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二章 联盟向巴黎开火。建立中央委员会。梯也尔下令进攻


  “有人认为国民议会威胁着共和国。我的先生们,当暴动爆发的时候,国民议会已先通过两种行动表明了它的政治立场:选出了政治首脑和通过了共和主义的内阁人选”(这是正确的!许多代表从席位上这样强调说)。

  拉米(左派中央党)在1876年5月18日会议上反对大赦的发言。



  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用组成联合总部回答了地主贵族的全民选举,用巴士底前面的示威游行回答了保皇党人的威胁,用3月3日的决议回答了废除巴黎首都地位的建议和任命奥雷尔的侮辱行为。被围困的危险未能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国民议会却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了。绝大多数巴黎人都十分愉快地看到怎样组织起共和国的新军队来。当内政部长皮卡尔在3日诬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和号召“一切善良的市民”阻止犯法的示威游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行动。这种加之于罪的控告毕竟是可笑的。委员会是完全公开成立的,它把自己的文告送给报馆,而且仅仅举行了一次为了拯救巴黎免遭灾难的示威游行。第二天,它声明说:“委员会不是秘密的,它是自由人们的全权代表的聚会,这些自由的人们致力于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的团结。它的会议记录一向都是签名的。它以蔑视的态度驳斥了把招致掠夺和发动内战的罪责加在委员会头上的—切诽谤。”3日当选的人们在声明上签了名。

  联盟的领导者马上看出了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共和派的军队日复一日地用武器,特别是用大炮充实了自己的武器库。现在,意大利栅栏、圣太田郊区和蒙马特尔高地已经有十个地方布置了大炮。一张红色的文告报道了国民自卫军联合总部中央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且号召市民们在每一个区里组织营和团的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行动的统一和时间的一致上可以推断出中央委员会的异常严密的组织工作。如果不是很快地遭到了打击,再过几天,人民的武装就组织完备了。

  联盟的领导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敌方的高度勇敢精神。1月22日的胜利,使他们头昏眼花了。他们相信自己报纸的报道,相信国民自卫军的怯懦,相信杜克罗的吹牛。杜克罗在办公厅里发誓永远憎恨蛊惑家,照他的说法,如果没有这些蛊惑家,他似乎早就可以胜利了。反动派的吹牛将军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能够吞没巴黎。

  行动是按照僧侣阶级的全部技巧、计划和纪律进行的。对君主人选有不同意见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接受了梯也尔的妥协建议——在政权中居于相等的地位,也就足所谓波尔多公约。只要一谈到进攻巴黎,他们就无论如何不会有分歧的意见。

  在3月初的几天里,外省的一些报纸同时开始大肆指摘巴黎的纵火和掠夺。4日,在国民议会办公厅里突然散布了—个谣言:爆发了一场暴动,电讯联络被切断了,维努亚将军已经撤到左岸。已经散布出这个消息的政府[1],赶忙派四个区长为代表前往巴黎。这些代表于5日到达巴黎,发现这个城市毫无动静,甚至很明朗[2]。聚集在内政部长那里的区长和副区长证明这座城市是安静的。但是,皮卡尔(莅无疑问,他是知道真相的)说道:“这种安静只是表面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极端保守派瓦特连宣称:“我们擒牛必须抓牛角,逮捕中央委员会。”

  右翼没有一天不讽刺这个“牛角”。他们象下冰雹似地辱骂和讥笑巴黎及其代表,并不断挑衅。当巴黎的几个代表罗什弗尔、特里东、马隆和兰克因为使祖国丧失元气的投票而退出议会的时候,人们向他们欢呼:“一路平安!”当维克多·雨果为加里波第辩护的时候,他受到了吹口哨的嘲弄。当德勒克吕兹提议控诉国防政府成员的时候,没有人理睬。茹尔·西蒙宣称:他要维护反对结社的法律。10日,缺口被打开了,他们决定不再以巴黎为首都,国民议会要在凡尔赛召开。这就促成了公社的诞生,因为巴黎不能同时没有政府和市行政机关。找到战场以后,人们就摆脱了绝望的境地而建立起一支军队来。政府早先决定只给那些要求发饷的国民自卫军发饷。国民议会颁布了一道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凡在1870年11月13日到期的期票,都可以在3月13日,即在两天以内提出要求支付。在这方面,杜弗尔顽强地拒绝任何让步。尽管米里哀尔提出紧急劝告,但是,国民议会却废弃了关于六个月以来欠缴的房租的决定。因此,有二十万到三十万工人、小商人、造型工人和小作坊主(他们已经耗尽自己的钱财了,并且因营业继续停滞仍不能有任何收入)只有指望房东的仁慈、忍受饥饿和破产了。从13日到17日,有十五万张到期的票据拒绝支付。最后,右翼迫使梯也尔宣称:国民议会会址移到凡尔赛去,“就可以不必害怕暴民上街了”,并且以议员可能在20日到达凡尔赛而迫使他尽速地行动起来。

  奥雷尔企图改造国民自卫军,他宣称:为了肃清国民自卫军中的坏分子,他要使国民自卫军服从铁的纪律。他在一道日令中说,“我的首要任务是尊重法律和私产”——只要资产阶级一掌握政权,这就是它的永远不变更的要求。

  参议院的另一个议员,也表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7日,维努亚用十法郎的周济金遣散了两万一千名塞纳的别动队员。11日,也就是在他们宣布不再以巴黎为首都和发布了危险性命令的那一天,维努亚封闭了六家共和派的报馆,其中四家是:《人民呼声报》(Cri du peuple)、《口令报》(Mot d’Ordre)、《度申老头报》(Pere Duchesne)和《复仇者报》(Vengeur),它们的发行量是二十万份。同一天,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判处了10月31日案件的被告,有好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包括弗路朗斯和布朗基。这三件事震动了全体人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革命者。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都是敌视巴黎的波尔多国民议会,对于全国人民说来,无异于一个外国统治者。在商业区、郊区,甚至连每块石头都发出反对它的呼声[3]

  短暂的犹疑结束了。许多夭以来,十八区的区长克列孟梭就策划着阴谋,要把大炮交出去,他甚至还物色到了一些准备投降的军官。各营提出了抗议。12日,当奥雷尔派来他的拖炮的马匹时,国民自卫军拒绝交出大炮。皮卡尔竭力设法把库尔梯召了来,威吓他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简直是拿着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于是获得了他的半吞半吐的应允。因此,库尔梯被开除出了委员会。

  从6日以来,中央委员会就在科尔德利开会。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独立的,不从属于设在这里的三个团体,但是,从会议地点的名称增加了它的威信。中央委员会使营长杜·比桑的阴谋落空了,这样中央委员会就表明了自己的锐敏政治目光。杜·比桑原是一个海外驻军的军官,他主持这个阴谋,正在和营长们一起策划自上而下地建立另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派了它的三个委员作为代表到这个新的组织里来,他们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营长巴尔贝列表现得非常难以接近,而另一个营长法耳托却鼓舞了会议,他宣称:“我要到人民中去!”10日,即在代表大会的那一天,实现了合并,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周报。在周报中,中央委员会说明了最近几天的事件,对奥雷尔的任命和库尔梯的事件,并且十分正确地指出:“是这些事件使我们处于目前这种情况。反民主的报纸的一再攻击向我们表明了,政府的威胁也证明了:我们是抵挡一切试图推翻共和国的作法的中流砥柱。”人们要求代表们赶快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接着起草了告士兵书,其中写道:“士兵们,人民的儿子,我们要伸出手来拯救共和国!国王和皇帝已经把我们害苦了。”第二天,新来到的卢瓦尔军队的士兵们聚集在红色的公告前面,公告上有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姓名和地址。

  革命力量已没有报纸,于是它就利用文告来进行宣传。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色彩不同和观点各异的这类文告。弗路朗斯和布朗基已经被缺席判刑,他们的抗诉书贴出来了。在与人民友好的各区里都已宣布成立了基层委员会。第十三区已经由翻砂工人杜瓦尔担任领导,这是一个冷静而又非常有魄力的青年。罗捷街的委员会已经下令在自己的大炮周围挖掘壕沟,并且命令日夜守护大炮。所有这些委员会都撤销了日令,并且事实上执行着国民自卫军的命令。

  无可争论,巴黎愤怒了,这是一种强烈的激昂气氛,代替了围城时期的萎靡不振。巴黎这座迫于饥饿和贫困的城市,已经不再考虑和平和自己的业务,它把自己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共和国上。15日,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沃克斯大厅开全体会议,虽然维努亚已经下令逮捕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但是中央委员会并没有介意。它代表着二百一十五个营,加里波第被选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有一个发言者使会场活跃起来了,这个人就是留尔耶,他是老海军军官,看来好象受过军事训练,是个酒鬼。他——当他不是喝酒喝得迷迷糊糊时——也有过真能把人迷住的清醒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上校炮兵司令。然后发表了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单。委员约共三十名,因为还有好些区没有来得及投票。这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此后它就在市政厅召开会议。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很多是原委员会的委员,另外一些委员也都是没没无闻的人物。他们来自人民各阶层,即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过去只是在国民自卫军的家庭会议[4]和各自的营里有名。

  但是,没没无闻又有什么妨碍呢?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党的首脑机关,它不会建立任何乌托邦。一种很单纯的思想,即仅仅是因为害怕君主专制制度,使所有这些营队团结起来。国民自卫军是作为对付政变的保安机关而建立起来的,因为只要梯也尔和他的代理人一谈到共和国,那么他们本身的历史和国民议会就会使他们高呼:“国王万岁!”中央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哨兵。空气是阴沉的,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国际召集了社会党人的代表,并且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人发表进攻的意见,或者仅仅是提到这种意见。中央委员会明确地宣布:人民绝不放第一枪,但是,一旦遭到进攻那就要进行抵抗。

  15日,梯也尔以进攻的姿态出现了。他早就看出巴黎—定要发生一场残酷的战斗,不过他想等待时机,以便悄悄地用选拔出来的缜密地远离巴黎人控制的四万名士兵夺取这座城市。这个计划被一个将军泄露了。在这个时期,军队只剩下一小部分了;在投降时被解除了武装的二十三万人(绝大部分是别动队员和复员军人)都已尽快地被逍散回家了,否则他们只能增加巴黎的兵力。别动队、水兵和常备兵为了建立一个共和联盟,已经和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维努亚只剩下了普军所许可的一个师和三千名城市警备队或宪兵,总共约有一万五千人,编制非常混乱。勒夫洛虽然从卢瓦尔和北方军队中调给了他几千人,但是这部分军队不仅来得很慢,而且几乎没有干部,同时也疲惫不堪厌倦兵役了。在维努亚举行第一次检阅的时候,他们就几乎哗变。人们使这些军队毫无着落地在城市里四处徘徊。巴黎人援助了这些军队,在他们在营房里几乎冻僵的时候,,妇女给他们送来吃的东西和温暧的被子。17日,政府实际上所掌握的军队只不过还有二万五千人左右,而且这些军队既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秩序。此外,各城郊还把这二万五千人中的四分之三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怎么能用这支军队解除十万人的武装呢?而要夺取大炮,就必须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巴黎已经学会了作战。“如果别人先来夺取我们的大炮,那么他们也就还要夺取我们的枪支”,人们这样一个一个地传说着。联盟绝不愿意过问这件事情。梯也尔刚一来到,他就被强求和敦促着采取行动。必须尽快地对溃烂的地方开刀。为了挽救自己企业[5]的商人们(毫无疑问,是要发动战争的商人)向梯也尔宣称:“如果您不把这帮罪犯消灭掉,任何金融业务都无法开展。”所有这些人都表明夺取大炮是全部活动的基本条件。

  实际上,大炮几乎是无人看守,因为国民自卫军知道它们是安全的。只要政府试图夺取大炮,那怕是只夺取一百七十门大炮中的一门,人们只需把马路上的石头掘起五十块,就可以粉碎政府从窄狭而陡峭的蒙马特尔马路上搬走大炮的阴谋。巴黎在这里,谁敢来夺取大炮!16日,当宪兵到佛日广场上来搬走瓦特连所应允的大炮时,就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国民自卫军从四面八方冲来,把大炮从炮车上卸下,图尔内勒街的小市民们挖掘了马路路面。

  进攻是不合理的,因此巴黎严格采取守势。但是,梯也尔既没有看到各阶层对他的厌恶情感,也没有看到城郊的阴沉激愤气氛。这个侏儒一生都被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被一个麦克马洪牵着鼻子走),他迫于20日的期限[6],受茹尔·法夫尔和皮卡尔的怂恿(法夫尔和皮卡尔认为革畚者自从10月31日事件失败以来,再不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了),加之自己利欲熏心,他要扮演一次波拿巴的角色,于是手忙脚乱地走上了冒险的道路。17日,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没有估计自己和敌方的力量,没有通知区长们——皮卡尔曾经明确地答应区长们绝不采取暴力行动——他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听从资产阶级各营营长的意见[7],连逮捕中央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都办不到的政府就下令要运走全巴黎所保护的二百五十门大炮[8]




[1] 勒恩省府向政府拍发了以下的电报:“目前在巴黎有一桩罪恶的暴动组织起来了。我已派遣军队到那里去,但仍然效忠的巴黎国民自卫军以及集结在那里的其他正规部队联合起来,我希望把这种令人增哼的阴谋镇压下去。”

[2] 仍然留在巴黎的茹尔·费里于5日给政府的电报说:“虽然有些充满不幸的消息,但是,从来没有比这个星期日更平静地度过的了。群众仿佛无事地在阳光下散步。我不再相信危险了。”

[3] 茹尔·法夫尔写道:“在巴黎进行国民议会的投票是非常不利的。不仅在宣传鼓动者中间,就是在居民各阶级中也都表现出同样的看法。任何人在这里都要遭到辱骂和威胁。人们到处重复说:这是保皇党政变的第一幕,国民议会想要推举一个新的国王,而且它很清楚地知道,它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它企图避开反对者的耳目来实现这一企图。”

[4] 家庭会议在这里指国民自卫军自己选举产生的机构。——中译者

[5] 有些交易所投机家认为有六个星期的战役,就足以把他们赖以生存的投机事业恢复起来,他们说:这是一个必须摆脱的倒霉时期。有一万五千多人一定要遭到牺牲,然后天空就会晴朗,商业也会再繁荣起来了。《关于9月4日的调查》,梯也尔,第1卷,第9页。

[6] 这一天是凡尔赛国民议会应该开会的日子。——德文版编者

[7] 晚11点钟左右,奥雷尔召集了四十个亲信,并且问他们的营队是否愿意出动。他们全都声明,不能指望他们营里的士兵。《关于3月18日的调查》,第2卷,第435、456页。

[8] 梯也尔在他的关于3月18日的调查中提出了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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