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目录页|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七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及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
7月联合全会

在隐瞒列宁“遗嘱”的整个过程中,这次全会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全会的前几次会议上,有关列宁晚期的一些信件的情况并不是讨论的对象。这几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是在全会即将结束时(全会于7月14—23日举行),列宁“遗嘱”问题成了所有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首先向斯大林提出挑战的是在7月21日晚间会议上发言的季诺维也夫。他在发言中承认自己曾犯了不少错误,首先是在1917年,他当时曾经反对过列宁。但他同时称,列宁认为他“纠正了这一错误”。

季诺维也夫接着表示,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他的第二个错误,这次错误尚未纠正过来。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季诺维也夫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季诺维也夫说:“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三次警告……第一次警告是在遗嘱中提出的,其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把斯大林同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性格粗暴——这只是小问题,而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我委婉地转告斯大林……”[1]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第二次警告是列宁同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中提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告诫全党要防范斯大林同志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政治错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诫全党要警惕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他实际上预测到了格鲁吉亚的起义……”

“第三次警告是这样的,”季诺维也夫说,“在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宣布与他断绝同志式的关系。这三次警告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么认真负责地告诫全党要防范斯大林同志。事实表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季诺维也夫得出以下结论:“我认为,自己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领会到这三次警告之间的联系。我一直以为,事情不会搞到斯大林现在已经搞到的这种地步。”

接下来,季诺维也夫透露了他和布哈林于1923年8月10日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的内容,信中谈到了“遗嘱”。按照季诺维也夫的陈述,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确在一封信中建议(党的十二大)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把这封信的事告诉您。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您对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分歧本来就态度过于偏执,因此我们不想让您更加激动。”[2]

季诺维也夫提到了两份以前未曾提到过的新文件,这样一来,斯大林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遗嘱”中列宁对他的批评了。上述文件之一,即列宁那封宣布与斯大林决裂并要求后者为其对自己妻子的粗暴无礼而道歉的信,最终也没有在全会上宣读。斯大林通过另一种方法摆脱了困境,是什么方法,我们下文再作介绍。至于第二份文件,总书记在这一问题上公开欺骗了全会。他只是在1926年8月13日向全会提交了《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声明说:“对于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发言和声明中对我个人进行的攻击,我声明:1)我根本没有收到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1923年8月10日发自基斯洛沃茨克的什么信,虚构的信件中的虚构内容即是谎言,是诽谤……”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谎言”和“诽谤”在70多年后被找到并被公开发表。[3]

布哈林的骗术略高明一些:他说的有一半是实话:“关于‘1923年8月10日的信’,我坚决否认曾经发出过这封信。加米涅夫当时根本就不在基斯洛沃茨克。我们(季诺维也夫和我)曾经发过一封信(通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这封信完全是另一个内容。应我的请求,斯大林把这封信寄给了我。下面我就公布这封信的内容(信的原件在斯大林同志那里)。”紧接着布哈林公布了1923年7月29日写的那封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

全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虽然争论同时涉及斯大林派同“新反对派”之间斗争的几个方面,但关于列宁遗嘱的问题却被一再提及。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斯大林的回答,因为他是反对派在“遗嘱”问题上的主要打击对象。而他也很快作出了回答。

他首先讲述了在全会举行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说,在3天前全会休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对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向全党隐瞒了列宁的一封信,即所谓的遗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跟着“大声叫嚣,说中央将列宁的信隐藏起来,不让全党知道。”“而今天,”斯大林接着说,“托洛茨基同志又在这里重复这一论调。”斯大林称:“这是……最严厉的指责。”因此他建议全会按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要么这种指责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中央委员会一刻也不应当呆在台上;要么中央委员会是正确的,即它没有隐瞒文件,——那么就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诋毁中央。”[4]

此时,斯大林于1925年制定的行动方案又派上了用场,那个方案制定得非常出色,使他借托洛茨基之手“揭露”了伊斯曼。

斯大林正确地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新鲜”。不过他还是详细地向全会讲述了“一个名叫伊斯曼的反革命人物”是如何“在自己的一本名为《列宁死后》的书中指责我党的领导人,指责我们的中央,称他们向全党隐瞒了列宁的一些文件”。斯大林说,伊斯曼在自己的书中“居然无耻地借用托洛茨基同志的名义,致使托洛茨基同志不得不在报纸上公开而坚决地宣布同他划清界限”。接下来,斯大林讲述了自己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并提到了他1925年6月18日提交给政治局的那份材料。然后,他继续陈述了事件的进程: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在场),要求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斯大林接着还援引了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两人声明的内容。总书记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托洛茨基声明中的下面一段话:“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毒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创建的党的利益。”在引用了托洛茨基声明(对斯大林来说,声明中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中的另外一段切中要害的话之后,斯大林用以下这段结束语“彻底击垮”了这位对手:“或许不妨再说一遍,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也曾交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审阅,并且令二人感到满意。”[5]

在对付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克鲁普斯卡娅。他从后者的文章中引用了一大段话,这段话中说道,伊斯曼“叫嚣什么遗嘱被隐瞒——这是在公然诽谤中央。”斯大林随后得出以下结论: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的……这说明,中央不折不扣地、完全准确地实现了列宁关于他的信的意愿。”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提出质问:为什么他们无视事实,“重复伊斯曼的诽谤之辞?他们是在诬蔑党,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的确,被点名的几个人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斯大林现在把他们推下了陷阱,而这个陷阱是他们一年前为自己布下的。

斯大林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关于发表列宁信件的问题,不过他是这么说的:“我手上有三封列宁的信,第一封是他评价中央领导人的信,第二封是关于民族问题的,第三封是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期间写的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的信。这三封信均未印发,均未发表。”斯大林强调,前两封信曾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宣读”,而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没有在任何一次党代会上宣读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当中还没有一人知道这封信”。[6]

接下来便上演了由斯大林精心策划、并由他的同党们积极配合的一幕。斯大林在讲话中不断地强调,他一直主张,不但要“宣读”、而且要发表“遗嘱”,但有人在这一问题上一再妨碍他。“我要对各位说,”斯大林说,“在十三大上,包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在内,没有一个人举手要求将这些信件公开发表,大会所有代表,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在表决时都赞成不在报刊上刊登这些信件。”斯大林接着信誓旦旦地向全会表示,而他本人至今仍主张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完全有权在这里听取这些信件的内容”,然后“将其附在速记记录之后”。[7]

事情进展顺利,但顺利的局面被克鲁普斯卡娅和加米涅夫的讲话打乱了。

克鲁普斯卡娅看来是略微回过点味儿来了,于是她试图让全会相信,列宁当初是想让全党了解到“遗嘱”的内容的。

她当时是这样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将‘遗嘱’传达到全党。至于以何种方式传达——我没有跟他谈过,因为他当时重病在身。但他当时吩咐我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证将这一文件的内容向全党传达下去。由于第一篇文章以‘致党代会’为标题,于是我认为必须找中央委员会,让中央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方式向全党传达那些被称作‘遗嘱’的文章。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这些文章的决定是政治局作出的,是那些决定如何向全党传达这些文件的领导同志作出的。”[8]

克鲁普斯卡娅在这里讲的完全属实,但她随即遭到了会议主席雷科夫的反驳。

雷科夫说:“我手头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的一份文件的原件。她现在声称,在党的十三大前夕,她坚持要求将列宁同志的那份经常被人们称作‘遗嘱’的文件向全党传达,同在党代会上传达相比,这种传达范围更广。我在这里要宣读的是她在1924年5月18日写的一份署名‘克鲁普斯卡娅’的文件。这份文件中写道……”

雷科夫接下来宣读了确实是克鲁普斯卡娅亲笔所写的一份文件,并且将他宣读的这份由克鲁普斯卡娅署名的文件的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9]

雷科夫继续对全会代表们说:“你们现在听到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声明,而这一声明与她在1924年5月18日的信中亲笔写的内容完全是矛盾的。”

此后,雷科夫作出如下总结:“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某些人此时站出来宣布,有人隐瞒了文件,而所有这些同志当初都曾在我刚才宣读的文件上亲笔签名,而且文件当即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引文中提到的那些文件向党的十三大进行了传达。”说完这一切,雷科夫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因此,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很对,他在报纸上把那些关于列宁的文件被某些人隐瞒的论断称作是对党的诽谤。”[10]

我们要指出的是,雷科夫在宣读上面那份文件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宣读了文件的一部分。只要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起她在那份文件后面所写的内容,雷科夫就会像一个被当众揭穿秘密的魔术师一样陷入尴尬境地。这个秘密在于,雷科夫明显寄希望于克鲁普斯卡娅的坏记性。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5月18日的那封信的下面(就在当页)补充写道,列宁的那些文件是“要向全党传达的”。雷科夫没有宣读这句话。

雷科夫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做了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偷梁换柱。随后他提议宣读列宁的文件。在一致通过关于在全会上宣读文件并将其记录在案的决议后,雷科夫请斯大林发言。

斯大林先是声明,他并不想参与“同志们之间的纠纷”,而后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宣读列宁的那些文件。他最先读的是列宁评价中央领导人的那封信(1922年12月24—25日记录)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在读完这两份文件后,斯大林作了“若干说明”,其目的是提醒全会,过去违背列宁的建议而推举他担任总书记的正是在座的代表。事实上,有的全会代表并没有参加过以前党代会,因此,许多事情他们还是头一回听说。可以说,斯大林很会利用逻辑推理,他说,列宁建议党代会“考虑”将他从总书记位置上撤换下去的问题,而十三大各代表团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追述道,经讨论,“所有代表团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接着回忆说,他在十三大结束后的“第一次全会”上就提出辞职,但未获通过。斯大林高声说道:“我有什么办法呢,同志们。我是个不自由的人,我服从了全会的决定。”

在谈过他“被迫”留任总书记一职的经过后,斯大林简要地向全会讲述了他后来是如何努力“摈弃自己的粗暴作风,改正自己的错误”的。[11]

斯大林在讲活中还称,他当年曾保护过托洛茨基。他说,在1923—1924年那场争论中,“党内一部分人要求对托洛茨基采取极端措施”,而他则“反对将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他“当时并没有站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派一边,而是属于温和派”。

托洛茨基听到这番话后按捺不住,当即反驳道:“谁也不会相信这话的。”但他立刻得到回答:“去问问您的同伙季诺维也夫吧,他会告诉您一切的。”

在这次伴随着斯大林的讲话而发生的言辞交锋中,的确提到了并非所有与会者都了解的一件事。斯大林当年确实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针对托洛茨基而提出的“极端”措施。他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他考虑到了托洛茨基的威望,知道党内支持托洛茨基的人虽然不多,但都有影响力。然而更主要的是,斯大林看到可以利用托洛茨基来牵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对最痛恨的敌人托洛茨基的真实态度。他表面上是在利用客观事实来说服那些对党内上一次权力斗争的所有复杂细节不甚了解的代表,实际上,他将谎言和表面事实混在了一起。

“我在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发表讲话,”斯大林这样回答托洛茨基的反驳。

“我声明,我当时对托洛茨基采取的是温和政策,我坚持让他留在政治局,我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坚持这一意见,该意见最终获得通过。”[12]

斯大林接着说,托洛茨基对此“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这是他的事。”随后,斯大林将话题转回到“遗嘱”问题上,对以上所言进行了如下总结:“……我尽力遵照列宁向我下达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指示,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便平息要求将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位同志的激动情绪。”

在“保护”了托洛茨基之后,斯大林却又开始根据“遗嘱”来对付托洛茨基。

总书记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了“遗嘱”,他说:“信中写道,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应‘归罪于他本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托洛茨基同志需要改掉‘过分自信’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缺点。”列宁的确指出了托洛茨基的这两个缺点,但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来的,而斯大林却精明地将这两个缺点放到了一起,并把它们同列宁死后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看来,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托洛茨基并没有改掉“非布尔什维主义”和“过分自信”这两个缺点,而这两个缺点结合在一起,使他不再服从列宁。总书记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同志就有权修正列宁主义,并不意味着,当他修正列宁主义时,我们应当点头称是。信里并没有说,托洛茨基有这个权利,即使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应归罪于他本人。”

托洛茨基对这种显然没有道理的论断反驳道:“那是过去的事情”(指非布尔什维主义)。而斯大林的回答明显是要糊弄那些从来没拿到过“遗嘱”原文的与会者(而许多人的确是头一回听到“遗嘱”的内容)。斯大林是这样回答托洛茨基的:“信中没有‘过去的’字样,只说了‘非布尔什维主义’。瞧,如果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归罪于他,他就好像有权修改列宁主义似的。”[13]

斯大林此时对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和并非很久以前的政治观点所做的这种独特的诠释,其实完全是一种对概念和场合的偷换,然而他的发言却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全会速记记录对这一时刻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众人齐呼:说得对。”斯大林在读罢列宁那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之后,应托洛茨基的要求又读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列宁于1923年3月5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另一份是列宁同年3月6日就同一事件写的题为《致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的便函。在读信的时候,斯大林或者是要检验一下托洛茨基对1923年3月份的情形到底记得有多清楚,或者是在宣读时一时口误,他在宣读列宁3月5日写给托洛茨基的那封信时是以下面一句话作结尾的:“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

当斯大林读完信之后,托洛茨基指出:“要么是誊写的时候出了差错,要么就是另外还有一封信,但我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最后写的不是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而应该是致以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与会者对此反应不一。有人反驳道:“真是吹毛求疵。难道您想修改列宁的原文吗?”还有人说:“这是自命不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更正:“是的,文中说的是‘致以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在托洛茨基的秘书处保存的卷宗(1923年那几个月的文件副本都按日期顺序装订在一起)里,上述信件的措辞正是托洛茨基所记的那样的。[14]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列宁大概还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便函,而斯大林想看看托洛茨基是否知道这封便函。托洛茨基并不知道,于是斯大林放心了,但也因此而再次为历史留下了他决不“教条”地对待列宁文稿的证明。

在对托洛茨基抨击了一番之后,斯大林又继续向全会证明,他和列宁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原则性分歧。

在读完了列宁于1923年3月6日写的那封便函之后,斯大林说:“你们看,列宁的这封信和上封信一样,甚至都没暗示有什么原则性分歧,信中只是说斯大林‘纵容’奥尔忠尼启则,只是提到了对‘格鲁吉亚事件’参与者的‘迫害’。特别委员会研究过这一事件,同志们也都知道,姆季瓦尼同志是对还是错。”[15]斯大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这个问题,他忘了强调一下,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列宁的这封信并不矛盾。随后他开始宣读列宁于1917年10月所写的《给布尔什维克党员们的信》。

斯大林的意图很简单:听了1917年的这封提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信以后,就连那些动摇分子也会得出与伏罗希洛夫相同的结论,伏罗希洛夫当时高声说:“一切就像现在这样。列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而斯大林在读完信后只是说:“对这封信,我认为无须再作任何解释。”

不过一切并没有结束。在批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之后,斯大林又把矛头转向了托洛茨基。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假如列宁写“遗嘱”的时间不是1922年,而是再晚一些,在党内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写“遗嘱”,那么他对托洛茨基的政治面目就肯定是另外一种评价了。斯大林是这样论证他的这一观点的:“我可以列举一系列文件,说明列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评价完全不同。1922年,在列宁写‘遗嘱’的时候,在尚未发生1923年大辩论的时候,在尚未出现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时候,在托洛茨基也还没有公开修正列宁主义的时候,列宁作出的是一种评价。”斯大林接着说:“谁敢说,在两年后的1924年,当托洛茨基公开修正列宁主义的时候,列宁还会对托洛茨基给予同样的评价?”接下来,总书记引用了托洛茨基191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片段。总书记认为,那时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在建立一个反对列宁的集团)类似于“当前党内的形势——目前正在形成一个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现在反对的则是斯大林。[16]

关于列宁“遗嘱”的争论并没有以斯大林的讲话而告终。争论各方后来还纷纷就“个人问题”发表了书面声明。我在这里只介绍一下这些声明的总体情况。这些声明刊登在1926年7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速记记录的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党的干部看到了这些声明。声明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从全会速记记录的顺序来看,季诺维也夫是第二个发表声明的人。他在声明中丝毫未提“遗嘱”,但他“就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发表了看法。季诺维也夫指出,总书记在十四大之后曾谋求与他结盟来对付托洛茨基,也曾谋求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对付他。他认为,他所建立的新联盟(同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联盟)是个“讲原则的”联盟,其目的是要进行“反对偏离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17]

托洛茨基在“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中谈了以下一些内容。他称斯大林“再度利用致奇赫伊泽的信”的做法完全证明总书记是个“不正直”的人。托洛茨基写道:“这封信是在党内派别斗争激化之际写的。在那场斗争中,列宁百分之百正确。那场斗争早已成为过去。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我党其他成员来说,13年前写的信现在听起来很古怪。在过时的派别斗争的垃圾箱里乱翻腾,这只能用来蒙骗那些不了解过去的年轻的党员,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搬弄是非,制造阴谋……”[18]

托洛茨基指出,列宁也看到了斯大林的这种不正直,因此要求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换下来。

托洛茨基接下来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所谓的‘遗嘱’中,针对我个人说出了他认为需要说的话,他回顾了整个过去,其中包括那次派系斗争,其目的是要帮助党做好将来的工作。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试图替列宁发表意见,试图说明,列宁在当前这种斗争形势下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是不对的,因为假如列宁现在与我们在一起,那么斯大林同志就不可能继续当总书记,从而也就不可能利用党的机构来破坏党的政治方针,瓦解列宁时期所建立起来的领导层,同时也不会出现当前这场斗争。”[19]

托洛茨基陷入了艰难境地。总书记称他在评价“遗嘱”方面是伊斯曼的领路人,同时又强调:托洛茨基谴责了伊斯曼。不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找到了出路,他宣称:“当伊斯曼借‘遗嘱’问题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反党事件的时候,我谴责了他。不过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人利用‘遗嘱’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全党这一点,在一些会议上仪凭记忆来引用‘遗嘱’中的话……例如,列宁在谈到我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时,指的是我的过去,而斯大林等同志却不止一次地随便解释,好像列宁把我称作非布尔什维克。人们不得不问一问,列宁怎么能要求人们不要向一名身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委员提起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在这里,对我本人的诬蔑变成了对列宁的诬蔑。”[20]

《布哈林同志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内容相当充实。布哈林在声明中说:

在宣读列宁同志“遗嘱”之际,我认为发表如下声明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

第一,列宁同志于1922年指出了我在理论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终导致我对辩证法认识不够,我认为,无论是从本质上讲,还是从形式上来看,列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我认为,列宁同志的话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这些理论上的错误直接体现在我过去所奉行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方面。大家都还记得,我同列宁在辩证法问题上的争论是由有关工会问题的辩论引起的。在那次辩论过程中,我同托洛茨基站在了一起,甚至还向什利亚普尼科夫一伙人伸出了友谊之手。第三,这些理论上的错误在政治上的体现是,我曾赞成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在布列斯特和约和工会问题上),并且不理解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看法。第四,我完全接受列宁同志的“遗嘱”。如果政治上允许的话,我希望今后为党做相应的理论工作。从政治角度讲,自那次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以来,我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构成托洛茨基主义基础的是空话连篇的形式主义,而不是活生生的列宁主义辩证法。[21]

除此之外,布哈林在声明中还说:

鉴于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声明中提到了1923年8月10日从基斯洛沃茨克给斯大林写的信,我认为有必要讲述以下情况:

在基斯洛沃茨克,我参与了制定书记处和组织局改组计划的工作。我个人的出发点是希望在中央的最高层中汇集那些中央最有能力的工作者,具体地说,就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我当时认为,党面临着领导层分裂的危险,于是我竭力要保持党内的和平,其办法是让各派力量都进入领导层。这一计划遭到了彻底失败。在基斯洛沃茨克,季诺维也夫同志摇摆不定,继而开始猛烈抨击托洛茨基,从而使这一计划破产。托洛茨基同志则极力使双方关糸激化(几个月后发生了1923年的那场争论)。这样,党内关糸的发展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至于“1923年8月10日的信”,我坚决否认曾经发出过这封信。加米涅夫当时根本就不在基斯洛沃茨克。我们(季诺维也夫和我)曾经发过一封信(通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这封信完全是另一个内容。应我的请求,斯大林把这封信寄给了我。下面我就公布这封信的内容(信的原件在斯大林同志那里)。[22]

接下来,布哈林公布了该信的全文:

1923年7月29日,星期日。送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谢尔戈将向您讲述基斯洛沃茨克的两个庸俗的人脑子里闪过的一些念头。当然,在作出什么决定之前,我们大家得商量上20次。向您致敬!您的格·季诺维也夫。

您要是不给我们回信,那可就太不文明了。

“庸俗”一词只是格里戈里的谦虚说法。致敬!请就我们的计划作出答复,哪怕先大概写个意见,尽量快一些。布哈林。[23]

这里应当再次强调一下,斯大林无疑是阅读了列宁口授的所有文件,但他却一直否认这一事实。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同斯大林1923年夏季的往来信件直到1991年才公开披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打发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到基斯洛沃茨克休假,他本人则与加米涅夫留在莫斯科,从而单独决定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做法引起了季诺维也夫和支持他的布哈林的不满。下面这封季诺维也夫致加米涅夫的信就反映了这种不满情绪:

1923年7月30日。基斯洛沃茨克。

亲爱的列夫·鲍里索维奇:

请允许对你讲,这次我们真的是非常气愤。原来是这样!我们在这里休养是经过你们同意的。你在莫斯科,你有不小的威望,而你却允许斯大林公然侮辱我们。

事实?例子?

好吧!

1)民族问题。我们为就这一问题达成政治协定付出了多少努力!谢尔戈不久前也承认我们是对的。一个聪明的反动分子在《新时代》杂志(在索非亚出版)上写道:“布尔什维克再次切中要害,他们解决了民族问题,这比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都要重大。”

而斯大林是怎么做的呢?他所任命的中央民族事务全权代表居然是……阿洪多夫和易卜拉欣莫夫,也就是说,是拥护相反路线的人。整个外高加索对任命阿洪多夫的决定会作何评价啊!所有人都会说:如果好的决议让那些反对者来执行,那么通过这些决议就亳无意义。

斯大林在作出这一任命的时侯征求过谁的意见?当然没有问过我们。你呢,恐怕也没问过。结果呢?一人说了算。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举行十大时就说过:如果一条政治路线在执行过程中被歪曲,那么它将一文不值。

2)海峡公约。为什么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不征求我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间本来是足够的。我还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呢。说实在的:伊里奇要是在的话,他会在不打个电报征求一下政治局委员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决定吗?永远不会!我们在这儿见过8位中央委员,他们全都认为签署这一文件是个错误。对越飞也是这样。病了?可以派个副手嘛。换了伊里奇,他会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把人召回来吗?永远不会。

3)共产国际。斯大林抽出宝贵的10分钟,同阴谋家拉狄克谈了谈,然后就认定,德国共产党中央什么都不懂,我、布哈林、蔡特金和布兰德勒没把问题弄清楚;应当支持那个饶舌的拉狄克,这个人关于施拉格特的一番话差一点“说服”了法西斯分子。这回斯大林动作挺麻利——给托洛茨基等人发了电报。

这是怎么回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年把十分之一的精力都花在了共产国际事务上。他每个星期都要同我们谈上几个小时,对国际共运了如指掌。即使这样,他不征求大家20次意见也绝不会冒然作出决定。而斯大林来看一眼便全都解决了!而我和布哈林就像“死尸”一样,根本问都不问我们。他连你也没有问过,也没有给别人看过我们的电报。

我们在电报里说,如果政治局打算处理这个重要问题,那我们就中断休假,回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结果连个回音儿都没有。

4)《真理报》。今天早上(这事儿也让人难以容忍),布哈林从杜布罗夫斯基发来的一封私人电报中得知,斯大林在没有征求布哈林的意见并且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更换了《真理报》编辑委员会,新任命了一个七人编委会(又是拉狄克等人)。这不是侮辱是什么?假如在斯大林休假的时候,我们不通知他,也不同他商量,组建一个新的中央书记处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部务委员会,那他会怎么说?!

布哈林为《真理报》做的事情比斯大林或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即便不是这样,斯大林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像布哈林这样的工作者也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还需要继续举例吗?我想,这已经够了。

我们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如果说,党注定要经历一个斯大林专制时期(或许持续很短时间),那就这样吧。但至少我不愿意掩盖这些卑鄙勾当。所有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提到“三人小组”,而且认为,我在这个小组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三人小组,有的只是斯大林的专制。伊里奇当初说得真是千真万确。要么我到一条切实的出路,要么一场斗争不可避免。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你本人也不止一次这么说。然而令我吃惊的是,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和谢尔戈差不多也这么想。请把你对此的想法写下来吧。休假反正是被破坏了。我们可能很快就动身回莫斯科。你的冷静是个优点。但现在冷静到庥木不仁的地步了。真的。

致以热烈的问候。你的格·季诺维也夫[24]

此后的来往信件全是围绕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提出的改组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管理处的方案来谈的。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些信件中的以下内容最为重要:季诺维也夫写信告诉斯大林,列宁的确写过那么一封信,要求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换下来。

下面这份文件可以证明,斯大林8月7日装出了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样子,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约·维·斯大林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23年8月7日,莫斯科

(同时送布哈林)
副本送伏罗希洛夫

季诺维也夫同志:

您7月31日的信收到了。现在回答您的问题。

1.您在信中写道:“请不要在意同谢尔戈的谈话,也不要把它理解偏了。”坦率地说,我恰恰是理解“偏了”。你们是想二者取其一:要么是现在就更换总书记,要么是想在总书记之上设立一个特别政治委员。你们二位不是明确提出问题,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试图利用人们的无知,通过迂回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既然已经有一个班子,而且这个班子已经赢得了起码的信任,那么干嘛还要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取消它呢?何必再假借我并没有听说过的列宁那封关于总书记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表明我并不看重职位,因此也不惧怕什么信件吗?如果领导班子的成员竭力互相恐吓(以便让对方不要多嘴),那么这叫什么班子?我同意更换总书记,但我反对搞什么政治委员制度(政冶委员本来就不少了:组织局、政治局、全会)。

2.您说总书记单独解决问题,这话不对。所有决定、所有指示都在中央档案馆里留了相应的副本。我非常希望您能够找到未经中央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电报或是指令,哪怕只找到一份。

3.您说政治局的议事日程是一个人决定的,这话不对。议事日程是在书记处会议上根据现有的各种问题确定的。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加米涅夫(政治局主席)和古比雪夫(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果书记处或政治局所有成员都想参与确定议事日程,我们对此只会表示欢迎。不应有任何一个问题被“束之高阁”,这不仅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定,而且也是因为上述人员完全可以保证不出现这种情况。

4.海峡问题是大家一致决定的。契切林不大赞成签署公约,而利特维诺夫则坚决要求这样做。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建议征求缺席者的意见。托洛茨基留下了一个便条,要求就连政治局会议记录也不用寄给他。我曾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看来真是想好好休息一下。你们二位在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必须得征求你们的意见。况且,由于文件太多,每一个问题都发电报征求意见也不大可能。至于这个问题本身,我们不可能采取其他做法(我们需要对海峡进行监督,以便在我们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出口受阻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地将事情宣扬出去)。就连契切林现在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5.越飞首先是应他妻子的请求而被解职的。我在后面附上了有关文件*(他病得很重)。

6.普季洛夫工厂当然不会关闭。但我们应当在政治局提出这一问题,因为以雷科夫为首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坚持要提出这一问题。**

7.佐林早已被任命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卡亚省委书记。

[*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文件。]
[** 1923年7月30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金属工业总局的一份报告决定关闭普季洛夫工厂,因为该厂估计会在1923—1924年出现亏损。8月2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普季洛夫工厂问题,决定不采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闭工厂的建议。]

8.谈起德国,问题当然不在于拉狄克。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在现阶段)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成熟到了这一步——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时候拥有这样一些条件:1)我们能带来和平,2)我们能给农民以土地,3)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德国共产党现在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他们旁边有一个苏维埃国家,而我们当时没有,可我们在这个时候能给他们什么呢?如果德国当局现在倒台,共产党人掌握政权,那么他们最终也会丢人地失败。这是“最好”的情况。而最槽糕的情况是,他们被彻底打垮,被抛在后边。问题并不在于布兰德勒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无疑会把这种游行—学习变成一场决战(他们目前完全有这个能力),并且彻底打败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现在并没有睡觉,但是法西斯分子先发动进攻对我们更有利:这将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另外,资料表明,法西斯分子在德国的势力还比较薄弱。我认为,对德国人应当进行劝阻,而不是鼓励。

祝一切顺利。
约·斯大林

我将于8月15日休假。

我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伏罗希洛夫同志,因为谢尔戈说,他了解情况,并且对这一问题感兴趣。

约·斯[25]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回信如下:

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致斯大林*
1923年8月10日,基斯洛沃茨克

[* 信件由布哈林执笔,季诺维也夫签名。季诺维也夫在该信的副本上补了一段话:“送伏罗希洛夫同志。亲爱的同志:现在将给科巴回信的副本寄给你。加米涅夫写信说,他完全支持我们的建议,还说科巴在‘大发雷廷’之后也会同意的。请在这一两天来我们这儿一趟。敬礼!您的格·季诺维也夫。”]

1923年8月10日

斯大林同志:

我们也逐条进行回答。

1)您在信中对我们把事情告诉谢尔戈和伏罗希洛夫一事流露出不满。(1)他们既是您的、也是我们的最亲密的朋友。(2)您本人也不止一次同他们谈过同样的话题。(3)在莫斯科的时候,这个问题屡次被提起,但由于您爱激动,所以交谈很难展开。我们早就不满了,但我们在莫斯科故意作出决定:先去休假,让神经放松一下,然后再提出这个问题。

2)伊里奇的信。是的,弗拉基束尔·伊里奇的确在一封信中建议(党的十二大)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把这封信的事告诉您。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您对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分歧本来就态度过于偏执,因此我们不想让您更加激动。

3)“已经有一个班子”——您是这样写的。它运转得并不好。我们在莫斯科就不止一次跟您说过这一点。

4)“中央档案馆里留了相应的副本”。问题不在于这一点。关键的不是表面现象,而是事情的实质。

5)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参与确定政治局的议事日程——这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想必只是不久前才开始这样的。至少加米涅夫不止一次提出与我们相同的抱怨。

6)关于海峡问题。又是表面上的回答:“你们并没有要求征询你们的意见。”这种事情是无须要求的,特别是在涉及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已经有一个班子”的情况下。

7)越飞。既然他病得这么重,那么把他召回是在所难免的。可问题是菜温*的电报**是8月6日——也就是在召回越飞之后——才发出的。在此之前,他的病情应该没那么严重。

[* 可能是指莱温大夫(1870—1938),此人从1920年起任克宫医院内科主任。]
[** 电报没有找到。]

8)德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得作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决定(最多再过1—2年)。但我们争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准备“夺取政权”。“七月事件”没有带来什么危险。由于法西斯分子威胁说要杀死十分之一的罢工工人,作为回答,德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出色的声明,称如果那样的话,工人们将消灭五分之一的法西斯分子。拉狄克则称这是个“错误”。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便发出一份“私人”信件,要求我们反对德共中央的声明。我们表示不同意。您站到了拉狄克一边,没有同我们联系便把我们的电报压了下来,然后又给托洛茨基发电报。即便是没有“班子”,这么做也不合适。早在两个星期前我们就通知您,我们准备回莫斯科。而加米涅夫昨天给我们发来电报称,他刚刚听说这事儿。

9)《真理报》编委会。这件事您对布哈林只字未提。难道能这么做吗?这就好比当您不在的时候我们不同您打招呼就开始任命书记处成员一样,哪怕是临时任命。

10)任命中央民族事务代表。这个问题有争议,不好解决。而您却既没有同我们商量,也没有同加米涅夫商量。

11)同圣彼得堡省委的毫无意义的争吵*。所有托洛茨基分子现在都在议论这件事,但不必担心。省委彼得堡局的同志(都是与您关系最亲密的同志)都觉得受了委屈。

[* 这大概指的是斯大林同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兼俄共(布)西北局书记扎卢茨基的那场争执。当时斯大林想把莫斯克温从彼得格勒市调到中央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处副主任。]

以上只是部分事例。

实质:伊里奇不在了。因此,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委员会客观上(并非出于您的意愿)开始扮演所有省委的书记处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在事实上(而非表面上)决定一切。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谁也不想设立政治委员(您居然把组织局、政治局和全会的成员都算作政治委员!)但是,在当前的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而不是虚假的)“班子”,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合作和负责任的态度。这是事实。您让我们数十次面对既成事实(您自己并不希望这样)。而与托洛茨基和各种“纲领派”的关系复杂化,党内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请不要看表面现象)。为此,应当寻找更好的合作方式。

这里谈不上“职位”和别的什么东西。不论是您还是我们当然都不需要这些。也谈不上“分裂”。党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希望这样。我们最多也只会袖手旁观。没有别的核心。现在这个核心完全能胜任工作,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个核心没有了您是无法想象的。

您要上哪儿休假?我们很快(月底)要去梯弗里斯。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将很乐意到您那儿呆上一天。

我们能够达成谅解,对此我们从不怀疑。

好好休息。祝您一切如意。

格·季诺维也夫[26]

就这样,斯大林留下了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他正式否认自己知道列宁1923年1月4日所写信件的内容。因此,尽管季诺维也夫明明知道这一切,但在1926年7月全会上却无法证明自己不容置疑的正确。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也向1926年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主席团发去一份声明。她把斯大林完全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她在声明中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看重斯大林。典型的例子是,1922年春,当弗·伊第一次中风时,还有1922年12月第二次中风时,他都把斯大林叫到身边,把至关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而这类事情通常只能托付给你最信任的人,只能托付给在你看来是真正的革命者和亲密的同志的人。而且伊里奇当时强调,他希望与之交谈的就是斯大林,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总的来说,在他生病期间,在他还能够与同志们进行交谈的情况下,他叫来斯大林同志的次数最多,而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央委员员中,他干脆除了斯大林之外谁也没叫过。[27]

乌里扬诺娃在这里指的是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一副毒药的那一次。

在7月全会结束很久以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乌里扬诺娃对上述这份显然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和布哈林的“协助”下写的声明完全作了另外一种解释。她实际上完全否定了自己为1926年全会所写的声明。她写道:“关于弗·伊(指列宁——作者注)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28]她接着说:“声明是应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请求而写的,其目的是利用伊里奇对斯大林的态度来使后者在反对派的攻击面前得到一些保护。反对派利用弗·伊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来做文章。这封信谈到了与斯大林决裂的问题。这是由一件私事引起的——弗·伊因斯大林对娜·克(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作者注)态度粗暴而感到愤怒。在我当时看来,这基本上是件私事,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利用这件私事追求政治目的,谋求团伙利益。然而到了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同弗·伊的几次谈话及其政治遗嘱联系起来,把这件事同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所作所为和他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考虑之后,我开始明白伊里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的真正态度。”[29]

很晚才“醒悟过来”的乌里扬诺娃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来证明她在列宁对斯大林态度问题上的改变后的观点。

她提到了列宁的一段话,说列宁对托洛茨基虽然没有特别的好感,但对他的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乌里扬诺娃写道:“当时,在托洛茨基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之间,特别是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虚荣心很重且非常偏执的人。他们的个人荣辱常常凌驾于事业的利益之上……弗·伊的威望遏制了他们,使他们之间的这种敌意无法达到弗·伊去世后所达到的程度。”[30]

乌里扬诺娃也提到了列宁托付给斯大林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她写道:“1921—1922年的冬天,弗·伊自我感觉很不好。头痛和工作能力的丧失强烈地折磨着他。我记不准是在什么时候,反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天,弗·伊对斯大林说,他可能将死于瘫痪。他要斯大林保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斯大林要帮他搞到并且给他一些氰化钾。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要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请求呢?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人,是一个从不多愁善感的人。除了他,这样的请求没人可托付。”[31]

乌里扬诺娃接下来写道:“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后,弗·伊对斯大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当时,弗·伊认定,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于是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叫斯大林来见他。他一再坚持这一要求,使人无法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那里最多呆了5分钟。他从伊里奇的房间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讲,弗·伊请求他给他一些毒药,说现在该履行当初许下的诺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他吻了弗·伊,然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下,认为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再次回到弗·伊跟前,对他说,他问过医生后确信,一切并非毫无希望,现在还不到履行诺言的时候。弗·伊的情绪明显好了起来,同意放弃自己的请求,不过他又问斯大林:‘您在哄我?’‘您什么时候见我哄过您?’斯大林回答。他们就此分手,此后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直到弗·伊身体好转以后……”[32]

乌里扬诺娃上面的这段回忆是有关斯大林下毒害死列宁的说法(托洛茨基在临死前不久曾写文章提出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到1926年7月全会。

乌里扬诺娃在自己的“声明”中还谈到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写道:

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事情发生于伊里奇失去说话能力前不久(1923年3月)。不过,这件事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季诺维也夫同志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提这件事是毫无意义的。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应医生的要求,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在伊里奇病重期间注意对其封锁政治类消息,以防止他情绪激动,病情恶化,而伊里奇的家属向他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斯大林因此而斥责了他们。伊里奇偶然得知此事后——这种爱护方式一直令他情绪激动,也斥责了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道了歉,这一事件到此为止。毫无疑问,假如伊里奇当时不是处于病情非常严重的状态,那么他对这件事会作出另一种反应。我这里有涉及这件事的文件,一旦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我可以出示这些文件。

我要以此证明,反对派关于弗·伊对斯大林的态度的一切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糸一直是同志式的,一直是最亲密的。玛·乌里扬诺娃 1926年7月26日。[33]

同我们上面所讲的一样,很久以后,乌里扬诺娃对这件事换了一种说法:斯大林当时把她叫到电话跟前,以相当严厉的口吻——显然,他认为列宁不会知道这事——命令她不许同列宁谈事情。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面对此已有交待(斯大林有一天把乌里扬诺娃叫到办公室,开始向她诉苦:他数夜没有合眼,因为列宁在生他的气。斯大林请求乌里扬诺娃为他求情,乌里扬诺娃这样做了,但是列宁对此没有作出什么反应)。[34]

斯大林在7月全会上也发表了一份表面看上去很准确的、内容详尽的声明。下面摘录了他的8点声明中的一部分。其中一点称托洛茨基是诽谤者。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迫使托洛茨基指责伊斯曼为诽谤者,这一次,斯大林把他们两人扯到了一起,开始指责托洛茨基是诽谤者,这很具有代表性。在斯大林的这份声明中,偷换概念的做法被广泛运用。总书记在声明中说:

1.托洛茨基同志说,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去,这不对。实际上是列宁“建议”党代会“考虑”调离斯大林的问题,从而让党代会来解决问题。而党代会经过考虑,一致决定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对这一决定,斯大林不得不服从。

2.托洛茨基同志错误地断言,假如斯大林不当总书记,“就不会出现目前的争斗”。斯大林无论在1920年还是在1918年都不是总书记,但是,托洛茨基在1918年(就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和1920年(在工会问题的辩论中)都进行了疯狂的反党和反列宁的活动。托洛茨基同志是否认为,他同波特列索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结成8月联盟也是因为斯大林“不正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列宁同托洛茨基的8月联盟所做的长达3年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没有从原则的角度去解释,而是将其称作是“列宁这位制造此类事件的行家挑起的一场极为恶劣的纠纷”(请看托洛茨基给奇赫伊泽的信、现在大家应当明白,利用“私事”来解释党内的分歧是很愚蠢的……

5.托洛茨基同志称,列宁“建议不要提他的(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这话不对。事实上,列宁在自己的“遣嘱”中说:“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他个人。”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事实。不应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归罪于他个人”——这也是事实。但是,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确存在以及必须与其作牛争——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能歪曲列宁的意思。

6.托洛茨基同志不能否认,他自己称伊斯曼关于我们党“隐瞒”了列宁文件的说法为诽谤,而他后来却忘记了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上重复了伊斯曼的诽谤性攻击。这样,他自己堕入了污蔑我们党的行列之中。任何声明都无法抹掉这一事实。

7.谈到托洛茨基同志给奇赫伊泽的信,托洛茨基同志应当明白,我不应包庇他的罪行,不应隐瞒党的文件。托洛茨基写给奇赫伊泽的信是党的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已载入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和有关我们的分歧的历史不是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垃圾箱”。我们的青年都将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因此,历史文件不应被隐瞒。

8.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发言和声明中对我个人进行的攻击,我声明:1)我根本没有收到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1923年8月10日发自基新洛沃茨克的什么信,虚构的信件中的虚构内容即是谎言,是诽谤;2)列宁从来没有同我“断绝”私人间的同志式的关系——这是头脑发热的人的诽谤。关于列宁同我的私人关系,根据以下事实便可判定:列宁在生病期间曾几次把极其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而他永远也不会,实际上也未曾尝试把这样的事情托付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政治局一些委员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两位同志知道列宁托付的这些事情;3)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斯大林的“阴谋行为”的斥责不值一驳。大家只需回想一下季诺维也夫同志近来的转变:先是要求孤立托洛茨基同志和“工作上的”反对派,而后却又同托洛茨基同志和梅德韦杰夫同志结成联盟——这就足以让人们明白,是谁不讲原则地搞阴媒,又是谁在为捍卫列宁主义而进行着坚持原则的斗争。

约·斯大林
1926年8月13日[35]

注释

[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246(4),第31页。
[2] 同上,第32页。
[3] 同上,第105页。
[4] 同上,第62页。
[5] 同上,第62—63页。
[6] 同上,第64页。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第65页。
[10] 同上。
[11] 同上,第66页。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第69页。
[15] 同上。
[16] 同上,第71页。
[17] 同上,第103页。
[18] 同上,第103、104页。
[19] 同上,第103页。
[20] 同上,第104页。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197—198页。
[25] 同上,第203—204页。
[26] 同上,第205—206页。
[27]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246(4),第104页。
[28]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6页。
[29] 同上,第196—197页。
[30] 同上,第197页。
[31] 同上。
[32] 同上,第198页。
[33]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246(4),第104页。
[3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8页。
[3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246(4),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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