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被中共逮捕 1952年12月21日，着实是我们纪念日。那天晚上，我们双双被国共逮捕了！原来这一天，全国的托派革命者竟然被“一网打尽”！这是我的第三次被捕：第一次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第二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这次却被中国共产党逮捕！说明一切统治者视托派革命者有如洪水猛兽，置之死地而后已！由于我思想上早有准备，甚至连在狱中换洗衣的衣物都准备好，所以一点也不惊慌。阿罗也很镇定，只是把父母和姊姊吓坏了！姊姊一直把我们送到囚车上，我对她说：“我们没有罪，请好好照顾父母！“ 吉普车一直开进什么监狱，我被带进一间小牢房里，狱卒把手铐除下，把衣包检查一番，将手表、裤带和鞋带解下，交了出来，然后铁门嘭当几声关上并锁好。这个小牢房只有约两米多平方大，放着一张小木床和一只马桶，一床被子和枕头，高处有一扇小窗，墙角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看来我是被单独关押，被当作要犯处理。不时听到嘭当的铁门开关声，一夜不曾合眼。 我知道，这次被捕绝不同于前两次，想到斯大林当年对托洛茨基分子要斩尽杀绝，千百万冤魂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飘荡的惨状，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要生，就得投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还说你坦白不彻底，也可能让你苟且活下来，但已经不是人，是一条狗！是不耻于人类的革命叛徒！你将永远失去了坚贞不拔最亲爱的罗真，失去了所有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这样屈辱的生倒不如勇敢的死，光荣的牺牲！两条道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只有准备牺牲，准备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第二天就开始审讯。三个军人坐成一排，旁边那个女的做纪录。开始时，态度还比较客气，跟过去的日伪监狱和国民党监狱不同，让你坐在矮凳子上，好象平心和气的样子要你交待罪行，反复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干过坏事。”我说。 “你是反革命，罪恶深重！” “我没有反对革命！”我说。 “你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政见不同而已，你们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我反驳说。 开始审讯还让你争论几句，后来人们就不耐烦了。他们用不着拳打脚踢，酷刑逼供，而是采取疲劳轰炸的手法，几个人审了些时，又换了一些人来审。有几次我被连续审问五六小时之久，使我疲劳不堪，头昏脑胀，神经错乱，丧失理智，比之挨几下拳脚还要难受！我被认为不认罪服法，抗拒从严！马上凶恶地给我扣上脚镣和手铐，要我回去好好反省！ 我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怕重刑逼供，绝不出卖同志，否则就是革命的叛徒！因此审讯时，我坚持只谈政见，拒不交代问题。这些日子，在牢里常听到一些脚镣拖地板的隆隆声，想到必有一些同志也被捕了，像我一样遭到无理的审讯和脚镣手铐的刑罚。又有一晚，听到远处好像有人喊口号，之后是恶毒的谩骂和踢打声，然后是一阵惨叫和哭喊，更使我感到无比的愤慨！ 由于我拒不交代，有几次对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疲劳轰炸，两个人审问一段时间后，又换另两个人，如是换了几班，连续审讯达五六小时之久！使我几乎神经失常，身体快要倒下去！但后来的几次审讯中，审讯员问得比较具体：问你何时何地与某人谈过什么等等，我就意识到某人已经被捕了，才不得不交代与某人简单会面的情况。但审讯的却拿起别人交代的材料，认为交代不详细，人家是如何交代的，讲出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并且无意间向我透露：你们的人早已被一网打尽了，现在不是靠你的口供去抓人，而是看你是否老实交代问题。至此，我才想到再坚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从自己和爱人的被捕，已说明当权者完全掌握了组织的情况，显然有些同志，在被捕前或被捕后，坦白交待了问题。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逐渐转变态度，表示愿意交代。其实我们这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过是个宣传小组织，所交代的也只是开会讨论什么问题，什么人参加之类。 自从开始交代问题后，才最后将脚镣解脱，这付20公斤重的刑具，我带了一个月零五天之久！开头几天，感到十分痛苦难受，后来却逐渐习惯下来，反而成了我锻炼脚力的工具。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再没有人来审问，每天还送报纸来看。但我心里还是不平静的，被迫交待了问题，自觉并没有出卖同志，但等待着我的，当然不是得到什么宽恕，而是长期监禁或去劳改，直到生命的终结！ 我被捕已一个多月，仍不允许与家人通信，不准家人接见，简直是无法无天的世界！人被抓去后，连家里也不知道关押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亲人的死活，令家中老少多么的痛苦难堪啊！后来听说我姐第二天走遍了公安机关，到处都打听不出弟弟和弟媳的下落；我年迈的父亲遭遇这一飞来横祸，顿时痛哭失声，悲惨欲绝！他是个老华侨，在澳大利亚操劳几十年，赚到几个辛苦钱，总算买了点房产和几亩地，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那晓得世道多变，女婿刚逃离不久，小儿和媳妇又被抓去，而且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使老人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母亲更是惶恐不可终日，自此以后，每天半夜三更，起床焚香拜佛，跪下叩头，求菩萨保佑我俩平安大吉，早日回家！有几次昏倒在地，死去活来。这是什么世道？多么恐怖的世界啊！ 一个人被单独囚禁，没有人跟你讲话，没有阳光，一片黑暗，这如何是好？我反复在想，他们会把我终身囚禁在这里吗？不可能的，因为自己不是组织的重要人物，只不过是参加的时间较长，认识的人较多，他们用脚镣手铐重刑具来进行逼供，无非想了解是否还有人漏网而已。于是我唱起那首歌，振作起来，坚持在狭窄的牢房里走来走去，锻炼身体。 就这样被残酷地单独关禁了一年多后，突然有一天，狱警砰嘭一声把铁门打开，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还以为又要挨审了，思想上一点也不紧张，反正都已经交待了，还有什么要追查的？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但见桌子上铺上白布，三个军人坐在那里，都异乎寻常的戴上眼镜，很庄重严肃的样子，有点像个小法庭。当年是没有法院和法庭的，什么事情都由军管会去管。果然，当中的一个军人站起来宣读《判决书》：“反革命罪，判刑15年，劳动改造。”我当即驳斥说：“我没有反对革命！”被那军人狠狠地瞪了一眼，说：“可以申诉。”我心想，到处是你们的天下，把托派污蔑为反革命，到什么地方去申诉呀？我被带回牢房，收拾衣物，调到另一间较大的牢房去。 这里关押着七八个人，大都是刚宣判不久等待去劳动改造的，这些人都不认识，大都垂头丧气，认为这一辈子完了！因为他们的刑期大都被判10至15年的重刑，跟我一个样。人生在世能有几个十多年呢！但我并没有垂头丧气，因为自己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个结果。没过几天，监狱发一套棉衣，说是要到北京去，那边天气冷。干吗要到北京去呢？我并不相信狱卒的话，认为到北大荒去劳改是真，只有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奋勇地迎接着更大的考验！ 劳改十年从单独关押了一年多的小牢房调到大牢房后，没过几天，突然打开牢门，喊穿好衣服，收拾行李，我就意识到宣判之后要去劳改了！思想有了准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告别难友，昂首阔步跟着狱卒走出一道道的铁门。 忽然阳光灿烂，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啊！多少日子没有晒过太阳了，多么的绚丽，多么的温暖！长期被窒息了的空气如今变得何等舒畅，可以大大地深呼吸一阵子了！失去自由的人们，不仅躯体被凌辱、折磨和禁锢，连阳光、空气也被隔离、剥夺！那就是人世间的地狱啊！ 远远的一个女警带着我的妻子罗真走过来，我们在此突然相见，真是惊喜若狂！虽然大家都消瘦了些，但精神还好，罗真眼睛里闪着泪花，默默地看着我，好像说：“我们还活着哩，都顶过来了，真好！”后面还押来一个人，正是同案的年青诗人陈景光，大家暗地点头微笑，相逢尽在不言中。 我们三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由一男一女两个军人押着。汽车开往火车站，径直驶入月台。我们上了火车，我和妻子两人坐在一起，用手铐一人扣着一只手，算是通融照顾，让我俩依偎在一起，有所安慰，还算有点儿人情味。小陈则坐在他们对面，手铐扣在桌子下，押解的坐在后排，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许讲话！ 在车行十几个小时中，我和妻手挽着手，低声地交谈，有如初恋的日子。对面的诗人一人坐两个位置，乘客上车走过来坐时，他就把手铐往桌旁敲响，也就把人吓跑了，所以他一人坐两个位置，坐得顶舒服，不时低声朗诵着王独清的一首诗：
第二天，火车到达武汉，我们下了车，被关进市二监狱，原来说到北京去是骗人的。我与小陈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互相勉励，他知道我被判刑15年，比他只判5年长得多，反而安慰我，给我唱《夜莺曲》，这是一首苏联歌曲，这歌声，在斗争中是坚定，在欢乐中是抒情，在失败中是信心。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里，这里有二、三十人，其中女的四、五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一眼就看到谢越秀、何若平、陆绩等好几个熟人，虽然不许讲话，看到认识的莫不眉开眼笑，好不高兴，就好比在学习班里见面一样。这些人多数是大学毕业生，高级知识分子。如今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但精神还好，都被关押了一年多，他们来自广东、广西和江西等中南地区，如今集中一起去劳改就是了。有这么多的同志在一起，大家思想上也感到亲切和安慰，以为将来在一起劳改，即使再艰难困苦，也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我们被告知：男的到砖瓦厂劳改，女的到被服厂劳改。从此，我与爱人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男的只有陆绩一人留在二监狱修理汽车。 劳改砖瓦厂我们一群约20来人，穿着各式的衣服，背着大小衣包，有的几乎连路都走不动，像一支溃散的队伍，由四个武装人员和一个干部把我们押上一条去蔡甸的班船，约个把钟头到达袁家台，上岸后沿堤上走，不久，望到远处一条高高的烟囱，押送的人说：“前面就是砖瓦厂了。”我们走下堤，经过稀落的农舍和菜地，沿途看到一些岗哨，有武装人员把守着。我们意识到就在此地劳改了。那时候劳改砖瓦厂还没有大门，再进去就是很大的晒坯场和大窑，有很大很高的烟囱。但见一些穿着黑衣的劳改犯人在操作，用手推车把砖坯运进大窑，有的把红砖挑到堤上，上船运走。我们被带到几幢平房的办公室前面，停下来席地而坐，等候发落。有个叫“大队长”的出来点名后，才把我们带到高高围墙里面的劳改监狱去。 这是一处很大的劳改砖瓦厂，约三千犯人，劳改监狱是长长的许多幢平房，但我们被带进一间截了一段的监狱，显然把我们与别的犯人隔离，生怕这些人煽动闹事吧！监狱两边是用竹子搭成的并排统铺，下面垫着稻草，晚上一个挨一个的睡在这里。从此，我们开始了劳改生涯！ 上面派来一个四十多岁穿旧军服的犯人作为管我们的“分队长”，他原是个解放军，入城后贪污犯了法，此人姓包，没有文化，只会吱吱喳喳的，大家背地里喊他“草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喊起床，匆忙吃完早饭立即集合，有个长官给我们这批新犯训话： “你们从今天起劳动改造，在劳动中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大家听了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而被捕的，我们不是资本家，不是官僚政客，从未剥削、压迫过别人，我们那来剥削阶级世界观呀？为什么要我们劳动改造呀？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强迫你劳动，强迫你改造！ 我们的劳动就是“打土”挑泥巴，大家每人挑一担畚箕，有的拿着铁锹或锄头，扭扭捏捏地走出了监狱大门，沿着一条轻轨道，走了约半个时辰，来到一处小山头，“草包”就叫放下工具，在此打土。但见许多劳改也在附近挑土、装车和推土车。四周都有军队把守着。 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平生第一次挑东西，开头虽然只装一丁点泥土，有的人却怎么也挑不起来，谢越秀是个体弱青年，人瘦长瘦长的，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广东省糖业公司的会计主任，平时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如今要用双手抵住肩膀来挑担子，显得十分狼狈，老犯人看到他们，就指手划脚，有的摇头说“作孽”！有的哈哈大笑，说他们在扭秧歌哩！何若平是交大水利系毕业生，刚毕业上海就解放，他便跑到广州在某中学教书，年纪轻轻，意气风发，被捕后在监狱里高呼“中国革命共产党万岁”口号，被打断了腿！如今一拐一拐的，不能挑担子，也只好吃力地用铁锹上土。 草包作为分队长可以不参加劳动，对这些不善劳动的人也颇宽容，知道我们有的人从未挑过担子，就让我们少上些土，休息的时间也比别的劳改队稍长些。劳动一旦停下来，大家已是精疲力竭，有的就地躺下，仰天吸大气，小陈和我靠在树干上，不约而同地从鼻孔里啃出歌声，刹时间，一个传一个，吭的人更多了，人们顿时精神振奋起来，鼻声逐渐变成了沉重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歌声如怨如诉，深沉悲愤，借着风力，竟传到了另一个山头。那里的矮胖子大队长越听越不是味道，赶忙往这边跑来，大声喝道：“不准唱歌！都劳动去！” 靠在大树下闭目养神的草包，这时候也慌了手脚，腾地站了起来，趁大队长未跑到之前，赶着大家去劳动。我们面面相觑，露出胜利的微笑，小陈扎扎眼睛说：“唱国际歌也犯法么？”大伙无可奈何地挑起担子往前走。 劳改，就是强迫劳动，强迫改造。头几天劳动任由你挑多少，后来就有定额，百米以内的每人两方土，全小分队要完成40方土。要你多装快跑，完不成任务就迟收工。这些人刚锻炼了几天，也只有拼命干，你是劳改嘛，活该！几天重担挑下来，我的肩膀上就长了个肉瘤，后来就成为劳改历史的标记。每当大家精疲力竭，倒地休息时，但见大胡子“防火员”挑着一担凉开水上山来了，为了消除大家的疲劳，他装起水浒传里白胜挑酒智取生辰纲的架势，口里喊道：“酒来了！酒来了！”逗得大家活跃起来，有人问他：“里面可有蒙汗药么？”他干脆说：“蒙汗药酒来了！”引得大伙哈哈大笑，也忘却疲劳了。这大胡子叫黄德楷，广西人，四十来岁，年纪比这些人大，那天刚到厂时，队长要在他们当中物色一个勤杂人员，一眼就看中这大胡子，要他当“防火员”，在宿舍挑水挑饭，打扫卫生。他就是广西有名的中学语文教师，曾是广西日报的总编，因为参加过托派，也被抓进来了。小分队里有这位幽默的“防火员”，真是妙趣横生。每天由他分菜，特别是难得吃到一次粉蒸肉时，大家眼光光地看着他分菜，他就像小贩叫卖一样唱了起来：“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每天大家吃午饭和晚饭时，就非常高兴听到他大声读报，这位曾是总编的人，竟然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把重要新闻播完，而且有声有色，十分动听！新闻播后，有时还播些表扬或批评稿，每当念到一些表现积极的人，吹毛求疵、夸大其词的批评稿时，他就念得断断续续，好像看不清来稿似的，大家心里都听得明白。平日，他在监舍打扫卫生，弄得到处清清爽爽，看到有些人的被子折叠得没有棱角，不符合规定，他就给它弄好。所以在历次卫生评比中，这个小分队总是名列前茅的。 劳改生活从早到晚都是紧张的，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天不亮就吹哨子喊起床，赶忙把“内务”整理好，就是把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然后马马虎虎洗个脸，匆匆忙忙大小便，马上就吃早饭，集合出工。一到工地，就得拼命劳动，否则完不成定额。中间休息只有几分钟，就又要去拼命，直到中午收工回去。饭后休息个把小时，人一倒下就死一般地睡着了，还未等你恢复过来，又喊出工了。下午收工回来，又是急匆匆地洗澡洗衣服，手脚慢一点也来不及，因为马上就开晚饭，饭后又得坐拢来学习两个钟头，“改造思想”，学习后不一会儿便熄灯睡觉。劳改生活就是这样，除了劳动就是学习，整天“改造”“改造”的，没有时间让你空下来想点什么，让你自己干点什么。只是到了星期天上午，算是休息天，大家才忙着洗洗衣被，写封家信，或者下下象棋，但到下午还得学习半天。 败者为寇我们白天劳动，疲劳已极，晚上还得学习两小时。所谓学习，就是“认罪服法，改造思想”。天天要批判托派的“罪行”，谁不喊“托匪”，骂“托匪”，就是不认罪服法！起初，大家简直无法接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是匪帮呢？怎么是反革命呢？但这里是强迫改造，没有你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你思想的自由！反正中国自古以来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共产党胜利就是皇帝，托派没有领导革命成功，是失败者，也就是匪帮！说实在的，这里的劳改干部根本就不懂得中国托派的政见，反正这些人被抓，也就是反革命，就是匪帮。所以大家也只好“难得糊涂”，人云亦云，装聋作哑，敷衍应付，在学习会上胡乱说几句，混天度日而已。当然，共产党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成功，在这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也有不少人思想上是混乱的，并不象我这样单纯。例如俞守一老先生，他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谈了他反省交代问题的情况。说他把姜君羊的情况交代清楚了，当局者对他说已把姜抓起来了，老俞当即表示“那他得救了”。我听了之后心里真不是滋味，姜怎么“得救了”呢？当然老俞这样表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表示了什么，都只是默默地听着，其实，姜中大历史系毕业后正逢解放，便躲藏到湛江一间旅馆当服务员，那晓得被当官的中大同学认出，当晚就被捕了。根本就不是根据俞的交代逮捕的。 老俞对老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情况可以说在我们那些老一代人当中都是存在的，包括郑老、尹宽…在内。在胜利的情况下承认自己“走错了路”，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怀有希望得到宽恕的心情把自己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听说藉云龙、梁廷等人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就去登记了的，后来也还是被“一网打尽”了。 过了两个月，又押来一个同案人叫林松琪，他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助教，为人坚强，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谁也抹杀不了的。我认得他，但见他神情惶恐，脸色苍白，估计是从禁闭室放出来的，受过残酷的刑罚。他细声对我说：“我死也不承认是反革命！”我面对这位坚贞不拔的同志，哑口无言。难道叫他投降吗？或者像自己一样装糊涂吗？不，人各有志，由他自己处理吧！ 中队部为了布置批斗林松琪，便喊了几个刑期短的，平日表现积极争取，想立功赎罪，靠拢政府的人到队部去，要他们狠狠批斗不认罪的林松琪，直到他低头认罪为止。当天晚上的学习就是开批斗大会。干部故意走开，让你们自己去斗自己，实行分化瓦解政策。我们当中有个名叫方阳的，广东中山人，解放后投机，参加了解放军，以为自己太平无事了，结果还是被抓了进来。到劳改队后，干部见他穿着旧军服，人也顶神气的，便叫他当分队付，跟草包一起来管我们这批人。所以他从第一天起，就在干部面前表现得十分积极，处处为干部命令是听，大胆喝令这些人干活，大家背地里喊他“工贼”。这个批斗会就由他主持，林松琪则站在当中，于是一些积极分子就一个个的起来批斗，问他是不是反革命？是不是托匪？林说自己是革命派，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反革命！是托派，不是托匪！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没有反对共产党。有人说，你说没有反对共产党，为什么要把你抓来？你是死不认罪！于是方阳领头呼口号：“认罪服法，前途光明；抗拒改造，决没有好下场！”批斗会越演越烈，有人走上前去把他的头压下来，要他低头认罪，有的踢他的膝盖，要他跪下来，有的动手打他耳光，一时响声震天，隔墙的劳改队有个分队长赶忙跑过来喊方同阳，叫他不许打人！批斗会才逐渐平静了些，林松琪还是坚强地不承认是反革命！ 对待这种批斗会，局中人的表现则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积极响应，有人动手打人，有人沉默旁观，也有人内心愤愤不平，却不露声色，大多数人采取冷漠的态度，坐在后头，不时装着出去小便走开，不忍心再看下去。也如同对待坦白交待方面，有人真心实意，有人半心半意，也有人完全是应付差事。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共同的，即在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些人在思想上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他们从来认为托派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的，如今怎么未能取得胜利呢？这不就证明共产党是对的，自己是错的吗？正由于思想上的混乱，才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批斗会连续进行了好几次，还不能把林松琪整垮！后来在一次宣判大会上，林原判七年，被加刑到十五年！由于他“不认罪”，便索性把他关押到禁闭室去，与其他人隔绝，便全无信息。听说他第二年即1955年就惨死在狱中！好一个坚持自己的信仰，临死不惧的人！又一个中国托派的殉难者！（40年后，林松琪的小弟到处查访哥哥的下落，辗转找到劳改砖瓦厂，干部指着一个山头，告诉他当年林松琪就葬在这里，他弟弟只好挖了一杯土，带回去吊祭亡魂！） 监狱被服厂罗真等四个女的被分配到被服厂去车衣，她们年纪轻轻的，女监一些老犯人还以为她们准是从火车上抓来的小偷。那里晓得她们是为了追求真理，持不同政见，如今却“莫须有”地跟丈夫一起被抓进来的。她们大都蓬头垢面，精神不振，她们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和孩子，心中万般的牵挂，女人有着比男人更深重的痛苦。 罗真是她们中年纪最大的，也是胆子最大的一个，因为她经历过多次的罢工斗争和被逮捕，强迫劳改是意料中的事，一点也不害怕，她无儿无女，少了一层牵挂，但想到丈夫15年刑期这么长，砖瓦厂劳改又是那么艰苦，他能够顶得住吗？能够活着出来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感到无限的悲痛！ 小胡是她们中最年轻的一个，她被捕时才结婚一年多，女孩刚出世不久，硬是抱着婴儿去坐牢的，这真是古今罕有！在监狱中抚育婴儿，母亲吃的是囚粮，能有多少奶水来喂养？这可怜的“监狱之花”，直到一年多宣判后，才准许把孩子交给外面的亲戚抚养。小胡每想到孩子从小没有爹妈，那股辛酸味儿谁能知晓？而丈夫又被判无期，生死未卜，今生今世还能见到他吗？内心总是不得安宁。 李展是陆绩的妻子，她曾在父亲开的香港某印刷厂当老板，聪明能干，丈夫如今也在二监劳改，因为他会修理汽车，所以没有到砖瓦厂去。两夫妻虽然在一处劳改，但平日都看不见面，只在监狱开什么大会时，才远远的瞄他一眼，互相扎扎眼睛而已。后来钳工派人到被服厂修衣车，听到丈夫的口信，互相勉励，也得到安慰。 还有一个鲍裕年，判8年刑，在她们当中刑期最长，因为她曾参加过“领机”（市委）工作。她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被捕时小女孩才一岁，就交给人家抚养了，心里多么难受啊！丈夫李唐原是电厂的工人工程师，一家四口生活得愉愉快快的，却一下子成了囚犯！所以车衣时总是思想不集中，往往要返工。 这个被服厂是监狱西头新建的工场，包括缝纫间和织袜间在内，可容两百多女劳改。这里管得十分严格，女犯一进去，就大杀下马威，每人都叫进管教室声色俱厉的大训一顿：不准谈案情，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通情况，不准串号子，不准……，总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她们四个人分开四个组，天天见面，互不交谈，同一监狱，不同号子，工作、生活、学习都不在一起。犯人与犯人之间互相监督严密，揭发别人是“靠拢政府，立功赎罪”的表现，那些“积极分子”常找别人的岔子去打小报告，有时无中生有，反正是利用矛盾，人叮人，分化瓦解，劳改生活过的就是地狱般的日子！ 洪水猛兽1954年夏，我们在劳改砖瓦厂挑土几个月后，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惊天动地，情况危急，因为劳改厂就在汉江岸边，随时有被淹没可能，上面决定把劳改队迁移到附近的城头山上去，赶紧在山上搭建了许多竹棚。那天一早突然紧急集合，把全部劳改赶到堤坝上，原来别处已发生崩堤，没过多久，可怕的洪水已进入工厂，很快就从地下淹没到半屋！全部劳改被紧急押送到城头山去，谢越秀等一些行走困难的则坐船前去。他们沿着堤坝上走，但见洪水哗啦巨响，把沿岸边一处处的老百姓房屋冲垮，一些屋顶和木料在大水中飘浮，农民痛哭呼喊，惨不忍睹！难怪人们把洪水与猛兽联在一起，统治阶级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幕山洪暴发惊涛骇浪的情景，令我们久久难忘！ 在城头山上，他们这小分队住进了一个小木棚，反正一个挨一个的能睡下就是了。我们的劳动就是每天去修堤，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大家拼命去干，我们总算经过几个月的打土锻炼，也能适应修堤的紧张劳动了。几千劳改队日以继夜的修堤，把堤坝加高加固，终于确保了蔡甸镇那一带地区的安全。 修堤结束后，厂里水还未全退，一部分劳改先回厂清理，我们这小队则在城头山上天天学习，或者就是唱唱歌，搞些文娱活动，由于我们来自各地，晚会上有唱京剧、粤剧，中国歌曲和外国歌曲的，有说滑稽讲笑话的，搞得很热闹，大家难得有这么开心。厂里见这些知识分子唱歌这么好，就叫我们到各队教唱歌，我也被派到码头小队教唱，当时没有规定唱什么歌，我教了一首轻快的《采茶歌》，以调济劳改生活：
在城头山避洪水两个多月，然后回到砖瓦厂去。厂房和监狱处处都需要修复，我们被派做泥匠小工，每天和泥、挑泥，有的学做泥工。因为要筛沙，交大毕业生何若平开动脑筋，用木条搞成一部筛沙机，解决了难题。上面不管派我们搞什么劳动，小分队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因而得到上面的好评，认为这些人规规矩矩，老实劳动，又有学问，大可使用。在完成了厂房维修任务之后，上面便把这小分队的人统统调到机修车间去了。 人才济济我们被分配到车间各个工序。有的学机钳工，有的学锻铸工，有的到设计室、化验室，有的搞统计，有的搞什工，五花八门，都有这小队的人。我和广西大学毕业的骆春柏被分配到锻工间学打铁，那时候连汽锤都没有的，两盘炉子，两个师傅掌钳，我俩拎起锤子学打铁。后来还学摔锤，就是把锤往后翻一转，高高的打下去，打大工件就要用摔锤。看起来，我力气不足，不久被调去机工间学车工，刚学会车螺丝，又被调到钳工搞划线工作，因为划线那个劳改快新生了，我会看图纸，故被用上。划线这道工序，就是把铸造和煅制出来的毛胚，涂上白灰水，然后在毛坯上划出加工的线条。我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一搞好几年，带了几个徒弟，还编写了一本《钳工划线》，可惜未能出版。 圣约翰大学会计系毕业的谢越秀，被派到机修车间当统计，这位体弱书生，要他去挑土劳动，就如同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真是难为了他；现在叫他搞统计，如鱼得水，简直是大材小用了。老谢到机修后，建立了一些必要的会计制度，不多久，机修车间的账目井井有条，连保管室有几多废螺丝都一目了然。每次干部作劳动生产报告，都是把老谢写的资料照念无误。因此，他挑土时是个典型的落后分子，如今搞统计，一下子就变为名符其实的积极分子，在后来的多次评比中都得到表扬和奖励。 这小小的机修车间，真是人才济济，机工间就有几个劳改工程师，一个是印染厂来的，一个是某机器厂的老板，机床有什么毛病，他走过去一听就知道毛病在那里；铸工间有个华工大的助教，对化铁炉的构造有他的专著，只因他犯了指奸幼女罪被抓到这里劳改来了。还有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的司令，西安事变时曾去救过蒋介石的李乐中，如今也放在设计室劳改。小分队交大毕业被打断了腿的何若平也被调到设计室去，他如同谢越秀一样如鱼得水，零件图能直接绘到图纸上，不用草稿再晒图。砖瓦机什么零件坏了，他立即绘出草图，锻铸加工；他负责设计的东西，又快又好。 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姜君羊和广西某中学校长何春华，却被分配搞铸工翻砂。老姜无论挑土或干什么劳动都是很迈力的，认为是为社会建设而劳动。可是在学习上却是人云亦云，装得胡涂，有一次发言，竟然希望马克思到中国来看看，还不知道马克思早已不在人世，当时连在场的干部也说他胡涂，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从此以后，姜君羊就多了一个“姜胡涂”的绰号，有的干部也叫他“姜胡涂”。其实老姜十分清醒，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只好自己空下来看看马列书而已。 铸工的活很繁重，他们平时把铁块打碎和学造砂型，开炉时就去抬铁水浇铸工件，那怕是铁水浇到身上，也不能放手的，那时候又没有什么防护用具，抬铁水的人往往被烧伤了手脚和衣裤。老何是高个子，年纪比姜大些，劳动踏实，吃苦耐劳，他的腿被烧伤了几处，痛苦不堪。老姜读大学时物理化学知识基础好，铸工间化铁、化铜、化锡、炼钢的投料都是由他搞的，后来在大办钢铁运动中他大显身手，成了炼钢能手，别的劳改单位还请他去指导炼钢哩！ 这里的机修车间，不但负责全厂砖瓦机、小火车头和各种车辆等维修工作，还帮助附近砖瓦厂的维修。劳改工厂，不仅劳动力强，技术力量丰厚，质量好，工效高，买砖瓦的单位都喜欢到劳改砖瓦厂提货。 小队当中最年轻的小伙子陈保雄学车工，在落地车床加工土车轮子，往往由于不专心，有时车大几个丝，出了次品，吃饭时就有许多批评稿，说他“故意破坏生产”，“不认罪服法”云云。可见在机修劳动，干机械活，也不比其他劳动轻松。强迫劳动就是这样，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否则就是破坏生产，要挨批受斗！ 劳改塑料厂小分队中那个广西大学化学系助教徐太兴，被调到化验室后，为准备新建塑料厂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有了塑料工业后，社会上到处都有许多废塑料，可以回收利用，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清洗、分类和粉碎，这个工作也只有劳改厂才能做到，所以厂里早就有意办个塑料厂，废物利用，但缺乏化工人才也搞不成。如今劳改队里有徐太兴这个专门研究化学的专家，真是机会难得！因为粉碎后的每批塑料，都要进行认真的化验，要开出不同的配方，才能进行再生产。就这样，很快建立了塑料车间，仅仅两年，迅速变成塑料厂，大量生产塑料凉鞋和农用薄膜，以及生产洗衣机外壳等等，发展成为湖北省最大的塑料厂，徐太兴这位化学专家功不可抹！调到化验室劳改后，历年被评为积极分子，1957年提前刑满释放，但工作需要，不准他回到社会上，要他留在厂里“就业”。 劳改塑料厂生产的凉鞋，价廉物美，在中南区十分畅销。那时候厂里的机修车间也扩大了，由于劳改队里技术人才济济，不仅能维修各种塑料设备，还能自制设备，如C630及8米龙门刨床，并且批量生产马达、水泵等，技术力量雄厚，别的塑料厂望尘莫及。劳改工厂的产品，质好美观，价钱便宜，后来听说外国记者报导了某地的情况，认为劳改犯是无偿劳动，国家是赚劳改犯人的钱，剥削犯人云云，搞得满城风雨。不知道外国的犯人如果去劳动，是否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呢？在我国，犯了法就要去劳改，强迫劳动，强迫改造，政府除了供应劳改犯人囚粮和囚衣外，每月还发给一点子零花钱，可以买些肥皂等日用品，发零花钱每月要评比一次，表现好的多发几角钱，表现差的少几角钱。劳改队的粮食定量是按不同的体力劳动而定，但由于油水脂肪少，人们总觉得吃不饱，于是农副业队就种了许多南瓜，饭未吃饱可以大吃南瓜。这样的情况是否无偿劳动呢？出售劳改产品是否赚犯人的钱，剥削犯人呢？人们还搞不清楚。但从此以后，劳改产品就改掉了劳改“新生”的牌子，这里的劳改塑料厂也改了牌子。 国庆观礼1956年夏，小分队的人突然被集中起来，说是去参观学习，这是一件新鲜事儿。上面要求大家穿得整齐些，把我们送到市二监狱去。到了那里就跟女同案在一起，几对患难夫妻总算有机会见面高兴一下子了。罗真看到还好，砖瓦厂的重体力劳动没有把我压垮，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鲍裕年看到孩子的爸李唐还顶得住，想到他明年刑满，回去可以照顾孩子了，心中自然也高兴。李展虽然与陆绩在一处劳改，可以暗地里传递信息，集会时也能互送秋波，比别人优越，如今在一起，就热烈地拉起手来，暖暖和和的，像通了电似的，难解难分。只是小胡没有看到丈夫，她丈夫不在这里劳改，心中难免有点惆怅。 我们二十余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由几个便衣的警卫押解着，参观社会主义的新建设，首先去参观那时刚刚建成，还未通车的长江大桥。多么的雄伟，多么的辉煌！滚滚长江水，架设了天桥，南来又北往，天堑变通途！好啊，参观的人莫不为这新建设而鼓舞！他们还参观了解放后新建的国棉一厂和肉联等，但见年轻的工人们在熟练地操作，把一捆捆的棉花一下子加工成棉纱，把一只只的肥猪赶进通道，加工出来的却是分门别类的猪肉食品。他们还参观了武汉钢铁厂、武昌车辆厂和重型机床厂等，解放后这些老厂已旧貌换新颜，得到蓬勃的发展。 尤其高兴的是参观苏联展览会。因为参观的人很多，人头踊踊，在这种场合，上面又不好把这些人扣上手铐，只好加强警卫，约有十个便衣紧跟着，其实这些人是绝对不会逃跑的。他们兴高采烈地参观苏联的新产品，到处都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样的参观学习，确实令他们欢欣鼓舞。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得好啊！这些人不也在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么？那怕被看作罪犯，不管分配什么劳动，大家都是拼命去干，坚决完成任务，做出成绩的。他们也在和劳动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啊，为什么共产党却把他们视为敌人，把他们打入地狱呢？人们的思想真是矛盾重重，难以解决啊！ 几个月后，国庆节前两天，小分队又被集中到二监狱，说是让我们参观国庆盛典。尤其让这些人感到高兴的是：劳改干部在讲话时，再不叫我们为“托匪”，而正其名为托派了。这是对托派性质的历史性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个的转变呢？原来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大揭斯大林的底子，托洛茨基逐步被恢复名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政策举旗不定，如何对待托派问题，还待研究，所以组织这些托派分子去参观学习，再不叫他们为“匪”，原因就在这里。国庆节日早上，他们就被安排在临街酒楼的看台上，可以居高临下，观看国庆大游行，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街道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游行的队伍来了，首先是许多人撑着一面阔大的五星红旗，跟着是步子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接着是腰鼓队和许多花车，灿烂辉煌，新产品模型，增产指标和统计图表，一队队各行各业的欢乐的人群，兴高采烈，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身临其中，无不欢欣鼓舞，这只有在蒸蒸日上的新社会才能看到的新景象！ 宣判大会1957年5月，劳改砖瓦厂召开奖惩大会，小分队许多五年刑期的，都宣告提前释放，这当中有徐太兴、谢越秀、陈景光、李唐、黄德楷、何春华、骆春柏、李松、陈保雄、芦基、肖静放、廖鉴成、雷润清、李启成、袁炳昌等人，此外，我被减刑五年，姜君羊减刑三年。与此差不多同时，二监狱也召开奖惩大会，罗真原判五年的提前释放，同案其他三个女的，刑期都超过五年，也一律假释。那时候对托派的案子，可以说是宽大处理，对于一些刑期长的人，干部也口口声声说：“你们的案子今冬明春就要解决的。”那是因为当时中共对托派的政策还举旗不定之故。 罗真提前释放后，喜气洋洋地到砖瓦厂看望我，然后乘火车回广州，看到垂老的公婆，这五年来老人日夜为儿操碎了心，已变得老态龙钟，步履维艰了。罗决定留在广州照顾两老，她回到毛麻厂报到，那晓得工厂把她拒之门外，说是她已被开除了！这有如晴天霹雳，岂有此理！她没有工作，去当保姆也没有人要，后来上海的姊妹知道了，就汇来旅费让她回上海去，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两老。她在上海做临时工，每天一早站在厂门口，等候缺勤不上班的，然后进厂做工，每月约32元的收入，寄给广州的公婆10元钱，人家都赞她好媳妇。由于她的技术高明，人际关系好，第二年有机会最后一次升为长工，从此生活才安定下来。 李展假释后，因为陆绩还在这里劳改，所以她不回广东去，就在武汉想方设法找工作维持生活。她是个能人，找到在监狱里出来的熟悉人，起先搞缝纫，后来搞过复印社和拉丝社，反正监狱每月有一次接见，可以带些东西给陆绩吃，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就是最大的安慰。 陈景光原是中航起义人员，在航空公司工作，被捕时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他被捕不久，小女儿夭折了，妻子作为反革命家属辗转到农场劳动，一直等到他刑满出狱，但已不能恢复原职，陈只好去挑土为生，每天挑得一元钱，他多么希望正在农场劳动的妻子重归于好啊，现实是如此残酷，幻想破灭了，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后来在广州无法生活下去，回到武汉找李展，之后又被送往农场劳动，直到身体残废，才被送回广东原藉，好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诗人，不几年就离开了人世！ 曾任广东糖业公司会计主任的谢越秀，五年刑满，回去后也不能恢复工作，只好去挑土，后来才进车行当统计。他被捕后妻子和两个子女真是含辛茹苦，总算挨到他“新生”，那晓得今后的日子还是无法过下去，妻子只有忍痛离开他回香港去，后来又把子女接去，直到“文革”前才不得不离了婚！好一个幸福家庭，从此妻离子别！ 五年刑满释放回去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劳改释放犯嘛，被人瞧不起，被人疏远，特别是后来疯狂的“文革”岁月，他们这些服了五年刑的人又被揪了出来，作为牛鬼蛇神挨批受斗！有的又被判了刑，再去劳改！有的被折磨得惨死在运动中！ 参观学习1957年，听劳改干部说过：“你们的案子今冬明春就要解决”的第二年，公安部为托派分子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参观学习，把各地一些刑期较长的集中到上海，从武汉去的有黎平、姜君羊和陆绩三人，总共约20余人。在上海监狱，我看到了温州的王国龙、周仁生，上海的藉云龙等过去认识的战友，多年不见，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参观了华东、华北、华中地区的北京、沈阳、鞍山、抚顺、武汉等六大城市，参观了50多个单位，历时一个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旅行。这些人的身份是保密的，自始至终带有神秘的色彩。接待单位把这些人当成公安部的官员，所到之处受到特殊的接待，听到厂长、经理、工会主席、劳动模范、农业社长、大学校长的汇报，令人们大开眼界。 首先在上海，参观了信谊制药厂等十个单位。解放后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只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政策，52年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揭露出资本家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到54年就把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工厂的领导权归公方代表掌握，资本家每年拿到若干定息，仍当厂长或经理。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7个单位和游览了天坛和官厅水库；我们还参观了张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改后，实行农业合作化，从初级社一下子办到高级社，这张各庄社原来是14个小社，56年合并起来成为高级社，有2146户，共9000多人，土地24343亩，有拖拉机两台，收割机1台，汽车1部，板车120辆，牲畜104头，生产以粮食为主。在管委会内，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管委会由社员大会产生。解放前这里很穷，很多人吃不上米饭，如今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三、四级工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到东北的沈阳、抚顺和鞍山参观了8天。这里早年被日帝占领后，成为帝国的重工业基地，解放后优先发展重工业，把它从废墟中建设起来，苏联把她占领东北时拆走的机器设备还给中国，因而重工业得到飞跃的发展。 日帝1917年占领鞍山成立昭和炼钢厂，经过四期的扩建，颇具规模，日帝败走时曾扬言：“要恢复鞍钢最快得20年，让高炉去长高粱吧！”帝国主义者估计错了，解放后到52年，就迅速地恢复了三分之一的生产，总共有10座炼铁高炉。修复一号高炉用了十五个月，最后一座仅用了七个月。与49年比，生铁产量53年增加了10倍，56年28倍，57年33倍，相当于伪满时期最高年产量的三倍多。 我们参观学习的最后一站是武汉，参观了华中工学院、武汉医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解放后，大学院校进行了重新组建，华中工学院是由四个大学的工学院合并起来的，武汉医学院是由同济、武大和协和三个医学院、医院合并而成。华工现有学生5100人，武医2500人。据华中工学院的负责人说，学院已开展了反右运动，在校教工学生6000多人中，右派分子100多名，三、四年级学生中有反党言论，说什么“肃反违反宪法”，提出“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云云。 我们这些人在差不多一个月的难得的参观学习中，确实看到解放后许多繁荣兴旺的新气象，感到无比兴奋，对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和托派未能领导革命成功的问题有所反思。当时斯大林已去世，赫鲁晓夫大揭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为托案后来的平反铺平道路，使世界舆论哗然，中共也得重新考虑对托派的态度。所以他们在参观学习中，心情舒畅，希望托案能早日解决，以为不久就会释放。参观结束后，每人都要写参观学习心得。 在参观中与我同组的有个托派的知名人士曾猛，年纪都比我们这些人大，听说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学生，先后担任过陈独秀和周恩来的秘书。他是温州人，当年在中学教书，影响了许多学生参加托派。如今，他身体很弱，五十来岁的人有点未老先衰，认为自己老了，活不长了，说我们年纪轻，可以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听说他就在参观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就病死狱中！ 一起参观的还有一些托派的知名人士，如翻译《反杜林论》的杜畏之，和代表湖南省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革命期间曾在湘潭与毛泽东在一起工作的何资深等，看起来当时这些人也很轻松愉快，以为就会得到平反或宽大处理了。记得当带队的赵科长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时，何资深竟然说：“希望中央的同志接见我们”！我听了几乎吓了一跳，难怪全程参观完毕时，那赵科长放大嗓子说：“你们还是回到劳改队去吧！”后来听说，这位老革命何资深，于1960年在狱中含冤死去！ “自然灾害”我参观学习回到劳改厂后，劳改干部要他把参观的情况好好写出来，在劳改队里传达。我想，把看到的真实情况讲给犯人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解放后这几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从笔记本里整理出长长的一篇，题目名为《社会主义好》，经过干部审阅后，就在全体劳改大会上宣讲，足足讲了个把钟头，当中休息了几分钟。这里的劳改队多是刑事犯，抢劫、杀人、强奸、贩毒等，也有少数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们对新社会毫无认识，所以我这一讲，使他们也大开眼界，知道新社会的一些情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即使那些劳改干部也听得津津有味。 由于同案大多数五年刑期的都已刑满释放，如今只剩下我和老姜两人，晚上学习就与其他犯人在一起，用不着像过去那样每天要批托了。劳改工作也不断调动， 后来的几年，共产党全面开展“三面红旗”运动，为了大办钢铁，社会上都把一些铁窗、铁门和一切铁的东西拆下来，作为炼钢的材料，厂厂炼钢，处处炼钢，听说宋庆龄家里也弄了个炉子炼钢，以表示响应政府号召。那些日子，机修车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日夜赶制一个炼钢转炉，然后争分夺秒开炉炼钢。一旦转炉流出了钢水，铸成钢锭，那些劳改干部们，连夜敲锣打鼓往省市送喜报！表示他们在大办钢铁运动中做出成绩，立了大功！后来才知道，运动中炼出来的所谓“钢”，不过是一块块的废铁而已。大办钢铁运动并没有提高炼钢的产量，反而浪费了大量钢铁材料。大搞人民公社，却用的还是那些落后的农具耕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动一下锄头，我也动一下锄头，结果农业大歉收，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这自然灾害七分是人为的，三分是天时造成了！ 在灾害最严重的日子，全国大闹饥荒，连劳改队的口粮也保不住，最严重的时候，每餐只喝一点稀粥，劳改队只好不出工，这种情况有好几天。 刑期与戴帽李平是在“一网打尽”的52年月12月22日被捕的，判刑15年，后减刑五年，到62年刑满。姜51年被捕，减刑三年，63年刑满。劳改刑满以为可以释放了，以为从此恢复自由了，可以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可以在社会上重新工作了！这是盼望了多少年的大喜事！那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刑满不等于恢复自由！不，中国的“莫须有”刑法，除了刑期之外，还有“戴帽子”的刑罚，任何一个统治者为反抗者设计的陷阱是很多的，花样繁多，让你防不胜防。我劳改十年，到1962年刑满后，并未被释放回家，说我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还是专政的对象，也就不能回上海大城市，不能回到家里去！还得留在劳改厂里“就业”，继续改造！老姜63年刑满后也是如此，都不能回家，继续留厂就业，接爱“专政”！至于什么时候把帽子摘掉，决定权不在自己，正如毛泽东说过：有帽子在我手里，要你戴你就得戴，要你不戴就可以不戴。所以只能听任当局摆布，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劳改10年结束了，并未被释放，高兴不起来，只不过从小监狱转到大监狱去吧了！ 就业廿年1962年冬，我劳改10年刑满后，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强迫我留厂就业，继续改造，不许回上海去与家人团聚！老姜63年初刑满，也戴着帽子，不准回南宁老家去，继续留厂就业。于是我们先后从劳改监狱搬出来，住到监狱外头的就业人员宿舍去。真真是走出了小监狱，立即又投入大监狱。受管制，受监督，受歧视，继续强迫劳动，强迫改造，低着头做人，依然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里的就业队有百余人，大多是跟我一样戴着帽子受专政的人，少数是无家可归的人，也有像徐太兴那样，虽然没有戴帽子，但厂里工作需要，把他留下来的，却不是名符其实的工程师或技术员的政治待遇，硬是把他放在就业队里，继续接受改造。 就业队的宿舍是一排排的小平房，每个房间住四五个人，各有一张木床和小桌子，与劳改监狱全是统铺，并排睡在一起是不同的；这里还有个就业食堂，就业人员每月领到一定的工资，在食堂吃饭，自己想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不象在劳改队里吃囚粮，分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了；作为就业人员，星期天经过批准还可以出厂到近郊或武汉市去走走，当晚回厂。家在武汉的，星期六晚可以回家住一宿。家在外地的，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期，可以回家探望亲人。所以说，就业比劳改略胜一筹，但比干部，比工人，比职工还是低人一等，留厂就业的人都是无可奈何的，谁不想回到城里，回到家里呢？这里流行一句话悲观的话，就是：“劳改有期，就业无期。”人还是低着头灰溜溜的过日子。 那时候，我与姜两人都是技术工，工资比没有技术的就业人员多些，我是钳工四级，工资约40元，姜是铸工三级，37元。我们有了这些工资，除了吃饭和日常使用外，还留下一点钱作年底回家探亲的旅费。但也好景不常，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业队就取消了工资，一律发16至18元的生活费，仅够吃两顿饭而已，就跟劳改队差不多了！直到72年“拨乱反正”后，才又领到一点工资。 就业人员也跟劳改队一样，每晚学习两小时，叫做“改造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半年评比和年终评比，评积极分子，开头只发一张奖状，不搞物质刺激，后来才对积极分子发一点奖金。反正一切跟劳改队差不多，一样的管教。 与劳改队不同的，就业队可以接待家属，家属来到队里，住上几天或经批准长住下来也可以，给他们单独一个房间，这算是最优待的了。但我爱人在上海有工作，也从未来住过，老姜还没结婚，更没家属来住。 探 亲我留厂就业后，每年利用半个月的探亲假期，得与家人见面，这真是最难得，最幸福的时刻！但回家探亲，因为还戴着帽子，被专政，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去派出所登记，离开时也去登记，回厂后还得汇报在外面的情况。临回家探亲时，干部一再交待：“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还是劳改队那一套，真是气死人！简直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每年回家探亲，总是先从武汉乘火车回广州，看望老母亲和姐姐，老父亲却等不到儿子刑满，在早一年就中风病逝了！可怜这个老华侨，一生远渡重洋，为儿为女操劳，晚年也没有过上好日子，老人最喜欢我这个小儿子，好端端的却被共产党抓去，盼星星，盼月亮，老眼发黑也未见儿子归来，终于含冤而逝，死也不瞑目啊！我刑满后头一年回家探亲时，母亲已经老态龙钟，步履维艰，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了！老人见到我这阔别十年的儿子，真是手舞足蹈，悲喜交集，热泪盈眶！第二天，母亲就带我回乡上父亲的坟。沿着村前的石山上去，再走过两个山头，在一片荔枝树林边，一座小小的山坟，没有石碑，这就是父亲的新坟！才安葬不久，青草还未盖住黄土。我悲痛地含着泪水默默地哀悼：敬亲的父亲啊！你辛辛苦苦抚育我长大成人，而我却未曾报答你万一，祸从天降，反而害得你担惊受怕，积忧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真对不起你老人家啊！安息吧，敬爱的父亲！乡下有个叫“其叔”的，见到我就称赞我妻是“天下第一孝顺媳妇”！原来罗真刑满释放回上海工作后，在她微薄的工资中，坚持每月寄十元钱奉养公婆，从不间断，这样的好媳妇，在村里一时传为佳话。老人每次收款后也总是请其叔写回信。我在广州与母亲和姐姐相聚两日，也算是共叙天伦之乐了，我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她们，赶着去上海看望罗真。有一年，我突然接到姐姐急电，说母亲病危，我很不容易请了十天事假，回到广州，在医院里日夜陪伴老母，总算使老人临终得到一点安慰啊！就在我假期已满，离穗回厂几天后，母亲便瞌然与世长辞了！那年底我回家探亲时，姐和我手捧着母亲骨灰盒回乡，把骨灰安葬在父亲墓里，从此与双亲诀别！ 牛郎织女我十年刑满后继续留厂就业，一直与罗真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自62年冬就业起，每年的探亲假，先去看望母亲，然后急急忙忙的去上海看爱人罗真，住上三几天就又匆匆乘船返回武汉，半个月的探亲假要在火车轮船上花一半时间，也总算是好的，能见到家人，在那不自由的日子里，就算是最幸福的了。 罗真五年刑满时，曾到砖瓦厂看过我一面，1957年我去参观学习到上海时，监狱准家属接见一次。一隔又是好几年，罗真望穿肉眼盼夫归，今天总算看到身体健康的爱人回来了，多么的高兴啊，我们该有多少话儿要说，多少心事要讲啊，可是我仅仅住三四天又要离开了，天涯海角，相距十万八千里！ 罗在上海与母亲共同生活，相依为命。考虑到有朝一日我回来时，没有工作，没有劳保，今后的生活如何是好？因此罗一直节衣缩食，节省每一分钱，留待以后使用。但“劳改有期，就业无期”，我何年何月才能准许回家呢？何况两人都还戴着“反革命”帽子，何年何月才能摘掉呢？虽然大家都已服满了刑期，从小监狱里走了出来，却还在大监狱内，被管制，前途怎样？只有听天由命，真是不堪设想啊！ 每次探亲回家，都得向派出所登记，小组长不断到屋里来监视，其实我除了看望亲属之外，什么朋友也不便去找，因为你还戴着帽子是专政的对象嘛！罗真有许多兄弟姊妹，我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大家都来看望我，欢聚一堂，高高兴兴的，亲人并不嫌弃我。解放后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被抓被关的人多了，像我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只是认为我运气不好，本来已经去了香港，为什么又要跑回来呢？未免有点可惜吧了。 混天度日由于“就业无期”，在就业队里，人是灰溜溜的，日盼夜盼，也不过盼望过年，好回家探亲，快乐几天而已。我在机修车间工作已多年，情况都很熟悉，反正与劳改队一样劳动，搞钳工划线，也搞过车间调度等工作。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是十分紧张的。晚上还得集体学习两小时，可以说从早忙到夜，也就这样胡里胡涂地过日子，混天度日而已。 我从小就喜爱音乐，平时按照自己的兴趣，也喜欢唱唱歌，学习作曲，工余之暇，打打羽毛球，锻炼身体，也颇有趣，反正就是这样去消磨时光。 星期天，就业人员可以出厂了。于是就跟老姜一起到武汉市去逛逛马路，然后到徐太兴家里玩玩扑克，直到傍晚才趁厂车回厂。徐太兴刑满后因工作需要，要他留厂就业，继续担任化验室工作，给他以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但政治上不是干部，不是职工，他没有帽子，还是个低人一等的就业人员，这是极不公平的！他57年刑满后，把妻子和女儿从广西接到武汉来，妻子在学校教书，后来又添了个小儿子，一家四口倒也过得愉快。所以我和姜两人星期天常到他家里作客，他的妻子也异常好客，陪大家一起玩扑克，连他的女儿也喜欢这些有文化的叔叔。老徐也深知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同志的苦恼，常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的家啊！”所以我们到老徐家里，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星期天我们到附近的农村或蔡甸镇去走走，天冷时候买半只或一只杀好了的狗回来，然后大伙烧来吃，你一份，我一份的，十分热闹。湖北省像个山窝，一热热到40度，一冷冷到0下几度，所以冬天大家都喜欢吃狗肉，又叫香肉，吃得暖烘烘的。就业生涯就是这样胡里胡涂的度过。 大动乱中共政策越来越左，“三面红旗”之后，人为地造成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自从苏联赫鲁鲁晓夫大揭斯大林的反动底子，苏中两党的矛盾公开了，苏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的“公开信”，中共中央公开批评这封“公开信”，从一评至九评，你骂我修正主义，我骂你修正主义；你骂我托洛茨基主义，我骂你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开展了反右运动，继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反“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学校停课，工厂停产，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国一切机构、工厂企业的群众都把“走资派”的头头揪出来批斗，红卫兵任意去抄家、抓人！全国陷入空前的大恐怖、大动乱中！ 那时候监狱当局生怕劳改犯越狱逃跑，重兵把守。监狱的干部和群众也把党委书记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批斗，有的干部低着头扫街，劳改犯人看到，莫不暗地好笑，自己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活该”！就业队里也搞运动，批判那些说怪话的人，例如有人说“这么多蚂蚁”，人家揭发他污蔑红卫兵，于是要大家斗争他！与社会上一片混乱相比，这里的劳改队和就业队就好比锁在保险箱里一样，没有红卫兵去整他们。 文化大革命那些日子，我回家探亲，也得手捧《语录》，火车站上由红卫兵指挥排队念语录，然后上车。红卫兵可以到全国串连，乘车趁船不要钱，有的地方甚至供应住宿，所以火车上都挤满了人，都是一些十来岁的学生，两个人的座椅要坐三个人，连座椅下面、行李架上面都睡着红卫兵。我从上海趁船回武汉时，轮船上也是这样，一张床要睡两个人，地板上都睡满红卫兵。红卫兵满天飞，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他们的神，大搞个人迷信，红卫兵到处抓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活活被整死活埋。这场由毛泽东亲手掀起的大动乱，足足搞了十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得中国经济破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百万红卫兵，后来由毛泽东一声号令：“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只好不去读书，被赶到农村种田去了。 牛鬼蛇神罗真57年回到上海起先做临时工，后来才升为长工。罗的转正，与她隐瞒被捕的历史有关，那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如果厂方知道她是个“劳改释放犯”，就肯定不会转正了。但隐瞒也是暂时的，58年开始“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她再不能瞒下去了，只好作了交待，当时还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不予追究。但到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她被列入“另册”，成为“五类分子”，有一次要把她遣送到农村去，她没有家乡，从小就在城里，一个女子如今要被送到千里迢迢的西北边陲去开荒，这是什么世道啊！幸而工厂要生产，需要技术工人，才把她留了下来，没有去成，逃过了一次灾难。听说那些被强行遣送去云南开荒的人，十之八九有去无回的。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了！她作为“牛鬼蛇神”又被揪了出来，“打倒反革命”的大标语、大字报贴在厂里，贴到家门口，惨遭批斗，不是几天、几星期，而是了无时日，批斗别人时也要她陪斗。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每天除了繁重的劳动外，还要她交待罪行，检讨批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厂里给她做最坏的机子，却要织出优质高产的丝绸，否则就是破坏生产！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她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她再也支持不住了，几次昏倒，后来发现舌头上长了一颗黄豆大的东西，起先到地段医院看病，只开了一些消炎药服用，后来病情恶化，到大医院去切片检查，才知道她已不幸患了舌癌！那时候医院还不知她是“牛鬼蛇神”，及时给她切除了淋巴腺，进行电疗，抢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否则更不堪切想了！从此以后，她长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放过这个身患绝症的女子，还是要她屈辱地每天跟其他“五类分子”一道去扫街！ 与罗真一样被判五年提前释放的同案人，回到社会上到了“文革”时期，统统又成了“牛鬼蛇神”，重新被揪了出来，惨遭批斗！出狱后妻离儿夭的陈景光，从合作社调到农场，“文革”时作为革命两派斗争的磨心，以致身残，遣送回乡，不久含冤死去！原广州电厂工人工程师李唐夫妇57年被释放后，在合作社惨淡经营几年后，到了“文革”又把他们作为“牛鬼蛇神”赶往农村，农村不收，赶来赶去，被折磨得好惨，没过几年，两夫妻双双离开了人世！广西大学毕业的骆春柏，在“文革”时竟然又被判刑十年！上海的俞益敏出狱后在反右运动中又被“劳教”八年！…… 株连九族罗真的不幸，还“株连九族”：她的弟弟，原来开小裁缝店的，因罗真托他为《青年与妇女》杂志在邮局开户盖了个图章，后来几个小裁缝店合并为一服装厂，“文革”时就把他弟弟打入“五类分子”，戴起“坏分子”的帽子，挨批受斗，被管制多年！他弟弟已做好了棉衣，准备到北大荒去劳改了。被管制后每天下班还要打扫厕所和工场卫生，别人升级加工资没有他的份，弟弟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饥寒交迫。罗真深以为歉，自己受罪，万万想不到还要连累家人，那时每月32元工资，总是送弟弟10元，寄广东公婆10元，自己只留下12元使用。 更有更出乎意料之外的，连她的妹妹也受到株连！罗真回沪后，她妹妹介绍她进厂做临时工，但与托派毫无关系的，也借故说她对徒工态度不好，被遣送安徽什么地方去“劳教”四年！妹妹有两个小孩，也只好寄养在老工人家里，好好一家人搞得妻离子散的，罗时常到老工人家里看望两个小孩，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的关怀备至。 本质问题在漫长的劳改、就业岁月中，我也常看马列主义的书，不断进行反思，中国托派的革命主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为什么未能领导革命胜利呢？主要是由于她坚持在城市团结、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而城市恰恰是蒋介石的据点，实行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不容革命党人有活动的余地，因而托派组织累遭破坏，无法进行工作，但始终未能及时改变策略，而中共则及时转移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终于消灭了蒋匪帮，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也想到，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要斩尽杀绝而后已，难道这仅仅是“政见不同”吗？不，这里有个本质问题，斯大林之所以反托，是他代表官僚特权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和平共处”，“保卫苏联”；而托洛茨基要实行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摘掉帽子我十年劳改，刑满后又戴帽九年，到了1970年才摘帽。那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上帽子乱飞，帽子有“地富反坏右”五种，又称“五类分子”，戴了帽子，就是专政的对象，就要受到管制，处处受到监督，而且劳改有期，戴帽却是无期，不知道要戴到什么时候，上头说摘就摘，上头不给你摘就一直戴着。这种无法无天的刑罚，世界上是没有的！ 我被摘掉“反革命”帽子，应该说已恢复了公民权，可以回到上海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可是不，我还是个“就业人员”，还得留厂就业，继续改造！虽有公民权，但还是个受管制的二等公民！还是个失去自由的“公民”。老姜也差不多同时摘了帽，还是一样要继续留厂就业。 在厂里还是做一样的工作，拿来一样的工资，晚上还是一样的“改造思想”。我搞统计和车间调配，有时附近的砖瓦厂机器坏了要维修，干部忙了，就由我带两个可靠的犯人钳工去修。机器修好后，砖瓦厂就弄些小菜请我们吃一顿饭。有的犯人患病，必须到市里的大医院开刀，也找我到医院陪着。明知道这个犯人不会逃跑，所以搞这个工作也颇轻松。一般犯人是不会逃跑的，平日厂里如果发现犯人逃跑，立即拉响警报，声震四郊，周围农村的民兵和老百姓闻声进行搜索，干部奔赴车站码头，所以无有不被抓回来的。被抓回来的逃犯，当即被拳打脚踢，几乎打到半死，还得重重加刑！所以人们都不愿走这条绝路。 我被摘帽后，总算有个红彤彤的“工作证”了，探亲假回家时，也不象戴帽时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了。但我摘帽后，罗真却还未摘帽！她五年刑满释放回家，本来是没有帽子的，“文革”时又给她戴上了。我脱帽后两年她才摘帽，真不晓得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啊！ 上海郑超麟等一批无期或未判的托派，1972年9月28日被宣布释放，却马上又收回释放证，把他们送到农场和玻璃厂，改监禁为管制，各人一间居室，六人一个院落，不许与外人接触，每月发给工资。直到1979年6月5日才宣布恢复公民权，6月底迁入石泉路新居。那时候“拨乱反正”，我在就业队听到刘少奇平反消息中，有郑超麟的证词，证明刘少奇不是工人阶级的“内奸”、“工贼”，郑超麟的名字上面，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衔头。我当即写信到上海政协郑收，问他是否已经平反？郑超麟回信说，1952年托派“反革命”案迄未平反云。 三十二年摘帽之后又挨了十一个年头，我才被批准回到上海去定居！那是“拨乱反正”年代，我的姐姐在美国，为了让弟弟好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多次写信到华侨事务委员会去，请求帮助。那时候，毛后的中国已改革开放，欢迎外国投资，对华侨工作十分重视，经过侨委会的努力，才于1983年批准我回上海报入户口。 我刑满后留厂就业21年之久，到1983年已63岁，但离厂时还得不到退休劳保待遇，每月只拿到人民币21.5元生活费，没有医疗费！这点子生活费，仅够每天吃两餐稀饭菜，生病完全靠自费，留厂就业21年，由于努力工作，几乎年年都评为积极分子，受到奖励，但多年的努力，结果却是一场空白，到老了连退休劳保都没有，今后的晚年生活叫他如何度过啊！年青时参加革命，与当局政见不同，就一辈子站不起来了吗？这是什么王法？这是什么世道啊！ 我1952年被逮捕，劳改10年，留厂就业21年，失去自由31年，连同前两次被日伪和国民党逮捕，共失去自由达32年之久！我的一生有半世是在地狱中度过的！ 望穿秋水《聊斋志异》中有“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潜潜泪似麻”句，来形容罗真等了我31年的情景太恰当了！1962年刑满后，我虽然每年春节都回家探亲，但匆匆忙忙，住三几天后又得赶紧回厂，几乎连话都未曾说完就走了！罗刑满后回到上海，“文革”风暴来临，她又惨遭批斗，结果患了舌癌！从此长期病休在家。长期以来，我们分居两地，千里迢迢，我不能照顾她，她身旁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妈！这些惨绝人圜的日子，她还是忍泪吞声地度过了。前几年她妈去世后，她一个人独居，她患病时就是住在她三姐家里的。如今总算把我盼回来了，她真是高兴若狂！姊妹们也都为之欣慰！31年前当我们双双被捕时，大家还是个中年人，如今都已两鬓灰白，“少小离家老大回”，已是个六十多岁无所作为的老年人了！我们半世坎坷，后半生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我没有劳保，每月只拿到一点子生活费，今后如何生活下去？回到上海后真的恢复自由成为公民了吗？1952年的“托派反革命案”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平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