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七章 负重的战略家们（5月21—23日） 五月运动突然来临，没有预兆，在一切预想和计划之外。学生们是在领袖们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第一次骚乱的，工人们是在没有总工会命令的情况下开始罢工的。洪水自由泛滥，当然没有人知道如何控制它。无论是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或是法国共产党，这些社会工程师们都不是刚来的人，然而都没料到，都无法控制局势。所以，这些角色在运动开端都受了挫，都被搁浅，以致法国在五天之后才弄清面临的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把整个统治阶层都搞得晕头转向。 人们都知道乔治·蓬皮杜的策略：先放一放等一等，然后寻找社会谈判，以他的热忱和诚意尽力实现这个简易的方案。星期一晚上，法国总工会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巴尔若内的电话响了，这是他的合作者法国全国雇主委员会（CNPF）的主席保尔·于弗兰的电话。这个老板们的老板告诉他说，他准备与有诚意的人谈判。谨慎从事是巴尔若内的风格，关于法国总工会的策略问题，一直使他处于极度困惑的折磨之中，第二天他把于弗兰准备谈判的消息告知塞吉，塞吉持谨慎态度。这位法国总工会主席认为罢工还没到最高潮，如果法国全国雇主委员会想作让步，就等于公开了妥协计划。工人力量总工会主席贝热龙也建议暂持中间人态度[1]。 由于有蓬皮杜做靠山，在谈判一事中，蓬皮杜的一班人很快地投入第一轮接触。他们认为，如果法国总工会上钩，那么一切都将停止，危机也将随着结束。必须摸摸底，弄清总工会要求的底牌，尤其是要抓住谈判时机。公开是无益的，必须守口如瓶，否则后果将是糟糕的。蓬皮杜直接与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德尚联系，定于27日或28日适当的时机会晤。但在此之前，蓬皮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关于谈判的信息。 希拉克勤奋而忠诚的国务秘书希拉克，早已具有研究的头脑。这个伟大的雅克，早在做总理参议时就引人注目，现在又复得他在马蒂尼翁府的办公室。他几乎每天与他的顶头上司若贝尔、巴拉迪尔、朱耶一起吃饭。总理赋予他监视劳工部长让纳内的任务，这位全面负责劳工事务的角色是将军直接安插在总理府的人，希拉克总在考虑执行他这个伟大的任务，却发现让纳内是个坚定的聪明的进步的改革者。这位前劳工部长现在说：“希拉克不能作大事，他老是特别关照特雷兹。”[2]因为希拉克有特雷兹地方的股权。希拉克与一些工会建立了联系，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安排了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一个成员洛加和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一个活动分子德尔皮。他经常与法国总工会的一、二把手塞吉和克拉苏茨基通电话，因为目前正是利用这些关系的时候。无论白天黑夜，他不懈地纠缠他的谈判对象们，什么条件能谈判？法国总工会的要求是什么？法国共产党希望到哪一步才能妥协？如此等等，希拉克终于使法国总工会同意与他秘密会晤。 那天，这位年青的国务秘书自己开车直接到安特卫普公园，然后步行到蒙马特尔高地。他们约会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上见面。不巧的是一些工程弄乱了小公园，人们再不能进去，而且没有了长椅。希拉克正在焦急，有人拍他的肩背，正是他的谈判对象。分手时，这位协作者对这位政府秘密大使说：“假若这是个陷阱，假若绑架您？那我们就有好看的。”希拉克耸耸肩，这位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中尉是不怕危险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藏了一支老式左轮手枪在口袋里。[3] 对话达成，但人们不知道对话的内容，然而这两个对话者的逻辑头脑是很清晰的：法国总工会正在启动中，法国共产党在做它的选择，形势不是革命的，革命不可能存在。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不久在他的著作《法国总工会的五月》中开诚布公地解释[4]：“军队和警察是牢固的，共产党人不能赋予它们对抗的责任。西欧在西方，它将永远留在那里。”20日（星期一），法国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公报，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罢工不带一点起义的性质。塞吉一直在强调这种意义：这只是一场广泛的请愿冲突，决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进程。他们准备谈判。人们这下获得的将只是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多年来徒劳请愿的结果，然后一切恢复原样。对希拉克，人们对他有许多说法。 然而人们不再那么轻信：如果政治变动是可能的，法国共产党真的将不会推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传言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一种传言是戴高乐派在事件后企图使人相信法国共产党是危机的操纵者，决定夺取国家的一切大权；另一种传言是极左派在五月以后将不懈地重新开始活动，共产党人比激进社会党人更严守法规，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将是粉碎运动和廉价出卖革命。因为共产党人同样在谋略。5月20日（星期一），弗朗索瓦·密特朗访问法国总工会，总工会提议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三方组成联盟，并提议以建立左派政府为目标，同时趁热谈判实施一个共同纲领。密特朗当然拒绝，他有些担忧在面对面的联手里同样危险。共产党人并不气馁，他们认为如果危机继续加深，需要改革的左派将与他们一起经受锻炼以备接班，当然是在限定的形式内。左派主张如此贬值。塞吉在考虑他的请愿纲领，瓦尔德克在进行一个不可信的但是可能的假设，即另外一个政府的假设。这样，在法共的战略里有两支火红的剑，谈判的剑甚至比另一支剑更有用。 非共产党左派被学生运动掀下了马，艰难地守着它的牌子，它惊奇地看着政府的艰难，但又不太相信自己能在符合宪法的程序里获得接班候选人资格，即在不信任案——政府辞职——普选——上台执政的宪法程序里。然而在权力的竞技场上还是出现了两位杰出的选手。首先是密特朗，这位野心勃勃的前部长和左派边缘人物因为天文台事件[5]坠地，由此造就了这颗脆弱之星的艰难历程，终于在1965年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激进派和社会党人与密特朗共存于一个象征性的联盟里，艰难维持着非共产党左翼的团结。在1968年，一切党派始终都在政治游戏中争演重要的角色，对这位未来的总统来说，现在的位置是极其脆弱的。密特朗只是左派的象征，但不是左派的首脑，他的实际权力仅限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内，社会党的首脑是摩勒，激进党的首脑是比耶尔。密特朗必须与他们协商纲领、立场和所谓的神圣事务。密特朗真是不可思议，终于获得左派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1965年的相对成功，多少削减了天文台事件中不好的影响。然而他长久是一个没有队伍的发言人。1967年，他终于找到机会，利用对社会党的批评和改革，取得了左派中的真正权力，尽管暂时地还是一个没有真正指挥权的主席。这还需要通过必要的辩论以及施诡计耍手腕达到名副其实。在这方面，他真正是出类拔萃的。 与法共的面对面的强硬斗争几乎占据了密特朗的全部时间，没料到一个行动在他的背后出现了，有人企图利用运动把他扔到路边。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统一社会党和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们选定了他们的共同代表，这就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现代主义的左派们几天来就在密谋使这位前议会议长重返左派阵营。在这种形势下，命运是如此青睐他。他较密特朗具有大公无私的名声，有使人放心的温和，他的话和意见完全能得到青年们的注意倾听，能与学生运动团结一致，并与统一社会党保持着宽松的然而是真正的关系，也具有所要求的国际形象。21日（星期二），法学家协会成立支持孟戴斯的委员会，准备工作业已展开。密特朗——孟戴斯，这是1968年的另一个决斗场，以致使未来的社会党主席很久也不会忘记这种完全幼稚的背叛。 5月10日，孟戴斯在格勒诺布尔受到欢迎。11日上午，他的两个朋友米歇尔·罗卡尔和应募于左派的律师乔治·基耶日曼恳求他及时返回巴黎[6]。孟戴斯请他们俩“保持冷静”，整个白天，孟戴斯就是这个态度。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罗卡尔是个享有盛誉的小党派领袖，他希望在自己的领地密切一下与另外几个人的关系，即陪伴接待孟戴斯的学生领域的负责人马克·厄尔贡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第一次接触是艰难的，然而终于建立了关系，尽管他们的性格各异。孟戴斯是个爱争辩的人，虽然他一直接近青年人，也是大学问题的专家，却怀疑这种缺乏现实态度的关系和在夸张的词藻下表现出来的空洞联系。 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奇怪。既然确信戴高乐主义在法国民主的正常生活中是个题外话，而且孟戴斯也总在预言这种强加的制度迟早会在一种震荡中轮换完结。在这种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假设里，孟戴斯对他们把自己看作一种依赖感到欣慰。既然时机可能来临，那么接触就是必要的。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孟戴斯特别忧虑如何避免暴力冲突。他是各党派中心人物的调停者，尤其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甚至参与由作家莫诺、洛朗·施瓦茨、雅各布和图雷纳组成的一个小型非形象作品作家说情者委员会[7]，以避免各派别的极端行为。5月13日，孟戴斯与统一社会党一起游行，浩大的动荡使他感到震惊，忧虑随之而来。在议会上，他缄默不语，在没有列好具体的提案之前，他认为不宜干预罗卡尔和厄尔贡的意见。21日，他第一次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密特朗接触[8]。这时密特朗缩在运动后面，孟戴斯认为随着青少年一代运动的爆发，政治人物们可以会见。孟戴斯强调他们的责任，密特朗不以为然。第一次接触中，他们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往后将进一步恶化。 征询意见将军同样暂停推行他的路线。他的意见终于明确：法国处于一种文明的危机之中。对于这一点，蓬皮杜说的是有道理的，正如他所说的：工业化只是“机械文明的进步”，它必然打破旧的规则，使新的愿望诞生。仅仅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国这幅外国的图画上加上法国自己的蓝图。人们将从高处理解这场危机。政体，如果对国家是必要的，往后应该远离公民；如果对国家是有效，那么应该承认资本主义仍然在践踏劳动者的权力。必须重新调节法国的权力，必须使资本与劳动更好地组合起来：权力分散，公民参与管理。围绕这两个创意，将军酝酿着对法国人的承诺。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恢复秩序，没有这一点，一切都不可能。秩序和改革成为争论的主题，强大的呼声再一次要求将军表态，将军宣布将举行新的全民表决。那么，人们基于合法性和改变的愿望企盼着。部长们、蓬皮杜和整个统治阶级再也忍受不了了，将军将再一次重新安排一切。首脑总是孤独的。 从星期天开始，将军积极地接见客人。老资格的戴高乐派的忠诚战士们鱼贯而入他的办公室，尽心竭力地建议、分析、计划。星期二，筛选完毕。上午，部长会议审查通过刚从阿富汗返回的蓬皮杜批准的大赦令。将军几乎是小跑步赶到：“先生们，你们将审查大赦令。我认为大赦的事完全是次要的。但既然宣布了，那么，干吧！先生们，我将有极其重要的事在后天星期四开始的议会上对你们宣布，在宣布之前，即在星期五晚上，我将有一个广播电视讲话[9]。”司法部长若克斯接着向他陈述大赦的计划。戴高乐说：“都没意见了吗？先生们，我们对这件事就这样了。还有一句话，你们不要忘记，对政府的占领企图将构成对国家权力的损害，政府官员中若同意这样的将立即被解职。” 稍后，将军接见在巴黎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埃夫里尔·哈里曼。总统显得老了，累了，头垂在肩上，说话时好像在想别的事情。[10] 剥夺居留权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正在度假中。《巴黎竞赛报》的摄影师总是伴随着他，在柏林布兰德堡门前给他拍了一张拎着手提箱的照片。然后，他与荷兰联系，那里，阿姆斯特丹的活动分子们说对新鲜消息有饥饿感。“红色达尼”说：“革命应该扫除旧世界，三色旗已被撕破，应该换一面红旗。”这将成为剥夺他在法国的居留权的口实。稍后，当有人把他在法国的厄运告诉他时，他哈哈大笑：“我还要回去的。”[11] 在巴黎，因为科恩-本迪的居留权被剥夺，重新唤起了经过5月10日的胜利而变得更聪明的学生革命的欲望。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在王子先生街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们号召当晚在圣米歇尔广场示威抗议，随后他们与法国总工会联系。总工会不打算抗议这件事，而用另一个预计的示威与学生的这个示威相对抗。人们在法亚尔街议论纷纷：“这是挑衅。”新闻评论说这是总工会——大学生的决裂，就像先前曾有过的联盟一样。总工会主席塞吉不想迅速动员他的队伍，他只是在考虑谈判，这个时候正越来越清晰明确，怎么会为了一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的居留权组织示威？你们开玩笑！ 那天晚上，学生们单独地游行，仅有5000人，但他们用词语的想象力弥补了人数的不足。那天晚上诞生了五月中最著名的一些标语，如：“我们都是德国的犹太人！”游行队伍在热斯马尔的带领下登上蒙帕尔拉斯高地，然后下去向国民议会大厦前进，在波旁宫的栅栏前举行集会。克洛德·埃斯捷等一些议员们带来他们对学生的支持。不一会开始下雨，活动主义是不喜欢乌云的，队伍散开，让开索尔费里诺街的位置，给一些企图煽动支持戴高乐的组织的顽固分子们。一个叫夏尔·帕斯卡的戴高乐派的活动分子，似乎变成了学生的辩护者，他在电话里说：“人们向我们泼水，扔瓶子，到处都是。”[12]警察不得不战斗到凌晨5时，驱散狂热的人群。一个不祥之兆。学生们的战斗欲望在重新唤起。第二天又有一个示威。格里莫已经几夜不眠。内政部富歇办公室的一个人员散步到巴黎大学，看到这样一条可笑的标语：“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他于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竖上了这样一个小标语牌：“我越是维持秩序就越是想睡觉。”[13] 意外的骚乱使格里莫心绪不宁，在几个不眠之夜的一个晚上，想不到乔治·蓬皮杜光临他贝蒂纳堤岸的家。自骚乱以来，就没有这种私人意义的社交活动了[14]。格里莫的太太准备了夜宵。总理显得面如死灰，眼神疲倦，背也更佝偻了，一言不发地坐着，呷着夜点心。蓬皮杜的女朋友路易斯·德维尔莫兰正好在格里莫家做客，蓬皮杜像往常一样请她朗诵几句诗助兴。她请求做一会样子，然后在席中选择了一个名字叫内瓦尔的人做朗诵对象。她咽了一口唾液，身子前倾，开始朗诵：
突然，她停下了，局促不安，用眼光询问着客人们，她为自己的记忆漏洞羞愧。一片沉寂，突然，满座目瞪口呆，一个阴沉的声音接上诗句：
接着轻松地诵完全诗。这就是蓬皮杜的声音。后来还是喧嚣的口号声使蓬皮杜离开，去平息那带字眼的音乐。 占领市政府？危机到20天，人们的神经开始放松。从科恩-本迪的居留权被剥夺，学生领袖们看到了已陷入纷纷占领和与工人阶级的大罢工靠不住的联合困境中的运动再发动的机会。即使是征收年贡的委员会好歹也比眼下全法国直接推动运动轮子的上百个行动委员会也协调得好得多。除科恩-本迪的这次情况之外，所有的游行示威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大家都抗议戴高乐，抗议第五共和国，为了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然而变成什么样的国家呢？谁也说不出来。尽管人们感到政体在开始摇晃，但是用什么来替代它呢？革命的轮廓总爱在老一代战士的地平线上显现，比上帝还模糊！难道必须迫使法国共产党掌握权力，或者打孟戴斯牌？声明罢工委员会的权力如同不久以前的苏维埃政权？好在这一切还不那么急迫。最急迫的镇压力量呢？它们在哪里？如何与它们对抗？在巴黎大学，一些狂热分子开始散布攻坚战的主意，某人提出占领市政府，就像巴黎市民在历史上好几次曾做过的那样。有人甚至秘密侦察了市政府[15]。谣言总是散布得极快。这个朝天抛掷的主意激起巴黎市议会的黑色恐慌。保卫第五共和国的议员米歇尔·卡尔达盖斯惊恐地告诫同僚们赶快腾空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16]。一个戴高乐派的评议会在勒克莱尔元帅的儿媳尼科尔·德奥特克洛克的带领下去到博沃广场的内政部，感人地请求富歇拯救即将遭到叛逆们袭击的市政府，“包括使用坦克车”。内政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对他们说了许多劝慰性的话，而且有格里莫承担保卫上帝的选民们的责任。格里莫沿着塞纳河安排了一些警察分遣队。在这段时间里，格里莫打电话给王子先生街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从对方的笑声里得到了担保：“攻占市政府？我们攻占它干什么呢？”让-马赛尔·布格罗，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今天回忆说[17]。他们真的一点也没想过冒险在市政府的阳台上看宏伟景象，而且热斯马尔也不是拉马丁[18]。况且，共和国保安队的一个装甲连就能立即撵走僭越者们。不到十天前，任何一个学生领袖都还在希望不死亡一人。1968年将不是1848年。学生阵线的头头们仅限于发出第二天晚上的示威命令，即5月24日（星期五），他们将在戴高乐讲话时和讲话后游行。大街也有理由表示它在思考戴高乐的讲话。只是在游行的经过中，人们将攻击巴黎证券交易所，代替了市政府。示威者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欢乐火焰中点燃它。就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走向格勒内尔[19] 法国总工会总想着谈判。预备性的接触由特别的社交性对话向前推进得不错。但必须对政府施加一点压力。让-路易·穆瓦诺在电视新闻发布之前看到总工会的一个公告：总工会准备在第二天在全法国进行示威活动，罢工继续。这是总工会为了针对政府和雇主们出点高价使运动停止而采取的行动。 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又被一个总工会会员在火口上加剧。他就是总工会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巴尔若内，8天来他被革命的洪流所触动，他与他的同志们相比有他的独到之处，他发现在稳定秩序的前面有一个明显的突破口：人们都在勇敢地向前，全面暴动是可能的，随后工人阶级将彻底掌握政权。狂热的巴尔若内发现运动只是建立在最正规的请愿计划上，只要突破这一点，一切都是可能的，他认为总工会主席塞吉和他那班萎靡不振的顽固同伙们正在放走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太蠢笨！星期四晚上，巴尔若内向法新社的社会记者，一个永远的托派分子让·博弗雷尔吐露肺腑，并坦言告之他要在第二天11时正式宣布辞职。接着，他从收音机里获悉总工会的公报：“所有工会组织都表达了它们的愿望，愿意迅速打开与政府和雇主对话的大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局对这种期待的答复竟如此缓慢。”巴尔若内又打电话给博弗雷尔，说他立即辞职，以“抗议法国总工会控制运动方向，竭力把法国这个十几年来最著名的运动在戴高乐派的制度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最不可思议地硬拉入谈判的轨道”。巴尔若内继续说：“我声明我的信念，运动完全有可能走得更远，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或者至少打倒戴高乐派的制度……爱国主义扼杀了这一切可能性。我们要保护组织，使它不至于在这种交易中遭受危险。”[20] 人们在共产党的机构里同样感觉到这种爆发。36名党的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党的领导，对领导人的软弱不满。党的干部格鲁迪和勒鲁瓦担负了使他们恢复理智的任务。国家工业调整部的共产党员高级官员让-皮埃尔·迪朗心坚如钢地认为起义是可能的，部里干部们用他的话叙述他如此的精神状态：“5月20日上午，我去找一位住在阿尼埃尔郊区的女同志，希望她能向我讲讲罢工工厂的情况，如战斗的困难等等。”她对我说：“昨天，我和我的丈夫一起去了好几个工厂与劳动者们交谈。你猜怎么样，一切进行得非常好，小伙子们非常敏感，认为目前的形势对戴高乐派是危险的。”[21]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也在寻求接触。总是希拉克与该工会的主席德尚对话。德尚对国务秘书希拉克说：“让纳内[22]应付不了局面。”那么，他们就与这位年青的国务秘书进行谈判。于是，蒙托隆街的民主工人工会中枢变成了共产党人夜以继日地准备谈判的战场。他们在地下室里做饭，“真臭啊！”一天晚上，德尚忍不住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嚷叫起来，以致同志们曾想办法换一下正常的地方烧鲱鱼[23]。 一部分学生不愿意等到5月24日，他们决定在拉丁区举行示威抗议。从23日起，新的冲突发生。嘈杂声一直回荡到孟戴斯的亲近人夏尔·埃尔尼家里，这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正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好几个领导人在会面。 由于骚乱不断扩大，罗朗·迪马决定给他的老板密特朗打电话：“我在埃尔尼家与孟戴斯在一起，左派不甘心处于静止状态，必须做些事情。” 密特朗：“来我家吧。”[24] 密特朗很想做大家想做的一切，但两件事使他有顾虑：他是左派的正式领袖，1965年左派的惟一总统候选人，掌握着法共以外的主要反对党组织，这使他不能有企求掌权的表现。如果有一个换班，就该他来。另外，他知道，也感觉到了，学生们不喜欢他，仅仅认为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奸诈政客。这位1954年的内政部长，天文台事件的主角，佛罗伦萨的资产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传统的等级已自然崩溃，学生们把他不当回事，认为孟戴斯是位廉直的勇敢的政治家，密特朗的书只有放在孟戴斯的书旁边才有点价值。然而想不到孟戴斯这一次却如此顽固，取消了几个夜晚的骚乱活动，持久地调整运动直到不可能有起色的地步。因此，一些捣乱分子才宁愿喜欢另一位孤独的人，即这位左翼联盟的主席密特朗。从一开始，密特朗和孟戴斯就互相监视，假若一个向前进了一点，另一个就连忙动员他的队伍；当对方失败时，两人则在握手中暗笑和偷看。 这种竞争在那天晚上进行到更微妙的一轮。在拉丁区的战斗看上去搞得很激烈的时候，密特朗以有利的左派形象前去调停，以避免太严重的冲突，同时以此象征他可能使国家的各派别和解：看，合法的反对派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带来平静，在避免革命，在以掌握的权力为暴动寻找一个和平的出路。当时，密特朗的亲近朋友基耶日曼、达扬和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反政府”成员记者马克·帕耶都敦促密特朗和孟戴斯深入到大街上去发挥街垒说情者的作用：秩序的保卫者警察们和请愿的学生们同时都在那里[25]，这两类人没有沟通，互不听取，都在转折关头冒着被袭击的危险，都面临严峻的形势。密特朗和孟戴斯分别派迪马和埃尔尼做街头通讯员，他们对街头的人们说：“假若一切变得严重，请呼叫我们。”然而，一切都还没太严重。 离开街头时，孟戴斯对密特朗说：“如果示威活动扩展，就会导致镇压加剧，我们要随时准备介入共同协商。保持这种联系。”[26]但密特朗心里清楚，一方不动是不会引起另一方的注意的[27]，他打定主意先不动。第二天晚上，孟戴斯变得狂热起来，他又与他的朋友兼律师乔治·基耶日曼去了拉丁区。孟戴斯的朋友们都对这位前议会议长不满起来，他已被戴高乐的关于公民投票的讲话刺激得兴奋起来，戴高乐在电视里说，“公民投票，这没有争辩，就是进行竞赛”，野心一下征服了他，使他本能地下到社会，去巴黎大学，然后去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驻地。然而这在密特朗周围的人看来，只是一种简单的圈套。孟戴斯不难想象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主席密特朗此时的想法：“孟戴斯想重复我。” 政府分析危机进入部长会议大厅的时候，将军的脸阴沉得像大理石一般。政府高官全部到齐，准备聆听总统介绍他的公民投票计划。年长的戴高乐分子当然愿意相信他的公民投票，忠实于戴高乐的人士希望再一次出现奇迹。蓬皮杜则持怀疑态度：老头子还要上演什么？如果赢，当然好；如果失败，他就得离开。 将军讲得很严肃很长[28]：国家正值变化期间，技术文明的来临扰乱了青少年一代，法国再一次爆发了运动，法国人陷入分裂之中，大学的不安宁扩大了，因为大学不适应。“我放弃出牌，但大家都知道我所要说的”（影射部长选举延迟到预期之后，并拒绝实施）。谈到政府最近的表现时，将军是严厉的：“你们的心理已经自由放任了。过去的一切都还好，只要不更远地超过损害国家的限度。”这当然也谴责了蓬皮杜过去的行动，但不包括他下一步的行动。为了挽救局面，他还要蓬皮杜尽力做两个方面的事情，即“有利于基础的事情”，一方面要保证食品供应和通讯，另一方面要与工会谈判复工，这都是蓬皮杜的任务，需要他同时抓住两方面的问题不放。那么，将军自己将着手恢复自上年6月18日中断的与地方的对话，他要求地方同意实施必要的改革；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发挥地方组织的能动性。然后，将军再根据严峻形势的需要转动一下台面。 议会讨论期间，每个人发言变化无常，别致的讲话与琐事唠叨，高远的观点与深刻的分析交叉在一起。农业部长埃德加·富尔改变态度：“法国的主体构成不好，缺乏稳定。”多变的中间派领袖要求建立一些社会性的中间团体，认为法国议会被总统制过分地削弱了。从这个观点上看，地方化倒是合适的。中间派领袖发现经济缺乏再发展是导致危机的媒介之一，这使脸色不好的财政部长米歇尔·德勃雷更不愉快，德勃雷总是在所有重大决定的开端缺席，以至使他的继承者不愿再如此惹人讨厌。领土规划整治部部长雷蒙·马塞兰希望有一个更新鲜的地方化。他的意见被记入公民投票的计划之中，在一个谨慎的位置用“权力下放”来表示，是在允许完整的行政权力对地方单一的经济开发进行预测的同时。然后，他要求更坚决地恢复秩序。米歇尔·德勃雷不满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出尔反尔，并对议会多数派的削弱表示遗憾。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不能进行。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部部长皮埃尔·比约特鼓起勇气读一篇难懂的哲学论文，反对消费社会并要求推广职工参与管理的计划。改革的乌托邦风吹遍议会。当研究基督教历史的戴高乐派人士埃德蒙·米什莱发言时，气氛突然活跃起来，他的老好人癖性也同时显露出来，他像一般的神父在教堂里一样劝戒将军： 米什莱：“我的将军，必须理解学生们，对他们必须轻一点！” 戴高乐：“怎么，轻一点？” 米什莱：“总而言之，轻一点，就像对我们的小孙子说话一样。” 戴高乐：“好吧，轻一点！” 有口才的舒曼[29]用洪亮的声音发言，属正统的戴高乐派的精彩片段。还没公开提出辞职的阿兰·佩雷菲特给这种狂热泼了一点冷水。他真的刚刚做完这方面的工作，他解释说，关于职工参与管理的计划他已交由农泰尔文学院院长，左派人士格拉潘实施，已引起了瓦解和骚乱。好事竟是这样深入人心！职工参与管理没有丝毫的作用，没有责任精神。文化部长马尔罗扔出一句名言：“政府没有必要在罢工者的拘留所里跳舞。”真正的辩论由紧急事务开始：好几个部长如米索夫，戈尔斯等同意举行议会选举，但蓬皮杜反对，他担忧议员们竞相许诺会使选民们的下一次反对提前。后面是外交部长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的一个冷冰冰的严峻的外交报告，记载着国家影响的损失，最后是总理概括当前形势的一般情况，并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再一次声明忠实于将军。在议会大厦的出口处，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一句话总括了这次辩论：“……辩论使第三天复活。”乐天派的语言。将军则完全投入公民投票中，戴高乐在向他生涯中最严重的失败迅跑。 [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 与作者的谈话。 [3] 关于左轮手枪的事已由亚历山大在《爱丽舍宫在危急中》一书中叙述过，并经希拉克的传记作者沙弗兰确认。但希拉克办公室当时的成员之一奥利弗·斯蒂恩否认了这件事（与塞弗丽娜·勒格丽的谈话）。但当事人从没否认也没确认这件事。 [4] 呒哈。 [5] 天文台事件：1959年10月15日深夜，当时作为参议员的密特朗在天文台公园遭暴徒枪击，幸免于难。此事在巴黎轰动一时，旋即成了政治丑闻，右翼宣称这次枪击是密特朗自己策划的，把此案说成是密特朗沽名钓誉的苦肉计。舆论大哗，真伪莫辨。密特朗再次处于政治低谷。——译者 [6] 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7] 同上。 [8] 同上。 [9]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0] 同上。 [11] 与作者的谈话。 [12] 米歇尔·布吕吉埃向塞弗丽娜·勒格丽讲述的轶闻。 [13] 1968年五月的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主任让-皮埃尔·达诺与塞弗丽娜·勒格丽的谈话。 [14] 居伊·贝亚尔讲述的轶闻，1987年10月3日《费加罗画报》。 [15] 让-路易·佩尼努在承担这次侦察任务的几个人之中。与作者的谈话。 [16]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7] 与作者的谈话。 [18] 拉马丁（Lamartine），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中由革命者自己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之一。——译者 [19] 格勒内尔街，法国劳工部所在地，五月中政府与工会的谈判将在此进行。——译者 [20] 巴尔若内在《1968年的革命反叛》（巴黎·J·迪埃版，1968年）里叙述了他在五月的经历。 [21] 阿兰·施纳普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学生公社日志》，巴黎·瑟伊版，1969年。 [22] 劳工部长。——译者 [23]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24]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5] 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和阿兰·佩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与1968年5月事件》（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文凭论文，1969年），均通过他人之口叙述了这一幕。乔治·基耶日曼特别对让·拉库蒂尔详细叙述过此事。 [26] 同上。 [27] 克洛德·埃斯捷在《一个巴黎公社战士的日记》中肯定孟戴斯的密使向他断言孟戴斯根本没有对密特朗封锁消息的意图，但让·拉库蒂尔对此持怀疑态度。就是从这时开始，孟戴斯和未来的总统之间蒙上了阴影。 [28] 图尔农的《将军的五月》叙述了这次部长会议。当塞特《1968年的5月》也简短地叙述了。 [29] 戴派议员。——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