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经济改革在东欧的必要性


2.1 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
2.2 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
2.3 斯大林模式:从经济的发展形式到经济发展的桎梏
2.4 历史潮流：从抽象到具体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东欧变局最终缘于经济问题，但与温辉的讲法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中间经过很多层次的转折。
　　本章首先论述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和分析这模式的体制性局限。跟着就东欧的具体情况，分析是在什么条件下，这模式对东欧二次大战后首十五至廿年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且在什么环境底下，这模式的消极作用终于凌驾其积极作用（虽然这不表示经济增长会马上停顿），迫使东欧进行经改。最后论述最终的经济问题怎样经过中间多个层次的转折导致变局的发生，从而给予“历史潮流”这个抽象的讲法以具体内涵。

　　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


　　国家介入经济，非苏联模式的专利。自十九世纪末叶，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形态被取代。即使经过戴卓尔十一年统治，英国也没法将历史倒流。[81]
　　为了战争需要，德国在一次大战期间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建立军事垄断资本主义（一些德国社民党人称之为所谓“军事社会主义”）。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把资源集中起来，统一配置，这是命令经济的第一个典范。
　　德国的经验有很大启示作用。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解救俄国因大战而陷入的极端险况的唯一办法。[82]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赢得内战，也得力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
　　命令经济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奥·兰格（OSCAR LANGE）便曾这样说：
　　“广泛运用超乎正常的经济强制手段之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及管理办法，不是社会主义（按：即苏联模式）的特征，而是战争经济的特有手段。”[83]
　　德国的希特拉模式及日本的东条模式都是为了备战和作战的需要而建立的。
　　斯大林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在和平时期通过国家垄断来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84]一些资本主义发展得迟的国家，不想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并希望赶上先进国家，纷纷把斯大林模式视为金科玉律。
　　二次大战后，东欧各国经济千疮百孔。所有政党一致同意国家垄断是唯一出路。例如，捷克在1948年2月共产党政变前，超过六成工业已被国有化（按就业人数计。若按产值计，比率会更高。见第廿八章）。1947—48年度的计划委员会，由各党派组成，主席是一位工业家。[85]

　　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86]，建立社会主义需以消灭价值为前提。这涉及在主要生产部门以劳动时间作为经济计算尺度。1920年期间，一些俄国经济学家曾对如何把这种计算方法付诸实践，作出过研究。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1921年3月）令这项研究不了了之。
　　不消灭价值，就只有以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为经济计算尺度。价值是一个不能观察到的数量。[87]而价格需要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才能达到表现价值的水平。因此，计划价格是一个内在矛盾的范畴。一方面无法知道商品的价值，另方面却又取消市场，结果是计划价格与价值背离，不能形成一定关系。
　　经济计算尺度是资源配置的根据。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需要转化为价值，再而间接通过价格来发挥这个作用。[88]不能表达价值关系的价格体系对资源配置的效益起有负面作用，造成社会劳动浪费。[89]
　　所有苏联模式国家的经济学家都面对以上矛盾。在不知道产品价值的情况底下，他们无法设计出一个比市场价格为优胜的相对价值体系。但计划经济又要取缔市场。于是，他们只能试图以降低成本的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益。但这些成本却又需要以计划价格为依据。换句话，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再者，计划价格使评核企业经济效益无法进行。在市场经济，利润是量度效益的尺度。但在以计划价格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个企业可能实际效益很高，但由于产品的计划价格订得低，却反而要亏本。换言之，企业的赢亏不由自己控制，完全视乎国家的订价政策。既如此，银行贷款亦缺乏评核标准，所以也只有根据国家的指令进行资金调拨。
　　计划价格令企业不能掌握自身的盈亏，使它们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竞争，从而体制性地破坏企业的效益。这种情况使科尔奈得出举世闻名的短缺经济的结论。[90]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内在矛盾的制度。它不消灭价值，却又要像经已消灭价值一样实行计划经济。于是产生了计划价格这头怪胎。计划价格没有、亦不能打破价值规律（例如，总价格仍然相等于总价值，只是个别价格与价值不规律性地偏离），但却严重干扰价值规律的运作。这种干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发生[91]，但程度有异，在斯大林模式下最为彻底。出于这种干扰，很多衍生于价值规律的经济范畴，如货币、银行等，都无法发挥它们的正常功能。由此，斯大林本人及一些苏联模式国家的经济学者，曾把这些国家中的价值、商品、价格、货币、银行等，视作形式上的范畴，没有价值关系的实体。[92]
　　斯大林模式半步也未有踏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相反，它仍然植根于价值规律。它对价值规律进行的干扰无可避免地产生以上种种体制性的经济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济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减少对价值规律的干扰。换句话，必然是朝向把经济关系市场化。但这并不表示市场规律是不能逾越的自然法则。在一个以打破价值规律，而非对它进行干扰为前提的制度，任何可能产生的困难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在此情况下，经改的方向是如何完善以劳动时间为经济计算尺度，而非减低对价值规律的干预、非回头把经济关系市场化。

　　斯大林模式：从经济的发展形式到经济发展的桎梏


　　上述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东欧经济学家很快便亲身体验到。1954年，匈牙利经济学家大胆地对产品质量素低、浪费、缺乏创新动力等企业效益低的各种弊端加以公开评论，并提出改革要求。以奥·兰格1936—37年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乔·彼得（GYORGY PETER）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
　　但尽管上述体制性局限很快便显露出来，如前所述，在共产党执政头十五至廿年，斯大林模式对于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还起有积极作用，因而改革的压力不大。理由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期，东欧各国经历着粗放发展（EXTENSIVE DEVELOPMENT——“粗放”为国内一般译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工业化时期，重点在建立基础重工业如钢铁等。这类工业的生产方式、所需的资源等投入产出各方面的技术知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大致定型，变化比较少。统一的资源调拨对发展这些工业所起的正面作用，掩盖了苏联模式上述体制性弊端所起的负面作用。这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是扩大这些工业的规模。
　　踏入六十年代中叶，基本工业化完成，东欧进入集约发展（INTENSIVE DEVELOPMENT）阶段。粗放发展期间，大量劳动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初步解决了劳动力供应问题。但出于人口增长率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便出现劳工短缺。于是，提高生产效率便成为首要课题。
　　劳工短缺迫使东欧各国把工业转型，提高技术水平，以减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二次大战前，东欧各国作为西欧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向以出口农业产品为主（捷克是例外），工业发展受到限制，技术水平大大低于西欧。现在，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必须从西欧进口高科技生产资料。以前，出口在东欧各国属于一个“剩余”（RESIDUAL）范畴。即是说，在计算各主要产品的内部供求差别后，才把“剩余”的产品用作出口。现在，由于要输入高科技生产资料，对西方的出口便变得份外重要，上述消极的出口政策便需要改变。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亦开始把东欧推向西方市场。（这点我们在论述苏联变局时会有所分析。）
　　增加对西方出口[93]表示，出口企业要在受西方支配的世界市场竞争。二次大战后，共产党在东欧执政，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操纵，进行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发展（东欧陷入苏联的控制是另一个问题，不关眼下的讨论，而这种控制也不影响东欧的工业化，属于自力更生做法的这点）。自力更生的发展，往往跟参与国际分工的要求互相矛盾。所以，在竞争方面，很多东欧产品有这种缘于历史因素的缺陷。加上西方国家对东欧出口诸多限制，这种竞争更是对东欧不利的不平等竞争。平等竞争对技术水平较低（西方的“微型软件”革命更加把这个差距拉开）及受上述历史因素拖累的东欧已是吃力的事，不平等竞争就更之然了。为提高货品在西方市场的竞争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贸易及价格补贴。这对政府财政是沉重的负担。因此，东欧各国都面对提高企业效益之巨大压力（留意：影响范围不限于出口企业，因出口企业的原料为其他企业的产品）。
　　另方面，基本工业化完成后，大力发展轻工业便提上日程。由于轻工业产品属于消费资料，所以不民主的、依靠长官意志的资源配置便出现很多问题。产锁脱节、结构失衡或比例失调的情况，经常出现。
　　基于以上各点，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弊端的负面作用便愈趋突出，造成进行经改的巨大压力。

　　历史潮流：从抽象到具体


　　东欧巨变显然有着超越国界的历史因素，但如上一章指出，“历史潮流”这个提法有待具体化。
　　东欧一向落后于西欧。前面分析，粗放发展期间，苏联模式的积极作用掩盖了它的消极作用，令东欧的经济发展优越于过去，并与西欧看齐。踏入集约发展阶段，问题便接踵而来。苏联模式的体制性局限、一向相对落后的历史包袱、自力更生发展的反效果，全部汇聚一起，为东欧带来极端的困难，令它在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节节败退，迫使它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
　　东德于1963年实行“新经济计划及管理体制”，成为率先发动改革的经互会成员。（有关为什么东德会成为首个进行经改的国家，见第廿八章。）两年后，苏联、波兰及保加利亚相继进行改革。1968年，捷克亦全面投入改革浪潮。翌年，罗马尼亚也被卷入改革运动。但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使各国的改革纷纷剎车。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自1968年以来，它是经互会中改革得最彻底及执行改革最稳定（虽亦有反复）的国家。这有着客观因素。匈牙利非常缺乏资源，格外依赖进口原料，所以受踏足西方市场的压力最大。[94]波兰的强大工运令波共政府难以提高剥削率，更相反需要安抚工人阶级，以高消费来换取政治稳定，从而一方面削弱波兰出口的竞争力[95]，另方面使从西方的进口不断标升（波兰农业很失败，没法满足国内消费需要）。由此，六十年代末叶扩大与西方市场接触后，贸易从基本平衡发展到庞大赤字，外债迅速累积。[96]八十年代的急剧改革就是这种环境迫出来的。以上当然把匈牙利及波兰的经济危机的形成简化了。例如，波兰倚重机电工程的工业结构严重制约着它对西方出口的能力。下文会就这些情况作出详细的分析。笔者在这里希望指出的是，即使同样是踏入集约发展阶段，东欧各国的具体情况也有分别，不能空泛地作出一些一般性的论断。
　　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东欧改革得最彻底、经济体制出现最大变化的经互会国家，成为整个东欧变局的两个突破口。
　　下一章分析，经改使社会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产生变化。随着经改深化，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便出现转变，加上其他客观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这终于导致匈牙利和波兰发生变局。两国变局加上同样缘于经济因素的苏联的新东欧政策，于1989年秋、冬触发东、捷、保、罗的突变。
　　可见，从最终的经济问题，即（西方）资本主义战胜苏式国家资本主义，到东欧变局的发生，中间经过多个层次的转折。没有这种具体分析，“历史潮流”这种提法，不独流于空洞及抽象，更往往充满意识形态味道（例如民阵的理解）。


注：

[81] 《经济学人》，1990年11月24日号。

[82]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

[83] 《1957年11月布尔格莱德演讲》，转引自基撤，同，页15。

[84] 当然，这些成就有很大代价。但不要忘记，西方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历史，同样是以火和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廿四章《所谓原始累积》）斯大林把英国几个世纪的发展，压缩在不到十五年内完成，自然也把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浓缩地显露出来。恩格斯上一世纪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表现出不能不令人佩服的历史远见：“由于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笔者按：当以欧洲而言），而它同时又拥有那么多农村人口……经济革命所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将较其他国家来得深刻及尖锐。这个过程……只能在可怕的苦难及震荡中、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完成。”（致丹尼尔逊的书信，转引自罗斯多思基（ROSDOLSKY），《资本论的创作过程》（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第2卷（伦敦，1989），页463—4）

[85] 基撤，同，页19。

[8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11，1975），页95—96；《哥达纲领批判》，载《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页8—13；刘荣锦，1987，第3节《什么是社会主义？》。

[87] 刘荣锦，1987，页53—57。

[88] 同上注。

[89] 必须指出，市埸价格对资源分配的高效益作用，是指在资本主义而言。由于市埸价格其实是偏离价值的生产价格（《资本论》第3卷第2篇），只不过这种偏离是有系统性的，所以，资源分配其实同样有不符真正效益的偏差，只不过这种偏差没有在市埸显现出来，换句话，是隐藏着的。再者，这种效益以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为前提（分配关系决定各类产品的需求），因此含有阶级性质，绝非所谓客观或属于自然规律的效益。

[90] 科尔奈，《短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亚姆斯特丹，1980）。另一些被称作“失衡学派”（DIS—EQUILIBRIUM SCHOOL）的学者对科尔奈的结论不表赞同。近月来（现为1991年2月底），中国老牌经济学家薛暮桥亦几番提出，中国近两年的市场疲软显示短缺不一定是定律，生产过剩同样可以出现。

[91] 刘荣锦，1987，页96—100。

[9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骆耕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1957）；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载《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等。

[93] 根据经济互助会议（CMEA）官方数字，经互会成员国对西方贸易占总贸易比例，从I960年20.6%增加到1975年30.3%。（尼·列亚什（REZSONYERS—匈牙利1968年“经改之父”），《匈牙利经济改革与政策之间的关系》（“INTERRELATIONS BETWEEN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载《比较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第7期（1985），页213）就匈牙利而言，可兑换货币进口占总入口比率从1968年31.3%增加到1974年50.6%，出口由28.7%升至44.2%。（保·马勒（P。MARER），《匈牙利外贸机制及表现，1968—1979》（“TH EMECHANISM & PERFORMANCE OF HUNGARY’S FOREIGN TRADE，1968—1979”），载夏雅尔、雷达斯及史云（P.G.HARE，H.K.RADICE & N.SVAIN）（编），《匈牙利：经济改革十年》（HUNGARY：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伦敦，1981），页180）波兰对西方贸易占外贸总额百分率从1970年三分一増至1975年近50%。（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2）

[94] 以1973年数字为例，匈牙利外贸总值相等于净物质生产86.6%。（夏雅尔，《匈牙利工业价格》（“INDUSTRIAL PRICES IN HUNGARY”）下篇，载《苏维埃研究》，第28卷第3期（1976年7月），页377）1968、1970、1975、及1980，出口总值顺序相等于净物质生产26.4%、39.2%、44.7%、及52.7%。（列亚什，同，页219）保加利亚贸易占国民收入比率比匈牙利更高，但经互会贸易占总贸易约八成，故情况不能与匈牙利相提并论（详见第廿八章）。
[95] 落后或较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往往面对一个矛盾的局面。世界经济一日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操纵，斗争往往令国家更加陷入经济困局。笔者指出这点的意思，当然不是认为这些国家的工人不应该进行斗争。但这是一个与本文无关的间题。

[96] 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2—493。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