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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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言

余君

　　五十年代开始，战后一度被打倒的工人运动卷土重来，再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提出了对社会权力的要求，不仅是在法国、意大利和西德东德，在法西斯统治下的西班牙，经历了内战失败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在动摇着弗朗哥国家，连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战后西班牙汹涌澎湃的工人斗争，迫使一向对工人运动厉行镇压的弗朗哥国家容忍并给予地下工会以一定的合法性。西共（PCE）的工会，即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CCOO），在法西斯国家的工会选举中曾一度得势。但它苟安于“保卫合法性”政策，没有及时、也从未考虑过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组织与觉悟提高到更广阔的层面，将他们的意志进行最彻底、最自觉的表达，最后被回过神来的资产阶级的镇压给完全打垮了。改良主义的西共一门心思就是利用工人斗争，让自己成为反对派的最大代表，为此甚至可以（而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极力捍卫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反过来打击工人运动本身。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民主化前，第一个拖累工人运动的是西共；民主化后，第一个反对罢工的也是西共。自主运动的产生，正是出于工人斗争摆脱碍手碍脚的党和工会的需要。可以说战后运动的整个历史，就是工人运动试图通过集体行动以摆脱官僚主义——改良主义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的历史。
　　现实中也存在着反对“官僚制的改良主义”政党的革命团体，然而它们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也是不合格的。法西斯国家的性质事实上使运动具有更强劲的动力，使工人的反抗更为剧烈，身处地下环境中的西班牙革命团体，在思想上的探索却没能打开一条出路，理论上的表现很糟糕。意大利和法国的青年组织在重要事件面前给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推动了工人斗争，西班牙的同龄人却没能满足革命的需要：没有为工人自主运动指明方向。对西共的批判不过落在了“党被改良主义腐化了”、“需要一个先锋党”等等大而化之的定性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历史证明，这一类“正确的废话”，往往都会束缚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判断力。青年不经油腻污秽的社会所腐化的头脑，本应凭借自身晴雨表的本能、对一切压迫敏感的天性与高尚理想的驱使，以时代所赋予的革命嗅觉来得到深刻与正确的分析。人们在运动中的成长是很快的，而这一成长还未能达到与六十年代的前景相符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层面。
　　左派，甚至有时连自主积极分子本身，都会认为工人是笨拙的，需要由一个作为代表的“先锋队”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历史使命。可每当运动找上了门来，落伍的，表现得愚不可及的往往正是左派。它们自以为是的表达，跟阶级脱了节。当然，看问题足够实际的工人们大概不会为左派先生们的无能感到可笑或义愤。他们在凶残的镇压下，以势不可挡的集体力量向压迫者发起反冲锋。没有什么能比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更加坚韧，它无数次地被打倒，又从坚实的地面上汲取力量，重新站起来。工人阶级有着改造这个腐朽世界的力量，有着比左派更加深厚的智慧，所需要的只是他们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觉醒。而左派，即使是抱着革命思想的左派，也难免掉在这样的陷阱里，也就是认为，只有在“革命”左派的指挥下，才能唤起阶级力量。如果资产阶级真的被吓倒了，那不过是看到了他们身后的工人阶级。真正撼动弗朗哥国家的，是无数在基层活跃着的、默默以微小的工作来为阶级事业付出的积极分子们。他们在工人的斗争传统下，通过无数的鼹鼠般的努力，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舍弃法西斯主义的外表。
　　在文集的第一章中，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利用工人斗争来为资本的发展计划提供动力。这有别于对工人运动一味的弹压，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更灵活和高级的统治的层次。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工人斗争在改良主义的控制下，是极难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的。显然，在改良主义的西共和工委会遭受了重大失败并失去了对工人的影响时，自主斗争运动这才放开手脚，以狂飙突进之势痛打弗朗哥国家。从汹涌的罢工浪潮，到班达斯、洛卡与哈里·沃克的重大斗争，自发的工人运动展现出了它真正蕴含的实力。一处的斗争经验很快就能传遍整片地区，工人们也以民主的形式在工厂中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权力。为了战斗、声援和抵抗而建立的各种委员会，难道不就是工人由自己来行使社会权力的尝试吗？西班牙工人的经验，他们的组织程度与高度告诉我们，工人要冲垮统治秩序和接手社会管理，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格拉纳达、洛卡与巴塞罗那港口的斗争，文集中还讲述了多元化的历史。从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浪潮转入八十年代的反动，文化也经历了从革命到反革命的过程，比方说，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就在这一时代发生了迅速且剧烈的转变。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流行文化大都来自“八十年代的经典”，那是运动失败与资本主义全胜时代的产物。而六七十年代早已被入土为安，被掺水，甚至被伪造，不再以它的理想主义面目现身在我们的视野中了。
　　考察多元化的历史起源，不难发现，它是革命失败的产物。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和分配群众运动的市场，迎合民主化的左派将其宣布为“转向”。实际上，这和它们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合法性、为了帮助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转向”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在这里，“多元化”对于我们陈腐了五十年之久的世界来说，还算是新鲜话题。多元化可以是一门生意，也可以是一场运动，只要工人阶级从中得不到好处就行。至于多元化运动所宣称的目标，我们可以一言辟之，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真正彻底的平权是不可能实现的。
　　自加加林上太空、古巴革命和越南战争爆发以来，人类的大胆梦想似乎又成为了可能：它诉说着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感召下，整个一代的六十年代青年将自己投身于反叛事业。他们知道自己憎恨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的所言所行是为了什么。也许他们是历史上最激进、最慷慨和最热血的一代青年。战后的社会氛围是压抑的，无处不在的虚伪、残暴和压迫——很难说经过了这么多年，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是否有了重大改观——使他们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他们渴求颠覆，渴求真正的改变。
　　反叛是为了纠正世界的谬误，学习是为了在思想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偏见，而劳动是为了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主流文化遭到拒绝，阶级斗争成为了整个生活的重心。这一景象似乎夸张得引人发笑，这是因为当代离理想太远，又在麻木和虚无中沉得太深。
　　而当反叛的浪潮终于平息，革命却并未成功，之后，资本主义的规则就完全驯服了人们的头脑，而我们的所有思考与行为方式，甚至我们最激进的幻想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和市场关系之上的。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就算对我们已完全听话的青年身上再踩上两脚，这位青年不过是扮出一脸苦相，哀叹说：“哎呀，我还能怎么办啊？都是这样的，要听话。”似乎夸张得引人发笑，但这既不夸张也不好笑。
　　六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对于国内读者是完全陌生的，西班牙工人的经验也是第一次引入我们的视野。当然，后续还会引入更多西班牙、意大利与阿根廷的六八年代经验。感谢文集的几位原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又宝贵的内容。同时感谢龚义哲（由他校对了第一章）和Rodrigo提供的意见，还有李星和吴季对文章校对的重要帮助。本书由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并节选了其中重要的数章内容。欢迎对于本书的交流、讨论与传播。

2020.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