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托派和抗日战争 1977年 出版说明这里发表的文章是七十年代中期写的。大约写于1975或76年间，曾于77年1月在RCP内部讨论文集中发表。这本来是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中国托派与中国革命》﹞的第一节。下一节应该谈论解放战争中的中国托派，往后还要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托派。但续稿一直没有写，现在重新发表，干脆把题目改为《中国托派与抗日战争》，当作一篇独立的文章。 向青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于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失败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内一部份领导人和干部接受了托洛茨基对革命失败的解释和他所提出的为未来的新革命作准备的路线，由此形成中国托派。在多年中，我们中国托派一直坚持着一个自信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纲领，即不断革命的纲领，根据这纲领来进行艰苦的建党工作。后来，第三次革命发生了，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并且继续不断地发展，终于成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托派并没有在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甚至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影响。第三次革命的实际过程，在有些方面符合不断革命论的预测，主要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不间断性；也有些方面不符合不断革命论的预测，例如工人和农民作为革命动力的相对重量。中国托派未能在第三次革命中强大起来，反而因为革命是出乎我们意料地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民军为主力取得胜利的：托派首先陷于思想上的动摇混乱，然后在中共的政治压力和暴力迫害的双重打击下陷于崩溃。从五十年代的后期起，我们的组织连尚未受到中共暴力打击的海外部份也变成名存实亡了。 一九四八年底，当中共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显的时候，我们中国革命共产党内部已经有人对党所实行着的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要求改正错误（尹宽同志的意见）。一九四九年起，党内一直进行着检讨，而一九五一──五二年间在香港（当时中央机关唯一能够实际领导的地区）更发展成为激烈的争论，把第三次革命和我们的路线整个地重新检查。以后还继续讨论了好几年，不过再没有一九五一──五二年间那样热烈了。最不幸的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达到党的正式结论，而且正确的倾向本身也没有发展到对第三次革命作出圆满的理论解释。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大的革命成就，对二次大战后的世界革命运动以及整个世界形势都有极大的影响。托派对这次革命至今还欠缺圆满的理论解释，不但使中国的托派运动无法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起来，而且大大妨害了一切落后国家中的托派运动。连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托派运动也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这是世界托派运动的一个重大弱点，也是近年托挀内部发生巨大争论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篇文章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有系统的见解，有助于总结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在中国革命中所受到的考验，对中国第三次革命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由此得出今后继续奋斗的方针。 一．中国托派在第三次革命中所犯的政治错误中国第三次革命是以内战的形式在一九四五──四九年间开展的；而这次内战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以农民为主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直接后果。抗战不仅是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它实在是第三次革命的前半部。不了解抗战就无法了解第三次革命。所以，我们检讨中国托派在第三次革命中的活动也要从抗战中的活动谈起（注一）。 甲．没有参加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是中国托派运动史上一大转机。在此之前的黑暗反动时代，托派无法避免只能在接连不断的外来打击和内部混乱中挣扎，只能得到一些思想上的锻炼，根本没有机会去有系统地从事群众运动。八年抗战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倘若托派有一个胜任的领导的话，应该可以在这段期间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事实上，托派错过了这个有决定性的历史机会。虽然在抗战的前半段里有一些微小的发展，到了抗战结束时，组织的情况差不多又变成同抗战开始时一样地微弱了。 抗战爆发时，中国托派还能够得到托洛茨基的宝贵意见。当时托洛茨基和整个国际托派的领导都非常重视中国的抗战。托洛茨基说：「现在，我们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与李福仁谈话，中国革命问题，一九四七年版，三四二页）。托洛茨基除了指导中国托派对抗战要采取怎样的基本态度外，对于具体的活动方式也提供了很重要而且很具体的意见，具体到一国支部对国际领导者不能希望更高的程度。可惜，中国同志当时只接受了他的原则性的意见，根据这意见制定了一个革命抗战的纲领，拿这纲领作了一般性的宣传，仅此而已。至于实际参加战争活动，设法在行动中同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切抗日积极份子密切联系起来，按照每一步斗争的需要来提出鼓动口号，藉此对抗战发生实际影响，取得群众的信仰——在这方面，中国托派组织一丝一毫也没有做到，而且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托洛茨基说：「中国一切工人团体的责任是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蒋介石能够保证胜利么？我不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斗争之中。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软弱、无能及内部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三四九及三五○页，译文略有修订）。
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并没有由组织派遣和指导任何同志去参加抗日军事斗争──一个都没有（只有极少的个别同志在没有得到组织同意，更绝无组织领导和帮助的情况下，参加了军事斗争）。事后多年，有后辈的同志在文章里略略涉及这点错误时，一直身为领导人的彭述之同志写了相当长的文章来答辩，企图证明是客观的困难（包括我们组织的微弱）令组织无法参加武装斗争（见「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一九六○年）。但他在全部论述中都把「组织或参加武装斗争「不加区别地连在一起来谈，而他的全部论据都仅仅涉及我们自己怎样不够力量组织武装斗争，并没有半句话谈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派遣同志去参加蒋介石或毛泽东指挥下的正规军或游击队。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里，一个只有一百几十人的革命小团体，谈到群众行动的时候，主要想着由自己去组织和领导群众行动，而极少考虑怎样去参加在传统领导下的群众行动，岂不正是明显不过的宗派主义的特征吗？中国托派的领导如果真正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教导，如果真正了解投身于实际的抗战活动（尤其是军事活动）的绝顶重要性，当时是不难做到的。在抗战第一阶段里，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招收大批爱国青年施以短期训练后派去参加抗战的军政工作。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的战场上战事陷于沉寂，国民党对战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诚意献身抗战工作的人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已经差不多没有机会真正对事业有所贡献了。但群众的抗战热情并没有全部低沉下去，仍有大批激进的民族解放战士独立于国民党指挥之外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组成人民自己的抗日军队。共产党也正是从这时起，采取对国民党更独立、更积极发动群众的政策，成为群众独立抗战的领袖。在以后的四五年中，这支人民的抗日军，光是正规部队已有数十万人，分布在十九省中。只要托派肯做而且会做，是不愁没有机会参加抗战行动的。 不错，当时托派组织很弱小，据彭同志说，「党员数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还不过有百余人，且多是年轻学生」（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但这就可以作为行动的起点了。在百余人中，应该派几十人去直接参加抗战军事活动，或与军事活动直接关联的活动。如果做不到，就算派十个八个去也好。只要有群众运动，更小的组织也可以行动起来。革命组织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能够壮大，不下水就没有可能学会游泳。我们知道，在抗战的头一两年，组织就得到了一批年青的新同志，其中许多都是很认真，很有希望的（有些现在仍是党员，或一直留到五十年代中期我们组织陷于名存实亡的时候，他们不少人很快就成为重要的干部），他们十分虚心诚恳地向组织的领导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愿意执行组织的行动方针。如果当时的领导人除了教他们革命理论、托派的抗战基本路线、和宣传工作的方法以外，还教他们认识实际投身抗战活动的重要性，教他们怎样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后者更重要）指挥下参加抗战，教他们怎样在得不到自己组织的密切领导，甚至相当长时期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事实上，尽管组织没有派人参加军事斗争，没有为联系断绝的情况作准备，这种情况后来还是出现了），自己凭着组织所确定的基本政治方针去独立奋斗──总而言之，还教他们一套在当时最重要的实际工作方法，然后派他们去投身抗战军事活动，那是一定做得到的。至于这种对年青同志的训练，尽管托派的人力物力都很薄弱，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也足够了。培养革命战士不能采用温室养花的方法。所以，只要当时的领导人肯做，无论如何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一定可以做到派遣若干同志参加战争，而且应该已经不止派出一批。彭同志以为只要把故事说出来（那故事对我一点也不新鲜），就可以把我的批评驳倒，就足以证明没有做的就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浅薄错误到极点的辩论，这种假借历史唯物论的名义来掩饰的宿命论见解，是完全经不起一驳的。他所说的故事，除了证明当时的做法错误，证明领导人无能，证明他们根本不是行动的人以外，毫无其它意义。 我们知道，大战时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尽管本身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托派对战争的基本立场是失败主义，而且法国工农群众的反纳粹游击战比中国的抗日游击战规模小得多，时间短得多，但法国的托派还是参加了游击战争。彭同志最喜欢引证别国托派也没有成功来替中国托派的失败解嘲（他忽略了一件「小事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别国还未成功），为什么他不拿法国组织对反纳粹游击战的积极性同中国组织对抗日战争的没有作为来比较一下呢？ 在全面抗战中，全民族、各阶级和每个人的命运，都首先决定于战争。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那样，很自然地，战争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因而也成为工人阶级的活动的注意焦点」（与李福仁谈话，中国革命问题，三四六页）。那时，任何阶级对政治最积极的人，都千方百计去直接参加军事斗争，或尽可能与军事斗争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工人阶级也不例外。在此期间我们托派完全没有参加军事斗争，这就表示我们完全脱离了群众的先进层。我们只在工人和学生中组织若干宣传小组，甚至只是学习小组而已，在里面谈谈理论，写写文章，偶尔参加一次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当时的领导人以为这样组织起来的就是政治觉悟最高的分子，以为这样的小组在战争环境中就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党的核心。这明显不过地是一条脱离实际斗争的错误的建党路线。这条建党路线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以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所以要留在工人中，留在工厂中；倘若跑去加入军队，就脱离工人了。这见解是大错的。第一，工人阶级想要在抗战中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就要像托洛茨基所说那样，在第一线上积极参加战争，就要真正置身于战争当中；否则便不可能获得影响和威望。托洛茨基这些话，是实际工作的指示，并非仅仅漂亮的词句。而工人阶级之参加战争，当然要由工人的先进份子开始。第二，先进工人加入军队，并不表示脱离厂内的工人；他们之间仍能够用种种办法保持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参军的工人便以先锋份子的身份对厂内工人起着真正的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托洛茨基非常清楚、非常具体地教导了中国同志。他说：「假使在某一工厂中，几个工人出去打仗，则须组织一个团体，以便和他们保持联系。对他们及其家属作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援助。在乡村中得进行同样的工作，试行在城市中为此目的组织特别的工人中心。此等为帮助上前线者的工农协会，能够，而且必须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与政府关机援助革命兵士的家属，等等。」（与李福仁的谈话，中国革命问题，三四五页，译文略有修订）「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将提供出千百个方法，使我们藉以组织各种不同的协会与委员会，工人将与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此种组织。只是这种组织必须具有一个虽然狭小但完全具体的纲领，同军队和工人的利益相联系着的。」）同上，三四五——三四六页）为了达到将抗战发展成为工农革命的目的，「与军队中的革命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通信，寄产品），工人、农民与兵士间的各种联欢，等等，具有极大的意义。」）同上，三四六页）。 托洛茨基所有这些指示，当时中国同志都翻译了，发表出来，大家看过了，谈过了，表示接受了——就是没有把最具体、最实际的行动方针拿去执行——反倒是中共在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的做法，在一定限度内同托洛茨基的指示暗合。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托派身为革命组织，自然应该全部活动都以战争为轴心。但当时托派并没有这样做。托派不但完全没有参加军事斗争，而且在抗战八年里，组织的中心很不适当地始终留在上海。中国托派向来以上海为主要根据地，中央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并且是工人运动的中心。但在战时，上海的地位和平时大不相同。全面抗战开始后三个月，上海就被日军占领了，只剩外国租界变成孤岛，这孤岛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也同样落到日军手上了。在日军占领下，上海很难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留在上海的托派和中国工人，至少要有一个长时期极难参加抗战的主要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都是不难预见的。因此，托派早就应该有计划地把主要的组织和人员迁移到大后方的中心城市去，或迁移到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当时组织竟没有这样做。不但上海的中心没有转移，所有其它沿海城市的组织和人员也都没有作有计划的转移，这些城市大都比上海租界早沦陷。不错，有不少同志在战时离开了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其中许多是去了大后方。但这些都是个人的逃难的行动。他们并没有得到指示，离开原地之后要怎样参加抗战工作。至于彭述之等领导同志，则始终「坚持」在上海或附近的沦陷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彭同志自己说：「我们已无法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发生个别影响，争取某些可靠的同情者，为未来的复兴运动作准备而已。」（对苏达的批评的批评）差不多二十年以后，连第三次革命胜利十周年都庆祝过了，彭同志仍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错误。相反，他竟以他们在上海所陷入的困境作为理由之一，企图证明他们没有可能在抗战中作更积极的活动，并且大骂批评他们无能的人是「惊人的主观主义和唯心论的典型表现」！如果彭同志这种传统发扬光大起来，以后不难有「托派」领导人在无产阶级暴动的时刻躲进寺院去为来生或永生「作准备」。另外有些同志的情形稍好一点，在沦陷区中还能做些初步的工会工作。但他们全部活动也同样和当时中国人民斗争的主流，即抗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没有直接联系。 抗战历史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到武汉失守为止；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军重新发动大攻势之前，为第二阶段；此后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前期，后两阶段合称后期。抗战期间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深刻转变，是发生在后期里，而第二阶段尤其是转变的关键。在抗战后期，强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了起来；领导它的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巨大的威望。恰恰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期中，我们托派却陷于瘫痪，毫无作为。抗战初期托派还做了一点公开宣传工作；大约一九四○年下半年起，连那一点公开宣传工作都完全停顿了。这就是中国托派失败的起点。我们要万分悲痛地再次强调说：这失败不是客观条件造成的，而是主观因素造成的，是领导无能造成的。 彭同志拿一九四○——四一年关于抗战是否将丧失进步意义的内部争论作为组织没有参加军事斗争的辩解之一。当然，内部危机是对群众工作有所妨碍的。但以此作为完全没有参加军事斗争的辩解，却是讲不通的。正因为争论得那样激烈，那样吃力，为什么获胜了的继续支持抗战派不去积极进行实际活动呢？况且，实际参战的活动没有理由等到一九四○或一九四一年才开始的。抗战初起就应该着手进行这项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批新加入组织的青年同志就应该受训练被派遣去参战。如果从一九三七或三八年起我们组织就真正开始投入战争了，也许后来就不会有抗战变质论那种错误见解在领导层中发生，因为那种见解不是别的，正是由于脱离实际斗争（尤其是脱离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才产生出来的消极悲观和书呆子气的错误见解。如果我们组织同群众抗日斗争有相当关系，即使仍然发生那种见解，也容易克服得多。最不幸的是，彭同志所代表的多数派虽然在内部理论斗争中站在正确立场，却同样不会进行实际投入战争的工作，同样完全脱离实际斗争，以致同样在战争中得不到发展，而且同样到了战后还非常荒谬地认为抗战整个失败，完全不了解巨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兴起这件事的伟大历史意义，因此种下了我们组织在一九四五——四九年间犯更大的、致命的错误的祸根。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彭述之和刘家良同志所代表的多数派，胜过郑超麟和王凡西同志所代表的少数派的地方其实不多，前者的政治眼光比后者高明不了多少。 至于抗战初期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毫无疑问，也是彭同志所代表的立场在原则上正确。但这正确性同样限于理论范围，限于宣传工作。在实际行动方面，彭同志的一派走到同陈独秀相反的极端：完全不去进行实际投入战争的活动。这种重大错误致令托派组织不能保留住那些富于强烈行动倾向和实际工作能力、但理论修养较低、抓不稳政治原则的老同志，让他们跟了陈独秀走，或孤立地从事军事斗争而失败，或对组织失望而消极。这情况又反过来更加深我们组织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和在实际活动方面的无能。 乙．抗日战争中的左倾空谈我们托派认为一九三七年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第二次向国民党作政治投降，结果阻止了革命运动在抗战中兴起；这次投降比第一次更为可耻，因为它竟没有接受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这个判断早已被历史非常明显地证明不对了：中共并没有第二次投降，革命群众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却有巨大的发展。但我们组织始终没有正式指出这个判断的错误。相反，甚至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天，即第三次革命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我们革共党建党大会所通过的党纲还写着：「中日战争，原是中国工农群众运动重新抬头，转变国民党的『应战』为革命抗战，走向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机会。但中共的机会主义政策，恰成了工农群众运动兴起的绊脚石，替日帝的进攻排除障碍，并顺带帮助国民党渡过了种种难关，维持了它摇摇欲坠的政权。其所得到的第一个酬报，便是新四军的解散。」到了今天，还有一部份同志，例如彭述之同志和全临会的诸同志，对这问题的看法仍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毫无疑问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这政策违反马列主义，认为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可以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到底，代表工农的共产党只须在同它合作中对它施加政治压力就够了，不必在战争过程中夺取政权。根据这个政策，中共在抗战初期高呼『国共合作』、『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中共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到底，自然要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辙。我们托派自然应该重视这种危险，应该提出警告，反对这种政策。但这只是分析和反应的起点，不是终点；是一面，不是全部。除了这一面之外，我们本来还应该注意另一面，就是：现在，在行动上，中共是否同上次合作期间一样地向国民党屈服，甚至更厉害呢？它说拥护蒋介石，是否表里如一呢？我们更应该密切注意：当国共合作的幻想一步步被现实打破时，中共受到国民党越来越多的打击时，它究竟朝哪个方向走，是进一步屈服，还是起来反抗，走上比较独立的道路呢？只有对国共关系不断地作客观而仔细的考察，我们才有可能定出正确的干涉策略，才有可能对中共影响下的忠实革命者和群众发生影响。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农民革命军的领袖在受到重大挫折时，都常常暂时接受地主王朝的招安，保存实力，伺机再起。中共有长久的阶级斗争传统，始终自称为代表工农的革命党。它曾经创立自己的国家机器，已经有好几年作为统治者的经验，因而它像一切统治集团一样，既深明政权的生死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又熟习权力斗争的一切策略诡计。况且，当它被迫对国民党妥协时，又恰恰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有利于它重新发展的时机。对于这样一个党，我们固然应该重视它每一步右倾的意义，但没有理由轻易断定它的领袖的毅力和聪明比不上古代农民军的领袖，一下子就甘心向敌人彻底投降。我们过去把中共看得那样愚蠢，以为它完全没有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和随后的十年内战吸收教训，只不过反映我们自己政治上的幼稚而已。 如果我们用更客观的态度，对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行动作更周密的观察和更具体的分析，就会得出和我们过去的判断大不相同的结论。 中共在抗战开始时取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同时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指挥，担任抗战职责）——我们一向认为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是中共在政治上向国民党投降的明显证据。这见解其实是不对的。虽然中共自己宣称，采取这些办法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为了达成民族统一战线，但这些办法本身并不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即使是不抱有丝毫阶级合作幻想的革命党，当时也同样要采取这些办法，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环境下不可避免的妥协办法。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这几点上也无法对我们应当视之为革命盟友的这支农民军建议更好的办法。自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托派一直认为中国还没有具备真正建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条件，中共所领导的那个政府和军队并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立即实行暴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条件并没有成熟。既然如此，现在中共改变策略，岂不是正确吗？何况还能够换得国民党停止『剿共』。倘若中共这样做应该被指责为政治投降或机会主义，那么，过去十年间斯大林派骂我们托派反对盲动、反对冒险主义的路线是取消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也该算是正当了。至于共军接受国民党政府指挥去进行抗日战争，既然当时工人和农民还未能代替国民党来统治，共军的实力和处境又未能立即独立地对日作战，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做法。托洛茨基也教我们开始时要在蒋介石指挥下参加抗日战争。 上述的改变政策，并未使中共放弃过去十年内战的成果。国共合作后，中共并没有把它原来掌握的军队和政权一笔勾销。原来的苏维埃区改为特区（边区），红军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中共仍旧保持着对它们的完全控制权，国民党的势力实际上一点也不能伸张进去。边区里已经分配了的土地，并没有退回给地主，为了积极抗日，为了实行政治民主化、减租减息和其它改良，中共在边区里还是不得不发动农民和一切下层民众，依靠在他们身上。因此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阶级基础仍旧和依靠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相反。划分地域的两个政权对立局面，实际上并未消灭。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对全国民众来说，是非常孤立的。在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中，它的革命暴动口号，为工农群众的绝大多数所不能了解，不能接受。虽然在红军活动的地区，由于实行土地革命，它能够动员农民，取得他们的拥护，但因为没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终于抵挡不住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长期围攻，从华中逃去西北，实力损失了十之八九，而仍未渡过被歼灭的危机。在如此情势下，中共放弃冒险主义的暴动路线，同国民党妥协，是明智的。藉此不但保存了它残余的实力，促成了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且根本改变了它过去的孤立地位，取得合法活动的机会，开辟了同全国民众相结合的新的可能性。我们托派忽视了中共政策在积极方面的意义，把它整个新路线的意义估定为向国民党投降，对它大事攻击，这种错误的评论只能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对绝大多数的群众来说，他们本来就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没有拥护中共以前的苏维埃运动，现在中共宣布为了抗日而放弃暴动政策才比较得到他们的好感，所以我们指责中共背叛革命，当然得不到他们同情。对中共党员和追随者来说，我们这种不合理、不公道、不能服人的批评，只有增加他们对我们的反感，令他们更容易相信他们的领导说什么「托匪汉奸」的话。怪不得抗战八年托派对中共的批评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效果，连一个中共党员都没有争取过来。 现在，许多当时不公开的中共党内文件已经发表了，一直到国共重新合作的初期都身为中共最高级领袖之一的张国焘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根据这些文献，参照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行动表现，现在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中共在第二次同国民党合作时决不是真心投降，它所说诚心诚意拥护国民党政府和拥护蒋介石的话只是一种手段。虽然它向国民党提议恢复一九二四——二七的合作方式，即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这并不表示它准备再一次放弃它的独立性。国民党也不相信它会这样做，倒认为这提议是一种从内部颠覆国民党的策略，所以拒绝。事实上，在第二次合作中，中共从头起就警惕着，避免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辙。它决定『让步是有限度的，在苏区与红军问题上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这文件编入现行的毛泽东选集，题目和内文都略有改动，但不至改变这文件的政治内容。）如果我们托派在抗战初期仅仅把中共投降的倾向估计得太高了一点，但懂得像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革命团体要用怎样的方法向工农群众的机会主义的传统领导斗争，懂得怎样去争取追随中共的革命战士——这不能光靠批评，更重要的是鼓动，要逐步提出适当的行动口号压迫中共领袖去实行或者自我暴露它的背叛的面目——，我们就会避免把那些过份的而且是消极性的批评说得太多，而会注重抗日鼓动，注重积极的干预，藉此对中共战士发生较大的影响。这种重视鼓动的工作路线，同时也是争取我们自己的合法活动机会的方法——我们比中共更迫切需要趁此群众运动高涨的机会打破自己的孤立状态。可惜当时我们组织的领导者不会这样做，他们只顾批评共产党，只顾靠宣传来显示自己是唯一忠贞的马克思主义集团。这种宗派主义的作风自然使托派的孤立状态无法打破。至于像某些同志那样，到了今天还说抗战开始时中共在政治上第二次向国民党投降，只能帮助把托派变成笑柄，让人家相信托派是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糊涂虫。 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这宣言和中共领袖自己所作的解释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加以掩饰，使群众的认识模糊。但我们把这点作为中共放弃共产主义并向国民党投降的证据之一，却是站不住脚的。当时中共有不少文件（党内的和公开的都有），清清楚楚地说明：这个宣言绝不表示它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它之拥护三民主义，只表示它愿意奋斗去实现三民主义所提出的目标（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以此作为最低限度的纲领而已。事实上，中共在抗战期间不但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例如出版了许多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而且在行动上，它所采取所谓实行三民主义的种种政策，和当时同样自称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所实行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中共并没有因为宣布接受三民主义便在政治上接受国民党指挥。相反，两党之间不断冲突；到一九四一年以后，实际上完全谈不到合作了。 孙中山主义的内容，一方面有类似俄国的民粹主义的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另方面有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极端反动的所谓『训政』的一党专政理论和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前者是用来欺骗和利用群众的甜言蜜语，后者是维护已经存在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实际政策。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后，国民党所实行的三民主义，纯粹是『训政』和压制工农的那一套反动政策。但一九三七年中共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却是要求把那些美丽的诺言兑现，同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政策。对三民主义这两种解释，两种运用，是大不相同的，好比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同样信仰耶稣教义的革新教会与罗马教会一样。因此中共一直强调它所拥护的是所谓新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中国托派忽视这种彷佛是微细的差别，恰恰表现出过渡纲领所描写的宗派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只能分辨两种颜色：红与黑」。 中共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既然当时对国民党妥协是客观形势所需要，那么这也是妥协条件中不可避免的一项。前一阶段的农民运动已经被打败，新的运动尚未兴起，这时停止在陕北边区内尚未稳定的新区部份实行没收土地（老区早已实行过了），改为从减租减息做起，并不能算是对农民的背叛。但中共硬性规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土地纲领不超过减租减息的限度，不容许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这却显然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因为这政策假定抗日必须地主资产阶级合作，而且能够同他们合作去达到胜利。事实上，这政策后来对农民运动发生了阻碍作用。据一九四七年中共重新采取全面的没收土地政策时承认，早在一九四○年春天，即共军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对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进攻之后，边区里已经有农民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因为许多地主同日军及国民党军合作向农民和八路军进攻），甚至有些自动实行了，结果被中共阻止。不过，这毕竟是例外情形。一般说来，抗战时期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并未激烈到超过中共的领导路线，所以中共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是起着真正的改良作用而非压制农民运动的。对于沦陷区和前线地区的农民，抗日问题事实上是比土地问题更严重、更紧急的问题。中共能够积极而有效地领导农民抗日，同时在它控制的区域内实行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政策，使农民第一次获得民主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就大大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同时也使它自己成为农民眼中唯一实际领导民众前进的政党。它暂时不号召分配土地，甚至阻止部份群众自发的行动，也不至成为农民眼中的叛徒。比较起来，我们托派的抗战纲领要求分配土地，自然是更彻底，更有远见的。可惜我们只会写纲领，只会把纲领照原样来宣传，却不会用有效的方法把纲领带到群众中去，不会设法使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一步步走向接受我们的纲领。结果，我们的纲领变成纯粹空谈，不但没有实现，而且根本没有引起人们注意：除了一个与实际斗争无关的极其狭小的圈子之外（这小圈子包括托派同志、同情者、托派刊物的经常读者等在内，估计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谁也不把它认真看待。 我们组织把全面分配土地当作动员民众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刘家良同志所著的《什么叫做托派》（注二）写着：「托派要求立即没收全国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及抗日兵士，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不动员他们起来，抗战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但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动员他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不仅为了动员农民，就是为了解决战时的食粮和原料问题也非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可。而分配土地给抗日兵士，则直接可以提高他们的作战牺牲精神，因为农民和士兵们都深深感觉得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这论调显然把马车放在马前头了，同前一时期某些同志认为推翻国民党政权是发动抗日战争的先决条件一样。倘若我们不沉迷于革命的空想，而根据实际去考虑问题，我们的思路就会变成如下所述。在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时候，在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还原封不动的时候，没收地主土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又不能靠直接提出分配土地的口号把全国农民动员起来。这是因为，第一，中共领导进行了十年之久的土地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新近才惨败了，农民不会这么快有勇气再来第二次；其次，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但国共两大党都强调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并以国家镇压力量为此信条的后盾，连群众也天真而诚恳地盼望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他们会觉得『立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带有过去国民党的『安内然后攘外』口号的气味，而比过去国民党那口号更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提出这口号的是一个毫无实力又毫无威信的小集团。群众要懂得用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法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对自己的革命有信心要通过许多实际斗争的经验。因此，正确的策略是：在抗日救国的总口号之下，从减租减息以及其它经济上的局部要求和政治上的民主要求开始作鼓动，一步步提高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时尽可能独立地武装起来（在此限度之内，中共的做法基本上正是这样，所以是正确的，而且有成绩）。然后，等到群众的觉悟和力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分配土地的口号才能够从宣传口号变成鼓动口号。当时我们托派把宣传口号用鼓动口号的形式（『立即没收……』）提出来，却没有一步步提出真正的（即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鼓动口号来。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只有宣传，没有鼓动。这就是我们本来正确的土地纲领变成左倾空谈的原因。我们整个革命抗战纲领的遭遇也是一样。 我们一向指责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压制抗日战争期间的群众运动，认为在这方面真正是国共合作的。《什么叫做托派》书中有如下的话：「在抗战期间，资产阶级之所以顺利地干着上述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国共合作』帮助的结果。民众中每一种批评政府的声音，每一种独立斗争的表现，通通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给国民党和『共产党』压服了，每一个罢工都在『劳资合作』的名义之下，给『共产党』出卖，破坏了。」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该书后序中又说：「一九三七——四五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资产阶级和史大林党的反动的『国共合作』政策，非常彻底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肃清道路了。」这样的指责，显然是太夸张，与事实不符的。 一九三七年共产党所采取的合作政策，既然是一种机会主义政策，自然在一定限度之内，至少是客观上有助于国民党之压制群众运动。共产党真正压制或出卖群众运动的事情也有。但是，上面所引那两段话把国共一体看待，把事情说成那样：一切对政府的批评，一切群众运动，都受到国共两党联合的压制；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地彻底反动，一样地替美帝支配中国开路——这却把共产党的罪恶夸张到荒唐可笑的程度了。不但拿抗战整个过程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即使光拿第一阶段（即国共关系最好的阶段）来看，这说法也是太夸张了。国民党压制（但并没有成功地『压服』）群众独立的抗日运动，最重要的对象就是受共产党领导或立场接近共产党的运动。所以，大部份的压制行动，自然是共产党所反对而非合作的。共产党方面压制异己的群众运动的事实也有，例如抗战初期著名的山西张慕陶事件（中共硬指他为托派）。但，第一，这类事件的分量比国民党的压制少得多（因为坚决拒绝中共领导或控制的群众独立抗日运动，根本就微乎其微；凡是坚决抗拒国民党控制而又始终不放弃抗日斗争的，一般都终归被共产党吸收过去了）；第二，共产党之镇压异己的群众抗日运动，并非同国民党合作来干的，也不是因为这种运动妨碍它同国民党合作，而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用它自己的方法，针对它自己的敌人（例如托派，或它认为是类似托派的）。 至于说抗战期间『每一个』罢工都被共产党出卖，更显然是渲染之词。这种渲染，在政治上是有害无利的。这种话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说，以图快意。倘拿出去同共产党作面对面的斗争，难免被人家驳得体无完肤。共产党即使决心把每个罢工出卖，它当时在工人中也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以我们托派的微弱、孤立、脱离实际斗争，更不可能知道抗战数年里全中国「每一个」罢工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抗战期间罢工根本不多，尤其欠缺政治性的、要求改善抗战政策的罢工。我们托派在抗战期间也坚持工人要有罢工权，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组织对个别工厂微小的罢工事件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整个抗战军事斗争，又以为抗战期间工人运动的兴起必将由经济斗争开始，而非直接由抗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始，并根据这种估计而规定我们的工人运动方针，这些却是严重的错误。 上面所引《什么叫做托派》的话，把国共两党对群众运动的压制，都描写为「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就是说，国民党也和共产党一样地利用这个名义。这和事实完全不符。我在这里特地指出这一点，并非挑剔小毛病，更不是有意攻击写作这小册子的已经为托派事业献出了生命的刘家良同志。这句错误的话，反映出我们政治上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一再引用《什么叫做托派》，一方面是因为这实在是我们的运动一本有代表性并且比较有影响的小册子，另方面也因为我现在所能找到的抗战时期的托派文件太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口号，国民党从来没有表示过接受。在国民党看来（事实也如此），『统一战线』表示国民党原则上放弃『训政』，给予共产党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那时国共之间的关系将是平等之中的次第差别，而非上下统属的关系了）。这是国民党断断不肯接纳的。国民党实行了收编共军和承认陕北边区政府，但它把这样解释为接受共产党『投诚』。对于共产党单方面发表的『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只把它当作悔过自新的声明。国民党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统一战线。国民党自己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令政令统一』，以此要求共产党和其它一切党派在战时绝对服从它的指挥。共产党虽然在好几年间都喊着『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但无论表现在行动上或宣传上，这所谓『拥护』，都不是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的意思；它一方面表示相信国民党会进步，表示不和国民党争夺全国的领导地位，另方面却不断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要求在抗战中实行某些改良，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是顽固；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投诚以后又不肯服从是奸诈（因此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用『奸匪』作为共产党的代号）。这一切分别，如果仅仅当作读文章和写文章的问题来看待（双方的文章都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说明得如上所述那样显明直爽），仅仅当作词义的问题来看待，自然是十分微妙，很难以捉摸。但在政治行为上，这分别是很清楚的。凡是在抗战期间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甚至只要是留心观察政治的人，一般都能看出这种分别。国民党绝不会把『破坏统一战线』当作罪名加在人家头上，它反倒非常憎恶那些谈统一战线的人。尤其到了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事变以后，在国民党区域里根本不容许公开宣传统一战线。任何人即使无意中使用了『统一战线』这名词表示他希望全民一致抗战，都会有『奸匪』的嫌疑，大有可能被关入集中营，甚至从此『失踪』。我们组织一位主要领导人，在一本抗战期间所写的主要的小册子里，居然连这样重要的现实的政治口号都分不清，连国共两党之间这样尖锐的斗争都看不见，或者不重视，竟把自己的推想当作事实来宣传，可见我们的组织离开实际政治多么远，所患的宗派主义政治色盲症多么深！怪不得我们组织的宣传工作只能影响到站在实际斗争外面的少数青年人。倘若拿这样的宣传品给那些多少有点实际政治经验，亲身受过国民党迫害的左倾分子看，人家岂不要哈哈大笑地走开吗？ 我们组织的领导人对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只看出它的机会主义性质，却没有看出它带有争取民主权利的意义，因此把它简单了解为投降。他们弄不清国民党对统一战线口号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们用推理代替对实际政治的观察和分析。他们以为国民党既然接受共产党投降，自然也就接受了统一战线，同时国民党镇压民众独立斗争的时候，『破坏统一战线』（即违反投降诺言）也就成为最方便的罪名。这样的推理似乎很正确，很自然，所以便深信不疑。而远离实际斗争的情况，又令他们不发觉这种推想与事实不符。其实，不但根本拒绝统一战线的国民党不曾藉此罪名镇压民众的批评和独立斗争（它利用其它罪名，例如『破坏军令政令统一』，或根本不用宣布罪名，秘密抓起来或杀掉了事），就我所知，连共产党藉此罪名镇压批评和群众独立斗争的事例都绝无仅有。不错，共产党镇压托派，诬蔑托派为汉奸，同时也说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是汉奸理论，但我只知道托派从原则上反对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经常受到中共攻击，却不知道托派曾经针对什么具体的事件或具体的抗日政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批评而被中共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加以压制，更不知道有托派领导的抗日群众斗争被共产党以『破坏统一战线』罪名加以镇压的。倘若哪位老资格的同志知道有这种实例，我希望他赶快大书特书地把它写出来，在全世界发表。这不但可增加我和许多人的历史知识，而且是托派真正的光荣史，也是中共真正的罪恶史，证明我们托派在抗日战争中有实际行动，我们的行动比中共更带革命性，而中共为了坚持同国民党合作便对我们加以镇压。这种资料有很大的宣传价值，比陈（或彭）碧兰同志在替彭述之同志祝寿的文章里大谈彭同志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生活怎样困苦，怎样化名去教书的宣传价值大多了，更比全临会诸同志根据一本小说（《同志，你走错了路》）来创作历史（参看《新中国的发展与我们的任务》，第一节）有价值得多。在我看来，后二者的价值实在是负数。 正在我们托派忙于写文章斥责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和帮助国民党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时候，共产党却在沦陷区乡村里迅速地同不甘心向侵略者屈服的人民结合起来，组织人民的抗日军队和人民的地方政府。起初，从事这种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各阶层、各党派人士都有；共产党只占其中少数，而且一般情形都不是一开始就掌握领导权的。不久，这运动就向两极分化了。那些站在地主和资本家立场的份子，对外畏惧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避免主动打敌人，只求自保，尽量同汉奸组织和平共处；对内照旧剥削劳动人民，不让劳动人民分享政权。如果他们始终当权的话，他们的组织不久就成为变相的汉奸的『维持会』了（倘若不正式与汉奸合流的话）。能够勇敢地坚持抗日的，只有那些肯改善人民生活（首先是对人民减税，救济受难者，然后是减租减息，等等），肯为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不害怕劳动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人士。这些人倘若本来不是共产党，迟早也同共产党合作，而且接受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一贯实行这种依靠劳动人民的抗日政策的党派；而且它有一批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虽然它的正规部队现在也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且在抗战的头三年里从国民党政府领到若干经费和军火，却并未如《什么叫做托派》所说那样变成『国民党津贴的雇佣兵』。这支军队，由于它不受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由于它自有一套政治工作方法，对兵士施行民主主义的政治教育，又让兵士享有民主权利，所以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性质与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根本不同。这两种分别代表地主资本家和代表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合作的。日军的压迫并没有令它们更接近和统一起来，反倒促成它们之间的尖锐对抗爆发。所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是从敌后游击区开始的（最早的冲突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发生于冀中）。共产党采取依靠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发展劳动人民的权力的路线去进行抗日战争，所以它的群众基础在抗战中迅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它所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够在敌后生存和发展；而国民党和一切右派的游击队都终归消灭了。 抗日战争能否转变成为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关键在于武装民众，即建立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共产党所实行的发动沦陷区劳动人民的办法，是当时环境中最实际的武装民众的道路。蒋介石政府用最反动的方法进行抗战：一方面严厉禁止民众成立自己的武装队伍，另方面用最丑恶的征兵和带兵的方法以及对民众变本加厉的压榨造成民众对抗战消极。抗战爆发时，代表工农的政党微弱得很：托派固然不必说，连中共也是很弱小而孤立的。在如此情形之下，想从蒋介石统治下的地区开始实现武装民众，是没有可能的。只有沦陷区可以开始。在沦陷区，民众真正面临了做亡国奴还是武装抗日的选择，同时国民党原有的镇压民众的国家机器已经不存在或严重崩解了，而许多地方汉奸政府还未能立即成立或巩固，在这里，只需一个小小的勇敢行动的核心，就可以把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团聚起来，就可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共产党的政治眼光看准了这个机会、这个缺口，把主力投入这个战场，艰苦奋斗八年，所以得到大大发展。托派虽然种种条件比共产党差很远（人数极少，没有军队），但倘若有这样的眼光的话，也大可以秘密派人去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即使始终达不到公开独立活动的程度，至少也可以成为其中最革命的左翼份子。但我们托派的领导人恰恰没有这样的眼光，他们只会写写文章呼吁发动民众抗战。甚至连积极的呼吁都不多，更多的是消极的斥责（看罢，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抗战一天天失败）。结果不但自己的抗日纲领变成纯粹空谈，而且连中国阶级关系上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都看不见，或不了解。他们大大夸张了中共停止土地革命政策的反动作用，却忽视了中共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广大的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地方政府这件事的巨大革命意义。 中共势力在战场上发展得很快。抗战最初的半年里，它在敌后的发展已经很可观，开辟了第一个新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共军正规部队差不多每年扩大一倍。但同一时期中共在蒋介石所统治的『大后方』的影响还很小。这除了客观的困难之外，中共的机会主义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根据它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尽量避免和蒋介石政权正面冲突，尤其避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抗日地主』吓跑，这就令它无法在蒋管区中有效地领导工农民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九四一——四二两年内，中共受到严酷的考验。这时一方面有日军的大扫荡和清乡，另方面有以新四军事变为起点的蒋介石反共高潮。中共通过了这场考验。为了增强力量对抗两方面的敌人，它的抗日政策比较更左了一点，最主要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全面认真地实行减租减息（以前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实行），民主改选政府，以及在党内『整风』。一九四三年起，又实行军队和公务员的生产自给运动，一方面增加粮食总产量，另方面又减轻人民负担。『解放区』的情况和蒋管区成为鲜明的对比：解放区是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雏形，蒋管区是阴沉黑暗的旧中国的末日景象。尽管重庆政府尽力封锁新闻，解放区的情况毕竟在一九四三——四四年间逐渐让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知道，而且日益获得他们的好感了。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是抗战期间蒋管区里除了农民以外最受打击的一个社会层。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的程度比工人更大许多，薪水差不多变成和普通工人的工资相等了，有时甚至更低。此外，他们在思想上还受到蒋政权凶暴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令他们比普通劳动者多一重忧国忧民的悲愤。他们之对中共渐渐发生好感，一般说来，并不是因为向往共产主义，而是由于看见中共确实在为民族民生的事业奋斗，觉得中共远比国民党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一九四四年三月起，日军在相隔五年半之后重新大举进攻，在八个月内打通了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湘桂铁路，一直打上收拾；虽有美国空军和炮兵助战，也不发生作用。于是蒋政权的信誉彻底破产。这刺激起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趁此机会，中共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得到蒋区知识分子广泛的响应。这是中共恢复争夺全国政权的开始（抗战初期，中共曾宣布并不要求参加国民政府），预示了抗战结束后政治斗争的趋势。这时中共的势力，比起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苏维埃运动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中共势力在抗战期间的发展，虽然同苏维埃运动时期一样，也是限于乡村，以农民为主，而且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得到的，但由于二者的政治环境不同，所以它们的意义也大不相同。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孤立的：除了苏区农民以外，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都不了解它，对它冷淡。战时的敌后武装斗争虽然在地域上也有限，同其它地区民众的联系也相当薄弱，但决不是孤立的，反而在一定限度之内真正起着先锋作用，榜样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它的奋斗目标（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都拥护而且最重视的；第二，它的做法（武装民众，坚持抗战，政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是民众所能够了解，认为合情合理而必要的；第三，它真正做出了成绩。 和第二次革命时期相比较，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并没有同样向资产阶级国民党屈服。共产国际所决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并没有彻底执行。虽然在宣传上它向国民党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如表示接受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等，但在行动上，它始终保持着党在组织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且保持并迅速发展实际上是独立的军队和地方政府。这种政治独立性，越到抗战后期越发明显。在第二次革命时期，中共一开始就溶化于国民党中，在群众中丧失了独立的存在。受到『三•二○』政变（一九二六年）和『四•一二』政变（一九二七年）的打击后，更加彻底向国民党屈服。一九四一年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事件，可以说相当于『三•二○』政变，但中共的反应是和十五年前截然相反的。它不是屈服，不是作更大让步，而是由此时起，公然用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独立指挥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它所创建的其它敌后抗日军队，并撤回派驻重庆的代表。我们托派在正式文件（例如一九四八年的党纲）和个人文章里都常常提到新四军事变，但仅仅限于藉此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幻想，对中共加以讥笑。至于中共对此事变的反应有什么重大意义，在中共胜利以前却没有同志指出过。其实，假定在新四军事变前对中共的政治独立性还可以有所怀疑的话，经过这个事变后就绝对无可怀疑了。而中共在抗战中所实行的策略，上文已经指出，在最重要的方面都是符合革命利益，又适合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的（至于它始终保持着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观点，这在当时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关于这方面，我留到本文第二部份，即从理论上讨论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时才详细讨论）。所以，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共，并非比苏维埃运动时期更堕落，从冒险主义摆向比第二次革命时期更可耻的机会主义路线，如我们过去所指责那样，反倒是前进了一大步，比较接近革命的现实主义了。这就是它能够利用抗日战争这个机会得到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的成就决非徼幸，决不是客观条件的特殊凑合所造成的偶然结果，而是切实的革命奋斗的成果，是理所当然，完全符合规律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过去对中共过份的、不公道的指责，并不能丝毫有利于我们对它真正的错误和罪恶方面进行斗争，反而弄糊涂我们自己的头脑，丧失我们自己的信誉，加深我们自己的失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只能从认识真理和宣扬真理中得益（不管是多么苦的真理），决不能从误解与偏见中得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既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又对敌对者也给他一个公道。 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它的革命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还包含有机会主义的成份，倘若它采取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就会得到更大的成功，这是群众所不懂得，也不关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想叫群众注意到这方面和懂得这方面，不能靠批评，靠宣传（批评和宣传只能教育少数先锋份子，对群众只能发生间接的、辅助的影响），唯有靠投入实际斗争，同群众一起斗争，首先以最勇敢、最坚决的战士的资格取得群众信任，然后才有可能在斗争过程中用事实，用活的榜样，通过群众亲身的经验，而且要按照群众所能领会的步骤，使群众逐渐看出还有更好的做法，看出有人能比中共做得更好。一个革命小团体想把群众从机会主义的传统领导手中夺取过来，只有这个办法。抗战开始时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指导，也正是这样。但我们中国托派所做的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订出了一个正确的抗战纲领，但只会拿来作空泛的宣传，以及对不完全符合它的运动作消极批评，而不会拿它来具体运用，不懂得怎样从现实的处境开步走。我们不会找寻到群众中去（首先是到当时最活跃那部份群众中去）的门路，不知道怎样按照实际情况步步根据纲领提出具体的鼓动口号，不会分别各口号各要求的轻重先后，不会同群众一起通过斗争的经验来一步步证明我们的纲领正确──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真正把握到过渡纲领的精神。中国托派所欠缺的，恰恰是从宣传小团体向行动的组织、向群众党转变所需要的领导才能，恰恰是在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性的大好机会中所最需要的群众工作的本领。事实证明中国托派的领袖们仅仅是宣传家而已。他们只会把托洛茨基现成的见解加以介绍和通俗解释。至于领导实际的政治行动和群众组织工作，他们是不胜任的。「政治事变对于他们是评论的机会而不是行动的机会」──过渡纲领这句话用来形容他们最适当不过（因为他们自己只是宣传家，所以在评论中共的时候也专门注重理论和宣传方面，忽视具体的政治行动方面）。中国托派有这种致命的弱点，所以没有可能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可观的发展。抗日战争是历史性的大好机会，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中国托派考得惨败，这就差不多决定了自己以后的命运。 注一：中国托派（共产主义同盟）在一九四二年发生分裂。此后有两个自称属于第四国际的中国组织。一个是彭述之和刘家良同志领导的多数派，即「斗争」派，后来改称革命共产党；另一个是郑超麟和王凡西同志领导的少数派，即「国际主义者」派，后来改称国际共主义工人党。这篇文章提到分裂后的组织时，凡是没有特别说明的，都是指多数派。作者是在组织分裂数年后才加入多数派组织的，对于少数派组织的内部情形所知甚少。 注二：这是一本重要的小册子，一九四三年初版，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是我们组织内部和外围中使用最多的一本初级政治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