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前言

1971年12月

亲爱的马丁·杰伊，

　　我受邀为你这本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历史撰写前言。阅读你这部有趣的作品让我无法拒绝这一请求；当然，我的健康状况只允许我写一封简单的信来充当前言。首先，我要感谢你在所有章节中展现出的谨慎。很多留存下来的往事如果不经过你的描述就会被遗忘。
　　如果联系起当时的官方教育系统，诸如波洛克的《苏联计划经济试验，1917年至1927年》（Di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和随后发表的集体作品《权威与家庭研究》（Studien uber Autoritat und Familie）这些社会研究所从德国流亡前的工作，就会有别样的意义。这意味着能够从事大学仍然不提供机会的研究。这一事业之所以能在赫尔曼·韦尔（span>Hermann Weil）父子的支持下取得成功，只是因为一群拥有不同学术背景却同样关注社会理论的人们深信，在转型时期表达否定比学术生涯要重要得多。这群人之间的纽带是对现有社会采取批判的路径。
　　早在20年代末，更别提等到30年代初，我们就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取胜的可能性，也相信只有采取革命行动才能应对这一事实。但当时我们没想到这需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想过我们国家会发生一场起义，也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才在我们的思想中拥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借道日内瓦流亡美国后，我们仍在用马克思主义阐释社会事件，甚至占据了主要地位。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教条的唯物主义成为我们的立场中的重要主题。对政治系统的反思教会了我们一个必要的道理，就像阿多诺表达的那样：“不要把主张绝对当成既定的，却也不要从强调真理概念的呼吁中退让分毫。”
　　呼吁一个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完全他者（eln ganz Anderes）是一种社会哲学的动力。这最终导致对特定形而上学倾向给出更加正面的评价，因为经验的“整体是不真实的”（阿多诺语）。指望着遗言不被尘世的恐惧所沾染，无疑是个不科学的愿望。
　　那些曾与社会研究所合作的人们如果尚且在世，肯定会感激能在你的书中读到他们自己的观念史。亲爱的马丁先生，我也有责任以波洛克、阿多诺、本雅明、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这几位逝者的名义，为你的作品向你表达敬意。

诚挚的，
马克斯·霍克海默
于瑞士蒙塔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