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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为了权力而斗争

﹝英国﹞本顿(Gregor Benton)

1976年4月15日
赵真 译



  上星期,当激烈的示威自从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以来再次震撼天安门广场时,中国雷声隆隆的政治危机进入了激动人心的新阶段,据新华社说,在骚动中有一百名民兵受了伤,其中12名伤势严重,几部车辆被焚毁,而一座面对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办事处被纵火和彻底捣毁。

  骚动前一天是清明节,无数的哀悼者排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献上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公安警察趁黑夜把花圈拿走,因而挑起了人民的剧烈反应。上万的民兵被抽调进来平息骚动,其中许多(由车牌来判断)是从首都以外调来的。

  据报有些对周致哀的人举起“温和派”邓小平的标语。他在近几周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最近在东京发表的一篇据称是周的政治遗嘱的文件,显示出周和邓有着同样的政治立场。

  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广场事件的人可算是执行周的遗嘱。但是示威的规模并不表示邓和他的政策有着广泛的群众支持。由报道来判断,只有一小撮的示威者举起拥邓的标语,而大部分的人只是为了对周恩来的爱戴,而并非对邓的支持。

现代化


  严谨的观察家要等到有更多的证据出现后,才能对天安门动乱的意义作出确定的结论。但是,由于主要调解人周恩来去世,和毛本人将要“去见马克思了”,促使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在党领导当中不断进行的权力斗争尖锐化,显然与这次时间有密切关系。

  替领导者的派系加上“温和”或“激进”的称号,只有正确的注明这些称号的意义的时候才有用处。如果将江青派与在文革期间出现的真正激进力量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听信说邓小平出来“资本主义复辟”的流言,同样也是不对的。

  两个派系都以把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在公元两千年加以现代化为目的,他们的分别在于如何去达成这个目的。毛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直觉反应,是推行有限度的运动,来削减特权、贪污和其它可能造成脱离基层群众的官僚堕落的病症。他的对手的办法是更为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容许增长中“专业”阶层的待遇稍作提高,从而在官僚和群众间形成狭隘的特权阶层作为缓衡。

  但是在别的方面,毛派依然是比他们的对手右倾,他们倡议拥护“全面专政”,在实践上就是取消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意思。领导层中的“温和派”,虽然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含有敌意,却探取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某一程度的自由化来缓和社会的紧张。

  其它可能分隔两个阵营的争端有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和对苏联的关系。这方面的证据是相当丰富的。但毛以往的一切对手都比他更倾向与苏联联合行动,暗示着目前的纷争也并不例外。

  但是,完全根据高层斗争去了解天安门事件,又未免太过思想简单了。骚动一开始,广播器所播出来的是吴德这位坚决的“温和派”,邓小平的盟友,对“阶级敌人和反革命者“发出的警告。骚动也恰好给领导层中的反邓派以借口,来剥夺他近数月来所积累的一切权力。

  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特点,即通常出现不通过正常途径而动员起来,且又独立于一切官僚派系的力量。

发展


  过去多年来,工人的政治运动总是在学生运动或是一部分官僚的庇护下发展,但是1974至1975的罢工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们显然是独立于一切外界影响的。中国工人成熟和自信的增长,部分的反映了他们人数的增多和该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此外还有其它部分人民变得和现存秩序更为分离,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好几百万的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原因是中国工业不能吸收这一批离校的生手。这样的“下放”运动歧视了工人子女和被怀疑为政治异己者,这辈年轻人自怨生不逢辰,自认为特别被剥夺了权利,好几万以至好几十万已经逃返城市,在哪他们引起了严重的犯罪问题,而且是反对意见明显的中心。

腐化


  一般中国人更有许多其它理由来埋怨毛派领袖。文化大革命极为戏剧化的暴露出的不满和紧张,大部分都无法解决,收入的巨大差额仍然在中国分隔了官僚和工人(虽然远不如好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差额那么大。)而在1973至1975的运动里,报章透露出仍有普遍的官僚贪污和滥用权力。

  历史上,毛派在国内和党内斗争两方面都是从群众运动中获取力量。文化大革命以来群众基础的崩溃以使得毛派处于困境,而且无法予高层对手以致命打击,这就是中共领导层中不稳定的权力平衡持续的根源。

  文革时,毛借用群众来反对刘少奇并予以打倒,现在推翻邓的却不是来自毛派的群众基础,而是来自邓本人的基础,即是说,由于邓的一部分的支持者的轻举妄动使到不受欢迎的紧张促成了群众抬头和表达的机会。毛主义在中国最后是退化到这个程度。

  即使在目前的危机里,这种对群众的恐惧,在毛派的策划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甚至在天安门骚动之后,他们不断提醒他们的支持者要反对独立的群众运动。

  事实上,毛近来发动的运动都能明具有极权主义的特性,同传统的毛派主张让群众参加行动和“群众路线”成了尖锐对比。在1966用漂亮的辞藻提及巴黎公社而鼓舞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是毛泽东,现在称颂中国第一位残忍的统一皇帝和法治的极权哲学实践者秦始皇的,也是毛泽东。

  毛派对群众运动的恐惧,不免削弱了他们对领导层中的“温和分子”的打击力。在邓被剥夺职权的那一天,他的密切盟友李先念经过一个时期的不公开露面又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这是不大被注意到的,但是可以显出内部的细节。此外,选来填补周的总理职位的人,华国锋,并非“激进派”,而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人选。

官僚


  但因为毛不会活的很久了,在周死后立即出现要求迅速解决领导权斗争的压力必然加强——尤其是因为“激进派”明白毛对他们派系有力的支持只能维系于他仍然生存的时候。为了惧怕群众的缘故,各派系领导人大概会把斗争局限在官僚机构之内,这样的斗争会愈来愈走标准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清算、诬告审判之路。

  但是长远下去,正如毛永远说不厌的说的那句话一样,创造历史的是群众。

  在将来爆发的斗争中,革命者是不会支持现有领导派系的任何一方,而只是和独立的工人运动站在一起,同时他们要抓紧两派对抗的政纲中用片段和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某些基本点——毛派的平均主义运动,温和分子怯懦的自由呼声——而把他们融合成新的独立革命纲领。

  1976年4月15日


译自英国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机关刊物《红色周报》(Red Weekly)146期,1976年4月15日出版
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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