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跟英国的联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1982）

1 跟英国的联系

　　卡尔·马克思在1818年生于德国古城特利尔，比维多利亚女皇的诞生要早一年。31年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在伦敦定居（在这之前他曾以革命者的身份到过该地），直到1883年逝世。维多利亚女皇活到20世纪——1901年，在这个世纪里，马克思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而维多利亚帝国消失了。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关于马克思跟英国特别是跟伦敦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性质上说总是比地理上的联系要广泛。人们往往说，马克思的哲学取自于德国，其政治学取自于法国，其经济学则取自于英国。这固然是有关马克思的许多过于简单化的说法之一，但是毫无疑问，正是在当时世界上这个最繁华的都市里，马克思着手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并对其规律作出解释，阐明他如何认为这些规律将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
　　20世纪后叶，千千万万前来伦敦观光的人，都有兴趣看一看那些跟马克思有特殊联系的地方。这本小册子就是专门为他们而写的，本书还照顾到那些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本人生平活动的读者们的兴趣。它兼收并蓄了有用的传记资料和地志资料，并附有大量照片和地图来说明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那些地方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它还谈到马克思的后继人，主要是列宁，以及他们跟伦敦的联系。
　　虽然在20世纪马克思的名字到处跟列宁的名字联在一起，然而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名字却是最经常地跟他的同胞革命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联在一起。恩格斯的诞生要比马克思晚两年，他的逝世（也在伦敦）则比马克思晚12年。恩格斯不仅在经济上给予马克思以必要的接济，而且在他到伦敦之前，还跟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有过难能可贵的联系。
　　伦敦当时是世界的大都会，确实还有些人把它看作是世界的首都。然而，曼彻斯特却是19世纪新兴工业城市中的佼佼者，是当时使任何一个想对蒸气机时代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感到非去不可的惊人的城市。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基于他对曼彻斯特生活的体验和书本知识。恩格斯集中地分析了纺织工业这一曼彻斯特的财富的源泉，分析了他所见到的雇主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他的分析是跟马克思著作中所作的经济与政治分析直接关联的。
　　当时曼彻斯特有许多外国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在欧洲1848年革命以后。然而伦敦无论在这次革命发生以前或以后，都是这些人在英国的主要聚集地。有些人是独自来的，有些人则是成帮结伙来的。可是，他们并不全都是革命者。事情确是如此，梅特涅这个欧洲首要的反革命分子，在1848年革命爆发后从维也纳逃到伦敦避难，而路易·拿破仑，即以后的拿破仑第三，也在同一年宪章派骚乱时报名参加了英国临时警察。19世纪后期，那位把伦敦喻为“整个世界的缩影”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则是一位性质迥然不同的流亡者。
　　在本世纪，19世纪的伦敦通常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而且在风貌与风格上又有维多利亚早期、中期和晚期之分。但同时又被正确地称为小说家查理·狄更斯的伦敦；今天的许多游客，其中包括那些对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人，脑海里往往是印着狄更斯所描绘的伦敦来开始他们的旅游的。狄更斯生于1812年，卒于1870年，确实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比他更深刻地留下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印象了。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第一，他对伦敦的描绘只能说得上是绘画，而不是摄影；第二，伦敦的变化很大，这在他活着的时候如此，而在1870年至1901年间则变化更大。要发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的遗迹，就要跟发现马克思时代的伦敦一样，去作大量的探索，这种探索最好是徒步进行。
　　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邀请大家去作这种探索，它是基于我本人对这个城市所从事的探索写成的。虽然每一个探索者都会画出他自己的地图，而且没有两张地图会是一模一样的，但我希望我的导游图将会证明对人人有用。
　　当然，就19世纪到这里来定居的流亡者而言，他们对伦敦的反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拿1852年到伦敦的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来说，他在住了三年之后便抱怨伦敦的生活就像“长在奶酪上的蛆虫一样地令人厌烦”。然而又过了两年，他告诉一位瑞士朋友说：“毫无疑问，英国尽管有它所特有的封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种种蠢举，但它毕竟是唯一能够安身的国家”。
　　伦敦具有以下七个方面的非常重要的特色：
　　一、对唤起狄更斯的想象力具有重要作用的泰晤士河。这条河流在若干世纪中对伦敦的历史的形成起了作用，它把这个城市跟欧洲联系起来，但是却把全市切割成南北两个部分。
　　二、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对照鲜明，这是贫困和特权的对照，这种对照远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明显，并在该世纪过程中不断地尖锐起来。
　　三、伦敦城（又译“西蒂”），这是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中心，有自己的司法，其核心为伦巴第人街。
　　四、在城外面，在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则有中央政权机构，特别是议会；这些机构通过一种跟马克思的德国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运行，当时俨然成为自由主义的象征。
　　五、不列颠博物馆，它对于马克思来说不啻是知识的能源，犹如曼彻斯特的风磨是英国最早几代实业家的能源一样。
　　六、丰富多彩的伦敦市容。跟拿破仑第三时期的巴黎不一样，伦敦并不实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这里长期以来就有建筑条例管着，因此它有18世纪的广场和修建在台地上的一排排房屋，有贵族宅院的部分建筑，但却缺少象巴黎那样的大林荫道。
　　尽管纳施曾经给伦敦留下自己的痕迹（例如瑞琴特街和瑞琴特公园），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跟奥斯曼男爵相提并论。这反映了伦敦人的意愿。
　　七、“被遗弃的伦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危险阶级”的伦敦。在19世纪60年代这部分伦敦居民跟有钱人住得很近，然而到19世纪末，他们日益被隔离。同时，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活动：既有人迁入工人住宅区，也有人迁入中等阶级住宅区。
　　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大部分伦敦人还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就连社会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从这个城市的最贫困的地区涌现出来的）也往往很少跟马克思的纲领有什么联系。但是，马克思却跟他们当中许多人有着共同的体验。他的女儿爱琳娜（1855—1898）是英国公民，他本人曾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但却在1874年被拒绝了。
　　对马克思一家非常了解的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曾经在他的《回忆卡尔·马克思》（1896）一书中叙述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变化。李卜克内西在19世纪50年代曾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第一次住在伦敦，1878年他又从德国回到那里，当他把自己跟发掘特洛伊的考古学家施里曼进行对比的时候，他马上觉察到自从上次他到伦敦后发生了一次地志性的革命，而不是思想性的革命，他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革命概括如下：“现代化大城市所实行的革命变革是不断的拆除——尽管这也跟政治革命一样，并不是到处如此，全部如此。今天，如果一个人从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出发作环球旅行，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在很多地方已经认不得路了。”
　　李卜克内西接着说，当离开16年之后又回到伦敦，他不禁揉了揉眼睛，“这难道就是那个我住了近半个世代之久并且对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的城市吗？”他问道，“一些街道不见了，一些街区消失了，出现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而一般市容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在那些过去蒙上眼睛都认得路的地方，也不得不坐上马车去到达自己近在眼前的目的地。”
　　一定有许多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到过伦敦的人会同意李卜克内西的感觉。但是，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李卜克内西在汉普斯泰特荒阜结束了他的旅游，并在“稻草人城堡”小酒馆里进午餐。他感叹地说：“那些年月里我们到这里来过多少回呵！就在我们现在坐的这间房间里，我多次和马克思、马克思夫人、孩子们、琳蘅以及其他人同桌共坐。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过去的日子今天仿佛又重新出现”。

威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一家的密友

　　当马克思在1849年来到伦敦的时候，他的过去的经历是跟完全不同的日耳曼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周围都是葡萄园和林木山丘、在罗马帝国时期曾一度成为帝国的军事总部的古城特利尔，大学城波恩，以及普鲁士的首都柏林。然而在他的经历中也包含有非日耳曼的因素。巴黎，这座城市本身在19世纪40年代就是财富和腐化的象征，曾被他所喜爱的一位小说家奥诺雷·巴尔扎克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犹如狄更斯对伦敦的描绘一样；巴黎是一座跟革命相联系的城市，而伦敦则不是。布鲁塞尔，当时是新建立的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如同英国一样，比利时是很早实行工业化的国家。
　　如今，马克思脱离了以上那些环境，但是他跟英国的联系从未使他对伦敦或者英国产生一种好感，以至能够改变他的态度和感情。这种联系可以说是给他提供了材料和思想，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安全保障，而他在运用他的发现时，总是在探索一个远为广阔的天地。在他刚到伦敦不久，就告诉一位朋友一场“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来到”，而英国也许会成为“革命大陆的同盟者”，即使它“不是出于本意”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