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众工人”的诞生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新的工人主体
↘宪法广场冲突的开端
↘从“野猫罢工”到不断反抗
↘工业发展与统一的中等教育
↘反对和造反的象征
↘游击队的步伐是弱小同伴的步伐
↘离开古巴前的号召
↘唐·米拉尼《给一位女教师的信》

新的工人主体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特点是：技术工人高度政治化，共享抵抗运动的历史记忆，把社会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造视为自己的政治使命，那么从二十年代（贝多^[1]系统被引进生产过程的年代）起，工厂里就有了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和未政治化的工人。在五十年代，尤其在都灵菲亚特，大量农民工涌入工厂使非技术工人在主体上得到统一。
　　这一主体对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陌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抵抗运动，长期以来保持着沉默，更被剥夺了身份。
　　到了六十年代，随着流水线的大规模引入，这类工人在工厂中成为多数。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重建”已经完成，可共产党下的预言一个都没有实现：剥削越来越严重；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还远远不够；社会主义的实现也越来越远。在这些背景下，由具体的物质需要引起的要求涨薪的集体冲突更频繁爆发。但是，如果说一方面，这些要求似乎有利于资本希望的“考核制度”，那么另一方面，它让意共及其影响下的技术工人持有的旧纲领破产了，其中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还有向社会主义无痛过渡的前景都没有到来。
　　但是，被定义为“大众工人”（obrero masa）的新主体，他们不尊重任何现有的罢工规则，甚至还发明了其他规矩。比如“口哨”（silbato）罢工，在发出随声附和的信号后，工作就被毫无预兆地停下了（历史上，这种斗争方式也被称为野猫罢工^[2]）。共产党干部面对这种于他们的传统和策略非常陌生的做法，感到十分困惑。
　　资产阶级和共产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尽管这一过程是它们自己促成的，却脱离了它们的控制。在坦布罗尼政府企图走向反动后，基督教民主党被迫与社会党进行长期对话，于是建立了第一个中左派政府，这是为了控制社会冲突，而打出的一张“改革”与社会民主主义牌。在中左派执政前的三年中（1960—1963），美国从中作梗，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
　　“党团”（partido del golpe）策略与（具有保守与反无产阶级职能的）秘密国家机关（例如情报处^[3]）被曝光。多年后，罗贝托·法恩扎（Roberto Faenza）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原始文件编写的《恶行》^[4]一书指出，美国人曾想阻止社会党进入政府的“左转”。情报处一案牵扯到了德·洛伦佐将军（情报处的指挥官）还有共和国的总统，但时任政府首脑阿尔多·莫罗^[5]以“技术上解决了疏漏”和国家机密为由，将这件事瞒天过海。在保皇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决定性支持下，当选的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塞尼^[6]措手不及，为保晚节选择退休。不顾这些阴谋，工厂斗争仍在以新的特点和方式继续蔓延着。“工厂的中心地位”成为了所有革命分析的基础。

汽车生产流水线

宪法广场冲突的开端

　　六十年代初，在那些生产过程矛盾激烈、关系紧张的地方——尤其是钢铁业——首先凸显了工厂的中心地位。当年，意大利雇主拼命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就是说，他们专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调整了生产组织，还追加了投资。五十年代技术飞跃后，工作节奏加快了，雇主还试图完全掌控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时间。在福特制流水线和不断的技术创新下，泰勒制时间碎片化的应用达到了顶点。
　　在大城市中，伴随着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恶化，大工厂的工人也在整体上“去技术化”了。在那段时期，工厂的中心地位这一话题，也出现在关于工作制度与技术应用等问题的理论思考中。自六十年代以来，人与机器、工人阶级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从未摆脱过对科学工作制度的矛盾立场。它们成为了意大利新左翼面临的关键问题^[7]。拉涅罗·潘谢里的文章，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机器的碎片”一章的诠释，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潘谢里强调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统治形式，即他称之为“资本专制”的问题。他表明了，资本如何将技术合理化作为统治工具，技术发展本身支配了劳动力，最终对劳动力实现了政治奴役。只有掌握了生产过程，工人才能成为政治主体，走出工会的“宿命论”，后者认为资本的固有秩序“客观”而“合理”，只需要（尤其是在制度上）稍加改良。于是潘谢里认为，必须重拾“工人调查”的政治工作，让工人阶级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制定自身的斗争策略。
　　这些年里，在生产周期转变以及新阶级理论出现后，“大众工人”的形象完全成形了。到了1962年签新协议时，沉寂多年的他们一鸣惊人地登上了舞台，甚至令一部分预料到它的人，或至少有心理准备的人都感到惊讶不已。
　　从工人斗争的角度来看，可以将1962年的重签协议当时，划分为重建劳动纪律与阶级冲突重新爆发两个阶段。七年后，它将走向伟大的“火热之秋”。
　　另外，这些事件发生前，由于高强度的工作、从农村往北部工业中心的农民工潮，以及对劳动力（他们处在重建的生产纪律的阴影下）的无止境剥削，工厂和城市中都积累了强烈的矛盾。菲亚特的车间已经能用近两个小时的劳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实现了400%的剩余价值率。工会当然无能为力，因为它更关心共产党而非工人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工会改革本是在六十年代经常被提出的问题，但它现在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了，由中左派主导的政治体制转型也一样。
　　那一年，以都灵的蓝旗亚和米其林两场大罢工拉开序幕。在罢工中，年轻工人与许多刚来的农民工也加入了厂里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队伍。庞大的游行队伍迅速涌入都灵的街道，1961年的头几个月里，街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在罢工期间，意大利劳工联盟^[8]曾试图私下与雇主谈和。后来，斗争蔓延到都灵的全部冶金工厂，它们都开始罢工了。6月13日有十万名工人罢工，但菲亚特仍然没有动静。它的工人“在空无一人的有轨电车上穿过罢工的都灵”^[9]去上班。没过多久，菲亚特的工人群众在6月19日投入了战斗，这是他们在沉寂多年后的第一次动员。七千人参加了罢工：皮埃蒙特汽车公司斯图拉工厂（SPA stura）、菲亚特的铸铁、辅助、铸模、飞机与航空制造部门，还有高炉部门全都停工了。菲亚特各厂区里，到处都是工人纠察队和厂内游行。在它们的推动下，1962年6月23日，菲亚特爆发了一场六万人的罢工。
　　那时，都灵共有二十五万名工人罢工。在意大利劳工联盟单方面宣布与菲亚特公司签订协议后，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人潮吞没了这座城市。这份协议激起了罢工，在后三天里（7月7—9日）酝酿了宪法广场起义。1962年罢工是抵抗运动后，工人罢工的第一波重大浪潮。同样，宪法广场事件也是继1960年7月热那亚事件（它具有伟大人民起义的性质）以来，抵抗运动与“重建”之后的第一场重大反抗。宪法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962年7月7日，宪法广场起义
　　为了迫使资方签署协议，工会宣布在7—9日罢工，当时双方都很激动：工人这边是因为7月罢工的成功，以及整座城市多年之后再次停止了工作；资方则是相反，多年来，他们为了维持对工人的统治，可是费尽心思玩弄阴谋。菲亚特发动了最初的进攻：在罢工前夕，它与劳工联盟和意大利汽车工会^[10]单方面签署了协议，工资提高了，但在工作时长、工作速度与纪律标准上不做任何让步。鉴于上次工厂选举中，劳工联盟与汽车工会赢得了63%的选票，菲亚特的战略家瓦莱托便认为，只要直接和它们签署协议就能阻止7月7日的罢工。然而，星期日早上的罢工没有落下一个人：整座城市都停摆了。快到傍晚时，人们开始聚集在位于宪法广场的劳工联盟总部周围，围堵着里面被警察保护起来的、背着工人签署协议的工会干部。最先到场发出嘘声的几百名工人，就是劳工联盟的会员。
　　后来，其他工会和所有工厂的人都到了。许多是年轻工人，正是他们在厂里发动了罢工……每过一个小时，就增多几千人。警察也从帕多瓦军营开着吉普车和卡车前来增援，准备到都灵对付由协议引发的罢工。7月7日星期六凌晨四点左右，警察开始冲锋，人们扔石头回击，开始近身肉搏、用棍棒对打，警察开始抓人和放催泪瓦斯。夜里晚些时候，都灵劳工工会（la Cámara del Trabajo de Turín）的书记尝试带离自己的会员，但不成功。没有人跟他走。就连吉安卡洛·帕耶塔^[11]这位德高望重的工会领导，都说自己当时在宪法广场也无能为力。与此同时，爆发冲突的消息传遍全城，许多一开始就在场的人都赶忙叫上了不在场的同伴，大家一起回到广场，从下午六点开始，通往宪法广场的大街小巷中，人群队伍越来越多。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从下午七点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且愈演愈烈，双方在广场周围展开了拉锯战。
　　7月8日星期日早上八点，数千人再次来到宪法广场。从威尼托和艾米莉亚调来的警察和宪兵也进行了大规模部署，为了驱散群众，他们多次突然袭击，但抗议者没有被冲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场冲突。7月9日星期一，这一幕再次发生了。工厂前的紧张局面导致警察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后来数千名抗议者再次集结到了宪法广场。从第三天的早上十一点到半夜两点，抗议者不断与警察发生交战，警方的冲锋越来越频繁，治安部队多次包围广场，冲进广场里面再向外发起冲锋，毫不吝惜催泪弹，整座广场也都被烟雾盖住了。
　　即便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和强硬的镇压（几乎所有被捕者到警局后都走了“过道”^[12]），警察和宪兵还是没能在广场上站稳脚跟。经过三天的战斗，抗议者的队伍变协调了，他们非常灵活，被驱散了又重新集结，不停地搭起街垒，用投石索与警察战斗。7月10日星期二晚上，一大队警察和宪兵攻占了广场，守住了那里。宪法广场的冲突结束了。镇压非常激烈。如果这些还不够，你还会听到和读到更多有关宪法广场的故事。

从“野猫罢工”到不断反抗

　　1962年6月至7月的宪法广场事件后，1963年10月15—16日，菲亚特发生了新一轮的罢工。它由铸铁部门的六千两百名工人发起，很快就以“野猫罢工”的形式“自发”扩展到了厂里各个车间。10月15日星期二，四号车间的早班突然罢工，下午的班次也是。
　　罢工采取了“野猫罢工”的形式，就是说，工人在生产的关键节点突然“自发”停下手头的工作，因此，它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来为自己服务的工人智慧。它是抗议斗争的对立面，具有局限，有力却无组织。它要求高度的工人凝聚力与活跃的自主组织形式。10月15日的野猫罢工具有历史意义，它表明菲亚特出现了一个能完全脱离官方组织来实现罢工的工人组织。这代表着旧观念已经失效了，以往认为，工人斗争只能由一个特定的内部核心来组织，由它来保持工人的抗争意识。它展示了这场斗争是怎样由工厂各部门的“工人大众”以统一的形式直接组织起来的。
　　工人在野猫罢工中的优势，首先是无论它发生的时间还是地点，都是“不可预料”的。野猫罢工可以在生产的任何关键节点发动攻击，由工人自己制定策略和做出决定。
　　为了实现野猫罢工，在工人当中要有能够建立相互联系的，只有在罢工发生后才可见的无形“组织”。野猫罢工的政治含义很广，因为它表达了在1962年的斗争中，从工厂中再次有力出现的特定冲突形式：不服从。
　　野猫罢工并没有放弃群众罢工或街头斗争，相反，它会采用各种斗争方式来推动斗争。
　　正如1962年宪法广场上的工人冲突采取了非传统的对抗方式，1963年的厂内野猫罢工也同样采取了能够表现阶级政治对抗的深度与广度的形式。
　　宪法广场的“不服从”以野猫罢工的形式进入了工厂。
　　这些密切相关的事件，将在走向“火热之秋”的岁月中，成为工人斗争的参考与典范。
　　到了六十年代，“重建”、生产纪律与想象的神话被用尽了。而这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和大学。五十年代末，“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有神话开始瓦解。那些国家爆发了非常猛烈的运动，它们反对的是以无产阶级之名实行的专制。

工业发展与统一的中等教育

　　教学制度始终是严格按照社会阶级和角色划分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升学分为三个方向：职业技校、商科学校和普通中学，上什么学校就属于哪一阶级。从小学升入普通中学要通过入学考试，上技校和读商科则不需要。要通过入学考试很难，显然有利于资产阶级子弟。要是进不了中学，自然上不了大学。结果是，大学里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和老板的孩子。
　　另一方面，在当年的发展模式下，工业既需要由技校保证的大量技术工人，也需要从广大南方和不发达地区来的非技术工人。劳动力市场上的庞大产业后备军的绝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些便是“大众工人”的基础。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即所谓到十四岁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没有实现，未来多年也不会实现。
　　这种歧视性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文化界的不安，也引起了一些最真诚的天主教学生的反对，他们当时正受到约翰二十三世的影响。话说回来，在坦布罗尼政府于1960年的反动后，基督教民主党不得不推动社会改良，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13]充当了教育的热情改革者。同时，动荡工业发展下的现代化进程也要求更加可塑、受过教育的合格劳动力，尤其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业、职员等等）。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统一的中等教育”方案诞生了。它意味着取消另外两种学制和“漏斗式”的入学考试，让下层阶级的子弟更容易进入大学。当然，阶级歧视仍然存在，老师大都是精英主义和保守的（多年后“中产修女”的说法，也跟教师队伍大部分是女性有关）。工人阶级子弟很难和资本家的小孩受一样的教育，这将继续对“社会分层”产生深远影响（从小学到高考，有五六成的学生将无法升学，绝大多数是无产者家庭出身）。但至少在形式上，“受教育权”得到了法律认可，而阶级不平等后来将推动学生争取平等、团结起来反对雇主文化。

1968年，罗马学生第一次示威游行

反对和造反的象征

　　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会事件，后来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造反。在国内，“大迁徙”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卢奇诺·维斯康蒂^[14]用电影《洛克兄弟》巧妙地描绘了城市化的戏剧性，重现了南方农民文化的悲剧和情感——广大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不肯在机关或政党中扮演“有机”角色，他们创办杂志，如《皮亚琴察笔记》和《十五》（Quindici），这些杂志后来发表了学生运动最重要的文件，或是在主流团体之外组织起来，如六三小组^[15]，包括阿尔巴西诺^[16]、埃科^[17]、曼加内利^[18]、桑吉内蒂^[19]等人。
　　文学、艺术与电影也投入了这场新兴的民主文化革命，提出了“公民义务”的新视角，挑战五十年代的道德观念。六十年代首批关于离婚问题的电影问世。1963年，弗朗切斯科·罗西^[20]拍摄了《城市上空的手》，这部电影是对房地产投机的严厉控诉，作为时代象征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学生反对越南战争——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战争——的盛大抗议活动引起了回响。
　　为汽车等产业供应石油的国有油气公司（ENI）的老板恩里科·马泰^[21]在1956年创办了《日报》（il Giorno），想抢《晚邮报》的市场份额，促进政治环境的现代化（它将是未来中左翼的官方赞助商）。《日报》鲜明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可能是为了搞好关系，便于日后开发撒哈拉的石油资源。这损害了“七姐妹”（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巨型石油公司：壳牌、埃索、英国石油等）的利益，马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私人飞机在飞行途中爆炸）。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殖民主义的反对，还让广大公众看到了幕后的多国势力，并将帝国主义的做法公之于众。
　　最初反对核武器与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最出名的是激进的卡皮蒂尼^[22]在阿西斯〔Asís〕街头组织的那一场），第三世界人民游击战的榜样，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话题的出现，将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形成的背景。
　　到处都是造反的伟大象征：非裔美国人马丁·路德·金和更激进的马尔科姆·X（两人都被暗杀），拉丁美洲的卡米洛·托雷斯，他是一名教士和游击队战士，曾影响了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长期对话。尤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如果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是第一领袖，那么指挥官切·格瓦拉则吸引了广大阶层的幻想和向往。他的英雄形象浪漫而迷人，身后有真正的胜利，他是一个为解放各民族而始终与一切不公斗争的鲜活榜样。“钢铁般刚强，紫罗兰般亲切，成熟谷物般无私。”这便是切·格瓦拉的生活和经历，这些情感能为生活赋予意义。1967年当他在玻利维亚死于中情局的阴谋时，便成为了集体的神话，由卡斯特罗和切的朋友费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出版的“切活着”海报畅销了一百万份。
　　在西方和意大利，切·格瓦拉指挥官的形象和青年渴望深刻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他和毛泽东一样代表着六七十年代造反的最伟大象征。
　　虽然在现实中，他的活动与古巴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但他的形象到六十年代中期才有力地走上前台。古巴革命曾经被看成一个单一体，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形象、著作和演讲综合而成。无论是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街头示威还是别的什么，都受到了它们的影响。而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不是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但到后来，切才为人熟知。1964年12月11日和1965年初，他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GATT）上的两场演说产生了轰动影响。
　　1961年，吉安尼·波西奥主持的“前进”出版社出版了切的小册子《游击战》（La guerra de guerrillas）。这本小册子是献给古巴游击队的杰出人物卡米洛·西恩富戈斯^[23]的，后来他神秘死亡了（他搭乘的飞机失踪，下落不明），代表了一种无畏的反抗行动，那是当代革命者的主要话题。但由于发行量少，新的历史事件不断发生，它并没能让那一代年轻人熟知切的形象（而费尔特里内利在1967年将其重版后，畅销了数十万册）。
　　在上述演说之后，尤其是切动身去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和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对游击队的热情高涨。诸如“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或“每个革命者的职责是干革命”的口号出现在游行中和街头涂鸦上。在许多年里，在战斗中倒下的切不仅是一个政治偶像，更成为了生活的理想。

游击队的步伐是弱小同伴的步伐^[24]

切·格瓦拉

什么是游击队？

　　游击队是出色的人民军队，每个游击队员必须具备最好士兵的一切品质。游击队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纪律之上。如果说游击队没有采取军事生活的仪式，没有踢脚后跟，没有僵硬的敬礼，没有对上级的报告，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纪律。游击队的纪律是内在的。它来自个人的深刻信念，来自服从上级的必要，为的是保证参加的武装活动成功，也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不仅是守纪律，一名游击队员在肉体和精神上也非常灵活。游击战要求变通。一切都发生在晚上。游击队了解地形，他们在夜间行动、占领阵地、袭击敌人后撤退。他们不需要退得太远，只要能快速脱离战斗。

论暴力

　　我们说：暴力不是剥削者的特权，被剥削者也能使用暴力。不仅如此，他们必须在正确的时机使用它。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指出：“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25]这表明，要创造新社会，我们绝不能害怕暴力。只有当人民领袖找到有利的时机，才能够使用这种暴力。
　　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切·格瓦拉作为革命理想的传播者走遍了世界各地（欧亚非和中东），将拉美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重新从他的心中浮现。这便是“游击中心论”：一支小队与被压迫群众结盟，掀起风暴、瓦解敌人的势力。这是他对自己和菲德尔的承诺：输出革命！毛泽东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支小的久经考验的游击队可以带动被压迫无产者的反抗。带着这些想法，切留下了战斗的指示，动身前往玻利维亚。

口号：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

　　美帝国主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它侵略了全世界。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同样有罪的是那些犹豫不决、不肯冒世界大战的风险捍卫社会主义越南的人，他们还把事情全交给美国佬决定。有罪的是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讧以来（中苏的激烈论战和决裂），为不义战争推波助澜的人。
　　世界局势极为复杂。解放的任务仍落在旧欧洲的国家身上，这些国家足够发达，具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因而非常脆弱，无法再沿着帝国主义之路走下去。这些国家的矛盾将在未来迸发……
　　而我们全世界的被剥削者，要扮演什么角色？三大洲的人民都在关注和学习越南的教训。当帝国主义以战争向人类威胁时，应当回应道：我们不害怕战争。要在每一条战线上开展猛烈、无情的进攻，这必须是各民族的全面战斗……
　　哪里有敌人，哪里就要战斗：在它的老家，在它松懈的地方。必须展开全面战斗。不让它在军营内外有片刻的喘息。无论它在哪里，都要发动进攻，让它到处都像一头困兽。于是它将士气低落。它会更加残暴，这离它的死亡更进一步。

其他地方需要我尽微薄之力

　　菲德尔：这时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包括我在玛利亚·安东尼亚家里与你的相遇，你要我同行之时，还有紧张的准备工作。
　　有一天他们来问我们，要是我们死了能告诉谁。听了这话，我们全都心头一沉。后来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我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许多同志倒在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上。
　　我已履行自己对古巴革命的一份责任，我向你们、向同志们，我向你的人民——同样也是我的人民——道别。
　　我正式放弃我的党内职务、部长职位、指挥官身份和古巴的一切。没有任何法律将我留在古巴，但有另一样牢不可破的纽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上面所说。
　　其他地方需要我尽微薄之力。我可以做你身为古巴领导人无法去做的事，现在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了。
　　你要知道，我的心中悲喜交集：我将离开这里，我带着最纯洁的愿望建设的地方，我将要离开我最亲爱的人。这使我的灵魂倍感痛苦。到了新的战场，我将带着你给我的信仰，带着我们人民的革命精神，履行最神圣的职责：不管在哪里，都要与帝国主义斗争。这足以抚平我的痛苦……
　　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告诉我们的人民，但没有必要：语言无法表达我想说的东西，就不必浪费笔墨了。
　　直到永远的胜利！祖国或死亡！
　　以革命的热情拥抱你

“切”

离开古巴前的号召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号令，是对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人类的大敌——美国的号召。无论死亡在何处等待我们，我们都欢迎它的到来，只要我们的战斗号令传到谁的耳中、另一只手伸出来握住我们的武器，只要其他的人也准备以枪炮声和新的战争与胜利的呼声，奏出我们葬礼的歌曲。
　　直到永远的胜利！

神父和他的孩子们

唐·米拉尼《给一位女教师的信》

　　在意大利到处要求民主、渴望深刻变革的社会背景下，《给一个女教师的信》一书在1966年横空出世。这本书由一位不寻常的小神父和他在巴比亚纳·德尔·穆杰罗（Barbiana del Mugello，托斯卡纳—亚平宁山区的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教区的孩子们一起写作的。这本书激烈控诉了教育制度、教育者的麻木不仁、伪善和空洞的“老板学问”。他别出心裁地引用了意大利统计局的年鉴，揭示了学校教育有利于老板的孩子，排斥工人子弟。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老板家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所学知识和语言使用本身也是精英主义和划分阶级的。
　　用简单而丰富的意大利语写成的《给女教师的一份信》由佛罗伦萨的一家小书店出版^[26]，它对学生和教师都要求了责任。到1972年，它已经售出了一百万册，促进了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思考。艾尔维奥·法奇内利^[27]在《皮亚琴察笔记》中提到，这是“一本中国书”（指其革命影响力），弗兰科·福尔蒂尼^[28]也说自己“就像皮埃里诺（pierino，书中人物）^[29]……”
　　米拉尼不仅在校园中，还在其他社会团体中活动，如军队（拒绝服兵役）和教会内部。他第二本书的书名《服从不再是美德》（L’obbedienza non è più una virtù）成为了一句流行口号，同时出现了拒绝“代表”与“权威”的普遍现象。唐·米拉尼的活动在政治和文化上影响了天主教世界，并为“进厂神父”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些神父选择走入工厂，站在被剥削者的一边，到贫民窟去（比如佛罗伦萨的伊索洛特〔Isolotto〕）参与“穷人的教会”。显然，他们和主教与教皇的“世俗权力”不是一路人。工人基督教协会^[30]也不断向左翼靠拢，终于在七十年代初，在里维奥·拉波尔^[31]书记的领导下分裂。即便主教们向米拉尼施压，无论是在青年当中，还是新生的议会外团体中，他的作品并没有停止传播。

^[1] 贝多（Bedaux）系统是工业工作周期控制制度。——原注

^[2] 野猫罢工（Gatto selvaggio）。按西班牙语，更准确的词应该是野蛮罢工（huelga salvaje），但它会产生歧义（后者包括所有不被调解机构或雇主承认的停工，或者所有“时间过长”的罢工），所以我们倾向于保留英语单词野猫（wild cat），而不是创造一个西语新单词“野猫”（gato salvaje）。——西译者注

^[3] 武装力量情报处（Sirvizio de Informazioni Forze Armate）成立于1948年，直接受参谋长的指挥。它的职能远超出了军事领域，曾参与针对工人与政治组织的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它是重大丑闻的主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德·洛伦佐〔De Lorenzo〕指挥官写的内容与美国的干涉），这导致其于1965年进行了重组和改名。——西译者注

^[4] Roberto Faenza, Il Malaffare, Milán, Mondadori, 1978——原注

^[5] 阿尔多·莫罗（Aldo Moro）也许是六七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1916-1978年）的主要领导人。他曾多次担任政府首脑，并加入了与社会党的联盟。从1975年开始，在贝林格（Berlinguer）（时任意共第一书记）提出的历史性妥协（Compromiso Histórico）的理论和标签下，领导基督教民主党靠近共产党，建立了致命的反对基层社会运动的联盟。1978年他被绑架，随后被红色旅处决，这件事在本书按照时间结构的最具决定性的一章中。——西译者注

^[6] 安东尼奥·塞尼（Antonio Segni，1891年2月2日——1972年12月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1920年起在大学任教。1923—1924年任人民党全国委员。1926年暂时脱离政治活动。1943年发起成立基督教民主党。1955—1957年任总理。1957年发起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1959—1960年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62—1964年任总统。1972年逝世。————中译者注

^[7] 关于这个问题及后来出现的工人阶级的新形象，请参见：塞尔吉奥·博洛尼亚，《汽车工业史研究之中的意大利“大众工人”的理论与历史（在对戴姆勒-奔驰的阐述之后）》（Teoria e storia dell’operaio massa in Italia nelle ricerche di sotira dell’industria dell’auto〔dopo la lettura del Daimler-Benz Buch〕）——原注

^[8] 意大利劳工联盟（Unione Italiana del Lavoro，UIL）成立于1950年3月5日，由于共产党毋庸置疑的霸权，它由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以外的天主教徒和社会党人组成。它由一些社会党的小组组成，这一工会在国内没有多大组织，但在许多产业中较有影响力。它也始终与社会党保持着政治联系。——西译者注

^[9] Dario Lanzardo, La rivolta di piazza Statuto, Turín, julio 1962, Milán, Feltrinelli, 1979.这本书是关于宪法广场事件的最佳材料。它包含了对当时的一些参与者的一系列重要访谈，并对所给出的解释进行了详细分析。——原注

^[10] 意大利汽车工会（Sindacato Italiano Dell'Auto，SIDA），菲亚特的工会。——译者注

^[11] 吉安卡洛·帕耶塔（Giancarlo Pajetta，1911年6月24日——1990年9月13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27年加入意共，同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1年流亡法国，并担任意大利共青团书记。1933年秘密回国，不幸被捕并被判处21年徒刑。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获释，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44年任北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兼加里波第旅参谋长。1946—1990年任国会议员。1948年重新加入意共，在党内是右派。1984—1990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0年逝世。——中译者注

^[12] 原文是“走廊”（Galleria）。警察或宪兵站成一条长长的过道，被逮捕者必须从里面走过。当他们经过时，会受到侮辱和殴打。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报复与损害尊严的行为，而它仍然在游行或公共冲突后的大规模逮捕中被频繁使用，比如2000年在热那亚。——西译者注

^[13] 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Tristano Codignola）的个人经历也许在意大利社会党里算是一个典型。作为政党领袖，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了萨拉盖特的社会民主党。他是1953年《选举舞弊法》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并致力推动社会党独立于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要前者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路线。从七十年代末起，由于他不断批评政治腐败，受到贝尼托·卡拉克西的社会党领导层孤立，后于1982年去世。——西译者注

^[14] 卢奇诺·维斯孔蒂·迪·莫德罗内，洛纳泰波佐洛伯爵（Luchino Visconti di Modrone, conte di Lonate Pozzolo，1905年11月2日——1976年3月13日），意大利导演、编剧。1936年起在巴黎开始从事电影工作，期间受“人民阵线”运动影响逐渐倾向于共产主义，并秘密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回国后秘密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在罗马被纳粹逮捕，不久经友人斡旋后获释。1948年起成为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人物之一。1956年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但未退党。1960年凭借剧情片《洛克兄弟》（Rocco e i suoi fratelli）获第2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并得到了“红色伯爵”的绰号。1976年逝世。——中译者注

^[15] 六三小组（group 63）是意大利的一场文学运动团体，因团体成立于1963年而得名。六三小组成员包括诗人、作家、评论家等，主张在文学作品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反对新现实主义。后期逐渐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淖。1968年解散。——中译者注

^[16] 尼诺·阿尔贝托·阿尔巴西诺（Nino Alberto Arbasino，1930年1月22日——2020年3月22日），意大利作家、记者、诗人、戏剧评论家。1955年毕业于米兰大学。195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在文学作品中惯用表现主义。此后曾参加意大利共和党。1983—1987年任国会议员。2020年去世。——中译者注

^[17] 温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年1月5日——2016年2月19日），意大利作家、哲学家、翻译家、藏书家、符号学家。——中译者注

^[18] 乔尔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 Antonio Manganelli，1922年11月15日——1990年5月28日），意大利作家、记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新先锋派”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19] 爱德华多·桑吉内蒂（Edoardo Sanguineti，1930年12月9日——2010年5月18日），意大利诗人、作家、剧作家、翻译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5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3年参加“六三小组”。1968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76—1981年任热那亚市议会议员。1979—1983年任国会议员。2010年逝世。——中译者注

^[20] 弗兰切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22年11月15日——2015年1月10日），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1943年被征入伍，后逃走，秘密参加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同维斯孔蒂合作。1958年凭借其处女作《挑战》（La sfida）获第2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1963年凭借剧情片《城市上空的魔掌》（Le mani sulla città）获第2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2015年逝世。——中译者注

^[21] 恩里科·马泰（Enrico Mattei，1906年4月29日——1962年10月27日），出身于士官家庭。1943年起领导一支游击队反抗法西斯政权。1944年被萨洛共和国政治警察逮捕，不久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越狱。二战结束后短暂经商，并参加了基督教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45—1946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7年创立意大利自由志愿者联合会（Federazione italiana volontari della libertà）。后创办石油公司，招致国外七大石油公司的联合抵制。1948—1953年任国会议员。1962年在西西里岛因飞机失事身亡，后世调查认为，法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合谋实施了谋杀。——中译者注

^[22] 阿尔多·卡皮蒂尼（Aldo Capitini，1899年12月23日——1968年10月19日），意大利诗人、哲学家、教育家。1933年起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37年起领导自由社会主义运动，曾短暂被捕。1942年创立行动党（Partito d'Azione）。1943年被捕，不久获释。二战结束后，于1944—1946年任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校长。1947年起参加宗教运动，反对天主教会。1961年起领导非暴力运动，得到了“意大利甘地”的绰号。1968年去世。——中译者注

^[23]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Camilo Cienfuegos Gorriarán，1932年2月6日——1959年10月28日），古巴革命家。1948年起参加政治运动。1952年起参加反对巴蒂斯塔督察统治的活动。1953年移居美国，从事工人运动。1955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流亡墨西哥，同年6月回国。1956年再次流亡美国，同年9月赴墨西哥，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合作，参加游击队。古巴革命胜利后，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和镇压叛军的活动。1959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中译者注

^[24]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游击战》。摘录的意文版本为费尔特里内利在1967年于米兰出版的一版。最近的西文是Hiru出版社于2004年的版本。（中文参照西班牙语版本翻译）——原注

^[25] 出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88页。——中译者注

^[26] 唐·米拉尼（Don Milani），《一份给女教师的信》（Lettere a una professoressa），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书店（Libreria editrice fiorentina），1966年版。——原注

^[27] 艾尔维奥·法奇内利（Elvio Fachinelli，1928年12月29日——1989年12月21日），意大利教育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中译者注

^[28] 弗兰科·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1917年9月10日——1994年11月28日），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中译者注

^[29] 《皮亚琴察笔记》第31期，1966年。——原注

^[30] 意大利工人基督教协会（Associazioni Cristiane Lavoratori Italiani）是意大利的一个基督教工会团体，1944年成立。——中译者注

^[31] 里维奥·拉波尔（Livio Labor，1918年7月1日——1999年4月9日），意大利记者、工会活动家。1950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55—1957年任意大利工人基督教协会组织委员会书记。1957—1961年任协会副主席。1961—1969年任主席。1971年发起成立政治工人运动（Movimento Politico dei Lavoratori），次年大选失利后并入社会党。1976—1979年任参议员。1982—1984年任工人职业培训发展研究所所长。1999年去世。——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