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元理论注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九章元理论注释

　　我现在将试图分析我在元理论层面所描述的这些理论发展；换言之，我将试图阐明一种关于这些理论形态的理论。在这样做时，我受到对科学的更新近的历时性解释的启发。^[1]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为工人运动史中政治话语的发展建立理论模式做一些贡献。
　　我的出发点是，在这一研究中讨论的这些政治理论类型，对于它们的社会承载者而言是相对独立的。这些政治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是独立的，即这些理论一经阐明，就受制于某种内在的逻辑。倘若政治理论也履行社会功能（例如它们可以对一个政治集团的社会团结做出贡献），而因此它们“活动的自由”受到限制，它们也是相对独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是这些政治话语内在结构的外在特征？
　　和其他的每一种知识结构一样，建立在定义比较明确的概念基础之上的政治话语也同样是正确的。诸如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这些概念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是相当模糊的。我是指，一个既有概念的使用者承认那些肯定能够或者不能被该概念所涵盖的对象，也承认那些还不清楚是否它们能被包含在这一概念下的对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使用的许多概念直接取自于马克思的著作，虽然使用者归于它的内容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准确赋予它的意义。
　　概念可能是等价物，或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如果一个概念的能指称之物等同于另一概念的能指称之物，我称两个概念为“相等的”。如果概念A的所有能指称之物也是概念B的能指称之物，但不是反过来也一样，那么我称B比A更普遍。^[2]
　　在一种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其概念可能以三种方式持续不断地被其他概念所取代：用一个相等的概念置换，用一个较不普遍的概念去替代（特殊化），或用一个更为普遍的概念去取代（普遍化）。这些变化的每一个都意味着政治理论的一种选择。例如，考虑用相等的“工人阶级”替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或以更具体的“苏联”置换“工人国家”。
　　由于或多或少的复杂话语得以建构，这些概念构成了基础成分。它们在与这一话语的对象——苏联社会相关的叙述中结合起来。另外，并不是所有属于该话语的叙述都在直接意义上涉及这一对象；也存在更普遍的叙述，这些叙述对该话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我将提出，每一种政治理论都由这些叙述的三个子部分组成，这样，这三个子部分必须而且足以将那种理论从所有其他理论中区分出来。这三个子部分包括：
　　1．原理的设立。这属于有着高层次普遍性的各种叙述，被认为可应用于比这一理论所涉及的更多的对象。原理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的命题“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由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3]。这一叙述明显不仅可以运用于20世纪的苏联，而且可以运用于工人阶级已存在、存在和将存在的一切其他地方。原理的陈述表现了一个特定的情境，指出一个特定的情境如何才能达成或消除。例如，马克思援引各种提法（假设是两个相关的概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一条件下原初的情境（一个未得到解放的工人阶级）可以被转换成第二种情境（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各种原理也是政治性的，性质上不是“价值自由的”。原理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4]它们在分析上和政治上（道德上）描述对情境的判断。正像原理可以由此得以构建的那些概念，当然也能够用更大或更小的普遍性来阐明，并在那个意义上，用等价物和更一般或更具体的叙述来替代。
　　2．观察结论的设立，或在这一背景中同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这一设立，属于被认为去描述这一理论的社会对象的一个特殊观点的叙述。这里不涉及公开裸露的经验，而涉及政治上前虚构的解释。兹纳涅斯基（Znaniecki）以正当理由写道，“一个凭借自身的事实”，“已经是一个抽象；我们割裂了该具体过程，即至少暂时适应或拒绝所有事实的不确定复杂性过程的某个有限的方面。”^[5]因此，不同的政治话语采取不同的观察结论和事实，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当一种理论声称“生产资料在苏联是商品”时，另一种理论会认为这一叙述是与现实相冲突的。
　　3．政治内核的设立。这一设立由取自各种观点和原理的结论组成。它们共同构成关于社会目标的叙述，这一目标是该理论的本质。在这个政治内核内，能够比较明确地区别那些解释性叙述。因此，比如毛主义理论的政治内核（如贝特尔海姆的详细阐述）可以总结为三个结论：
　　（1）苏联自1950年代以来服从于种种资本主义关系，企业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分离，而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2）苏维埃国家自1950年代末以来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
　　（3）一场社会革命必然在苏联发生。
　　在“理想的”情况下，某一政治话语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各种概念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运用，其论证推理是严密的。显然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在这里这种情况并不比在其他类型的争论中更多：

　　逻辑一致性（部分的和总体的）也许存在，也许还将继续被忽视，或因为种种理由得不到响应，因为一个人头脑中的所谓相互矛盾，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通过在不同的情境下到处转化这些矛盾，通过对例外、包容和排斥形成特殊的、有时是更普遍的标准，并通过用避免认知困难的种种方式对一种情况的定义提出令人惊异的足智多谋的伦理诡辩，有许多矛盾的个人能活得相当好。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时间和环境通常的安全舱口已被封闭，个人被迫去应付他的种种矛盾。把握科学理论也同样；我们已经学会与科学理论的矛盾共存，这些矛盾部分已经通过解释消除，或者也许还将继续被忽视，或大多数时候不受关注。仅仅是在例外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才变得相互关联，而且差异也彼此相关……^[6]

　　然而假设某种话语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么，其批评者将只可能以间接方式攻击其政治内核。通过这些概念，各种原理和观点因此形成一个环绕其政治核心的防护林带，如下述图表所表征的：

　　想要消灭一种理论的政治内核的批评者，可以采取下述任何一种攻击策略：
　　1．质疑该话语中使用的某种概念的适当性。
　　2．造成该话语的观点中的明显矛盾。
　　3．质疑某些对于该话语来说重要的观察结论的有效性。
　　4．引进了新的或替代性的观察结论，但它们无法在该话语中相互兼容和融合。
　　5．质疑某些对于该话语来说重要的原理的适用性。
　　6．引进新的和替代性的原理，但它们无法在该话语中相互兼容和融合。
　　如果他们准备好以政治内核的原理去替代或放弃部分观点，处于威胁下的这一话语的支持者将很可能持续地抵御这些攻击。（因此，这种话语的可信程度可能会被质疑，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将在后面讨论。）两种辩护策略向话语的支持者开放：（1）直接免疫性。说明攻击者只是运用不同的概念，和/或宣布新原理和观点是无关的和无效的，借此全部旧话语得以维护。（2）间接免疫性。借此在防护带中的各种叙述被消除或取代。两种策略显然能够结合起来。如果攻击者不挑战话语的一致性，那么直接免疫性是唯一可能的。如果他们（有效地）这么做，那么间接免疫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辩护者看来，如果攻击者正当地挑战某些原理和观点，或用新的原理和观点补充它们，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一个例子可以极好地阐明这个抽象的解释。例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克利夫和第四国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两个原理受到质疑：
　　原理一：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的必要条件。
　　原理二：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瓦解一个工人国家的必要条件。
　　这两个原理起初被认为互相包含于逻辑必然之中，并共同组成了托洛茨基正统性的一部分。在关于这些原理的争论中，对立的双方用同样的观察结论作为基础。
　　观察结论一：东欧人民的民主制不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结果。
　　观察结论二：东欧人民的民主制，已经变得与1947至1950年时期作为社会结构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观察结论三：苏联在1917年后的最初年代是一个工人国家。
　　观察结论四：在苏联，1917至1950年时期没有发生过任何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现在，克利夫提出的观点如下所述：
　　1．原理一是正确的。
　　2．从原理一和观察结论一得出结论：东欧人民的民主制不可能是工人国家（结论一）。
　　3．从结论一和观察结论二得出结论：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结论二）。
　　4．从结论二和观察结论三得出结论：工人国家的瓦解在1917至1950年期间已经发生了（结论三）。
　　5．从结论三和观察结论四得出结论：原理二是不正确的（结论四）。
　　第四国际的观点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的：
　　1．原理二是正确的。
　　2．从原理二和观察结论三、观察结论四得出结论：从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肯定是一个工人国家（结论一）。
　　3．从结论一和观察结论二得出结论：东欧人民的民主制是工人国家（结论二）。
　　4．从结论二和观察结论一得出结论：原理一是不正确的（结论三）。
　　第四国际通过牺牲原理一，成功地保护了其理论的政治内核（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7]不过，对于克利夫，原理一要比陈旧的托洛茨基话语的政治内核更为重要。然而，他对原理一的维护导致了原理二的牺牲，和一个新政治内核的明确表达（“从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当然，这是一个从对旧政治内核的否定中并非必然地得出的政治内核）。
　　显然，克利夫通过质疑这个或那个观察结论，也肯定遵循了另一种争论策略。如果是那样的话，某个人肯定坚持了两个原理。的确，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另一些人物而不是克利夫遵循了这一替代策略。^[8]
　　这一策略和拋弃观察结论四直接相关；它声称，在1930年前后，以强制的集体化和强制实行五年计划的形式，的确发生过一次反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这个新观点我称之为观察结论四*。然后，其论证推理采取了下述形式：
　　1．原理一是正确的。
　　2．从原理一和观察结论一得出结论：东欧人民的民主制都不是工人国家（结论一）。
　　3．从结论一和观察结论二得出结论：1950年新纪元始，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结论二）。
　　4．从结论二和观察结论三得出结论：工人国家的瓦解在1917年和1950年期间已经发生（结论三）。
　　5．从结论三和观察结论四得出结论：原理二是正确的。
　　这些例子提出了为什么一些（一群）人显然无休无止地坚持一个政治内核，并再三准备取代或消除那些观察结论和原理；而另一些（一群）人在一个既定的时刻考虑到，在防护带中的这些牺牲搞得过火了，并因此准备消除这一政治内核本身。很清楚，政治话语的发展进程一方面不是纯偶然的（尤其是，如果争论具有决定性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固有的必然性。在每种情况中，都不存在任何被普遍接受的、能够强制决定一种话语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标准”。
　　这一结论不可避免地导致如下推理，即理论的发展过程必须同时被视为外部决定性的结果。外部影响能够产生政治内核，然而，被免疫看来不再可靠，并丧失了一切支持，或者导致一个在相对广泛的圈子里迅速流行的新内核。
　　在这一视角中，并没有产生一种直线的演变，反而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各种话语通过一系列的分支发展起来，其中选择进步的各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忘的方式（“逝去的分支”）在这里可以被重新引入，迄今相互分离的平行线在这里可以结合起来。^[9]
　　为了更靠近地分析这种外部影响的运作，引进社会学概念“调节理念”似乎是有用的。此时是指那种比较明确地叙述的规范要求，即政治话语使用者对这些话语所施加的影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调节理念包括如下：
　　（1）该话语必须符合使用者的观点（或在较弱的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冲突）。
　　（2）该话语必须符合使用者的原理（或在较弱的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冲突）。
　　（3）该话语在使用者心目中没有明显的矛盾。
　　（4）该话语必须符合使用者高度评价的政治传统（例如“马克思主义”）（或在较弱的意义上，没有明显的冲突）。
　　（5）该话语必须是在政治上有用的，也就是能够在日常政治现实中定向的。
　　这一总结并不伪称是全面的。我也不想用它说明，一种政治话语的所有使用者都认为这种调节理念的每一项都有同样的重要性。
　　调节理念可以沿着两条路线，导致话语的使用者放弃那种话语的政治内核：
　　第一，被接受的调节理念可能受该话语的免疫性的影响。持续的免疫性看起来有必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各种理论攻击，或是由于各种新的经验（它们的存在使新的观察结论和原理合并进入这一话语成为必要）。
　　第二，该话语使用者提出的新调节理念看来是与那种话语（尽管那种话语的确符合早已被接受的调节理念）相冲突的。

^[1] 当较陈旧的科学理论主要被静态解释的理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科学解释的常规模式）完全占领时，新的科学理论——大约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的产生同时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发展的动态性质。对这一“历时的”新方式的描述，是以Diederich 1974为基础的。

^[2] 我将这个观点归功于Nowak 1977, p. 101。

^[3] Marx 1864, p. 14.

^[4] 倘若甚至在“不关心政治的”纯科学理论中能产生这种混合，这就不是例外的。正好提到一个例子：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批评了因为其“表达的模糊性”而被库恩提到的著作：“我们在这里是在用告诉科学家怎么去继续工作的方法论原则来提问吗？或者我们被赋予了一种描述性，一般被称作‘科学的’那些活动，不存在任何价值因素吗？”在我看来，库恩的著作并没有导致一种直截了当的答案。Feyerabend 1970, p. 198.

^[5] Znaniecki 1919, p. 83.

^[6] Nowotny 1975, pp. 39-40.

^[7] 与其说原理一并没有被第四国际明确否定，不如说，在工人国家可能通过“来自上层的”干预而建立的意义上（倘若这种干预是由一个工人国家执行的），原理一得以修正。因此，在“结构上同化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缺位，间接地得到了补偿。参见作为1951年第三世界大会上所阐明的第四国际“权威性的”官方立场（Four International 1951，和Frank 1951）。

^[8] 这是1979年7月在伦敦的一次对话中我亲自与克利夫的合作者邓肯·哈洛斯的交流。

^[9] 作为一个在纯科学发展上密切关联的景象，见Bohme, van den Daele & Krohn 1972, pp. 3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