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多列士自传：人民的儿子 第五章 在希特勒威胁下的法国 共产党是和平的党，它是从反对战争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党，是从一九二〇年都尔代表会议上。坚决确定的志愿中产生出来的党，那时的志愿是不许重演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垮台的悲剧。它是在反对占领鲁尔（一九二三）、反对在摩洛哥和叙利亚（一九二五）进行殖民地强盗战争的这些斗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 代表法国人民和平志愿的共产党，对于全世界反对战备的和平力量一向是坚决支持的。 在《凡尔赛和约》下的欧洲，资本主义增加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法西斯主义激起了民族间的仇恨，竭力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军备竞赛在加速进行。导火线也在增加。在一九三六年魏勒巴奈的代表大会上，我曾经这样说过：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并存着两个国家集团。第一个国家集团，一九一九年的和约对它们有利，它们愿意保存它；战争对它们说来是害多利少。第二个国家集团想用武装力量来推翻一九一九年所建立的秩序，在第一国家集团的内部，那些军火工业家集团和军阀对于法西斯国家的计划，采取一种容忍的或是同谋的政策……
法西斯各国更加倍地侵略苏联，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定义上说就是和平的国家，是民主与进步的旗手。苏联正展开一种极大的力量来保卫和平。对重新分割世界感兴趣的三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他们彼此间的勾结是越来越密切了。意大利在非洲所干的事情（即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应当视为武装冲突的第一个阶段；这种武装冲突是那些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大炮来改变欧亚两洲的地图的斗争所必然达到的结果。”[1] 苏维埃共和国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建立之日起，就对全世界发出了和平的通告，它敦请战争中的人民，大家同时来结束人类的屠杀。它提议缔结一个公正与民主的和平条约。帝国主义政府对于这一提议，却以加倍的暴力与罪行来回答。德国人侵入了乌克兰，并威胁若彼得格勒。侵略者被第一支工农军队——以后就成为强大的红军——所击退，并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获得了比斯戈夫和纳尔瓦两地的胜利。继德国之后，是沙俄的旧日联盟者组织了干涉军，制造了反革命的阴谋，装备了白卫匪帮，在数年之间，努力用武力来粉碎苏维埃政权。就在那时，我们的一些同志，黑海的海军和陆战队，起来挽救了法国人的光荣：他们拒绝把枪头转向第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 苏维埃政府击退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战胜了反革命之后，就采取坚持不沦的行动来促进和平和普遍裁军。在一九二二年热那亚（意大利）会议上，苏联的代表就要求限制军备。一九二七年他又提议一种局部裁军的计划，可是仍然没有成功。一九三二年，它又提出同样主张。尽管苏联政府百般的努力，裁军会议却终于被埋葬了。 苏联的和平政策曾经倚靠而且永远倚靠它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它英勇的军队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全世界人民大众对它的积极拥护。 当醉心于军国主义而且并不隐藏它的好战企图的希特勒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的时候，苏联在一九三四年却加入了国际联盟。它曾向全世界提出一个打击侵略和阻止战争的集体安全制度。所谓集体安全就是人人的和平，不可分割的和平。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签订的法苏互助公约，也就是这种和平措施的主要部分之一。那时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派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温情，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乃是受了复兴的德国的威胁，他们才顾不得两国制度的不同而只好采取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法国传统政策。十六世纪，极端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反对查理五世就曾和土耳共苏丹索里门二世联盟。十七世纪，黎塞留枢机主教毫不迟疑地同瑞典新教徒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进行合作。十九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曾设法同沙皇尼古拉二世结盟。 当一个醉心于争取“生存空间”的侵略者的凶恶野心威胁着欧洲的时候，法苏互助公约是关系法国的安全、关系稳定与和平的一种工具。但条约刚一签订，法国反动资产阶级就加以污蔑、攻击和抛弃。为了反对共产主义，他们便无视法国最显著的利益。被法国统治者所故意无视而看作一张废纸的法苏公约，在签订三年以后，就在慕尼黑会议上加以彻底破坏了。 我们法国的统治阶级，以一种自取灭亡的盲目态度，不肯依靠苏联。而宁愿与法国的死敌特勒合作——这样，法国还不会灭亡吗？ 并且，他们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个暴徒的秘密计划！ 自从一九二五年希特勒发表了他的《我的奋斗》以后，他的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原则，都已十分明显。这部国家社会主义的圣经，在德国散布了几百万册。学校教员把它当作教科书在学校里讲授，管户籍的官员们把这本书送给新婚夫妇当他们的“床头手册”。 这个独裁者在该书中发挥的是一种独霸世界的理论，以一种狂妄意见为根据，说日耳曼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是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贵胄民族”。 首先是要把“日耳曼血统”的人统一在一个“日耳曼帝国”之内，这些日耳曼血统的人，是在丹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奥地利、俄国、法国的领土内都有的。希特勒想恢复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然后进一步征服东方。我们知道当年的日耳曼神圣帝国的版图是除了德意志本土外，还包括荷兰、此利时、佛朗德尔、阿尔萨斯与洛林，佛朗许伯爵领地（即我国现在十五个省的地方）、奥地利、伊斯特里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西部。希特勒要建立一个广大的帝国，其版图是东至里海，西至英吉利海峡，北至北冰洋，南至地中海。 希特勒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把欧洲和全世界置于他无人道的法律之下，他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战争！ 和平是与国社主义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希特勒肯定地说，人类是在永恒的斗争中长大的，永久的和平会让人类走向坟墓。和平是“一种违反自然与理性的荒谬思想……”[2] 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希特勒对法国表示了愤怒的、疯狂的仇恨。 “大家必须明白地认清这一事实：德国人民的死敌，无情的仇敌是，并且继续是法国，不管过去和将来统治法国的是谁，不管是波旁王朝或雅各宾党。不管是拿破仑或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管是僧侣共和派或赤色布尔什维克，……那都没有多大关系。”[3]
《我的奋斗》中这种断言又以下列狂妄的推理来补充和“证明”： “法国是，而且、永远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一个愈来愈堕俗、一直堕落到黑奴水准的民族，为了达到他们统治世界的目的，不惜支持犹太人，而把欧洲白种人的生存置于危险境地。”[4]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我在众议院发表的反对“不干涉”政策的演说中，曾经引希特勒这些狂妄的话而加以驳斥。但希特勒的代理人之一无耻已极的菲利普•赫里欧却企图打断我的发言。我在那次演说中还宣读了《我的奋斗》中其他几段。在该书第七百六十五页主希特勒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来了。首先应当孤立法国，要使得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再是德国对全世界的战争，而是德国为抵抗扰乱世界、扰乱和平的法国的一种自卫战争。”
随后他又写道： “我要坚持这一点。我坚决地相信这第二次事变，无论在哪一种方式之下，是应当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
最后，希特勒在第七百六十六页上写着： “德国只有在法国被消灭之后，才有方法使我们的人民可以在其他一块土地上尽量发展。
这样的狂妄足够使法国人睁开眼睛，一致起来反对这个恶魔附身的人了吧！事实并没有这样。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由于被恐惧人民、仇视人民的心冲瞎了眼，觉把希特勒当成了欧洲的宪兵，认为他有资格来保卫资本主义的特权和“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现在有八千万德国人在欧洲。必须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使两亿五千万德国人生活在这块大陆上那才可以说我们很好地实现了我们的对外政策。” 希特勒的那一套理论纵然贫弱与荒谬，但他的计算却显得是正确的，反共产主义是他奴役欧洲计划的一个很好的跳板。在他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中，他获得了英美法各国资本家的支持。法西斯主义竟在“仇敌”国家的当中建立了核心。她的征服战仗着各国真正的内战的帮助，不用若干代价，很快地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的第五纵队到处瓦解了对方的防卫，把自己的亲信渗入了当地政府机关替机械化的部队开辟了道路。一面利用卖国奸细，一面利用武力，他计划建立一个新的日耳曼帝国，并为帝国打下千年的基础…… 反共产主义是希特勒的法宝。他说： “那些将要成立新政府，成立便利于我的政府的人，我可以说我好久以来已同他们发生关系了。这类人是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的。我们简直无须收买他们。由于他们受了野心、盲目、骄傲和党派意见的推动，他们自己会来找我们。简直在战争还未发动以前，就可以签订和约。……与使用一切武器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将使用神经战术摧毁敌人的士气。我们要在法国激起一个革命……我要以解放者的资格进入法国。我们将以保卫合理的社会秩序和永久和平的面目在法国的小资产阶级面前出现。这些人是不愿意再听人谈战争和丰功伟绩了。但我，我要战争，一切方法我都要使用……战争，就是我！”[5]
希特勒就是这样通过他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伯希特斯加登别墅中说的这些话，把他的战略论得非常详尽，证明他的计划是久经深思熟虑过的，他也确实一字不易地实行了他的战略。从那时起，他对他的亲信明白指出他的目标是整个地统治欧洲。 “如果我们不能统治欧洲，我们就只能算庸庸碌碌地生活着。德国，就是欧洲……欧洲和它的殖民地应当归我们。德园本身还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在大陆上，现在已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个完全的整体。拿我们来说，我们完整的版图，就是整个的欧洲。”[6]
为了满足他夸大的野心，希特勒就不惜诉诸最卑鄙无耻的本能和最阴险最堕落的手段。他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各点上：极端强调德国的国家主义，反犹太主义，残暴，仇恨，把人当作机器而轻视他，有计划地使用残酷手段，养成劫掠思想。希特勒主义的中心思想是：雅利安民族必须前进，争取无限的权力，凡有反对其前进者，必予以毁灭。国社主义的“理论家”之一罗森堡曾盛夸“在卐字旗下，展开世界革命的血的神话。”这一“世界革命”将搅乱历史的前进，要叫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可以为人类带来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的这一运动陷于停止，这些摩托化的野蛮人企图打倒的正是人文主义的全部价值。这个国社主义的可诅咒的先知，在积累了无数废墟，使人类流了山洪般的血和泪以后，自己消逝了；可是他的种族歧视主义的遗毒至今依然存在，而且不仅在德国存在。主要的是在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继续存在的美国，这一种族歧视主义受反动势力的鼓励仍延绵不已。法西斯主义原可以凭借别的“思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任何地方，只要有为寡头政治服务的理论家在宣传种族歧视主义，就有法西斯的危险。 就是这样，希特勒德国以好战政策与苏联的和平政策、苏联的集体安全和不可分割的和平的制度相对立。纳粹独裁者为了要把敌人“各个击破”，愿意把“战争局部化”。他想分段来进行：从合并奥地利开始，然后梅美尔、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走廊、法国……他将一叶一叶地蚕食欧洲。他在一九三三年推翻了德意志共和国，借口是保护德国，反对共产主义。他将利用同样的借口来侵吞全世界。他摇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一魔杖，准备把各国的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都集结在他后面，使法苏公约破裂，使法国孤立起来。 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和英国签订了一个海军协定，签字的日期是六月十八日。正是滑铁卢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是为提起英国人注意过去与德国共同对法国的战争，他更于一九三六年同日本签订了一个“反共产国际”的公约。不久意大利也加入了该协定。墨索里尼于一九三五年，借口保护阿比西尼亚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野变”侵吞该国之后，也同希特勒联盟。该联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支持了叛徒佛朗哥向西班牙共和国进攻。希特勒倚靠了达拉第和张伯伦，同时也依靠了毕苏斯基上校统治下的波兰，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一年以后，他在侵入法国以前，先把他的强盗队伍开进波兰。可以看出，希特勒所采取的办法是有一定方式的：他先消灭这个，中立另一个，然后再消灭这些中立的。他在欧洲棋盘上就这样推进他的棋子，逐一实行他的计划。 曾经在希特勒的书中被宣布要被摧毁的那些国家，在这时期有什么行动呢？ 他们只是向后退。他们不愿意看。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实行“不干涉政策”。他们鼓励了希特勒对欧洲、对全世界的侵略政策。 这种盲目的态度就外把法国引到深渊的边缘。 欧洲多一个国家投降，法同就失掉一个盟邦，同时也加强了敌人的一份力量。由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重新武装莱茵区的结果，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都离开了我们。对西班牙事件不干涉，便使法西斯的各个独裁者在西班牙人民的血中，胶合成了同盟。《慕尼黑协定》允许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孤立了苏联；因此就替德国准备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引起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所必要的条件。 法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崩溃，表现为疲倦、瘫痪和日益加深的恐惧。资产阶级只想到他们的阶级利益和他们利润受到威胁。他们的政府，和一八七〇年梯也尔和特洛许主持过的那种政府一样，都是“拱手让国”的政府。以后，就只有工人阶级才关心国家，注意它的安全和独立了。 共产党预备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和十一日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去作一次巡回宣传。二百家族的人们和希特勒的代理人于是想尽方法鼓动阿尔萨斯的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那些“自主派”、“火十字团”、“保王党”、反犹派等反动派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有三个省的首长送了报告到巴黎，要求禁止我们召开群众大会。甘心接受法西斯命令的勃鲁姆于是只允许我们开三次会。 可是工人的阿尔萨斯挺身出来反抗了。所有阿尔萨斯的人民。——所有昔日反抗王公们的“彭特舒”[7]农民老乡们的后裔，都起来反抗了。阿尔萨斯的儿子们是在大革命时代和法国一道生活过的，他们虽被德国人统治了五十年，但他们爱好自由的传统依然是牢不可破的。 在斯特拉斯堡，当我做完那会引起“元首”狂怒的报告之后，主席提议付大众表决时，他问道：“谁反对？”在挤满了狂热人群的大厅中，那时只听见一个可怕的声音，回答说：“希特勒反对！” 希特勒不但咒骂布尔什维主义，也痛恨民主。 我们的人民都知道法国之所以变成法国而在世界上获得光荣地位，完全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民主大革命。他们看出希特勒狺狺狂吠的宣言之内所隐藏的真正目的。十八世纪，革命法国的敌人，如彼得、梅特涅，在他们不是就肯定地说他们要为反“无政府主义”、为挽救“基督教文明”而斗争吗？实际上，彼得和梅特涅也想削弱法国，想夺取它的殖民地和领土，想掠夺它的财富来养肥自已。同样，希特勒的反共反民主的那一套狂吠，也无非是干涉和征服的一种借口，墨索里尼就宣布过；“明天的欧洲，是法西斯的欧洲！” 法西斯主义径直奔向战争。戈林曾说过：“一个德国人不能死在床上。”他又说：“你没有牛油，但你有大炮！”纳粹们已建立了一种社会组织，显然是我们的老傅立叶所梦想不到的——强迫劳动，受鞭打、挨饿的集体生活！ 希特勒不断地进展。由于英法两国政府对他异乎常情的客气，他于是任所欲为地破坏了一切条约的规定。他恢复了强迫兵役制，没有人干涉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他重新武装了莱茵河左岸。也没有人干涉他。剩下的便是变更领土的原状，扩大国界了。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帮助了佛朗哥准备颠覆西班牙共和国的阴谋，叛乱行动一开始，他们就去援助佛朗哥，他们声称他们决不允许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竟把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选举出来的人民的政府叫作“苏维埃政府”！这种无耻的谎言，使他们可以假借神秘的反共的名义，来干涉西班牙的内政。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曾在布法罗提出这样的警告：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想确保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权，他们想在直布罗陀的对面，把西班牙的摩洛哥拿在手中……”
希特勒的参谋部已经起草一个对法国进行“闪击”的计划，这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西班牙一旦同德意成了联盟，便可以作为他们海空军的基地。目前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包围法国而把它变成一个陷入重围的地位。可是法国政府却闭了眼睛。勃鲁姆发起了“不干涉”的主张。他十分铺张地招待了希特勒的代表沙赫特博士。人们说，这只是关于财政上的问题。但沙赫特博士临上飞机回柏林的时候却声明说：“他此行目的在指出共产党宣传的危险性。”[8]可是人民阵线的纲领上有过这样的规定： “为获得集体安全起见，应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实行国际合作，即予侵略者以一定的定义，在侵略情况发生时，即自动地共同加以制裁。
损害着西班牙共和国和法国的利益的不祥的中立政策。和我们的共同纲领相去甚远。取消秘密外交。采取国际行动及公开协商方法、邀请已脱离国际联盟的国家重回日内瓦，但须不违背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即集体安全与不可分割的和平。” 从一九三六年七月起，我们就一再指出佛朗哥叛国行为所包含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行为。我们说过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西班牙人民的独立与自由，也是对法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 我们曾经打击了报纸上的宣传以及法国法西斯的污蔑言论。他们支持西班牙的封建主，支持巴达尤斯和盖尔尼卡诚的屠杀者，他们还献与佛朗哥一支荣誉的宝剑！我们说，封锁西班牙共和国是一种罪行。我们要求给西班牙以飞机和军火，好让那里的工农群众打退由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充分供给军事装备的叛徒们。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将会是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同总工会联合一致，要求夺重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尊重国际联服的公约，尊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法国的法西斯们说我们要战争。真是胡说！我们从未提议过武装干涉西班牙，我们只要求设法停止法西斯主义的干涉。我们曾反对把侵略者和被牺牲者，把叛徒和共和党人等量齐观的所谓中立政策；这种政策对法西斯独裁者恫吓政策总是让步，因此使他们有恃无恐。 我们会揭发这种“悲惨的错误使西班牙无产阶级流血牺牲”[9]。 所谓“不干涉”政策，实在是一种恶毒的骗局。持续不断地让步与投降，只有使得法西斯统治者格外胆大，越来越公开地干涉西班牙内战。意大利的参谋本部派遣了整个的师团去参战；每天在公报上公布西班牙的战况。墨索里尼对他的作战士兵发出多次号召，但不能阻止他们在瓜达拉亚拉前线见到共和军就可耻地逃跑。希特勒的飞机在西班牙全境散布了死亡和破坏。他的大炮在艾美利亚杀死了无数妇孺。法国与英国却不说话，一味退缩、忍受，一如对付过去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强盗行为一样！ “这真是一幕悲惨而可笑的滑稽剧！”坎特伯雷教长曾这样说过。因为我们任凭国际法西斯在战场上自由驰骋，他们就把整个西班牙变成一座尸骨的仓库。所谓“不干涉”正是一件对民主、对共和国的西班牙和对法国的背叛行为。 我将永远记得瓦伦西亚、马德里的那些妇女与儿童向我提出的质问：“你们能够让我们被人屠杀吗？法国的工人允许这样做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将永远记得那些抵抗德国人和摩洛哥人占领西班牙的志愿兵的勇敢谈话。我有三个妻舅在马德里前线作战，他们都是从国际纵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加入的（最大的一个名叫马拉•普吕甘，光荣地牺牲在阿拉贡前线，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在那边的战壕里，人们从不埋怨，从不诉苦。西班牙的战斗员拳头紧握着枪杆，眼中发着光芒，这样说： “我们是为自由，为我们的独立也为你们的独立而斗争。我们今天击退的敌人，就是明天将威胁你们的敌人。世界各国的民主人士们，我们所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也就是你们的战斗！”
西班牙的工人们是多么地勇敢，多么地有牺牲精神！他们踊跃地、有信心地响应了罗塞•迪亚斯和拉巴西奥•纳丽亚[10]这两位令人佩服的斗士的热烈号召！现在可以明白共产党人当初的主张是正确的。如果依了我们的意见，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和多少痛苦，而共和国的人民也不致在今天，心中饱含痛楚地，看见那受到提倡不干涉的国际反动势力是所支持的佛朗哥，能维持其违背西班牙人民意志的政权。 共产党人不仅攻击了勃鲁姆的政策，他们还采取了实际行动。三千法国人牺牲在西班牙的土地上。许多妇女和青年女子在卡桑诺娃领导下组织了救援队捐助牛奶送给西班牙的儿童。一些工人组织和民主团体募集了基金和衣食等物，并收容了西班牙的难民。 * * * 一九三五年，我们很痛心丧失了巴比塞。他是一九三二年阿姆斯特丹和一九三三年伯莱耶大厅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是在参加了第七届，也就是最末一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在莫斯科逝世。陈列馆的大厅临时变作了停柩室，我们环绕若巴比塞的灵柩，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当时苏联的劳动人民，艺术家、科学家，来吊唁他的络绎不绝。一周以后，一大群巴黎的男女市民，把这位《火线》的作者的遗体送到拉舍寺墓地，葬于菲德雷大墙[11]的对面。 两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又遭到一次残酷的损失。在一天举行区乡选举的晚上，我正准备去《人道报》了解选举的结果，电话铃响了，正是该报办公处打给我的电话，报告我瓦扬－古久里突然逝世。我说不出话来了。对方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清了。 古久里是属于受战争残害的一辈人里面的一个。他曾多次受伤，遭受过毒气。他的心中怀着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仇恨。他把他的青春，他的热情，他的极大聪明和特殊才干，都拿来为人民服务。他特殊的天赋才干使它成为一名举世无匹的新闻记者，成为一个热心的、能说服人的演说家。我比他小几岁。我们从争取参加第三国际委员会开会的时期起就成为好友。在我地下活动的第一个时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他款待我住过一个时期。在桑泰监狱中。我住的牢房紧挨着他的牢房。 这位国际主义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内心里，他永远把法国和共产主义连在一起。他曾经说： “共产党人对于道德和精神价值的重视，他们对形势和复杂问题的敏悟。生活简朴，他们那种甘心吃苦、甘心丧失自由、以及必要时愿意为了他们对人类的信仰而牺牲生命的气概，就是这一切使得共产主义成为永恒的法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和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12]
古久里研究各种艺术都非常成功。他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有一次，人民歌咏队在一个小剧场里替我们演奏愉快而乐观的战斗歌曲：《前进，法国青年》，那便是古久里作来为赠给他的年轻兄弟们的歌。在这个音乐会上，我看见他，这是古久里留给我的最后一次的生动印象。几天以后，巴黎人民就替他举行了庄重的、动人的葬仪。已不幸死去的罗曼•罗兰，生前也和巴比塞与古久里同样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最前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站在“争斗之上”[13]的。不过他是首先对苏联革命表示热烈同情的人之一。他早就站在那些为反对殖民压迫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一边。罗曼•罗兰曾号召一切有善良意志的人们团结在一道。在一篇非常动人的呼吁书中，他祈求文明的欧洲结成一条铁链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让我们手牵手结成一个和平的圆圈！” 我曾好几次到过日内瓦湖畔罗曼•罗兰的家中“维伦奈夫”别墅，每次他都很和气地欢迎我。他身材高大，面色苍白，身体很不好，肩上总披着一件苏格兰式的大衣。他的灰蓝色的眼晴同时表现出他的刚毅。敏锐与和善。在他的目光中，我们看得出他对真理和对人民的热爱。我同他曾在阿尔卑斯山下绿草如茵的小平原上散步。我们曾谈到为和平的斗争。工人运动的进步、以及他很自豪得以加入的我们的党的行动。我们也谈文学和艺术。有一天他对我说它深以没见过我的祖父为憾。 自此以后，我便常去魏士勒[14]，罗曼•罗兰后来就卜居于此，为的是更切近地感受法兰西心脏的跳动。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古修道院，圣伯纳从前就在里面宣传过“十字军”的宗旨，我们常在那里的草坪上散步。我们也一起追念魏士勒的公社，此地市民累世反对那强横的修道院长的斗争，以及屡次临到他们头上的残暴镇压。我们脚踏的泥土，曾浸透了无数烈士的鲜血。可是另有人已经起来奋斗，或将起来奋斗，直到人人能享受正义与幸福的时代为止。 罗曼•罗兰有一次领我们到了多尔内西（克拉迈西附近）高拉•伯勒农[15]的故乡。他把他自己的家指给我们看。他在童年时代以及后来当师范学生时代，都是在尼维内河畔这个最美丽的乡村中度过他的假期的。 * * * 正如我们所预只到的一样，巴黎和伦敦政府的屡次退缩，只是使法西斯主义的胃口愈来愈大。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就进入了维也纳，吞并了奥地利。这是第一次用武力改变了欧洲的地图。 我曾在互助社中以党的名义揭露武装占领奥地利所给与法国的威胁。面对法西斯独裁者的挑衅和威胁，所采取的容忍让步、怯懦妥协的政策，是有使我们陷入深渊的危险的。时机还未尽失，但已只是推迟战争的时机了。 “法西斯所对付的是四分之三的人类、而所能支配的只是有限的资源。……倘若法国、英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共和国联合起来，并加上美国和中国的支持，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应当组识和平阵线。……法国应当起来倡议！让它旗帜鲜明地表示态度！”[16]
我还说到，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必须法国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第五纵队那些被收买的人，希特勒在法国的走狗，那些乱党、间谍、挑拨者、土匪等等的混合物，他们已经开始在犯种种罪恶了。我们那时可以预料到希特勒在合并奥地利之后，下一举动必然轮到捷克斯洛伐克，它差不多已完全被包围了。只要占领了波希米亚高原，则按照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预测，当“消灭那早已孤立的法国”的时候，就可保证日耳曼后方的安全了。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们的预测。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几个月之后，就要求合并苏台德区。根据他一贯使用的策略，如武装挑衅，特务暗杀，有组织的暴动等，都可给他以借口，来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促成这一国家的分裂。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慕尼黑举行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一方面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一面是张伯伦和达拉第。希特勒在该会议上获得了全部胜利。 慕尼黑协定把欧洲的战略地图和政治地图全部变动了。希特勒通过这次会议，击碎了法国在欧洲所拥有的保障安全的主要武器之一，他抓到了一条模仿我们的马奇诺防线建筑起来的坚强防线。 与法国友好的人民对法国的诺言和签字还保持着的信心，经过慕尼黑协定，一扫无余。通过慕尼黑协定法国无耻地否认了自己的诺言和签字。 苏联，我们的朋友和盟邦，很明显地可看出已被处心积虑地摈斥于欧洲事务以外，此后不可能再迅速地给我们援助了。法苏公约，集体安全的基础，我们国家独立的保障，从此为法国政府葬送了。鼓动希特勒到东方去寻找他的“生存空间”，去实行他的“东进政策”。他们并且替纳粹匪徒指出了通往乌克兰的道路。他们没有看出来这条道路是先要经过巴黎的。 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时候，一下飞机就喊道：“我替你们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 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替达拉第喝采，大呼：“慕尼黑会议拯救了和平！慕尼黑会议开辟了新纪元！” 勃鲁姆快乐得流了泪，甘心沉溺于一种卑怯的自慰之中[17]。 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月，在集合于冬季赛车场的广大群众面前，我以人民的名义站起来，对在慕尼黑所布置的阴谋提出严正的抗议。一八七一年，布拉格曾勇敢地对《法兰克福条约》[18]提出抗议。可是现在的法国资产阶级却忘掉了这种善意，而把让•胡斯[19]的祖国，投到希特勒的很正常中！但是人民，他们是没有忘掉那种善意的。 抛弃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盟邦是一件不可原谅的行为，在我控诉这种罪行的意见书里，我指出达拉第犯了“亘古以来法国政府所没有犯过的出卖法国、出卖和平与反民主的最大罪行”。 我一面驳斥了“不投降便战争”这种两难论法，同时提请大家注意法国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障，全仗它道德上的光辉，全仗它能团结周围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自由人民。 这些自由的人民，只要法国一提倡，就可以大大地团结起来堵住战争的道路。可是这一大团结却为达拉第、张伯伦破坏了。 “那些可恶的吹牛、恫吓，都是专门用来蒙蔽舆论的，使它以讲战争的危险就在目前，使其接受投降，作为这种危险的解除。”
后备军的重召入伍，消极防卫的军事演习，巴黎和里昂的循序撤防……这一切竟使得慕尼黑罪行的无耻同谋以仿佛得胜者的姿态出现。我再次要求成立一个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和平与自由的事业的真正的法国政府。 我们的加伯列•贝里同志，对于这种可耻的奉命照录的协定，曾在众议院中攻击过： “不要把这件事也赐以和平之名！在这样一种阶级利己主义的胜利中是丝毫看不到和平的……你们是在一个自由的民族被伤残了的肢体上，签订了失败条约。只有反对你们，我们才能在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众议院这次辩论的结果，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只有七十五人，其中七十三个是共产党人。除了我们的党外。所有的党都签名附和这种投降和失败的条约……历史照我们所预料的规律继续发展着…… 捷克斯洛伐克在这种压迫下，不得不把特森市割让与军阀手下的波兰。波兰的资本家和地主支持了希特勒。亲手挖掘了埋葬波兰独立的坟墓。波兰啊，不久就要轮到你了…… * * * 慕尼黑协定促成了人民阵线的分裂。害怕群众起来的社会党和急进党的领袖们，自始就是以限制、削弱、破坏群众为其基本目标的。他们收买了各种反动势力，宣告“松一口气”，明令公布“不干涉政策”。他们一再放弃人民阵线的纲领，终于完全与它断绝了关系。背叛了一九三六年四月人民的信任。 慕尼黑政策对内说来实在就是打击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曾经提倡防止希待勒的危险。而希特勒对于特权阶级来说，正是他们的自私利益的保卫者。在慕尼黑协定后的第二天，艾米尔•布雷曾经这样写道： “某些金融和工业上的封建势力，由于他们的阶级意识和他们的牟利思想，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导演了这场失败主义的把戏。”
工人阶级在一九三六年所争得的新的社会立法。大厂主从来也没有甘心愿意维持和巩固过，他们破坏国内的经济生活，以阻止新法律的实行。他们把墨索里尼的代表向国际劳工局的法国代表朗贝尔•李波所提的意见书奉为金科玉律谨慎地遵守。那意见是这样的： “压服工人阶级唯一的方法，那就是把工厂关闭，停止经济生活。”
于是大厂主们便把他们的资本输出国外；工业家使他们企业的活动停滞起来，他们激起了冲突，和罢工，发动大量的“雇主同盟休业”，特别是在战争工业工厂里。这一切都是为了“控诉”法国工人的懒惰，说一切灾祸都是由于四十小时工作制。达拉第及其财政部长雷诺想取消“每周两日休息”制。他们利用很多法令来严重地打击工人、公务员和中层阶级的小市民。 总工会决定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总罢工来反对这些陷人于困苦的法令。这次运动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强压的猛烈可以证明这一点。罢工结束后，达拉第把国防工业的工厂关了门。大厂主们成万地解雇罢工工人：航空业工人被解雇了四万人，雷诺工厂的工人被解雇了三万二千。勒法罗瓦、科伦布、阿尔尚德伊、古贝瓦、克里希、圣乌昂各地也有好几万人被解雇，马赛冶金工厂有一百家关门，解雇的工人是十万；纺织业解雇的工人是十万，在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的冶金和矿业工人解雇的是八万……达拉第在希特勒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下，竟是这样地重兴国家军备，恢复国内的劳动就业！ 当政府破坏生产和国防的时候，厂主们则设法破坏工会。工人们合法选举的企业代表都被解雇。后来被希特勒党徒在夏多布里扬地方用枪打死的巴黎区议员，查理•米塞尔。在众议院讲坛上曾经有力的谴责过慕尼黑派的政府。祖国的掘墓人所进行的反工人和反法国人民的政策。 就在达拉第、雷诺使用警察力量打击罢工工人的那一天，罗马方面展开了许多有意义的示威游行。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在议会厅发表了一段演说，鼓动了意大利的法西斯派议员，他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了长长地好几分钟向法国大使喊道：“突尼斯！科西嘉！萨伏伊！”[20]意大利的报纸对我们国家大肆谩骂。这些报纸简直肯定地说，“德国还不能认为已经满足”，而“意大利呢，还应要求许多重要的利益和权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巴黎同法国签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凡有关两国的问题。应互相征询意见。达拉第与庞奈这一集团便这样任德国“在东面自由行动”了，也就是请它去向苏联发动战争。 还有一件事，虽是细节但很有意义，就是里宾特洛甫在法国期间，法国各部长都卑躬屈节地去参加招待这位希特勒使节的宴会。可是有两位“非雅利安种”的部长——芒代尔和采伊——却被排斥不得参加。这两人到后来法国被占领时就都被暗杀了。 三月十五日这个日子是会引起希特勒恶魔及其意大利同谋的吃人食欲的。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十五日希特勒的装甲师开入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从此不存在了：其疆土被宰割、缩小，只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一个保护国了。同时立陶宛不得不把梅美尔让与德国。四月七日，墨索里尼派兵侵入了阿尔巴尼亚。 曾经认为“可以保证一代人的和平”的巴黎和伦敦的政府，继续保持沉默。因此，大祸的来临就更加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到阿尔及利亚去做了一次研究和宣传的旅行。从阿兰港到波纳港，途经阿尔及尔，所有各地的热烈听众，对我们的理论都欢呼赞许。我们号召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和法国的工人阶级在为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我在一万五千阿尔及利亚人的面前声明说： “世界的和平和法国的独立还可以拯救，条件是我们的航治老必弥说离那不半的老路。他们路上这条不幸的逆路已经一一＊十们月那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平幸，。”
我也抨系了那种卑劣而可笑的种族主义的学论，我说。 “我们共产党人，不知道什么种族，我们只知道民族……今天在你们的国土上，将那里去找那所谓‘天选的种族’，以为只有自己有绝对统治权，可以说：‘这块土地只是我这一族的祖先的土地，因此应该属于我的呢？……’就在这里，在你们之中不是就可找到许多种族的后裔吗？你们之中，有些出自古代的努米蒂部落，他们早有了文化，把自己的土地，做了古罗马的谷仓，有些出自柏柏尔人，他们曾为天主教会产生过希波纳的主教圣奥古斯丁，同时也产生过裂教的多纳，有些出自迦太基人，有些出自古罗马人，所有这些祖先，多少世纪以来，都曾对这一光辉灿烂的文明有过贡献，今天还能看到的这许多遗迹、如我们在几天之前会参观的德巴萨遗址，马多尔遗址等等，都是这种文明的明证。同样在这里还有跟随先知的旗帜而来的阿拉伯人的子孙，改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的子孙、它们是以新的征服者的地位出现在这里；还有好几世纪以来就迁居到这里的许多犹太人……所有这些人民都杂处在你们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其间还要加上马耳他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并且是什么样的法国人啊！是从所有各省来的法国人，但特别是从科西嘉和萨伏伊等法国领土上来的法国人、阿尔萨斯的法国人、他们是在一八七一年为了不愿章变成普鲁士人而来到此地的。
所以说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已经成长起来，它也是二十个种族混合而成的。”[21] * * * 在整个法国，德国人进行的阴谋越来越多了。他们鼓动并指导法西斯集团的活动，特别是褐衫队，其队员一部分是在大企业的主持人物中，另外一部分是在军队的反动干部中招募来的。他们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里获得他们的武器。他们进行无数次暗杀和挑拨的行动，如克里希和布莱斯堡街的事件，在那条街上他们炸了一座厂主的房子，想借此嫁祸工人斗士。褐衫队和叛徒多里约的雇佣匪党有紧密的联系。多里约已堕落到最卑贱的地位；后来虽在德国被人杀死，但那时却已穿上了德国人的军装。 在巴黎，纳粹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活动。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是我们首都的主人了。间谍亚贝兹，后来希特勒驻贝当政府的大使，简直成了“上流社会”沙龙中大受欢迎的一个人；他被认为是能分配荣誉与地位的人物。他成立了一个“法德委员会”，专在大商人、政客和文人之间吸收会员。这个第五纵队实际领导机构便实行收买报纸，支持希特勒的论调，替侵略铺平道路。法德委员会的主席是斯卡比尼，他曾在战争期间负责欺哄我们不幸的俘虏、该会的秘书长是叛徒布里农，后来做了维希政府派驻巴黎的大使，兼任东线攻打我们盟友的反布尔什维克兵团的头子。这个委员会“著名”的委员中还有弗朗索瓦•别特里，后来当了贝当派驻佛朗哥那里的大使，亨利•海耶，后来当了维希政府派驻美国的代表；贝尔日里；维希政府派驻安卡拉的大使，阿拜•波纳尔，法兰西学院院士，后来当了维希政府的部长，全国战斗员联合会的主席若望•戈瓦，有名的慕尼黑派作家儒尔•罗曼。 这些褐衫队和其他法西斯分子，为了树立对全法国人民的统治，他们衷心希望战争，希望法国失败，希望敌人的侵略。有一家反苏联合会办的报纸，发表了下列言论，宣告了贝当主义和维希主义的来临： “我们要发现一个人。时势也许能产生这个人吧？在我们明天可能遭遇的悲惨日子里，这个人也许会露出头角来吧？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纵然必须以流血为代价，甚至必须在同一血统的人中进行流血的斗争也在所不惜，让他来吧！”
共产党人那时则尽量揭发这种出卖法国的行径，尽量揭发那些卖国贼和间谍的假面具；这些人在一九四〇年战争崩溃之后就露出真面目出现在人前了。那时《巴黎时报》有一个采访部主任贪图三百五十万法郎就出卖了法国，还有《费加罗报》的广告部主任。为了一百万法郎就出卖了法国。这两人都被捕了。关于这一案件，后来遭希特勒党徒枪杀了的吕西安•桑伯在《人道报》上曾加以评论，可是竟引起了政府的检举，借口泄漏有关正在调查中的案件的情报。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加伯列•贝里在塞纳省的刑事法庭前，和桑伯站在一起，反对时任外交部长乔治•庞奈的无耻行为，因为这位外交部长曾许诺德国驻法大使魏兹克，要“设法收拾共产党”。贝里声明说，这一检举法国的一位爱国新闻记者的案件，完全是出于亚贝兹的命令。他以下面的话来结束他的声明： “政府中有了这些部长，要肃清间谍是不可能的。”
桑伯算是被宣告无罪了。共产党人也揭发了社会党总书记保罗•福尔和总工会书记白兰，因为他们都在替希特勒进行分化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在企图瓦解国家的力量。他们宣传一种假慈悲而且反动的和平主义，以便在思想意识上和物质上解除工人阶级和所有法国善良人民的武装。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专等有利的时机就将如乌鸦攫食一般一跃扑到法国身上。有一个社会党员，在一次教师的代表大会主竟敢大声叫喊说。“宁可受奴役，总比死好！” 这些“和平分子”，正是所谓“不干涉政策”的热心支持者。他们和已变成失败主义者的“军火商人”，和公开的法西斯分子（如拉罗克之流），以及潜伏的法西斯分子（如德阿）趋于一致。都是要以最迅速的手段绞杀西班牙共和国——防止行将在整个欧洲泛滥的希特勒浪潮的最后一道堤坝。 国际局势急转直下地恶化了。工人和民主派坚决表示了他们反抗侵略者的意志。英法政府于是不得不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的时间拖得很久。达拉第和张伯伦不愿意有结果。他们为应付舆论便作出一种姿态，但已下了决心要破坏会议。军事代表团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实权。只要有一点成就，又须拿来重加讨论。 苏联政府要求的是在希特勒实行侵略的时候，红军可以实际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但苏联和德国并非直接交界的邻国，所以红军必须从波兰经过。而波兰反动政府却拒绝给予红军通过波兰的权利。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为了保卫自己国界的安全起见，依理要求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包括在它的安全保证的范围内，但英、法政府不肯同意。也就是说，达拉第和张伯伦，甘愿拿波罗的海各国去满足希特勒吞并的企图。立陶宛已被割去一块。波罗的海各国在传统上是大日耳曼主义所追逐的目标。不是保护他们，而是把他们让给纳粹。 英法两国这种阴谋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引导希特勒的军队假道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而达到苏联的边境，然后怂恿希特勒德国和苏联作战。那时英法政府即可安然不动，到“莫明其妙的战争”开始后，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政府面临着英法政府的这种两面性，面临着波克上校及其徒党的敌对行为，面临着一个在各方面都于己不利的行将开始的战争威胁，于是决定推翻敌人们的计划，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避开了别人所设的陷阱，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该条约一签订，第二天一般人就大事诽谤，狂呼说被出卖了，说苏联太不应该了；而如此狂呼的这般人却正是在慕尼黑会议上排斥苏联、出卖集体安全的事业、尽力破坏莫斯科军事谈判的人，他们的秘密愿望（在某些时候甚至公开承认）是希特勒侵略苏联，粉碎苏联。只有卖国贼，只有近视眼，只有无识无知的人才会对苏联的举动感到不安的。在那些统治者、政客、新闻记者里面，如果还有良心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苏德莫斯科条约的意义和价值的。苏联争取了一个喘息时期，就利用来加强自已的军备。这一协定彻底改变了国际形势。它粉碎了威胁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阵线，它使各法西斯国家终于孤立起来。为了反对法西斯国家，它准备下一个民主国家大联盟，这就是苏联为了避免大祸一向就主张建立此前未能获得成功的大联盟。 [1] 多列士：《一个发挥法国的伟大性的政策》，第四四－四五页。——原注 [2] 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九三五年德文版，第三一五页。——原注 [3] 同上，第六九九页。——原注 [4]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七〇四页。——原注 [5] 赫尔曼•劳西宁：《希特勒对我说过》，第二二、二六页。——原注 [6] 赫尔曼•劳西宁：《希特勒对我说过》，第四二页。——原注 [7] “彭特舒”是阿尔萨斯农民和平民一四九三年成立的一个秘密团证，直到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主做斗争。他们的标志是一只编着长带的农民的鞋子，所以叫“彭特舒”（有带的鞋）。——原注 [8]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原注 [9] 见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西班牙社会党致法国社会党函。——原注 [10] 即伊巴露丽。——译者 [11]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在该墙下被枪决。——译者 [12] 古久里：《为精神服务》（一九三六）。——原注 [13] 罗曼•罗兰的论文集。——译者 [14] 魏斯勒系巴黎南约二百公里之一小市镇。——译者 [15] 高拉•伯勒农是罗曼•罗兰一部小说的主人翁。罗曼•罗兰的故乡也是克拉迈西。——译者 [16] 多列士：《手牵手地结成一个和平圆圈》，第一六页。——原注 [17] 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报》。——原注 [18] 按即德法战争时法国失败后所签订之丧权条约。——译者 [19] 让•胡斯是十四世纪捷克的宗教改革者、爱国者，被教皇烧死于罗马。——译者 [20] 按此三地名，皆属法国，意大利法西斯议员叫喊之意，是要法国割给意大利。——译者 [21]多列士：《团结在法国周围的阿尔及利亚族》，第一二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