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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偶然性对一名黑人共产主义者形成的影响
﹝美国﹞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
韩达 译、红色指针 校
2019年10月8日，奥古斯特·尼姆茨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办公室里。照片：Eric Mueller
如果我被芝加哥大学录用，当然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可能最终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这就是共产党在黑人社区中的强大影响。安吉拉·戴维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英雄，围绕她的案件开展工作是1971年在芝加哥的工作的重心。但我最终去了明尼阿波利斯……
——奥古斯特·尼姆茨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城市之根
我父亲在新奥尔良长大。我对他出身于农村的状况毫不知情。我母亲出生在圣詹姆斯教区城外的一个农村地区。在上小学的某个时候，她的母亲奥克塔维亚（Octavia）和姐姐塞诺比娅（Zenobia）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搬到了新奥尔良。在夏日，我们经常去拜访住在农场的亲戚。考虑到种族关系，我们认为农村地区更加危险，因此会在城市里寻求庇护。
我出生于1942年，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第七区长大，在那里，其特征是一种被称为克里奥尔人（Creoles）的黑人社会，即具有混合血统的人，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也可以被称为混血儿。新奥尔良曾经是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我住的社区的种族隔离日趋严重，但仍有一些白人。商业机构和租赁资产的所有者往往是意大利人。
一个政治家庭
我父亲年轻时曾在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Xavier University），一所由白人种族主义者修女开办的黑人天主教学院就读，这里就读的第一年他就帮助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他因此被开除了。我是在他晚年时才听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我姐姐刚刚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上面提到我们父亲的父亲及其兄弟参与了一起铁路工人集体诉讼歧视案。我从小到大都对此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我父亲在新奥尔良的海关工作，他是一名积极分子，包括在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关税联盟担任主席。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辞去主席职务的主要原因。当民权运动打击了种族隔离的工会时，他支持与全是白人的地方工会合并。当他不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合并时就辞职了。
我开玩笑地说，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如同他儿子那样的革命者，但我父亲一直是一个反叛者。他为我奠定了激进思想的基础。
我母亲也同样如此。
我很幸运，成长在一个父亲尊敬其妻子的家庭。我的母亲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父亲因母亲的教育成就而感到骄傲。当我的年龄到了可以陪伴他去其最喜欢的酒吧之一时，他的朋友们会说:“啊！你是玛格丽特的儿子。”他在朋友们面前给予母亲高度评价并且从来没有因此而嫉妒过她，而惟有自豪之情。
作为一名教师，我的母亲活跃在黑人教师工会中，一度担任当地工会的主席。她帮助组织了一个全校的抵制活动，而这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政治活动。
每年5月1日，新奥尔良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去白人慈善家约翰·麦克唐纳的墓地，此人把通过奴隶制获得的资金捐给该市修建黑人和白人学校。白人学校的学生先去。当白人学生在里面进行缅怀活动时，黑人学生必须在外面等候。我上七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师、家长与黑人劳工活动家发起了一场黑人抵制运动，抗议种族隔离和这一公开活动的不平等性质。
抵制活动意味着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师向不赞成其行动主义的黑人校长发起挑战。这一行动具有全国性意义，帮助营造了推动最高法院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布朗诉董事会案中所采取的决定的政治氛围。
两周后，我们七年级的老师巴恩斯夫人向我们报告了最高法院历史性判决的消息，所有人为此欢呼雀跃。我们认为一些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改变。五年后，我从一所实行种族隔离的高中毕业。
我们的老师都很了不起，激励着那些想要做到最好的人。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享受到那些最好的白人高中提供给他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的那些机会。那时我意识到，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是一回事；能否落实却又是另一回事。
我家里面订阅了许多黑人出版物：《匹兹堡信使》（ the Pittsburgh Courier ），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周刊》（ The Louisiana Weekly ）和《乌木》（ Ebony ）。 我记得1955年在《黑玉》（ Jet ）上看到埃米特·蒂尔（Emmet Till）的灵柩的照片。我母亲为我提供了一条报纸递送路线，将《匹兹堡信使》卖给了我的小学老师们。 我承认在销售方面她比我做得的确更多。
在1957年，当加纳获得独立时，我们为此庆祝。 我父亲有一个在加纳国务院工作的朋友，他们能够传递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我的姐姐桑娜（Sanna）和我在母亲的指导下，在我们的高中举办了一次关于该事件的展览。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听说我母亲，当时她在她所在高中任副校长，组织了一场防御行动，以反对一群种族主义势力计划游行穿过学校的行动。她让学生们收集了一堆可乐瓶和其他东西，从三楼倾泻下来砸向种族主义者，以防他们试图入侵学校。学生们从未露面——这是一个“非暴力”民权运动的真实故事。
我的父母曾经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我回应说这是拜他们所赐，因为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活跃分子的那种价值观。他们对此无从反驳。
在新奥尔良的学校中的种族歧视
在2019年的民主党党内的拜登和哈里斯就校车计划展开了辩论之后，我回想起了我当时的高中经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为这次论战增加了背景资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校车计划是美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诸如人们反对的是校车计划而不是种族融合之类的观点始终显得有点虚伪。我坐了四年的公交车去我所在的那所种族隔离的高中。其间，我要经过白人学校去往我在新奥尔良市中心的黑人高中麦克多诺35中学（McDonogh 35）。从那时起至今，当权者们从来没有控诉过我和其他人为了维持种族隔离的持续而被迫进行的日常校车演练。
1955年，新奥尔良的隔离式电车。照片：Robert Frank。《时代周刊》评选出的100张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图片。奥古斯特·尼姆茨：“我可以一直在那辆电车！”
我们在学校学习了黑人的历史，了解了其中的一些英雄和其他的重要人物。我们的老师对此都有相当清醒的意识。我母亲在我所在的小学教书。一支名为小鹰队（Hawkettes）的乐队为我们的初中舞会伴奏——这也是后来世界闻名的内维尔兄弟（Neville Brothers）乐队的首次公演。
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种族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在新奥尔良，由于肤色主义，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导致了黑人社区内部的歧视。一个假冒白人（passé blanc）是可以被接受的，也就是白天在工作时冒充白人，之后在社区里变成黑人的人。如果看看我八年级时的班级合影就会有所了解（见下图），那个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好朋友阿尔文·麦凯纳（Alvin McKenna，最左边穿着深色西装）。
1955年八年级班级照片。奥古斯特·尼姆茨是最左边穿深色西装的那位。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所有朋友都去了其他高中。我母亲有一个在我所在的高中教书的朋友E·贝尔菲尔德··········斯普里金斯（E. Belfield Spriggins）。他和我母亲一起在教师工会工作，母亲让其对我多加关照。事后看来，我想斯普里金斯要不是共产党员就是亲共产党人士。他从未公开过这件事。请记住，因为这是在麦卡锡政治迫害时期。
（斯普里金斯先生为当地的黑人报纸写过一篇有关新奥尔良爵士乐的专栏，这是美国最早的此类专栏之一。他的姐姐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所在学校的老师，那所学校离我的高中只有几个街区。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这些。）
我怀疑并且不敢确定，斯普里金斯到底有没有开始在我身上做工作。每周有几天在放学后，他带我去市登记办公室。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统计着登记的黑人选民的人数。他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所提起诉讼的参与者之一。法院的命令似乎允许他查看登记名册。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现在我意识到他是在招募我去参加后来被称为民权运动的活动。
影响我的高中老师斯普里金斯
斯普里金斯还带我参加了1955年的一场在左翼政治方面永远地影响着我活动。这是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SISS） 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关于黑人码头工人的颠覆行为的听证会——（HUAC的参议院版本）。听证会是由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主持的，他就是乔·拜登最近提到的那个人。伊斯特兰是典型的南方种植园主。他当时正在调查一名与共产主义者有联系的黑人工会成员。几十年来，我一直希望我能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如此的不屈服不妥协。他不会被吓倒，也没有用具有权威性的美国第五修正案作为为自己的辩护理由。2019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杰克·奥戴尔的讣告，表明他就是奥戴尔。
我认为，如果像伊斯特兰（Eastland）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憎恨共产党员，那么共产党一定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青少年所具有的“敌人的敌人”之类的想法）。在那之前，我就把反共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当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时，我对“约瑟夫叔叔”深表同情。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对我们这一代的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对我来说，这让苏联人的形象更加正面。这同时也改变了我高中的所有课程，使其更加侧重于科学。这是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校系统中的跟踪制度的开始，并推动我们这群人进入大学预科课程。
我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也会尽情玩乐。通过我的女朋友乔斯林·查特斯，我认识了新奥尔良两位伟大的音乐家，阿尔文·巴蒂斯特和基德·乔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们在乔斯林的起居室里听迪兹·吉莱斯皮的经典专辑《桑尼朝上》（Sonny Side Up）时，他们脸上的表情。
我在班上排名第二。 乔斯林排名第一。
家奴的特殊待遇
我一直都知道我要上大学，甚至是研究生。这种期望是来自于我的父母。我的舅公大卫·马拉切（David Malarcher）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拿到了棒球奖学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大卫·马拉彻（David Malarcher），黑人联盟棒球运动员，尼姆兹的曾叔叔
马拉切的母亲曾是一名家奴，奴隶主的孩子们教她读书写字。在奴隶制结束后，当公共教育进入路易斯安那州的农村之前，那些已经获得自由并能够读写的奴隶们在自己家里开办了“五分钱”学校。这就是她和她姐姐在圣詹姆斯教区所做的工作。
我十分重视地在自己的传记中指出了这一点。我是家奴特殊待遇的成果。在我的家族中，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大卫·马拉切的母亲，她在教育理念方面领先于他人，而我正是这种理念的受益者。
在印第安纳的大学时光
我对理科感兴趣。最初天体物理是我的最爱，而我母亲读研究生的芝加哥大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我落榜了。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比我大9个月的表哥卢西恩。在普渡大学，我一开始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但微积分把我搞得够呛，这也是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在一学期后，我转到国际关系专业。
当我第一次来到普渡大学时，我无法辨别白人学生。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族歧视走出来的我对此没有任何的参照标准。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名字似乎也一样。我从未感到任何歧视，但更多却感受到的是孤独感和文化冲击。
普渡大学有25万名〔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学生，其中100名是黑人。在非裔美国学生中，有90名男性；因此，我没有太多的社交生活。我加入了一个叫做Omega Psi Phi的兄弟会，其实质是一个黑人社交俱乐部，大多数成员并不关心政治。
如果我想进行政治讨论，则必须自己阅读相关资料。我对非洲的政治发展很感兴趣。在1960年3月，南非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演讲课上做了一个报告，将南非与新奥尔良的种族歧视进行了比较。
我和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学长埃米科·阿莫耶（Emiko Amoye）成为朋友，他热衷于政治。他去纽约并带回了位于哈勒姆区的非洲国家纪念书店（African National Memorial Bookstore）的书籍，其中包括乔尔·奥古斯特·罗杰斯（Joel August Rogers）的《非洲送给美国的礼物》（1961年），以及《我们指控种族灭绝：关于赦免美国政府对黑人所犯下的罪行给联合国的历史请愿书》（1951年）该请愿书由美国共产党的公民权利大会（Civil Rights Congress）秘书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起草。
我的尼日利亚朋友对古巴革命兴趣盎然，他让我关注古巴革命的进展的最新情况。我对古巴十分了解。这是在港口城市长大的优势之一，这让我们拥有了全球视野。新奥尔良和古巴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从新奥尔良到该岛有定期的轮渡服务。我有一些来自古巴的朋友。我最喜欢的体育人物，小子加维兰（Kid Gavilan）是古巴人，并且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古巴音乐，特别喜欢佩雷斯·普拉多（Perez Prado）。对古巴的热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这让我明白在新奥尔良以外的地方，黑人并不是少数族裔。这一切都发生在古巴革命之前。
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我们与现实相对比较隔绝。我们并不知道在1961年4月发生的猪湾入侵事件。然而在1962年10月，我们却非常关注古巴导弹危机。一些人认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大约在1962年，普渡大学的肯·科夫梅尔（Ken Kofmehl）教授，在组织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s）时将黑人民权领袖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邀请到校园。我记得我和其他学生在宿舍的食堂里见过他，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教授没有让我或其他黑人学生参与讨论，因此我未能认识到法默出席的重要性。
在夏天我会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家中。在1961年或1962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活动，并认识了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我的第一次纠察线活动是在1962年的夏天，呼吁废除在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纠察线设立在刚被拆毁的硬石酒店（Hard Rock Hotel）的精确位置。
在普渡大学，我主持了一个每周广播节目，一个为时一小时的，在学生宿舍里播放的爵士乐节目。在四年的演出中，我们有幸采访了在校园内的贝西伯爵（Count Basie）、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兰伯特（Lambert）、亨德里克斯（Hendricks）和罗斯（Ross）等大师。我仍然认为我的在节目尾声的唱片《贝西的小宝贝》（ Basie’s Lil Darling ），是结束爵士乐节目最酷的方式。
（1966年，我和未婚妻马克辛，我的一个在杜克大学的表妹，收到了她表姐露丝送的结婚礼物: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顶层著名的彩虹屋里面的（Rainbow Room）前排的位置观看艾灵顿和其乐队的演出。我完全沉浸在当时的每分每秒当中，但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完全感激他们对我的款待。）
我的母亲，最早的“直升机式家长”
有一天，当我回到宿舍时，一个室友说他刚见过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来学校了，并且拜访了我的一些教授。正如她随后向我说道:“孩子，你当前是在和这些白人教授打交道。他们认为因为你来自南方，所以你很贫困且社会地位低下。我来这里是想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换句话说，她为她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政治性解释。因此，她来看我时，我从不生气。
几年后，也就是在1979-1980年间，我在为纽约的《战士报》（ The Militant ）杂志工作。当时我在休长假，正在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报写作。我母亲突然出现了，想要参观位于西村的这栋五层建筑。她观摩了每一层楼，从五楼的图书馆开始，到一楼的印刷机结束。她对此印象深刻。当我们正要从一层离开大楼时，她对我说:“孩子，你要关注这些白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卫生间很干净。这显然和她儿子曾经参与的那些愚蠢行动区别鲜明。
塞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是如何拯救了我
我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位。在我的教授的鼓励下，我弄到了一份外事处的工作。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考试，但未通过，于是打算再试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必须从头到尾阅读《纽约时报》才能通过考试。我认真对待并开始阅读起来。
在1964年春季的一天，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文章。该基金会提供了50万美元的赠款来招募黑人为美国大使馆工作。当时，华盛顿很难找到能通过他们的文化特权考试的非裔美国人。我把这个广告拿到了霍华德大学，当时我正在那里攻读非洲学硕士项目。他们证实这个项目正在筹划中，并且将在春季晚些时候进行面试。
我的面试时间是周六早上8点。但是孟克（美国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就是塞隆尼斯本人已经在U街著名的波西米亚洞穴（Bohemian Caverns）驻演了一个星期。带着刚刚收到的退税款，我连续四个晚上都很有规律地去仰慕这位钢琴天才和聆听他的四重奏，一边啜饮着我当时最喜欢的野火鸡威士忌。所以当到了周六早上面试的时候，我的状态根本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用说，我把面试搞砸了。
因此，我永远感激孟克。他把我从帝国主义者的项目中拯救了出来。
（我无法告诉你波西米亚洞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爵士巨星，包括科尔特兰（Coltrane），我在演出间歇期间与他简单聊了几句。我以前与如此知名的音乐家的近距离接触是在芝加哥南部，我和兄弟会的弟兄布鲁克斯·豪威尔（Brooks Howell）搭便车从普度（Purdue）到麦基（McKee Fitzbugh爵士俱乐部）。我想那是1963年的春天，当时在麦基俱乐部的桑尼·斯蒂特（Sonny Stitt），弗兰克·福雷斯特（Frank Forester）和吉恩·阿蒙斯（Gene Ammons）通宵达旦录制伴奏乐，我似乎仍置身于由此而起的烟雾缭绕之中。我确信2007年7月7日那天我在拥挤的第一大道（First Avenue夜总会）看到了普林斯（Prince Rogers Nelson），希拉·E（Sheila Cecilia Escovedo）和莫里斯·戴（Morris E. Day）。音乐会凌晨两点开始——这是我一天中最适合的时间!我将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音乐会称作鲜为人知的二次降临（Unadvertised Second Coming）。这些回忆唤起了我内心中的喜悦之情。）
1963年夏天，在黄金时刻观摩黑人斗争
在读研究生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印第安纳州北部的一家钢铁厂工作，跟我伟大的舅公大卫·马拉切住在芝加哥的南区。我们观看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和詹姆斯·鲍德温（Malcolm X and James Baldwin）的节目，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马尔科姆本人在演讲时的样子。我被马尔科姆所描绘的一切所折服，一生中一直如此；大卫舅公也许对此有点怀疑，但我没有问他。
（1979年，我在纽约的《战士报》（the Militant ）杂志工作，在Mikell’s酒吧偶遇了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这家酒吧位于上西城（the Upper West Side）的阿姆斯特丹大道与哥伦布大道97号交汇处。当时与雷·查尔斯一起合作的音乐家汉克·克劳福德在那里演出。在他演出间歇期间休息时，我和他聊了几句。鲍德温也加入了谈话，当夜晚些时候，他向我致意，我们相互之间会心一笑，我深感荣幸。我从2016年的电影《我不是你的黑人》（ I Am Not Your Negro ）中了解到，那是鲍德温开始写未完成的回忆录的那个夏天。
那年夏末，充满历史性的华盛顿大游行发生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新奥尔良。我和家人在电视上观看这一盛况。能够在全国新闻中获得如此的关注，这对于黑人斗争或者任何形式的街头动员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的演讲，因为他批评肯尼迪政府在推进黑人权利方面过于软弱。我们现在知道他不得不修改他的演讲。至于马丁·路德·金，在他的演讲中能感受到有一种集体的自豪感。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一名南方人，一名能应付自如的牧师。
罗伊·威尔金斯的演讲也让我难忘。他在斗争中代表的是温和派。他提及到最近加入共产党的W.E.B.杜波依斯之死的实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963-1965年在霍华德大学的研究生院，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
我对我的学生说我有世袭特权。我进入研究生院没有任何推荐信，也没有GRE成绩。在芝加哥南部的一家钢铁厂，我设法攒下300美元，这足够支付一学期的学费。第二学期，我用我在哥伦比亚特区（DC）的一家统治阶级餐厅当侍酒师的收入支付学费，在那里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密西西比州的种族主义参议员伊斯特兰。幸运的是，我不必为他服务。
我是在“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一个月后抵达特区的。在九月中旬，四个女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所教堂被杀的几天后，我和表哥卢西恩（Lucien）开车经过了这里。当我们途径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加油站时，那里挂着一个标语:三k党今晚要开会。幸运的是，我们有路易斯安那州的车牌。拥有北方车牌会使你在与这些势力打交道时变得更加不安全。
我在霍华德大学的时候就盼着有机会和女人约会。我们把哥伦比亚特区称为“巧克力之城”，但愿这有益于我的社交生活。我攻读了非洲学的学位，以为自己将来会在美国国务院工作。
事实证明，我是在正值一个政治异常紧张的时候来到了哥伦比亚特区。为了让你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有一次我从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的位于公园路和14街之间的一家华夫饼屋出来。停车场里站着马丁·路德·金，他正在做一个只有不到一百人参加的即兴集会，在我当时年轻天真的观点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1964年春，曼德拉在南非受审。在霍华德大学，我一位教授叫做莱斯利·鲁宾，他是一个南非白人。他为此提供了详细信息。我们一群人决定在白宫前组织一个以曼德拉的名义而形成的游行队伍——这是我参与组织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我们要求释放曼德拉。而乔治·林肯·洛克威尔的纳粹组织进行了反抗议活动。当时，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事后我才意识到，1965年春天的那一次会议是对“南非运动”的抵制/撤资/制裁等一系列举措的开始。鲁宾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次在宾夕法尼亚州第14选区著名的威拉德酒店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南非音乐家休·马瑟克拉（Hugh Masekela）和诗人纳特·纳卡萨（Nat Nakasa）。在我的未婚妻马克辛组织的一个会后晚宴上，我得以和28岁的纳卡萨交谈。在我看来，他并没有表现出抑郁之情。遗憾的是，在数月之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南非BDS运动（英语：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简称“BDS运动”）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曼德拉及其战友被囚禁。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需要做些事情，而这与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失败而引起的情绪并无二致，后者引发了为了巴勒斯坦的21世纪BDS运动。
第一次针对越战的抗议活动于1965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我没有对此多加在意，但在1965年2月马尔科姆·X在纽约被暗杀一事至今令人难忘。与此同时，1965年林登·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民权演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后来的夸梅·图雷）在我开始读研究生的那年是霍华德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和校园里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其他积极分子一样都穿了制服，与霍华德大学的“普通人群”截然不同。格洛丽亚·理查森这位令人难忘的人物是马里兰州剑桥市的一名真正的草根斗士，她于1964年在校园里发表了演讲。霍华德大学和哥伦比亚特区与我刚刚离开的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政治根基正在被构建着。
在霍华德大学的那个时候，我就在离舞台几排的地方观看年轻的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在学生会演出。我还可以在霍华德剧院花上5美元就可以看到摩城明星和詹姆斯·布朗兄弟的演出。这种锦上添花的好事情，至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的投票史
我从来没有投票给资产阶级政治家。并不是我没有尝试过。
1964年夏天，我从霍华德大学回到家，试图在新奥尔良登记投票。我本来打算投给林登·约翰逊。澄清一下，我认为约翰逊曾是三k党成员，他的衣橱里还留着那件长袍，所以我曾试图投票给一个我认为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但种族主义制度不允许我这么做。
我还认为巴里·戈德华特是个会发动核战争的疯子，所以必须阻止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情那些投票支持不那么邪恶的人，包括那些投票给川普的人。我知道你可能投票给一个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不是那么邪恶。我理解那些认为他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更好待遇的工人。问题是选举制度迫使你投票给仇外者，希望这样能保住你的工作，保住你的房子。当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1964年尝试进行投票的过程中，我参加了COR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组织的一个研讨会，目的是了解种族主义者用来阻止黑人投票的诡计。您必须填写很长的表格，这显然是一个充满障碍的过程。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填写了表格，并将其交给了司法常务官办公室的好老弟。他指着一条线说：
“你为什么不填这张表?”我说:“这对我不适用。”
“好吧，你应该在它上面画一条线。两周后再来吧。”
两周后，我要回华盛顿，所以没去投票。
1968年，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一个女性选民联盟的人来敲我的门并给我登记。我又一次准备把票投给稍微好点的那个恶魔汉弗莱，但我去了坦桑尼亚，忘了拿一张缺席选票。
1972年，我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再也没尝试过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投票了。
越南战争，爱国主义，以及偶然事件在我的历史中的作用
我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学术上。1966年，我从霍华德大学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并宣布主修政治学。这其中很多选择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进入研究生院是避免服兵役的一种方法，这让我远离越南。
在布卢明顿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报名参加义务兵役。我以为我是推迟了学业。我收到一张卡片说我应该去兵役登记处报到。我忽略了它，因为我认为他们搞错了，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大约五年前，我在清理办公室，翻阅我的研究生论文时，发现了兵役登记署寄来的信。你瞧，我被征召入伍了!我是1A（Available for unrestricted military service）。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和我的妻子玛克辛就会搬到加拿大去了。
当我看到肯·伯恩斯的《越南战争》这部纪录片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受到爱国主义的影响是多么的幸运。我的同事娜塔莉已故的哥哥肯（Ken），通过假装自己是同性恋来逃避兵役。他总是为此感到内疚。在他去世前几年，我试图让他相信，他没有理由感到内疚。那么多参战的人都怀揣爱国之心。活动家加里·普雷沃斯特（Gary Prevost）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在战争开始时，他也很爱国，但在越南失去了一些朋友后，这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战积极分子。
我由一位毫无爱国意识的父亲抚养长大，但我的两个叔叔却是爱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种族隔离的部队作战。他们可能看过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1944年拍摄的《黑人士兵》（The Negro Soldier）。最近看完之后，我对我父亲所面临的挑战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父亲和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去往内华达州的一家国防工厂工作。当时我还是个婴儿，我妹妹后来也出生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我父亲记得当时看到满是日本家庭的火车前往拘留营。在那里，我父母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内华达州的第一个分会，以打击基地和小镇上的歧视。这是一场成功的斗争，他们帮助释放了一名受到不公正监禁的年轻黑人妇女。
我怀疑我父亲缺乏爱国精神与他的父亲有关。我的祖父具有一半德国血统，一半美国土著血统。他认为自己是非裔美国人，因为照顾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是黑人，他也因此受到歧视而感到恼怒。我父亲继承了这种敏感，十分讨厌虚伪。为什么要为一个把他当作二等公民的国家而战？
他并不孤单。在他那一代的其他黑人，包括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也不会去参战。
成为一名革命者
我本来会即将成为一名学者。在政治上，我逐渐成为一名泛非主义者。我当时的妻子玛克辛·莱彻（Maxine Letcher）是一位有抱负的人类学家。我们都获得了奖学金和补助金去坦桑尼亚做研究。1968年秋天，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伦敦做档案准备工作。作为有抱负的学者，我们非常专注，以至于我很惭愧地承认，我们拒绝了玛雅·安杰洛邀请我们去她那里做客的邀请。
在坦桑尼亚，是一次极富影响力的政治经历。它是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非官方总部。我能够把它和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混在一起。沃尔特罗德尼及其妻子帕特是我们的邻居。我去的时候是黑人民族主义者，回来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我开始看到民族革命的局限性。我认为解决的方案应该就在非洲。我一直在想，如果这是非洲革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那我们就有问题了。我认为非洲解放的未来将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来临。
1973年，在回坦桑尼亚的旅途中，我遇到了安吉拉·戴维斯。从监狱释放后，她正在进行全球胜利之旅。我三年前在坦桑尼亚见过领导这个组织的人，但他从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的党员，当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偶遇时，他邀请我到他的酒店房间喝酒聊天。后来，当我告诉他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党员时，我们就相互的政治分歧开始友好地打趣。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听说双子城的黑人领袖达木·史密斯被驱逐出境了。他并没有否认驱逐，只是在为驱逐的方式辩护。这时有人敲门，戴维斯走进了房间。他低声说:“别提我们在谈论什么；她还什么都不知道。”我缄口不言，但对他的要求感到惊讶。作为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我想她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不知道这起丑闻，这让我对该党的内部运作方式大开眼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明尼阿波利斯的激进政治
我获得了六份工作。我之所以来明尼苏达大学，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学术发展的那种潜力，并且能够与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共事，包括鲍勃·霍尔特（Bob Holt）、约翰·特纳（John Turner）和历史和科学哲学学者梅·布罗德贝克（May Brodbeck）。多年以后，在我发现了革命政治之后，我半开玩笑地称自己是一个“恢复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第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妻子马克辛去了Charlie’s Cafe Exceptionale，这是当时城里最好的餐馆之一。隔着几张桌子的是利伯拉斯。我后来才知道他来这里是受邀在州博览会上表演——这在明尼苏达州可是件大事。
我在这里举目无亲，并且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只知道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最友善的人都来自明尼苏达州，比如来自Baudette的无与伦比的鲍勃·奥尔森（Bob Olson）。到这里还不到一个星期，小贝特西·法利就在丁基敦（Dinkytown）卖给我一份《战士报》（ The Militant ）。
在印第安纳州，我曾与一群黑人学生一起筹划为安吉拉·戴维斯辩护。我被指派整理一份情况说明书。我在共产党的《工人日报》（ Daily Worker ）上看到了一些描述，并在《战斗者》周刊找到了更全面的报道。我不知道是谁发表的这篇文章。我认为这是一本女权主义刊物，因为他们有大量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
如果我和玛克辛仍保持婚姻关系，我可能不会加入这个党。她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在很多方面上说，当我来到这里时，我能够重新塑造我自己，毕竟没人认识我。
在贝琪那里订阅了一份《战斗者》周刊后，我开始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论坛。我遇到了这些在三四十年代很活跃的老前辈，他们组织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罢工。这让我印象深刻。1971年的一些学生组织具有某些轻浮而不严肃的特性。我不确定校园里的激进派有多坚定。我需要终身行动主义的模范。我邀请了哈里·德波尔（Harry De 'Boer）和杰克·库珀（Jake Cooper）来我的课堂做关于社会运动的演讲。杰克曾是托洛茨基的保镖。他们俩都在沙岩监狱（Sandstone prison）呆过一段时间。
我开始教授非洲政治、美国政府和城市政治相关。我的主要课程是“种族和民族政治:美国和南非的比较”。
1972年5月，反战运动占领了科夫曼工会门前的华盛顿大道。我知道要出事了，但作为第一年的非终身教授，我想最好还是去上课。当我到达我在13楼的办公室时，我可以从窗户看到密西西比河对岸的群众、警察和催泪瓦斯。我迅速离开，并尽可能地靠近现场。在去电梯的路上，我经过了政治学助教的办公室。那些埋头读书的研究生们的形象，与楼下的那地方上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幕令人难以忘怀；这是我对学术的第一次现实审视。
（不久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同事问我是否知道关于政治学的那句老话，我说不知道。这位同仁说道“政治学是为那些既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所准备的。”我回答说，我希望早点有人告诉我这一点。）
在这个由黑人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游行队伍中，我是唯一的黑人教师。我们顺着河边的道路开始走，经过山顶大道，到达了州议会大厦。就在那一刻，我接受了政治实践的教育。有色人种的学生或者用当时的术语，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学生，他们决定组成独立的队伍以游行。在接下来关于黑人学生应该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辩论中，我作为研究生院刚毕业一年的教员，加入了黑人学生团体。其中在当时建立下的许多关系延续至今。
我于1972年夏天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这意味着首先要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联盟（the Young Socialist Alliance）。那时我30岁。那个时期的一个问题是有色人种在更广泛的运动中处于什么位置。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联系的话？
我想如果我去别的地方，在那里我认识黑人社区的人，我可能不会加入社工党（SWP）。黑人对社会主义有很多质疑，因为社会主义看起来像是一场白人运动。但是，由于没有社交往来，我能够重新塑造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双子城党支部中唯一的黑人成员。我总是不得不为自己和白人一起工作而辩护。这是明尼阿波里斯市黑人活动家的核心辩论，包括与不同肤色的人建立私人关系。对我自己来说，我经常和黑人女性发生冲突，她们认为我和白人女性有私交是在背叛黑人社区。当我在这里的黑人社区工作和发展关系时，我必须学会面对现实。这并不容易，但也是一次经验教训；这要求我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要保持清醒。我很幸运地与两位黑人女性合作，芭芭拉·韦斯特伯里和珍妮丝·佩恩·多里亚——真正的斗士——她们根据我的政治立场来评判我，而不是依据碰巧和我交往的对象。
南部非洲解放运动
作为社工党的一名党员，我所做的下一件大事就是构建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团结在一起的双子城组织。
1972年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集会。我无法参加，但是我帮助组织了1973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当地非洲解放日游行。那是一场所有非裔美国人的游行。在这种背景下，我结识了马哈茂德·埃尔卡蒂（Mahmoud El Kati）和塞图·琼斯（Seitu Jones）。这些关系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
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分歧，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只和黑人一起共事，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是跨种族的。这个问题直到1976年索韦托起义（the Soweto Uprising）才得到解决，这场起义迫使所有人走到一起，共同努力。在索韦托事件之前，不想与白人共事的人很容易维持这种立场。但是南非的起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给南非学生带来团结的精神。在各自分散的小团体中工作有意义吗?我们无法超前于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1976年的热潮是如此强大，它迫使那些想要分裂的团体联合起来。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联盟。共产党和社工党组成了一个联盟。（在明尼阿波利斯，左翼政党们确实围绕着反越战运动展开了合作，但在仍然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当然，这充满了各种紧张气氛。 我主持了许多会议，试图成为外交官，将人们召集在一起。我们抗议在南非开展业务的控制资料公司（Control Data）。 我们本来打算在塞尔比和戴尔工厂前设置纠察线，但最后决定不这样做。该公司故意突出我们这些明尼苏达大学的“特聘教授”的身份。我们没有在工厂的大部分非裔美国人工人中做过必要的了解，他们与圣保罗黑人城市联盟的领导阶层一道，认为我们的抗议活动会危害他们的工作。我们决定取消工厂前的罢工纠察线，并在附近的Hallie Q. Brown社区中心举行一次简单的集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具有启发性的时刻。
我的同事中有苏珊·盖格，她是纽约“南部非洲团结工会”的成员。当明尼苏达大学的非裔美国人和非洲研究系有一个教学职位空缺时，我成功地聘用了她。正如所希望的那样，她在我们这里的反种族隔离工作中被证明是一名忠诚的拥护者。我还曾与已故的詹妮弗·戴维斯（Jennifer Davis）、诗人丹尼斯·布鲁图（Dennis Brutus）、非国大（ANC）成员弗雷德·杜布（Fred Dube）和阿尔比·萨克斯（Albie Sachs）共事，后者后来在南非最高法院任职。
1978年的秋天，我在一艘名为“海上学期”的船上授课——这是非裔美国人进入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唯一途径。在一周的时间里，我游历了德班、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我的美国护照给予我的特权。根据南非法律，我是“荣誉白人”（honorary White）。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知道了“讨厌的家伙”（a pain in the neck）的含义。每当我看到种族隔离的迹象，我就会想起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法案。我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会怎么做。
我一直在南部非洲工作，直到1990年曼德拉获释。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来庆祝他的获释。
在尼加拉瓜摘棉花
20世纪80年代，当桑地诺解放阵线革命发生时，我立即投入到了这项工作。我开始与尼加拉瓜团结委员会合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第一次与您（安妮·温克勒·莫雷）和中美洲资源中心合作。
1984年1月，我跟随一个工作队开启了第一次尼加拉瓜之行。由于我采摘过棉花，我半开玩笑地称其为我的寻根之旅，但实际上我认为摘棉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新奥尔良的种植园全是甘蔗。人们不得不去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寻找棉花。我有亲戚在制糖厂工作并且有一个从事甘蔗收割的叔祖母。
你知道1619计划吗?我特别欣赏他们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残暴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其中包括一张有个人弯腰摘棉花的照片。在尼加拉瓜，我们摘的植物更高、品种更丰富，所以有时我们在摘的时候还能站起来。这相对来说更容易。尼加拉瓜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在作物上使用落叶剂——橙剂。
当桑地诺解放阵线（the Sandinistas）在1990年的选举中失败后，我在社工党的倡议下开始从事古巴团结工作。我和共产党员阿普里尔·克努森（April Knutson）起草一封联名信，呼吁开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认为古巴需要被团结在一起。我们初次会面是在老布莱恩·赫伦（Brian Herron）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锡安浸信会教堂。我想那是1990年4月，当时青年基斯·埃利森也在场。
退出社工党并致力于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入研究
我于1995年退出了社工党，当然这并非自愿。因为我违反了一项规定，接受了由美国移民及规划局（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联合赞助的纪念马丁路德的公开活动上发表演讲。这个活动在布卢明顿的惠普尔大厦举办。我接受了处罚，并继续与党保持合作。
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打击，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小时候，我母亲曾开玩笑说，他们决不会真正惩罚我，因为我有一种自娱自乐的能力。我有这种化逆境为优势的能力。我被开除后就是这么做的。在党员乔恩·希尔森的敦促下，我继续在古巴委员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我也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我以一种更有见地的方式重新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深入研读了50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
这项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一本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它帮助我认识到社工党只是更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插曲。无论党派如何兴衰起伏，共产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它帮助我把党和我的被开除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
权力在街头，而不是套房当中
2000年的大选对美国的选举政治现实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一课。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仅仅一个人就决定了谁会成为总统——一个没有经过选举且在办公室待了一辈子的人。我指的是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她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的五票对四票中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当众议院的一些代表去参议院要求他们就法院的决定进行讨论时，参议院中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甚至包括最进步的议员——威尔斯通和法因戈尔德。你可以在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C-SPAN）上看到相关全部内容。
作为参议院临时副主席的戈尔（Al Gore）不想触及这一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不愿意走上街头挑战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选民愿意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去登记，但不愿意接受其带给自己的多数的权力。
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群众会走上街头。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波多黎各刚刚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你是否知道20世纪20年代由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Pedro Albizu Campos）领导的波多黎各运动，是由一位美国官员泄露的一封关于波多黎各的信引起的，这可能是你能够想象到的对一个民族最蔑视的言论之一？！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最近的起义也受到了泄密事件的启发。历史往往重演。）
最近有个记者问我对耶利米·埃利森的看法，以及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当一个人从街头活动家转变为政治家时，会发生什么？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关于他父亲基思•埃利森（Keith Ellison）的类似问题。
理解自由的力量从何而来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来找我要过推荐信，希望能进入法学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试图告诉他们这条路存在什么问题。我用了一个我经常在放在考试中的术语:走出街道，进入套房。他们中的许多人说，“如果我能打入内部……”他们相信权力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来自街道、路障和纠察线。
除此之外，我评价卓越的革命领袖的一个经验法则是，看这个人是在追求个人的名望和荣耀，还是把自己视为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何塞·马蒂有句名言:一粒玉米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的荣耀……
当我在2007年接触到弹劾布什的运动时，它迫使我去思考该如何回应。那时，我说道，如果你不弹劾这个制度，白宫里就会有更糟糕的人。现在，特朗普又被弹劾了，我依然坚持己见。如果我们不弹劾这个给我们带来特朗普的体制，我们就会有一个住在宾夕法尼亚1600号的人，他会让特朗普相形见绌。
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我是少数对竞选不感兴趣的黑人教师之一。我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古巴革命。我的学生认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我告诉他们，奥巴马的当选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应用程序，而不是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个类比似乎很恰当。
除了弃权者（2016年有43％的选民投的就不是2016年的那两个候选人）以外，我们都遭受着我所称为的“投票拜物教”之苦，这种错误的信念认为，在投票站发生的事情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如果你认为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投票，扪心自问一下:类似于我这样的人是如何获得投票的权利的？是因为那些像我这样的人和那些像我这样的人的盟友，走上街头，或者威胁要这么做。
投票只需要三十秒钟。它是独自完成的，没有什么比做一个简短而单独的动作更加能让人远离行使权力的了。行使政治权力需要很多的人以及很长的时间。当您投票时，您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对候选人或政策的倾向提出主张。要行使政治权力，我们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推行我们的意志。因此必须夺取权力。
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正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由181名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最近发表声明称，他们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仅仅是股东。这证明了在统治阶级方面日益增加的对大众的恐惧。他们的声明实际上驳斥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正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些CEO们正试图“给猪涂上口红”。他们害怕反抗，想办法将其压制。当然，他们的新智慧只是表面功夫；但这就能说明问题。
我们今天拥有的机会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60年代的激进主义是富裕背景下的激进主义。在70年代，对我来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作为社工党的候选人，我在竞选市长时获得了终身职位……
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我们这代人不必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需要更强烈的意识投身于革命之路。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的机会开始减少，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所能失去的也将越来越少——这使得《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成为现实；他们“仅仅失去的是锁链”。
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从未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提出质疑。今天，这个制度已经陷入了一场无法解决的根本危机。这是一场全球危机；想一想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越来越多的事情——几乎每一块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群众都走上街头示威。
直到198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一直在增长。在过去的三年里，它实际上已经减少了。自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以来，我们还没见过类似这种情况。1915年以前，一个贵妇预期要比贫困女性多活3.5年。现在，这个富有的女人能够多活13年。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再为人类服务的体制。人们深谙此道，想一想农民和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吧!
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最好的东西已经在我们身后。这个制度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行消亡；它必须被推翻；否则，它将继续对我们施加各种各样的恐怖，以拯救自己。
至于革命进程将如何进行，也许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1917年的一次彩排，而菲德尔1953年对蒙卡达军营的不成功袭击，是1959年革命胜利的一次预演。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彩排就不会有革命的决战。这需要多长时间开始，以及预演和“决战时刻”之间的具体时间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这边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革命的领袖，这也正是需要彩排的原因。真正的革命领袖是通过斗争产生的。除非我们通过斗争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否则我方不会为决战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必须进入擂台，一决高下。美国目前的斗争实例包括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通用汽车罢工、麦克卡车罢工、西南部铜矿工人罢工、科罗拉多理工大学（CTU）教师罢工。正是在这样的日常斗争中，才会产生一个新的卓有成效的革命领导人。
我对结果不作任何预测，只是在这个时刻以一种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式提供了解决社会压迫和不平等危机的可能性，这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现在还活着真是幸运。想想那些曾梦想着有这样一个机会推动我们前行的高尚而勇敢的斗士们吧。正如我在劳工团结集会上说过的，不是每一次斗争都能取得胜利；但是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
黑人的生命很重要与种族排斥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多种族和性别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警察暴行只发生在黑人身上。现在也有女性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变化是极其重要的。你不能发起一个基于性别或肤色而排斥人们的运动。这些发展标志着自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来的进步。
我知道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存在着关于将白人排除在运动中制定决策的权限之外的争论。我认为，在一场力求让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感和平等决策权的运动中，不应该有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某人是黑人或“POC”（我被迫使用的一个术语），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进步的。甚至可以说，奥巴马时代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肤色、性别或性取向并不能告诉你，当麻烦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阶级斗争的哪一边。
几年前，我们明尼苏达州古巴委员会在圣保罗的东区自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论坛（幻灯片58），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活动人士，让他们了解古巴警察的现实状况。我试图在我的发言中传授古巴革命的教训。古巴人不得不对警察系统进行自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任何改革都不会改变警察暴行的长期存在，也不会改变贫穷的有色人种社区内的犯罪的持续存在——这是“我有我的，你有你的资本主义道德”的产物。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一个采访者问到他的努力是否是为了唤醒非裔美国人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的意识。他马上回答道；“不，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只是想唤醒他们的自我价值。”这就是古巴革命能够为其人民所做的，也是我们所需要效仿的。这是克服所谓的“黑人内斗”犯罪的唯一途径。
关于平权行动及相关现实的一些思考
我对我这一代人有些不满。当我们为平权行动而战时，有一种倾向是让肤色充当进步政治的代名词。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上升，无论社会出身如何，通常都会有政治权利的改变。
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我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最明显的表现——当地统治阶级与无家可归者玩打地鼠游戏。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几年前，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已故的堂兄试图避免让我看到贫民窟的场景，那几乎是世界末日。比如那些像我一样成功的富人，对无家可归这种严重影响非裔美国人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他们宁愿忽视的令人不安的现实。
不幸的是，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中，有一个曾经与我密切合作的好朋友克里斯·尼森（Chris Nisan）。直到大约一年前，我还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遇到他。我担心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对于我们这些热爱克里斯并与之共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处境。克里斯可能是反警察暴行工作中最有效的领导者。
我遇到过一些曾经上过我的课的无家可归的人。
我有一些年轻的亲戚住在华盛顿特区，在那里的黑人无家可归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不知道，当我的表妹和我1960年代在那里学习的时候，到处都是黑人无家可归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在步行可及之处看到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在街上挣扎求生，这如何能够让人为此感到自豪呢?
对于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和不同身份的年轻人来说，美国梦正在迅速消失。他们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种族歧视法统治下对美国现实的怀疑。民调显示，在千禧一代中，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受欢迎，这让我很受鼓舞。而这是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前，而下一次萧条肯定正在到来!你得回到30年代才能找到类似的观点。资本主义并不适合这一代人。我在课堂上和在我能够进行的讨论中都能听到类似的看法，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能的。
我的任务是提供一些历史的视角。
对五十年教学的思考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退休。那个时代的少数人还在坚持工作，算是濒危物种。这包括我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艾伦·艾萨克曼（Allen Isaacman）和兰辛·卡巴（lansin Kaba），他们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地方。
我为什么想要退休？我很庆幸能够继续在大型公共机构做我的工作。考虑到我的政治立场，今天我很幸运能向年轻人学习当前的政治现实，并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刚收到一位2015年毕业的思想保守的学生的短笺，希望获得一封推荐信。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有意见的分歧，他想知道我是否记得他。 我回答说：“当然，我记得你；对于那些让我保持警惕的人，我总是会这么做。”他回答说，我的课是他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上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门课之一，“这门课不断地挑战我，让我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思考，帮助我改变了对许多社会问题或不公正现象的观点。”
我尤其珍视这样的反馈——来自那些带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进入我的课堂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共产主义者是什么——经常把它与斯大林主义者或自由主义混为一谈。我期待着挑战他们的刻板印象，学习新的方式用来回应他们的担忧。几年前，明尼苏达大学校友会要求曾经在明尼苏达双子城大学学习过的学生说出一个对他们的学生经历有重大影响的人。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名字出现在8800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44名教员之列。我做梦也没想到能位列这么多杰出人物之中。
远离圣詹姆斯教区和新奥尔良。
我们根据历史经验做出预测并构建活动，但是，正如奥古斯特所表明的那样，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集体努力中，地理环境（我们最终的所在）和突发事件（偶然性）也起作用。奥古斯特通过向我介绍了他对明尼苏达州娱乐消遣方式的新尝试结束了这次采访。
我的继女莉亚带我第一次去明尼苏达州的库恩拉皮兹大坝钓鱼。我们钓到了几条大鱼，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时光。莉亚送给了我一份生日礼物，让纳塔莉和我作为VIP客人参加无与伦比的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又名议会/迷幻疯客）的音乐会，其中包括与这位传奇艺术家合影。
今年夏天，我的同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凯尔·爱德华兹（Kyle Edwards）带我去看了我的第一场双城队的比赛。棒球的好处是:有很多休息时间——足够我们进行重大的政治讨论。
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记录：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传染病所造成的，如此程度的危机。我非常幸运能有两个班级的45名年轻的忠实听众与我讨论，并帮助他们了解这个空前的时刻，即使我们不能以我真心渴望的那种方式进行面对面会谈。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是如此的增长见识。我很荣幸能够在家工作；而许多朋友和家人却不能如此。十分庆幸我没有退休！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后的明尼阿波利斯暴动
摘录和编辑自：弗洛伊德（Floyd）逝世引起的愤慨是大规模和多种族的。
5月26日周二傍晚的抗议活动则有所不同。在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五千人的和平集会，决定发泄他们对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最近暴行的愤怒。尽管主流媒体关注的是群众动员结束时的愤怒暴力行为，但从那时起，重要的新闻是三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这次动员是该市自1992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示威以来针对警察暴行的最大抗议的活动之一。
我们这一代的非裔美国人，仍然对今日种族多元化的反警察暴行的抗议活动感到惊奇。在20世纪60年代，白人几乎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抗议活动。但在周二，他们却占了多数。
2019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