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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讨论会纪要

斯大林、布哈林等

（1927年5月）


　　〔说明〕哈罗德·伊罗生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文件》为题，在《中国季刊》1971年第45期上公布了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是其中之一。这份纪要是当时参加讨论的法共代表（中国问题委员会成员之一）艾伯特·特伦于1935年应艾萨克斯的要求而整理的。
　　中译文刊于《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期，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余瑞先译，唐秀兰校。


　　中国问题委员会由布哈林、艾尔科勒（陶里亚蒂）和特伦三人组成。斯大林是应布哈林电话邀请来参加会的，在讨论临近结束时起了决定作用。
　　会议开了一整夜。
　　这个会议纪要只包括基本要点，并不都是发言人原话。因为这次会议未按通常惯例设速记员。我有责任忠实摘录这次讨论的实质性内容，不重复那些在冗长的争论中经常出现的话。


　　布哈林谈了自己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农民正用暴力强占土地。这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对土地运动不加遏制，我们将失去左派同盟者，因此便不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若对农民运动加以遏制，我们便能继续在国民党内扩大影响；当我们有了足够力量的时候，便可在必要时抛弃现在的同盟者，完全按我们的意志行事。

　　特伦认为问题不是牺牲无产阶级所有的同盟者，而是应决定牺牲哪些同盟者：是已经起来的农民，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指望国民党通过一项在中国实现革命的正式决议，今天不可能，明天也同样不可能。资产阶级试图在我们赢得国民党的绝大多数以前，用军队的力量把我们打垮。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把农民暴动与无产阶级起义结合起来。

　　布哈林和特伦争论了很长时间，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艾尔科勒没有插话。显然他很为难，因为尽管他倾向于特伦的观点，但他不大愿意提出与俄国领导不同的意见。

　　然而，布哈林觉得事情很难办，他要求委员会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当布哈林去打电话时，特伦和艾尔科勒两人谈起来了。在谈话中，艾尔科勒甚至说到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内部所用的方法，是与革命的先锋队组织不相容的。

　　斯大林来了。他声言同意布哈林的意见。他认为特伦没有抓住中国形势的实质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而中国军队又都是些雇佣兵，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特伦指出，雇佣兵一般都是破产农民，如果我们支持土地革命，他们为了分到土地就会开小差回家。这不是我们出钱的问题，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分大地主的土地和钱财。

　　斯大林说，这个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中国的资产阶级左派仍然很强大。其军队不会一触即溃，等不到农民暴动与无产阶级起义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在内战中被打败。斯大林读了几份鲍罗廷发来的电报，表明国民党领导决心要反对土地革命，即使与第三国际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斯大林做出结论说：问题不在于特伦的观点一般来说是否正确，而在于这些观点在目前情况下是否适用。是斗争，还是讲点策略？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委员会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

　　特伦：我们应该斗争。

　　斯大林：现在进行斗争就一定失败。讲策略就不仅能赢得时间，而且还有可能加强我们的力量，在以后有可能取胜时再进行斗争。

　　特伦：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进行斗争就一定会失败。如果我们赞成镇压农民起义，那么，以后再要把农民争取过来就要花很长时间；没有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革命就会无限期地推迟。

　　斯大林：讲策略也可以不作任何妥协。土地革命吓坏了国民党，只是因为它直接危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的利益。我打算给鲍罗廷发个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平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

　　特伦：事实上，真正的革命是不会把这样的“禁令”放在眼里的。

　　布哈林：为什么不会？无论如何，我们只能这样做。

　　特伦：但是，如果已经起来的农民的行动超出了斯大林提出的界限（这是难免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领导为了强加限制，定会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支持他们？

　　布哈林：我们是革命党，我们不害怕使用武力。必须用一切手段保证我们的决定得以贯彻。

　　特伦：那是布伊耶侯爵1792年反对法国革命时所用的政策；而不是革命的国际在1927年应该采取的政策。

　　斯大林：布哈林是按逻辑推到了极端。事实上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决定。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是斗争还是讲策略？

　　特伦：我对中国形势了解不够，因此不能肯定说，讲策略就一定会遭到失败。虽然我根本不认为讲策略是必要和可能的，姑且假定是这样，那么，策略就只应该是策略。

　　艾尔科勒：那当然喽！

　　特伦：那么我要求，我们应该反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用武力来限制土地革命的一切企图，这一态度坚决的指示应包括在斯大林要发给鲍罗廷的指示之中。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对没有出现的问题，没有必要发指示。我再说一遍，我们在中国群众中有足够的权威，所以没有必要使用强制办法。

　　艾尔科勒：既然斯大林说了，他同意你对问题的实质的看法，我认为，特伦应该相信斯大林同志。

　　特伦：你们是多数，你们愿怎么定，就怎么定；但如果不把我要求的补充命令下达给鲍罗廷，我将在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公开阐明我的保留意见。

　　布哈林：少数必须服从纪律。我希望特伦同志放弃自己的打算。

　　斯大林和艾尔科勒表示同意。

　　特伦：事关重大，什么也阻挡不了我阐明自己的保留意见，要让大家都知道。难道你们也打算对我使用武力？

　　斯大林：别开玩笑了。

　　就这样，结束了会议。


　　我确实在全体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敌视气氛之强烈，竟使我不能非常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之所以缺乏勇气，同我对问题的认识不清是有关系的。我简直不敢设想：我们革命的国际会变成反革命的国际，而无产阶级的俄国会逐渐变成代表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经过五年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我才明白了这个严重的现实。
　　就在斯大林给鲍罗廷下达指示后不久，担任国民党农民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指挥了对农民革命的讨伐。被人传为丑闻的是，斯大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了一份电报，撤回他以前的指示。后来我们了解到，谭平山接到电报十分高兴，如释重负。但是，资产阶级领导人还照样讨伐，中国农民失败了，无产阶级革命被扑灭了。

艾伯特·特伦
写于1935年8月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