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被日伪逮捕 1944年初，上海小沙道路一间绸厂因老板无理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罢工，我们的同志杨玉琼被捕，后来就此牺牲了，这就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杨玉琼事件！杨玉琼，女，广东中山人，是印尼归国华侨，体格健壮，排球打得好，曾是广东女排队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后来在香港教书，参加了托派组织，这次到上海来学习，并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工人中去！”于是进了绸厂做工，才几个月，老板无理开除工人，引起工人不满，在厂做工的托派印秋同志，便走出机台，与罗真等工人一起找老板讲理，要求收回成命。老板眼看工人要闹事，立即打电话到巡捕房报警。那是在沦陷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的铁蹄下，听说工人闹罢工，那可得了！巡捕房立即派来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印秋、罗真等几个工人头头抓去，关起来严加拷问！但她们都是厂里的老工人，是为工友去跟老板评理，怎样也拷问不出有谁指使她们闹罢工的。可是我们的杨玉琼同志，第一次参加罢工，兴奋异常，自告奋勇地每天送饭到巡捕房给被捕的工友吃，由于她操广东口音，又带了一付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顿时引起了“包打听”（警探）的注意，认为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便报告了日本主子，敌伪警察总局的“特高科”，立即把杨玉琼抓了去，严刑拷打，杨从未受过这种残酷的考验，一下子神经错乱，供出了刘家良和郑松的地址来。 绸厂罢工，印秋和几个老工人被捕，印是托派的老同志，经得起考验，组织上认为不会怎么样，可是得知杨玉琼也被捕的消息，大家也就警觉起来，认为她是知识分子，未经过任何考验，何况她曾出席过市委会，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凡是她知道的地址的人必须立即撤离！果然如此，敌伪去搜捕刘、梁两家时，幸而他们已经撤离。敌伪只好把刘家良的租房担保人高擎宇抓去，又在刘家良屋里搜出我替他办的体育馆洗澡卡，因而辗转抓到我和乃光。我们三个人（高擎宇、乃光和我）也被关在杨玉琼关的警察总局的大牢里，被敌伪看作“共产党要案”，由敌伪警察局的“特高科”审理。至此，巡捕房才把印秋、罗真等几个工人释放了。 两条好汉杨玉琼出事，刘家良一家趁船逃难到温州去，那天我正好把他护送到吴淞口，回来后就与乃光一起不幸被捕了。我们那时候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被拳打脚踢，混身伤痛，被捆在长板凳上，从嘴巴、鼻孔上灌水，把人弄得死去活来！每次严刑拷打，一再追问刘家良的下落，这倒也不难对付，尽管肉体吃尽苦头，口里死也坚持一问三不知道，敌伪多次审讯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有一次审讯后在厕所里遇见乃光，他也被打得脸青鼻肿，几乎认不出来，他悄悄地问我：“走了吗？”我知道他问的是良叔，我说：“走了！”，大家微微一笑走开了。乃光后来告诉我，他被踢伤后，曾在狱中喝过自己的尿水来医治。高擎宇年纪比我们大，老成持重，一付商人模样，更是一问三不知道。因此我们被捕后再没有牵连其他人。后来陈碧云在她的《我的回忆》中也讲到：“刘、李两同志被捕后，在日帝宪兵指挥下的华籍侦探，要迫他们供出其他人的地址，使用严刑灌水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守口如瓶，紧紧地咬着牙齿，没有透出一句真话，甚至连进行迫供的人，也称他们为好汉。”敌伪抓高擎宇那天晚上，彭述之也住在那里，一听到查户口的敲门声知道要抓人，连忙从天台逃到隔壁天台上去躲藏，才逃过这次劫难，否则真是不堪设想！郑松也及时逃到崇明去，因此侥幸未被殃及。 敌伪上海警察总局“特高科”的看守所，进去有几层铁门，阴深可怕，然后是一间间铁栏杆的牢房，每间约十平方米，水泥地板，除了一只马桶外，别无他物。走进黝黝的牢房，但见许多黑影在挪动，慢慢才看清里面关押着上十个“罪犯”，原以为这特高科关的都是政治犯，不对，除我们外，关的全是鸦片烟鬼，因为抓政治犯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而抓烟鬼则可以大敲竹杠。敌伪绝不是为了禁毒，而是为了发财，这群汉奸，不想得罪共产党和国民党，只想发发洋财，混天度日，把我们抓去，确实捞不到分文，而在烟馆里抓到一个老板，就可以大敲竹杠。所以与我们关在一起的，全是垂头丧气的烟老板，见到我们这样正派的人，就伸出大姆指低声说：“抗日分子，好家伙！” 我与高擎宇关在同一牢房，乃光关在隔壁牢房。高比我大好几岁，广东中山人，中学语文教师，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我曾在日报上看到过他讨论《雷雨》剧本的文章，文笔流畅。我们在一起用广东话交谈，别人听不懂。他安慰我，说我们这样坚持下去，敌人一无所获，这个案就此结束，我们会很快恢复自由的。他的估计很正确，几个月后我们就交保释放了。这些日子，我们闲着无事，他讲解了许多诗词给我听，全是凭他的记忆力，讲得有声有色，情趣盎然，我最喜欢的是李后主和女词人李清照的诗词，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能背诵几篇出来。老高后来参与《求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彭述之日夕相处，同进同出，成了老彭的秘书。解放前夜听说他回到中山，后来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这是我第一次被捕，自觉参加革命会有牺牲，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为革命坐牢是光荣，绝不是耻辱。坐牢虽苦，一天两餐吃的都是苞米糊，上面是两根咸菜。初到时闻到那股霉气，就想呕吐，怎样也吃不下去。隔壁乃光与他关在一起的有个苏州钱庄的老板，因抽鸦片被捕，看到乃光少年英俊，为人正派，对他不幸被捕，深表同情，于是关切地对乃光说：“出狱后如找不到工作，就到苏州来找我吧！”所以后来乃光出狱后就到苏州钱庄去工作。 印秋、罗真等被释放后，知道杨玉琼经不起考验，牵连到三位同志，深感歉意与不安！多次设法到监狱探望，送去食品和衣物，关怀备至。虽然过去大家都不曾相识，如今却成了患难与共的同志，情真切切！她们到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我们。那时候，敌伪一无所获，杨玉琼又早已全疯了，天天大喊大叫，弄得监狱里日夜不得安宁，我们被关押大半年后便交保释放。疯颠了的杨玉琼则由罗真把她送去松江疯人院。那时候连老百姓都没有吃的，更何况疯人院，听说不久杨即逃出来，饿死在马路边云。好一位年青的托派女战士，为了追求革命而牺牲，日本帝国主义又欠下一笔血债！ 我们恢复自由后，彭述之即时约见，以示慰问。说我们受刑吃了很多苦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革命者就应有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分析了二次大战的形势，指出德意日法西斯已到了穷途末路，形势大好！战争结束后，我们将公开出版刊物，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的话使我们欢欣鼓舞。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他对形势的分析非常正确，再过几个月，法西斯大败，日帝投降，抗战胜利了！ 我们回到家里，印秋和罗真时常烧点小菜送来给我们吃，初时我们没有工作，她们还筹集了小本钱，让我们到江湾去贩米回来随街叫卖，可惜我和乃光都不是做小贩的料子，没几天连大米都被敌伪的关卡没收了。不久，我进了化工厂做工，乃光去了苏州钱庄学生意，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才又重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