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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琅施塔得人请求卡累利阿战区司令向芬兰政府申请给予喀琅施塔得人被拘留人员地位的呼吁书



喀琅施塔得炮兵司令A. H. 科兹洛夫斯基向卡累利阿战区司令先生提出的申请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伊始,大多数俄国居民就[对他们]采取了如下的态度:部分人对布尔什维克做出的改善生活的许诺不以为然,多数群众则对此表现消极。因为非但看不到生活有什么改善,却眼见整个俄国陷入牢狱之灾(强迫劳动,没有丝毫财产所有权,包括枪杀在内的种种镇压手段,没有司法法庭),所以原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持消极态度的人逐步地站到了这一政权的对立面,但是由于害怕被镇压,很少公开表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迁徙自由、劳动自由以及其他自由都因肃反委员会和讨伐队的活动而化为乌有。一句话,布尔什维克企图强行把整个俄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而1.8亿群众却不愿如此。
  对整个俄罗斯的情绪做过概括后我还要谈谈前些时候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因为对此次事件的详情不甚了解,所以请临时革命委员会来谈这个间题,该委员会的几乎全部成员都已进入芬兰境内。
  3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抵达喀琅施塔得,参加在海军练马场举行的水兵和红军战士的集会。喀琅施塔得的许多工人和居民也来参加集会,练马场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于是没按加里宁的意愿在练马场召开只有水兵和红军战士参加的大会,而是根据群众的一致要求在铁锚广场举行了约有16000名喀琅施塔得居民参加的大会。
  所有发言人(库兹明和加里宁等)的讲话都对现行制度和进入光明的共产主义天堂的希望大放溢美之辞,他们的讲话不断被异口同声的呼喊所打断:“够了,别来这套老生常谈了,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不想再听了”。库兹明的讲话毫无文采,堆砌没有实际意义的细节,讲得拖泥带水,看来是存心不让其他报了名的、不合他心意的发言人发言,存心让听众失去耐心不等散会就提前退场,以便在对共产党更有利的氛围中作出大会决议。
  水兵佩列皮奥尔金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现行制度,他宣读了战列舰第一、二支队水兵全体大会决议,号召与会者拥护这一决议。与会者举手表示拥护这一决议。没举手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共产党员。
  在上述决议中主要向政府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应掌握在一个党手中,而应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为此应以无记名方式进行苏维埃选举。
  (2)劳动、言论、出版和迁徙自由。
  (3)取消共产党的战斗队和障碍设置队。
  (4)解散政治部和肃反委员会。
  (5)取消政府对任何政党宣传的支持,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享有利用自己的经费开展宣传的自由。
  佩列皮奥尔金在讲话的最后建议各个部队和组织各选出两名代表,以便根据上述决议中提出的新的原则参与有关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改选问题的讨论。
  3月2日,喀琅施塔得各个部队和组织不顾政委们的反对,不顾共产党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举行了有很多人参加的大会,会议一致拥护(除共产党员外)水兵做出的决议并选出了代表。代表会议在工程学校大楼内举行,鉴于现政权的抗拒,会议决定通过一项日程,即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宣布现政权非法。
  临时革命委员会最初行动的目的是不让当局继续为害,为此逮捕了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各舰政委和共产党的其他显要人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这些举动成了许多共产党员在3月2日夜间从喀琅施塔得逃跑的信号,尽管没有任何必要逃跑,因为临时革命委员会只是决定逮捕个别共产党员,而且不会伤及他们的性命。正是这些逃跑的共产党员散布谣言说,为喀琅施塔得在白卫军官的影响下发生了叛乱,而且整个运动是由我领导的。
  不错,在政委们出逃和3月3日接到政府要求结束叛乱、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向政府交出罪魁祸首的最后通碟后,我和守备部队的其他军官的确不约而同地决定参加喀琅施塔得居民的统一行动并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捍卫人民的权利。
  彼得格勒苏维埃随后又建议派苏维埃的代表实地了解喀琅施塔得人与共产党政府苏维埃之间究竟有什么分歧。喀琅施塔得人认为这个建议无非是个圈套,因为水兵的决议写得一清二楚,无需作任何补充说明,革命委员会于是作为回复提出自己的反建议,表示同意派代表团来,但建议代表团增加一些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的工厂和部队自由选出的代表。报界向全国居民隐瞒了我们通过广播提出的这个建议,托洛茨基对这个建议的回答是下令对喀琅施塔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是苏维埃的军队于3月7日晚6时25分打响了第一枪。喀琅施塔得人奋起迎战,并且毫不示弱,同时尽量做到不殃及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沿海的和平居民。喀琅施塔得的人道之举使敌方得以趁机调来装甲列车参战,并在芬兰湾两岸的居民区建起炮台。布尔什维克最初的行动软弱无力、拖泥带水,原因是他们一方的许多军人暗中同情喀琅施塔得的人,他们参战是迫不得已,是被荷枪实弹的共产党员从背后逼上战场的。这也是出了那么多俘虏和叛逃者的原因,例如,3月8日早晨561团有600人跑到我们这边来,在战斗中被我方俘获的250名军校学员(士官生)了解了我们起义的真实原因后,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许多人甚至提议和我们并肩作战,但是为慎重起见,这一提议被我们所拒绝。喀琅施塔得的情况十分稳定,从一开始就有希望长期对抗下去,更何况由于芬兰境内的红十字会代表对喀琅施塔得人十分同情,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
  唯一能够对喀琅施塔得构成威胁的是红丘炮台,那里的警备司令和海军大队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从喀琅施塔得跑过去的政委们不让炮台的人知道水兵的决议,即使知道了,也会被说成是白卫“军官们”带头制造叛乱,就像唯莫斯科或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命是从的俄国各报对喀琅施塔得事件所作的庸俗报道一样。3月7日以后,敌人不断以步兵团和炮兵增强围困喀琅施塔得的兵力,不同兵种不分昼夜地向喀琅施塔得发起进攻,因此要求巡逻部队和观察员格外小心。喀琅施塔得守备部队兵力不多(只有3800名步兵),经过几天的战斗,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元气大伤,但部队的士气依然高涨,战斗到底的决心没有动摇。为防备那些仍在城里自由活动、看样子还有武器、抓不到违抗临时革命委员会部署的直接罪证就逮捕不得的共产党采取行动,我们还不得不加强内部警戒,这更加深了兵力不足的困难。战士们一天比一天疲劳,几门大炮因超负荷使用而遭损坏,敌人以不断增强的兵力增加对各炮台和科特林岛进攻的次数,这一切都使我们不得不先放弃北部7号炮台,但敌人在我方炮兵的毁灭性攻势下无法守住该炮台,围绕炮台展开了拉锯战,该炮台时而被我方占领,时而又被敌人占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放弃北部6号和5号炮台以及南部1号和2号炮台。我方多门大炮因发射次数太多而被损坏这一情况使我们无法把敌人从这些炮台赶走,敌人不知以多少兵力稳稳地占领了这些炮台,缩短了沿开阔冰面向科特林岛进攻的距离,还使我们失去了部署在这些炮台上的炮兵。3月17日凌晨时分喀琅施塔得的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敌人从当天凌晨5时起向各炮台和科特林岛发起大规模进攻。据防御司令部估算,参加此番进攻的约有两个师,有4列装甲列车和多支炮兵连(我看不下8支)以火力支持。3月17日黎明时分的这些夜间行动使我们不得不把北部4号、3号和2号炮台以及科特林岛东部地区让与敌人。
  为保卫“彼得”炮台及与之毗连的科特林岛地区而展开的反击战尤其值得注意,包括妇女在内的喀琅施塔得公民参加了战斗。这场反击战使特科林岛的局势变得异常危险,翌日夜间该岛险些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攻克,这种情况肯定还要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想以在巴黎公社节这天平息“喀琅施塔得白卫叛乱”的战果让俄国全体居民“高兴高兴”。基于这种情况,防御司令部与临时革命委员会共同决定,要么在3月17日傍晚前挽回科特林岛的局面,要么让守卫科特林岛的全体战士撤到芬兰,趁大雾挡住敌人视线时于晚7时开始行动。由于没能挽回局面,其主要障碍是,带着武器的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在通向科特林岛东部沿途的房屋中设有埋伏,于是下达了守备部队向芬兰境内疏散的命令,疏散工作于昨夜结束。
  我们全体人员——到达芬兰共和国境内的喀琅施塔得守备部队、政治活动家以及喀琅施塔得公民——请求您,司令先生,替我们向芬兰政府申请收留我们,让我们享有芬兰共和国法律赋予被拘留人员的一切权利。

军事工艺工程师、少将 科兹洛夫斯基
1921年3月18日于泰里约基第1号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研究所档案馆。弗兰克·戈尔杰尔藏,第21箱。《往日俄罗斯》,《历史文献选》(II),圣彼得堡1991年版,第349—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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