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回忆香港大罢工前后

刘达潮



海员


  1911年,我在九龙登上英国昌兴公司的“日本皇后”船,当了学徒。
  “日本皇后”船上有几百人,分成很多等级,我们海员什么事情都不能由自己作主。直接管我们的人是中国工头,工头上面是西人(英国人)管事,管事之上是英国船长。每天,西人管事和船长来检查工作时,我们真是提心吊胆,连香烟都不敢抽,稍不如他们的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每天累死累活的要干十一个多小时的工作。
  我们几个海员凑到一起,就悄悄地议论:“什么事情是我们自己能作主的呢?”
  “什么也不行,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做主的时候啊!”有人悲观失望地说。
  “有一样我们自己可以作主,那就是——跳海!”
  上船还不到二十天,我就学会了赌钱、喝酒。说起来,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竟有让人学坏的规矩!可这是事实。海员弟兄们诚心实意地劝导我,要我学赌钱、喝酒、抽大烟。他们说:“兄弟,你既然上船来了,胳膊就拧不过大腿去。赌钱、抽大烟,这是规矩,两水不抽又不赌,就要被开除的呀!”
  工头知道我还在犹豫,每次见到我,直对我翻白眼。我明白,再不抽不赌,就要砸饭碗了。我只得下了决心,先试着学抽大烟。
  抽大烟的地方,是工头专门设置的一房间。我头一次走进去,就闻见一股子怪味,还没有抽两口,就呛得受不住了,脑袋嗡嗡叫,心里直恶心。我托了个词,急忙走出房间。不行,这一行咱学不来,还是学赌钱去吧。
  赌场就在饭厅。虽说是天天吃饭的地方,这时却觉得生疏、可怕,浑身紧张。一个正直的人,谁不愿意向上,谁不愿意往好路上走?可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一条邪路,是一条危险的路,也得硬着头皮走下去,心里怎么不难过呵!
  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经过船长、西人管事和工头的克扣,再经过抽赌,结果一扫而光,回过头来,还得向工头借高利贷。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呵!好心的弟兄们为了我能够养家湖口,生活下去,就教我各种走私的办法,偷运大烟土。自然,这是更危险的事情,一旦被查出来,轻则受罚、开除,重则坐牢。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死亡在逼迫着我干呵!

海员工人俱乐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员们的思想活跃得多了。时常三三两两地背着英国人,背着工头,悄悄地议论。有一回,我听见几个海员背地议论着什么,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却又咬牙切齿。细一听,也不太懂。他们说什么“苏维埃”、“列宁”、“工会”。
  可是,看得出来,这些名词很新鲜,给了海员们无限的力量,他们说:“兄弟们,我们也应该这样——成立工会,自己当家。”
  听到他们说要自己当家,我情不自禁的笑了,倒不是为了海员自己能当家而兴奋的笑,而是笑弟兄们尽瞎想。
  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世界就像迭罗汉似的,人压人,一层压一层,工人是被踩在最最底下的,怎么会让工人自己当家呢?八九年以前,我一上船的时候,你们不是给我说这个世界就不是工人作主的世界吗?我就问他们:工人当了家,那上面那些英国船长,管事,还有工头靠什么生活?他们愿意吗?
  “兄弟,”有的海员给我说,“难道你愿意这样下去吗?”
  “当然不愿意。”
  “那就得想办法。”
  当海员的有个好条件,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国去,别人只能听说的事情,海员会亲眼看到的。有的海员(别的船上的),到过苏联,见到过那里的工人生活,他们回来说,苏联工人能自己作主了,没有把头,工人不受压迫,也不受剥削。那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权都是专为工人农民办事的,领导人的名字叫列宁。
  苏联的海员也来过,这更是许多海员都见到了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我的思想开始活跃了,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希望了。
  不久,船上组织了俱乐部。俱乐部就设在工头为工人们设的赌场。大家选我当了负责人。
  海员们自己凑钱,买了些书、报,又买了些药品,(船上有英国医生,但是中国海员不愿找他看病。)还组织了剧社。俱乐部的设备虽然十分简陋,可是受压迫的工人,看到有了这一点可以供自己活动的地方,那真是高兴啊!一有空就来玩,看书、看报,有了病就来取些中国药治疗。
  我记得,剧社第一次演剧,就挣了百多元钱,(我们这客船光一等仓就能容三百多客人。合计起来,最少七八百客人。)俱乐部决定:这些钱,都归海员大家伙,谁有了困难,就可以拿这钱救济。
  说也奇怪.从有俱乐部的那天起,海员们,谁也没有和谁商量,就都直起腰杆来了,都觉得自己长高了一点。同时,工头们在自己眼里也不那么可怕了,他们也不像以前那般神气十足了。
  有一天,工头照例催逼着大家去赌钱,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弟兄们,今天我们不赌钱!俱乐部要排戏。”
  “好啊,不赌!”大家齐声欢呼,把海浪的声音都压下去了。眨眼之间,工头不声不响地溜掉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海员们这样齐声大喊,第一次看见工人说了算;也是第一次看到工头害怕工人的狼狈样子。

支援“满提高”


  这时候,在其它船上也成立了俱乐部,酝酿着要成立工会。香港政府一听“工会”两个字,就不乐意,不让成立工会。没奈何,工人们就组织了“中华海员慈善会”。
  英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满以为现在的海员工人和过去差不了许多,可以随便使用和摆置他们。1920年冬天,他们要实行包工制了。包工制一实行,全体工人就等于是被大包工头所雇用了,他不让谁做工,谁就得失业。包工头们只对帝国主义轮船公司负责,对资本家有利,可是工人头上却增加了好几层大山:总包工、一包工、中工头、小工头……。
  包工制的第一桩事,就是每个工人每月得向大包工交两块钱,其他各级工头,当然也是靠剥削工人工资生活,他们剥削你的钱,也用不着你去交,反正工资是得经过大包工扣了以后,才能到工人手里的。
  有一天,一个叫做谢诗平和一个叫做王德轩的人,来到了我们“日本皇后”船上,要推行包工制。可是这些家伙并不知道中华海员慈善会己经走在他们前头,“日本皇后”的海员已经有了准备。
  原来,“满提高”船二百多工人,都被开除了,因为他们全体一致不服从包工制,慈善会同工人们一起,去找了英国轮船公司。可是英国人说:“去找王德轩吧。开除谁雇佣谁我们不管了。我们是只要有人给干活就行。”慈善会就和工人们找王德轩讲理,没想到王德轩和谢诗平却说:“两块钱还多么!这不过是手续费。”这一下简直把工人都气炸了。于是,慈善会就通知“日本皇后”船的工人们说,我们要支援“满提高”,都给他来个不干活,看他们怎么办。
  我们全体工人一致响应,他要实行包工制,我们就不干活!
  这时,谢诗平和王德轩在“满提高”上打了胜仗,得意忘形地朝“日本皇后”走来,一前一后,一个胖一个瘦,都弯着脖子,舔着肚子。
  工人们本来就对这些家伙没好感,加上他们又开除了“满提高”二百多弟兄,还要把包工制搬到我们船上来,海员们怎么能不愤怒呢?
  那两个家伙上得船来,就宣布要实行包工制。我们好几百海员一致回答:“我们不实行!”
  两个家伙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大家放明白点吧!”
  “不实行又怎么样?”
  “和‘满提高’一样对待。”
  “和‘满提高’一样对待?”我们故意问,“怎么对待呢?”
  “限你们一天答复,如果明天还不答应,就宣布你们全体被开除。”
  一听“开除”两个字,工人们的怒气再也按不住了,一涌而上,用拳头向这两个家伙开了火。霎时间,只听得他俩呀呀乱叫,刚才那股威风劲儿不见了。
  十几个英国人连忙跑来阻止,同时扯下了报警旗。不一会儿,巡捕也奔到船上来,他们并把船长也请了出来。
  王、谢二人刚才被工人打得已经有点六神无主,这时候,一见他们的主子们到来,以为有人撑腰了,就嚷嚷起来同时用他们的爪子乱指乱点起来:“是他打我!”“是他打我!”
  全体工人都挺身而出,一齐喊道:“是我打的!”“我们反对包工制!我们现在停工不干了!”
  这两个家伙,这帮子带枪的巡捕,连这群帝国主义分子,在我们工人面前退却了。包工制和包工头一起碰了大鼻子。要知道,我是俱乐部的主持人,并未布置打人的事。一打了人,大家也都知道出了事了,打了别人不要紧,打了这两位香港大名鼎鼎的英国人的爪牙不是开玩笑的,于是我们都准备被开除,不干了,大家很齐心。没想到第二天,工头们请我们来了,他们代表公司说:“日本皇后”是客船,用新工人是不妥当的,为营业计,要求工人复工。包工制可以不实行。”我明白了,原来团结最要紧——帝国主义就怕这个。

第一怒涛


  “满提高”工人一听到“日本皇后”船海员的胜利,就同慈善会一起,再次找公司讲理。英国人耍赖说:“不是我们开除你们,是你们不干了。”他们还冲着慈善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是慈善会,这又不是慈善事业,你们管不着。”
  不仅事情失败了,很多工人还怪“慈善会没有用”。但是我们并未因此停止斗争,而且要成立工会——这已经成了大家一致的奋斗目标,因为海员们都知道,在西欧各国,工人都有工会。
  1921年3月间,工人们所渴望的工会成立了,这个工会就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这时,我在“俄国皇后”船上工作了,船上的工会一成立,我就当了“俄国皇后”船上的工会支部主持人。“工会”,在我和工人们的脑子里越来越形成一股力量了。工人一有什么事就说:“找工会去。”大家把工会看成了自己的组织,都依靠它、支持它。海员工会总会领导着工人们,在别的船上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斗争,得到了胜利,更是鼓舞人心。工会会员越来越多了。工会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会有支配工人(介绍职业)权,工会有在签订雇工人合同时派代表权等口号。正适合工人们的心思。工会提出,为实现这些条件,准备举行大罢工。
  工会第一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9月间,资方不答应;11月间,第二次提出增加工资,资方还是不答应。到了第二年(1922年)1月,工人们忍不住了,工会就向资方提出,在二十四小时内如果不答复,就开始罢工。
  这时候,“俄国皇后”船正在往渥太华的途中。回到半路上,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船抵香港后就立刻罢下来,并且说香港已经罢了。我们立刻开会讨论。其实,根本用不着讨论,大家的心思是一致的。
  我们一到香港,就知道海员工会已经被封闭了。
  当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时候,斗争来,斗争去,就是为了争个组织,有了组织就像有了家一样,哪次出海回来,我们不是立刻就到海员工会去呢?可是这一次,没有家了,无依无靠了。我们正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海员工会的同志忽然来接我们了。我惊喜地问他:“不是封闭了吗?”
  那位同志笑着说:“封不住的。他只是把门给封了而已。”
  工会想的非常周到,为了使帝国主义在罢工后找不到人,早在广州作了安排。当时,工会给我们发了火车票,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广州。香港政府看见工人都坐火车到广州来了,就匆忙把火车停驶了。他们以为这办法满不错。可是在我们后边来的工人,就冒着雨,步行着赶到广州来了。
  我们在广州,有吃处,有住处,大家团聚在一起,看香港政府的热闹。紧接着,全港运输工人举行了同情大罢工.罢工的声势更加浩大了。香港已经成了孤岛。
  这就是著名的我国第一次海员大罢工。邓中夏同志曾写道:“1922年1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

海员工会万岁!


  在罢工的初期,香港政府就把大炮开到海员工会门口,将海员工会的牌子摘去了,工会的一切东西也都抢走了。以“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为罪名,封闭了海员工会。他们未料到海员们对工会这般拥护,形成骑虎难下,又深恐其它产业工人相继罢工,很愿意和我们谈判。
  来和海员工会谈判的是一群洋奴。觉悟了的工人们,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工会。不然,既不复工,也不谈判。洋奴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是得把招牌上的字去几个,或是加几个,因为“这是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的,原封挂起来就影响政府的威信……。”
  海员工会的代表们说:“工会的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个字也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而且是就要原来的那一块牌子。”
  洋奴们碰了鼻子,香港政府没办法了,就派了香港地区教会的头子……耶稣教的会督出来收场。
  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香港最宽最大的一条马路——电车路上挤满了人,交通堵塞了,电车停驶了。——海员工会原来就设在这条街的一座楼上。十多万海员工人围聚在那里,鞭炮声震天震地,——在平常,响鞭炮是犯法的。百多个警察也前来“维持秩序”。
  这时,两辆大汽车从人群中慢慢地挤过来.车上放的是海员工会的招牌,和工会原来的一切东西。
  一个穿着黑色教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外国人,从一辆小汽车里走了出来。这就是香港政府派来给工会送招牌的耶稣教会的会督。
  工会的牌子在十来万人的掌声中,欢呼声中,和在无数的鞭炮声中,徐徐地升了起来。
  “工人万岁!”
  “海员工会万岁!”
  喊声和鞭炮声,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几个大字,在大楼上放出光芒。
  和许多工人一样,我大清早跑到这里来,直到天黑,整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觉得饿。兴奋地站在工会门前的大街上,久久不肯离去。

苏兆征


  苏兆征这个名字,在第一次大罢工以前,我们就常听到别人谈起,都说他领导罢工有办法,在工人中很有威信。
  第一次大罢工时,我从香港来到广州的那一天,就听说苏兆征也在这里。他是我们罢工委员会的总务主任呢!我们几个人就商议着说:
  “咱们去拜访拜访他吧!”
  那时候,谁也想去看看他,都觉得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我们还想去打听打听,他是怎么领导“泽生”船罢工的——“泽生”船的工人弟兄们是第一个罢下来的。可是,谁都有点怯场,心里在嘀咕,要是人家不见咱们呢!或者对我们不热情呢?
  到了晚上,我们六个人才抱定决心要去看他。
  第二天,我们就去找他。他的办公地址,是在珠江上的四柱大艇上。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看他是个平常的海员,就打消了一半顾虑。进门的时候,我们稍稍谦让了一下,他就不由分说,把我们一个个推到屋里。这一下,我们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了。
  苏兆征约莫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有点瘦。两只眼睛很红,大概是熬夜熬得太厉害。一说话,就习惯地用左手不断地摸他的两道眉毛。说起话来,显得很亲切。
  我们问到他“泽生”船罢工的情况,记得他说:“我们斗争,是因为我们受压迫受得太厉害,要想不受压迫,就得斗争,这就是出路。”
  他还说:“少数船罢下来不行,大家能这么一道罢下来,英帝国主义就没法办。”
  临走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不达到目的,我们决不收兵。”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兆征。
  罢工临结束时候,陈炳生因为私人犯刑被抓了,管财政的秘书翟汉奇就想混水摸鱼。苏兆征这时候当了代理会长,他真是铁面无私,非让翟汉奇把帐交出来不可,这家伙推托说,到了香港再交。苏兆征一猜就猜中了,这家伙一定是想偷跑,就坚持让他交,结果这家伙还是逃跑了。
  一到香港,苏兆征就又要找翟汉奇斗争,结果他投靠了香港政府。苏兆征就召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翟汉奇出工会。
  后来工会的经费困难了,苏兆征就跟大家商量,我们自己来解决。海员们都赞成。十大总统船四大皇后船都鼎力支持。演剧、募捐,集了很多很多钱,我们船捐的钱是最多的。
  虽然大家当时都很困淮,可是都热爱工会。特别是大家对苏兆征这样的领袖十分满意。海员的心,就是这样赤诚,只要有组织、有人诚心地为了他们的解放而出力,他们就可以不顾自己的任何困难来帮助你。

会计部副主任


  1925年6月初,也是在去渥太华的途中,我们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一听到这个消息,海员们愤怒万分,恨死日本帝国主义了。这时候,我正是“加拿大皇后”船的工会主持人,怎样来支持上海工人弟兄的斗争呢?上级没有命令。工人是一家,我们不该沉默。于是大家就商量怎样以实际行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致通过了两条,一条是到日本港口时不上岸;二是坚决不买日本货。
  回到上海的时候,才知道上海工人已经展开了大罢工。同时,海员工会也从香港来信说,为了支援上海工人兄弟的罢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香港海员也已经开始罢工。
  “加拿大皇后”船立刻返往香港。我们刚走到鲤鱼门外——离香港还有45 分钟的航程——英国轮船公司经理就赶到船上来向大家说,你们在这里工作十来年了,工作得都很好,罢工对你们没有利……我们说“一定要罢”。一定要罢,他们也没法不让我们罢。船到香港,一看香港周围的情形,更使我们高兴了,大船、小船,有的是,可是都不出气——都死死地停在那里。
  刚靠岸,海员工会就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来的人问我说:“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了。”
  “准备怎么办?”
  “我们大家都同意罢工。”
  “有多少人回广州?”
  “三百多。”
  海员工会的同志给我们说了到广州后如何联系,我们就浩浩荡荡往广州而来。
  本来,海员工会的同志嘱咐过,出港时不能带金银手饰、贵重物品,带上就要被没收。钱也只准带5 元港币,多了也要没收,因为英帝国主义想着工人们不工作,只带5 块钱过去,用不了几天就完,罢工也就会因此不能坚持。
  果然,我们每个人都被搜查了,好多工人带的钱被没收了。不过工人们一点也没有动摇,还是都来了广州。在广州的街上可以碰到罢工工人纠察队,还可以碰到背心上印着“准备”两个大红字的少年儿童队。比第一次大罢工更加有秩序了。罢工委员会把一切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人人有住的地方,全市成立了几个大食堂,每个工人都发给饭票,凭票就能吃饭。谁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罢工工人医院去治疗。这里简直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新的社会。
  这时候的香港,各产业工人都罢工了,交通断绝了,供应停止了,街市空虚,物价飞涨,垃圾、粪便堆满街道,住在楼上的人家,只能把屎拉到纸里往街上扔。正赶上这时候是酷热的夏天,更是臭气冲天,香港成了臭港,和广州正好成了对比。
  我一来到罢工委员会,就碰见了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苏兆征同志。
  苏兆征同志一见我,就非常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咱们正缺帮忙的人,你给咱当会计怎么样?”
  我非常高兴的答应了,苏兆征同志就把我介绍给会计部主任何来,我在这里当了副主任兼管纠察队的军需。(咱们纠察队有两千多人哪!)
  给几十万人作会计工作难以想像的复杂,几十万人的一切物质供应都得负责。光是会计部及庶务全体工作人员就是一百二十个人,我文化不高,有困难,可是能为这么多人办事可真高兴。

火烧东园事件


  罢工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设在东园,这原是个“游乐园”, 罢工委员会好几百人在这里办公,摆不开,于是就用葵树叶子搭了好些葵棚。会计部的办公室,就在用葵叶搭成的楼上。
  苏兆征同志兼着财政委员,工作非常繁忙。每天清早,他总要来会计部和大家见一面,把工作安排一下,再到别的部门看看,才走出东园到全市奔忙,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来。我们每天晚上因为要结账,工作得很晚才休息。罢工委员会每天要向几十万工人公布账目,一切财政对工人公开。
  一天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去了。忽然听到街上“堂、堂堂……”飞驰着救火车。正在吃饭的人们惊奇地问:“是哪里着火了?”
  没一刻,人们说是“东园”着了火!
  我们丢下碗筷,抢着齐往外跑。只见东园那个方向,黑烟滚滚往上升。我们会计部的人比谁都着急——钱和帐都在葵叶搭的办公室里!我们急得直冒汗,拼命往回跑。
  可是,着急也没用,赶到“东园”时,消防队正在那里忙着,不准人们挨近。
  我们眼看着工人们自己的东西在燃烧,心里又痛苦,又焦急。直到下午四点来钟,火被扑灭了,我们拥进去,看见的是一堆一堆的黑灰,和一股股的残烟。我直奔会计部办公的那个地方,可是,连那个地方都很难找到了,只见黑灰堆里有几根烧坏的柱子在冒烟。
  我们急着找那几个最重要的东西——保险柜。可是,也都不见了,不一会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会计部了——这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吃和喝,关系着整个罢工的成败。正在这个要命的时候,传来了恶毒的谣言说这把大火是苏兆征放的,说他是个共产党分子,有贪污嫌疑。并且说的是有眉有眼,说是苏兆征同志和会计部的人们勾通了,会计部的人,又多是他介绍来的,说他早就有舞弊的计划。……
  不明真相的人们都被弄糊涂了,有人居然信了这些人的话,给他们帮腔。简直把我气昏了。倒不是因为我也在被怀疑之列,而是为兆征同志着急,我很清楚,这事和他丝毫没有关系。他又是一个很有威望的负责人,罢工的领导全仗他呀!可当时连辩护一句都不行。
  正当大家在乱咦嚷,我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苏兆征同志回来了,我们是多么盼望着他回来哟!
  他一进来,许多指桑骂槐的话,就向他发射出来,有人更指着他的名字骂,骂得真难听啊!
  我这一辈子,真少见这样有涵养的人,他不慌不忙,十分沉着,好像他并没有听见别人在骂他,在怀疑他,又好像这里并没有失火。一见他这样,我们才放了点心。他很冷静地对大家说:“请大家各就各位,很快收拾一下,继续工作吧。我们要乱了步子,所有的罢工工人兄弟就会更乱的。”
  忽然间,有人想起来了:保险柜又不是一块木头,它是不会烧得连影子都没有的。可是保险柜哪里去了呢?这时候,人们想起来,在会计部的下面有一条河,这条河,是这里作游乐园的时候供人们玩的,因为这条河,会计部的办公室才架在空中成了楼。保险柜准是掉在河里了。
  天快黑的时候,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忽然放下来了,几个保险柜被拉了上来。瞧呀!帐,钱,都在里面。会计部的同志简直高兴得都要跳起来,就争着往出拿东西,要找地方开始办公。
  谁知道兆征同志一见大家要抢着拿东西,却出来阻挡,他说:
  “先不要动。”
  当时,我们大家都愣了一下,嗯?不要动?我就这么不转眼地盯着他。
  他接着说:“要知道,我们是对全体罢工工人负责的,我们一定要让全体弟兄们信得过我们。有人骂我们!不要紧,我们只要求对得住工人。”
  谁能不感动,谁不口服心服!于是,我们就另立账簿开始工作。
  第二天,兆征同志就召开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经常开的,这是罢工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七八百代表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专门查我们的帐。
  还不到一个星期,水落石出了,证明我们的工作毫无漏洞。
  好人总是好人,谣言总是谣言,兆征同志的威信更高了。你看,在他的心里,什么时候也是想着大家,相信大家,依靠大家。作风多么民主,态度总是那么沉着。想的总是那么周到。而造谣言的家伙们实在无耻极了。

新的生命


  很长时期以来,我就想找兆征同志谈谈我的心思,虽然我们没有长谈过,可是我觉得他了解我。
  还是在五年以前,1922年的“五•一”前夕,海员工会通知我去广东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那个会上的口号就有“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不知怎么我特别有兴趣。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共产党是为工人办事的。在大会的过程中,在大家的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这个大会的真正领导者,通过的那些决议,都挺适合工人的要求,我就自然地把这些决议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了。“五• 一”那天,劳大的代表和广州市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人给发面包。我拿到面包,才想走还没有吃饭,觉得肚子饿了。刚要举起面包来吃,呵!面包下面还印着字:“中国共产党赠”。说真的,我真想立刻就找到谁是共产党,想问问他,咱们工人的目标是什么?怎么领导工人斗争?
  五年了,我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工作了一年多,我肯定苏兆征同志就是共产党。我应该做个像兆征那样的同志。
  北伐开始了,兆征同志要随北伐军北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机会不能错过。他走前的一个早上,照例来部里布置工作,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了出来。
  本来准备说的一大堆话,一时间都忘光了,就红着脸,没头没脑地向他说了一句:
  “我可以吗?”
  不想兆征同志真明白我的心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慢慢来。”
  他这一句话使我不安起来,我的心,跳得比刚才还厉害,觉得这是不要我,可是我还不死心,我说:
  “嫌我年纪大吗?”我比兆征同志大些。
  “不是。”他态度非常恳切地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多做点群众工作”
  我非常满意,点了点头,对,这就是个方向,我立志要做像兆征同志这样的人——把自己献给群众工作。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叛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就是这个流血事件的消息传到广州的这一天——4月13日夜间,我们罢工委员会的几位党员同志也被国民党绑架了。
  大恐怖的寒流,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大革命失败了。兆征同志走了,何来同志没有了下落。我的心真是激动得不得了:几年来,刚刚找到了个依靠,哪知一个霹雳来得这么猛,把我的希望打断了。
  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白天抓人,晚上也在抓人,革命事业在受着残酷的摧残,我又伤心又着急。
  4月15日的夜间,有人来打门找我,我不觉一怔。
  进来的人我倒认识,可是他在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呢?
  他说:“何来同志让我通知你,要你立刻离开广州到香港去!”
  他交给我香港一个地址,就走了。
  我是多么兴奋呵!我明自,这不仅仅是同志们在危难中关怀我,怕我在广州出事,让我躲避,更重要的,是让我去投身革命斗争。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香港。那里的同志又让我去九龙。过了两天,一位姓王的同志来问我:“你在广州和苏兆征同志谈过入党问题吗?”
  “谈过。”
  “你为什么要入党呢?”
  我说:“我不愿当奴隶。咱们罢工,不是为了不当奴隶吗?要不当奴隶,就得求解放,我已经看透了,没有共产党领导不行,这次罢工能坚持这样长的时间,能取得胜利,就凭的是共产党……”
  王同志给我留下一本小册子。我一口气就看完了,里面讲的是服从党的利益,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等。看了以后,我想,这一切都行,我都情愿。
  又过了十多天,还是那位王同志,同陈郁同志来找我了,谈了一阵之后,陈郁同志说:
  “很长时间以来,党很注意你,同意你入党,我们两个就算你的介绍人。”
  “很长时间以来,党很注意你……”这句话比什么话都有力量。可不是吗?党早就在注意我,培养我了,可是我不自觉,我感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差一点哭出来。这是1927年5月,我成了一个党的工作者。

(国涌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