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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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遗产

　　1963年暮春，弗洛尔·科兹洛夫中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其身后事。科兹洛夫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曾一度被视为赫鲁晓夫潜在的接班人。但是，他只有 55 岁，却得了一场大病，而赫鲁晓夫已经 69 岁，这让赫鲁晓夫颇为忧虑。“我老了，”听到消息后，赫鲁晓夫对儿子说道，“主席团其他委员都能当祖父，要退休了。我进政治局时才 45 岁。那个年龄最适合处理国家大事。你有精力，你还有许多时间。”
　　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将来某个时候退休的问题。1959年首次访美时，他向随行人员披露，他不想仿效列宁、斯大林，像他们一样死在办公室。这让人大吃一惊。“让一个人干到死，那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说，“如果连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不害怕总统任满两届后其政权基础会受到动摇，那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
　　但是， 69 岁的赫鲁晓夫身体健壮，尚未考虑过要在1963年马上退休。他告诉儿子，想工作到苏共 23 大召开，还有两年多的时间。除和肯尼迪实现缓和外，1963年，赫鲁晓夫还在国内实施经济改革。年初，米高扬反对解散其家乡高加索地区的国有大型工业集团，针对此，他大力推进苏联工业的大规模重组。赫鲁晓夫尤其有理由想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来观察他曾在化学工业投下的巨资是否会有回报。20 世纪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大力倡导生产化肥，这是他强调重视棉花生产的结果。一流的化学工业将保证苏联生产出大量的化肥，以人造化肥来替代生物肥料，从而改进粮食生产，提高纺织原料的产量。
　　1955年以来，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缺少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外交使命。中苏关系已经取代了超级大国间的斗争，成为克里姆林宫面临的最大外交难题。到1963年秋，他和美国的关系已进入一个平稳时期。9月30日，美国还想再打通一个秘密联系赫鲁晓夫的渠道。肯尼迪向克里姆林宫推荐他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启动与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的 G.V. 卡波维奇上校的秘密会谈。
　　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被刺身亡之时，塞林杰和卡波维奇间的秘密联络渠道尚未建立起来。此事对赫鲁晓夫有很大的刺激，他有理由来面对人类不可改变的死亡问题。一听到肯尼迪被刺杀的消息，赫鲁晓夫就认为这是一场阴谋。克格勃千方百计想找到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和石油巨头策划这场阴谋的证据，但还不能把克里姆林宫牵涉其中。赫鲁晓夫并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因此打消他内心深处对美国社会的怀疑。10年来，和美国人的多次谈判，乃至几次峰会，都未改变他的基本看法：美国人分为两类。肯尼迪代表较好的一类美国人，尽管他们反苏，但谨慎小心，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反对战争；另一类美国人好斗而且唯利是图。赫鲁晓夫把后一类美国人视为敌人。现在的事实让他相信，是那些邪恶的美国人杀死了肯尼迪。
　　赫鲁晓夫来到美国驻苏大使馆，并在吊唁簿上签字，以此来表达对这位年轻美国领导人去世的关心。米高扬代表赫鲁晓夫和苏联参加了肯尼迪的葬礼，并会见了美国新总统林登·约翰逊。
　　肯尼迪的死再次提醒赫鲁晓夫，他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显著成功还很脆弱。1963年底和1964年初，他再次尝试改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但是，却无任何进展。共产党执政以前，两国就存在着边界纠纷问题，现在，中苏两国再次发生边界纠纷。1964年1月，赫鲁晓夫向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发送了他准备的一份通告，呼吁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中国对此置之不理，两国之间也未就边界纠纷进行谈判。莫斯科还见证了和北越关系的冷淡，后者不但追随中国，而且厌恶莫斯科愈益明显的对东南亚共产主义斗争不干涉的政策。
　　赫鲁晓夫继续在世界各地寻找朋友。5月，他出席了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合龙仪式。6月，他又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合龙仪式标志着近 10年来赫鲁晓夫的努力使苏埃关系取得了建设性成果，但它也暗示着苏联对外政策在这一地区的失败。赫鲁晓夫发现邻座是伊拉克的反共领导人阿里夫，但他只能保持冷静。与埃及人私下的交谈中，苏联代表团提及纳赛尔迫害埃及共产党员这个尴尬的话题。“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何要实施反共政策？”苏联人问道。然而，赫鲁晓夫从中东回国后，却对苏联能在那里继续扩大其影响充满信心。5月26日，他给主席团的报告称，纳赛尔打算帮助苏联解决阿里夫的问题。陪同赫鲁晓夫出访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则指出，纳赛尔是个“复杂的政治人物”，“在一系列问题上，可能都很强硬，但他试图要理解我们的看法”。赫鲁晓夫仍然告诫大家，未来是否会有所收获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如何更巧妙地回应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思潮。当地的共产党员，如叙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1]责骂阿拉伯的统一，他们把阿拉伯的统一视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虽然莫斯科对民族主义情结颇为同情，但从埃及回来后，赫鲁晓夫还是认为，莫斯科在中东地区需要更加务实。“若支持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提法，”他说，“我们将找不到解决阿拉伯地区问题的办法……我们没有理由来反对阿拉伯的统一。统一问题应该展开。”苏联领导人相信，莫斯科应该更多地考虑介入中东事务。他认为纳赛尔确实是进步人士，这个地区再无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意识形态并非吸引他的唯一因素。赫鲁晓夫的竞争天性暴露出来，一回国就准备建议克里姆林宫应向阿拉伯人出售武器。如果莫斯科不介入更多的中东事务，他告诫主席团委员，“中国人或许会介入”。
　　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最大的政治威胁，然而，当他出访外国时，一些主席团委员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说法，这些人之所以反对他，既不是因为和华盛顿建立的关系毫无意义，也不是因为和北京形成的对抗关系。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独断专行，导致他失去了人们的支持。
　　教育问题，尤其是苏联小学的学制问题，让人们对他的反对公开化。为了把普通教育与自主思考密切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准备把苏联的学制限制在 8年。1958年，他把矛头对准了彻底改革苏联教育的问题。为减少他所称的游手好闲者，赫鲁晓夫号召，在现有 10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年学习时间，这一年主要在假期接受教育。苏联学生每周要抽出两天时间去工厂做工。6年后，赫鲁晓夫认为这个试验失败了。但是，他并未决定废除假期做工、增加一年的科学和文科教育学时的制度，而想压缩苏联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
　　计划引起主席团的一致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1963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64年7月。矿工出身的米高扬认为，苏联需要更多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科学家，他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张，而后者很害怕这种反对被扩大到苏联的知识界。在类似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极力反对智力教育。“那些支持 11年学制的人，其政治倾向是错误的。”1963年12月，赫鲁晓夫说道。他想让苏联年轻人在完成 8年的学习后就开始工作。“主要问题是让这些学生工作。”这是赫鲁晓夫一贯的看法。尽管一再坚持，但 7月30日的主席团会议并未就此作出决定。
　　8月，当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废除苏联 11年学制后，他的麻烦又来了。因为主席团仍未就教育改革作出决定，这一行为表明，他毫不在乎苏联的一套议事程序。即使在其权力巅峰之际——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他都尊重主席团以多数投票来作出决定的程序。到1964年，反对赫鲁晓夫的力量已经集聚起来，这股力量很大，以至于这次他们不会再原谅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挑起了要让赫鲁晓夫下台的阴谋，这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勃列日涅夫也出生于乌克兰，曾是赫鲁晓夫的亲信，比后者年轻 10 岁。1960年就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来，其地位陡然升高。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对导弹和空间技术也很着迷，而且，主席团一度还让他就此问题提交过报告。最近，他郑重宣告，苏联在空间技术发展方面首屈一指。和他站在一起的是1960年以来成为主席团委员的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波德戈尔内也是赫鲁晓夫提拔的。
　　为赢得秘密情报机构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求助于亚历山大·谢列平。后者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61年前曾任克格勃主席，而且仍与克格勃保持着特殊关系。谢列平不需要劝说，和其他人不同——他们对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失败颇为不满，而谢列平之所以决心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是出于对其对外政策的不满，尤其对刚刚与美国达成缓和的策略不满。谢列平认为，向美国妥协充其量是一种临时性策略，而赫鲁晓夫要全面放弃军事竞争，对他来说，这似乎是白日做梦。对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对外政策以适应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权的行为，他也颇为不满。谢列平不同意赫鲁晓夫的乐观看法，即后殖民地时代的政权将始终服务于莫斯科，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的利益。
　　赫鲁晓夫出访埃及或许是谢列平反对他的导火索。谢列平认为，赫鲁晓夫付出很多，而第三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却并不喜欢他，结果，他让苏联丧失了尊严。赫鲁晓夫竟然和伊拉克阿里夫那样的人共同出席仪式，这让他更加厌恶赫鲁晓夫。
　　谢列平也不同意赫鲁晓夫对待北京的策略。他把毛泽东视为威胁，并把与河内发生的争吵归咎于赫鲁晓夫，那不是因为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而在于赫鲁晓夫一心想着要和美国在老挝达成妥协。
　　谢列平能得到其门生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的支持，后者在1961年取代他出任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欠了赫鲁晓夫的账，但他欠谢列平的更多。求助于克格勃并不只是因为谢列平高升后把自己原来的职位交给了谢米恰斯内。后者此前先是谢列平的副手，然后才步其后尘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两人都是苏联新一代行政领导人的象征——都出身于“共青团派”。在1960年代，这些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都垂垂老矣，他们要把指挥棒交给年轻的“共青团派”。
　　1963年的某一天，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开始利用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机策划这个阴谋。零零散散的资料表明，这个阴谋小集团在决定怎么做才能把赫鲁晓夫赶下台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周折。1964年春的某一天，勃列日涅夫想让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考虑暗杀赫鲁晓夫：乘其出国访问之机，制造一起空难事故。他们一度还策划乘赫鲁晓夫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期间实施这一方案。最后，方案落空。阴谋集团扩大后，主要的几个阴谋家有理由相信，在中央委员会投票时赫鲁晓夫会输。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阴谋策划了数月之久而赫鲁晓夫却浑然不知。刚从埃及回来时，赫鲁晓夫的儿子首先听到了一丝风声。中央委员尼古拉·伊格纳托夫的前侍卫长向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透露，说他的顶头上司正在全国游说，招募同党来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提供消息的瓦西里·加柳科夫称，阴谋集团成员有谢列平、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且声称，他们已谋划多日，准备在 10月动手，正值 11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
　　赫鲁晓夫对此置之不理。“当我把加柳科夫透露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又信又不信。”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赫鲁晓夫仍然对自己牢牢地控制党和国家充满信心。1957年，曾挫败过企图夺权的阴谋，而且，他不相信现在还有人能组织起反对他的阴谋活动。“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不是一类人……无稽之谈！”
　　赫鲁晓夫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就是老战友米高扬。古巴危机以来，他们的关系得到改善。1962年，当卡斯特罗似乎一心想要对美国人和苏联人开战时，米高扬以高超的手法妥善安抚了古巴人，对此，他充满感激之情。现在，更重要的是米高扬自己也对赫鲁晓夫充满敬意。1962年10月，两人有关潜艇问题的争吵已经被忘却。1963年6月，赫鲁晓夫决定结束其不切实际的柏林政策，对米高扬来说，这意味着苏联的对外政策正在走上正确的轨道。5年来，在支持赫鲁晓夫与西方妥协的同时，米高扬一直在内部进行着斗争，以抑制赫鲁晓夫桀骜不驯的本性。赫鲁晓夫要求米高扬见见那个侍卫长加柳科夫，看看那个消息是否准确。
　　赫鲁晓夫要让那些阴谋家知道，他也在观察他们。他与波德戈尔内正面接触过，对方马上矢口否认。毫无疑问，不出几个小时，谢列平和勃列日涅夫就会知道此事，他们要么加快步伐，要么放弃。
　　看到父亲对此消息毫无反应，谢尔盖·赫鲁晓夫很失望。他发现父亲的举止“非常古怪，不合逻辑，而且令人费解”。有人搞阴谋的传言并未改变赫鲁晓夫 10月初到皮聪达休假的计划。唯一的变化是，他请米高扬在和加柳科夫会面后到他那里去。
　　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能粉碎反对派的任何阴谋。如果米高扬给他出过主意，还不清楚他到底提了哪些建议。米高扬后来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他曾建议赫鲁晓夫至少放弃一个职位，以此来保证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10月12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同访问加格拉，去参观世界上第一艘三人飞船的发射。尽管经济遭遇困难，但苏联再次和美国在太空展开竞争。次日，赫鲁晓夫计划会见戴高乐的私人代表加斯顿·帕莱夫斯基^[2]。按照计划，两人会谈一小时，然后宴请法国总统的这位助手。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打乱了这个计划。
　　当赫鲁晓夫在观看东方号三人飞船升空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召集了几乎所有的主席团委员，准备逼他退位。最近几周，克里姆林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赫鲁晓夫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列克谢·柯西金也被卷入这场阴谋之中。次日，克里姆林宫作出决定，要求赫鲁晓夫参加会议。勃列日涅夫给皮聪达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主席团计划召开会议讨论“许多问题”，而他应该赴会。
　　赫鲁晓夫并不急于离开皮聪达。“什么急事？我会回去。我会回去的，然后我们再解决问题吧。”在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主席团开会讨论一些次要问题，也属正常。10月8日，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全会组成一个草案委员会，苏斯洛夫曾主持过一次会议。赫鲁晓夫说，他考虑回去出席次日的会议。勃列日涅夫擅长拍马屁，很快他就不再需要这些特长了。但是，这一天，还是忍气吞声地劝赫鲁晓夫回来：“没有你，我们无法作出决定……我们恳求您回来。”
　　赫鲁晓夫没有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他考虑过这个要求，决定要回去。12日晚，他给法国总统私人代表帕莱夫斯基打电话，通知他取消次日的午宴。借口是第二天上午要回莫斯科为宇航员组织欢迎仪式，只能在上午 9 点半与他进行短暂会晤。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的驻地无一丝慌乱。在短暂的会晤中，这位领导人给法国客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身体极好，没有一点衰老或患病的迹象”，帕莱夫斯基后来回忆道。赫鲁晓夫似乎极为平静，告诉帕莱夫斯基，苏联可以保持德国的现状。“我们能等，我们有耐心。”他说。赫鲁晓夫只是间接提到了那天他在莫斯科可能要面对的问题。他赞许似的告诉帕莱夫斯基，像戴高乐这样的政治家，只有当他们去世，才能离职。
　　大约午夜时分，勃列日涅夫从克格勃那里得知，赫鲁晓夫最终要回到莫斯科。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的情报人员控制了总书记的专机，这也是在部分行使其保护职责。赫鲁晓夫一家乘坐的专机安排妥当后，谢米恰斯内在电话上告诉勃列日涅夫，专机在返航途中。勃列日涅夫要谢米恰斯内在莫斯科机场护送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到克里姆林宫。参与这出闹剧的其他人，连赫鲁晓夫在内最终有25人，然后将在二楼沙皇时代的老会议厅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他们要终止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
　　在飞机上，赫鲁晓夫注意到了异常，克格勃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随身警卫。下飞机时，还注意到，机场只有谢米恰斯内和另一个人在迎候他，后者是米高扬的一个格鲁吉亚助手。或许对此有怀疑，赫鲁晓夫问克格勃主席：“其他人呢？”谢米恰斯内答道：“他们都在克里姆林宫等您呢。”后者又问道：“您想先回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吃午饭？”赫鲁晓夫没有食欲：“让我们到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乘坐自己的吉尔高级轿车，再次和米高扬一道前往克里姆林宫。还不清楚路上这段时间，他们会想出什么招数。难道米高扬知道这个阴谋而刻意向赫鲁晓夫隐瞒了真相？或者就在那一刻，两人才明白这是一场大阴谋？米高扬建议赫鲁晓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而由柯西金来继任，以此来保留他对党的领导权。赫鲁晓夫将一无所有。“我不想打架，”他告诉米高扬。然后，两个人乘坐电梯来到二楼，主席团会议已经召开了。步入电梯后，还在一楼的赫鲁晓夫的警卫们被解除武器，打发回家了。赫鲁晓夫不再需要他们的保护。
　　赫鲁晓夫进来时，勃列日涅夫就坐在赫鲁晓夫平时坐的位子上，他为会议定下调子，接下来就要一一列举这位苏联领导人独断专行的事实。赫鲁晓夫的那些同事们大多数都曾是他亲自提拔上来的，一个接一个地批判赫鲁晓夫的领导能力。他们强调，赫鲁晓夫不尊重集体领导制度，和过去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指责如出一辙。
　　赫鲁晓夫的对手中，亚历山大·谢列平的口才最好。他指责这位被扳倒的领导人大肆宣扬苏联取得伟大成就的神话。“你什么时候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他问道，然后喋喋不休地诉说起对国内情况的种种失望。过去 1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民年收入增速已从 11 ％降至 4 ％。农业方面，从不协调发展，到积压，再到短缺，反反复复。赫鲁晓夫想通过行政重组来激活工业，却又使科技与生产严重脱节。然后，谢列平又把矛头指向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他认为和平共处是一种危险的策略。“我们应该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保持警惕。你，”他对赫鲁晓夫说，仿佛只有后者支持这个政策，“偏离了主要路线。”谢列平列举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种种失误，指责他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把莫斯科拖入了不必要的战争边缘。而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立场“造成了损失”。谢列平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评价甚至更为尖刻：阿纳德尔计划就是一种“冒险行为”，在那场保护加勒比地区的危机中，赫鲁晓夫在拿“人民的生命来开玩笑”。谢列平驳斥了必须要以冒险方式迫使美国接受苏联立场的这种错误观点。“‘如果苏联和美国达成一致，一切都好办了’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他说道，尽管应该以“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他人也都支持谢列平，指责赫鲁晓夫因为想和“美国进行一场可怕的竞争”，而使国家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会议持续到次日。第二天，会议给赫鲁晓夫和他的辩解者米高扬一次发言的机会。对赫鲁晓夫，米高扬既批评也表扬。“外交方面，”米高扬说道，“起初，赫鲁晓夫并不在行，但他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工作。”他提醒与会人员，他曾反对过赫鲁晓夫的柏林政策。“总的来看，”他补充道，“我是对的。”他还回忆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试图降低发生战争的危险，“我认为向那里派潜艇是一种冒险行为”。然而最后，米高扬拒绝把所有的失误都归咎到赫鲁晓夫一个人身上。他想让赫鲁晓夫辞去一些职务，但不要退出主席团。只有米高扬一人主张要考虑赫鲁晓夫未来的政治角色。“我不能和我的良心做交易，”勃列日涅夫说道，为此事定下了调子，“撤销赫鲁晓夫同志的现有职务，并由其他人分担。”
　　赫鲁晓夫被迫辞去所有职务。“你们串通起来，向我身上泼粪，而且我还不能反对你们。”赫鲁晓夫说道，话语依旧那么朴实。虽然他很清楚，撤销其职务，并不主要是因为外交政策，但还是对自己的外交工作做了辩解。他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冒险是“不可避免的”，并要求与会者就他曾面对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还请求理解他的柏林政策，认为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得很好”。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挑战。“我不恳求怜悯，”他说道，“问题已经解决了。”赫鲁晓夫洞察一切，他有勇气来提醒昔日的同事，尽管他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但是，事件本身表明，作为苏共党的第一书记，这是其最大的成就之一。“党终于发展起来了，”他说道，“它能控制每一个人。”然后，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他请求辞职。离开会议室时，赫鲁晓夫发现警卫已被解雇，吉尔高级轿车也被换成伏尔加。一瞬间，曾经炙手可热的权力和职位都成为历史。
　　1964年10月15日，塔斯社报道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西方为之震惊。塔斯社称这次权力交接出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英国驻苏大使把此次事件形容为“政变”，他向伦敦解释道：“为促成这次撤职究竟作过哪些准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秘密，对受害者本人来说更是如此。”
　　最近几年，每逢赫鲁晓夫生日，都有传言称他要退休。赫鲁晓夫自己也在助长这种推测。1963年4月，《真理报》引用了他的原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永远担任现在的党政职务。”1964年2月，一位来访的意大利贵宾曾问赫鲁晓夫，是否计划要写自己的回忆录。“或许吧，在他们把我打发走的时候。”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但却透出一种非凡的洞察力。
　　对赫鲁晓夫的下台，美国政府的解读是，这主要是否定他在国内的领导能力，而不是象征着冷战会出现新的麻烦。10月16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和国家安全小组开会讨论苏联领导人的更替。腊斯克国务卿和汤普森大使强调，华盛顿不应该对苏联领导人的更换表现出任何忧虑，或许这会降低冷战的紧张局势。“毕竟挑起柏林危机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正是赫鲁晓夫。”腊斯克这样认为。约翰逊对此表示赞同：对此事应该“密切关注，但要镇定自若”。
　　次日，塔斯社宣布，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就任党的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就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之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约翰逊总统，直接转达了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保证：苏联对外政策将不会改变，将继续“实行和平共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这打消了美国人的疑虑。
　　社会主义阵营反应不一。北越驻巴黎代表告诉一个法国代表，因为赫鲁晓夫对东南亚“缺乏兴趣”，长期以来，苏联的政策在那里都被曲解。北越人认为，苏联人并未完全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而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还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即莫斯科将会全力支持北越解放南越的斗争。东欧国家则对此保持沉默。
　　1964年10月13日～ 14日的主席团会议则转到对后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外政策的激烈辩论中。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战争和和平问题，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因此，他疏远了从党的机构中提拔起来的那部分人。这些人只认同赫鲁晓夫的部分策略。他们认可为迫使华盛顿接受苏联利益而做的努力，并且欢迎在第三世界发展新伙伴。然而，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却对和华盛顿之间保持这种象征性的全球伙伴关系心存疑虑。之后几年里，克里姆林宫把赫鲁晓夫对待冷战的复杂战略置于一边，而集中精力制造更多的战略性武器。1960年代末谢列平下台、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后，勃列日涅夫才重新捡起赫鲁晓夫的方案：在战略层面上搞合作，而在第三世界展开竞争。
　　冷战中期，亨利·基辛格捕捉到了超级大国领导人进退两难的困境。“当大国变得越来越可怕时，”从政之前还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写道，“它们也变得抽象、模糊和不可捉摸。”虽然赫鲁晓夫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主导苏联外交政策的那段时间，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试图减少大国的抽象感，让它变得更易触摸、更易接近。
　　赫鲁晓夫上台之时，苏联的国际地位可能还不是最糟的。苏联控制着一个庞大而又不安分的东欧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已经出现分裂迹象。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使曾经友好的南斯拉夫与莫斯科反目为仇。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不久，这个问题就浮出水面。除东欧、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盟国外，莫斯科没有几个朋友。向西看去，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是一个统一而又自信的敌对阵营。1955年，无论在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发展程度上，苏联都远逊于美国。华盛顿领导的军事联盟，既清楚苏联的劣势，又想利用这种劣势来赢得外交优势。
　　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种国际关系的格局。从踏上世界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设法改变这种现状。对这个鲁莽、冲动而又古怪的人物，观察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他那极富色彩的举止以及粗俗不堪的幽默，却普遍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内心深处，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战略家。虽然也说大话，但他有一系列的目标。在其执政期间，赫鲁晓夫既要避免和美国发生战争，还要力图赢得美国人的尊重；既要支持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在海外发展新伙伴；既要保持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还要改善国内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把苏联的困难归咎于斯大林的暴行及与西方展开的军备竞赛。赫鲁晓夫设想出一套和美国和解的宏大方案，它将会使冷战非军事化，从而让他改弦易辙，把资源用于苏联国内的经济建议，并把东西方的斗争限定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层面。他相信，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对的。
　　为实现和解，他不断改变着策略。正像在黑海避暑胜地皮聪达游泳池中不断摆动身体一样，赫鲁晓夫也在不断改变着其引诱和恐吓西方的策略。他拿出的胡萝卜是承诺相互裁军、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在世界范围内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看到这些让步不起任何作用时，他就寻求以苏联固有的危险性来向西方施压，以此来达到目的。
　　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美国的大国地位无人匹敌，要达到目的，最关键的是要改变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刚入主克里姆林宫时，赫鲁晓夫对外交政策的了解极其有限。他在1950年代看到，美国领导人非常倚重核武器，既把它视为一种防御手段，还把它当成一种影响国际事务的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清楚，国防开支可以拖垮一国的经济。他提出了新的核武器战略观，把核武器视为一种比常规军备更为廉价的威慑性手段。与此同时，好战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把核武器用在政治斗争上。美国的战略力量，或者借用杜勒斯的话说，可以利用美国的实力来迫使苏联人作出让步，把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吞下的东西再吐出来。
　　从美国导游那里，赫鲁晓夫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核武器可以是一股可以感知的、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他自己也玩起核武器这张牌。“其目的就是要发出一种威胁，促成缓和。”1957年，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委员们这样解释道。之所以采取政治学家所定义的恐吓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就是要让美国清楚，若不接受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1956年、1958年、1960年、1961年和最后一次——1962年，他举起的大棒就是威胁要使用核武器，除非苏联的利益得到尊重。
　　最终，这些策略并未让克里姆林宫从中受益。两个超级大国互不信任，以至于美国难以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裁军条件。绝对反对一切核查制度也无助于实现其目标，这也是他害怕美国的一种副作用。赫鲁晓夫相信，就像《绿野仙踪》中的主人公一样，美国将会利用现场核查或空中侦察的机会来窥探苏联的军事力量，看到克里姆林宫虚弱的一面。尽管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同意进行可核查的裁军，但是，他们都没有盲目提交参议院批准这个条约。而且，即使赫鲁晓夫确实削减了苏联常规部队的规模，但是，仍然不会完全撤走部署在西部边界的精锐部队，而它们正好对西德构成威胁。虽然赫鲁晓夫答应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并不能消除双方互不信任的鸿沟，而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信任。西德不准备以其战略武器的优势来换取一纸空文。同样，全面禁止核试验也建立在核查制的基础之上。
　　在打破柏林僵局的谈判中，赫鲁晓夫的政治敏锐也未能让他取得成功。他从未打算让西方与西柏林保持一种特殊关系。尽管他曾目睹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并指责斯大林，因为后者的愚蠢行为，而把苏联拖入了一场毫无必要、毫无价值的危机之中，但是，他不满足于那场危机对西方政治人物所产生的持久影响。1948年以来，不管莫斯科是否喜欢，对西柏林的防守变成了美国是否对欧洲安全作出承诺的晴雨表。除非发生战争，否则华盛顿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但赫鲁晓夫却从未接受这一现实。
　　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爆发让超级大国间的互信变得更加不可捉摸。赫鲁晓夫与其美国对手都在冒险争取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些国家，只要拥有武器和领袖人物，就可以组建一个新政权。通过操纵那些傀儡政权，超级大国在这些国家制造了许多事端，这成为冷战的一个神话。卡希姆、卡斯特罗、卢蒙巴、梭发那和纳赛尔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傀儡。超级大国确实最擅长于玩弄这类游戏。然而，华盛顿和莫斯科为满足这些领导人的喜好而相互竞争，同时，那些事关欧洲和超级大国国内问题的谈判也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
　　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恐吓外交同样也产生很多问题。1958 ～1962年，他设法要让这段时期成为冷战最危险的年代，却并未实现其宏大的和解目标。只有当敌人真正认为对手要实施自杀行为时，核恐吓才能起作用。相反，因为美国清楚，它拥有核优势，所以，僵持最后都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还是赫鲁晓夫常常首先叫停的游戏。
　　让美国总统饱受折磨的，正是赫鲁晓夫的那种以战争促和平的习性。艾森豪威尔颇为自信，根本不会理睬这些挑战。1958年11月，他不愿意陷入柏林问题的忧虑之中，也不会对1960年峰会的失败感到惋惜。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年轻而又未经受这种考验的肯尼迪总统才更多地屈服于赫鲁晓夫的压力战略。与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更加担心核时代出现的误判，也非常忧虑其行为给外国领导人，特别是苏联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出于这种担心，1962年8月，他向卢埃林·汤普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古巴事件和我们未出兵老挝这两个问题，你认为我们会给他留下要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印象吗？”再回首，我们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赫鲁晓夫想让美国总统顶住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压力，他认为后者是美国军国主义势力的根源。但是，如果美国总统示弱——而且直至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他才不再幻想肯尼迪是一个软弱的总统。赫鲁晓夫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运用核威胁来让美国人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并不担心德国的入侵……德国人将不会再挑起一场战争。最危险的国家是美国。”1961年春去维也纳之前，情绪低落的赫鲁晓夫如此断言。
　　斯大林的任何一个继任者都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苏联所面临的战略劣势吗？答案是肯定的。结构问题是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原因。195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197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后，这种状况才得以遏制。但是，赫鲁晓夫作出了那些关键性的决定，进一步拉大了苏联在军事方面的差距，恶化了莫斯科的经济问题。他选择了改善民生的政策，而不是制造更多莫斯科无力承受的导弹；他决定不制造运输机，这就排除了苏联拥有那种能将兵力迅速而又可靠地投送到世界各地的能力；他一再削减苏联涉及军备的人力资源。然而，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有意识地减轻苏联的军备负担，而另一方面，又一再向海外作出承诺，以成本价或低价向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印度、老挝、北越、刚果和古巴等国提供武器。结果是，他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徒有其表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一个大国的实力。
　　这种战略尽管十分危险，却也并非一无所获。到1960年，赫鲁晓夫的核武库确实拥有了一批可以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想炫耀这些导弹，这又让西方的政治人物愈加感到不安，后者不可能冒这种风险，即赫鲁晓夫最终会凭一时的冲动行事。这并未让他在柏林问题或裁军协议上与西方达成一致，但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它确实遏止了肯尼迪入侵古巴的行为，并且迫使美国总统和其继任者接受了东德存在的现实。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1962年达成的协议，使卡斯特罗政权不再忧虑美国的军事干涉。西方也不再打算迫使苏联人接受这样的条件，即在一个统一的德国进行全面大选，并以此作为签订欧洲安全协定的前提。到1970年代，北约承认了东德存在的现实，而美国则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一道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从而确立了保护全球人权的准则。
　　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4月放弃恐吓外交政策时，世界看到，超级大国实现了缓和。赫鲁晓夫把自己一贯坚持的柏林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脱钩，并且接受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7月，肯尼迪称“黑暗中终于出现了一缕阳光”，之所以如此感叹，是因为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基本目标，而夸大了1958年以来他屡屡要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的愿望。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施压战略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为了实现其目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旨在证实那些最坏的设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军备竞赛，而且也让几任美国总统寻求和平共处的努力复杂化。五年中，苏联三次从其恐吓策略中败下阵来，克里姆林宫的软肋暴露出来，它至少让中国人有了更大的胆识来探索自己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在国内，这些做法恰恰损害了赫鲁晓夫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声望。
　　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的下台适逢他已决定要全面放弃恐吓外交而改行忍耐外交政策之时。当赫鲁晓夫最终熟悉了外交事务时，他却要被赶下台。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米高扬的悲叹表明，如果他能继续执政，那么，赫鲁晓夫或许有可能实现让冷战非军事化这个更宏大的目标。他的继任者们加速了苏联的军备竞赛，以避免再次遭受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羞辱。考虑到冷战的推动和赫鲁晓夫的个性，如果他继续执政，那么在1965年或1966年，同样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柏林最后通牒。而且也很难这样设想，尽管他对北越有所担心，但是，他会不顾及苏联的声誉，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扩大越南战争规模的做法，然后还会设法就此再做些文章。
　　一致的看法是，古巴导弹危机后，一旦赫鲁晓夫放弃了战争边缘政策，超级大国间的斗争就变得更具有可预测性，而且危险性也更小。从1963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北京、河内和哈瓦那成为国际形势变幻的中心。1973年，苏联和美国都发现，在中东问题上，他们之间有一个紧张而又短暂的僵持阶段，但是，莫斯科的脆弱感和恐惧感却远小于1956年。一旦赫鲁晓夫下台，再没有苏联领导人主张，为了和平必须要迈向战争的边缘。直到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出现，没有哪个苏联领导人，有争议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像赫鲁晓夫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 哈立德·巴格达什（Khalid Bakdash，1912年？月？日——1995年7月15日），叙利亚政治家。1930年加入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回国。1936—1943年任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中央书记。1943—1995年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54—1958年任国会议员。1958年因反对叙利亚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出走苏联。1966年回国，但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掌权后，参加了所谓的“民族进步阵线”。1995年去世。

^[2] 盖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 Palewski，1901年3月20日——1984年9月3日），法国外交官。1924年起进入第三共和国政府工作。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二战结束后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1951—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7—1962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62—1965年任国务部长。1965—1974年任宪法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