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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斗争片断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上席 汤桂芬



第二碗水


  我看到今天我们工人的幸福生活,常常会想起过去为生存而斗争的日子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的时侯,我在沪西日本同兴军衣被服厂做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个月只得二、三十斤杂粮和五升大米。每天,我们带苞米饭上工,中午,只能领一碗热水泡饭吃。日本资本家为了省煤,连水都不烧开,只有一点热气。就这样的温水,每人也只许盛一碗。我们只好忍着气吃冷饭。有一次,女工王月华的饭冰冷,去要第二碗水,一头恶狗猛地扑在她身上,在她后腿上咬了一口。王月华受了伤,只好歇工去看病。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劳保待遇,看病不但不给工资,而且多病几天就会被开除。王月华就差一点为一碗水被开除。
  那时,干一个月,到月头领得的工钱还不够一个人生活。为了生活,有的工人就冒着危险拿厂里的东西。女工朱小妹拿了一点纱线,出大门时被抄身婆抄出来了(那时的工人不能像现在这样大摇大摆地出入厂门,都像犯人一样,进出要被抄身婆里里外外检查)。他俩反绑着朱小妹的手,在她胸前挂着她拿的一点线,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强盗”两字,逼她到各个车间走一转。在她后面,跟着两个手拿刺刀的日本宪兵,他门凶狠地逼朱小妹一边走,一边讲:“你们可不要学我这样!”这多么令人气愤,真的强盗作威作福,而被强盗欺榨得活不下去的工人,却成了“强盗”。

大石屈服了


  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我参加了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团结工人姐妹们为生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
  有一次,厂里的日本资本家大石把全厂职工的工资扣住不发,存到银行里生利息。这可苦了我们工人。平常,我们不到领工资的日子就已经不能生活了,有些人月月借印子线(高利贷)过日子,哪里经得住扣住不发工资呢!我们天天等,天天盼,一连等了三天还不发,有的人已经吃不上饭了。党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发动工人向日本资本家作斗争。我们利用吃饭时间商量好,吃饭后不开车。斗争的目的是:一、每月必须按时发工资,一月发一次工资改为半月发一次;二、吃饭时必须供应开水泡饭。
  我们决定由扫地工做联络,修机工做宣传,因为别人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跑来跑去,而他们可以来回走遍车间。这样,我们全厂三千多人联结成一条心,吃完了阪,各自回到岗位上,但不开车。我那时当班长,也站在自己的班上。大石听不见机器响,就带着宪兵,举着刺刀到车间里来了。他们一班一班地搜索带头罢工的人。我们全厂有三十二个班,我是第二班。大石走到第一班,对着每一个工人看。女工陈素英在大石面前咕噜了几句,大石就认为是她领导罢工,一把揪住她往办公室里拖。在这紧急关头,我很着急,就暗示二班工人,全班二百多人一拥而上,围住了大石和宪兵。接着,别的班也拥上去了。大家齐声说:“我们都罢工,要去一齐去!”三千多人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宪兵也没办法。大石是很狡猾的,他一看情况不妙,马上改了主意,放了陈素英,让大家散开,并通知各班长去开会。
  班长会一开始,大石就追问大家是谁带头不开车。我们班长早就商量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吃完饭回车间一看,都不开车,也觉得奇怪。工人说不发工资没饭吃,饿着肚子干不了活,吃饭没开水泡,冷饭吃得肚子痛不能开车。我们觉得工人的要求有道理,应该答应。”开了半天会,班长都是这样说。大石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我们还要他提出保证。
  当天下午,大石答应工人要求的布告出来了,第二天发了工资,泡饭的开水也有了。我们的斗争胜利了,工人们的情绪很高,大家更加团结。经过斗争,党也增加了许多新生力量。
  现在工厂里,到时候发工资,吃饭有食堂,喝水无限制,可是,谁能能想到,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连这样最起码的要求,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又一次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天,我们上工时,看到工厂门口贴着停工的布告。工人们愈聚愈多,三三两两站在厂门口说:“停工也要工资!”有些工人开始为停工后的生活发愁。
  我们为了吃饭,为了保卫工厂不让敌人破坏,又一次团结全厂工人,向日本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时党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斗争目标:一、要求发五个月工资作为停工遣散费,争取得到三、四个月的工资,以维持工人的生活;二、到工厂里去保卫中国人民的财产。但是,当时工厂四周都是铁丝网,日本宪兵拿着刺刀、牵着狼狗站岗,怎么能进厂呢?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冲进去。
  我们几个人带头往里冲,日本宪兵用刺刀刺我们。一个女工被刺伤胸部,一个女工被刺伤头部,鲜血直流。群众更加愤怒,又开始第二次向里冲。日本宪兵便放狗咬人,群众更加气愤,都不退缩。这时,几个汉奸和警察从厂里出来,把我们带头冲的三个人都抓起来送到警察局去了。这样,群众愤怒的火焰燃烧起来了,一、两千人立刻像潮水一般,把警察局团团围住。附近几家厂的工人也赶来支援,异口同声地要求释放我们三个工人。警察局一看情况不妙,只得把我们放出来。
  这一胜利更加鼓舞了群众的勇气。后来,群众又推选我、朱红、张菊宝等五人作代表,和日本资本家谈判遣散费问题。我们在群众支持下,进行了几次谈判,最后日本资本家答应发三个月工资。接着,我们进一步提出保护工厂的口号,但是厂门紧闭,进去不得。经过大家商量,决定分成几个小队,每天有四、五十人轮流在工厂前后门日夜值班,防止日本资本家破坏机器,偷运货物。不仅男工们输流值班,许多女工也积极参加了。有一天夜里,值班工人忽然骑脚踏车到我那里,说厂里在搬运布匹和缝纫机,现在正在装卡车。当时我们决定分别动员工人和家属到门口来。几分钟后,连老太太和小孩子都来了,厂门口聚成一股几百人的洪流。大家纷纷躺在门前的马路上。当日本资本家装好了货卡车从后门开出时,发现马路上躺满了人,车子开不过去。这时,我们工人中有会开车的,马上跳上去把卡车开回去了。乘这机会,工人都拥进工厂,达到了冲进工厂保卫人民财产的目的。这件事件日本资本家气得目瞪口呆。我们工人又获得了一次胜利。

(戴泽 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