，他们是愿意忍耐一下的。
我们也正在努力通过民主化、完善思想工作、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来活跃人的因素。远不是每一个人都彻底理解目前这个时刻的严重性，懂得目前是一个转折关头。我们还必须做不少努力才能使那些还在冷眼旁观或安于现状的人投身到改革这方面来。
积累起来的因循守旧观念不是一举就能消除的。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无论用什么法令，哪怕是最严厉的法令都难以根除。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做人的工作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抛弃那些陈腐不堪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是由追求思想工作的“总产值”和爱讲漂亮的空话造成的。在这方面必须进行长期而紧张的斗争，进行艰苦的斗争，来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借故搞铺张的庆祝活动，反对热衷于空洞的口号，反对屡教不改的摆阔气的毛病。主要的是，不要有一切都好的错觉，决不允许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束缚人民生气勃勃的旺盛的首创精神。
我在街上或在工作场所同人们谈话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大家都支持改革。”我相信这句话是真诚的和正确的，但我仍然每次都回答说，现在最主要的是，对改革这件事，要少说多做。需要更多的秩序，更多的认真负责精神，更多的互相尊重，更多的诚实。应当问心无愧地生活。幸好，我们的人懂得这一点。不仅如此，他们诚心诚意地接受这一点。这很重要。现在政策有了，为这一政策奋斗的政府有了，还有赞成这一政策的人民。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改革一定会全面展开。并且将获得成果。我从同苏联人的生动的直接会见中得到的主要印象是，他们以人民固有的敏感非常深刻地领悟到改革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含义。
法制是民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从改革及其实质——民主化——的广泛的和原则性的立场来看一看如何保证可靠的法制，如何完善立法工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制。反过来，民主如果不依靠法制，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因为法制的使命就是抵御滥用权力行为对社会的侵害，就是保障公民以及他们的各种团体和劳动集体的权利和自由。
正因为如此，我们坚持上述立场。而且我们根据切身经验还知道，人们离开这种立场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从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列宁和党就认为建立和巩固法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在诞生的新社会的政治现实要求这样做。当时面临的政治现实是：巩固新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国有化，劳动者监督生产，保护工农的利益不受反革命的侵犯——这一切都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形成法律。否则革命过程就会出现混乱，否则就不能巩固已获得的成果，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正常行使职能，不能建立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一系列法令用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些法令一开始就宣布法制是国家生活的根本原则之一，提出要吸引子百万劳动者来管理国家，教会他们——用列宁的话来说——“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这一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在1918年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这部宪法通过的《关于严格遵守法律》的决定中。
国内战争结束后，立法工作抓得更紧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在法律上把社会主义改造确认和固定下来。立法工作以及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工作，成了国家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成了整顿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东西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人们遵循列宁提出的下述要求：在全国境内统一法制，“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1]
这里不能不谈一谈我们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个人迷信对法律、对法律的倾向性产生了影响，尤其对是否遵守法律产生了影响。过份的集中，过多的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过多地依靠行政指示和禁令，这一切贬低了法律的作用。到一定阶段这就造成了专断，践踏法律，而这一切无论和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和1936年宪法的规范都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这一切，当时的国家的领导——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负有责任。借口有某种政治需要，借口国际形势极度紧张或国内阶级斗争的所谓日益尖锐来掩盖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践踏法律导致了我们至今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宽恕的悲剧性事件。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此作出了最严厉的评价。
这在立法方面得到了反映。立法的民主原则得到恢复，法制得到加强，编纂了某些法典。
法律草案和其他最重大的问题开始提交全民讨论。在过去的25年里，好几百万人参加了对将近30项重大全苏法案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这些法案做了修改和补充。
然而，停滞时期的出现也同执法不严有关。专横和目无法纪的因素又再次露头，这种情况在领导人当中也可以看到。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和反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其他机关，往往受情势左右，陷入依附地位，在同违法行为做斗争时放弃了原则立场。维护法律的机关本身贪污受贿的事例屡见不鲜。
现在，当我们开始进行改革的时候，当我们想坚决摆脱过去的消极现象并赋予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以新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立法工作中，在完善整个社会主义法制方面也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造。这也是彻底变革经济管理机制、社会发展管理机制的要求。这是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民主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立法和法的领域里所采取的措施成为改革过程的支柱。我们是把这项工作同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同时还考虑到劳动者的愿望，考虑到研究社会舆论后得出的结论。
改革需要社会有更高的组织性，需要公民有自觉的纪律。我要说：改革越深入，人们就应该越严格、越彻底地贯彻社会主义原则，遵守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
改革对法律的内容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应当坚决保护社会的利益，禁止可能损害全民利益的行为。这是明显的道理。但是，法律在规定这些严格界限的同时也必须给公民、劳动者集体、劳动者团体提供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的必要的天地。在法律范围内发挥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应当受到大力支持和鼓励。过去，我们受到的损害太多了，例如，我们总是设法颁布各种细则来限制企业的一切权利。在实践中，这样做的结果是，超出这些细则范围的任何创举都被看作是不能允许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的不是给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现象规定普遍适用的法规，而是在这件事情上善于掌握合理的分寸，经常关心如何更好地发挥和支持工作人员和劳动集体的积极性、人民的各种形式的首创精神。我们将严格遵守下述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都允许做。
在改革进程中已经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其中有：国营企业（公司）法、关于改变农工综合体管理体制、关于学校改革、关于个体劳动、关于反对非劳动收入、关于反对酗酒、吸毒的法律。还颁布了规定改进居民保健工作和改善环境保护、给母亲和婴儿更多照顾的法律。
我们认为，更有效地保障苏联人的权利和自由，意义非常重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规定压制批评要负刑事责任，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职人员对公民采取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赔偿办法，通过了对公职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提出控告的程序的法律。
全民讨论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做法，现在在198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同时，我们很清楚。改革今后还会要求在立法和法制方面采取许多新步骤。编纂法典大全的任务已提上日程，这部法典应能适应当前的各项任务，如提高经济效益、实施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挖掘一切社会主义民主设施的潜力，总之，应能保证人民自治的广阔天地。
对于选举法将做重大修改。在1987年6月的选举运动中为此进行的试点，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规定解决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的方法。现在正在研究同改革国民经济领导体制和提高地方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作用有关的立法规范。在我国经济领域现行的全苏规范性的法规有近3万项，可见这项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其中有许多法规应做重大修改，还有不少应当干脆废除。在国营企业法通过后，有几千项法规已经废除了。
工会和共青团在不久前分别召开代表大会以后，提出了拟订青年法和工会法草案的建议。目前正在起草的有劳动法，还有关于合作社，关于扩大劳动集体大会决定问题的范围，关于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的数额，关于产品质量标准的法案。
在修改刑法方面有待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刑法也应当紧紧跟上苏联社会目前的成熟程度。这一重要部分的立法工作，将随着改革和民主化带来的巨大改造而得到完善。
提高法院这个由选举产生、最接近居民的机构的作用，保证法官的独立性，严格遵守诉讼的民主原则，即客观性原则、辩论制原则、公开性原则，具有特殊意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有：加强对是否遵守法律以及运用法律是否划一的检察监督，扩大审理经济纠纷案的国家仲裁法庭的职能，搞好国民经济中的法律服务，对居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教育。
总之，在巩固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法、法律、法制——这不单是我们的民主深化和社会进步加速的产物。这是改革的可靠工具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有力保证。
改革和苏维埃
现在，在改革阶段，在发扬民主的条件下，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把党的政治领导同国家机关、工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作用结合起来的问题。
拿我们的苏维埃来说吧。改革要求十分认真地研究和确定苏维埃在业已开始的改造中的地位。如果不把苏维埃纳入这个过程，如果对苏维埃本身的状况和活动不实行创新的变革，那就谈不上任何真正的社会民主化。
俄国的苏维埃是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成果。大概西方很少有人知道，苏维埃思想本身，成立苏维埃的最初尝试，在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即早在1905年就有了。由于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苏维埃在全俄范围内变成了权力机关，尽管这个权力是有限的，由于两个政权（苏维埃同临时政府）并存而“打了对折”。所以，苏维埃自然也就成了1917年10月诞生的新的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我们的国家就叫做苏维埃共和国。
没有苏维埃，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就不会获得胜利。没有苏维埃，我们就不能把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亿万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没有苏维埃，新经济政策就会毫无结果。苏维埃的力量在于，由群众自己创造的苏维埃直接代表并捍卫劳动者的利益。苏维埃闪电式地，甚至可以说是自发地遍布全国，其特点和奥秘在于，苏维埃自己作出决定并自己付诸实施，而且是在与这些决定有关的人的公开监督下由全民付诸实施的。这是把直接民主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
然而，随着管理中的行政指挥体制的出现，苏维埃好象受到了排挤。不少问题的解决绕开了苏维埃，没有让苏维埃参与。而有时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小问题成了大问题。这影响了苏维埃的威信。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也就开始被阻塞。出现了劳动者同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这一宪法规定的权利异化的征兆。政权不仅是为劳动者的政权，而且是由劳动者自己来行使的政权，这条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受到了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领导人对苏维埃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建议缺乏应有的尊重。大家似乎明白，而且谁也没有正式否认，地方苏维埃在本地区内，在关系到该地区的发展和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切事情上都应该是真正的、负责的主人。但是，就现实可能性来说，苏维埃比不上经济机关，因而不可能履行这些职能。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经理、行政领导，对苏维埃一再提出的诸如建设住宅、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工程、消除污染的设施、发展公共交通、办好本地公用事业等正当要求，居然置之不理。
不能说这一切没有引起劳动者和党的机关的不安。人们也试图加以纠正，改变这种局面。然而，措施不坚决，软弱无力——这与其说是由于客观情况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最近15年来通过了14项改进苏维埃活动的决定。这些决定并不坏。可是，事情毫无进展，因为在阻塞机制的作用下，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形势根本不容许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社会工作和国家工作的许多领域中官僚主义态度盛行的时候，由于广泛推行行政高压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我们还远远没有利用苏维埃的潜力来造福人民。在苏维埃的作用遭到削弱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以党代政的现象——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和活动为党的机关所取代。
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反过来对党的工作——实质上是政治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影响。党的工作人员的精力开始花在经济工作上，花在行政管理活动上。因此，干部也相应地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当中来选拔，然而这些人有时并没有多少本事和经验，当不了群众的真正带头人。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民主机构的整个职能中出现了一种扭曲现象。
因此，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全会号召各级党委坚持提高苏维埃作用的方针，不要干涉苏维埃的事务，尤其不要取代苏维埃权力机关。同样重要的是，苏维埃的领导人本身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要全力以赴地工作，摆脱惰性，丢掉老是看人脸色行事、等待指示的习惯。关于苏维埃在改革阶段的作用的新的法律文件，鼓励在苏维埃的活动和苏维埃的执行机关中加强民主原则。同人民的联系应当是苏维埃的主要职责。新决定使苏维埃能够做好自身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苏维埃已有了协调和监督所辖地区一切企业和团体的活动的广泛权力。
然而，这只是旨在恢复苏维埃的革命实质和民主实质的初步措施。即将召开的党的全苏代表会议将审议关于完善各级苏维埃的选举制度和活动的问题。各项建议的起草工作已经在进行。现在，就对建议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不过可以指出这些建议的主要特点，那就是要深化苏维埃民主。
工会的新作用
我国现在所处的条件和正在完成的任务，迫使我们也要重新考虑工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首先应当说：我们的工会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所有的劳动法规的起草工作都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在劳动立法、遵守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这些问题上，工会都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哪个行政领导人未征求工会的意见就解雇工人，那么，法庭甚至不用深入了解这种决定的内容，仅根据工会没有表示意见这条理由便会自动撤销行政领导人的决定。任何计划，不管是年度计划还是五年计划，未经工会同意不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而且在计划起草阶段就有各级工会参加。
社会保险、劳动者的疗养、旅游、体育运动、儿童们的休息和保健——所有这些工作都由工会掌握。可见，工会手中握有实权。但是，可惜，最近一些年来工会的积极性降低了。工会把自己许多方面的特权让给了行政当局，而有些权利又未能有效地加以使用。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改革开始后发现，工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我在库班的时候谴责了一些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往往巴结讨好行政当局，有时简直就同行政当局搂在一起跳波尔卡舞。难道不是到了该他们坚持原则立场、坚决执行保护劳动者的方针的时候了吗？
在改革的条件下，工会的新作用首先在于，它应当努力加强经济决策的社会目的性，抵制近年来广泛流行的经济中的专家治国论倾向。而这就是说，工会应当更积极地参加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社会部分，必要时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可供选择的建议。
工会委员会应当成为行政当局的真正的伙伴，而不是惟命是从的伙伴。某些企业中劳动条件恶劣，医疗服务差，生活福利设施很糟糕——对这一切工会组织往往习以为常。要知道苏联工会既有监督行政当局遵守劳动协议的权利，又有批评行政当局的行为的权利，如果经理侵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工会甚至还有权要求撤销经理的职务并使这个要求实现。
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似乎不需要保护的想法是错误的。对他们还必须给予更多的保护，因为社会主义是劳动者的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负有巨大的责任。工会的更加积极的工作对于整个苏联社会很有好处。
青年与改革
我们的青年中蕴藏着巨大的改革潜力。要知道，正是青年将在革新后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因此，组织青年的劳动、学习和业余活动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青年刚刚进入生活，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他要建立家庭，学会职业技能，形成政治面貌和公民立场。他的个性正在形成。因此必须对青年、共青团给予最大的关注。
我们已经商量好这么办：凡是涉及青年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听取共青团的意见，不做任何决定。这不是说，我们好象在奉承共青团，开始讨好它。不！我们必须坚决加强共青团的责任心。除了给予信任，除了让青年参加现实的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对年轻一代的面貌的形成，对它肩负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的能力发挥如此有效的影响。同青年套近乎、对青年神气活现或巴结讨好——这是廉价的做法。不，必须让共青团和青年自己有机会真正施展才能。对青年不能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照管和监护，必须给他们以责任和信任，通过实际工作来培养他们。
中央一月全会号召党的领导人要更重视青年在劳动、思想和道德情操方面的锻炼。在青年工作中用教训的口吻和行政命令是不能容忍的。不管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不相信青年人的志向和行为已趋成熟，或者是因为谨小慎微，生怕出一点儿差错，希望自己的孩子顺顺当当地走上人生的道路，对这种态度决不能同意。今天，在青年的生活和活动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必须掌握人民当家作主和自治的一切手段，给各个层次的生活民主化注入青春活力，积极投身于社会创造活动。没有这种创造活动，就不可能有加速以至任何进步。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每个青年人感到自己在参与国家事务，分担国家的忧患。第二，青年一代应当准备献身我国经济大规模现代化的事业，首先是实现电子计算机化，研究出新工艺和新材料。更新和丰富社会的智力资源——这就是我们对青年的期待。
青年的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复杂的。许多领导人经常号召青年提供帮助，例如，帮助搞新建设，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却又把他们忘记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我们赞成青年法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法律中不必重复那些适用于全体苏联公民的内容，可以把男女青年的特殊问题、权利和义务单独列出来。青年法使我们能够在年轻人的学习、劳动、生活、休息这些问题上把共青团同国家机关、工会以及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具体化。青年法将加强各个部和主管部门在解决涉及青年的问题时的责任心。
1987年举行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代表大会表明，共青团理解它对人民和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表明青年们热切希望更积极地投身于革新社会的过程。代表大会本身的严肃认真的气氛也是令人高兴的。也许，我还从来没有产生过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强烈的参加讨论的愿望。这次会上接触了敏感的、精力旺盛、十分感人的听众，气氛是非常活跃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可以感到，我国青年全心全意地接受在国内开始的革命变革，并决心把自己的青春活力、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到这一变革中去。
关于妇女和家庭
今天国家需要更积极地吸引妇女参加经济和文化的管理，参加社会生活。现在遍布全国的妇女委员会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
在一月全会上也提出了更广泛地提拔妇女担任领导工作的问题，尤其因为有几百万妇女正在保健、教育、文化、科学等部门中工作。在轻工业、商业、生活服务行业中也有许多妇女在从事劳动。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的社会水平和政治水平如何，要看妇女解放的程度。
苏维埃国家坚决无情地消除了沙皇俄国特有的一切歧视妇女的现象。现在；它已使妇女在社会上同男子完全平等，并用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妇女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实行了同工同酬，使妇女受到社会保护。妇女得到了受教育、职务晋升、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一切机会。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贡献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们就建不成新社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就不能坚持到底。
但是，我们在飞速流逝的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好象忘记了妇女的特殊权利和特殊需要。妇女要当母亲，又要当家庭主妇，她们在教育子女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就有妇女的特殊权利和特殊需要。在建筑、生产、生活服务和科学等部门就业的妇女，埋头于创造性的工作，简直顾不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甚至顾不上把家庭生活搞得舒服一点儿。在儿童和青年的品行、公共道德、文化和生产等方面所以发生许多不幸的事，都是同家庭纽带削弱、家庭义务被忽视有关的。
虽然我们在一切方面力求男女平等的努力是真诚的、政治上是完全对的，但是，还是发生这种反常的事。不过这一疏忽（它似乎成了社会的优点的继续）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已开始予以纠正。因此，目前在我国的报刊上，在各种社会团体里，不论在工作地点还是在家里，到处都在激烈地和热情地讨论如何充分地给妇女恢复真正女性的使命问题。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妇女从事不利于她们的身体状况的重劳动。这是战争的后遗症，是由于男性公民锐减、在一切生产领域到处都严重缺乏劳动力造成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认真研究。
改善家庭状况，提高家庭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在反酗酒斗争中的作用，现在是我们最迫切的社会任务。我们对妇女委员会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抱有很大希望。它们正在开展工作。它们能够做许多事情——要知道，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这样深入地接触到个人生活问题，接触到妇女的种种心事。
社会的民主化是改革的核心和保证。如果不提高妇女的作用，如果我们的一切改造工作没有她们积极的、有女性特色的干预和参加，社会的民主化是难以想象的。我相信，妇女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增长。
社会主义民族的联盟是独特的构成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这个特点是我国强大的因素，而不是软弱、分裂的因素。沙皇俄国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革命和社会主义消灭了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现象，保证了各大小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进步。从前落后的、受尽摧残的各民族拥有了发达的工业，现代社会结构，达到了先进的文化水平，尽管其中有些民族从前甚至没有文字。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党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改造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加强了苏联社会，而且也丰富了世界文明。
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各民族，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它们共同捍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捍卫了它的革命成果，使之免遭敌人侵犯。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说民族工作中没有什么问题。任何发展都有矛盾。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有矛盾。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基本上只是在不断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上确实取得的巨大成就，估计形势时说些豪言壮语。然而要知道，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
这方面的辩证法是：随着教育和文化的发达，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民族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对本民族的历史渊源的正常兴趣也增加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正是酝酿了我国的革命并在沙皇帝国的废墟上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各民族的革命者们孜孜以求的。不过，在这方面有时难免会有某一部分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歧途。他们流露出民族局限性、争民族高低、骄傲自大的情绪。
但问题不仅在这里，还在于社会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新的一代在代替老的一代，而每一代人都得受在多民族国家里生活的教育。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使每个民族得以展翅高飞的社会主义，拥有一切条件本着民族平等和合作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的精神办事，同时要记住，长大成人的新一代往往连本民族如何达到这种腾飞的情况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向他们认真说过，多少年来族际主义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
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这是由列宁创始的民族政策的硕果，然而建设多民族国家在开始时，在初创时是困难的，是极端困难的。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俄罗斯民族起了突出的作用。在列宁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许多民族经过不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完了独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路程。如果有人对此报以民族傲慢情绪，故步自封，试图把“自己的”一切当成无价之宝，那是不公正的，是不能同意的。这一直是苏联社会上热烈认真讨论的问题。
每一民族文化都是宝贵的财富，失去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每一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瑰宝的正常的兴趣，不应蜕变为自外于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和接近的客观过程的企图。
还有一种危险是，某一民族的人流露出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在我一生中，有许多岁月是在北高加索度过的。那里可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每个城市、乡镇、村庄，都居住着不同民族的居民。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在高加索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灾难。但在苏维埃政权时代，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我绝不是想把一切理想化，但是居住在这一多民族地区的各个民族，他们的互相关系的主流还是互相尊重、合作、接近和团结。我根据切身经验知道，高加索山民是很重友情的，同时，要是对他们稍有一点傲慢，他们也是非常敏感的。我记得：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境内居住着卡拉恰耶夫人、切尔克斯人、俄罗斯人、阿巴津人、诺盖人、奥塞梯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他们和睦相处，平等和公正地解决一切问题是和睦相处的基础。如果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些原则，那就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个不大的自治州里，各民族的文化都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发展，它们的传统得到了保护。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都用本民族语言出版书刊。这并没有造成民族分裂，反而促进了各民族的接近。只宣布民族平等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各族人民能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想再说一遍：如果说在人的关系的这一非常敏感的领域里也出现过一些消极现象，那不是凭白无故地出现的，而是事出有因的，官僚主义和对正当权利的忽视则是主要原因。在我国不时掀起关于发展民族语言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些什么呢？甚至最小的民族也不能没有语言。要知道，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其中包括众多的语言、衣着、礼节、外观举止。这是我们的共同财富。难道可以轻视它，可以贬低它吗？
然而，生活在我们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里，没有交际手段是不行的。俄语自然成了这样的手段。大家都需要这一语言，而历史本身也决定了交际的客观过程是以最大的民族的语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国聚居着许多民族的人，然而共同的语言却是英语。显然，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可以想象得出，如果移居美国的各民族的人都讲自己的语言，不愿意学习英语，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尤其是俄罗斯人民已用自己的全部历史证明，它满怀族际主义，对一切民族十分尊重，对各民族都怀有巨大的善意。生活表明，必须学习两种语言（除外国语外）：本民族语言和用于交际的俄语。
煽动民族情绪的一切尝试都只能增加寻求合理解决办法的困难。我们不想回避这一问题和其他正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将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以巩固我们各族人民的族际主义共同体。
列宁教导我们在民族问题上要极其谨慎、处置得当。在这些事情上不可能有也不应当有一成不变的公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只要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苏联社会的情况正是这样），那么甚至在困难的形势下，出现的任何问题和误解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西方有不少人想破坏、削弱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在东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然而，这要另当别论了。在这方面，有苏联的法律在警戒，在维护列宁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从这些立场出发，我们是坚定的和有原则的。人们的民族感情应当得到尊重，绝不能加以忽视。但是，利用民族感情来投机，这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的任何表现，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与之坚决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传统。我们忠于这个传统。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彻底的族际主义，只有进行族际主义教育，才能有效地抵御民族主义流行病。
我到过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在同当地人会见时，每一次都使我进一步相信，他们珍视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是一个在人类进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强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苏维埃爱国主义。我们今后也将巩固一个自由国家中的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和兄弟情谊。
威信和信任
改革沿纵向和横向席卷了社会一切阶层。改革已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改革正在解决一个个问题，克服一个个困难而向前发展。苏联共产党是这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的倡导者、思想动力、组织者、领导者，我要说，是这场改革的保证人。我们党的确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列宁在1917年曾经说过，既然开始了革命，就必须进行到底。对改革也是如此——党将进行到底。党的威信和对党的信任正在增长。尽管我们还处在从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化的阶段，党的机关已经在设法尽量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虽然这样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通过党的系统施加压力并保证计划的完成，似乎已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所有这一切，除了党，谁也做不到。
管理事务和经济事务应当由政府机构和其他主管这类事务的组织去做。这种看法是我们从历史实践中得出的，而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出来的。党应当干自己的事情。其他一切人也应当干自己的事情。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地方，党的领导、思想工作、干部工作就遭到削弱。
历史使我们的社会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党內发生的一切都在国家生活中得到反映。在我国没有正式的反对派。因此，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便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内也扩大公开性。中央委员会要求当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谦虚、正派、诚实，决不容忍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的行为。在党内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受批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人没有批评的权利。
我们非常清楚，必须从改变思维和心理状态、改变组织、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做起，必须从人，首先是从领导干部做起。
我们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支持有首创精神的、肯动脑筋的，朝气勃勃的人，他们能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估计情况，摆脱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和陈规旧套，能够找到新的、不寻常的解决办法，能够并希望大胆前进，有本事去争取成功。改革为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当然，没有必要撤换所有的干部，而且想这样做也办不到。当然，无论高级干部，中层干部，还是经济单位一级的干部都可以重新调配。需要涌现出大批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现在确实也正在出现这种情况。此外，自然过程也在发挥它的作用：有人已经到了结束自己的劳动活动的时候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有的人对承担新任务已感到力不从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必要对这种情况大事渲染。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先进分子，自己的处理方法。谁能够改弦更张，在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方面走出新路来，谁就将继续工作，并得到劳动者和党组织的支持。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对此已作好准备。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一些人将迅速领会新要求，另一些人也许还要再考虑考虑。在原则上，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基本的干部队伍是能完成改革任务的。同时我们不能容忍一切照旧、不加速、不换快档的状况。
改革要求工作人员精通业务，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今天，没有受过现代化的和全面的培养，在生产、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组织劳动和刺激劳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没有渊博知识是不行的。总之，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我国的智力资源，大大提高它的创造效能。
我想再次强调党的理论活动的意义。在这方面也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力求深入贯彻民主原则，不容许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垄断。苏共中央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把党内和社会上的一切创造性力量都吸收到这项工作中来。如果什么都由中央机关发指示，而更糟糕的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发指示，那么，我们的思想很快就会僵化。这将是对改革以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致命打击。苏共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而且是痛苦的、令人痛心的教训。不能让社会科学、党内的创造性力量老是去给占据高位的同志们的这些或那些决定或讲话做注释。我们选择了另一种做法——我们将按照列宁的精神、按照列宁的传统办事。
第四节 西方和改革
我们经常感到兴趣的是，国外，特别是西方，怎样理解我们的改革。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政治家的责任。我们看到，改革过程，不光是过程本身，不光是作为伟大人民的命运问题，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的改革被公正地理解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事件。西德一家报纸写道：“苏联发生的一切关系到全世界。”
首先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大多数人出自内心地对我国的改革发生兴趣，同时他们对此持乐观态度，并且衷心祝愿苏联人民已经开始的改造取得成功。全世界对我国的改革寄予厚望，指望这一改革能对全世界的发展、对整个国际关系起积极的影响。
至于官方人士和西方的大部分大众信息手段，那么在这个圈子里起初很少有人相信我们在1985年4月宣布实行的变革是真的。尖刻的意见也多极了：他们说一班人马取代了另一班人马，所以就急着拿出新构想和新纲领。他们说，俄国人是感情用事的人，他们惯于这样做——新领导把一切过错都往过去的领导身上推，而一切却依然如故。过一段时间，批评沉寂下来了，新的创举也都忘光了。
然而，这样的看法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情况变得极为明显：改革是历史性的现实，这个过程正在发展。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已经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已真正进入一个大胆的极为深入的改造的时期。
在对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评论中，更加清晰地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人们开始承认，在经济管理方面提出的改革的规模和彻底程度，超出了多数苏联问题专家的预测。正如我们看到的，西方许多人没有预料到谈话会这样开诚布公、这样深刻，建设性措施会有这样大的气魄。6月以前给我们的步骤加上的“不彻底的”这个修饰语，用来估价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六月决议似乎已经不时兴了。我们远远超出了西方解释者给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和意图所划定的那个“粉笔圈”。可是在全会前夕，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失去势头的说法可多了。
现在大家在说“第二次革命”，说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还说改革在重新制定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上定将实现“新的飞跃”。总的说来，他们正确地抓住了六月全会在改革的道路上开创新阶段的性质。对待改革的态度问题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了。各个方面都在批评我们的改革的速度。“来自左面的”——批评我们走得慢，“来自右面的”——批评我们走得太快了。但是，看来，大家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苏联领导在认真抓改革。
如果改革不停下来，对苏联和对全世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点使西方观察家们很不安。他们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对西方更有利，是改革成功还是改革失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然是众说纷纭的。许多严肃的专家认为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可能大大加速，并着重指出，从国际角度看，改革的成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真知灼见，苏联人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民主的进一步发扬，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好处。苏维埃国家正在实施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规模本身，就是苏维埃国家执行爱好和平的外交方针的一个证明，也是这一方针的一种物质保证。因此向西方大国的领导提出了实际的建议：不要害怕改革，不要把它当成心理战的对象，而要通过经济联系机制、文化和人文科学交流机制更快地促进它，认真地接受苏联就裁军和改善国际局势问题提出的倡议，并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有争议的评价和推测暂且不提，我们大体上认为这种看法是现实的，我们欢迎这种看法的总的积极的倾向性。它符合改善国际关系的任务，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情绪。
有些政治活动家认为西方如不响应来自莫斯科的积极信号，摆脱不了对苏联的错误认识，摆脱不了自己卖力设下的骗局，它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样的活动家表现出远大的目光。
但是，西方的大众信息手段和政治问题的讨论还会非常积极地宣传另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诋毁我国的政策和意图的尝试势头未减。就我国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活力问题散布了许多悲观的预言和恐惧心理。这又一次表明，“冷战”的惯性力是多么巨大，某些集团的私利所滋生的反苏主义是多么根深蒂固。如果他们不过是在进行理论讨论和做些宣传的话，那么本来可以不予理睬。生活本身最终将表明什么是真理。但是，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抱定用改革来吓唬人的宗旨，他们说改革会加强苏联的军事经济潜力，也就是会加强“苏联的威胁”。既然这样，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改革的失败上，以阻挠和破坏改革为方针，奉行反苏顽固派的原则：“对苏联越糟，对西方就越好。”
极右集团毫不掩饰对改革的仇视。他们原以为社会主义拿不出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来对付“自由世界”，但是改革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对于这伙人来说，我们放弃苏联社会“在社会领域一成不变”这个老掉牙的教条，就等于他们遭到一场思想上的灭顶之灾。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重新修改反苏主义的全部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方针。这样一来，关于“苏联的威胁”的谎言也就会烟消云散，因为据说这种“威胁”是苏联克服不了国内困难求助于扩张而产生的。
他们甚至试图诋毁公开性和民主化。例如，他们报道来自苏联的失实的消息，还引证苏联的报刊。后来发现，苏联出版物中根本没有这类内容。他们想挑动我们去限制、阻碍公开性的发展，放弃民主化，可以说是利用大众信息手段来激怒公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破坏改革过程，因为改革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是不可设想的。
他们加紧在我国公民中散布对改革的政治方针的正确性的怀疑，他们用困难吓唬人，激起人们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指望引起人民对领导的不信任，挑动个别领导人彼此冲突，分裂党，分裂社会。
某些政治活动家和大众信息手段（特别是美国的），试图把我国的改革说成是在西方压力下实行的“自由化”。当然，不能不对西方的宣传家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玩弄民主的文字游戏是很在行的。不过，什么时候西方社会的工人和职员在全体大会上开始自由选举工厂主、银行经理等等。什么时候大众信息手段开始经常批评公司、银行及其老板，谈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而不只是同政治活动家们进行无休止的和无益的争论，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相信西方社会的民主制。
另一些批评我们的改革的人则强调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毛病。他们预言我们会出现通货膨胀、失业、价格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就是出现西方“应有尽有”的那些现象。或者不时向人们提示：中央委员会有极其强大的反对派——党和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再不然就来这么一招，说你们的军队也持反对态度，国家安全委员会自己还没有表态。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不过，我不得不让我们的论敌感到难过，因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任何东西也不能动摇这种团结。对于军队，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任何其他主管部门，最高的权威是党，党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改革只能更加巩固党的阵地，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所起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作用获得新质。
不过，为了公道起见，我要指出，西方一些严肃的评论家看到了我国变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看到了这些变革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用改革去吓唬西方读者的人，才真正害怕改革的成功。这是因为改革使他们无法利用“苏联的威胁”这个稻草人，无法再拿漫画式的令人讨厌的“敌人形象”来掩盖我国的真实面貌，无法再在这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从中大发横财。
确实，如果我国的发展计划将顺利完成，到那时怎么再来糊弄人，说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制度，说社会主义使人缺吃少穿呢？骂我国是“万恶的帝国”，把十月革命描绘成历史的错误，而把我们在十月革命后所走过的道路说成是“历史的曲折”，这样的观点全都会不攻自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使有些人感到不快。
西德《明星》周刊写道：“现在有人轻率地试图诽谤和责难苏联的改革，而且一口咬定，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加强共产主义，克里姆林宫希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使制度变得更加有效率。不过，我的天啊！如果反对贪污受贿和经营不善的斗争，如果更大的舆论自由能加强共产主义的话，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民主就会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培养基！”对这段精彩的文字，我想补充几句。如1]0果社会主义同民主和经济效益确实是根本不相容的，如同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的敌人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命运和利润担心了。
我们能如此严厉地批评自己（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不曾这样批评过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不但心自己的未来。我们经得住这种批评，人民经得住，党也经得住。而当我们的改革取得预期的效果时，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不得不来一番“改革”。
我们使他们陷入了窘境，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缺点，而且非常坦率、非常熟悉情况地在书刊上和讲话中谈论这些缺点。西方的人们逐渐不再相信关于苏联的种种胡言乱语了，尽管在西方这些胡言乱语仍然层出不穷。不用说，这一切都无助于人们建立对西方各国政策的信任。
在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的谈话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哪一种情况对他们有好处，是苏联能减少自己的军费预算，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他们有好处，还是相反，西方力求通过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使我们在国内已经开始的巨大工作进行不下去，迫使苏联领导拨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用于军备，对他们有好处7难道他们指望苏联被国内问题捆住，而他们自己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吗？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那些指望拖垮苏联的人，对本国经济的状况估计得过于自信了。美国再富，每年军费花三四千亿美元，它也花不起。预算赤字曲线随着军费开支曲线往上升。考虑到预算赤字如此之大，可以说，现在美国军费开支已经有三分之二要靠举债。美国的国债实质上是五角大楼的债务，这笔债将由好几代的美国人来偿付。这根绳索总不能没有个尽头。不过，这是美国人自己的事。
我有时候甚至有一种印象：有些美国政治家经常赞扬资本主义制度，标榜他们的民主，然而自己却不大相信，害怕在和平条件下同苏联竞赛。因此，他们就加强战争机器，加剧紧张局势，等等。我预感到，评论家们在读了我的这几行文字之后会写道：很遗憾，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的了解很差。不过，我多少了解一点儿，至少足以使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民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我们时刻在考虑自己十分尖锐地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达到预定的目标。，还需要估计到我国人民的性格。既然他们如常言所说的，被“击中要害”，既然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被打动了，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简直能创造奇迹。苏联是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干部业务素质高、科学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工人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因此不要急于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只能引苏联人发笑。
1987年4月，我在同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谈话时说，实现我国的革新计划，对于美国人民，对于任何国家，都不构成任何威胁，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其他任何方面的威胁。同样的话，我在克里姆林宫对“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讨论会的参加者又说了一次，因为我们希望被别人理解，希望国际社会承认，我们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这对谁都不会有坏处，这对全世界只有好处。
所以，苏联也好，改革也好，决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威胁，至多是给人作出了榜样，作出了有人认为是可以借鉴的榜样。但是，有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硬说我们打算在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这是多么荒唐！要是是那些对写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为了挣钱才这样干的话。那也就罢了。但是，直到现在公开说这类话的，好象还有一些身负要职的国务活动家。开始改革已有两年了，我从一位我所尊敬的政治家的嘴里听到了这样的话，真叫我十分吃惊。我反问他：这有什么根据呢？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里根主义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说过要“推行共产主义的统治”。列宁说过：我们，即社会主义国家，将以自己经济活动的成就对世界的发展施加主要的影响。
改革的成功将表明：社会主义不仅能完成登上科学技术进步高峰这一历史任务，而且能在同时取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的情况下完成，能用民主的方法，为了人而且靠人自身的努力，靠他的智慧、技能，才干、良心和对他人的责任心来完成。
改革的成功将揭示西方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势力的阶级局限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势力一心推行军国主义，搞军备竞赛，在全世界到处搜寻“敌人”，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改革的成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确定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而不必对新殖民主义做让步，避免受资本主义煎熬之苦。
改革的成功将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可以用来解决什么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这场历史性争论。苏联在清除了自身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积淀之后的新面貌，将具有新的吸引力，生动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所具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
我不止一次地确信，同我谈话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你们设想的都做到了，那么这将具有了不起的、真正的世界影响。”这些话是一位著名的、决非是共产党员的西方政治活动家所说的。
我们的许多问题大概外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这是很自然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自己的期望和迷误以及自己的理想。这种多样化很好，应该加以发展，而不要千篇一律。例如，有些政治家使我非常讨厌，他们出于傲慢的偏见，总以为自己国家的生活和政策是自由、民主、经济活动、社会状况等等的典范和标准，老是教训别人该怎样生活，采取什么政策。我想，容许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对此不同意，这样岂不民主得多吗？在我们这个复杂而不安定的世界上，不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现在不要说是实行军事独裁，就连施加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都不时行了。这样做是危险的，这会激怒世界舆论，也就是说，为走向和平与合作制造困难。
正确认识改革，也是理解苏联外交方针的钥匙。讲明改革的真实情况符合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利益。我们号召西方负责地，诚实地、不带成见地分析我国的工作，这不只是从我们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不善于或者不愿意理解改革的实质，这是对我们的对外意图产生误解的根源，或者是又一次企图保持和加深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同对内政策的有机联系在转折时期变得尤其密切，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国内方针的变化必然带来处理各种外交问题的新方法。因此现在，在改革的条件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鲜明更具体地表现出我们在国内的活动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构想，它的纲领性方针和实际步骤——这一切都是改革的哲学、纲领和实践的直接表现。
我国的改革过程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客观的评论家们预言，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增加，对外经济联系和科技联系，其中包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将活跃起来。
我们真诚地、公开地声明：为了集中精力发展我们的社会，为了完成改善苏联人生活的任务，我们需要持久和平。我们的计划具有长期性和竖实性。因此，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西方的竞争对手在内，应该清楚，我们争取建立无核的和非暴力的世界、确立国际交往中的文明原则的国际方针，其原则基础也是同样可靠，同样坚实的。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8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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