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导言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孟什维主义这个术语颇为含混。虽然孟什维主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中一种独特的政治思潮，并于1912年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学说，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从未发展成为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孟什维克最著名的领导人，往往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的人有时竟同他们在争夺工人阶级支持方面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没有多大差别。而且，短短二十年中，孟什维克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公开改变立场，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此，对孟什维主义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来研究它的发展情况。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够集中注意那些作为孟什维主义核心的一贯的政策、观点和准则。
　　孟什维主义产生于1903年夏天。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WP）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想要把从事工人运动的二十六个小组联合起来。抵达布鲁塞尔，参加了前一段会议的代表们普遍认为，仅仅代表几千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不再沉溺于在内部进行不妥协的、两败俱伤的争论了。筹备这次大会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的六位编辑(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1]、弗拉基米尔·列宁、尤里·马尔托夫[2]、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3]和维拉·查苏利奇[4])看起来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必须经历两次革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和实行民主；然后，当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支政治上成熟的巨大力量之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六位编辑还一致认为，由于俄国中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甚至在第一次革命中也必将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集中力量进行政洽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直到工人阶级形成巨大力量。由于六位革命者认识一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的二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所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六位编辑分裂了。他们对党员资格这个表面上看来次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文件1，1a），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吃惊。列宁又说：“我根本不认为我们的分歧会重大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5]代表们就更加困惑不解了。因为不久代表们就知道，列宁为了使大会能通过他的方案，曾拼命活动。显然，他认为一个根本原则处于危险关头。
　　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理解这场辩论的意义，可是列宁却对这场辩论深切关心，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在1902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怎么办？》里概述的有关组织党的理论的挑战。在《怎么办？》里，他说，工人如果不由革命知识分子来领导，就会陷入工联主义的泥坑，只要求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6]列宁提出，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按等级制来组织，应该由“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即由受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全力以赴地为革命准备工作献身的人来领导。他欢迎象工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但认为它的大部分成员即使公开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不适于吸收入党。简言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工人由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会自发地具有阶级觉悟；列宁的看法则相反。他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别人引导，政治觉悟决不会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他坚决要求大会采纳他对党员资格所下的有限制的定义。
　　后来成为孟什维主义主要思想家的阿克雪里罗德和马尔托夫，起初并没有充分理解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期间，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打算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制定一条崭新的基本路线，而俄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广大工人阶级参加即将来临的革命事件，是必要的，适宜的（文件1b，1c，1d，1e，1f）。在几次秘密会议上，列宁露了底，他计划把他的信徒塞进中央委员会，形成多数。这就使他们更加怀疑列宁的动机了。列宁不但赞成党员应该经过精选，而且看来还抱有个人统治全党的野心。[7]因此，阿克雪里罗德和马尔托夫认为事关重大，决不能让步。《火星报》编辑中，只有普列汉诺夫站在列宁一边。投票结果，二十三票对二十八票，列宁的方案被否决了。
　　列宁因失败而恼羞成怒，便发动大规模运动以便控制《火星报》和即将由大会选举产生的各委员会。由于他玩弄的手法很狡猾，又发生了几起偶然事件，一些曾在党员资格问题上投票赞成他的对手的代表退出大会，表示抗议。列宁在其对手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在一连串关键性的表决中，都以微弱多数获胜。尽管他在实质问题上被击败，他仍然擅自将他的“强硬”派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他的“温和”的对手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是，他的胜利是以极大代价换来的。孟什维克大多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饱经风霜的活动家，他们宣布“我们不是农奴”，拒绝接受新的委员会的领导。大会仅达到了形式上的团结，因为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派别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产生的。
　　有好几个月，辩论压倒了党的一切工作，使不了解大会讨论情况的普通党员思想混乱。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是个想当独裁者的不可救药的阴谋家，既缺乏灵活性，又缺乏原则性。1903年11月，这些罪名显得更加可信了，因为当时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他也痛斥列宁肆无忌惮（他实际上把列宁叫做“罗伯斯庇尔”）而且加入了孟什维克派。实际上列宁在工人运动領导人中很孤立，他感到束手无策，只好把《火星报》交给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得意洋洋，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列宁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他决不会放弃斗争。他使布尔什维克保持团结一致，并继续辱骂他的对手是不可救药的“温和”派和“机会主义者”。许多党员断定，这场争论已完全蜕变成野心家和利己主义的政客的权力之争了。
　　直到1903年底和1904年初，当阿克雪里罗德在《火星报》上发表一篇包括两部分的文章之后，一般参加运动的人才开始明白，双方争的还不仅仅是权力（见文件2）。阿克雪里罗德断言，由于两派之间的争论，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两种看法：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应该是由上面来控制的等级制的党，另一派则认为，它应该是由下面来控制的群众性的党。他的这种说法对《火星报》的读者是一种启示。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回忆说，“那篇文章象闪电一般，划破漆黑的长空，耀眼的光芒照亮四周，一直照到了地平线上。只是到这时候，孟什维克才意识到了它自己的存在，明白了组织上的分裂，找到了自己的思想，举起了自己的旗帜。”[8]阿克雪里罗德认为，为了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群众性的党，由下面来控制，由政治上成熟的工人组成。阿克雪里罗德的这一论点，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它的整个历史过程。
　　列宁看到阿克雪里罗德的文章时“大发雷霆”，简直象只“老虎”。他把这篇文章说成是“我所读到的我党全部文献中最令人作呕的一篇……阿克雪里罗德诅咒了《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诅咒了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写得出这种胡言乱语”。[9]他敦促中央委员会反对阿克雪里罗德的文章并拒绝接受其中的思想。他说：“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们默默忍受这些，就正好成为流言蜚语……的散布者和诽谤诬蔑（对于所谓官僚主义者即对于你们自己和整个多数派）的传播者吗？你们认为在这种‘思想领导’之下能够‘有效工作’吗？”[10]列宁之所以火冒万丈，是因为他懂得，阿克雪里罗德为阐明两派的思想分歧所采取的步骤，势必加深冲突，并使布尔什维克处于守势。
　　对两派的社会成分要能作一番明确的说明，那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手头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很少。这里，不妨试作概括的叙述。虽然两派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但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中，孟什维克比它的对手更有号召力。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在孟什维克运动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在两派刚开始分裂时就明显地起了突出的作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五十七名革命者中，二十五名是犹太人：其中六名是崩得（犹太工人联合会）分子，四名是布尔什维克，十五名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总共只有十七名代表）。[11]孟什维主义深受西方影响（这方面是布尔什维主义所缺乏的），很可能是犹太知识分子在这一派中占有突出地位造成的。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而且往往定居在世界性色彩更浓的城市。明确地说，孟什维克欣赏西方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并容许自己队伍里存在不同的观点。许多孟什维克无疑把这些政党看成昱機国社会民主党的样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受西方影响，因而完全不理解俄国社会的性质，不理解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孟什维克不象布尔什维克，它从未制定出一个能对俄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有号召力的纲领。
　　1907年，孟什维克同犹太崩得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它受西方的影响就更大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了关系，因为大多数代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崩得关于把党建成为各民族政党联盟的建议，一个旨在使崩得在犹太人社团的特殊利益问题上享有自治权的方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希望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而且对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阻碍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现象。
　　作为一个仿效德国模式的民主主义政党，崩得赢得的群众支持比俄国民主运动所赢得的大得多，因而能保持其独立性。尽管此，几年之后，崩得领导人得出结论，他们的组织在思想上同俄国党，尤其是同孟什维克派如此接近，所以继续分离下去毫无意义。1907年，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而孟什维克于1912年也正式改变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民族文化自治”的方案。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这两派曾进行过如此密切的合作，以至于崩得的一些著名人物同时也是孟什维主义的领导人。

裂痕加深


　　在此期间，俄国事态急转直下，因此而引起的对策略问题的争论，使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严重性不再存有丝毫的怀疑了。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中，人们对沙皇政府的不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原先政府一直让人民相信，打起仗来日军会一触即溃，然而事实证明相反，俄军连连吃败仗，是最无能的。实际上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公开起来反对政府了。
　　自由资产阶级的反政府派，由于政府丧失威信而变得胆大起来，在夏季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颁布宪法，为帝国的公民争取公民权和人权。俄国在战争中如此狼狈，除最反动的分子外，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国家制度需要进行改革。许多地方自治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地方政府机构）11月份举行宴会，纪念包括诸如实行由陪审团参加审判、司法独立、较人道地惩处罪犯等的法律改革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所组织的发言，号召彻底改革政治制度。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地方自治局大会，开成了“革命的集会，公开提出废除俄国专制制度的要求。全国民众都本能地感到……〔这次集会的〕历史意义。”[12]俄国自由派终于成了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办呢？
　　孟什维克在阿克雪里罗德的策略思想的影响下，号召开展“地方自治局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在1904年年末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游行，以达到促使地方自治局中的自由派向左转的目的（见文件3）。孟什维克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及其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并促使自由派去争取沙皇作出让步，诸如普选权、公民自由权以及召开制宪会议等，这将有益于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孟什维克认为，他们发动这样一个运动，就把关键性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而又不违背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坚持的原则，即在落后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基本上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布尔什维克否决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有根本性的缺点。布尔什维克的当然领袖列宁，说这个计划“简直是庸俗”，是“一团混乱”而不予考虑。他不再认为资产阶级是进步的力量了，因为他相信，尽管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但它不愿彻底摧毁君主制度的权力，摧毁其常备军和官僚政治。因此，他主张工人阶级不去支持自由派，不用设法去影响他们，而应直接行动起来反对政府，从而带头来推翻旧制度。简言之，社会民主党应准备以“人民起义”的方式，与专制制度进行“决战”。[13]列宁的建议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仅加深了两派间的裂痕，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麻烦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完全指望中产阶级来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那么坚持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必需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阶段，还有什么意义呢？1905年，当革命席卷全国时，愈来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05年的风波是从1月22日加邦[14]牧师领导的和平示威游行开始的。几千名工人举着圣像和沙皇的画像，前往圣彼得堡的冬宫请愿，打算要求统治者给予公民自由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释放政治犯以及改善工厂的条件，等等。在去冬宫的途中，突然一阵弹雨袭来，一百三十入死亡，几百人受伤[15][16]。无缘无故的大屠杀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惨败，这个消息又给反抗力量火上加油，于是，几个月之内，四种抗议运动便活跃起来了。
　　自由派当时主要由一些要求成立议会制政府和民主选举立宪会议的人所控制，更加强烈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在农村，农民到处骚动。各民族集团纷纷鼓动民族自治或独立。最后，在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工人于10月在大多数较大的城市中举行了总罢工。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动荡。工人阶级也从来没有象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秋冬那样，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总罢工期间，在圣彼得堡，自发地建立了一个领导罢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17]。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们破天荒第一次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几个星期之中，这些代表在革命队伍里行使着不寻常的权力。在帝国四、五十个左右的城市里，苏维埃迅速建立起来了，其中有几个还成了重要的政治核心。
　　总罢工实际上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有几天旧制度的命运已濒临千钧一发的险境。沙皇尼古拉在绝望之中不得已发表了所谓《十月宣言》，答应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权，答应召开民选的杜马来参与将来一切立法工作。虽然谁都不确切地知道宣言将怎样付诸实施，但是，几乎谁都不怀疑俄国的政治制度行将大大地自由化。
　　这一切显著的变化都是在十个月之内发生的，即使是乐观苣革命者对此也感到惊讶。许多人糊涂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可以理解的。孟什维克的政策更是难以说清楚。因为这个党派对这场革命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纲领或保持一致的态度。从1905年4、5月间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见文件4，4a），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举棋不定的。一方面，他们宣布不反对武装起义；然而却又坚决主张在采取武装行动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事广泛的鼓动和组织工作。他们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参加专制制度被推翻后可能成立的临时政府，却又说，这一禁令“当然并不排除下列情况，即纯粹出于扩大起义范围和瓦解政府的目的，在某一特定城镇或地区部分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或成立革命公社”。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议的要点都包括在马尔托夫的概括性的策略里。这个在1905年下半年得到孟什维克广泛支持的策略，号召在全俄建立革命自治机构网，以期通过这些机构，最终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向中央政府发动进攻。[18]最令人惊奇的是，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俄国可能越过资产阶级阶段的意见；在一个决议中他们认为，如果革命能传播到社会主义已经“成熟”的欧洲先进国家，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夺取政权。这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流行的对那个问题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
　　1905年11月，孟什维克的几位领导人回到俄国，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使他们陶醉了。费道尔·唐恩[19]在圣彼得堡写道：“我们都象喝醉了酒似的，革命的气氛对人产生的影响就象酒一样。”几天后他指出，“就总罢工来说，它使圣彼得堡的工人产生了最革命最积极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强烈地影响了领导人。”[20]唐恩同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21]、帕尔乌斯[22]（亚历山大·赫尔方德）、L·托洛茨基一起，创办了《开端报》，1905年末，它刊登的文章比起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报上的文章来，在某些方面更为激进。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成了《开端报》社论的主题（见文件5），根据不断革命论，甚至在大动荡波及到西方之前，俄国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在俄国著名的孟什维克中，马尔托夫等少数人不同意如此彻底地背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的关于俄国革命发展的观点。
　　孟什维克中最坦率地批评激进路线的人是阿克雪里罗德。他1881年开始侨居瑞士，由于妻子有病，直到1905年才回国。他决不放弃孟什维克对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的一贯看法。实际上，他主张，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特殊任务”与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一般民主要求发生冲突，那么“社会民主党必须放弃……自己的任务”。[23]在阿克雪里罗德看来，宁可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也不能让反对专制制度的力量分裂，因为那很可能会使沙皇制度恢复元气。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参加政治活动。1905年秋，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便把工人运动变成由下面来控制的真正的群众组织（见文件8）。
　　阿克雪里罗德之所以要写这个小册子，是因为他认识到，尽管两年来孟什维克一直在提倡扩大他们的运动和使之民主化，但是收效甚微。除1905年末的几个星期外，从1903年到1917年初的整个时期里，孟什维克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因此得不到多少关于它的组织和成员的确凿的材料，而且透露出来的资料也并不令人欣慰。据1907年的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为46,143人，孟什维克为38,174人。这些数字可能有虚报[24]，但即使真有这么多成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当时工业人口已达二百万左右。马尔托夫在一篇关于1995年革命期间的社会民主党的很有意思的论文中，提供了一些统计数字，这些数字也反映出，群众对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是漠不关心的。他指出，1905年工人的捐款，在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所有地方委员会的预算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里加的工人捐款占预算的22%；塞瓦斯托波尔，14%；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53%，比别的地方组织的比例都大。马尔托夫认为，统计数字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孟什维克没有使大批产业工人投入到运动的日常事务中来。公开集会这一接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由于警察当局的限制而无法利用。另外，该派“组织臃肿”、“等级森严”，也妨碍领导与普通成员进行接触。结果一些重大问题和政策很少在地方委员会中加以讨论。这种情况下，赞同孟什维克基本目标的政治上成熟的工人，就认为积极参加地方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意义了[25]。1905年一年之中，孟什维克的报纸对这种令人烦恼的情况非常关注，阿克雪里罗德建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打算用来作为一种打开局面的办法。
　　由于群众战斗精神的影响，阿克雪里罗德的许多孟什维克同僚，一开始对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这个建议，漠然处之。他们以为现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已是微不足道，便着手促进两派合作。这赢得了列宁主义者的赞同。到1905年底，两派代表在地方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中都进行了合作。并且还达成协议，准备召开另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使两派正式重新统一。比以往多得多的工人参加了代表的选举；使孟什维克高兴的是，他们赢得了六十二个席位，而布尔什维克只有四十六席。
　　但是，1906年4月，当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时，两派在战略和策略上出现了比预料大得多的分歧。这多半是由于1905年底革命潮流开始低落的缘故。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政府还控制住了各种反对势力。1905年夏同日本缔结和约之后，专制政府把它可靠的军队调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镇压了好几次暴动，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莫斯科苏维埃发动的一次暴动。法国贷给俄国政府以巨款，使俄国国内财政保持稳定。《十月宣言》得到了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结果反政府派不再是统一的了。到1905年11月末，连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也低落下来：在当局取缔圣彼得堡苏维埃时，群众没有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由于政治形势逆转，许多孟什维克放弃了他们1905年秋所信奉的激进主义。
　　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仍然坚持列宁提出的战略。列宁否认资产阶级有可能采取进步立场，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他现在把农民看作是一个革命阶级了。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一起，能组成政府来进行民主改革，安排立宪会议的选举。列宁一般都强调临时政府不应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有一次他提出，存在着立即尝试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怀着愈来愈大的热情，敦促社会民主党人集中力量准备进行武装暴动[26]。
　　既然孟什维克放弃了极端主义的立场，他们便团结在阿克雪里罗德的周围。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阿克雪里罗德成了他们的战略的主要代言人。在一次涉及面很广的发言中，他责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正统观点，要大家提防最高纲领派的危险，重申了孟什维主义的原则。此外，他恳求代表们投票赞成参加沙皇尼古拉批准建立的议会机构杜马的选举。虽然政府授予杜马的权力，比反政府派所要求的要少得多，也没有给以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但它毕竟允许某些工种的工人参加选举。阿克雪里罗德并不认为这种安排很理想，但他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而这一步如果走得好，会导致进一步的让步（见文件6）。
　　列宁马上指责孟什维克，说它已落入圈套。如果工人参加选举，他们常常要被迫支持代表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因为在许多地区只有他们才是有当选希望的最进步的人。但是，据列宁看，立宪民主党会利用他们在杜马里的权力镇压革命运动。他又说，要是社会民主党支持杜马，群众就会错误地认为，民主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起来[27]。发表这些评议后不久，列宁完全改变了主意，鼓吹参加杜马的选举。苏维埃的历史学家们承认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判断错误，但他很快就纠正了。
　　还在列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孟什维克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以六十二票对四十六票，通过了赞成参加选举的决议。这次会议还采纳了孟什维克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见文件7），它与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最后，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由七名孟什维克和三名布尔什维克组成。党至少在形式上重新统一起来了，而且孟什维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第一次占了统治地位。
　　虽然列宁对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满意，但他并不真正赞同大会的决议。他保持他的组织不拆散，不久便要求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以期夺回对党的控制。由于同样原因，孟什维克也没有分散他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冲突不久便爆发了。
　　造成分裂的较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阿克雪里罗德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1906年它得到孟什维克的普遍支持。列宁认为这个建议是有害的，就同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观点一样。他攻击阿克雪里罗德的计划是“《火星报》上所有谬论中的典型”，是“胡闹，幻想……混乱的概念……学究式的迂腐”。他还说“工人党不是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俱乐部，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讨论来，讨论去，但需要的是生酒和行动。”阿克雪里罗德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的确会导致机会主义的胜利，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28]。
　　同时，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剥夺”或“游击活动”越来越感到苦恼。所谓“剥夺”或“游击活动”，就是武装抢劫银行或政府机构，以便为革命运动筹措资金。孟什维克认为，这种罪恶行径从道义上说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它玷污了每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荣誉。他便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使一项谴责这种游击活动的决议获得通过，但布尔什维克不予理睬。这些非法得来的钱，以及列宁的组织才能，使布尔什维克选岀来参加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的代表，比孟什维克的多。另外，布尔什维克得到四十五名波兰代表和二十六名拉脱维亚代表的支持，而孟什维克总共得到五十四名崩得代表的支持[29]。
　　上次代表大会上出现过的比较和平的气氛，在这次大会中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猛烈攻击阿克雪里罗德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以它“必然会导致党的瓦解”为理由，通过了一项谴责这个建议的决议[30]。列宁主义的多数派；与孟什维克的较温和的态度截然不同，还谴责立宪民主党背弃了革命事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大会以170票对35票的压倒优势（52人弃权），否定了游击活动和剥夺行动（见文件9）。甚至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同意这些劫掠行为。但是列宁继续违抗大会的意志，依然无视他的追随者的批评。
　　谁看到大会记录，谁都不能不对会议充满不现实的气氛而深为惊讶。代表们对策略讨论得非常认真，因为他们设想俄国仍然是—派革命形势。但是大会闭幕后不过两周，P·A·斯托雷平[31]总理就发动了标志着1905年革命结束的政变。他解散了杜马，命令逮捕了几百个革命者，并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处于紧急状态。
　　已经回到西方的马尔托夫，听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很乐观：“命运的不停的嘲弄！在我看来，这次政变，到头来将有利于革命，因为它将大大廓清不明朗的气氛，使这个国家回到革命的起点：一小撮有特权的人与所有客观上进步的阶级的集合体相对立。”形势的这一发展将证明上我们提到〔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政纲中所描述的革命前景、我们所作的〔立宪民主党人〕还会变得‘更激进’的预言以及我们在杜马中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32]
　　孟什维克这次的乐观，同以往许多次一样，是毫无根据的。俄国政府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的组织压垮了，无产阶级没有响应反抗政变的号召。前两年经济的衰退和动荡，使工人阶级普遍对政治冷漠。留在俄国的唐恩说，他甚至筹集不到足够创办一份报纸的钱。十年之后，马尔托夫确切地总结了斯托雷平镇压的后果：

　　“在这一时刻，党的力量象用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垮了。”[33]

　　1905年革命的经历，在两派明确各自的学说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两派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种，但到1907年，各自都已形成一整套独立的、对俄国未来的发展的见解。这一自我认识的过程，多少是由一种奇怪的动向所引起的：每当一派提倡一种政策，另一派不仅批评它，而且提出另一种以详尽阐述的理论原理为根据的政策来。结果，到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间的冲突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最初分裂时所没有的。
　　孟什维克断定，集中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不仅会招来大规模的镇压，而且也歪曲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把它改变成一个按等级制和军事路线组织起的进行密谋活动的党了。他们还认为，鼓吹极端主义的策略势必会分裂、从而削弱反抗专制的力量。总之，虽然孟什维克经常批评中产阶级的进步人士，但他们不愿把在反对沙皇统治时可能起有力作用的这支力量一笔勾销。最后，孟什维克比以往更肴决心同群众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建立大量用来启发尽可能多的工人的阶级觉悟的组织。
　　而列宁主义者则认为，1905至1907年事件的进程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只有高度集中的、党员经过精选的、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的党，才能在专制的俄国有效地开展活动。此外，现在他们终于相信，指望中产阶级会在反对旧制度中采取果断行动，那是靠不住的。因此，列宁主义者开始强调，在进行第一次革命，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和农民有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但孟什维克反对这些原理和策略，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必然是充满风波的。
　　的确，在政变之后的反动时期（1907年—1914年〉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冲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坚持进行游击活动（见文件10）。1907年末，柏林警察当局抓捕了一些伪造卢布的列宁主义者，这个事件一披露，阿克雪里罗德真是大吃一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我要问：我们怎么能同他们留在一个党里？”[34]然而，在彻底决裂的最后关头，孟什维克却畏缩不前。布尔什维克用非法得来的资金建立起秘密组织，这不可能不激怒他们的对手，尤其因为孟什维克的组织是乱糟糟的。
　　到1908年时，孟什维克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在西方，他们的领导人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提供了可作为团结中心的官方喉舌。在俄罗斯帝国出现了三个孟什维克活动中心：格鲁吉亚有个秘密组织；圣彼得堡有A·N·波特列索夫领导的知识分子小组，从1910年至1914年发行高级文化刊物《我们的曙光》；还有一批所谓的“实践家”，在政府允许存在的工会、合作社、工人教育机构和俱乐部、保险公司等组织里工作。这些实践家希望训练工人知识分子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管理工作.
　　同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爆发了新的思想论战。从1909年直到1914年，列宁把跟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说成是取消派，一个含义一直不明确的攻击用语。显然，他是从普列汉诺夫那儿学到这种辱骂反对者的方法的。1904年他对一个同事说，“普列汉诺夫曾对我说起过一个非议马克思主义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们先给他安上个罪名，然后才审理他的案件。’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每个试图损害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安上罪名，即使我们随后并不去审理他的案件”。[35]
　　列宁怀着摧垮对手的希望，指责孟什维主义从头到脚散发着取消主义的臭气。他抛出这个骂人的用语，把它的含义逐步加码。取消派“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他们是“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想要摧毁秘密的党组织，实际上是要摧毁整个党；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已经陷入改良主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派別”的泥坑[36]。
　　这些责难都是牵强附会的。孟什维克的领导人还是阶级斗争观念、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确实，两派冲突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但是，只要对他们的论据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双方实际上是在继续进行1903年开始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辩论。因此，唐恩断言（见文件11），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想忠于它公开宣布的目标，那么它应该在不放弃非法的即秘密活动的情况下，强调进行合法工作。波特列索夫则彻底推翻取消主义这一指责，理由是，反革命政变一开始，党就已经瓦解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取消不取消的问题（见文件12）。
　　列宁认为这些见解都是异端邪说。他争辩说，正因为在专制统治的俄国公开进行政治工作如此困难，党才应该首先关心增强其秘密组织，虽然他也赞成利用仍然存在着的合法机会，开展政治工作。多数的孟什维克对于应首先关心秘密工作还是合法工作，看法与列宁的相反，这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政府残酷镇压，进行合法工作的范围还是比1905年前扩大了。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一新形势来壮大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则力图使党保持由经过精选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团体的面貌。
　　尽管对取消主义的辩论很激烈，从1907年至1912年和解的尝试仍在进行。孟什维克领导人，象许多激进分子一样，难于相信左派会是他们面临的死敌。但是列宁决心不同那些可能对他的权威和政策提出挑战的人合作。1912年，他在布拉格召开了会议，参加者都是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他们至多不过代表社会民主运动的五分之一的人。这次会议自行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开除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党现在正式分裂了，在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激烈的竞争中，布尔什维克开始处于有利地位了。
　　1912年到1914年期间，几个于1905年之后创建起来的、最初曾是孟什维克核心力量的合法的工人组织投诚到列宁主义者一边。略举几例就足以说明了。1912年8月，在首都圣彼得堡最大工会——金属制造工人工会的理事会的选举中，当选的布尔什维克，远远超过孟什维克。半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全俄保险业理事会和圣彼得堡保险公司的控制权。1914年4月，在彼得堡印刷工人工会理事会选举中，当选理事的半数是布尔什维克，而大家知道，这个工会一向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到1914年夏天，有迹象表明列宁主义者已控制首都十八个工会理事会中的十四个半，莫斯科十三个工会理事会中的十个[37]。
　　帝国这两大城市的工人的政治变化，显然是由于俄国城市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结果。在1910年至1914年工业发展高潮中，工业劳动力从1,793,000人增加到2,400,000人，就是说，大批年轻人从农村流入各个城市。许多新来到大城市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所鼓吹的“极端主义的目标和策略”，因为他们既缺乏通常是由于长期进行工会活动而学到的那种纪律和节制，又没有1905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选举中获胜，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比孟什维克的要广泛和有效一些。孟什维克不看重非法组织，这就把进行宣传和获得工人支持的明显的有利条件让给了列宁主义者。
　　因而，当第二国际执委会，社会党国际局于1914年上半年努力使敌对的两派重新统一时，列宁无意妥协，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社会党国际局打算在8月召开的国际的下一次代表大会[38]上，正式谴责他们的不让步行为，以此给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预定的代表大会没有召开。这次战争产生了新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实际上将使分裂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战争的爆发，使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精神上受到一次创伤，对孟什维克来说，也是如此。多年来，各国党和国际都讨论过战争的起因，以及社会主义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军事冲突。讨论的结果往往只限于：谴责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发表一个含糊其词的声明，提出防止诉诸武力要采用的一些策略。唯一有效的策略好象就是总罢工了，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准备采用如此激进的办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好似坚持宗教信仰一般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在危急关头，工人阶级应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防止堕入他们认为的战争的疯狂行动。
　　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纪律性最强的、最受尊敬的党，作出在战争中支持德皇政府的决定，使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震惊和深感失望。德国党为自己的立场找了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德国四面受敌，他们这样做正好是保卫欧洲，反对“亚洲的野蛮人”，即反对俄国。但这种理由是模棱两可的。同样，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支持法国政府，就是保卫民主国家，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此外，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他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群众原来都是爱国的，这真是出乎意料。如果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鼓吹反战，那么他们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支持者。但是，各国都还有大批的社会主义者拒不遵循爱国主义的路线，情绪如此激昂，以致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一个国家的党，都不可能保持统一了。
　　孟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分成了好几派。他们在杜马里的七个代表拒不投票支持军事预算，并同五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起发表了由一批孟什维克起草的声明，抨击战争（见文件13）。大多数孟什维克同意这个声明，成了“国际主义者”，就是说，他们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冒险活动，强烈要求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给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结束战争（见文件14）。但是，国际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西伯利亚齐美尔瓦尔德派（唐恩，I·G·策列铁里[39]和弗拉基米尔·魏金斯基[4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保卫俄国可以说是正当的[41]。1917年2月，俄国成了民主国家之后，这一论点便成为革命的护国主义学说即孟什维克党的官方政策的主要特点了。
　　波特列索夫领导的运动的右翼，鼓吹一种比较巧妙的对待战争的立场（见文件15）。那就是赞成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而不赞成在专制的俄国实行“国内休战”（中止阶级斗争）。由于俄国的失败更明显地暴露了政府的无能，右翼在几个著名的政论家和工人知识分子的领袖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国家体制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中几乎没有人提出无条件地支持政府进行战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列宁关于战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最好战的立场。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原则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使本国战败；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为害最少的”是沙皇政府败北。另外，列宁极力主张同第二国际决裂，因为它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战争，这就说明了它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侵蚀。最后，他还鼓吹变国际冲突为国内战争。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待战争的不同立场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是到1917年专制统治崩溃之后才看清楚。这时，这两个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俄国事态的发展。

1917年的革命


　　1917年初爆发的这场革命，使孟什维克和其他人一样，都大吃一惊。好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谈论革命，还说是在组织群众准备革命。但是，据一位观察家说，在1917年初，“没有一个政党准备迎接这次伟大事变”。[42]没有一个人看出了人民的绝望情绪已如此严重。三年战争中，这个国家接连惨败在德国人的手下，无数人丧生，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这些灾难都可直接归咎于沙皇当局的决策和无能。保守的杜马代表V·V·舒尔金[43]确切地描绘了首都彼得格勒的情形：“麻烦的是，在那个大城市里，竟连区区几百个对政府抱好感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政府对自己也没有好感。没有一个大臣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44]一个如此缺乏公众信任和缺乏自信的政府，面临着积极的、大规模的反抗，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3月8日，彼得格勒的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召开会议和发表演说，来庆祝国际妇女节。谁也没有布置要进行战斗性的行动，但是面包经常短缺，激起了纺织厂的一些不满的女工举行罢工，并要求其他工人给予支持。第一天，大约90,000名罢工者走上街头，二十四小时之内，人数增加了一倍。他们的标语牌上既写着政治性的口号，也写着经济性的口号：“打倒专制政府！”“打倒战争！”“我们要面包！”到第三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就有240,000人了，城市实际上陷入瘫痪。最终是军队的态度使得游行示威的矛头对准了政府。起初，士兵们还半心半意地试图驱散人群；到了第四天，他们当中许多厌战的人便拒绝袭击自己的同胞，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了。到了3月12日，局势明朗了。政府的权力已经崩溃；沙皇尼古拉起初并不把彼得格勒骚动的报告放在心上，这时只好退位，别无他策。四天之内，这次自发的革命便以死伤1,315人的代价，推翻了一个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帝国。
　　形式上，政权转到了温和的自由派乔治·E·李沃夫[45]公爵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新政府宣布的纲领规定，人人都享有公民自由权和法律平等权，并准备民主选举立宪会议来商讨决定俄国的政治前途。但是，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只能靠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慈悲”来进行统治。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随随便便选举出来的，居然在随后立即出现的许多地方苏维埃中享有最高威信，而且还是群众对之效忠和顺从的唯一机构。实际上，俄国存在着两个政权的体制——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它。临时政府的职责是处理国家事务，但有职无权，苏维埃倒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却没有负起责任来。[46]这种体制势必产生冲突、混乱和低效率。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一战争，经济崩溃，政治改革一一个也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激进的农民党）联合统治着。在二、三千名代表中，大多数人并不正式属于哪个党派，但他们倾向于服从这两个党的领导。3月9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组成独立的“派别”；可是，支持他们的代表不超过四十人。布尔什维克1914年以来在圣彼得堡工人阶级中实力削弱，是由于战争期间政府逮捕和流放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破坏了列宁主义者的大批秘密组织的缘故。[47]由于孟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得更好，经验更丰富，党内有才能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有策列铁里、唐恩和尼古拉·齐赫泽[48]）也更多，所以，孟什维克成了苏维埃中能够左右苏维埃的那个联盟的“大伙伴”，他们的政策对1917年事件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政策是由控制着党的革命护国主义者，即中间派制定的。他们确信俄国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权。还有两点考虑增强了他们不去掌权的决心：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主义会分裂进步势力，象1905年那样，又怕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因此，孟什维克表示支持临时政府，条件是临时政府不得放弃已取得的民主权利（见文件16）。最重要的是，孟什维克赞成继续战争以保护革命，反对专制德国（见文件17、18、20），尽管他们也敦促政府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谋求迅速议和。他们正确地意识到，没有和平，要解决俄国国内问题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他们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建议证明是根本不现实的。第一，临时政府对议和不怎么感兴趣，主要因为临时政府中有些最有威望的成员，还希望在战胜“同盟国”以后吞并君士坦丁堡。其次，国际起不了调停机构的作用：不但国际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好几个国家（美、法、英）不准许他们的公民参加社会主义者为谋求在妥协基础上的和平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大会。
　　革命的护国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必须对付两方面的批评。波特列索夫领导的一小部分右派，比中间派更强调要积极地把战争打下去（见文件22）。更严重的挑战来自左派，即孟什维克国际派。5月份，国际派反对党的一项决定，即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小伙伴身分参加内阁的决定。7月，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又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立“民主主义的政府”，即以在苏维埃中有代表的所有各党派为基础来建立政府，使俄国退出战争并监督立宪会议的选举（见文件23、23a）。
　　马尔托夫是在政府充分暴露出它的软弱的时候提出这个激进的建议的。7月16日，士兵、水手和工人，并没有受任何政党的煽动，就在彼得格勒造反，要求由苏维埃掌权。只是由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示威者的要求，才使政权免于崩溃。游行和零星打枪，折腾了两天，毫无结果，群众不耐烦了，便四散回家[49]。大约就在同时，四个立宪民主党的部长辞职，对政府允许所有乌克兰军队听从乌克兰Rada（地方自治会）的命令的政策表示抗议。马尔托夫认为，既然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不再行使权力，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继续留在由并不正式代表重要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部长们控制的联合政府中，已毫无意义，现在该成立“民主主义的政府”了。
　　如果当时孟什维克重视马尔托夫的劝告，他们很可能就掌了权，并且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了。群众渴望发生彻底变革，一个工人对社会革命党农业部长维克多·切尔诺夫[50]说的一段话，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掌权吧，狗日的，给你权你就掌。”[51]更重要的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时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是事实上的政府：它镇压骚乱，恢复秩序，把军队召回彼得格勒，接受大多数卫戍部队的效忠……”[52]但是，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仍然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禁令所束缚（见文件21）。
　　同时，临时政府的immobilisme[53]导致其威信逐渐下降。由于全国存在着骚乱的局面，临时政府推迟选举立宪会议，这是除苏维埃之外可能建立起民众支持的政权的一个机构。到了夏天，农民骚动遍及各地，并经常同夺地一道出现；但是，政府既不能制止暴力行动，又不能对制定土地法作出最后决议。它也不能阻止地方苏维埃夺取本地区的控制权，阻止工人接管工厂，阻止少数民族宣布自治或独立。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强有力的媾和政策。由于俄军愈来愈不愿打仗，开小差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17年秋天，俄国处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在苏维埃和政府中都占极重要地位的孟什维克，不能继续得到群众的信任，也就不足为怪了。有几个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6月，孟什维克选出248名代表出席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布尔什维克只设法选出了105名。但是，在10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代表只有70到80人，布尔什维克却有300人。革命初期，彼得格勒最大的孟什维克组织，成员达10,000人之多；但是到了10月，它实际上已不存在了。那时一个孟什维克这样写道：“党费没人交了，《工人报》〔孟什维克的报纸〕的发行量大大减少，上次全市代表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没有开成……。〔最近〕莫斯科区选举杜马，560个席位中孟什维克只赢得了25个。小组和个人退党的事，天天发生。”当11月终于选举制宪会议时，孟什维克只有140万张票，而社会革命党人有1,600万张票，布尔什维克有980万张票。
　　与孟什维克不同，列宁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限制。4月，他一到彼得格勒，就号召前线士兵同敌兵联欢，以取代政府的护国主义立场，还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一纲领受到孟什维克的强烈谴责（见文件19）。布尔什维克党几经踌躇，才于6月采纳了他的纲领和战略部署。随着动乱的蔓延，列宁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对每个反抗当局的人的要求，几乎一概给予支持。他赞成工人们接管工厂，而这种行动无异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嘲弄的那种工联主义运动。他赞成农民占领土地，这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是背道而驰的。他无视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集曲制和等级制的原则，对掌了权的地方苏维埃大加赞扬。现在孟什维克虽然可以谴责列宁拋弃了一向信仰的主义而赢得精神胜利，但是列宁倒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党压倒了它的对手，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9月，临时政府的威信和声望落到了最低点。多亏彼得格勒苏维埃自发地行动起来，打垮了反革命势力，临时政府才侥幸度过了一次由L·科尔尼洛夫[54]将军发动的右派政变。虽然“七月的日子”之后有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捕，但是列宁的党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有助于提高它在人民中的威望。另外，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威胁的时期，布尔什维克获准创建武装工人民兵，这支力量后来成了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军队的核心。后来，当时的内阁总理A·克伦斯基[55]没有采取措施惩罚叛乱分子，许多人就相信了广泛流传着的消息，说有几个部长同情科尔尼洛夫。9月中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明显地左倾：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这两个城市的苏维埃里赢得了多数。列宁认为，这表明进攻的时刻已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稍经敦促，就同意准备武装起义。11月7日发动了政变。正如列宁几个月后指出的那样，这次夺权“轻而易举”。

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11月中旬，虽然马尔托夫及其国际主义派占了优势，孟什维克党左倾了，但该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一致抱敌对态度（见文件24）。马尔托夫在唐恩等原中间派的支持下，说服孟什维克党倡议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各党联合政府而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将包括从人民社会主义党（温和的农民党）布尔什维克的所有社会主义党（见文件25）。马尔托夫提出这个建议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既要避免由布尔什维克一党统治，又要避免再回到临时政府的immobilisme；担心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列宁主义者；再者，布尔什维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势力反对一党夺权。马尔托夫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迫使列宁同意他的方案。孟什维克的建议无非就是提出了“停止政治恐怖”这个绝对条件，布尔什维克对此稍事商讨，就明确加以拒绝[56]。很可能列宁只是要找个借口使谈判破裂。他没有得到他的激进阵营中的对手的帮助就夺得了政权，现在他也决心不和他们共同掌权。
　　孟什维克党各派对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俄国的前途都感到悲观失望。例如，阿克雪里罗德确信，历史一定会惩罚违背它的规律、在还没有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夺取政权的人。因此，他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短命的；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革命是否能挽救，俄国是否能免于崩溃，很难料定。”[57]马尔托夫坚信，“虽然工人群众支持列宁，但是他的政权越来越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恐怖政权，而成为由武装士兵、‘赤卫队’和水手等各种各样的群众拼凑而成的sans-culottes（激进主义）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管理这个国家的尝试是必定要失败的[58]。
　　在马尔托夫的领导下，俄国孟什维克采取了做为反对党的战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或有害的政策。因此，他们反对列宁于1918年初解散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列宁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设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级的民主原则的形式”[59]（见文件27）。同样，他们谴责布列斯特条约，这一条约虽然结束了对德战争,但便俄国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七的耕地，百分之三十三的制造业（见文件28）。他们痛斥布尔什维克实行政治恐怖和压制出版自由，后来，于1919年，他们却又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应享有这一自由。他们还批判了旨在使政府严格控制经济而不顾人民死活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见文件26、29）。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显然在各处都已一败涂地，政府采用的竟然是列宁主义者1918和1919年曾百般辱骂过的孟什维克经济纲领，这是不无讽刺意义的。
　　孟什维克敢于提出批评，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气，因为他们也是镇压的对象。1917年12月1日，政府查禁了他们的机关报。1918年6月，他们被开除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又被从俄国各地苏维埃中赶岀来。1918年末，当局取消了一些禁令；但是，孟什维克充其量也不过处于一种半合法的地位而已。
　　孟什维克虽然仍不放弃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敌对态度稍有变化。他们认识到，他们已处于令人痛苦的两难困境之中：必须在列宁主义者的统治和反革命势力控制的政权之间进行选择。而到1918年中期，反革命势力已经集结了一支难以对付的军队。1918年春夏两季，当英、法、日、美等国派军队进入俄国之后，孟什维克比以往更确信，他们对国家所面临的两种前途的估计是正确的。当然，西方干涉者声称，他们是为了阻止德国人得到重要的战争物资，为于重并东方战线，但是外国军队不久就帮助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了。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列宁主义者正在保卫俄国，反对可鄙的、无疑是想复辟旧制度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孟什维克宁肯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至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因而——他们以为——还可以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马尔托夫及其同僚开始谈论“校正”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使它沿着更为人道和现实的轨道发展，等等。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孟什维克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期望世界社会圭义的中心会转移到柏林，期望这会对列宁主义者产生有益的影响（见文件30）。
　　但龛，甚至在德国革命已被证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仍然给予有力支持（见文件31）。这种态度必然促使孟什维克改变其对列宁的革命的评价。政府的继续存在使马尔托夫得出结论，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必经的历史阶段（见文件32、35）。他的这种看法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培养出来的人是有感染力的。在1920年3—4月间的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把这种推论引向极端，预言整个欧洲的发展过程在某些重要方面会同俄国刚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见文件33）。
　　同时，孟什维克改变了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见文件34）。现在，他们拒绝参与一切恢复“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尝试，尽管他们也拒绝参加第三（共产）国际。因为他们不同意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1921年2月，孟什维克加入了所谓的“维也纳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通过的纲领大体上体现了孟什维克的政治原则。它的主要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的党，但是它从未发展成为重要的运动。1923年该组织解散，原有成员同第二国际的残余分子一起，创建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
　　1917至1920年孟什维克思想的转变是不好解释的。当然，它对反革命的仇恨和恐惧是个重要原因。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原因，——也就是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经历了一场据说是工人阶级的、但自己并未参加的革命的国家里所具有的心情。1920年初，唐恩从莫斯科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生动地反映了孟什维克的这种心情。唐恩说党的情况“很不妙”。孟什维克被剥夺了出版、集会和建立组织的自由，没有资金，“受到残酷迫害”，因而无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唐恩觉得他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接受共产主义是不足为怪的。在他看来，背叛的绝不仅仅是“有野心的人”；他们也不单单是为“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或表面的辉煌成就”所吸引。最重要的是，“想开展活动的热望”在驱使着他们。唐恩总结说，孟什维克组织居然还能顶住这种强烈的“热望”而存在下来，真是很不寻常的了。他甚至认为，孟什维克壮大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因为他原来的同志可能会对列宁的政策提出怀疑，从而将有助于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造成危机[60]。虽然唐恩的结论可以争论，但他对俄国许多孟什维克的心情的描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整个孟什维克党对布尔什维主义逐渐怀有好感。
　　俄国少数孟什维克抵制这种倾向，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而现在仍侨居西方的阿克雪里罗德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尔什维克政变时他正在斯德哥尔摩。当时，孟什维克党让他担任党在国外的代表。由于从1918至1920年，他无法与他的同事经常进行联系，他以为1917年末期他们之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是，他以党的名义，发起了一个运动，动员西方社会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阿克雪里罗德拒绝同新统治者进行任何妥协，但是他也不支持反革命分子和同盟国的干涉者。他所作的是敦促西方社会主义者派一个调查团到俄国去考察那里的情况（见文件36）。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制度是一种进行镇压的政府形式。如果这种看法能得到公众的证实，那么列宁主义者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被迫缓和他们的政策，或者公然反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选择前者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选择后者就会损害布尔什维克的道义地位，并使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得到鼓励。
　　阿克雪里罗德呼吁西方社会主义者对俄国事务“从道义上和政治上迸行干涉”，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幻想。但是不要忘记：他当初提出这个建议是在1918年夏天，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地位还是不巩固的；德国人迫使他们签订的苛刻的和约，在国内、甚至在列宁的党内，都有很多人反对。反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同盟国的干涉也是如此，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罢了。经济继续恶化，而军事共产主义只能使已经混乱的局面更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也担心，如果西方社会主义者不给予帮助，他们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61]。在这种情况下，阿克雪里罗德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施加影晌的希望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他为他的建议争取支持的尝试遇到重重障碍。最初，在1918年年中，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的计划，因为德国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要加剧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混乱”，从而使俄国在西方战事正酣时仍处于孱弱状态，阿克雪里罗德的计划与他们政府的这种政策是相抵触的。另外，社会主义者也普遍担心，怕批评布尔什维克会被理解为对反动派的援助和鼓舞。有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并不接受列宁主义，但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革命还是钦佩的，因为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渴望着的革命。[62]尽管如此，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于1919年2月在波恩集会。会上经过多次争吵之后，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到俄国去。调查团根本没有完成使命，因为协约国不给代表们签发护照。阿克雪里罗德认为，协约国政府害怕调查团可能揭露西方在俄国的代理人和军队的“肆无忌惮的反动行为”，还担心调查者可能带回一些有关俄国现状的热情洋溢的报告，从而扩大布尔什维克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他的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西方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以促使他们政府改变决定，阿克雪里罗德因而深感失望。
　　1920年9月，马尔托夫到了西方。此后不久，孟什维克这两位领导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德为了使运动回到他认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轨道，在党报（当时在西方发行）上发表了一封长信，对孟什维克官方提出了批评（见文件37）。他不能同意领导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与西方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观点，尤其不能同意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尔托夫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列宁主义者进行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如果这个政府被摧毁，那么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任何政府，对俄国会更不利。“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当布尔什维主义保卫革命的真正果实（及其可能被废除的专政），反对反革命时，我们公开地、无条件地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毫不犹豫地对无产阶级说：面对〔P·I·〕弗兰格尔[63]和〔P·〕司徒卢威[64]的‘民主’，〔大卫〕劳合·乔治[65]或〔费迪南〕福煦[66]元帅的‘民主’，你应该支持‘苏维埃政权’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带引号的暴政，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来推理，不可能得出任何其他结论。”[67]马尔托夫强调，尽管他有这些看法，但绝不是新政府的辩护士。
　　阿克雪里罗德认为这样推理就完全错了。他也反对劳合—乔治对俄国进行干涉的政策，但他仍然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列宁主义的专制制度比英国制度优越的观点。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非得在共产主义和弗兰格尔领导的反革命政府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不可。正是为了避免这种选择，他才提出了社会主义者进行干预的计划，而马尔托夫对这种干预的可能性（他以前是同意的）漠不关心，尤其使阿克雪里罗德很伤心。这说明马尔托夫宁肯不对苏维埃政府施加任何圧力，也不准备同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最后，两人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各自对传统的、自由民主的重视程度上。阿克雪里罗德认为这种民主极其重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他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马尔托夫虽也并不轻视民主，但是正如他对劳合—乔治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他对民主远不及阿克雪里罗德那样重视。
　　马尔托夫同阿克雪里罗德之间的辩论，把孟什维主义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设想和态度公诸于世了。这场辩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勾画了就布尔什维克革命进行的激烈辩论的大致轮廓，它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年，而且仍然吸引着关心当前政治的人们。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尔托夫的看法在孟什维克队伍中是占上风的，但是这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了，因为1921年列宁决定取缔这个派别。孟什维克曾预言，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会毁灭俄国经济。由于他们的话说准了，前两年他们的名望和影响在工会里急剧增长，布尔什维克对此曾焦虑不安。后来，于1921年，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如伦纳德·夏皮罗[68]说的那样：“让……〔孟什维克〕享有自由，即使只享有象他们在1919和1920年那样的有限的政治自由，就会引起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迄今为止一直失策的党，为什么不应该把政权让给其〔经济〕政策目前正被采用的党呢？”[69]几百名孟什维克，包括全体中央委员，都被逮捕了。1922年初，在这次大规模镇压一年之后，一些犯人进行绝食，于是政府允许十名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唐恩）移居国外。但是，其他许多勇气全被摧毁了的人，认为有责任为重建国家出力，答应为政府服务。有几个人（G·V·契切林[70]、I·M·迈斯基[71]、A·S·马尔丁诺夫、A·A·特罗扬诺夫斯基[72]、A·维辛斯基[73]）以后实际上在苏维埃国家里身居要职。孟什维克的亲密同盟者崩得分子的遭遇也一样。他们中间少数人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崩得官方反对列宁主义者，因而这个派别遭到了镇压。到1921年底，崩得在俄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那时，崩得在波兰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党，一直活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2年1月选举莫斯科苏维埃时，孟什维克党经过努力才在两千个代表中选上一个代表，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孟什维主义的骤然衰落。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还存在一些秘密的小团体，但是孟什维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群众运动了。
　　大多数流亡者定居柏林，在马尔托夫的指导下创办了《社会主义通报》，这是当时西方获得俄国情况的最可靠的来源。孟什维克通过对苏联书刊的仔细研究，了解到俄国的许多情况。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偶尔能接触到因公出访西方的苏联官员。这些人透露了一些俄国发展的详情，这在书刊中是找不到的。甚至今天从事研究苏联早期历史的学者，为了获得一些真实的报道和对事态的敏锐分析，也仍求助于《社会主义通报》。
　　1923年4月马尔托夫去世之后，该报仍然信守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统治制度的分析。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也不过是马尔托夫的继承者、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唐恩，对苏联未来的发展道路看得更乐观一些罢了。早在1922年，他就说：“我相信〔流亡者〕旅居国外的日子不会太长。当前这个可恶的政权从上到下矛盾重重，难于比较长久地维持目前的形势了”。布尔什维克不是被迫向右转到波拿巴主义，就是向左转到民主主义。即使是一个波拿巴分子当权，他也会被迫采取“多少”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措施的。“总之”，唐恩总结道，“布尔什维克不是被迫不再执政，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再是‘共产主义’了”[74]。
　　但是，流放的孟什维克中的少数右翼，不同意这种乐观主义观点。实际上，他们认为在苏维埃的试验中没有什么可以弥补其缺点的因素。结果，孟什维克运动内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又剑拔弩张了。右翼想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他们的观点，但遇到了重重困难，因而火气十足。1925年，他们的一个代言人刻薄地指责唐恩及其支特者“实际上沿袭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列宁领导的《火星报》二十五年前就采用的方法。党内不允许存在对立面……反对派必须永远保持沉默。”[75]这种谴责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领导人发了慈悲，少数派偶尔也可以在党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希特勒上台之后，孟什维克纷纷移居巴黎。到1940年，大多数又移居美国，在那里岀版《社会主义通报》，直到1965年。同时，他们的思想逐渐右倾。他们仍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人现在开始全面地抨击苏维埃极权主义了。也有些重大的例外情况。例如，1946年，显然受到俄国反纳粹主义斗争影响的唐恩这样说：“随着内忧外患的消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主化不久将越来越成为历史的必然”。[76]列宁夺取政权这么多年之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如此不同，这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份含混不清的遗产。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


　　孟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这个位于外高加索西部具有两百万人口的地区的兴衰史极不寻常，值得单独论述。孟什维主义只在格鲁吉亚才发展成群众运动，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也正是在这里，孟什维克统治过从苏俄脱离出来的一个独立国家。由于他们采取了分裂的方针，请求协约国派兵到他们国家来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可能进攻，俄国本部的孟什维克当时实际上开除了他们的这些同事。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正式宣布，“格鲁吉亚的同志们”的政策排除了我们同他们保持任何组织上的联系的可能[77]。因此，可以认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现在已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的独立政党了[78]。
　　尽管如此，从1903至1917年，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仍然是全俄孟什维克运动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提伊拉克利·策列铁里、诺阿赫·饶尔丹尼亚[79]、尼古拉·齐赫泽、阿卡基·契恒凯里[80]这么几个人，就足以说明。他们关心的都是全国的政治，而不是地方事务。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很少注意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而且，谁也没有鼓吹过分离主义。外高加索社会主义的创始入、重要理论家饶尔丹尼亚始终拒绝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空想。他相信，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民主化，格鲁吉亚行将得到足够的自治权，实现这个民族所渴望的一切自我表现。191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这一立场稍有改变，他们开始主张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实行自治，但仍一如既往，对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目标忠心耿耿。
　　不过，仔细研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在1917年前那个时代的策略和建议，就会发现甚至在那时候，这一派就稍微背离了孟什维克官方的纲领。如果考虑到格鲁吉亚的特殊情况，对此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格鲁吉亚大都是山地，这个地区的农民比起帝国其他地区的农民来，更苦于土地不足。例如，在库塔伊斯省，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多不过十一英亩，靠这小块土地，仅够勉强糊口。另外，格鲁吉亚还向农民征收一些俄罗斯本土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取消了的税款。无怪乎农民往往采取一些特别激烈的行动。1902年开始的骚动持续了好几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达到高潮，当时在许多地方，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赶走了地方官吏，行使原官吏的部分行政职务。农民们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自己占有土地，这一愿望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对农民的这种迫切要求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农村，而不是来自城市。他们并不正式反对党关于土地“公有”的号召，而是不理会纲领的这一条款，用土地私有的主张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实用主义，他们赢得了一大批可靠的追随者，其中有农民也有工人。他们的俄罗斯同事倒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未能管辖格鲁吉亚。因为孟什维克控制着那里的苏维埃，而且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立了政府，并于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这又一次表现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比他们的俄罗斯同志更具有灵活性。他们在两年半当中努力去实现他们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虽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要去适应形势的要求。
　　对这个新国家说来，当务之急是安全问题：存在着共产党人从内部进行颠覆的非常现实的危险，还存在着布尔什维克军队和白军进犯的威胁。孟什维克政府于1918年2月宣布共产党非法，来对付第一种危险；它容忍德国军队留驻在自己的国土上保护他们，以防止外部的进攻，以此来对付第二种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人撤走后，格鲁吉亚人欢迎英国军队也是出于这个理由。这些并不是轻易作出的决定（特别考虑到孟什维克曾正式谴责一切外国干涉），而是遵循共和国总统饶尔丹尼亚的座右铭行事的必然结果。他的座右铭是：“宁要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不要东方的狂热分子”。[81]
　　孟什维克的国内纲领有助于在国内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建立了民主政府，而且在1919年初的选举中，赢得了国民议会130个席位的105个。他们着手处理使人烦恼的土地问题，没收四十英亩以上的私有地产，把这些土地（连同沙皇皇室、帝国政府和教堂的地产）租给贫苦农民。1919年之后，农民可以用极低的象征性价格购买土地。另外，孟什维克政府把主要工业和交通工具收归国有，因而1920年大约百分之九十的非农业工人，成为国营企业或合作企业的工人。
　　由于存在着外敌侵犯的危险，格鲁吉亚共和国不得不建立起一支军队，从国家微薄的总收入中抽出大得不相称的一部分钱来支付军费。国民卫队，即志愿民兵，成为军队的核心，并且进行民主管理：军官由选举产生，定期召开士兵代表大会，参与作出决定。还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常规军，紧急状态时约可出动五万人。
　　孟什维克管理国家颇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党组织有一个广泛的地方组织网，协助管理国家和执行政府的指令，此外，政府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很得民心，这使得它比起其它独立了后又被共产党人所征服的国家来，政治上较为稳定。但是，格鲁吉亚是个贫穷的小国，一旦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进攻这个国家，它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起初，共产党人集中精力进行反对白军和外国军队的斗争，顾不上对格鲁吉亚进行坚决的打击。事实上，1920年5月，列宁的政权担心同波兰的战争迫在眉睫，甚至还同意“无保留地”承认“格鲁吉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82]根据协议的一条秘密条款，格鲁吉亚政府答应释放1919年11月发生未遂政变后在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孟什维克还承认了共产党是合法的，可是，这个党随即开始了反政府的煽动工作。1921年初，莫斯科号召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进行暴动，还命令红军开进这个国家，援助叛乱者。当孟什维克领导人试图同莫斯科共产党的统治者就入侵问题进行讨论时，后者却声称对苏维埃进犯一事毫无所知。虽然格鲁吉亚人英勇奋战，但红军在一个月左右就占领了格鲁吉亚全境。这标志着孟什维克治理国家的唯一尝试结束了。

结束语


　　前面所叙述的孟什维克内部的思想斗争以及孟什维克政策的曲折发展过程，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孟什维主义能看作是一个具有一整套观点明确的学说的运动吗？对此作武断的回答会把人引入歧途。但是，如果我们把孟什维主义看作是一种思想信仰，而不是一种严格的、有条理的学说，我们就能看出，孟什维克党把三条原则看成是它政治观点的主要特征，虽然偶尔也有偏离。第一，孟什维克坚决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培养出一支独立的、有政治觉悟的、能参加管理党务和国家事务的工人阶级队伍。第二，他们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应该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出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完成其发展过程之前，无产阶级不应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第三点较难捉摸和掌握，但在区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时是重要的，即孟什维克关心政治的道德内容。他们抵制那种认为不存在一般的道德准则，认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行动本身就合乎道德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孟什维克思想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在1917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孟什维克拒不夺取政权确有几个理由：怕这种行动会促使许多人转到在国內仍然是潜在的强大力量的反革命和保守派方面去；不臆做任何事情来进一步削弱正从事反对专制德国的俄国，认为自己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人否认，还有一条，即孟什维克死守教条，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扔不开党一贯信守的原则，即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后，经过漫长岁月才能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到列宁夺取了政权，到俄国的孟什维克对新政权的敌意稍有缓和时，他们也不放弃党的这几条原则。他们并没有明确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继续号召要使苏维埃民主化，谴责在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是空想，并且谴责列宁的恐怖统治，坚持政治要受道德约束的原则。
　　孟什维克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信仰，这种品格确实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但是，他们的学说有严重缺陷，孟什维克运动因此而衰落下去，终于消声匿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不发达的俄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而自己不想去夺取政权，这种见解在理论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要是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参加的话，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迸行，那么期望无产阶级把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压在心底，难道合理吗？可曾有过什么阶级为革命出了力，然后自愿退让，让别的阶级去获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实？早在1906年，就有个工人对孟什维克的策略表示不满了，他这样说：“尤里〔加尔维〕同志在这儿告诉我们，工人代表大会是保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自主的最好途径；否则，我们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就会当炮灰。那么我要问：这种保障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地去干资产阶级革命？要我们流两次血——一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次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合理吗？不，同志们，党纲中就找不到〔当然找不到〕这一条；不过，如果我们工人要流血，那只为自由和社会主义流一次血。”[83]1917年，列宁看出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因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成功地把大批工人吸引到他的党内来了。
　　列宁意识到为孟什维克所忽视的另一个因素的意义，意识到仍然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的农民具有革命潜力。他主张采取一种能吸引农民的措施——夺取土地，因而争得农民在政治上的中立（甚至支持）。列宁的这一策略稍作修改后，已为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采用。
　　也许孟什维克的最大疏忽，就是他们对于落后国家的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估计不足。当然，俄国政府的崩溃，主要是因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这一发展过程是孟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不过，孟什维克呆板的教条主义使他们对战略和策略不作任何调整，否则或许能避免不可抗拒的命运，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不懂得与列宁这种随机应变、不讲道德的人竞争，讲原则的人是没有得胜希望的。



[1]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2]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3]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4]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75页。

[6] 译文引自J·L·H·基普：《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牛津，1963年，第89页。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7] 伊斯雷尔·格茨勒：《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剑桥大学，1967年，第77—78页。

[8] P·A·加尔维：《P·B·阿克雪里罗德和孟什维克》，载《社会主义通报》第15—16期，1925年8月18日，第11页。

[9] 尼古拉·瓦连京诺夫：《与列宁的会见》，保罗·罗斯塔和布赖恩·皮尔斯翻译，伦敦，1968年，第115、120页。

[10] 《列宁全集》第三版，莫斯科，1926—37年，第28卷第320页。参见中文版第34卷第214—215页。

[11] 统计数字引自伊斯雷尔·格茨勒：《孟什维克》，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6期（1967年11—12月），第20页。对两派社会成分材料的详细分析，见达维·莱恩：《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对俄国1898—1907年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和历史分析》一书，阿森，1969年，尤其见第11—51页。

[12] 理查德·派普斯：《司徒卢威：自由资产阶级左翼（1870—1905）》，坎布里奇，1970年，第369页。

[13] 《列宁全集》第7卷（第三版），第5—20页。参见中文版第7卷第488—507页。

[14] 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15] 导言中所有的日期均按西方日历算的，它比俄历（儒略历）的日期早13天。苏联于1918年2月采用西方日历。我在脚注中保留了原文中出现的日期。

[16] 原文如此——译者注。

[17] 苏维埃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五百人中选代表一名。起初苏维埃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不久就变成政治机构了。它不仅领导革命运动，而且也是无产阶级自治政府的机构。1917年时，布尔什维克把各地出现的苏维埃看作是国家政权机构。

[18] 详细情况见前引I·格茨勒著《马尔托夫》一书第105—109页。

[19]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20] F·唐恩给卡尔·考茨基的信（1905年11月9日），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考茨基档案；F·唐恩给维克多·阿德勒的信（1905年11月25日），维也纳，工人运动史协会，弗里德里希和维克多·阿德勒档案。

[21]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22]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23] 《P·B·阿克雪里罗德论社会民主党任务》，载《同志报》第153期，1906年 12 月 31日—1907年1月 13日。

[24] 对这些数字的详细分析见前引基普所著书第288页。

[25] 关于孟什维克地方组织的弱点，见：马尔托夫：《1905—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见L·马尔托夫、P·马斯洛夫、A·波特列索夫编：《十九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三卷，圣彼得堡，1914年，第569—570页。

[26]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1—125页。

[2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82—285页。

[28] L·加米涅夫编：《列宁文集》（莫斯科，1924—1938年）第5卷，第386—389页。《列宁全集》第三版第30卷第179页。

[29] 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伦敦，1960年，第95—96页。

[3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63年，第612页。

[31]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州州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政部长。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32] L·马尔托夫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07年6月26日），见F·唐恩、B·I·尼古拉耶夫斯基、L·策杰尔鲍姆·唐恩编：《P·阿克雪里罗德和L·马尔托夫通信集（1901—1916）》，柏林，1924年，第163页。

[33] L·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西奥多·唐恩：《1918年之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26年，第231页。

[34] P·B·阿克雪里罗德给马尔托夫的信（1907年12月7日），见注[32]所引书第175页。

[35] 前引瓦连京诺夫所著书第182页。

[36] 有关列宁对取消派的论述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22页，397—419页；第16卷第1页，第17—51页、259—262页；第17卷第208—211 页；第 18卷第 163—175页、192—210页；第20卷第458—491 页。

[37] 本段和下段统计数字和说明，均引自利奥波德·海姆逊：《1905—1917年俄国城市的社会稳定性问题》，载《斯拉夫评论》第23期，1964年12月，第630—637页。

[38] 前引伦纳德·夏皮罗所著书第137—140页。

[39]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ქუთაისი）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902年被短暂流放西伯利亚。1903年从流放地返乡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支持孟什维克，1904年流亡德国，入读柏林大学法学院。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尔库茨克。一战爆发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立场。二月革命爆发后，前往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提出“革命护国主义”。同年6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并于7月7日—7月25日短暂兼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回到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并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议会议员，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国，1959年在纽约逝世。

[40] 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魏金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年11月12日——1960年6月11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与策列铁里合作。二月革命后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后流亡格鲁吉亚。192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移居美国。1960年在华盛顿逝世。

[41] 雷克斯·A·韦德：《伊拉克利·策列铁里和西伯利亚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载《现代史杂志》第39期，1967年12月，第425—431页。

[42] 引自乔尔·卡迈克尔：《俄国革命简史》，纽约，1964年，第31页。

[43] 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Шульгин，1878年1月1日——1976年2月15日），俄罗斯白人运动领导人，保皇派主要人物。1905年加入俄罗斯人民联盟。1907—1917年担任国家杜马议员。一战期间曾反对逮捕布尔什维克议员。1917年积极参与了二月革命，并劝说尼古拉二世退位。十月革命后曾参加立宪会议选举，但以失败告终。立宪会议被驱散后逃往基辅。1919年加入邓尼金领导的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法国和南斯拉夫。20年代转向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支持墨索里尼政权。1929年定居南斯拉夫，继续参与白人运动。二战期间反对纳粹德国。1944年南斯拉夫解放后被红军逮捕。1947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1961年被特邀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976年逝世。

[44] V·V·舒尔金：《那些日子》，见F·A·戈尔德编：《俄国史文献集（1914—1917）》，纽约，1927年，第258页。

[45] 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

[46] 奥斯卡·安韦勒：《1905—1921年俄国的议会运动》（莱顿，1958年）第125—126页；另见前引J·卡迈克尔所著书第49—56页。

[47] 前引奥斯卡·安韦勒所著书第136页。

[48]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格鲁吉亚语：ნიკოლოზ ჩხეიძე；俄语：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年4月9日——1926年6月13日），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贵族家庭。1892年参与成立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三队”（მესამე დასი），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俄国民主工党二大上参加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年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孟什维克议会党团发言人。一战爆发后，反对军事预算，并于1915年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支持临时政府，主张继续战争，1917年9月辞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前往格鲁吉亚，1918年5月当选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1926年6月13日在巴黎近郊自杀。

[49] 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革命（1917—1921）》，（第五次印刷），纽约，1960年，第1卷第166—177页。

[50]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51] 见前引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6页。

[52] 同上，第26页。

[53] 法语，意即保守。

[54]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55]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56] 统计数字引自R·格里戈里耶夫：《孟什维主义的解体》，载《新生活报》第140期，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4页。

[57] 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7页。

[58] P·B·阿克雪里罗德给考茨基的信，没有日期，约为1918年初，未分类，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

[59] L·马尔托夫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17年12月1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出版。

[60] 引自E·H·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51—1961，第一卷，第114页。

[61] F·唐恩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20年1月31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胡佛研究所出版。

[62] 列昂·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自传的尝试》，纽约，1931年，第342页。V·I·列宁：《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2页。参见中文版第27卷第82页。

[63]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64]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

[65] 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66]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军事家、统帅。

[67] L·马尔托夫：《有关阿克雪里罗德同志的信件》，载《社会主义通报》第8期（1921年5月20日）第3—6页。弗兰格尔将军是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司令官；彼得·司徒卢威是自由派运动的领导人，内战期间任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政府的外交部长；劳合—乔治是英国1916—1922年期间的首相；福煦是法国将领，1918年是同盟国军队最高司令。

[68] 伦纳德·伯特拉姆·纳曼·夏皮罗（Leonard Bertram Naman Schapiro，1908年4月22日——1983年11月2日），英国历史学家。

[69] 伦纳德·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起源》，伦敦，1955年，第204页。

[70]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71]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曾在临时政府劳动部工作。同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委员会”劳工部长，被开除出孟什维克。1919年任高尔察克政府劳动部长，期间率探险队赴蒙古考察。1920年回国。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2年任西伯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7—1929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顾问。1929—1932年任苏联驻芬兰特使。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53年2月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1960年平反。

[72]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73]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74] L·O·唐恩和F·I·唐恩1922年2月16日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胡佛研究所出版。

[75] P·A·加尔维给K·考茨基的信（1925年5月25日），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考茨基档案。

[76] 西奥多·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乔尔·卡迈克尔编辑并爵译，纽约，1964年，第438页。

[7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报（1918年12月17日—1919年1月1 日）》（决议），莫斯科，1919年，第27页。

[78] 我对格鲁吉亚孟什维主义的考察，大都根据理查德·派普斯的出色论述。见《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年）》，坎布里奇，1964 年修订版，第 17—18，210—214，227—228，234—241 页。另参见格列戈里·乌拉塔泽：《一个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斯坦福，1968年；W·S·魏金斯基：《民主的格鲁吉亚》，巴黎，1921年；K·扎列夫斯基：《民族主义运动》，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4卷第2部分，圣彼得堡，1911年，第222—227页；诺阿赫·饶尔丹尼亚，《我的一生》，斯坦福，1968年。

[79] 诺依·尼古拉耶维奇·饶尔丹尼亚（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ордания，1868年1月2日——1953年1月11日），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190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领袖。1907—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1917—1918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18—1921年任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总统。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21—1953年担任格鲁吉亚流亡政府总统。1953年逝世。

[80] 阿卡奇·伊万诺维奇·契恒凯里（Акак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хенкели，1874年5月19日——1959年1月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8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2－1917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年4月9日至6月8日任外高加索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年6－11月任外交部长。1921年任驻法国大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继续担任流亡政府驻法国大使至1933年。1933年脱离政治活动。

[81] 前引钱伯林所著书，第二卷第4、9页。

[82] 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第228页。

[83] P·A·加尔维：《回忆录：1906年于彼得堡》，纽约，1961年，第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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