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最初是城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一章最初是城市

↘从抵抗运动到重建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意大利，一九六〇年七月
↘穿条纹衫的年轻人从哪来？
↘“美国佬滚回去”
↘专业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一代
↘工人主义的起源：《红色手册》

从抵抗运动到重建

　　说实话，城市都不算特别大。在五十年代，米兰有一百一十万居民，周边地区要稍微多一些。工人社区与居民离城市中心比较近，很多时候工厂也是社区的一部分。生活在大楼间的空地和街道上进行着。时间从酒吧、社区的电影院和舞池里流过。
　　在相同的社会背景、青春期的情感纽带或者“街头帮派”的团结下，青年结成了一些小团体。而生活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工人的儿子将进入职业学校，成为“技术工人”；女儿进入商业学校，将来成为雇员；而资产阶级的子女会进入高等学校，以后接替统治阶级。在工厂中，工人拿着最低工资，却保持着最高生产率，这为“重建”的意识形态——它将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双方的计划结合在了一起——打下了基础。
　　意大利通过游击抵抗运动结束了战争和法西斯统治。一部分战士本来希望继续武装斗争，从“解放”走向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这一出路，选择与大工业定下协议，确保意大利在政党制度下，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恢复经济与生产。“被背叛的抵抗运动”导致战后立即出现了“红色机动队”^[1]这一武装组织，共和国战后三十年的历史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战后第一代工人拥有强大的专业能力与政治影响（他们全都来自北方，享有强烈的反法西斯文化），工作伦理是他们的价值观，工人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健康与生产的部分，腐败、无能又寄生的资产阶级则是他们的对立面。他们被困在工厂里，为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自豪，信任着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也相信工人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保证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抵抗运动以来的政治改良。但他们相信，实现民主进步（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和雇主的需要不可调和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也意味着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他们也准备好掌握社会生产。凭共产党的二百五十万成员和超过五百万张选票（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机的政党）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基础，陶里亚蒂^[2]才能够在遥远的一九四五年提出萨勒诺转折^[3]（以民主而非革命的路线夺取政权）。^[4]
　　马歇尔计划给大工业提供了巨额资金，一方面用于巩固美国信任的政府，另一方面用于指导和调节发展目标（例如，75%的工业资金被投入钢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米兰—都灵—热那亚三角工业区一直以来垄断钢铁业的局面）。
　　此外在五十年代末，工作伦理保证了最高生产率，工会的无能保证了最低工资，资本得以快速积累。为打入国际市场并增加国内消费，必须重建生产结构，使之同样成为一种控制手段，让工人和新的几代人对生活条件越来越麻木。为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引进流水线和配套的非技术劳动力，于是大工业加快了对工厂的控制。

1943年3月5日菲亚特十万工人罢工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毫无疑问，抵抗运动——从纳粹法西斯手上取得解放的战斗，同样也在社会思想层面上，为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革命改造、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带来了强烈的希望。在战后的头几年里，城乡的广大无产阶级通过自发斗争，表现出了鲜明反对资本主义的持续不断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做法与左翼政党的政策相矛盾。意共将“国家利益”提到首位，它应当由“进步”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为了恢复法西斯主义破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争取（倾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路线和经济制度。陶里亚蒂的看法是，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国内外形势下，共产党只能采取温和的行动来换取充分的合法性，这使党受制于资产阶级，被迫在中长期的时间内做出让步，以调整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因此，陶里亚蒂认为，“首先要对工人提出要求，无论他们在何处工作，都要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国家计划经济还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个人主动性都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事实上，这条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巩固资本积累过程。
　　当时的都灵菲亚特工业园区不仅是工人阶级最觉悟的地区，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下，主要政党也在那里活跃着^[5]。
　　在战争结束后的八个月中，菲亚特由民族解放委员会^[6]的代表进行领导。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离掌握生产就差一步，虽然生产还是由代表协调的。
　　从1943年3月的罢工传奇到之后的十年，菲亚特的工人阶级都大规模参加了带有强烈革命性的斗争。工人阶级听从了党的指示，感到了极大的挫败与无以言表的痛苦，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实行了重建计划，还完成了工厂自身的权力重组。工人本能地用行动表示拒绝：拒绝计件工作、拒绝加快工作节奏、拒绝等级制度与雇主的工作纪律。然而，工会和政党都接受了它们。都灵共产党的工会书记指责“结成非法小组的趋势……让我们没法解释我们国家的政治，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到底是谁。他们认为我们是莫斯科派来的，是奸细。党内有太多的工人主义。”工人的反抗尤其针对考核制度。在菲亚特和大量产业中，计时工作都遭到了反对。正从工人对资本加快工作速度的拒绝，以及对首次出现的作为“独立变量”的工资概念的拒绝中，我们发现了六十年代初群众运动的起源。它们是共产党无法容忍的阶级自发意识的最初表现。当时，都灵工人委员会在工会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意识》的文章，上面将它称为“只保卫个别利益的‘错误阶级主义’（有时也被定义为‘工人主义’）。”
　　1953年，在臭名昭著的工程师瓦莱托^[7]的领导下，菲亚特管理层对工人运动、金属工会^[8]与总工会^[9]的组织发起直接进攻。进攻从两个方向发起。在一方面，他们将整个工人阶级分为“建设者”与“破坏者”，极大限制了罢工的合法性；给“合作者”提供奖金（反罢工奖金）；威胁参与罢工就开除；还将恐吓与家长制结合在一起。再按照老一套，分发了几千本小册子，宣传服从公司利益的好处。另一方面，对更活跃的先锋队工会进行了系统性的排挤：赶走厂内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扶持“黄色”工会^[10]。
　　从1953年到1962年，菲亚特工人群众放弃了罢工。为了继续斗争，金属工会的几百名共产党员仍然坚守阵地，但他们受到孤立，基本只能在地下活动。在那些年里，公司管理层公开对参与斗争和罢工的人进行了报复：警告、罚款、停职、解雇两千名工会会员（大多数属于金属工会—总工会和共产党），还将另外四千名工会会员转移到“隔离区”（比如，零件车间就因此被称为著名的“红星”车间）。厂内营造了军营般的氛围：人员禁止离开岗位、工人群众被密集的控制网络（由“热心”的车间领班和监工组成）包围。到1953年底，厂里甚至还设立了由公司高管和监工组成的法庭，审判不守纪律的工人，再把他们解雇。
　　不仅是最进步的车间，整个工人阶级在客观上都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这使得如下信念在共产党内部产生并成熟起来：不仅在工厂里，只有动员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宣布党的决心、接受国际社会主义的经验，才能重新夺取工人阶级的主动权。这绝非偶然，总工会为1955年大选建立了厂内委员会（最终一败涂地），它在宣言中就提出要“把眼光放到厂门外面”。总之，党对工厂事务的无动于衷，导致了六十年代初“工人主义”的诞生，这是一个虽有局限却适应现实需要的新政治理论，围绕它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1960年7月的事件。

意大利，一九六〇年七月^[11]

达尼洛·蒙塔尔迪^[12]

　　十名工人在街头游行中被谋杀，“意大利社会运动”^[13]的代表大会推迟，各个城市的示威激增，法西斯支持的坦布罗尼政府垮台^[14]，更左的范法尼^[15]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取而代之。这就是意大利六七月里的故事……
　　这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吗？
　　看到这些就下结论是片面错误的，对于这一局面，需要提炼出比左派政党的说辞更深刻的东西。如今，一支新生力量走上了前台：他们是让资产阶级和左派政党都乱了手脚的，年轻的“大众工人”与学生。从传统政治组织中分离的团体为了传播并实践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观念所做的教育和宣传，已经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得到召开大会的官方允许后，七月的热那亚发生了运动。
　　允许法西斯主义者开会，无非是政府在为“意大利社会运动”对坦布罗尼的支持还礼，但事实不仅如此。对于政府而言，这也是对必须作为主体而行动的热那亚人民的试探。热那亚是全国最“赤色”的城市，毫不夸张地说，在陶里亚蒂遇袭后（1948年7月25日）的四十八小时内，整座城市都被前游击队成员和武装工人占领了。这也是一座经常无视工会领导指示而发起斗争的港口城市。因此，热那亚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它能为全国群众提供参考。政府在这座城市让法西斯开大会，为的是试探国家的温度，看看放开极右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而它并不担心会激起什么反应。
　　得到这种“经验”的政府，在1953年继续推行了合理化生产与强化国家的政策。它采取措施提高消费——提供信贷来增加销量，降低汽油价格——鼓励新的资本投资方向，促进公共生活的商品化，并通过私人、政治或公共机构控制工人。坦布罗尼政府自称是一个技术官僚的“社会休战”的政府，其实不过是更坚决一贯地执行上届政府的政策。
　　但是，无论是用“冰箱”^[16]还是教区进行控制，都无法阻挡阶级斗争。从1953年到1958年，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工会对它们进行了很好的协调与统一。1958年后，社会的紧张局势似乎已经减弱，但是，零星的、突如其来又暴力的运动在四处爆发：许多时候，北方收入较高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南方农民也发起了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占领了市政厅，还用石头招呼让他们冷静下来的代表。
　　因此，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没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但有艰苦的局部斗争，热那亚事件就是在当时发生的。
　　6月25日，学生、工人和青年组织了一场抗议集会，反对定于7月2日召开的法西斯代表大会。集会在一座广场上举行，码头工人和水手也聚集了过来。巡逻车鸣笛警告码头工人和附近厂里的工人，因为他们武装了铁棒和手杖，保护学生。这是头一回，不经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学生与工人“为了做一些实事”而形成了真正团结。只在合法性之内反对召开大会的左翼组织，它们只接受反法西斯的口号，提案要求政府中止大会。较为年轻的成员很快意识到了组织缺少的东西。6月26日，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代表团和两个小的反对派组织联系上了一些远离政治活动多年的人，他们曾在抵抗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在之后的几年里反对主流左翼路线。此外，学生们绕开了官方工会，直接找上了工人。
　　总之在6月28日，此前一直在协商的左派政党宣布将在6月30日于热那亚和萨沃纳举行罢工。在罢工筹备时，热那亚集结了一万五千人的治安部队。左翼组织举行了一场集会，共有三万人参加，一位社会党的代表由于他热烈的演讲、宣布放弃他的议会赦免权并“和其他人一起上街”而被带下场。官方左派最终决定不在6月30日挑起事端。同时“煽动者们”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学生、前游击队员、左翼反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这些人走到了一起，表明学生和工人采取了共同行动。

1960年6月30日，法拉利广场的冲突
　　总罢工导致了治安部队与抗议者（他们用石头、轴承和铁棍反击）发生了极为暴力的冲突。在抗议者中，最坚决、最暴力的是年轻人。工会和政党领导人试图缓和局面。为了安抚局面，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协会^[17]主席亲自下场干预。抗议者撤退了：大家都在感慨手上没有武器，要求前游击队员参战。第二天（7月1日），抗议的领导者失踪了，后续没有抗议计划，但又自发出现了骚动。为了遏制运动，总工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谈判正在进行中，法西斯的大会将被终止，抵抗运动委员会也威胁不向之后被捕的人提供支持。
　　6月30日，都灵举行了声援罢工。总工会制止了一些试图袭击警察的工人与学生团体。
　　7月2日，当局最后一次借助游击队协会平息动乱，但工人们已经下定决心，威胁说如果法西斯召开大会而不让他们行动，他们就会直接绕开自己的领导人。来自各地的武装起来的前游击队员和周围城市的年轻人，也都无视协会的指示来到了这里。
　　政府最终改变了主意。大会没有得到许可，法西斯分子也放弃了在别处举行大会的企图。
　　由于热那亚事件，左派政党考虑重新开展运动，以便于议会活动。它们到处组织示威活动。但是运动又一次脱离了他们的设想。7月6日在罗马，抗议者和警察进行了数小时的冲突。7月7日在雷焦艾米莉亚，警察开枪打死了五名工人。它导致了新的罢工，而这次罢工是全国性的。
　　7月1日在西西里岛，一名农业工人在要求加薪的游行中被警察杀害。7月9日在巴勒莫和卡塔尼亚，警察又开枪打死四名工人。
　　镇压与过激行为直接激起了反抗，坦布罗尼政府的日子到头了。他本人承认了中派与右翼新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失败。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是，让范法尼回来当政府首脑，并让强硬的谢尔巴^[18]担任内政部长。这样，资产阶级满意了：由范法尼安抚左派，而由谢尔巴保证公共秩序。

　　在六七月的日子里，意大利无产阶级作出了相当热烈的响应。“像东京一样干”的口号在热那亚口口相传时，在都灵和其他意大利城市里，工人们都说：“应该像热那亚那样干”。他们还说：“我们老板就是法西斯”。但是，不论在热那亚还是何处，工人和青年面对的不仅是压迫势力，他们的行动还受到左翼领导人的阻挠，后者想让群众以完全合法和无害的方式来行动。对左派的回应是非常严厉的：在热那亚，前来稳定局面的工会的一辆汽车被掀翻。在罗马，群众打破了一名意共干部的脑袋，因为他提议让人们冷静下来。左翼领导人在各地受到指责，甚至因他们的犹豫而受到嘘声。当然，不能说工人和他们的官僚领袖之间急骤地决裂了，但从那一刻开始，许多工人、青年和前游击队员明白了，问题不在于党的领导是强硬还是软弱，而在于更深刻的本质。必须强调一点：在七月里，工人和年轻人要求着传统组织无法提供的斗争形式。在各个城市取得过成效的斗争形式，由于自主团体和革命积极分子之间没能达成一致，最终没有能走多远。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改变什么，更不会在参与者的思想上留下痕迹。此外，必须强调七月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工人的行为表明，就算资本用高工资和“繁荣”来收买，工人也不会停止反抗。示威的主角是最“富裕”的工人，显然他们也是意大利最“团结”的工人。
　　但是，最重要的教训是革命团体的活动形式。这些革命小组都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直到那时都只搞学术，活动只涉足理论，所以无法对斗争产生影响。城市年轻人已不再躲在小圈子里高谈阔论，而开始寻求与工人分享这些年的经验——无论是在政党还是工会中，在工厂还是日常生活中——也有效地干预了斗争。在实践上，这项工作需要工人与知识分子的紧密合作，需要编写文件和论文，后者反过来又成为了统一工人斗争与掌握经验的手段。
　　一些小组走上了这条道路。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与深入，以便在一个或近或远的明天，建设一支能够面对意大利工人群众当前问题与需求的有组织的先锋队。

穿条纹衫的年轻人从哪来？

　　新闻界是这样称呼蒙塔尔迪称为“热那亚冲突主角”的青年的，其他城市的年轻人也被这么叫。报纸上说，穿成这样也许是想表示他们外在于工人阶级，或者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似乎五十年代的社会无事发生，但战争期间出生的那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表达了对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的不满和无法忍受。此外，如果必须在政治上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共产党。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前，他们十五到二十岁时，就表现出了对工作伦理的厌烦，它太僵死了。他们对于官方的文化产物，对民主的文化（电影、杂志和音乐等）也是如此。大量进口的美国电影（虽然它们用吸引人的“美式生活方式”在“殖民化”）也提供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与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前景。
　　进工厂的前途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在意大利北部，失业率急剧下降，由于新的工业订单，大规模引进的流水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场“社会地震”让工厂，让劳动力及其年龄、出生和职能都乱成了一团。第二次从南往北的农民工潮开始了，它的规模更为庞大。第二代工人正在大城市中形成。
　　第二代南方人登场了，他们从农民文化中被连根拔起，这些人都经历过战后工人的重大失败，他们没有游击队抵抗运动的记忆，将工作视为“辛劳”而不是解放。他们处于生产关系最低下的位置，对自己的“工人角色”感到不满，大部分人往往选择住在广阔的大城市腹地，并试着改变居住环境：他们会给自己开一片菜园，将外墙涂成白色或黄色，在窗上种罗勒和迷迭香，打破并引发社会结构的矛盾，常在与另一方的冲突中挑起种族主义（尤其是在都灵）。
　　北方的年轻人察觉了变化。他们不断从进工厂的前途中逃离，逐渐开始讨论，相信一切都要改变。在1959年的斗争后，坦布罗尼政府表示自己是一个“社会休战”和重建纪律的政府。在青年的眼中，这个政府仍然是专制的。当时他们还没和新一代农民工、团结在一起，但北方青年给出了明显的信号：比如在都灵，一群天主教学生和工人纠察队站在一起，朝着警察挥动福音书。和费里尼（Fellini）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这部电影巧妙地展现出资产阶级的“腐朽”一样，马龙·白兰度的《野性骑手》（il selvaggio）表达了脱离刻板印象的可能性，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的摇滚乐则在身体与性上，展现了变化的节奏。同住一个社区的朋友结成“帮派”的时代因房地产投机而结束后，米兰首次诞生了“城市”帮派：糟糕又短暂的“泰迪男孩”^[19]。

“美国佬滚回去”

　　八年后，鲁杰罗·桑格兰蒂^[20]在他的《法西斯主义的漫长历程》（Il lungo viaggio attraverso il fascismo）一书中，写了一些年轻的法西斯大学生参加抵抗运动游击队的奇妙经历，而他困惑（对于整个六八年代，以及战后青年的各种活动）五十年代末的、让人捉摸不透的那代人，是怎样进行“最初是世俗和政治的反抗，它带有暴力的特征，包括所谓‘穿条纹衫的’，还有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当然，他们不都来自主流的反法西斯组织）搞的1960年7月，那时热那亚的街头暴动以非传统和反常规的方式蔓延到了各地。最怪的是，没人知道穿条纹衫的年轻人是哪里来的，他们很快无影无踪了。”^[21]
　　从达尼洛·蒙塔尔迪的编年史可以推论出，即便是真诚的，各类的文化与分析手段也可能导致错误或遗漏。实际上，非传统和反常规的反抗形式将以不同的特点，在后来周期性地重演。都灵的宪法广场事件、后来的披头族叛逆、由乔万尼·阿迪佐内^[22]之死引发的米兰游行，这些就是1960年7月所表达需求的周期性重演。

切和卡斯特罗
　　古巴革命对青年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最政治化的那部分。1961年，肯尼迪扶持卡斯特罗的反对者干涉古巴。这场入侵在猪湾被击败。作为和平主义者与国际政治关系“新边界”倡导者的肯尼迪，他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国际关系再次紧张，东德一夜之间升起了一面墙，将柏林市一分为二。肯尼迪、赫鲁晓夫与约翰二十三世的历史性会面重新恢复了“和平共处”，同时太空第一人，加加林谜一样又祥和的面容（记者们说他像“蒙娜丽莎”一样迷人）也引发了激情，唤起了对未来的想象。在中左翼执政前夕，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美国人指责苏联在岛上安装导弹，于是进行了海上封锁。这场危机极其严重，战争一触即发。
　　共产党的一些基层支部在米兰发起了抗议活动，但警察只允许它在斯塔法诺（Stefano）广场进行。出于愤怒和对禁令的无视，最终约有三四千人自发参加了游行，他们穿过丰塔纳广场进入了大教堂广场。参加游行的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工人活动家、学生工和青年无产者。坚定的反美口号带着加勒比音乐的韵律：“古巴，是。美国佬，不。”游行再次上路：起初，来自工人区的一些强硬派用扩音器“威胁”说：“谁离开队伍，就把他交给警察。”到处是牛仔裤、蒙哥马利衫、塑料雨衣、红旗和古巴国旗。在那个秋天的星期六，米兰的路人也目瞪口呆。当事人回忆道：

　　我感觉肯定会和警察起冲突，当看到他们在广场中间列队，还把街道的出口封锁时，我们的队伍乱了，但在他们顶上来之后，我们的队伍又凑了起来，集结在门戈尼路和集市路的门廊下。当时的警察没有多先进的装备。不像现在的催泪弹，他们把啤酒罐一样的东西扔过来，然后在地上滚。人们用手帕保护脸，不被气体伤到，也会抓住它们往前扔，这些罐子还不像后来的催泪弹一样会烫伤手。警察还没有盾牌，警棍比现在的要短得多。他们担心受到攻击，因为布雷达（Breda）和法尔克（Falck）公司的工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一般会带头盔和工作手套上街。他们的武器也是过时的。他们把卡尔卡诺91-38式步枪当做警棍来使用。但他们更喜欢从卡车上发起进攻。他们常常失去理智开枪，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里发生了如此多的谋杀。无论如何，在阿迪佐内事件的那一天，我们被警察扣留了三四个小时。乔万尼·阿迪佐内被一辆开进人群队伍的卡车撞死了。在最初的冲突之后，警察不再下车，因为只要下车就会被人拿棍子一顿好打。他们全速开车，让别人抓着腰，从车上挥动警棍，打中了人们的牙和脑袋。人们抄起没有杀伤力的管子（就堆放在广场上）来回应，当卡车开来时，两三个人就拿它对准驾驶员，如果卡车翻倒了——当时翻过不少——我们就跳上车揍车上人员。在某一刻，上了岁数的共产党员想停下这场冲突，但我们不同意，一直坚持到晚上，从帕多瓦军营开来了我们没法对付的大卡车。除了阿迪佐内死了，还有很多人受伤，然后晚上我们把门戈尼路的名字贴上了，改成“被警察杀死的乔万尼·阿迪佐内路”。但共产党不想让这起谋杀案成为风波。当时是中左翼在执政，共产党希望在新政治格局中分得一杯羹。在这起事件中，法官认定阿迪佐内死于逃跑人群引发的意外，党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年底我就离开了党。

　　格拉齐亚·切尔奇^[23]与阿尔贝托·贝洛奇奥（Alberto Bellocchio）在《皮亚琴察笔记》（los Quaderni Piacentini）中写道：

　　就在几年前，工人农民还在示威（当时在场的少数知识分子没发挥什么作用）……（左翼政党的）政治领导人将这些力量当做筹码，谢尔巴手下警察用棍子镇压了他们，让这些人空手而归。街头示威活动越来越少，坚持下来的人只是出于守旧，或者忠于职责。
　　但与此同时，一支预备队正在觉醒，积攒着力量。
　　学生们开始从精神上接近工人，声援工人的示威游行。起初，他们只有一小群人，也不总是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既是因为工人本能地不信任他们，也是因为警察对学生会手下留情（为避免麻烦）。但在1960年7月的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渐渐地，他们与年轻一代工人（农民工与本地工人）共同成为了骚动的主角。加入到游行队伍中的学生也让警察改变了做法。在放弃了幻想之后（年轻人在不可避免的“叛逆”之后，就会在资产阶级的队伍里安稳下来），警察给了学生和工人同样的对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打破头叫他们服软。古巴事件那一周的“骚动”，大部分是由学生组织的。一些人不巧被抓住，在受了警察几天的虐待后才被放回来。
　　这些年轻人和参与伯特兰·罗素^[24]的反核游行的英国青年不同，他们不是克制的守法公民……
　　那些为和平进行示威游行的人在今天被称为极端分子，这是有原因的。当你知道到警察从1945年至今杀害了数百名市民，打伤了五千人时，还能有什么“克制”的示威吗？因此，将示威者定义为极端分子，是塔维阿尼^[25]（当时的内政部长）想要拖延警察的裁减问题，同时拒绝对流血事件负责，这不是为了诋毁骚动，只是不肯承认它们的革命性质……^[26]

　　可以看出，诸如警察裁减、学生与工人的团结、新的斗争队伍、国际声援，以及不久后暴力反抗与和平主义“反文化”的分离，早已鲜明出现在了遥远的一九六二年！

专业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一代

　　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末。斯大林去世几年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著名演讲中，揭露了他的罪行和错误。这场演说的矛头指向击败纳粹的独裁者和苏联国家领导人，而斯大林本人是将共产党员凝聚起来的有力因素。这一神话的破灭让党的“绝对真理”受到质疑。如果工人党员因为党的纪律而咬紧牙关，那么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服从党的领导的人）都陷入了危机。
　　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还要提到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在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里，工人们对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举起了反旗：共产主义的工人反抗了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它产生了剧烈影响，资产阶级新闻界大肆宣扬，反抗者被剿灭。共产党说它是一场美国从匈牙利旁边的奥地利组织的阴谋。数百名知识分子脱离意共。社会党从此不再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共同行动了，但党内也有许多知识分子看得更远，他们开始对党的角色、党和阶级的关系、自上而下的领导与基层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
　　那些在六十年代出版杂志、建立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新政治团体、创造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站在基层的立场反对领袖霸权、通过观察工人来理解资本转型的知识分子们：在六十年代活跃着的这一代人，都是由1956年培养出来的。
　　在这一背景下，达尼洛·蒙塔尔迪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并不出身共产党，而是来自国际团体（波尔迪加离开意共后，于二十年代建立的第三国际之外的组织）。战后的意大利，这些组织从没有活动空间。共产党认为它们就是特务（陶里亚蒂为了否认波尔迪加^[27]与他断绝往来，甚至篡改了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其实它们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受第三国际各政党歪曲前的列宁主义最勤奋的团体。同样，它们也对资本的转变、资本采用“革命性”方式决定工人行为（当他们不安定时）的能力，进行了细致而专注的分析。
　　蒙塔尔迪向意大利引进了《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工人论坛报》（Tribune ouvrière）和《团结报》（Solidarity）等等，还有对当时工人阶级处境的调查。他的工厂自传文学（《基层政治积极分子》〔Militanti politici di base〕）和有关底层阶级学校的纪实文学（精彩的《流浪者自传》〔Autobiografie della leggera〕）也做出了重要贡献^[28]。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对思想的不断发掘，同时也是理解历史与阶级生活的工具。他作为学者和积极分子的研究，经常是与工人阶级历史政党（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机紧密相连的。尤其是未来从社会党出走的拉涅罗·潘谢里^[29]和吉安尼·波西奥^[30]，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了《红色手册》与德马丁诺（De Martino）学院的创始人。
　　《红色手册》会与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分享政治、外部或批判性的理解。从特龙迪^[31]到里赛尔（Rieser），从朗萨多（Lanzardo）到阿索尔·罗萨^[32]，还有更年轻的卡奇亚里^[33]、博洛尼亚、内格里、弗亚^[34]、阿尔夸蒂^[35]……他们都曾受过革命杂志的教育。最初的基层自主组织的经验（比萨工人力量、威尼托—埃米利亚工人力量、“野猫”〔Gatto Salvaggio〕和热那亚工人力量等）也是为了找到新的道路。虽然经历了不断的“分裂”，《红色手册》好比一棵巨大的橡树，革命杂志的历史像它的树根一样遍布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

工人主义的起源：《红色手册》

　　在1956年事件后，脱离左翼政党的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红色手册》。《红色手册》编辑部的理论研究与考察并不仅限于反对派知识分子的智力工作，虽然这也同样重要。这一组织迅速聚集了许多工人与青年团体，它们都认为必须尽快对工人和无产阶级状况进行更深入、更现实的重审。资本秩序和工人自身的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会和左翼政党似乎（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并不了解这些变化的发生。
　　六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生产两方面的重建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点在政治上也很明显。它对整个工业和某些特定产业（所谓“北方问题”）产生了尤为巨大的影响，最终决定了整个意大利社会的走向。这个变化的基调是农业活动逐步减少，工业与第三产业活动明显发展。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意大利的面貌和社会结构。

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
　　“这一发展的‘轴心’在于工资的相对停滞。在劳动生产率指数从100（1953）增至140.6（1960）的同时，劳动收入指数仅从100增至108.9。这些数字戏剧性地反映了五十年代工会与工人运动遭受的失败，这场失败在菲亚特达到了顶点。”^[36]五十年代末工人斗争的复兴，迫使总工会这样“听党指挥”的工会都重新开始讨论工会的职能，并意识到自己不能仅仅作为党的领导意志的代理人。
　　对产业转型的分析与政党代表模式受到了质疑，在这场危机之下，开启了对先前的理论工具与政治实践进行“修正”的风雨历程。另一方面，国家内部也在进行深刻的冲突与变革。政党制度中的“进步”一方开始迎合新资本主义的“制度化”，一再要求自己的工会参加“发展计划”的“宴会”。正是这些技术官僚推动了政治格局的转变，按照中左派的说法，只要工会提供合作，就能无视工人的反抗，推行雇主和政府的提案（“收入政策”或“斗争的货币化”）。用维托里奥·弗亚（他是《红色手册》的创办者之一）的话来说，就好像是要“工人对国家负责”，而不再是“对工人负责”。
　　“一开始是工会，接着是整个工人运动都在最后通牒前屈服：要么是在空谈‘最高纲领’，要么是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伸出手。”^[37]但是，社会党反对这一做法，它认为国家可以作为“无主之地”，只能决定“发展”的战略方向。在这种战略抉择之下——加上1956年的“重大创伤”——社会党左翼产生了强烈分歧，导致中左派和议会外左派的诞生。
　　但是，让社会党左翼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年轻的金属工会会员和共产党员）脱党的，不仅是政治争论，还有在分析工人阶级构成变化时的重大分歧，后者也是工会内部讨论的主要问题。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为菲亚特问题准备的报告中（1961年1月）提到：“新的力量——例如在熟练工人中间——已经走上舞台……尤其是因为技术进步让他们的专业能力得到重用。这发生在年轻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中间，还有来自菲亚特学校或天主教组织的工人中间。技术工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开始接手越来越复杂的任务，于是对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它将目光放在了成千上万涌入工厂的南方农民工身上。这些“处女蜡”——农民工“被立即浸入生产过程中，他们为推广新生产条件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负责各部分生产的工人成为了第三类机器。这些人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被称为‘大众工人’。”^[38]
　　无论是北方的年轻技工，还是南方的农民工，都受到了工厂外社会文化氛围的强烈影响，成为了一股传统工人运动之外的力量。当时的社会党左翼机关报《新世界》周报（在统一社会党^[39]诞生后，它将在新左翼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具体分析了新资本主义与工农业的关系。《新世界》的第一版刊登了《红色手册》的两篇文章，即维托里奥·弗亚的社论和乔万尼·莫图拉（Giovanni Mottura）关于苏莎山谷（Val di Susa）一万名棉业工人（她们大部分是女工，只有一成是工会会员）斗争的文章。
　　为了探索和理解“资本主义计划”与新工人阶级形象，在拉涅罗·潘谢里的推动下，《红色手册》小组日趋成熟。小组在都灵成立，那是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对立面工人阶级的发源地。加入编辑部的人拥有不同背景：“来自社会党、共产党或无党派，来自总工会或未加入工会的同志，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对近年来的工人斗争持有相同的立场。”^[40]“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成为了它的大学。
　　之前也有一些小团体曾尝试将少数派的经验（包括理论和政治方面）带入工人运动。在这些团体中，达尼洛·蒙塔尔迪小组的经验尤为独特。在蒙塔尔迪与《红色手册》许多成员的努力下，“左翼共产主义”（comunismo de izquierda）——比起古典列宁主义的“政党形式”，它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经验与成果得到了反思，它的研究与政治行动基于阶级自主行动，而非统治集团的行为。
　　研究、探索和“工人调查”是《红色手册》的工作重点。由罗马诺·阿尔夸蒂（当年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代表的一派（它被称为“共同调查”〔coinvestigación〕）改变了旧有的分析，它代表的是实践的分析。“就是说，首先要了解事情是怎样的：工厂的实际运作方式、工人的生产和工厂的管理方式，要提出工人调查的口号，和工人一起进行调查。这项调查和研究同时出于认知和实践的目的，为的是自下而上，不受党和工会的调解作用的影响，让工人开展斗争并发挥主动性。”^[41]在这种方式下，知识与经验的交流能让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不断学到东西，尤其是以阶级的实际行动使理论不断更新和具体化，而非脱离真实的运动。
　　虽然《红色手册》在意共那里受到轻视，但它总结的经验迅速作为典范普及开来。在其他的大型工业城市中，如米兰、威尼斯（马涅拉港）和罗马——在那些地方，共产党的许多大学支部将都灵《红色手册》小组的经验传播开来，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潘谢里为调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路。第一阶段，要和工会共同调查，要跟基层积极分子、工人和工会成员建立联系。值得一提，金属工会本想自己来调查，但鉴于绝大多数的斗争都是“自发”的，并且大部分也是在一直逼迫工人复工的共产党与工会之外进行的，工会在这里始终无力。而在“宪法广场”事件发生后，甚至连与党和工会的非正式合作也几乎不可能了。“已经没什么可做了：党和工会完全官僚化，一些领导人新提出的说法都是模棱两可的，为的是重新获得对工人的控制权，而不是开启新的斗争周期。”因此，有必要另寻途径来完善理论工具，并巩固与新工人阶级的联系。
　　……潘谢里对苏共二十大的解读，旨在为斯大林主义危机之下的左翼寻找一条出路，以免其陷入教条主义与改良主义。赫鲁晓夫的新路线被认为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克服，是工人运动真正复兴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在二十大报告中，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尽管它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明确了通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全民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断歪曲的根源仍然存在。换句话说，由掌握革命“真理”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仍是对群众利益唯一合法的解释。因此，他对赫鲁晓夫新路线的批判，旨在消解变革要求与专制教条之间的联系，推翻斯大林时代阻碍工人运动组织内部的民主发展的遗产。为了通过内部的自由讨论，对工人运动进行真正的政治革新，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传统分析（完全僵化且具有结构上的缺陷）必须适应以生产力高度增长为特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但是除此之外，在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危机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党与工人、党与经济现实的日益分离。这种分离的原因在于党在政治战略与战术上的分歧，它将政权问题推到一个模糊不定的未来，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完全凭经验来指导实践。党无力对生产问题给出真正的建议，因此将工厂范围内的事务交给工会，为自己的议会活动服务，从而使自己远离工人阶级的需要和矛盾。

^[1] 红机—加里波第旅—“游击队烈士”（La Volante Rossa - Brigate Garibaldi - "Martiri Partigiani"），简称“红机”（Volante Rossa），是由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工人发起成立的反法西斯准军事组织，1945年成立。Volante一词源自警方的“快速机动部队”，故为“红色机动队”。“红机”立场靠近意共，曾参加意共竞选活动，并暗杀了许多法西斯分子。1949年“红机”由于二十七名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运作，意共将三名未被捕的领导人送往捷克斯洛伐克，随即与“红机”划清界限，宣称“不知道该组织的犯罪活动”。1951年“红机”主要成员均被判处长期徒刑。——中译者注

^[2] 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3] “萨勒诺转折”（Svolta di Salerno）是陶里亚蒂于1944年提出的政策，鼓吹在反法西斯阵营、君主制和巴多格里奥政府之间达成妥协，并要求意共参加巴多格里奥政府，在战争结束后通过制宪会议决定国家政体。战后陶里亚蒂遭到了意共左派的猛烈攻击，被指责抛弃了共产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4] 意大利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于利沃诺（Livorno)，在此之后，直到1962年宪法广场事件与工人斗争的复兴，它一直是体制的主要缓冲器。在它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曾担任总书记的葛兰西为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理论与政治模板，在它组织游击队和“解放意大利”时被局限在合法性内，尽管意大利共和国以严厉的选举制度系统性地将其排除在政府之外，意共还是成为了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有时是意大利的第一大政党。然而，从我们这本书中也能读到，陶里亚蒂时代（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担任了党的领导者）的党作为反对派不再那么活跃，它的战斗性要差得多。严格听从莫斯科的指示（比如1956年支持苏联干涉匈牙利）、其组织的官僚化以及其对六十年代工人的紧急情况的逐渐疏远，标志着它在意大利漫长的六八年代的政策。——西译者注

^[5] “在意大利，菲亚特就是一切。”在三十年的“意大利奇迹”和福特制工业发展中，这句话可以说是接近现实。这家公司建立于1900年，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参议院的乔万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这家公司的家族性质一直保持至今。它是意大利大众消费扩大的主要动力与受益人，也是拥有超过十五万名员工的大雇主。尽管其工厂遍布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工业中心，但公司的总部无疑是在庞大的工厂城市都灵。——西译者注

^[6] 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意大利反法西斯政治军事组织，1943年9月9日成立。成员包括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自由党、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劳工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 Lavoro）等，以及许多游击队。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协调抵抗组织，在全国起义期间代行政府权力。1946年大选后将全部权力移交给制宪会议，1947年6月1日解散。——中译者注

^[7] 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漫长岁月中，维托里奥·瓦莱托（Vitttorio Valleta）担任着菲亚特的管理层。由阿涅利（Agnelli）任命，作为公司经理，他于五十年代负责工厂的重组和改建，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做准备。在解放后，他将公司里强大的工人组织瓦解。此后担任公司总裁直到1966年。 ——西译者注

^[8] 意大利金属业工人及雇员联合会（Federazione Italiana Impiegati Operai Metallurgici，FIOM），成立于1901年，是意大利第一个产业工会，属于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总工会）但始终保有一定的自主权。它将金属业工人组织起来，其历史在意大利工会主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比总工会更左倾，也更具有战斗性。但它无法摆脱工会的命运及其对意共的依赖。——西译者注

^[9] 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del Lavoro，CGIL），于1906年由不同的工会组织（las Camare del Lavoro）成立，在成立的头几年里，它在某些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与领导层的温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自1944年《罗马条约》（它为解放后的新国家立了宪）起的工会重建以来，它成为了几乎是唯一的工会势力。它有着巨大的社会合法性，完全掌握了工人阶级，但还是服从意共的领导，这导致了基督教民主党和后来的社会党从中脱离，以及新工会的建立，后者无疑加强了总工会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作为“党的传送带”的地位，传达共产党的意志。——西译者注

^[10] Masssimo Pini, L’ assalto al cielo, Longanesi, Milán, 1989.——西译者注

^[11] Quaderni di unità proletaria, num. 1, 1960. Vuelto a publicar en Socialisme ou Barbarie, vol. VI, num. 31, 1960-61, con el título Il significato dei fatti di luglio.——原注

^[12] 达尼洛·蒙塔尔迪（Danilo Montaldi，1929年7月1日——1975年4月27日），意大利作家、散文家、翻译家。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加入意共。1946年因反对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而退党。此后曾与波尔迪加派合作。1957年发起成立无产阶级统一集团（Gruppo di Unità Proletaria）。此后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75年逝世。——中译者注

^[13] “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1946年由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市民与军事寡头的残部所建立的政党。它在北部缺乏基础，但在地主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南部获得了相当的势力，使其能够占有市政席位。因热那亚事件，与坦布罗尼的基督教民主党结盟的企图受挫后，该党陷入边缘化，即使这并不能阻止他们获得一定的选举权，但也让他们完全脱离了体制。在七十年代，该党的青年组织会成群与左翼激进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意大利社会运动”当前的主席是詹弗兰科·费尼（Gianfranco Fini），他曾在九十年代末与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和北方联盟（Liga Norte）联合执政。——西译者注

^[14] 费尔南多·坦布罗尼（Fernando Tambroni），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该政党是意大利在1946年至1992年间执政的主要政治力量，坦布罗尼曾在1954年至1959年担任内政部长。如文中所述，他试图在“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明确支持下，领导一个单一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但因导致13人死亡的热那亚事件的严重危机而受挫。——西译者注

^[15] 阿明托雷·范法尼（Amintore Fanfani）是五六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的核心人物。他组建了四届政府，最后一届是在1962年的中左翼联合执政，一些社会党成员加入了政府。——西译者注

^[16] 指生活水平提高，八十年代中国国内也会用大冰箱、大彩电形容日子过得不错。——中译者注

^[17] 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协会（Associazione Nazionale Partigiani d’Italia）成立于1944年至1945年，大部分的前战斗人员加入了这一组织。不明确的目标、对1948年宪法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的捍卫，使它凝聚了所有反法西斯队伍的代表人物。协会在六十年代的威望，更多的是由于它作为参与解放运动的老游击队一代在道义上的代表。——西译者注

^[18] 马里奥·谢尔巴（Mario Scelba，1901年9月5日——1991年10月29日），1921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PPI）。此后长期担任律师。1945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45—1947年任邮电部长。1946—1968年任国会议员。曾三度担任内政部长，在任期间残酷镇压工人运动。1954—1955年任总理。1983年退休。——中译者注

^[19] 在1960年到1961年间的几个月里，北方一些城市出现的一些青年团体被称为泰迪男孩（teddy boys）。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教区，学着电影《野性骑手》中的穿着（黑色皮夹克、牛仔裤和围巾）。奇怪的是，这个词来自一支英国青年乐队，而他们演奏的是爱德华时代的高雅经典。——原注

^[20] 鲁盖罗·赞格兰蒂（Ruggero Zangrandi，1915年5月5日——1970年10月30日），意大利记者、作家、历史学家。早年支持法西斯主义，此后逐渐转向反法西斯运动。1939年创立意大利革命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Rivoluzionario Italiano）。1942年被捕。1943年被引渡到德国监禁。1945年柏林解放后获释。回国后加入意共，在文化领域工作。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21] Ruggero Zangrandi, Perché la rivolta degli studenti, Milán, Feltrinelli, 1968.——原注

^[22] 乔万尼·阿迪佐内（Giovanni Ardizzone，1941年？月？日——1962年10月27日），出身于药剂师家庭，后考入米兰大学。1962年10月27日在米兰大教堂广场参加了声援古巴的游行，在警方镇压时不幸中弹身亡。——中译者注

^[23] 格拉齐亚·切尔奇（Grazia Cherchi，1937年7月19日——1995年8月22日），意大利作家、新闻记者。——中译者注

^[24]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25] 保罗·艾米利奥·塔维阿尼（Paolo Emilio Taviani，1912年11月6日——2001年6月18日），意大利记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43年参加抵抗运动。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发起成立基督教社会民主党，并创立了利古里亚民族解放委员会。1945年4月23日领导了热那亚起义。1949—1950年任基督教民主党书记。1953年任外贸部长。1953—1958年任国防部长。1959—1960年任财政部长。1962—1963年、1963—1968年、1973—1974年三度担任内政部长。1963—1987年任意大利自由志愿者协会（Federazione italiana volontari della libertà）主席。1969—1970年任副总理。1972—1973年任预算和经济计划部长。1991—2001年任终身参议员。1994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2001年退党，短暂参加了民主与自由—玛格丽特党，同年因中风逝世。——中译者注

^[26] Grazia Cherchi y Alberto Bellocchio, «Appunti per un bilancio delle recenti manifestazioni di piazza», en Quaderni Piacentini, num. 6, diciembre de 1961.——原注

^[27]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是意大利共产主义的优秀人物，共产党的创始人，1920年因左倾受到列宁批评，因在1930年，因对苏联的批判和对托洛茨基的辩护而被开除出党。波尔迪加拒绝服从斯大林主义，他的生涯和思想启发了基本处于少数和边缘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活动，这些人则被称为波尔迪加主义者。——西译者注

^[28] Danilo Montaldi, Militanti politici di base, Turín, Einaudi, 1971; Autobiografie della leggera, Turín, Einaudi, 1961.——原注

^[29] 拉涅罗·潘谢里（Raniero Panzieri，1921年2月14日——1964年10月9日），意大利散文家、翻译家、社会学家。早年参加社会党，曾任社会党西西里委员会书记和罗马委员会书记。1959年起逐渐脱离社会党活动，转向工人自主运动，被视为是“工人主义”的奠基人之一。1962年参加都灵广场起义。1964年逝世。——中译者注

^[30] 基安尼·波西奥（Gianni Bosio，1923年10月23日——1971年8月21日），意大利历史学家。1943年加入社会党。1944年一度参加了加里波第旅的活动。战后从事文化工作。1971年逝世。——中译者注

^[31] 马里奥·特龙迪（Mario Tronti，1931年7月24日—— ），意大利哲学家。50年代参加意共。1964年创办《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杂志，支持工人主义，与意共保持距离。1981年以后多次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中译者注

^[32] 阿尔贝托·阿索尔·罗萨（Alberto Asor Rosa，1933年9月23日—— ），意大利散文家、文学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早年参加了意共。1956年支持匈牙利革命。此后靠拢工人主义。1972年起在大学任教。1979—1980年任国会议员。2003年退休。——中译者注

^[33] 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1944年6月5日—— ），意大利哲学家、政治评论员。1969—1973年期间参与工人主义运动。1976年参加意共。1976—1983年任国会议员，任满后退党。1993—2000年、2005—2010年任威尼斯市长。1999年加入民主人士党（I Democratici）。2002年加入民主与自由—玛格丽特党（Democrazia è Libertà - La Margherita）。2007年加入民主党。2010年任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4] 维托里奥·弗亚（Vittorio Foa，1910年9月18日——2008年10月20日），意大利作家、记者、历史学家。1933年起参加“正义与自由运动”（Giustizia e Libertà），后多次被捕。1943年越狱，参加了抵抗运动，同年加入了行动党（Partito d'Azione）。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副主席。1947年加入社会党。1953—1976年任国会议员。1959年起支持工人自主运动。1964年退党，并发起成立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di Unità Proletaria）。1972年创立无产阶级团结党。1978年创立无产阶级民主党（Democrazia Proletaria）。1987年加入意共。1987—1992年任参议员。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1992年脱离政治活动。2007年加入民主党。2008年逝世。——中译者注

^[35] 罗马诺·阿尔夸蒂（Romano Alquati，1935年2月11日——2010年4月3日），意大利散文家、社会学家。1960年加入《红色手册》杂志。1963年起鼓吹“大众工人”理论。70年代初期在大学中宣传工人主义。80年代起在大学任教，逐渐远离工人运动。——中译者注

^[36] Giampiero Mughini, «Cronoca politica» en Cultura e ideologia della nuova sinistra, Milán, Comunità, 1973, p. 475.——原注

^[37] Vittorio Foa, «La monarchia de luglio del capitalismo italiano», Mondo Nuovo, num. 29, 1962.——原注

^[38] Quaderni Rossi, num. 1, 1962.——原注

^[39] 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di Unità Proletaria，PSIUP），是意共左派于1964年11月12日发起成立的政党，参与者基本反对1963年意共参加资产阶级内阁。1968年支持“火热之秋”。由于在1972年国会选举中溃败，在1973年7月13日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多数成员投票赞成返回意共，一小部分成员返回社会党，剩余的党员继续留在党内，并于同年12月改组为无产阶级统一党（Partito di Unità Proletaria，PdUP）。——中译者注

^[40] Ghiampiero Mughini, op. cit.——原注

^[41] Quaderni Rossi, num. 2, 1962——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