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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2〕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3〕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4〕,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5〕,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6〕,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7〕,袁枚的《随园诗话》〔8〕,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1〕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2〕“帮闲文学”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讲演中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3〕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修明政治,联齐抗秦,但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终于投江而死。《离骚》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4〕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5〕“俳优蓄之”语见《汉书·严助传》:“朔(东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6〕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7〕李渔(1611—约1679)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闲情偶寄》,是他的诗文杂著,共六卷。

  〔8〕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宁知县,辞官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自号随园。著有《小仓山房全集》,其中收《随园诗话》十五卷,补遗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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