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七章 解体及其后果：从1985年至今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的任命预示着苏联的终结。就职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公开对苏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了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官方批判。在 198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他的“基本论点”，并号召经济改革（perestroika）。他随后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制订如国有企业法（1987）、合资法（1987）、合作组织法（1987），然而，这一努力也伴随着经济的加速衰退：产量水平（出口水平）下降，价格上扬。同时，新的开放（glasnost）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和道德的抗议的表达，使西方暂时对戈尔巴乔夫抱有积极的幻想。
1991年8月，失败的保守主义政变给予了戈尔巴乔夫预期的改革计划致命一击。在该政变后的几周，越来越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1991年11月，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俄罗斯共和国颁布解散苏联的法令；12月，苏联正式解体，此后最初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三国共同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的以无管制的市场资本主义为走向的“自由落体”在后来数年继续下降。车臣的经济危机和一场“肮脏的战争”时而引发抗议和反叛，但更通常的是导致了全民的道德败坏。2000年，叶利钦由他的被保护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继任，普京政策集中在恢复一个能对经济力量保持国家控制的“强大国家”，促进劳动的道德规范，采取对抗分裂主义的强硬行动，并突出新军事的崇高地位。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围绕克利夫的思潮及其批评者
苏联的垮台必然导致了向托尼·克利夫及其支持者理论的大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未被明确认识到的重要转变。毕竟，克利夫等人曾独创性地设想，国家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比西欧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因此，克利夫在1948年曾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能够达到的最后的理论限度”，并且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方面”。[1]在1940年代，这一解释还具有某种可信性，因为苏联经济看起来比西方经济更有动力。但是，在后来数十年间苏联经济明显已陷入结构性僵局时，克利夫及其支持者不再强调他们理论的这一方面，可是并未对这一修正进行明确的辩护。[2]起初他们几乎无法想象国家资本主义的破产，以及破产所意味的向私人资本主义“更低的”阶段的倒退。晚至1987 年，迈克·海恩斯还批评了所有认为苏联社会的危机是晚期的而且危机植根于苏联的独特性质的人。海恩斯明确说明：
（1）历史表明，苏联经济是一个有活力的经济。
（2）这种经济的活力产生于它与西方的竞争性的相互作用中。
（3）这一活力在苏联内在化，并在其更广泛的联系中再现。
（4）苏联经济已显现出充分的动力，不仅防止扩大与发达的西方的鸿沟，而且绝对地和相对地缩小这一鸿沟。[3]
海恩斯并不否认苏联经济正经历着困难，但是他强调，“危机是个相对的概念”[4]，而且“经济困难和紧张影响着所有世界主要经济体”。[5]“现存的刚性的和僵化的结构”无疑已经延缓了苏联的积累过程，并且与许多“拖延因素”[6]一起，造成了“利润率的下降”，但是不应夸大那种发展的后果。尽管苏联经济有其特殊性质，但正因为它像其他许多经济体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我们能够考虑在我们到达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前整个过程中的一系列停靠点。”
但是，1990年前后，苏联经济无法再抵挡来自西方竞争的状况已日渐明显。因此，1990年夏，克里斯·哈曼认为，斯大林统治下飞速的工业化能够从1930年代产生坚持到1960年代，是因为那些年间外贸关系已被缩减至最小值；后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断增长的国际化，这一政策已达到极限。最后，苏联无法避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产生了“常规的”积累危机，它迫使苏联官僚体制“尝试改变它的方式”。[7]
这一说法逐渐变成主流解释。因此，迈克·海恩斯和皮特·格莱特（Pete Glatter）在1998年说明，经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后，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从全球的观点看，俄罗斯在错误的地点建立了错误的工业类型；工厂过大，用比其他世界经济体更低效的设备生产了过多种类的产品”。[8]对这一体制的激进干预已势在必行，即使这些干预已造成苏联统治阶级的严重分裂。[9]因为实质上是过去统治苏联的那些同样的人仍在掌权，改革的暂时结果是:“处处显现瘫痪性的混乱”，市场、国家资本和黑手党行为混杂结合。
批判。对克利夫及其支持者这一立场的大量批评涉及方法论问题，基本上可归结于如下观点：他们只用下述几种疑似命题推理，就可把苏联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
（1）在资本主义的X类型中，Y产生了。
（2）Y在苏联产生了。
（3）因此，苏联是资本主义的。
弗兰克·弗雷迪（Frank Füredi）举了几个被他视为这种观点概括形式的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克利夫的“发现”：在资本主义内部曾有使用价值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例子（即战争经济）。“既然使用价值也是苏联生产的目的，那么再次由此得出结论，两种制度是同样的。”[10]弗雷迪认为这一类比不仅在逻辑上有缺陷，而且在经验上也是错误的；甚至在资本主义的战争经济中，使用价值的生产也从来不是它自身的目的。
使用价值的生产仍然极大地服从于价值规律。英国统治阶级才最清楚地知道，它并不是免费得到它的步枪。价值规律的戒律通过重大的外资流失最痛苦地施行了自己的影响，英国不得不廉价卖出它，以偿还围绕美国迅速积累的债务。
[11]
曼德尔评论道，例如，克利夫等人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从未发生过任何生产过剩危机。[12]当然，前苏联曾经经历了“一场特定的制度性危机”，但这种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在本质上是很不相同的：“你不可能解释说，空空如也的商店只是（过度）充裕的商店的变体，从而把使用价值生产不足说成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变体。”[13]
达姆及其批评者
1990年，数学家沃尔特·达姆（Walter Daum）通过位于小纽约的“争取革命政党联盟”发表了一个早年提出的资本主义新理论。[14]达姆部分地受詹姆斯/杜娜耶夫斯卡娅和库伦/莫扎列夫斯基的启发，[15]在他的《斯大林主义的生与死》（The Life of Death of Stalinism）一书中提出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分期和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新定义。他指出，1930年代中期，当时托洛茨基已经分析了这些观点，但是，在后来数年中（1936年是其转折点），一场反革命已经发生，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顶点。这个转折是两种发展的结果：在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了极度紊乱：“产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工厂缺乏材料和工人；通货膨胀暴涨贯穿整个1933年，而那一年的投资出现了急剧的和无计划的下滑。”[16]在国外，德国工人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发展给了苏联沉重一击。为了回应这一双重危机，斯大林官僚体制实行了一个新转折。从此时起，外交政策明确地变为反革命的政策，例如，表现在蓄意破坏西班牙反弗朗哥主义的抵抗斗争，以及到处推行“人民阵线”政策。1934-1935年，“苏联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扮演着保守角色，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合作和冲突中捍卫它自身的利益”。[17]在国内战线上，发生了急剧的向右转：在镇压少数民族的同时，推行俄罗斯民族主义，而“大清洗”成为建立对党、军队和工业官僚的严酷政治控制的工具。鼓励工人之间的竞争（斯达汉诺夫运动），逐渐普及计件工资，逐步严格劳动法规。
在形式上，苏联经济在这些年中通过计划体制进一步实现了中央集权化；在实际上，计划体制意味着“依法管理”。[18]但是，这种计划编制在现实中大力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去集中化——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19]1936年企业经济责任制（khozraschet）的引进至关重要，苏联公司由此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实体。
经理们成为资本经济规律的代表，其经济筹码是在他们自己公司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他们寻求驯服工人并实现资本的积累、集中和现代化。这不是按照国家的需求，也肯定不是按照工人的需求和权利，而是为了在他们的支配下将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大化。这种代表统治者整体利益的中央官僚制，必须反对其地方代理人的特殊利益，以平衡它自身的需求。[20]
达姆称以这种方式出现的体制为“冒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或“中央集权化的资本主义”。[21]如克利夫所说，这种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不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相反是为独裁专制、“一国资本主义”而奋斗。与曼德尔相比，克利夫及其支持者和达姆都不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将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定义为“积累的动力，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工资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实际剥削”。[22]一旦在个经济体中“通过工资劳动榨取剩余劳动”，那么，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23]竞争只不过是积累剩余劳动这一动力的“外在表现”。[24]
这种致力于专制积累的努力是“原来殖民的和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统治者的自然选择，因为这种积累有助于他们把剩余价值留在国内；它能使这个国家永续长存，那里不再可能产生传统的资本主义。”[25]这种制度生产的首要社会目的，是“将总体的国家资本也即在其国家边界内的国有资本保留和最大化”[26]。
这个首要目的“要结合地方和部门官僚的狭隘目标（把他们负责的公司和部门的价值最大化）共同运作（经常是有分歧的）”[27]。这毕竟存在着竞争，但只是在国内经济内部（参考贝特尔海姆）。这一体制的表现就是“伪计划（也就是来自顶层的官僚管理）”、生产高于消费的优先地位和自1930年代以来（不算战后恢复年代）下降的积累率，这些都是由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产生的现象。
批判。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支持者批判了达姆的分期和他关于苏联资本主义的描述。关于第一点，如果苏联在1936至1939年的确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折，那么，国家结构和独裁者怎么可能在转折前后都原封不动？奥尔·理查森（AL Richardson）写道：“在对其工作方法、剥削、劳动法、大清洗和恐怖进行的认知检验中”，达姆“没能解决下述问题：实施上述做法的这个国家，在转折前后是同一个国家吗？即那个自1917年以来通过不间断的各个阶段已经向前发展了的国家。”[28]
彼得·梅因（Peter Main）和克莱尔·希思（Clair Heath）特别批评了达姆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他们不仅因为他采取了一种“规范的”方法而指责他构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并用这一“理想类型”的种种因素与苏联进行比较；而且指出，达姆的资本主义理想类型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毕竟，工资劳动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之下，而且发生在那个后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虽然它的内容改变了。在过渡经济中，“工资仍然是其形式，剩余劳动在其中被抽象化”，但是“工资形式不再表达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29]达姆似乎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因为工资劳动者在1917至1936年时期仍然很重要，然而达姆并没有把这一最早的时期定义为资本主义。[30]
梅因和希思很快确定了这一概念，即苏联存在着企业和部门之间的资本竞争:“如果存在真正的竞争就会有输家，那么无效率的公司将会垮台，而它们所代表的资本将会被消灭。但这恰恰是在苏联发生的事情。”[31]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马列主义支持者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批评了达姆的自相矛盾。毕竟，达姆说过，假定的“去中央集权化”从1930年代开启的过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他说这个同样的过程在“被称为‘竞争’时，是‘一个次要的、表面的现象’”。“他一边提供给读者（承认苏联经济中的竞争现象），一边又收回（赔低竞争理论的重要性）”[32]。
萨皮尔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法国的前毛主义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Jacques Sapir，生于1947年）发表了许多关于苏联的阶级性质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他研究了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提出的观点，即苏联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经济”。[33]
我认为，苏联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战争经济。这种战争经济方式对于社会主义不是特有的，因为它们也被运用于战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类似方法在战争期间也被使用。……它清楚地表明，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和管理方式并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战争经济的方式。困难始于这些战争经济方式被视为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致，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之时。
[34]
受贝特尔海姆、沙旺斯和所谓调节学派的启发，[35]萨皮尔把苏联解释成一种在例外形势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动员》（L’économie mobilisée, 1990）一书，即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著作中，他强烈地否认苏联经济是“一个大企业”；反之，他认为它更加像一个长期的战争经济，其中国家通过保证对产量的需求指导工业和农业。这种“动员经济”在十月革命以前的1915至1916年就曾出现过，并且，尽管形式上出现了几次政治转折和变化，动员经济仍持续到1980年代末。[36]
人们在使用“动员经济”这一术语时，实际上提到了生产商品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那里是分离的，而且是非商业性的，其中生产的有效性并不通过相关物品的销售（或缺乏销售）而产生。
[37]
因为国家确保以固定价格购买产品，这种体制获得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动力。个别企业通过生产规模最大化来争取利润最大化。企业不是在销售中而是在投入成本中互相竞争，因为它们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尽可能多的雇员和生产资料。企业利润不再作为客观的控制手段发挥作用，所以有必要用其他手段去监控企业。[38]
在这一体制中，“常规的”投资周期[39]形成了，但是最后，这种动员经济的总危机同样仍存在可能性。这表现为三种方式：
在增长节奏上，动员经济必须优于其潜在对手的增长节奏，以确保赶超，克服人类发展水平上的落后状态（达到一两代人或更多代人的正常发展状态）；在生产的技术层面，它必须确保统治者不会被排除在一切买卖特权之外；最后，依赖于国内社会冲突的发展阶段。
[40]
在苏联，1980年代的总危机导致了改革和开放，导致了这一经济体的“民主化”，也就是“重新引进商业的实践和功能”[41]
查托帕迪亚伊及其批评者
查尔斯·贝特尔海姆的代表作《苏联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的发表，激发了印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Paresh Chattopadhyay）[42]历经数年的关于苏联的新反思，并体现于他于1994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和苏联的经验》一书中。最初，在1980年代早期，查托帕迪亚伊仍将十月革命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比，更直接地把目标对准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43]。那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起初总是导致一个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全面否定，它不过是对这一否定的自觉准备。资本（连同商品生产一起）在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是由于以下根本原因：直接生产者不可能一夜之间集体支配生产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恰恰是通过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确保这一支配。
[44]
只有在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工人阶级开始支配客观的生产条件一被改变时，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才可能开始。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在1930年前后资本已经得以巩固它的权力。在后面数年中，查托帕迪亚伊无疑矫正了这一观点，并开始否定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含义，因为，“首先，夺取政权不是劳动大众（他们自己）的自我解放行动……第二，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十月诞生的这个政权不是工人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真正的第一步）”[45]。第二点是他的书中阐明的矫正过的解释，即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引进了一个前资本主义的 环境中。斯大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只不过表现了社会形式的变化。
发生的主要事情是，工资劳动被极其迅速地和大规模地普及，它把这种经济体的强制和特殊的运作形式结合起来，与一个资本主义“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并不矛盾，尤其是因为在经济技术落后的背景下“赶超”资本积累的紧迫性。
[46]
与克利夫及其支持者形成对比，查托帕迪亚伊认为，苏联可以被“作为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体”来进行研究，虽然他并不否认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47]为了证明作为孤立分析单位苏联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查托帕迪亚伊必须说明，工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他通过指出“自由的”工人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分离说明了这一点[48]）；他还必须合理地证明：即使苏联是一个大联合企业，在苏联内部同样发生了资本之间的竞争。他通过求诉于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和“多数资本”的区别达到了这一观点。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曾写道：“每一个别资本只构成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即获得了独立性并被赋予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正如个别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组成成分”。[49]查托帕迪亚伊从这一观点推导出，“每个资本在绝对的意义上都不是独立的”。[50]在苏联，社会总资本集中于国家，而个体企业形成了个人资本。社会总资本是“本质的现实”，而单个资本是“现象的现实”。[51]
依照查托帕迪亚伊的说法，资本竞争是存在的。
当社会总生产过程被分割于每一个
相互自治的生产单位中时，基于其生产者的双重自由，劳动产品以（货币）商品形式与其他单位的交换，无论如何都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特殊法律
形式或商品（包括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交换的特殊
形式。
[52]
个别资本之间的竞争被“生产资料的交换所证明，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苏联企业之间采取了这种商品形式”[53]。
通过这一竞争所形成的积累过程建立在粗放增长的基础上。由于“干部和熟练工人的缺乏，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可利用率，以及该国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自然财富”，首先靠动员未使用过的能量和原材料的粗放增长，是容易理解的选择。[54]在这一积累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增长具有超越消费品生产的绝对优先性。但是这种增长类型明显遭遇了“无法克服的资源障碍”，在第七个五年计划（1961-1965）期间已经显而易见。[55]然而，走向密集积累的步子没能实现：“苏联资本主义继续作为一种动员经济运行，并且不可能伴随新形势下遵从扩大再生产需要的经济组织的相应变化，让自己解除动员。”这样，一种绝对的过度积累危机形成了，在该制度的晚期危机中达到极点。[56]这种崩渍只意味着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正像“‘工人们’对通常由‘上层’发起的这些变革严重的漠不关心所显示的那样”。[57]
批判。1981年，查托帕迪亚伊提出了他的一些观点。当时，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盖伊· 戴斯奥尔利（Guy Desolre）在几个方面批评了他。戴斯奥尔利不仅针对在苏联存在的一般商品生产和企业之间竞争的各种看法提出了经验性的论据，而且批评查托帕迪亚伊把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概念“转化”到苏联社会。戴斯奥尔利认为，这只是在玩弄辞藻，而不是对马克思的严肃解释：
马克思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到了
社会总资本和
社会资本（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那种资本）。因此，即使某个人试图让他说这二者可以合并为某个唯一的资本，也无济于事。由此，该官僚制的成员都将会以某种方式成为这个集体的股东。
[58]
费尔南德斯
尼尔·费尔南德斯（Neil Fernandez，生于1964年）曾活跃在1980年以来英国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组织中，诸如《共产主义尝试》月刊（A Communist Effort，1984—1985）和以伦敦为基地的“红色恐怖”团体（1989—1990）。[59]在著作《苏联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1997）中，费尔南德斯尝试提出一种自治主义的分析。[60]根据对自己早期著作的详细阐述，[61]费尔南德斯寻求说明，他看到的资本主义的三个定义特征（即商品、工资劳动和为利润而生产）在苏联都已存在。
为了证明苏联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础上，费尔南德斯研究了该经济体这些方面的每一项。关于消费领域他列出了几个问题，因为“基本关系是买和卖的关系”。[62]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分配的证明是更困难的，这些分配毕竟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实物交换与竞争以及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批发和各种交易所产生的。费尔南德斯不过是将这些分配确定为交换关系，并因此确定为已更新的资产。[63]关于生产领域，讨论变得更为复杂。费尔南德斯认为，工人受剥削，而经理们运用“操纵、谈判、讨价还价和官僚权威命令的特有混合手段”，为了耗材和人员进行相互竞争，并与中央的官僚精英阶层展开竞争。[64]
当然，这一竞争不以市场方式运作；官僚们也不可能将他们统治的部分传递给他们自己选择作为继承人的那些人。反之，统治是通过官僚制的任命和非官方的“blat”分配两方面的混合来传递的，包括通过特权遗传和“教育”制度。
[65]
不管这些观察结论如何，费尔南德斯仍然在这一范围确定了各种资本主义关系。
（因为）存在着私人占有，还存在着每一个拥有对生产资料的部分控制（因此榨取剩余产品）的官僚（后占有者）之间的竞争，那么很明显，这一竞争恰好是其自身的
那种制度——
这类私人占有统治的各个部分进行交换的制度。而所交换的（和通过劳动中介的）任何东西都被解释为商品。
[66]
劳动力在苏联是商品，因为“作为对劳动力的报偿所给予工人的工资袋是真实的，而不是名义上的”。[67]并且，苏联最终也是以持续努力地积累用于扩大生产的剩余为特征的。
费尔南德斯相信，这样已证明，苏联不仅是建立在普遍化交换的基础之上，而且还以对积累的普遍追逐为特征，他总结道：“由此得出结论，它是资本主义”。[68]但是，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费尔南德斯认为没有正确使用的概念），因为“私人占有在苏联始终享有充分的影响”[69]；也不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对以货币为主的积累的考虑”在苏联是至高无上的。[70]不如说，它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类型。
其中对劳动力、劳动、产品和一般生产力进行控制的部分，也即釆取权限、法规和“blat”形式的部分，是买卖的、交换的和有积累目的的至关重要的生产投入。
[71]
在这一制度中，货币已采取了“官僚权限的形式，或更普遍的‘blat’形式”[72]。
《扬弃》（Aufheben）
自治主义的《扬弃》（Aufheben，取自黑格尔使用的德文“扬弃”概念的这本杂志，是英国的一份马克思主义月刊。——译者注）团体起源于布莱顿，英格兰人在1990年代末提出了一种试图整合出自迪克亭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他们认为，迪克亭最后错误地描述了苏联的性质，一方面因为他根据价值规律的运作看到其资本主义实质，而另一方面因为他并没有看透其种种政治经济类型的具体性质[73]，但是迪克亭仍然“给出了关于苏联衰落和垮台的最值得相信的解释和描述”。[74]迪克亭的著作阐明，对苏联的任何理解，必须“解释它所造成的制度性的浪费和无效率。如果苏联是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它肯定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75]。
《扬弃》团体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即把资本主义简单地视为一个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利润驱动的制度。”[76]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异化劳动的自我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变成一种异化力量的人类活动的创造性的和生产性的能力，包含对其本身自主扩张的人的意志和需求”。[77]苏联工人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分离的事实，使苏联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完全不存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但是，这一结论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如果苏联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它体现了很多明显不是资本主义的特点？[78]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扬弃》把取自迪克亭和波迪加的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观念融合理论。该团体建议“遵循迪克亭，把苏联看作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并且遵循波迪加和意大利左派的见解，我们建议不把苏联理解为已经处在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中而是处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社会形态”[79]。由于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导致任何东西，并且新的国家官僚制已夺取权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搁置在议事日程上。由于俄罗斯经济不发达的本质，这首先需要生产性资本储备的增长。由于直到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已限制了工业发展的时候，新精英才被迫去限制市场的自由运行。这样，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生产主义的”变体出现了。对货币资本的相关抑制意味着，货币被降低为“一种纯粹的暂时的流通手段”。[80]资本价值不能以货币而只能以使用价值来表达。
在这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制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确具有商品形式，而且商品流通的唯一一种有限的形式出现了，却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形式。“由每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并不是通过它们转化为货币而得到确认和实现的，而是由于它们被国家承认为价值而得到预先确认的”。[81]因此，货币作为生产性资本尤其是功能性的，而并不是价值的一种普遍的独立表达。这导致两个结果。第一，货币的购买力仍然是有限的。
虽然每个人都需要货币，但它不足以适应所有人的需要。作为结果，非货币的社会关系不得不保留下来。对处在有权地位的或受庇护关系等条件（即被认为是“blat”的那种制度）之中的那些人的偏向和宠爱，成了苏联官僚制作为获取有权使用特权物品的方式和摆平事物的方式的突出特色。
[82]
第二，有限的货币功能意味着工资几乎发挥不了物质刺激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用额外收入买到任何东西，他为什么应当更卖力地工作？由于强制性的积累过程愈发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经理们既没有“胡萝卜”也没有“大棒”去控制工人。
一则面临以强行通过中央计划增加生产的形式去占有剩余价值的命令，另则面临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权力，国有企业的经理们用为数量牺牲质量来解决这一两难局面。这是可能的，因为物化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技术和社会需要，并不是来源于将要使用这些商品的那些人，而是由中央计划独立地规定的。
[83]
其结果就是一种特有的有缺陷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它达到了不断增加“无用产品的持续生产”的程度，以至于来自一个生产部门的有缺陷的使用价值被利用于其他部门。[84]
总体上，苏联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其中资本以使用价值形式进行主导性的积累，虽然使用价值本身的缺陷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因此，鉴于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中，靠近生产的阶级冲突通过周期性的剧烈经济危机的浪费来解决，从而恢复了工业常备军和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力量，那么在苏联，这些冲突则通过有缺陷的生产的持续性的和制度性的浪费来解决。
[85]
桑德莫塞
挪威哲学家于尔根·桑德莫塞（Jørgen Sandemose，生于1945年）在他的著作中，将汤尼·克利夫、莉塔·迪利奥（Rita di Leo）和希勒尔·迪克亭的见解合并在一起，从1970年代起，他继续探索了他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86]这一理论首先系统地呈现在他的《国家、宗教、经济》（Stat，religion，økonomi，2002）一书中，它展示了对变化多样的“资本
主义形式”的雄心勃勃的总体分析。桑德莫塞认可克利夫的论题，即苏联构成了“一个大资本”。但是，他并不赞同克利夫关于这个被认为孤立的资本是“一个大工厂”的观点。相反地，他认为，资本对劳动的实际统摄从来没有在苏联取得过成功，只存在过形式统摄。[87]苏联资本展现出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些工厂的同样特点，其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是……专业化工人的结合”。[88]在这两种情况中，“工人都具有一种非常伟大的自主性，而资本不断被迫去努力争取工人的服从性。”[89]
与生活消费品不同，因为大部分生产资料在苏联不是可交易商品，桑德莫塞把总剩余价值和来自消费资料折返税的国家收入等量齐观。[90]接着，他试图运用经济再生产图式证明，苏联资本的制造业特色只准许“绝对剩余价值”，因而达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表现为不可能有任何向实际统摄的过渡，因为生产性投入将缩减工人阶级的规模并造成利润率下降，也因为工人阶级权力的固有地位阻碍了这种发展。这意味着，“非再生产”部门的军事工业的增长能够提供短期出路，但是，这根本无法阻止该制度的最终危机。[91]
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及其批评者
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赖斯尼克（Stephen Resnick，生于1938年）和理查德· 沃尔夫（Richard Wolff，生于1942年）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杂志《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92]联手，在《阶级理论和历史》（Class Theory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对苏联“资本主义”性质的描述。他们把自己建立在一种独特的阶级理论的基础上，依照这一理论，社会必须被看成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过程总体，也即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全部过程“取决于每个构建那个社会的所有其他过程”。[93]探究这一总体性存在无数的“进入点”，而没有一个进入点能够被认为是“该社会中任何其他过程的基本原因或决定因素”。[94]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进入点是阶级，在这里被定义为“生产和占有剩余劳动的经济过程”。[95]
在赖斯尼克和沃尔夫的理论中，存在两类阶级过程：基础的和统摄的。基础的阶级过程涉及一个阶级争夺另一个阶级的剩余产品的生产。统摄的阶级过程包括这种剩余产品在其他阶级之间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工人和工业资本家是基础的阶级过程的人格化，而地主、非生产工人和高级经理是统摄的阶级过程的人格化。[96]
因此，赖斯尼克和沃尔夫通过突出剩余的社会组织状态，称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被他们定义为两个过程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作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占有和剩余的分配过程；另一方面，是使国家官员（不如说是私人个体）处在这些剩余的占有者和分配者的阶级地位的过程。[97]
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假设苏联不存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反而存在一个剥削的阶级结构，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和分配的存在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他们声称只存在三种“根本不同类型的剥削的阶级结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而且它们之中的两个，奴隶制和封建主义，肯定在苏联不占统治地位，剩下的资本主义是唯一不同的可能性。[98]其次，苏联工人面临一种非常类似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构性强制，“除了在剥削条件下受雇于国有企业，工人们从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中‘获得自由’，导致他们‘选择’去出卖他们自己的劳 动力。”[99]
基于这些思考，赖斯尼克和沃尔夫对苏联的历史性崛起和衰落进行了精心的推理演绎。在他们看来，国家资本主义起始于1917年的那场革命——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次改良——是从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向另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过渡。[100]正像贝特尔海姆那样（他的著作曾鼓舞了这些作者），[101]他们通过论及领导权意识，从主观上解释了这一发展。
不会去建立阶级概念，不允许传播阶级（作为剩余劳动）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导人是不会去利用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现实地创造的这一真正的革命变化的。在阶级问题上，他们像那些他们寻求去管理的据认为是落后的农民一样，在理论上是欠发达的。
[102]
这一新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1930年代平均共产主义的阶级结构， 和“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持续普遍的私有化阶级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结合起来”[103]。“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下，这个新国家和共产党成功地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更多的工业输出量，工人和产量。”[104]然而，这一发展的出现充满了矛盾冲突：“当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全面压倒了它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和为苏维埃的生存而积累资本的利益时，新经济政策到来了。当新经济政策的矛盾全面压倒了它因为同样目的的利益时，农业集体化到来了”[105]。这是一个尽管短暂，但是“共产主义的阶级结构”逐步明朗化的过程。[106]
在后来几十年的过程中，新的积累结构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阻碍生产过程自动化（由机器取代工人）的劳动岗位保障和大量非生产工人（职员、经理等）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对剩余产品的不断增长的迫切要求。“甚至到1980年代末，苏维埃国家既无法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攫取足够的剩余，也不可能从其他的阶级结构中汲取足够的剩余，还找不到足以保障其自身生存的其他的国家税收。”[107]其结果是在1917年已消灭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从根本上表现了20世纪的一个更广泛的潮流：
20世纪上半叶展现了从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潮流。其下半叶转向相反的方向。私人资本主义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特殊难题，包括了私人资本主义在占有足够剩余以保障其非阶级的生存条件方面不断增长的困难。这些难题终于导致了危机，解决这些危机经历了从国家调节、国家管理及至国家所有和国家运作的各种资本主义解决方式。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帝国主义日本的右翼版本是专注于军事侵略。在左翼方面，1917年后的苏联则具有持续时间最长和最有全球影响的中央集权国家解决方式。在国家调节、国家管理和国家运作的资本主义的1970年代危机引发的相反运动中，国家统制经济的各种解决方式接受了向更多私人资本主义多样形式的转折。后苏联向私人资本主义的转变是最极端的样板。”
[108]
批判。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认为，赖斯尼克和沃尔夫的研究在方法上是薄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重视生产力，以及因为
马克思的分析不是集中在
谁占有了这种剩余上，而是在剩余的生产和占有的
社会形式这一首要问题上，这个问题不可能脱离占有剩余的权力的社会基础问题。剩余不可能独立地形成关于其生产和占有的社会形式的概念，于是，除了分析其生产的社会形式（赖斯尼克和沃尔夫没有提供)，不可能确定是
谁占有这种剩余。
[109]
克拉克强烈否认资本主义是苏联生产的主导社会形式，除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1920年代有这种可能以外。他提出了一系列经验论据：
物品和服务不作为价值生产出来，这样，生产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企业和组织被要求在特定的时间把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发送给其他企业和组织。它们被要求按照中央决定的规范，向它们的工人提供集体消费资料和工资。价格被附加在物品和服务上，因此，企业和组织能够在名义上形成利润和损耗，但是这些是反映中央计划中物资配置的账面价格，而货币的平衡纯粹是账面的平衡。货币只在支付工资和工人的成本中起重要作用，因为工资、价格和税负再度被调整，以确保物资的平衡。劳动者不能自由迁移，生产部门之间的工资和劳动强度相当多样化，同时，企业和组织之间没有任何竞争，因此，没有产生将劳动时间化约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必要劳动时间依据所装配的特定装备，由中央制订的技术规范来决定，以适应生产力非常不均匀的发展。
[110]
亨利·赖希曼（Henry Reichman）依据领导阶层政治意识的缺乏（他们“顶多具有有限效能，肯定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唯物主义者”），思考了对十月革命“失败”的主观解释。[111]然而，
如果共产主义的胜利依靠其领袖命令（赖斯尼克和沃尔夫论证的那类理论诡辩），那么共产主义将只能在比列宁的制度更精英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取得胜利：“懂理论”的那些人将会是柏拉图的哲学王。
[112]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1933年，托洛茨基已经警告说，“官僚主义不受阻碍的进一步发展”在苏联“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停止，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向下沉沦”。[113]这一预言似乎被1989至1991年的种种事件充分证明。但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家仍然发现，随着苏联的崩溃，他们自己处于艰难的困境中。当时，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斯大林主义已证明了比托洛茨基曾期望的更持久的稳定，与“正统”观点的认可相比，“蜕化的工人国家”论者认为苏联有更长的生命延续期。为了证明这一修正的正确，大体上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偶然出现的历史发展莫明其妙地延迟了苏联的崩溃，二是苏联的结构比托洛茨基曾经想象的更富有活力。由于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其后苏联经济显著的迅速增长的强烈影响，第二种观点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典型的是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观点，他多年来声称，由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中央计划和国家的外贸垄断，苏联能够发展到可能更高的经济层面。但是，即使他长期以来继续坚持说，在整体上，有计划的苏联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114]他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部分是在迪克亭作品的影响下）“可怕的浪费和不平衡”[115]。因此，在1987年，他把苏联描述为“活力和停滞结合的产物”。
该运动从经济社会的这种成长中产生，即使年复一年地减缓，它仍然在超长时期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它产生的1940年代、1950年代甚至1960年以来，这种增长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停滞是从总体上束缚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制中产生的。这是未来增长的一个障碍。……这是今天主宰着苏联的矛盾。
[116]
曼德尔至死都坚持这一历史性的评价。[117]为了解释改革，他用“苏联经济错过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之船”的推理，指出苏联官僚制没有能力推动粗放增长向精密增长转变。后果是戈尔巴乔夫与资本主义更紧密的合作。[118]
从1980年代中期起，曼德尔也用更广阔的历史比较视角，开始发现了苏联经济的衰落。尤其是，他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古代中国等地）告示一种相似性：
在每个王朝的初始阶段，为了准许扩大再生产（水利灌溉工作、剩余产品的社会化、保障村庄中足够的劳动生产力，等等），这种官僚制的客观作用是保护国家和小农阶级抵制土地贵族的侵犯。……这样，官僚仍然
仰赖于这个国家的专横，从来不对其地位高枕无忧。……
因此，在每个王朝周期的下半期，往往产生了土地贵族（贵族们）和官僚的融合。官僚们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成为金钱、财富以至土地的老大。……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国家官僚们与土地贵族联姻，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中被破坏；国家权力被削弱；对小农阶级的压迫加剧。小农阶级的收入减少；农业劳动生产力下降；农民成群逃离土地、农民造反、盗贼蜂起、起义变成常态。最后，该王朝垮台。
[119]
按照曼德尔的说法，苏联发生了某些相类似的事情。最初，在1929至1950年时期，存在“日用消费品的绝对匮乏”。但是，当时这种短缺被克服了，该官僚制的一个上升部分开始奋力争取“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集中控制”。[120]因此，中央计划被破坏，而“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增强了。
总之，苏联和同类社会正经历着部分官僚向一个“统治阶级”转变的开端，它不是“新官僚统治阶级”，而是老的、众所周知的资本家阶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
[121]
然而这样一种复辟只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的一次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失败之后，但是，他认为，“这种失败尚未发生。”[122]
彼得·梅因和克莱尔·希思选择了一个与曼德尔不同的视角，引证偶然性的历史性发展，说明为什么托洛茨基的预言仅仅延后半个世纪，就似乎已经实现了。梅因和希思指出，在1936年写完《被背叛的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再也没有作过任何详尽的、系统的苏联分析。但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也就是在1937至1940年时期，“一个控制该经济体的制度”已经实现了“能使斯大林主义比托洛茨基的预言生存得更长久的制度”。[123]这个制度，正如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描述的：[124]
是以到处创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全权代理人的网络为基础的，这些代理人被授权采取他们认为必需的一切行动，去完成已由政治领导层区分了优先次序的各种计划。这个同样的制度有助于在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得以维持战时生产，在1943年大反攻之前创建了令人震惊的西伯利亚新战争工业。从那以后，在重建阶段，该政权能够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以及通常的现实蓝图），用比1930年代更低的“企业一般管理成本”重建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换言之，托洛茨基的构想（官僚制的计划编制所引起的经济混乱最后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经济崩溃将造成苏联政权的垮合），被他似乎一无所知的那些发展抵消了。
[125]
查托帕迪亚伊辨析了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变异。如果苏联经济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复辟怎么可能会在“没有生产者的任何大规模抵抗”的情况下产生？[126]
第三节 官僚集体主义诸理论
主张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们也开始把这个官僚制的权力和效率视为相对物。虽然先前里齐、伯纳姆等人将苏联解释为一个运行良好、功能顺畅的社会制度，能够在一切方面与资本主义竞争，而现在他们重点强调国内矛盾。
卢恩
1990年，爱沙尼亚哲学家伊洛·卢恩（Eero Loone，生于1935年）指出，苏联是“某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127]其生产力的微弱动力（因此苏联进口了比其出口更多的新技术）和恶性道德冲突同样能说明问题。而且，可在苏联找到大量的前资本主义问题，比如在古拉格（集中营）的奴隶制、在苏联集体农庄农田的徭役（corvée）劳动，和与生产资料不相称的封建地租。[128]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种种因素完全可能仍然表现出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即围绕着政治局、党和政府的统治集团。卢恩并未明白无误地说明在他看来应当怎样描述苏联的特点，但是对他来说无论如何是明白无误的：“向资本主义前进在苏联将会是一件好事”。[129]
布伦纳及其批评者
在发表于1989至1991年的一些著述中，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生于1943年，他早先因其路径破坏论对那场关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辩论的贡献而闻名）[130]也把苏联描绘为一个表现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性的社会形式。在他看来，相较于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相似，它更像是一个基于强权和腐败混合的旧政权社会”。[131]因此，在政治上他与约瑟夫·卡特等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结盟，后者也曾把苏联的性质描述成反动的。
依照布伦纳，苏联制度的逻辑将会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建立，其中剩余产品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官僚统治阶级努力将社会总剩余最大化，因为“它可利用的社会剩余越大，它就越容易获取它想拥有的任何特殊目标”。[132]为了实现最高产量，这个官僚制被驱动去利用每一个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你拥有生产资料，并且你正要使产量最大化，就不会对剩余的失业大军感兴趣。”[133]其结果是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某一种依附（如莫汉所假定的）。
虽然工人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他们已有就业保障。苏联官僚制常常发现它不可能依它自己的兴趣让人们离职或解雇他们。因此，官僚制不可能像资本所能做的那样，成功地利用工人对失业的依赖，致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该官僚制。
正相反，官僚制必须寻求严格地控制劳动力流动，以至于工人们不可能利用官僚制贪得无厌的要求，使他们的工资由竞争性企业哄抬。因此，工人本来就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融合，官僚制发现难以使他们臣服于管理的统治。反之，苏联官僚制最后必须通过它对武装力量和警察机关的整体控制，迫使这些力量从工人中榨取其剩余。
因为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市场，劳动力也不是商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半封建社会”应将它的动力归于它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这个环境迫使统治者对剩余再投资和进行积累。与此同时，这一积累过程在结构上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和它们的经理没有受到激励去响应要求进行革新和生产，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对于这些剩余没有任何发言权，也更不可能从他们的工作中焕发激情。在一个时间段，实质性增长可以靠促使人们从乡村进入城市来实现，但是这种可能性在某一极限上被耗竭穷尽。后来，这个政权又依靠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谋求进一步发展，但是因为在这个制度中实现这种创新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一进程“至多是十分缓慢”地发生了。[134]
同时，由于与资本主义的军事和政治竞争在继续，并由于这一竞争最后依赖于经济生产力，改革最初必然是用尝试“在非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内部学习市场社会的长处”的形式进行的。[135]一旦改革被证明不成功，其替代方式就是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批判。阿历克斯·科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提出四个观点来回应布伦纳。[136]第一，他认为布伦纳对苏联停滞的解释仍然过于一般化。 在这样一个超短的时期（仅仅70年）中恰好发生了什么，从而造成了所谓官僚生产方式的兴旺和衰亡？第二，布伦纳低估了苏联工人自由的匮缺度，因为在斯大林主义全盛时期，劳动力的周转是巨大的，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已然存在，工人被配置在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第三，布伦纳低估了斯大林主义的无效率。长期以来，苏联具有的高增长率而生活消费品生产滞后的事实，归因于军事工业的第一优先地位。最后，布伦纳声称运用了一种“抽象的和规范的 资本主义理论”，[137]这意味着他不可能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内部可能产生“为了军事竞争目的的经济体的国家导向”[138]。
芬格
巴里·芬格（Barry Finger）在苏联崩溃以后提出了一个与布伦纳相似的分析。芬格是沙特曼的前支持者尤利乌斯·雅各布森（Julius Jacobson）创立的《新政治学》杂志编辑部的成员。[139]芬格从以下观点出发：“官僚制的命令经济必然是一个单一通道的制度，由于阻塞了来自下面的一切反馈，它妨碍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140]。这个结构性的缺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制度性的特殊障碍。
因此，只有当巨大的、多重的障碍阻滞了这个制度时，比例失调才会被察觉。但是，归根结底，该经济体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关键依靠能够有效地再利用的大量剩余劳动。没有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官僚计划编制缺乏预见和发现潜在破坏的敏感性。
[141]
由此看来，赋予重工业发展持续的优先性是可解释的。
为了弥补这一点，需要大量储备零件、存货、中间产品和半成品，一句话，在一个小时的剩余劳动之前，需要实际消粍大量的社会一般管理费用中的必要劳动。这种情况折射在生产资料部类的膨胀性过度增长中。
[142]
其含意是经济增长损害了自身基础。经济体发展得越大，“潜在的破坏点”出现得越多，因为“在生产力中出现的每一个实际的百分比增长，结果都比在资本主义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终产值增值更少”。[143]考虑到大部分产品是“低标准的，甚至不能使用的”，显而易见，官僚集体主义蕴涵了走向危机的趋势。这一危机可能会通过劳动的强化和每年工作时数的增加延缓一些时日，但是这些延伸的扩张形式有其局限性。
不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产量增长是根本脱离和真正关键性地独立于劳动生产力的改善的。
当达到集体工作日增加的绝对界限时，剩余劳动的榨取主要是一个被有效地榨干的延伸过程。[144]
抵达这些界限的临界点，依赖于其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农村人口的输入以及经由“帝国主义”方式从其他国家吸收劳动力和物质输入的可能性。在苏联，这一结局已在1980年代被洞悉。特别是中间阶层（包括工厂和企业的经理）造反了，因为他们缺乏政治权力和收到了无法付诸实践的指令。中央部委越分裂，经理们的权力越大。但是，由于缺少一个可行的货币体系和一个具有有效功能的市场，他们不可能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平稳过渡。
在没有来自西方的大规模经济干预的情况下，掌握权力的新人会发现，如果没有对官僚制支柱的严重依赖，他们自己不可能用资本主义的双腿继续前行。
[145]
第四节 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弗雷迪
英国社会学家、革命共产党[146]的领导人弗兰克·弗雷迪（Frank Füredi，生于1947年），在他1986年的《被解秘的苏联》（The Soviet Union Demystified）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受希勒尔·迪克亭著作启发的苏联分析。不过，当迪克亭的著作还是由许多零碎的片段组成的时候，弗雷迪提供了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综合分析，试图整合迪克亭的经验观察（关于浪费、阶级，等等）。[147]
在1917年10月以后，革命后的政府曾面临如何才能调节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由于毁灭性的内战和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变得十分尖锐的问题。1921年，政府曾在更多的市场经济体中寻求这个答案，但是新经济政策迅速成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威胁。由于其自身生存的缘故，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从1929年起被迫降低价值规律的影响。统治精英通过消灭市场，获取了统治社会资源的地位。但是，由于贫乏的信息流和不充足的专业技术，这一统治是非常有限的。
苏联工业化取得了成功，不是通过有效率的经济管理，而是通过扫除一切阻挡其道路的社会政治障碍。……按照合理的计划编制，工业化动力缺少了自觉的方向，并显现出更像一种有计划的无政府状态的形式。
[148]
“尽管有计划目标，但不是因为这些目标”，出现了生产力的增长。[149]
这里的关键是，废除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恰恰是苏联官僚不断进行较量的问题。
当缺乏经济调节时，苏联社会形态没有走向社会化劳动和引发国内劳动分工的内在趋势。在商品交换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扩大社会劳动分工的机制时，苏联没有对劳动分工进行配置的机制。……
试图使计划经济和成功指标的运用达成一致性，只是建立了生产者之中的一种技术统一。不同的生产者为一种特定的产品相互依赖，赋予苏联的劳动分工一种一致性的外表。但是，技术关系不能代替社会劳动分工。它解决不了社会劳动有效利用的问题，它也不必然导致和谐与合作。这就是为什么从30年代到现在，苏联有一种劳动的技术分工趋于停顿的趋势。
[150]
因为没有市场和真正的计划，劳动时间的分配大部分是自发地产生的，这意味着“成功的国家政策是例外，而不是规律”。[151]
个别企业只有成功地削弱了自发性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它们试图取得自身效率的最大化：“所有企业经理的目标都是把他对全面劳动分工的依赖减到最小值，以获得达到中央强制的业绩目标的最好机会。”[152]因此，地方的经理与其他企业签订关于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的不正规协议，实物交易、盗窃和黑市交易是其逻辑结果。
企业根本的好运气依赖于它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投入，而不是依赖于其产出目标的成绩。因此，生产单位趋向于尝试以最小的努力实现目标。企业的整体组织机构以这种保守的方式形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实行依靠企业主动性的经济实验。
[153]
自发性力量还导致储藏资源、浪费原材料和生产劣质产品：“个别企业的目的是去实现形式上的目标，它不负责销售其产品。”[154]
因此，尽管经理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来自中央压力的结果，创新还是产生了。中央官僚体制还可以通过它对物质资源的控制，通过从资本主义的西方进口新技术，通过引进某种物质创新，并通过暴力强制的威胁来影响发展。但是，这样，引导性的经济发展可能性趋于下降，因为从1950年代末以来，经济的增长显然在不断递减。
因为工业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的增加在维持增长中越来越没有效果。更多的投资再也不能取代内在发展动力的缺乏。不仅苏联的投资变得更无效，而且生产的高成本影响到对投资资源利用率的制约。苏联官僚制不可能无限地依靠动员新资源去进行工业投资。除非工业本身产生出进行投资的资源，否则，这种导致危机的趋势将不断加剧。
[155]
中央官僚制用改革和执行纪律的措施扭转形势的反复尝试失败了。
在这一制度逻辑中，官僚精英应被视为一种“政治秩序”、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的权力具有直接政治的性质，而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阶级，因为苏联的社会形态本身阻碍了这种发展。相比而言，工人的确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阶级，但是，这一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因为劳动力不在劳动市场中买卖，并因为工资和生活水平偏离了它们在资本主义下的状况。[156]弗雷迪提出称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的无产阶级一样，苏联工人除了他们的劳动能力一无所有。然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比，这种劳动能力在苏联不采取商品的形式。”[157]
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发展的专政，并因此可能最容易在不发达国家安身立命。“在资本主义处于其发展进程最落后的地方，斯大林主义似乎是最合乎时宜的”，而“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越发展，斯大林模式就被证明是越不适用的”。例如，“尽管苏联制度可能在中国取得某些成功，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在斯大林主义者接管之前曾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新制度造成了经济衰退”。[158]
在1989年，弗雷迪达成了他的结论，即这一官僚制度面临一个致命的两难选择：“除非发生根本变化，苏联体制将面临经济崩溃”，但是，“如果它引进更广泛的市场关系，它将冒四分五裂的危险”。[159]依照弗雷迪的说法，无论可能产生什么后果，都是无法预料的。
苏联制度的反复无常意味着，该官僚制自身几乎控制不了它自己的命运。不过，如果目前的潮流继续下去，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复辟资本主义和加强效忠于这一资本主义选择的各种势力。潜在的潮流极少直接转化为现实，但是它们指示着种种事件的总方向。
[160]
迪克亭及其批评者
在1987年的文章中，迪克亭维持了他以前的结论，认为苏联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阶级。在他看来，工人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只是使之异化。
首先，工人只有在注册成为受雇者的基础上才能事实上得到他的生活资料，而且每个人必须受雇佣，违者以流亡、监禁和更坏的方式论处。他的教育、医疗、住房、公用设施、公共交通，都是免费的或几乎无成本的，而他的食物和日用消费品，实际上都是直接通过配给形式或间接通过排队获取的。工资只是根据熟练程度名义上有所不同。因此，与他们的成就甚至他们劳动的性质无关，工人得不到奖金，甚至于不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其次，工人保持对其劳动的控制，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出卖对其劳动力的控制。
总之，其结果是工人不得不按照国家指令劳动。他没有是否出卖他的劳动力的选择。他可以在严格规定的界限内转移其雇佣位置，但是，这种移动比对工作本身的不满更不需要劳动力的竞争性出卖。不存在任何失业，所以工人在找工作中也没有真正的竞争。
[161]
因为每个工人“争取他自己的个体价格”，“不可能存在任何抽象劳动”。[162]而且，如果抽象劳动缺位，原子化的“直接依赖”就取而代之。[163]一旦“生产的社会性质通过社会推行它的方式，工人的权力就将是无中介的”，而精英的权力就会被打破。[164]换句话说：
工人能够将他们自己建构为阶级运动的日子，就是那个社会将被推翻的那个日子。并不需要更多的战斗，因为作为这样一场运动的条件，秘密警察的衰落和社会的原子化状态都是为维护剥削的原封不动而存在的最好手段。
[165]
迪克亭一再强调他自己的观点，即苏联处在长期危机中，但是，只有工人能够推翻这个制度。在1991年完成、1992年发表的《苏联危机的根源》（Origins of the Crisis in the USSR）一书中，他总结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明天就会崩溃。相反，苏联有它自己的能力有限的稳定形式以及它自己的溃败形式。苏联是一个不可能允许反对派存在的政权，因此，它的衰落只能采取该制度瓦解的形式。该制度的各个极点，以至于每个处于对立的和不合作形式的社会群体、派别集团、经济类别的撕裂，就是这种瓦解形式。最后，这种瓦解必须达到一点，即工人将构建他们自己的集体，因此成为一个阶级，并试图为他们自己获得权力。
[166]
与这一观点前后完全一致，迪克亭并不把苏联的崩溃看作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因为那需要工人的同意，而唯有提出一个给他们更高生活水平的真正前景，他们才会予以同意。东德工人“只要穿越边境到西德”，就能体验到这种实际可能性，[167]但是，苏联工人没有这种前景。资本主义关系的实际引进将会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大规模的失业必将被引入，即使苏联工人习惯于充分就业和控制劳动过程。工人显然将会强烈地抵制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竞争性的市场关系必将被建立，这在既定的环境下似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资本市场是假的，所谓自然垄断也将持续下去。公用事业、交通、医疗和教育将既在垄断部门中，也在国有部门中。除了在国际层面上，制造业也不可能形成竞争。汽车、飞机、造船、计算机、电子和消粍资源的工业，全都是西方存在的卡特尔工业的样板，在任何一个国家也只有极少的几个公司。这一观点再度说明，苏联需要真正的自由竞争，以建立质量控制、价格控制和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但是，一个垄断企业或卡特尔将只是保持该制度像现在一样正常运转。苏联不仅需要竞争，而且需要激烈的竟争，从而用它对工人的全面统治去重建资本主义。……不可能引进这样展示的市场，除了回到19世纪。换句话说，它不可能实现。
[168]
在写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迪克亭认识到，苏联的瓦解已经产生出“一个软弱的潜在的资产阶级”，[169]但是同时，他坚持他的观点，即没有出现向资本主义的真正过渡。
因为使用物物交换和不对工人支付工资时，价格没有任何意义，而当工人不经常被支付工资并继续像他们在旧制度下一样劳动时，工人不可能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基石建立在有资本家和消灭中央集权计划的旧制度的基础之上。因为后者处于否定的状况，只为我们留下了私有化企业的所有者和金融资本的存在。在现实中，私有化企业和金融资本受到国家和官僚体制的紧紧纠缠。
如果在纯形式的和表面的意义上看待货币、价格、资本、工资、工资劳动等概念，人们只能称前苏联为国家资本家。亳无疑问的是，全部概念只存在于一个不公平的、高度冲突的和矛盾的形式中。
[170]
因此，苏联的崩溃仅只是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瓦解和混合——“进一步瓦解和另一场革命的序幕”。[171]
批判。迪克亭在几个方向上受到国家资本主义论支持者的批判。克利夫的支持者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 Molyneux）断言，迪克亭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如果真的如迪克亭断言的，“社会阶级的整个理念不适用于苏联……那么，他正在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苏联”。[172]而如果苏联不存在阶级，也不可能存在阶级冲突。这样的话，那么迪克亭怎么才能够解释一个庞大的压制机器的存在？
按照他的分析，他能够给出的唯一答案是，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多种社会集团（精英、知识分子、工人，等等）之间冲突的产物。但是，如果这一解释对苏维埃国家是有效的，那么，它就打开了通往其他国家无阶级理论的那扇门。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173]
此外，迪克亭的分析没有摆脱含糊性。他并没有清晰地解释他用“苏联的剥削”指什么，并且没有说到结构上与苏联相似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从东欧到柬埔寨）的性质；他的分析也没有提供“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判定苏联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标准”。[174]最后，迪克亭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因为如果苏联有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现存的全部理由都期望，处于不同情况下的其他国家也可以按照一个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运动规律”去发展。
如我们所见，比莫利纽克斯更缺乏批判性的是《扬弃》集团。它同情迪克亭的观点，但是，指责他在某一点上放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迪克亭已说明，苏联工人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他们维持了对使用他们的劳动力的实质性控制。[175]但是，按照马克思，在劳动力（劳动能力）的出卖和在出卖之后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劳动能力的消费）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
苏联工人可以声称对劳动过程有相当大的控制这一事实，并不必然说明他们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是有必要说明，既然国家保障充分就业，工人享有对管理的极其有利的地位，并可以抵制把劳动力完全统摄在劳动过程内部的商品形式中。
[176]
考克斯
政治科学家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生于1945年）从1974年起就已参加了迪克亭的《批判》月刊，他提出的主题是外交政策——一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本质的理论中几乎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的问题。考克斯的理论出发点是，苏联社会在结构上是不稳定的。他认为，苏联精英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看作“反资本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不如看作是一个基本原理的弱点的后果。
只要它继续遵循它已经追赶不上和无法压倒西方的、有缺陷的经济体制，苏联精英就会始终必须采取实际上已然存在的特别的国外（和国内）措施。一方面，苏维埃的弱点已经迫使苏联精英去寻求与西方的适应融合。这是和平共处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同样的弱点已经推动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减少这一体系努力对抗苏维埃社会制度的诱惑和压力。
[177]
只有依托这一背景，才能理解这种明显矛盾的苏联政治。这种政治通常涉及“提前防范”。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惯常支持，应当被看作对西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方式；东欧共产党的“防疫封锁线”旨在削弱西方对苏联的压力；而对反帝运动的惯常支持旨在形成对抗西方的联盟。在一切场合，主要的目的归根结底不是破坏，而是削弱全球资本主义。[178]
阿瑟
哲学家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曾在1960年代的第一场争论中认为，苏联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阶级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2000年，他把迪克亭和弗雷迪的观点相结合，提出了扩展这一最初分析的分析。[179]阿瑟从形式决定性和实质决定性的差异与辩证联系出发，认为，在 苏联，“‘资本’的新陈代谢还没有一个已被确立的替代就被打断了”[180]。一个稳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有机系统，因为，资本形式（“自我定价的价值”）构成对资本内容（一个有其特有的劳动分工的工厂制度和作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的统治等级制）的完美补充。在苏联，资本主义形式被消灭了，但是其内容仍然保持了下来。
就所涉及的
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在苏联被消灭了。把这个制度说成还拥有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着价格形式和工资形式，但是，这决不代表某些价值的外在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在一个完整的管理制度中是相对固定的。……
然而保留下来的，是
资本的物质化，即工厂制度。……资本技术的整个人和物的结构被复制了。但是，没有价值标准的客观经济调节器。……与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在于，缺少客观的价值调节器，留下了没有弹性的机制，也即没有任何追逐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
[181]
依照阿瑟的说法，结果是（如布伦纳早已提出的）出现了封建类型的劳动关系:“严格地说，不存在工人与生产条件的分离——苏联的经理与工人的固有联系，正如封建阶层携有它的农奴补偿物。”[182]因此，该制度包含了对资本的否定，而不是对资本的取代。不存在任何有机的社会结合，因此，也不存在任何生产方式。
贝伦斯
弗里茨·贝伦斯（Fritz Behrens，1909—1980）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83]作为1950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统计局局长，他在东德的早期经历已使他洞悉了命令经济的无效性。1956年，他在这一背景下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但是，后来他在 东德共产党的压力下部分地放弃了他的观点。然而，他在私下一直在撰写持不同观点的手稿。由于政治镇压，他在许多不同的隐匿地点之间转移。1990年代初，贝伦斯去世后十年，他的几个文本才被发表。[184]
受托洛茨基主义、议会共产主义和魏特福格尔的影响，他在研究中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旧的资本主义竞争形式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瓦解，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接踵而来的危机，出现了两个完整的新社会形式：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和东方的国家垄断主义——“资本的集中化和因此对生产的决策权，是资本主义者掌握国家和超国家垄断，而社会主义者掌握由一党和国家官僚体制统治的国家；垄断制度和国家垄断制度”[185]。两种变体呈现出同样的等级制精英结构。[186]
苏联社会的这一结构植根于革命前的俄罗斯半亚细亚关系中，但是，同时也体现出现代特点：“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史前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从中可以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但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再是一个过渡社会，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187]
国家垄断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也不是（如巴罗所称）社会主义的准备，而是“向更坏制度的转变”，因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排除了民主化的可能性，把人民降低到婴儿的地位，没有他们自己的发言权。[188]
贝伦斯似乎已经对是否应当把这一统治精英定义为一个阶级产生了怀疑。在某一点上，他称精英“在旧的意义上还不是一个阶级”，[189]但是，在另一语境中，他谈到两个“基本阶级”，即统治官僚和被统治的生产者，并如此描述他们：
统治官僚有一个存在许多分工的等级制精英结构，并且是通过许多特权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层化的，这些特权实际上不仅仅是纯粹的物质。长官的特权是对信息的垄断，这是用基于任命和选拔的教育培训制度制造和维系的。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适用“知识就是力量”的规则。……如果没有对为了预防统治权力金字塔内部的反抗倾向的自我控制，该官僚制就没有任何控制。它在所有场合和范围都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指定的。官僚制是非生产性的，它通过对生产者的剥削而生存，但是它的结构在根本方面与只有一个统治阶级的那种等级制精英结构是不同的。
生产者阶级被贝伦斯描述为工业集体工人。这个集体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有剩余价值的外观，它通过出卖劳动力被让渡给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在于，它以“政治权力的有声强制”取代了资本主义典型的“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190]
这种统治阶级或“战略精英”[191]曾经有革命的根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激进目标已经退化为卫道士主义:“列宁主义成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192]这个大转折有如下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客观上，恰恰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孤立地存在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主观上，恰恰因为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在沙皇俄国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而不是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后者对于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是成熟的。
[193]
这种“社会主义”官僚制权力的形成具有致命的后果。当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像癌瘤一样在整个社会蔓延时，甚至连资产阶级民主的成就也被消灭了，正如“奖章的炫耀展览，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僚和军国主义者自己相互奖赏”。[194]与此同时，苏联精英对革命解放运动给予支持，尽管他们并不始终如一。[195]
这一整体发展在历史上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存在建立社会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一种不同的发展发生了。来自于革命主体观点的不良副作用变成了主要作用，并导致了最后的结果。[196]革命主体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贝伦斯看到了两种可能性：可能会产生一个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使官僚成为一个勿庸置疑的统治阶级；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基于议会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197]
坎佩亚努
坎佩亚努详细阐述了他在以前的三本书中已明确说明过的理论。这一理论成功地检验了苏联类型社会的起源、发展和衰落。[198]在这些书中，融合概念占据了中心地位，现在对这一概念描述如下：
在一个特殊社会的生产力和阶级结构之间，有一种稳定的脱节状况。特别的不是脱节，这在其他社会也可能发生，而是它的稳定性，一种独独属于已诞生了预期革命的那些社会的特性。这种脱节，或联系中的断裂，发生在一个社会的最深刻和最基本的层面，但以其明显的形式公开表现为一种功能性障碍，它发生在这种联系的两个术语（所有权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预定调停人中。
[199]
依照坎佩亚努，斯大林主义的融合，是两种连续的和相反的“非同步性”的产物。首先，存在着落后状态和在帝国主义时期进行一场同时反封建主义、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尝试的非同步性。[200]其次，预期的非同步性，即列宁主义战略“聚焦于用前工业的社会主义取代反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201]两个过程的结合和稳定导致了斯大林主义之下的一种基于超经济强制的体制，其中经济服从于非经济权力，而生产关系被重构为服从性关系。[202]
这种体制危机仅仅是非同步性的一个新阶段：“预期行动最后慢慢地停止在停滞中”。[203]大量“明确的变化、失败和未解决的危机”渐渐积聚起来，[204]迫使该体制修正它的调节机制。这产生了各种新的非同步性，因为“旧结构正在以一种超过正在建构的那些替代结构的迅速步伐被摧毁”。[205]
第五节 总结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关于苏联的三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官僚集体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似乎都已经衰落了。这些方式都产生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当时苏联社会的国内矛盾不像后来的年代那么明显。像它们的那些在同样的年代酿造的非马克思主义摹本那样，这些理论往往将苏联描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苏联极其迅速的瓦解推动了直截了当的和未被公开承认的理论修正。
与曼德尔、沙特曼、克利夫等人的方法的相对停滞并行，新的解释出现了。一方面，“批判”思潮（迪克亭等人）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联资本主义理论再度复兴，这或多或少是继承了波迪加和贝特尔海姆的传统，他们通常认为，苏联从来不存在任何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变体。
在所有的思想潮流中，以下观点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苏联具体体现了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尽管最初成功地广泛运用了工业化和超经济强制的方法，但由于无效率的不断加剧和无法过渡到较高程度的增长，它不可能维持它在与“走向全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的经济和军事地位。
[1] Cliff 1948a, p.62; 重印本2003, p.58。
[2] 也见《扬弃》（Aufheben）1997，p.34。
[3] Hayncs 1987, p.13.
[4] Haynes 1987, p. 14.
[5] Haynes 1987, p. 15.
[6] Haynes 1987, p. 27. 海恩斯说出四种拖延因素：（1）该经济的成熟性，（2）其发展的低水平，（3）武器的负担，（4）该经济体的相对孤立。
[7] Harman 1990b, p.154.
[8] Haynes and Glatter 1998, p. 49.
[9] Haynes and Glatter 1998, p. 49.克利夫在1991年早已指出，将“真正的市场经济”引进苏联必将意味着大规模的失业，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脱离了“统治阶级始终在转变中的所有各种方法”。
[10] Richards 1987, p. 101.
[11] Richards 1987, p.102.
[12] Mandel 1992, p. 141.
[13] Mandel 1992, pp.141-2.
[14] “争取革命政党联盟”是在1976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联盟”的一次冲突以后成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联盟”是在1973年与美国“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分裂后紧接着出现的。见Landy 1997。
[15] Daum 1990, p.22.
[16] Daum 1990, p.165.
[17] Daum 1990, p.171.
[18] Daum 1990, p.176.
[19] Daum 1990, p.177.
[20] Daum 1990, p.180.
[21] Daum 1990, p.197.
[22] Daum 1990, p.50.
[23] Daum 1990, p.27. “这种工资劳动关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
[24] Daum 1990, p.51.
[25] Daum 1990, p.197.
[26] Daum 1990, pp.176-7.
[27] Daum 1990, p.197.
[28] Richardson 1991, p. 36.
[29] Main and Heath 1994, p. 146. 两位作者在这里让他们自己以马克思的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为基础，在该纲领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写道：“我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Marx 1989, pp.85-6.
[30] Main and Heath 1994, p.153.
[31] Main and Heath 1994, p.157.
[32] Green 1998, p. 34.
[33] 兰格确实写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管理的第一个时期，至少依照我们现在的经验，总是由基于中央确立的优先地位基础之上的资源的行政管理和配置体现其特点的。在这一时期，对工人的道德和政治要求、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的要求，取代了经济刺激。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经济，包括它所利用的关于计划管理的方式和经济刺激。”Lange 1970, pp.101-2.
[34] Lange 1970，pp.101-2.
[35] Sapir 1997，pp.102-3. 对调节学派的一个简要概括，见Boyer 2004。
[36] Sapir 1997，p.32.
[37] Sapir 1997，pp.38-9.
[38] Sapir 1997，pp.45-7, 59-89.
[39] Sapir 1997，pp.120-4. 也见Sapir 1989。
[40] Sapir 1990, p.129；see also Sapir 1980.
[41] Sapir 1990, p.142.
[42] 出生年份不详（2005年6月10日与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的通信）。
[43] Chattopadhyay 1981（II）, p.1104.
[44] Chattopadhyay 1981（I）, p.1066; （III）, p. 1157.
[45] Chattopadhyay 1994, p.154.也具体参见这篇文章，载Chattopadhyay 2004, pp.117-23.
[46] Chattopadhyay 1994, p.158.
[47] Chattopadhyay 1994, p.xiii; 2004, pp.112-3.
[48] Chattopadhyay 1994, pp.13, 50.
[49] Marx 1978, p.427.
[50] Chattopadhyay 1987, p.7; Chattopadhyay 1994, pp.20, 42-4.
[51] Chattopadhyay 1994, p.12; Chattopadhyay 1992, pp.77, 114.
[52] Chattopadhyay 1994, p.54.
[53] Chattopadhyay 1994, p.50.
[54] Chattopadhyay 1994, p.86.
[55] Chattopadhyay 1994, p.88.
[56] Chattopadhyay 1994, p.40. 査托帕迪亚伊遵循了马克思的教导（1981，p.260），马克思指出，“资本绝对的过度生产”产生于利润率的下降伴随着“利润积聚中的绝对衰减时……于是剩余价值的积聚，也不可能增加。”
[57] Chattopadhyay 1994, p.159.
[58] Desolre 1983，p. 229.
[59] 费尔南德斯2005年6月致该作者的个人通信。
[60] 正像Michael Lebowitz（1992）特别是Felton Shortall（1994）的两本著作，本书是对“同一领域批判的一个贡献”。同上。
[61] 特别是见Fernandez 1989。
[62] Fernandez 1997, p. 117.
[63] Fernandez 1997, pp. 118-22.
[64] Fernandez 1997, p. 126.
[65] Fernandez 1997, p. 127.“Blat”是利用个人的关系、影响或行贿去获取物品和服务。
[66] Fernandez 1997, p. 127.“Blat”是利用个人的关系、影响或行贿去获取物品和服务。
[67] Fernandez 1997, p. 129.
[68] Fernandez 1997, p. 132.
[69] Fernandez 1997, p. 140.
[70] Fernandez 1997, p. 137.
[71] Fernandez 1997, p. 136-7.
[72] Fernandez 1997, p. 142.
[73] Aufheben 1998, pp.40-1.
[74] Aufheben 2000, p.32.
[75] Aufheben 1998, p.38.
[76] Aufheben 2000, p.30.
[77] Aufheben 2000, p.30.
[78] Aufheben 2000, p.30.
[79] Aufheben 2000, pp.33，46.
[80] Aufheben 2000, p.44.
[81] Aufheben 2000, p.43.
[82] Aufheben 2000, p.44.
[83] Aufheben 2000, p.45.
[84] Aufheben 2000, p.46.
[85] Aufheben 2000, p.46.
[86] 尤其见Sandemose 1976。
[87] Sandemose 2002, p. 203，也见莫汉的理论，在第六章第2节中讨论过。
[88] Marx 1976, p.508; Sandemose 2002, pp. 203-4.
[89] Sandemose 2002, p. 490; pp.202-3.
[90] Sandemose 2002, pp. 209-10.
[91] Sandemose 2002, pp. 450 - 65.
[92] 也见他们的预备性研究：Resnick & Wolff 1993、1994a、1994b、1994c、1994d。
[93] Resnick & Wolff 1987, p.2.
[94] Resnick & Wolff 1987, p.26.
[95] Resnick & Wolff 1987, p.20.
[96] Resnick & Wolff 1987, pp.109-63; 也见Resnick & Wolff 2002, pp.51-81.
[97] Resnick & Wolff 2002, p.85.
[98] Resnick & Wolff 2002, pp.88-90.
[99] Resnick & Wolff 2002, p.90.
[100] Resnick & Wolff 2002, p.151-2.
[101] Resnick & Wolff 2002, p.xiv, 注释6。
[102] Resnick & Wolff 2002, p.247.
[103] Resnick & Wolff 2002, p.164.
[104] Resnick & Wolff 2002, p.229.
[105] Resnick & Wolff 2002, p.230.
[106] Resnick & Wolff 2002, pp.245-7.
[107] Resnick & Wolff 2002, p.310.
[108] Resnick & Wolff 2002, p.310.
[109] Clarke 2004, p.357.
[110] Clarke 2004, p. 359.
[111] Reichman 2004.
[112] Reichman 2004.
[113] Trotsky 1933a, p. 8；英文版，第115页。
[114] Mandel 1979a, p.135.
[115] Mandel 1978c, pp.147-8. 礼这是曼德尔著述中的一个长期主题。20多年以前他已经写道：“苏联维持一种或多或少平均节奏的经济增长，计划跟着计划，十年跟着十年，没有过去对未来可能性的重重压制的那种进步……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有规律……被消灭了。”Germain 1956，p.17.
[116] Mandel 1987, p.8.
[117] Mandel 1992, p.141. 官僚制的管理“劫持了整个经济的一切经济合理性形式”（Mandel 1991a, p.35）。
[118] Mandel 1992, p.145. 在1980年代后期，曼德尔过往的一些支持者（类似于1950年代的伊萨 克·多伊彻）开始相信，戈尔巴乔夫领导的部分苏联精英将能够实现一种不需要工人阶级担 负中心作用的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因此，塔里克·阿里（Tarig Ali）叙述道（Ali 1988, p.xiii）：“戈尔巴乔夫代表了苏联精英内部的一种进步的、改良主义的思潮，他们的纲领如果成功，将代表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世界层面的一个极大的成就。……为了保护苏联，戈尔巴乔夫必须完成这场政治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建立在废除苏联官僚制权力赖以安身立命的整个权贵特权制度之上。”
[119] Mandel 1985, p. 240.
[120] Mandel 1985, p. 241.
[121] Mandel 1985, p. 241.
[122] Mandel 1985, p. 242.
[123] Main and Heath 1994, p. 159.
[124] Harrison 1985.
[125] Main and Heath 1994, p. 159.
[126] Chattopadhyay 1994, p. 159.
[127] Loone 1990, p. 789. 请参阅Loone 1992, pp. 215-31.
[128] Loone 1990, pp. 782 -3.
[129] Loone 1990, p. 791.
[130] Aston and Philpin 1985.
[131] Brenner 1991a, p. 29.
[132] Brenner 1991a, p. 27.
[133] Brenner 1989, p. 28.
[134] Brenner 1991a, p. 29.
[135] Brenner 1989, pp. 28-9.
[136] Callinicos 1995, pp. 136-8.
[137] Callinicos 1995, p. 139.
[138] Callinicos 1995, p. 137.
[139] 见尤利乌斯·雅各布森纪念文集（1922-2003），载《新政治学》的“新丛书”，9-3（2003年夏）。
[140] Finger 1995, p. 173.
[141] Finger 1995, p. 174.
[142] Finger 1995, p. 174.
[143] Finger 1995, p. 174.
[144] Finger 1995, p. 176.
[145] Finger 1995, p. 176.
[146] 革命共产党（RCP）, 1981年脱离革命共产主义运动（RCT）后组建，后者是在1976年从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RCG）中分裂出来的。革命共产主义者集团是在被社会主义者国际（现称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号称“革命的反对派”的团体开除之后，在1974年建立的。见Freeman 1986，pp. 52-3。在1990年代，革命共产党使自己摆脱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该组织在1997至1998年间正式解散。
[147] 《扬弃》集团谴责了迪克亭，因为他没能提供一本“苏联的制度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认为这“并非偶然”（Aufheben 1998，p. 32）。弗雷迪的书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批评的反驳。
[148] Füredi 1986, p. 98.
[149] Füredi 1986, p. 99.
[150] Füredi 1986, p. 102.
[151] Füredi 1986, p. 115.
[152] Füredi 1986, p. 124.
[153] Füredi 1986, p. 117.
[154] Füredi 1986, p. 127.
[155] Füredi 1986, p. 121.
[156] Füredi 1986, p. 179.
[157] Füredi 1986, pp. 179-80.
[158] Richarda 1989, p. 102.
[159] Richarda 1989, p. 106.
[160] Richarda 1989, p. 106.
[161] Ticktin 1987, p. 17.
[162] Ticktin 1987, p. 18.
[163] Ticktin 1987, p. 19.
[164] Ticktin 1987, p. 19.
[165] Ticktin 1987, p. 19.
[166] Ticktin 1992a, p. 14. “整个制度力量走向其自身的灭亡并被工人推翻。”Ticktin 1992a, p. 87.
[167] Ticktin 1992a, p. 172.
[168] Ticktin 1992a, pp. 174-5. 也见Ticktin 1993, pp. 123-30.
[169] Ticktin 1992a, p. 172.
[170] Ticktin 2000, p. 40. 迪克亭的支持者唐纳德·菲尔泽（Donald Filtzer）在1991年已经预测：“苏联经济的任何市场化都将被迫在现存结构的基础上产生，在那里，大规模垄断企业有扭曲计划标准以改善它们的财政形势的长期历史，它们将继续把这一习性简单地带进新经济制度中去。由于生产单位的规模和短缺的可怕持续，将没有任何事情能防止这一点。在这一形势下，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调节者）将会受到严重扭曲和侵蚀。将不存在由独立的、竞争性的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任何‘纯粹的市场’和任何‘纯粹的资本主义’。相反，新私有化企业的腐败及对管理和行政占有的趋势，仍然可能继续下去。”（Filtzer 1991, p. 1002）
[171] Ticktin 2000, p. 41. 迪克亭将这个失败的过渡置于全球转型期的更广阔背景之中，描述了“旧形式的衰落，既不是被资本主义也不是被社会主义的形式所取代”的特点。也见Ticktin 1992a, pp. 182-7。
[172] Molyneux 1987, p. 131.
[173] Molyneux 1987, p. 132.
[174] Molyneux 1987, p. 132.
[175] Aufheben 1998, p.36.
[176] Aufheben 1998, p.40. 也参见《扬弃》2000年，第45页。
[177] Cox 1987, p. 158.
[178] Cox 1987, p. 158.
[179] Arthur 2000.
[180] Arthur 2000, p. 121.
[181] Arthur 2000, pp. 98-9.
[182] Arthur 2000, p. 115.
[183] Steiner 1990, 1992.
[184] Behrens 1990，1992.
[185] Behrens 1992, p. 62.
[186] Behrens 1992, p. 36.
[187] Behrens 1990-I, p. 89.
[188] Behrens 1992, pp. 96, 245; Behrens 1990-I, p. 89.
[189] Behrens 1992, p. 85.
[190] Behrens 1990-II, p. 41. 在后一页，贝伦斯再度怀疑他的阶级概念：“我们将该问题搁置在一边，即在一个国家建立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官僚是抑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无论如何它是一个……阶层，它有一个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包括那些不适当的权力和特权”（Behrens 1990-II, p. 42）。
[191] Behrens 1992, p. 35.
[192] Behrens 1992, p. 239.
[193] Behrens 1992, p. 78.
[194] Behrens 1992, p. 84.
[195] Behrens 1992, p. 85.
[196] Behrens 1992, pp. 62-3, 199, 228.
[197] Behrens 1992, p. 85,96, 149.
[198] Campeanu 1986, 1988, 1990.
[199] Campeanu 1988, p. 9.
[200] 这是Campeanu 1986这本书的一个主题。
[201] Campeanu 1988, p. 7.
[202] Campeanu 1988, p.124.
[203] Campeanu 1990, p. 11.
[204] Campeanu 1990, p. 129.
[205] Campeanu 1990,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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